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着耳机里的纯音乐，突然想起来，此时此刻的每一分每一秒会不会是将来的我所怀念的呢？会不会像怀念高中的那群伙伴那段岁月一样怀念今天发生的事遇到的人呢？昨天朋友和我说起时间过得太快了，马上我们就要毕业了，对于未知的迷茫从来没有停止过，害怕毕业又憧憬毕业，毕业之后就是真正的各奔东西了，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再见一面了，也许今天难熬的日子就是明天怀念的日子吧。
命运在敲窗
（选自《岁月芳华—陈钢随想曲》）
我捂着耳朵满街逃。走到东，街头喇叭响起了巴赫—古诺的《圣母颂》，可那袅袅仙乐怎么地变成了爵士与迪斯科？这可真是对我们“音乐之父”巴赫爷爷的亵渎！走到西，巷尾又传出了曾经使多少恋人为之倾倒、洒泪的柴可夫斯基《悲怆交响曲》中抒情的副题；可是，通过安东尼乐队之手，它竟变成了轻歌曼舞的“消闲音乐”。是可忍，孰不可忍！这可真是对老柴的大不恭敬呀！
好不容易回到了家，赶紧打扫耳朵，扭开调频，电台正好在播放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这才使我松开了心头千千结，冲冠的怒发也平顺了下来……
乐曲的“基石”是帕格尼尼在《随想曲》中用过的一个主题。它写得真够好，言简意赅，怪不得它既被拉赫玛尼诺夫所看中，也为李斯特和勃拉姆斯所青睐（他们曾分别用此主题创作了不同的钢琴曲）呢！拉赫玛尼诺夫就是用这块“基石”构筑起他的“狂想曲”大厦。一个主题引出了整整二十四首变奏——忽而纯静典雅，忽而轻快矫健，忽而幻想，忽而戏谑，忽而从主线退至背景，衬托出用中世纪歌调《愤怒的日子》所表现的“邪恶的力量的发展”；忽而又以钢琴来模仿帕格尼尼那“魔鬼般的拨奏技巧”……拉赫玛尼诺夫活像个音乐“齐天大圣”，将同一个“老孙”变成了面目迥异、各自不同的“七十二个”“小孙”。这——就是音乐的魔力！同样一个旋律，由于节奏、力速与演奏法的改变，可使形象“两极转换”；就像川剧中的“变脸”——《断桥》中的小青，见许仙到来，顿时怒火中烧，脸色数度变换，始而由青变红，再变成绿色或黑色那样。君不见《东方红》就是将陕北情歌《骑白马》的节奏放慢后谱写成的吗？那么，如果我们再将节奏变换和加快的话，《东方红》又何尝不
能改编成一首欢快的秧歌舞曲呢？！同出一辙，却又千姿百态，这里不无艺术的奥秘呀！美国“现代音乐之父”科普兰讲过：“永远记住，主题不过是一些音符的连续。只要改变力度，我们就能把一些音符的情感加以转变。改变一个和声，这主题就有一种新的感染力；或者用不同的节奏来处理，同样这几个音就成为一首战斗的舞曲，而不再是一首摇篮曲……”
音乐中的这种“转义”，犹如语言中的“语码转换”。在“语义场”中，每个词的词义（“语码”），取决于其在语言结构中的位置和它与场内其他词的关系。诗歌中“象”与“言”的关系也是如此；词常因组合次序与复合成分的不同，而造成了同“言”不同“象”和多义歧解的复杂的艺术效果。据统计，“月”字在杜甫诗集中复现凡一百零一次，但是“言”同“象”异，在同一个语言外壳下面，可以蕴含种种各不相同的意象含义。如杜甫在相隔一年中所写的《春宿左省》与《秦州杂诗》中的“月”的意象就各个不同——上诗中的“月傍九霄多”寄托了他对国家大事满怀希望的胸襟；而下诗中的“不夜月临关”则是咏叹他慷慨悲凉的“浮云游子意”的“玉关情”（见陈植锷《诗歌意象论》）。真是“诗无达诂”呀！
在各种艺术品种中，音乐的符号系统是最为开放的动态结构。所谓“音乐形象”，至多是指通过文字暗示提供的一个约定俗成的联想框架，而绝不可能是预制的具象；乐汇的细微量变，可能导致形象的根本质变；更不要说是“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了！
还是回到《圣母颂》和《东方红》吧！这两首乐曲原来都是庄严的颂歌，可是在用轻音乐的配器、演奏演唱法重新处理后，“语码”转换了，形象也改变了——从庄严走向世俗，从神坛走向人间。当代青年演唱《东方红》时的心态，是与 20 世纪 60 年代的爷们儿迥然不同的——在唱腻了那些大同小异、不着边际的港台流行歌曲后，突然发现在他们出世前诞生的那一大批旋律优美、清新朴实的民歌风的以《东方红》为“外壳”的歌曲“新大陆”；于是，他们欣喜若狂地用唱“西北风”的那股劲头来唱《东方红》。他们既非缅怀已往，仰视神坛；又非抨击时事，戏弄调侃；他们只是像过去唱流行歌曲那样地唱另一批“新”的“流行歌曲”。这正是当代青年的“审美心理距离”所致。爱德华·布洛在提出“距离”说时，曾以“海上遇雾”为例，说明普通经验与审美经验之间的差别——前者带着对无形中存在的危险的紧张、焦忧和恐惧心情；后者则是愉悦地观察雾本身的“客观”特征和激发美感的特质。他把这种审美模式说成是“心理距离”的结果。我想，对于历史及其文化产品，我们都应持有这种“审美心理距离”。这样，才能透过历史的“魔障”，窥见文化的深层结构和审美主体的本质。
人们都把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说成是《命运》，因为贝多芬说过一句“命运就是这样敲门的”（指曲首的“动机”）。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有人将它说成胜利的象征，因为那三短一长的动机正好与电报中的 V 字相符。谁是谁非，谁来公断？为什么偏偏说命运在敲门，而不是敲桌子，敲板凳，敲你的后脑勺，敲我的前额头，或者说——命运在敲窗呢？
（选自《岁月芳华—陈钢随想曲》）
我捂着耳朵满街逃。走到东，街头喇叭响起了巴赫—古诺的《圣母颂》，可那袅袅仙乐怎么地变成了爵士与迪斯科？这可真是对我们“音乐之父”巴赫爷爷的亵渎！走到西，巷尾又传出了曾经使多少恋人为之倾倒、洒泪的柴可夫斯基《悲怆交响曲》中抒情的副题；可是，通过安东尼乐队之手，它竟变成了轻歌曼舞的“消闲音乐”。是可忍，孰不可忍！这可真是对老柴的大不恭敬呀！
好不容易回到了家，赶紧打扫耳朵，扭开调频，电台正好在播放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这才使我松开了心头千千结，冲冠的怒发也平顺了下来……
乐曲的“基石”是帕格尼尼在《随想曲》中用过的一个主题。它写得真够好，言简意赅，怪不得它既被拉赫玛尼诺夫所看中，也为李斯特和勃拉姆斯所青睐（他们曾分别用此主题创作了不同的钢琴曲）呢！拉赫玛尼诺夫就是用这块“基石”构筑起他的“狂想曲”大厦。一个主题引出了整整二十四首变奏——忽而纯静典雅，忽而轻快矫健，忽而幻想，忽而戏谑，忽而从主线退至背景，衬托出用中世纪歌调《愤怒的日子》所表现的“邪恶的力量的发展”；忽而又以钢琴来模仿帕格尼尼那“魔鬼般的拨奏技巧”……拉赫玛尼诺夫活像个音乐“齐天大圣”，将同一个“老孙”变成了面目迥异、各自不同的“七十二个”“小孙”。这——就是音乐的魔力！同样一个旋律，由于节奏、力速与演奏法的改变，可使形象“两极转换”；就像川剧中的“变脸”——《断桥》中的小青，见许仙到来，顿时怒火中烧，脸色数度变换，始而由青变红，再变成绿色或黑色那样。君不见《东方红》就是将陕北情歌《骑白马》的节奏放慢后谱写成的吗？那么，如果我们再将节奏变换和加快的话，《东方红》又何尝不
能改编成一首欢快的秧歌舞曲呢？！同出一辙，却又千姿百态，这里不无艺术的奥秘呀！美国“现代音乐之父”科普兰讲过：“永远记住，主题不过是一些音符的连续。只要改变力度，我们就能把一些音符的情感加以转变。改变一个和声，这主题就有一种新的感染力；或者用不同的节奏来处理，同样这几个音就成为一首战斗的舞曲，而不再是一首摇篮曲……”
音乐中的这种“转义”，犹如语言中的“语码转换”。在“语义场”中，每个词的词义（“语码”），取决于其在语言结构中的位置和它与场内其他词的关系。诗歌中“象”与“言”的关系也是如此；词常因组合次序与复合成分的不同，而造成了同“言”不同“象”和多义歧解的复杂的艺术效果。据统计，“月”字在杜甫诗集中复现凡一百零一次，但是“言”同“象”异，在同一个语言外壳下面，可以蕴含种种各不相同的意象含义。如杜甫在相隔一年中所写的《春宿左省》与《秦州杂诗》中的“月”的意象就各个不同——上诗中的“月傍九霄多”寄托了他对国家大事满怀希望的胸襟；而下诗中的“不夜月临关”则是咏叹他慷慨悲凉的“浮云游子意”的“玉关情”（见陈植锷《诗歌意象论》）。真是“诗无达诂”呀！
在各种艺术品种中，音乐的符号系统是最为开放的动态结构。所谓“音乐形象”，至多是指通过文字暗示提供的一个约定俗成的联想框架，而绝不可能是预制的具象；乐汇的细微量变，可能导致形象的根本质变；更不要说是“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了！
还是回到《圣母颂》和《东方红》吧！这两首乐曲原来都是庄严的颂歌，可是在用轻音乐的配器、演奏演唱法重新处理后，“语码”转换了，形象也改变了——从庄严走向世俗，从神坛走向人间。当代青年演唱《东方红》时的心态，是与 20 世纪 60 年代的爷们儿迥然不同的——在唱腻了那些大同小异、不着边际的港台流行歌曲后，突然发现在他们出世前诞生的那一大批旋律优美、清新朴实的民歌风的以《东方红》为“外壳”的歌曲“新大陆”；于是，他们欣喜若狂地用唱“西北风”的那股劲头来唱《东方红》。他们既非缅怀已往，仰视神坛；又非抨击时事，戏弄调侃；他们只是像过去唱流行歌曲那样地唱另一批“新”的“流行歌曲”。这正是当代青年的“审美心理距离”所致。爱德华·布洛在提出“距离”说时，曾以“海上遇雾”为例，说明普通经验与审美经验之间的差别——前者带着对无形中存在的危险的紧张、焦忧和恐惧心情；后者则是愉悦地观察雾本身的“客观”特征和激发美感的特质。他把这种审美模式说成是“心理距离”的结果。我想，对于历史及其文化产品，我们都应持有这种“审美心理距离”。这样，才能透过历史的“魔障”，窥见文化的深层结构和审美主体的本质。
人们都把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说成是《命运》，因为贝多芬说过一句“命运就是这样敲门的”（指曲首的“动机”）。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有人将它说成胜利的象征，因为那三短一长的动机正好与电报中的 V 字相符。谁是谁非，谁来公断？为什么偏偏说命运在敲门，而不是敲桌子，敲板凳，敲你的后脑勺，敲我的前额头，或者说——命运在敲窗呢？
在俞飞鸿身上我看到了：美，不在于年轻；美，可以是永恒的、持久的。这种内心气质散发出来的美是外在美不可比拟的。大部分人所说的美可能只停留在表面，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容易就枯萎了。俞飞鸿的美更多的是内心散发出来的气质，让我感觉岁月与她无关，她始终走在变美的路上，她对于美、对于生活的理解，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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