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明星# 张艺谋小31岁妻子带娃出游，打扮少女气质赛明星，小女儿眉眼像爸。
9月11日晚，张艺谋妻子陈婷罕见分享带娃出游日常，并高调晒出母女合照，引起网友围观。
陈婷带女儿现身某北京知名游乐园，她回忆起游玩的这一天，自嘲：“费体力、费嗓子。”
作为三个孩子的妈妈，游乐园对于陈婷而言自然不是陌生的地方。如今孩子渐渐长大，她终于有时间撒开手自己去玩，字里行间都是为人母的不容易。
文末，陈婷表示看见女儿开心玩耍的样子竟然有些泪目，她感叹道：“永葆童心真的很好。”
陈婷还晒出了一张母女合照，画面温馨。她穿着粉色上衣，头上戴着一个卡通蝴蝶结，打扮少女感十足。虽然已是39岁的年龄，陈婷皮肤依旧精致，大眼睛水汪汪的，高颜值肤白貌美，气质赛明星，丝毫不像三个孩子的妈妈。
身旁的小女儿张壹娇早已成长得亭亭玉立，笑起来稍显腼腆。网友第一反应就是感叹张艺谋基因的强大，仔细看小女儿的眉眼都能看见张艺谋的影子。
母女合照曝光后，大家纷纷表示：“小女儿都这么大了，母女在一起逛逛真高兴。”
看惯了娱乐圈纷纷扰扰的狗血感情，张艺谋和陈婷可以说是一股清流，结婚多年依旧恩爱至今。
当年，张艺谋和他的前妻肖华离婚后，认识了年仅18岁的陈婷，由于两人有着31岁的巨大年龄差，让世人对他们的感情抱以很大偏见。
但他们却无惧纷扰，安心过着自己的小日子，一位继续做忙于事业的名导，一位在家担起了教育孩子的重任。
转眼间，三位孩子已慢慢长大，都成长得非常优秀。大儿子张壹男在电影领域小有建树、高中起就当导演，二儿子张壹丁阳光帅气，女儿张壹娇文静乖巧，让人纷纷感叹：“张艺谋好福气。”
一个月前，陈婷晒出了一家五口的合照，一家人互相搂肩搭背，各个笑容满面，画面十分幸福。
世界上最开心的事情莫过于身旁有家人相伴了。我们也祝愿张艺谋和陈婷能继续相守到老，一家五口幸福美满！
9月11日晚，张艺谋妻子陈婷罕见分享带娃出游日常，并高调晒出母女合照，引起网友围观。
陈婷带女儿现身某北京知名游乐园，她回忆起游玩的这一天，自嘲：“费体力、费嗓子。”
作为三个孩子的妈妈，游乐园对于陈婷而言自然不是陌生的地方。如今孩子渐渐长大，她终于有时间撒开手自己去玩，字里行间都是为人母的不容易。
文末，陈婷表示看见女儿开心玩耍的样子竟然有些泪目，她感叹道：“永葆童心真的很好。”
陈婷还晒出了一张母女合照，画面温馨。她穿着粉色上衣，头上戴着一个卡通蝴蝶结，打扮少女感十足。虽然已是39岁的年龄，陈婷皮肤依旧精致，大眼睛水汪汪的，高颜值肤白貌美，气质赛明星，丝毫不像三个孩子的妈妈。
身旁的小女儿张壹娇早已成长得亭亭玉立，笑起来稍显腼腆。网友第一反应就是感叹张艺谋基因的强大，仔细看小女儿的眉眼都能看见张艺谋的影子。
母女合照曝光后，大家纷纷表示：“小女儿都这么大了，母女在一起逛逛真高兴。”
看惯了娱乐圈纷纷扰扰的狗血感情，张艺谋和陈婷可以说是一股清流，结婚多年依旧恩爱至今。
当年，张艺谋和他的前妻肖华离婚后，认识了年仅18岁的陈婷，由于两人有着31岁的巨大年龄差，让世人对他们的感情抱以很大偏见。
但他们却无惧纷扰，安心过着自己的小日子，一位继续做忙于事业的名导，一位在家担起了教育孩子的重任。
转眼间，三位孩子已慢慢长大，都成长得非常优秀。大儿子张壹男在电影领域小有建树、高中起就当导演，二儿子张壹丁阳光帅气，女儿张壹娇文静乖巧，让人纷纷感叹：“张艺谋好福气。”
一个月前，陈婷晒出了一家五口的合照，一家人互相搂肩搭背，各个笑容满面，画面十分幸福。
世界上最开心的事情莫过于身旁有家人相伴了。我们也祝愿张艺谋和陈婷能继续相守到老，一家五口幸福美满！
#众乐乐娱乐法日历# 新闻综合点名批评教师应援！谈谈教师必懂的法律知识
中国古代就有教师节。
最早的时候，每个老师门下都有若干弟子，这些弟子每年总会相约在师傅的生日那天举行一个简朴而庄重的仪式，用虔敬的心态向师长送去敬仰和祝福。
自1931年以来，我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共有过4个不同日期的教师节。
我国最早出现的教师节是1931年，当时，教育界知名教授邰爽秋、程其保等联络京、沪教育界人士，拟定每年6月6日为教师节，并发表《教师节宣言》，提出改善教师待遇、保障教师工作、增进教师修养3项目标。这个教师节当时并没有被国民政府承认，但在全国各地产生了一定影响。
此后，193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另立孔子诞辰日(8月27日)为教师节，并颁发了《教师节纪念暂行办法》，但当时也未能在全国推行。
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共同商定，将教师节与“五一”国际劳动节合并在一起，作为我国的教师节。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节日实际上并未得到推广实行。
为了发扬“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提高教师地位，1985年1月21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正式通过国务院关于建立老师节的议案确定每年9月 10日为中国教师节。每年这个时节新生入学，设立节日开展尊师重教活动，可以给教师教好、学生学好创造良好的气氛，促进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尊师重教、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社会风尚。从此，人民教师正式有了自己的节日。
教师是一份神圣而又光荣的职业。然而，近年来爆出许多和教师有关的新闻，让人看了觉得诧异。看来，是时候给尊敬的老师们普普法了！
一、教师须承担的安全职责有哪些？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等相关法律、规章的规定，学校对在校未成年学生负有安全教育、管理和保护的职责。
实践中，学校对在校未成年学生的安全教育、管理和保护的职责主要表现为：学校应当提供符合安全标准的校舍、场地、其他教育教学设施和生活设施；应当对在校学生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和自护自救教育；应当按照规定，建立健全安全制度，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预防和消除教育教学环境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当发生伤害事故时，应当及时采取措施，救助受伤害学生。对于业已发生的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如有过错（即未履行前述职责），则应当承担与其过错大小相适应的法律责任。
二、日常教学中的安全及防范
根据《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学校在日常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应当遵循教学规范，落实安全管理要求，合理预见、积极防范可能发生的风险。
在上学期间，学生大部分时间是在课堂上度过的，因此，建立教学活动常规，保护课堂上学生的安全，是学校安全管理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未成年学生生性好动，自我保护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较为欠缺，如果对其疏于教育和管理，很有可能会招致意想不到的后果。鉴于此，学校应当建立教学活动的基本安全规范，并要求任课教师切实承担起安全管理职责，保护学生的安全和健康。
在课堂进行过程中，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任课教师都不能撇下学生离开课堂而让学生处于“放羊”状态。回办公室取教具、上厕所或者外出看病，都不能成为教师中途离岗的理由。确因情况特殊必须离开课堂的，任课教师应当事先征得学校领导的同意，并由学校安排其他教师代课。
三、要划清教育惩戒与体罚的界限
由于体罚具有危害性，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义务教育法》、《教师法》以及《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都予以明令禁止。根据我国现行有关法律的规定，教师体罚学生可能面临着三个方面的法律责任：
1、行政责任。
对学生实施体罚行为的教师，可能会被相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行政处罚。其中行政处分由学校或教育行政部门做出，其种类包括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和开除等６种形式。行政处罚则由教育行政部门或公安机关做出，其中前者做出的处罚主要包括警告、撤销教师资格等；后者做出的处罚是予以治安拘留（期限为一至十五日），主要适用于教师的体罚给学生的身体造成明显的伤害（轻微伤等级），但又不够刑事立案标准的情形。
2、民事责任
体罚给学生造成身体伤害的，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属于侵害生命权、健康权的侵权行为，应当赔偿受害者医疗费、营养费、护理费、误工费等损失和支出；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造成受害者精神痛苦的，还应当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3、刑事责任
体罚造成学生身体受到严重伤害（轻伤或重伤等级）或导致学生死亡的，按照《刑法》的规定，构成故意伤害罪，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实施了体罚学生行为的教师而言，根据违法情节轻重程度的不同，有可能只是承担以上三种责任的一种，也有可能是同时承担两种或三种责任。
参考文献
1、教师节的由来你知道吗？世界各地教师节是几月几日？
2、【教学风采】教师必知的法律法规
中国古代就有教师节。
最早的时候，每个老师门下都有若干弟子，这些弟子每年总会相约在师傅的生日那天举行一个简朴而庄重的仪式，用虔敬的心态向师长送去敬仰和祝福。
自1931年以来，我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共有过4个不同日期的教师节。
我国最早出现的教师节是1931年，当时，教育界知名教授邰爽秋、程其保等联络京、沪教育界人士，拟定每年6月6日为教师节，并发表《教师节宣言》，提出改善教师待遇、保障教师工作、增进教师修养3项目标。这个教师节当时并没有被国民政府承认，但在全国各地产生了一定影响。
此后，193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另立孔子诞辰日(8月27日)为教师节，并颁发了《教师节纪念暂行办法》，但当时也未能在全国推行。
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共同商定，将教师节与“五一”国际劳动节合并在一起，作为我国的教师节。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节日实际上并未得到推广实行。
为了发扬“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提高教师地位，1985年1月21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正式通过国务院关于建立老师节的议案确定每年9月 10日为中国教师节。每年这个时节新生入学，设立节日开展尊师重教活动，可以给教师教好、学生学好创造良好的气氛，促进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尊师重教、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社会风尚。从此，人民教师正式有了自己的节日。
教师是一份神圣而又光荣的职业。然而，近年来爆出许多和教师有关的新闻，让人看了觉得诧异。看来，是时候给尊敬的老师们普普法了！
一、教师须承担的安全职责有哪些？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等相关法律、规章的规定，学校对在校未成年学生负有安全教育、管理和保护的职责。
实践中，学校对在校未成年学生的安全教育、管理和保护的职责主要表现为：学校应当提供符合安全标准的校舍、场地、其他教育教学设施和生活设施；应当对在校学生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和自护自救教育；应当按照规定，建立健全安全制度，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预防和消除教育教学环境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当发生伤害事故时，应当及时采取措施，救助受伤害学生。对于业已发生的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如有过错（即未履行前述职责），则应当承担与其过错大小相适应的法律责任。
二、日常教学中的安全及防范
根据《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学校在日常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应当遵循教学规范，落实安全管理要求，合理预见、积极防范可能发生的风险。
在上学期间，学生大部分时间是在课堂上度过的，因此，建立教学活动常规，保护课堂上学生的安全，是学校安全管理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未成年学生生性好动，自我保护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较为欠缺，如果对其疏于教育和管理，很有可能会招致意想不到的后果。鉴于此，学校应当建立教学活动的基本安全规范，并要求任课教师切实承担起安全管理职责，保护学生的安全和健康。
在课堂进行过程中，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任课教师都不能撇下学生离开课堂而让学生处于“放羊”状态。回办公室取教具、上厕所或者外出看病，都不能成为教师中途离岗的理由。确因情况特殊必须离开课堂的，任课教师应当事先征得学校领导的同意，并由学校安排其他教师代课。
三、要划清教育惩戒与体罚的界限
由于体罚具有危害性，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义务教育法》、《教师法》以及《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都予以明令禁止。根据我国现行有关法律的规定，教师体罚学生可能面临着三个方面的法律责任：
1、行政责任。
对学生实施体罚行为的教师，可能会被相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行政处罚。其中行政处分由学校或教育行政部门做出，其种类包括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和开除等６种形式。行政处罚则由教育行政部门或公安机关做出，其中前者做出的处罚主要包括警告、撤销教师资格等；后者做出的处罚是予以治安拘留（期限为一至十五日），主要适用于教师的体罚给学生的身体造成明显的伤害（轻微伤等级），但又不够刑事立案标准的情形。
2、民事责任
体罚给学生造成身体伤害的，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属于侵害生命权、健康权的侵权行为，应当赔偿受害者医疗费、营养费、护理费、误工费等损失和支出；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造成受害者精神痛苦的，还应当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3、刑事责任
体罚造成学生身体受到严重伤害（轻伤或重伤等级）或导致学生死亡的，按照《刑法》的规定，构成故意伤害罪，应当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实施了体罚学生行为的教师而言，根据违法情节轻重程度的不同，有可能只是承担以上三种责任的一种，也有可能是同时承担两种或三种责任。
参考文献
1、教师节的由来你知道吗？世界各地教师节是几月几日？
2、【教学风采】教师必知的法律法规
【#同仁堂告了同仁堂# ？都是“老字号”到底谁在侵权】日前，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北京同仁堂”）向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津同仁堂”）提起商标字号侵权诉讼，这让外界再次关注同仁堂老字号的历史问题。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许多企业都想获得这些同仁堂企业的品牌授权，因为这一品牌早已在国内深入人心，因此生产美妆、茶饮等单品，如果打上‘同仁堂’的相关品牌，销量肯定不一样。”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北京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几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打着“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销售大健康产品的商家多不胜数，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上述广州经销商说。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许多企业都想获得这些同仁堂企业的品牌授权，因为这一品牌早已在国内深入人心，因此生产美妆、茶饮等单品，如果打上‘同仁堂’的相关品牌，销量肯定不一样。”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北京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几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打着“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销售大健康产品的商家多不胜数，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上述广州经销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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