#药都药市文化#【从文山药市到三七古道】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文山州）处于云贵高原东南部，是云南通往华南沿海地区和中国通往越南、东南亚的重要通道。几百年来文山渐次形成零散状态的药材交易集市，在文山道地药材的交易、集散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草医设摊到药农赶街
文山州蕴藏着丰富的药物资源，药物资源的开发利用有悠久的历史。由于文山州原住民没有留下传世的历史文本，因此目前尚未找到有关药材交易集市起源的文字记载。文山州所辖各市县，明代分别隶属临安府、广南府，清代分别隶属开化府、广南府、广西府维摩州。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由开化府知府汤大宾主持纂修的《开化府志》是该地的第一部综合性史志著作。因此，对于明代以前的药材集市状况，只能借助一些相关文献作出大致推断。
在医药没有明确分工的古代，少数民族地区通过家传、师承途径成长起来的民间草医，同样是既采药又看病。《文山县志》认为，从古至今，草医都是看病兼售药，病家诊费药费一起交付，药材通常自采自售，赶街时则设摊看病售药。
宋仁宗皇祐年间，滇东南地区的哈尼族首领龙海基因为协助狄青部将杨文广平叛有功，得到朝廷“世领六诏山区”的奖励。此后，东部沿海和中原地区的铁制农具和铸造技术传入包括文山在内的六诏山区，在生产力提高的基础上陆续形成定期举办的集市——草皮街或草坝街。有研究者由此推测，文山一带在宋代出现集市以后，因民族草医赶街时为人看病而将药材带进了草皮街集市。当药材的经济价值被人们认识，一部分山民通过各种途径掌握了辨别、采收药材的知识之后，上山采药者和集市卖药者逐渐多了起来。
文山州所辖各市县都先后出现了多个草皮街集市，相邻村镇举办集市的街日（街子天）通常按一定的间隔日期循序排开。草医每天出现在不同的集市，成为一定地域内的“走街医”。后来的一些卖药者也每天循集市而迁移售药地点，成为以售药为主业的“走街药商”。
在草皮街集市上进行交易售卖的物品多种多样，药材交易作为其中的一个大类，后来在集市上形成相对集中的交易区域。有少数集市演变成为以药材交易为主的药市，如文山恒丰药市（原佛寿街集市的一部分）和丘北县锦屏药市都是当地药材流量最大的中草药交易市场。马关县、麻栗坡县与越南相邻，两国边民肩挑马驮各种商品出入国境，以赶街的方式相互通商。几百年来，形成了都龙等多个边民互市点。每个街日，入境的越南边民少则几百人，多则上千人。交易商品中包含品种繁多的应季中药材。药材交易成为边民互市的一大特色。来到集市上参与药材交易的摊贩，以当地药农为主体，有民族草医，还有少数长期经营药材生意的药商，苗族药农占摊贩的比例占七成以上。
南国神草“金不换”
文山州所辖一市七县都位于北半球热带与温带的交界线——北回归线上。这里特有的地形、地貌、土壤和低纬度高原气候特别适合三七的生长。三七与人参、西洋参同为五加科人参属植物，是中国的特有物种。三七喜阴而畏冷寒，喜暖而忌强光，喜湿而怕积水，在文山一带长势最好。经过几个世纪的艰苦探索和辛勤培育，文山成为享誉世界的“三七之乡”。
原生三七的分布地域比较狭窄，仅为云南与广西的交界处。这里由于交通不便，与外界交流很少，因而至今尚未发现宋代以前有关三七的文字记载。明代初年，成书于1378年的《仙传外科秘方》（杨清叟撰著）一书中介绍了“飞龙夺命丹”，其中含有三七。这是“三七”之名第一次出现在中国文献中。明代《金瓶梅》第六十二回曾说到三七药：“广南镇守带的那三七药……不拘妇女甚崩漏之疾，用酒调五分末儿，吃下去即止。”这表明，明代后期在内陆某些地区已有不少人知晓三七的止血作用。
明代《本草纲目》第一次让世人对南国神草“金不换”——三七有了全面的了解。据传，在李时珍撰著《本草纲目》期间，广南府的两位军官千里迢迢将三七送到湖北蕲春，请李时珍予以鉴别。李时珍以前没有接触过三七，为验证其外用药效，特意在自己的手臂上划出一道伤口，然后涂敷三七粉末，结果伤口很快愈合。李时珍依据所获得的资料和自己的研究，在《本草纲目》中对三七作了比较详尽的介绍。
在野生三七无法满足需求的情况下，云南文山一带的药农开始进行三七的人工栽培试验。清道光年间担任云南巡抚的吴其濬在《植物名实图考》一书中，最早对三七的人工栽培作了确切记述。随着人工种植面积的扩大，三七不仅成为草皮街集市交易的主角，“不见三七不成市”，而且成为美味佳肴的配料，进入餐馆和寻常百姓家。清代初中期以后，三七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越来越高。乾隆年间《开化府志》载：“开化三七，在市出售，畅销全国。”
滇东南的“三七古道”
三七等文山地产药材外销的最大制约因素是运输。清乾隆年间《开化府志》记载，文山三七在当时主要有三条销售渠道：一是在开化府、广南府的本地集市上销售；二是向西运往蒙自、昆明等地销售；三是向东经过广西思恩府（今百色市）中转，沿水路进入岭南，在长江以南和中原地区销售。文山向西和向东很多路段没有行车的道路，只能依靠马帮来驮运。马帮是大西南地区特有的一种交通运输方式，一群赶马人及其骡马队按民间规约组织起来，运输民众需要的生活物资。
21世纪初，文山柳井彝族乡马边塘村进行新农村建设，拆除一栋颓败的老房子，在墙洞里发现一本已被烟气熏黑的布面账簿。其主人是出身民间中医世家的任树伯，账簿记录了他几次带领马帮运输、售卖三七的经历。
1907年，任树柏首次组建马帮，带领赶马人和13匹骡马，从文山柳井乡出发，驮运约半吨文山三七向中越边境进发。马帮一路上风餐露宿，遇山爬坡，过溪蹚水，穿过遍布荆棘、无人走过的原始密林，冒着遭遇猛兽攻击、土匪劫路的风险，经受断粮挨饿、蚊虫叮咬、疾病缠身等种种磨难，将药材运到红河畔的河口县。过口岸后，进入越南境内，马帮依然要走数百公里崎岖蜿蜒的山路。进入城市之前，任树柏将赶马人留在越南农村喂养骡马。最后，任树柏和随行的几个人将药材装上轮船，穿过琼州海峡，到达目的地香港。任树柏运到香港的文山三七大受欢迎，很快便销售一空，卖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好价钱。
1910年3月，滇越铁路全线通车后，任树柏和助手首先带领马帮将文山三七驮运到河口县老范寨火车站，装上火车，沿滇越铁路转运到越南海防港，然后再装上轮船，运往香港。其中有些三七经香港药材商之手，转卖到东南亚等地。任树柏等从文山出发经越南到香港，再从香港经越南返回文山，一来一回，少则三个月，多则半年左右。这条集马帮、火车、轮船于一体，以马帮为前导、起点在文山、中转站在越南、终点在香港的文山三七外贸通道，一直延续到1940年9月日军占领越南前夕。今天的文山人，将这条记录着冒险精神、励志故事的“商道”同滇西的“茶马古道”相比类，将其称为滇东南的“三七古道”。（王续琨 大连理工大学）
从草医设摊到药农赶街
文山州蕴藏着丰富的药物资源，药物资源的开发利用有悠久的历史。由于文山州原住民没有留下传世的历史文本，因此目前尚未找到有关药材交易集市起源的文字记载。文山州所辖各市县，明代分别隶属临安府、广南府，清代分别隶属开化府、广南府、广西府维摩州。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由开化府知府汤大宾主持纂修的《开化府志》是该地的第一部综合性史志著作。因此，对于明代以前的药材集市状况，只能借助一些相关文献作出大致推断。
在医药没有明确分工的古代，少数民族地区通过家传、师承途径成长起来的民间草医，同样是既采药又看病。《文山县志》认为，从古至今，草医都是看病兼售药，病家诊费药费一起交付，药材通常自采自售，赶街时则设摊看病售药。
宋仁宗皇祐年间，滇东南地区的哈尼族首领龙海基因为协助狄青部将杨文广平叛有功，得到朝廷“世领六诏山区”的奖励。此后，东部沿海和中原地区的铁制农具和铸造技术传入包括文山在内的六诏山区，在生产力提高的基础上陆续形成定期举办的集市——草皮街或草坝街。有研究者由此推测，文山一带在宋代出现集市以后，因民族草医赶街时为人看病而将药材带进了草皮街集市。当药材的经济价值被人们认识，一部分山民通过各种途径掌握了辨别、采收药材的知识之后，上山采药者和集市卖药者逐渐多了起来。
文山州所辖各市县都先后出现了多个草皮街集市，相邻村镇举办集市的街日（街子天）通常按一定的间隔日期循序排开。草医每天出现在不同的集市，成为一定地域内的“走街医”。后来的一些卖药者也每天循集市而迁移售药地点，成为以售药为主业的“走街药商”。
在草皮街集市上进行交易售卖的物品多种多样，药材交易作为其中的一个大类，后来在集市上形成相对集中的交易区域。有少数集市演变成为以药材交易为主的药市，如文山恒丰药市（原佛寿街集市的一部分）和丘北县锦屏药市都是当地药材流量最大的中草药交易市场。马关县、麻栗坡县与越南相邻，两国边民肩挑马驮各种商品出入国境，以赶街的方式相互通商。几百年来，形成了都龙等多个边民互市点。每个街日，入境的越南边民少则几百人，多则上千人。交易商品中包含品种繁多的应季中药材。药材交易成为边民互市的一大特色。来到集市上参与药材交易的摊贩，以当地药农为主体，有民族草医，还有少数长期经营药材生意的药商，苗族药农占摊贩的比例占七成以上。
南国神草“金不换”
文山州所辖一市七县都位于北半球热带与温带的交界线——北回归线上。这里特有的地形、地貌、土壤和低纬度高原气候特别适合三七的生长。三七与人参、西洋参同为五加科人参属植物，是中国的特有物种。三七喜阴而畏冷寒，喜暖而忌强光，喜湿而怕积水，在文山一带长势最好。经过几个世纪的艰苦探索和辛勤培育，文山成为享誉世界的“三七之乡”。
原生三七的分布地域比较狭窄，仅为云南与广西的交界处。这里由于交通不便，与外界交流很少，因而至今尚未发现宋代以前有关三七的文字记载。明代初年，成书于1378年的《仙传外科秘方》（杨清叟撰著）一书中介绍了“飞龙夺命丹”，其中含有三七。这是“三七”之名第一次出现在中国文献中。明代《金瓶梅》第六十二回曾说到三七药：“广南镇守带的那三七药……不拘妇女甚崩漏之疾，用酒调五分末儿，吃下去即止。”这表明，明代后期在内陆某些地区已有不少人知晓三七的止血作用。
明代《本草纲目》第一次让世人对南国神草“金不换”——三七有了全面的了解。据传，在李时珍撰著《本草纲目》期间，广南府的两位军官千里迢迢将三七送到湖北蕲春，请李时珍予以鉴别。李时珍以前没有接触过三七，为验证其外用药效，特意在自己的手臂上划出一道伤口，然后涂敷三七粉末，结果伤口很快愈合。李时珍依据所获得的资料和自己的研究，在《本草纲目》中对三七作了比较详尽的介绍。
在野生三七无法满足需求的情况下，云南文山一带的药农开始进行三七的人工栽培试验。清道光年间担任云南巡抚的吴其濬在《植物名实图考》一书中，最早对三七的人工栽培作了确切记述。随着人工种植面积的扩大，三七不仅成为草皮街集市交易的主角，“不见三七不成市”，而且成为美味佳肴的配料，进入餐馆和寻常百姓家。清代初中期以后，三七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越来越高。乾隆年间《开化府志》载：“开化三七，在市出售，畅销全国。”
滇东南的“三七古道”
三七等文山地产药材外销的最大制约因素是运输。清乾隆年间《开化府志》记载，文山三七在当时主要有三条销售渠道：一是在开化府、广南府的本地集市上销售；二是向西运往蒙自、昆明等地销售；三是向东经过广西思恩府（今百色市）中转，沿水路进入岭南，在长江以南和中原地区销售。文山向西和向东很多路段没有行车的道路，只能依靠马帮来驮运。马帮是大西南地区特有的一种交通运输方式，一群赶马人及其骡马队按民间规约组织起来，运输民众需要的生活物资。
21世纪初，文山柳井彝族乡马边塘村进行新农村建设，拆除一栋颓败的老房子，在墙洞里发现一本已被烟气熏黑的布面账簿。其主人是出身民间中医世家的任树伯，账簿记录了他几次带领马帮运输、售卖三七的经历。
1907年，任树柏首次组建马帮，带领赶马人和13匹骡马，从文山柳井乡出发，驮运约半吨文山三七向中越边境进发。马帮一路上风餐露宿，遇山爬坡，过溪蹚水，穿过遍布荆棘、无人走过的原始密林，冒着遭遇猛兽攻击、土匪劫路的风险，经受断粮挨饿、蚊虫叮咬、疾病缠身等种种磨难，将药材运到红河畔的河口县。过口岸后，进入越南境内，马帮依然要走数百公里崎岖蜿蜒的山路。进入城市之前，任树柏将赶马人留在越南农村喂养骡马。最后，任树柏和随行的几个人将药材装上轮船，穿过琼州海峡，到达目的地香港。任树柏运到香港的文山三七大受欢迎，很快便销售一空，卖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好价钱。
1910年3月，滇越铁路全线通车后，任树柏和助手首先带领马帮将文山三七驮运到河口县老范寨火车站，装上火车，沿滇越铁路转运到越南海防港，然后再装上轮船，运往香港。其中有些三七经香港药材商之手，转卖到东南亚等地。任树柏等从文山出发经越南到香港，再从香港经越南返回文山，一来一回，少则三个月，多则半年左右。这条集马帮、火车、轮船于一体，以马帮为前导、起点在文山、中转站在越南、终点在香港的文山三七外贸通道，一直延续到1940年9月日军占领越南前夕。今天的文山人，将这条记录着冒险精神、励志故事的“商道”同滇西的“茶马古道”相比类，将其称为滇东南的“三七古道”。（王续琨 大连理工大学）
路过恩施之恩施大清江景区
清江，古称夷水，全长八百里，自西向东横贯恩施土家苗族自治州，哺育了世世代代土家儿女，被称为“土家人”的母亲河。
大清江国际旅游度假区，自恩施市汾水河至巴东县水布垭，全长87公里，是清江最美、最具原生态特色的河段。全程分为红花峡、千瀑峡、蝴蝶峡三个峡段，峡谷两岸屏峦如画、石峰雄奇、飞瀑流泉。两岸的吊脚楼和土家田园掩映在青山碧水间，风景迷人，风情醉人，被中外游客赞誉为土家最美的河。
大清江游船的船票180元，从恩施市三岔镇汾水河北岸旅游码头上船～蝴蝶崖折返，单程50公里，来回一百公里，时长五个小时。
清江的水绿莹莹的，特别是蝴蝶崖那里，水绿得仿若绿宝石般迷人。
游船每次经过景阳大桥的码头时都会鸣笛两声示意。
大清江景区的著名景点有：红花淌石林、大岩洞瀑布、千瀑峡、彩虹桥（景阳大桥）、五花暮霭、景阳峡谷、思过崖、笑面睡佛、清江石屏、清江壁画、五兄弟峰、世界第一高坝(水布垭大坝)，蝴蝶崖，廪君山
这里有14个景点，我查询了好久也不确定哪4个不是“清江十景”，实在是对不起了！
“清江十景”之一的蝴蝶崖，是恩施大清江风景区的标志性景点，因山崖形似蝴蝶展翅而得名。
“清江十景”之一的笑面睡佛，一块黄色的岩壁，岩壁间的黑色水印，勾勒出一个笑面睡佛，眼睛、鼻子、嘴巴、袈裟清晰可见，我真的第一次看见这么清晰的睡佛，一眼就能看出来。
被评为世界优秀民歌之一的湖北民歌《龙船调》，“ 妹娃要过河，哪个来推我嘛......”这条河指的就是清江了。
推荐指数：五颗星⭐⭐⭐⭐⭐
打卡日期：2022.07.16
#流浪地图##带着微博去旅行# https://t.cn/EolXFIM
清江，古称夷水，全长八百里，自西向东横贯恩施土家苗族自治州，哺育了世世代代土家儿女，被称为“土家人”的母亲河。
大清江国际旅游度假区，自恩施市汾水河至巴东县水布垭，全长87公里，是清江最美、最具原生态特色的河段。全程分为红花峡、千瀑峡、蝴蝶峡三个峡段，峡谷两岸屏峦如画、石峰雄奇、飞瀑流泉。两岸的吊脚楼和土家田园掩映在青山碧水间，风景迷人，风情醉人，被中外游客赞誉为土家最美的河。
大清江游船的船票180元，从恩施市三岔镇汾水河北岸旅游码头上船～蝴蝶崖折返，单程50公里，来回一百公里，时长五个小时。
清江的水绿莹莹的，特别是蝴蝶崖那里，水绿得仿若绿宝石般迷人。
游船每次经过景阳大桥的码头时都会鸣笛两声示意。
大清江景区的著名景点有：红花淌石林、大岩洞瀑布、千瀑峡、彩虹桥（景阳大桥）、五花暮霭、景阳峡谷、思过崖、笑面睡佛、清江石屏、清江壁画、五兄弟峰、世界第一高坝(水布垭大坝)，蝴蝶崖，廪君山
这里有14个景点，我查询了好久也不确定哪4个不是“清江十景”，实在是对不起了！
“清江十景”之一的蝴蝶崖，是恩施大清江风景区的标志性景点，因山崖形似蝴蝶展翅而得名。
“清江十景”之一的笑面睡佛，一块黄色的岩壁，岩壁间的黑色水印，勾勒出一个笑面睡佛，眼睛、鼻子、嘴巴、袈裟清晰可见，我真的第一次看见这么清晰的睡佛，一眼就能看出来。
被评为世界优秀民歌之一的湖北民歌《龙船调》，“ 妹娃要过河，哪个来推我嘛......”这条河指的就是清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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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郑州读懂最早中国##华夏文明根在中原#咆哮万里的滔滔黄河，穿越晋陕高原后，突然折而向东，冲出豫西大峡谷，流入古老的中原腹地——郑州。这里一向被誉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中华民族的摇篮。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哺育了两岸人民，伴随着他们从猿到人，再向着现代人迈进。经过考古发现已证实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年的文明史。
郑州地区嵩山东南麓，广泛分布有大量的距今5万至3万年的旧石器地点。其中有人类长期居住的营地，还有专门的石器加工场所。这些遗址群沿古代河流两侧分布，系统地展示了该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人类聚落与栖息形态。
荥阳织机洞遗址位于郑州西南50公里处，地处嵩山北侧的低山丘陵区边缘，下层年代为5万年至3.5万年。这里的生态环境自然天成，极适宜古人类的生存与进化。织机洞遗址古人类文化涉及面很广，厚达24米，火堆遗存和灰烬层的发现，证明当时具有很高的用火能力。火的发明使人类摆脱了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开始向着智人演化迈进。
新石器早期，人们已经开始以食用粮食为主、狩猎为辅的生活方式，进而结束了四处迁徙的生活——氏族社会开始出现。氏族是一种古老的社会组织，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它们有着自己的部落名称和图腾标志，如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有熊氏等。图腾是人类的原始宗教崇拜，是姓氏之源。
李家沟遗址位于新密市岳村镇李家沟村西，该遗址为目前中原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处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文化遗存。该遗址所处年代距今8600年至10500年，其重要发现为细石器、局部磨光石器和素面夹粗砂陶片、大型石制品、人工搬运石块等。
裴李岗文化属于新石器早期文化，距今7000年至9000年，以新郑西北7.5公里的裴李岗命名。当时已经出现原始锄耕农业和聚居的村落，先民们过着较为安稳的定居生活。裴李岗出土典型器物为石磨盘、石磨棒、石铲、石斧、陶壶等遗物。石磨盘的形状像一块长石板，一般长70厘米左右，像鞋底状，是可供谷物脱壳的加工工具。
大约从仰韶中晚期开始，中原大地上邦国林立、群雄逐鹿，已经进入到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的历史时期。城邑这一新的聚落形态应运而生。
西山古城遗址坐落在郑州北郊23公里处的邙岭余脉上，距今5300年至4800年，城垣面积约3万平方米，其时代属仰韶文化晚期的秦王寨类型。学术界认为，这一时代的文化正是黄帝及其部族创建的，西山古城被誉为“中华第一城”。西山古城遗址位于郑州地区仰韶文化聚落群的中部，东距大河村遗址约17公里，西距青台遗址约12公里，距点军台遗址约9公里，距秦王寨遗址约17公里，南距后庄王遗址约6公里，距陈庄遗址约15公里。另外，许多著名的遗址也都距西山城址不远，其时代均属仰韶文化晚期的秦王寨类型。而这些遗址中，规模超过西山古城的仅大河村一处，但是那里却没有发现城垣遗址，因而西山城址应该是这一区域的中心要邑。
《淮南子·原道训》云：“黄帝始立城邑以居。”是否可以说，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起源于黄帝时代，黄帝族团发轫于郑州地区呢？
仰韶文化距今5000年至7000年，是黄河流域一支古老而强大的文化脉系，绵延数千年，纵横近万里，在世界范围内实属罕见。
大河村遗址是黄河流域又一处新石器时期的远古村落，它位于郑州市东北，柳林乡大河村西南约1公里的慢坡岗上，面积达40万平方米。大河村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古代文化遗迹和遗物，计有房基、窖穴、陶制品等。其中有一组四间东西相连的排房，共墙而建，墙壁残存最高部分达1米以上，基本可以看出当时的建筑结构和建筑过程。这组房基内出土器物相当丰富，其中一件双连壶和白衣彩陶钵格外引人注目，是大河村出土器物中最精美者。据最新报道，考古发现了大河村仰韶晚期城垣遗址，与双槐树遗址属于同时期，其走向、性质、作用对重新审视遗址在郑州地区仰韶遗址群和对外文化交流中占据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增添了新的科学资料。
位于黄河与洛河交汇处的河洛地区，自古便有“天地之中”的说法，被视为华夏文明的核心地带。考古工作者经过系统调查和大规模勘探，已确定巩义双槐树遗址残存面积117万平方米，是一处仰韶文化中晚期至龙山文化的大型聚落遗址，距今5300年。
在此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阶段的三重大型环壕遗址和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具有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版筑的大型夯土地基。这座史前遗址是华夏集团文化与文明的载体，被专家学者命名为“河洛古国”，认为它很可能是黄帝时代的都邑所在地，至少是早期中国的酝酿阶段。
黄帝是上古传说中一位名动四海、彪炳千秋的大英雄。他首次实现了万国氏族部落的大融合，肇造中华文明，创造了文字和姓氏，发明了宫室城堡，以及宗教、天文学等，推动了人类文明的伟大进程。《庄子》曰：“世之所高，莫若黄帝。”从而黄帝被后世子孙尊奉为中华文明始祖。换言之，凡我中华儿女同为炎黄子孙，我们的祖根、主根皆在中原，在河南。
“唯唯客家，系出中原，根在河洛”。所谓的“河洛”，即黄河之南、伊洛水及嵩山周围一带。换言之，中原地区不仅是国家率先诞生的地方，也是中华姓氏发展的源头。
黄帝时代结束，终于迎来了万国林立、城池营垒的龙山时代。龙山文化是继仰韶文化之后，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从而构建起以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为主体的史前文化序列。一切迹象表明它们和商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中间没有缺环。这说明伟大的华夏文明，瓜瓞绵绵从没有断线。
夏商周三代皆建都在河洛之间，至此河南就牢固确立了其“天下之中”的政治地位。考古学家曾经在登封王城岗发掘到一座带护城壕的大型城址，总面积达34.8万平方米，从地望看，恰好与史书记载“禹都阳城”的地望相符合。王城岗古城遗址的发现，对探索早期夏文化是一次重大突破。
新密新砦城址是河南境内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的龙山文化城址，位于新密市东23公里刘寨镇新砦村西部，面积约100万平方米。中原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批六大都邑之一，可能是历史记载中的“夏启之居”。夏传子家天下，禹直接把王位传给了儿子启，从而将“禅让”制变为“世袭”制。
商汤灭夏后，在郑州建立起第二个王权国家，距今3600年，并且在郑州留下一座雄伟而庄严的都城遗址。郑州商城为商初“亳都”的认定，确立了该城在中国古代史上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是迄今所知我国商代最早，而且最大的一座王都。
从考古发掘看，郑州商城延续使用时间大概有上百年历史。经过几代考古人数十年的考古发掘，除探明商城城垣遗址、宫殿遗址外，还发现大量的青铜器。郑州张寨南街窖藏坑出土的杜岭一号和杜岭二号大方鼎，虽然没有安阳殷墟出土的“司母戊”铜方鼎大，却比它早100多年，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商代前期青铜器中罕见的重器。
郑韩故城南距郑州40公里，是一座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古城，是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和韩国的都城遗址。郑国在此建都长达390年，于公元前375年被韩哀侯所灭。韩灭郑后，将国都从阳翟（河南禹县）迁于此，而后延续130多年，于公元前230年被秦所灭。新郑是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和韩国先后建都的地方，影响远非一般。
莲鹤方壶出土于新郑，出土时为一对，被誉为“青铜时代的杰出代表”。莲鹤方壶设计奇特，铸造精巧，给人一种华丽富贵之感。
列鼎制度是西周时期确立的贵族等级的体现。鼎在祭祀、宴飨、随葬时的数量，依贵族身份分为五等，天子可享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依次递减，不得逾越，这便是“藏礼于器”。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天下云扰幅裂。郑国曾用“九鼎八簋”向天下宣告自己的强盛，也向后人揭开了“礼崩乐坏”的历史事实。
中华5000年，以无与伦比的凝聚力，形成一个伟大的民族。而民族大融合的过程，即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和原居民四处播迁的历史过程。华夏文明的火种也随之洒向大江以南、闽粤之地，随后走向世界。
俯视中华民族姓氏的分布，犹如一株巨大的榕树，其冠如盖，铺天盖地。而这棵大树的根就在中原，其冠犹如繁星布满天际。（网信郑州）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哺育了两岸人民，伴随着他们从猿到人，再向着现代人迈进。经过考古发现已证实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年的文明史。
郑州地区嵩山东南麓，广泛分布有大量的距今5万至3万年的旧石器地点。其中有人类长期居住的营地，还有专门的石器加工场所。这些遗址群沿古代河流两侧分布，系统地展示了该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人类聚落与栖息形态。
荥阳织机洞遗址位于郑州西南50公里处，地处嵩山北侧的低山丘陵区边缘，下层年代为5万年至3.5万年。这里的生态环境自然天成，极适宜古人类的生存与进化。织机洞遗址古人类文化涉及面很广，厚达24米，火堆遗存和灰烬层的发现，证明当时具有很高的用火能力。火的发明使人类摆脱了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开始向着智人演化迈进。
新石器早期，人们已经开始以食用粮食为主、狩猎为辅的生活方式，进而结束了四处迁徙的生活——氏族社会开始出现。氏族是一种古老的社会组织，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它们有着自己的部落名称和图腾标志，如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有熊氏等。图腾是人类的原始宗教崇拜，是姓氏之源。
李家沟遗址位于新密市岳村镇李家沟村西，该遗址为目前中原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处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文化遗存。该遗址所处年代距今8600年至10500年，其重要发现为细石器、局部磨光石器和素面夹粗砂陶片、大型石制品、人工搬运石块等。
裴李岗文化属于新石器早期文化，距今7000年至9000年，以新郑西北7.5公里的裴李岗命名。当时已经出现原始锄耕农业和聚居的村落，先民们过着较为安稳的定居生活。裴李岗出土典型器物为石磨盘、石磨棒、石铲、石斧、陶壶等遗物。石磨盘的形状像一块长石板，一般长70厘米左右，像鞋底状，是可供谷物脱壳的加工工具。
大约从仰韶中晚期开始，中原大地上邦国林立、群雄逐鹿，已经进入到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的历史时期。城邑这一新的聚落形态应运而生。
西山古城遗址坐落在郑州北郊23公里处的邙岭余脉上，距今5300年至4800年，城垣面积约3万平方米，其时代属仰韶文化晚期的秦王寨类型。学术界认为，这一时代的文化正是黄帝及其部族创建的，西山古城被誉为“中华第一城”。西山古城遗址位于郑州地区仰韶文化聚落群的中部，东距大河村遗址约17公里，西距青台遗址约12公里，距点军台遗址约9公里，距秦王寨遗址约17公里，南距后庄王遗址约6公里，距陈庄遗址约15公里。另外，许多著名的遗址也都距西山城址不远，其时代均属仰韶文化晚期的秦王寨类型。而这些遗址中，规模超过西山古城的仅大河村一处，但是那里却没有发现城垣遗址，因而西山城址应该是这一区域的中心要邑。
《淮南子·原道训》云：“黄帝始立城邑以居。”是否可以说，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起源于黄帝时代，黄帝族团发轫于郑州地区呢？
仰韶文化距今5000年至7000年，是黄河流域一支古老而强大的文化脉系，绵延数千年，纵横近万里，在世界范围内实属罕见。
大河村遗址是黄河流域又一处新石器时期的远古村落，它位于郑州市东北，柳林乡大河村西南约1公里的慢坡岗上，面积达40万平方米。大河村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古代文化遗迹和遗物，计有房基、窖穴、陶制品等。其中有一组四间东西相连的排房，共墙而建，墙壁残存最高部分达1米以上，基本可以看出当时的建筑结构和建筑过程。这组房基内出土器物相当丰富，其中一件双连壶和白衣彩陶钵格外引人注目，是大河村出土器物中最精美者。据最新报道，考古发现了大河村仰韶晚期城垣遗址，与双槐树遗址属于同时期，其走向、性质、作用对重新审视遗址在郑州地区仰韶遗址群和对外文化交流中占据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增添了新的科学资料。
位于黄河与洛河交汇处的河洛地区，自古便有“天地之中”的说法，被视为华夏文明的核心地带。考古工作者经过系统调查和大规模勘探，已确定巩义双槐树遗址残存面积117万平方米，是一处仰韶文化中晚期至龙山文化的大型聚落遗址，距今5300年。
在此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阶段的三重大型环壕遗址和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具有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版筑的大型夯土地基。这座史前遗址是华夏集团文化与文明的载体，被专家学者命名为“河洛古国”，认为它很可能是黄帝时代的都邑所在地，至少是早期中国的酝酿阶段。
黄帝是上古传说中一位名动四海、彪炳千秋的大英雄。他首次实现了万国氏族部落的大融合，肇造中华文明，创造了文字和姓氏，发明了宫室城堡，以及宗教、天文学等，推动了人类文明的伟大进程。《庄子》曰：“世之所高，莫若黄帝。”从而黄帝被后世子孙尊奉为中华文明始祖。换言之，凡我中华儿女同为炎黄子孙，我们的祖根、主根皆在中原，在河南。
“唯唯客家，系出中原，根在河洛”。所谓的“河洛”，即黄河之南、伊洛水及嵩山周围一带。换言之，中原地区不仅是国家率先诞生的地方，也是中华姓氏发展的源头。
黄帝时代结束，终于迎来了万国林立、城池营垒的龙山时代。龙山文化是继仰韶文化之后，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从而构建起以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为主体的史前文化序列。一切迹象表明它们和商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中间没有缺环。这说明伟大的华夏文明，瓜瓞绵绵从没有断线。
夏商周三代皆建都在河洛之间，至此河南就牢固确立了其“天下之中”的政治地位。考古学家曾经在登封王城岗发掘到一座带护城壕的大型城址，总面积达34.8万平方米，从地望看，恰好与史书记载“禹都阳城”的地望相符合。王城岗古城遗址的发现，对探索早期夏文化是一次重大突破。
新密新砦城址是河南境内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的龙山文化城址，位于新密市东23公里刘寨镇新砦村西部，面积约100万平方米。中原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批六大都邑之一，可能是历史记载中的“夏启之居”。夏传子家天下，禹直接把王位传给了儿子启，从而将“禅让”制变为“世袭”制。
商汤灭夏后，在郑州建立起第二个王权国家，距今3600年，并且在郑州留下一座雄伟而庄严的都城遗址。郑州商城为商初“亳都”的认定，确立了该城在中国古代史上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是迄今所知我国商代最早，而且最大的一座王都。
从考古发掘看，郑州商城延续使用时间大概有上百年历史。经过几代考古人数十年的考古发掘，除探明商城城垣遗址、宫殿遗址外，还发现大量的青铜器。郑州张寨南街窖藏坑出土的杜岭一号和杜岭二号大方鼎，虽然没有安阳殷墟出土的“司母戊”铜方鼎大，却比它早100多年，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商代前期青铜器中罕见的重器。
郑韩故城南距郑州40公里，是一座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古城，是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和韩国的都城遗址。郑国在此建都长达390年，于公元前375年被韩哀侯所灭。韩灭郑后，将国都从阳翟（河南禹县）迁于此，而后延续130多年，于公元前230年被秦所灭。新郑是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和韩国先后建都的地方，影响远非一般。
莲鹤方壶出土于新郑，出土时为一对，被誉为“青铜时代的杰出代表”。莲鹤方壶设计奇特，铸造精巧，给人一种华丽富贵之感。
列鼎制度是西周时期确立的贵族等级的体现。鼎在祭祀、宴飨、随葬时的数量，依贵族身份分为五等，天子可享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依次递减，不得逾越，这便是“藏礼于器”。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天下云扰幅裂。郑国曾用“九鼎八簋”向天下宣告自己的强盛，也向后人揭开了“礼崩乐坏”的历史事实。
中华5000年，以无与伦比的凝聚力，形成一个伟大的民族。而民族大融合的过程，即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和原居民四处播迁的历史过程。华夏文明的火种也随之洒向大江以南、闽粤之地，随后走向世界。
俯视中华民族姓氏的分布，犹如一株巨大的榕树，其冠如盖，铺天盖地。而这棵大树的根就在中原，其冠犹如繁星布满天际。（网信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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