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把战争这条狗放出来，没人知道最终被咬的会是谁
我已经写过几篇专栏文章，探讨某些重要的外交政策理念，如实力平衡、民族主义和安全困境。如果各国领袖未能牢记这些理念，他们必将深受其害。现在，我将献上另一篇文章，给出一个简单的结论，世界各国领导人或外交政策顾问应该把我的这个结论大张旗鼓地或置于案头，或挂在他们办公室的墙上，或如有可能就纹在他们的眼皮内侧，这样他们就永远永远不会忘记它：“开战容易终战难。”
说明这一现象的例子随处可见。杰弗里·布莱尼在其经典著作《战争的起因》中写道，历史上许多冲突都源自当事者“对战争的幻梦”，尤其是迷信一场即将到来的战争会很快结束且代价不高，而且自己还会取得压倒性胜利。
例如，1792年，奥匈帝国、普鲁士和法国的军队打作一团，他们都坚信只要经过一两次战役就可结束这场战争。法国激进派认为本国最近发生的革命会很快蔓延至其它国家，而对立的君主国却认为革命军是乌合之众，自己的正规军将轻易祛除他们。而实际上，他们反复争斗了约四分之一个世纪，这场战争将所有大国都牵扯进来，甚至还影响到了全世界。
同样，在1914年8月，欧洲各国开战，它们都宣称士兵们将在圣诞节前回家，但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备受期待的圣诞节直到1918年才到来。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在1980年也陷入了类似的幻梦，他以为1979年的革命已使伊朗不堪一击。结果两伊战争持续了8年，两国都有数十万人在战争中死亡并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而且，即便一方的军事行动非常成功，它往往也不会迅速赢得战争，反而会跌入战争泥潭。1967年的六日战争持续了不到一周，但它没有解决以色列与其邻国间的任何政治问题，只是为代价更大的“消耗战”（1969-1970年）和1973年的十月战争埋下了伏笔。
以色列在1982年入侵黎巴嫩，这场入侵在军事上几乎取得了全面胜利，但以色列随后对黎巴嫩南部持续占领了18年，其结果是数百人丧生，促成了真主党的成立，并为几次代价更大的冲突奠定了基础。
人们很难找到比1991年“沙漠风暴”行动更成功的军事行动，但萨达姆在其军队被赶出科威特后设法保住了权力，美国最终只是在伊拉克上空设立了有战机巡逻的禁飞区并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偶尔发动一下空袭。
事实证明，美国2001年在阿富汗和2003年在伊拉克取得的初步成功完全是虚幻的。入侵伊拉克不到两个月，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就过早地登上一艘航空母舰，大言不惭地宣称“任务完成”。而接下来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生了屡仆屡起难以剿灭的大规模叛乱，美国为平叛战争付出了高昂代价并最终失败了。沙特阿拉伯的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在不明智地进攻也门胡赛武装前本应吸取前车之鉴。
但是，为什么很少有战争符合发动者的期望，既短暂又能轻易结束？不要以为战争就是不可捉摸的，或战争计划无法完美，或者战争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总会使战前的如意算盘落空。准备开战的领导人需要考虑到某些大势会使战争规模扩大，代价更多且持续时间更长。
首先，我们不可能事先知道对手的抵抗会有多激烈，考虑发动攻击的领导人很可能会低估对手的抵抗。产生这种倾向的原因之一是未能意识到民族主义的力量。侵略者还有一种倾向是以为自己的国家天生优于所有对手，这促使他们低估了对手的抵抗能力。如果侵略者意识到对手更强大、更团结、更在意战争结果，那他们就不会发动战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发动战争的国家却经常在这一点上出错。
其次，一旦开战，屡见不鲜的“沉没成本”问题总会出现。假如交战双方遭受损失，他们的领导人就会希望获得足够多的收益来证明牺牲是合理的。失去亲人的家庭不想被告知这些牺牲是无价值的。军事指挥官可能会事先警告战争风险或反对最初的开战决定，但他们不想为战败承担责任，而是会抓住一切机会去获取胜利。让沉没成本决定当前政策可能并不理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回本的愿望也会鼓励双方扩大战争目标，因为他们都试图获得与其损失相称的收益。
第三，战争本身会强化交战双方对彼此的刻板印象，从而使战争持续下去。无论两方在一开始对彼此抱有怎样的怀疑和仇恨，这些情绪只会随着对方给己方造成更多的死亡、破坏和痛苦而变得强烈。在这种情况下，复仇的情绪自然而然产生了，这反过来又促使两方都想获得完胜，制服对面那个令其日益鄙视和仇恨的敌人。
第四，随着敌人的形象获得固化，两方谈判的能力就下降了。两方外交关系可能已被切断，这使两方展开直接沟通变得更加困难，任何敢于提出妥协可能性的人都可能被指责为叛徒（甚至更糟）。即使谈判真的开始，两方也都不会充分信任对方会达成协议。和平协议通常面临严峻的承诺问题（即“我怎么能确定我的对手不会重新武装、破坏和平条约并再次来找我麻烦？”）。随着两方对彼此的看法恶化，这一障碍将越来越显著。
第五，战争还有很强的升级扩大趋向。如果一方失利，它可能会考虑动用更多武力，打击新的、更危险的目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增加赌注。
战争扩大的另一个原因是外部势力插手支持战争中的一方（就像战争爆发以来北约对乌克兰所做的那样），或者这些外部势力会在其它各方不注意的时候谋取私利。叙利亚内战就是一个完美的例子：叙利亚内乱最终引来了俄罗斯、土耳其、伊朗、沙特阿拉伯、美国、以色列和其他几个国家的直接或间接军事干预。不幸的是，外国介入得越多，它们受战争结果的影响越大，那所有相关方达成一致结束战争就越难。
导致战争延长的第六个问题是信息质量恶化。有传言说美国前参议员希拉姆•约翰逊曾说过，“战争来临时，第一个受害者是真相。”尽管交战国应该尽可能冷静明智地思考和行动，但战时状态会使这一点更难做到。
政府有强烈动机，通过报喜不报忧和不断提醒民众敌人本性邪恶来维持民心士气。它们会施行审查制度，压制或边缘化异议者，于是就连内部人士也很难准确了解战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专制政权有很多方法来控制公众知道什么，但这个问题在民主国家也不罕见，在民主国家，媒体经常会受制于爱国狂热或政府的蓄意操纵。
如果交战各方的精英和民众都相信战争对他们有利，那他们就不会施加太大压力去结束战争。当然，他们不可能都是对的，但真实的情况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会被广为所知。正如英国首相大卫•劳埃德•乔治在1917年所说，“如果人们真的知道（前线情况），那战争明天就会停止。但他们当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发动战争的人在取得他们可以称之为胜利的奖品前不会有动力去结束战争，因为小胜即收意味着他们承认自己搞砸了大局。已故的弗雷德•伊克雷（他可不是鸽派）在其名作《每一场战争都必须结束》中指出，结束战争通常需要新的领导人上位，因为选择参战的人通常不愿意或不能承认他们错了。这确实令人沮丧，因为清除责任人总是困难的，有时是不可能的，而且可能要付出更多的生命代价才能做到。
当然，所有战争最终都会结束，但当代价远大于收益时，结束战争只是聊胜于无。教训很明显：尽管战争有时可能是必要的，但除非非常必要且别无选择，否则不要开战。那些开战决策者绝不要忘记，发动战争会释放出难以预料或无法控制的强大政治、社会能量。一旦你把战争这条狗放出来，没人知道最终被咬的会是谁。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战争持续的时间和让各方付出的代价会远超你的设想。
（文/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 斯蒂芬·沃尔特 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美国“外交政策”网站）
我已经写过几篇专栏文章，探讨某些重要的外交政策理念，如实力平衡、民族主义和安全困境。如果各国领袖未能牢记这些理念，他们必将深受其害。现在，我将献上另一篇文章，给出一个简单的结论，世界各国领导人或外交政策顾问应该把我的这个结论大张旗鼓地或置于案头，或挂在他们办公室的墙上，或如有可能就纹在他们的眼皮内侧，这样他们就永远永远不会忘记它：“开战容易终战难。”
说明这一现象的例子随处可见。杰弗里·布莱尼在其经典著作《战争的起因》中写道，历史上许多冲突都源自当事者“对战争的幻梦”，尤其是迷信一场即将到来的战争会很快结束且代价不高，而且自己还会取得压倒性胜利。
例如，1792年，奥匈帝国、普鲁士和法国的军队打作一团，他们都坚信只要经过一两次战役就可结束这场战争。法国激进派认为本国最近发生的革命会很快蔓延至其它国家，而对立的君主国却认为革命军是乌合之众，自己的正规军将轻易祛除他们。而实际上，他们反复争斗了约四分之一个世纪，这场战争将所有大国都牵扯进来，甚至还影响到了全世界。
同样，在1914年8月，欧洲各国开战，它们都宣称士兵们将在圣诞节前回家，但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备受期待的圣诞节直到1918年才到来。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在1980年也陷入了类似的幻梦，他以为1979年的革命已使伊朗不堪一击。结果两伊战争持续了8年，两国都有数十万人在战争中死亡并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而且，即便一方的军事行动非常成功，它往往也不会迅速赢得战争，反而会跌入战争泥潭。1967年的六日战争持续了不到一周，但它没有解决以色列与其邻国间的任何政治问题，只是为代价更大的“消耗战”（1969-1970年）和1973年的十月战争埋下了伏笔。
以色列在1982年入侵黎巴嫩，这场入侵在军事上几乎取得了全面胜利，但以色列随后对黎巴嫩南部持续占领了18年，其结果是数百人丧生，促成了真主党的成立，并为几次代价更大的冲突奠定了基础。
人们很难找到比1991年“沙漠风暴”行动更成功的军事行动，但萨达姆在其军队被赶出科威特后设法保住了权力，美国最终只是在伊拉克上空设立了有战机巡逻的禁飞区并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偶尔发动一下空袭。
事实证明，美国2001年在阿富汗和2003年在伊拉克取得的初步成功完全是虚幻的。入侵伊拉克不到两个月，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就过早地登上一艘航空母舰，大言不惭地宣称“任务完成”。而接下来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生了屡仆屡起难以剿灭的大规模叛乱，美国为平叛战争付出了高昂代价并最终失败了。沙特阿拉伯的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在不明智地进攻也门胡赛武装前本应吸取前车之鉴。
但是，为什么很少有战争符合发动者的期望，既短暂又能轻易结束？不要以为战争就是不可捉摸的，或战争计划无法完美，或者战争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总会使战前的如意算盘落空。准备开战的领导人需要考虑到某些大势会使战争规模扩大，代价更多且持续时间更长。
首先，我们不可能事先知道对手的抵抗会有多激烈，考虑发动攻击的领导人很可能会低估对手的抵抗。产生这种倾向的原因之一是未能意识到民族主义的力量。侵略者还有一种倾向是以为自己的国家天生优于所有对手，这促使他们低估了对手的抵抗能力。如果侵略者意识到对手更强大、更团结、更在意战争结果，那他们就不会发动战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发动战争的国家却经常在这一点上出错。
其次，一旦开战，屡见不鲜的“沉没成本”问题总会出现。假如交战双方遭受损失，他们的领导人就会希望获得足够多的收益来证明牺牲是合理的。失去亲人的家庭不想被告知这些牺牲是无价值的。军事指挥官可能会事先警告战争风险或反对最初的开战决定，但他们不想为战败承担责任，而是会抓住一切机会去获取胜利。让沉没成本决定当前政策可能并不理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回本的愿望也会鼓励双方扩大战争目标，因为他们都试图获得与其损失相称的收益。
第三，战争本身会强化交战双方对彼此的刻板印象，从而使战争持续下去。无论两方在一开始对彼此抱有怎样的怀疑和仇恨，这些情绪只会随着对方给己方造成更多的死亡、破坏和痛苦而变得强烈。在这种情况下，复仇的情绪自然而然产生了，这反过来又促使两方都想获得完胜，制服对面那个令其日益鄙视和仇恨的敌人。
第四，随着敌人的形象获得固化，两方谈判的能力就下降了。两方外交关系可能已被切断，这使两方展开直接沟通变得更加困难，任何敢于提出妥协可能性的人都可能被指责为叛徒（甚至更糟）。即使谈判真的开始，两方也都不会充分信任对方会达成协议。和平协议通常面临严峻的承诺问题（即“我怎么能确定我的对手不会重新武装、破坏和平条约并再次来找我麻烦？”）。随着两方对彼此的看法恶化，这一障碍将越来越显著。
第五，战争还有很强的升级扩大趋向。如果一方失利，它可能会考虑动用更多武力，打击新的、更危险的目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增加赌注。
战争扩大的另一个原因是外部势力插手支持战争中的一方（就像战争爆发以来北约对乌克兰所做的那样），或者这些外部势力会在其它各方不注意的时候谋取私利。叙利亚内战就是一个完美的例子：叙利亚内乱最终引来了俄罗斯、土耳其、伊朗、沙特阿拉伯、美国、以色列和其他几个国家的直接或间接军事干预。不幸的是，外国介入得越多，它们受战争结果的影响越大，那所有相关方达成一致结束战争就越难。
导致战争延长的第六个问题是信息质量恶化。有传言说美国前参议员希拉姆•约翰逊曾说过，“战争来临时，第一个受害者是真相。”尽管交战国应该尽可能冷静明智地思考和行动，但战时状态会使这一点更难做到。
政府有强烈动机，通过报喜不报忧和不断提醒民众敌人本性邪恶来维持民心士气。它们会施行审查制度，压制或边缘化异议者，于是就连内部人士也很难准确了解战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专制政权有很多方法来控制公众知道什么，但这个问题在民主国家也不罕见，在民主国家，媒体经常会受制于爱国狂热或政府的蓄意操纵。
如果交战各方的精英和民众都相信战争对他们有利，那他们就不会施加太大压力去结束战争。当然，他们不可能都是对的，但真实的情况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会被广为所知。正如英国首相大卫•劳埃德•乔治在1917年所说，“如果人们真的知道（前线情况），那战争明天就会停止。但他们当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发动战争的人在取得他们可以称之为胜利的奖品前不会有动力去结束战争，因为小胜即收意味着他们承认自己搞砸了大局。已故的弗雷德•伊克雷（他可不是鸽派）在其名作《每一场战争都必须结束》中指出，结束战争通常需要新的领导人上位，因为选择参战的人通常不愿意或不能承认他们错了。这确实令人沮丧，因为清除责任人总是困难的，有时是不可能的，而且可能要付出更多的生命代价才能做到。
当然，所有战争最终都会结束，但当代价远大于收益时，结束战争只是聊胜于无。教训很明显：尽管战争有时可能是必要的，但除非非常必要且别无选择，否则不要开战。那些开战决策者绝不要忘记，发动战争会释放出难以预料或无法控制的强大政治、社会能量。一旦你把战争这条狗放出来，没人知道最终被咬的会是谁。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战争持续的时间和让各方付出的代价会远超你的设想。
（文/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 斯蒂芬·沃尔特 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美国“外交政策”网站）
【王铭铭 | 文化史，从梁启超那里“再出发”】
近来国内讨论新史学、历史人类学之类的学者，人数渐渐多了起来。这些学术新名目，易于使人肃然起敬，也易于使人联想到“东施效颦”。新名目下的确帮助了学者创作出他们的佳作。但与此同时，时下与这些新名目相关的研究，却也有不可否认地存在其不尽人意之处。例如，最近一本关于文化史的英文之作被翻译出版，国内学界便热烈地讨论起文化史来。不少人会回到那本译作，以求对文化史追本溯源，未料及，过去一百年里国内前辈采用“文化史”来形容不同于其史学类型者，其实不少。其中，一个杰出的例子，是梁启超的《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时下国人所言之“文化史”，与任公当年之定义固然有所不同，可任公当年已有“文化史”之论述，缘何我辈又要舍近求远，到英语世界去“取经”？国人对于“西天取经”的热衷，恐还是好的解释。不过这点并不构成一个“禁止”我辈在“本地”找寻学问之源的理由。
梁氏《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写完于《中国历史研究法》发表之后一年(约在1922年底)，其副题是“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既是“修补及修正”，就不是全盘推翻。这篇文章介于1921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与1926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篇》之间。梁启超的两部历史哲学之作之间有全然不同的历史精神：前者更强调以历史来“记述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后者则迥异，侧重“旧史学”的人、事、物、地方、断代之专史。《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乃是梁氏从“新史学”倒过来过渡到“旧史学”的桥梁(我给新旧史学打上引号，是因为二者的区分本难断定)。
在这篇值得当下文化史细细品读的文章中，梁启超指出，“历史为人类活动所造成，而人类活动有两种：一种是属于自然系者，一种是属于文化系者”，而历史中人类“自然系的活动”与“文化系的活动”之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区别：
梁启超认为，不同于注重“自然系的活动”的一般历史研究，文化史研究的特殊性在于它遵循的“法则”，应是非归纳法、非因果律、带有知识进化之坚持的。
在梁启超看来，文化史有以下三个大意味：
其一，文化史意味着，历史研究不应秉持自然科学的归纳法，而应另辟蹊径。“归纳法最大的工作是求‘共相’，把许多事物相异的属性剔去，相同的属性抽出，各归各类，以规定该事物之内容及行历何如。这种方法应用到史学，却是绝对不可能。”这是“因为历史现象只是‘一躺过’，自古及今，从没有同铸一型的史迹”。史迹之所以难以有“共相”，是因为它本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反影，而各人自由意志之内容，绝对不会从同”。梁启超主张，“史家的工作，和自然科学家正相反，专务求‘不共相’”。
其二，文化史又意味着，自然科学的因果律，不能解释历史，而佛家的“互缘”才可解释历史。有关于此，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已有初步诠释，而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中，他更明确地指出，治史者不应“因为想令自己所爱的学问取得科学资格，便努力要发明史中因果”。“因果是什么？‘有甲必有乙，必有甲才能有乙，于是命甲为乙之因，命乙为甲之果’。所以因果律也叫做‘必然的法则’”。梁启超强调，与自然科学不同，文化史是关于“自由意志”的学问，“‘必然’与‘自由’，是两极端，既必然便没有自由，既自由便没有必然。我们既承认历史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当然不能又认他受因果必然法则的支配”。史迹不见得有必要的“因”，人的意志也不必然有其想当然的“果”，所以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互缘即“互相为缘”。了“佛典上常说的譬喻，‘相待如交芦’，这件事和那件事有不断的连带关系，你靠我、我靠你才能成立。就在这种关系状态之下，前波后波，衔接动荡，便成一个广大渊深的文化史海”。
其三，文化史还意味着，人类自然系的活动是不进化的，文化系的活动才是进化的，旧史学的“治乱论”依旧是文化史研究中有解释力的框架。从这个角度看，文化史的内涵有两面。首先，旧史学的治乱论，依旧比进化主义史学观有价值。他说，“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句话可以说是代表旧史家之共同的观念……我们平心一看，几千年中国历史，是不是一治一乱的在那里循环？何止中国，全世界只怕也是如此。埃及呢，能说现在比‘三十王朝’的时候进化吗？印度呢，能说现在比优波尼沙昙成书、释迦牟尼出世的时候进化吗？说孟子、荀卿一定比孔子进化，董仲舒、郑康成一定比孟、荀进化，朱熹、陆九渊一定比董、郑进化，顾炎武、戴震一定比朱、陆进化，无论如何，恐说不去。说陶潜比屈原进化，杜甫比陶潜进化；但丁比荷马进化，索士比亚比但丁进化，摆伦比索士比亚进化，说黑格儿比康德进化，倭铿、柏格森、罗素比黑格儿进化；这些话都从那里说起？又如汉、唐、宋、明、清各朝政治比较，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亚历山大、该撒、拿破仑等辈人物比较，又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所以从这方面找进化的论据，我敢说一定全然失败完结。”说到物质文明，梁启超认为，人们常以为这方面的历史的进化轨迹是清晰的，如从渔猎到游牧，从游牧到耕稼，从耕稼到工商等等，因“都是前人所未曾梦见”，故“许多人得意极了，说是我们人类大大进化”。但“细按下去”，从物质文明的进化对于人类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问题看，“现在点电灯、坐火船的人类，所过的日子，比起从前点油灯、坐帆船的人类，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特别舒服处来”，而与此同时，物质文明也时常得而复失，“可见物质文明这样东西，根柢脆薄得很，霎时间电光石火一般发达，在历史上原值不了几文钱”。在对进化主义的历史观加以以上批判之同时，梁启超，“只有心的文明，是创造的进化的。”“心的文明”的进化又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1)“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确一天比一天认得真切，而且事实上确也著著向上进行”；(2)“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我们积储的遗产，的确一天比一天扩大。”梁启超认为，只有在这两个方面，人类可以说是进化的，其他的所有方面，都应“编在‘一治一乱’的循环圈内了”。
“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广泛综合了德国历史哲学的自由意志论、佛家互缘论及孟子治乱论，对此前新史学家偏信的进化主义、科学主义及“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加以深刻检讨。
可见，在梁启超那里，文化史的意味，远比我们今日想象的更伟大而沉重。
今日在新史学与历史人类学中谈文化者不少。“文化”是什么？文化学大师威廉姆斯(RaymondWilliams)曾说，数百种文化定义，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人类学型的，即，以“文化”指人们共享的生活方式及其背后的价值体系。这一意义上的文化，在群体内，不可区分其有无。另一类是常识型的，其含义接近“文明”，是可拥有或可丧失、可占有或可缺乏的东西。文化学基于一个汇合展开研究，汇合指的是人类学型的“文化”与常识型的“文化”的融通。文化学要么可以通过作为集体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的文化来考察作为“阶级差异”的表征体系的“文化”，要么可以通过作为“阶级差异”的表征体系的“文化”来探究集体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二者殊途同归。
英语世界的文化史，出现这种汇合论，不是偶然的。文化这个概念本与德国近代思想关系更紧密，英语世界近代思想中相对更独到的观念是“文明”这一接近威廉姆斯笔下的“常识式”定义。我们可以认为，威氏文化论的汇合，本身就是英式的文明与德式的文化的汇合。这一汇合固然是有新意和价值的，但我们不应忘记，其汇合后可能存在的内在紧张关系，依旧是值得关注的。
可以说，有两种文化史，一种认为历史就是文化，意思是说，历史的“变”是表面的，历史背后的文化“不变”，是一种“永恒”；另一种认为文化有历史，学者可以集中研究那些“上层建筑”之变，来看“结构的历史转型”。
在新史学、历史人类学、文化史这些相关名目下展开叙事的中国学者，在展开“模仿性实践”之前，本有必要深究欧洲近代学术观念的源流，但因我们处在一个学术“以名占实”的阶段，鲜有学者能够“自拔”。学界通常的作为是，不由分说，“占领学术领地”。在这情况下，出现一些大家觉得属于“怪现状”之类的现象(有太多学者误将新史学当作进化主义或疑古主义的历史学，有太多学者误将历史人类学当作明清社会经济史，有太多学者误将文化史当作各种“文化”)，实属必然。
在目前的这一学术状况下，回味梁启超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展开的对于的德国自由意志论、佛家互缘论、孟子治乱论的综合、对于因果论、进化论及庸俗唯物论的批判，想必可以有良多的收获。于我看，如今时髦的“后现代主义”，不过也是对于因果论、进化论及庸俗唯物论的批判，而梁任公不仅有这一批判，还曾提出的建设性意见，这实在不可多得。
梁启超的文化史，远比今日我们模仿的英语世界的一般文化史志向远大；在中国重新推崇文化史，有必要从他的志向出发。
（来源：新史学2022）
近来国内讨论新史学、历史人类学之类的学者，人数渐渐多了起来。这些学术新名目，易于使人肃然起敬，也易于使人联想到“东施效颦”。新名目下的确帮助了学者创作出他们的佳作。但与此同时，时下与这些新名目相关的研究，却也有不可否认地存在其不尽人意之处。例如，最近一本关于文化史的英文之作被翻译出版，国内学界便热烈地讨论起文化史来。不少人会回到那本译作，以求对文化史追本溯源，未料及，过去一百年里国内前辈采用“文化史”来形容不同于其史学类型者，其实不少。其中，一个杰出的例子，是梁启超的《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时下国人所言之“文化史”，与任公当年之定义固然有所不同，可任公当年已有“文化史”之论述，缘何我辈又要舍近求远，到英语世界去“取经”？国人对于“西天取经”的热衷，恐还是好的解释。不过这点并不构成一个“禁止”我辈在“本地”找寻学问之源的理由。
梁氏《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写完于《中国历史研究法》发表之后一年(约在1922年底)，其副题是“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既是“修补及修正”，就不是全盘推翻。这篇文章介于1921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与1926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篇》之间。梁启超的两部历史哲学之作之间有全然不同的历史精神：前者更强调以历史来“记述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后者则迥异，侧重“旧史学”的人、事、物、地方、断代之专史。《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乃是梁氏从“新史学”倒过来过渡到“旧史学”的桥梁(我给新旧史学打上引号，是因为二者的区分本难断定)。
在这篇值得当下文化史细细品读的文章中，梁启超指出，“历史为人类活动所造成，而人类活动有两种：一种是属于自然系者，一种是属于文化系者”，而历史中人类“自然系的活动”与“文化系的活动”之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区别：
梁启超认为，不同于注重“自然系的活动”的一般历史研究，文化史研究的特殊性在于它遵循的“法则”，应是非归纳法、非因果律、带有知识进化之坚持的。
在梁启超看来，文化史有以下三个大意味：
其一，文化史意味着，历史研究不应秉持自然科学的归纳法，而应另辟蹊径。“归纳法最大的工作是求‘共相’，把许多事物相异的属性剔去，相同的属性抽出，各归各类，以规定该事物之内容及行历何如。这种方法应用到史学，却是绝对不可能。”这是“因为历史现象只是‘一躺过’，自古及今，从没有同铸一型的史迹”。史迹之所以难以有“共相”，是因为它本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反影，而各人自由意志之内容，绝对不会从同”。梁启超主张，“史家的工作，和自然科学家正相反，专务求‘不共相’”。
其二，文化史又意味着，自然科学的因果律，不能解释历史，而佛家的“互缘”才可解释历史。有关于此，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已有初步诠释，而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中，他更明确地指出，治史者不应“因为想令自己所爱的学问取得科学资格，便努力要发明史中因果”。“因果是什么？‘有甲必有乙，必有甲才能有乙，于是命甲为乙之因，命乙为甲之果’。所以因果律也叫做‘必然的法则’”。梁启超强调，与自然科学不同，文化史是关于“自由意志”的学问，“‘必然’与‘自由’，是两极端，既必然便没有自由，既自由便没有必然。我们既承认历史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当然不能又认他受因果必然法则的支配”。史迹不见得有必要的“因”，人的意志也不必然有其想当然的“果”，所以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互缘即“互相为缘”。了“佛典上常说的譬喻，‘相待如交芦’，这件事和那件事有不断的连带关系，你靠我、我靠你才能成立。就在这种关系状态之下，前波后波，衔接动荡，便成一个广大渊深的文化史海”。
其三，文化史还意味着，人类自然系的活动是不进化的，文化系的活动才是进化的，旧史学的“治乱论”依旧是文化史研究中有解释力的框架。从这个角度看，文化史的内涵有两面。首先，旧史学的治乱论，依旧比进化主义史学观有价值。他说，“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句话可以说是代表旧史家之共同的观念……我们平心一看，几千年中国历史，是不是一治一乱的在那里循环？何止中国，全世界只怕也是如此。埃及呢，能说现在比‘三十王朝’的时候进化吗？印度呢，能说现在比优波尼沙昙成书、释迦牟尼出世的时候进化吗？说孟子、荀卿一定比孔子进化，董仲舒、郑康成一定比孟、荀进化，朱熹、陆九渊一定比董、郑进化，顾炎武、戴震一定比朱、陆进化，无论如何，恐说不去。说陶潜比屈原进化，杜甫比陶潜进化；但丁比荷马进化，索士比亚比但丁进化，摆伦比索士比亚进化，说黑格儿比康德进化，倭铿、柏格森、罗素比黑格儿进化；这些话都从那里说起？又如汉、唐、宋、明、清各朝政治比较，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亚历山大、该撒、拿破仑等辈人物比较，又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所以从这方面找进化的论据，我敢说一定全然失败完结。”说到物质文明，梁启超认为，人们常以为这方面的历史的进化轨迹是清晰的，如从渔猎到游牧，从游牧到耕稼，从耕稼到工商等等，因“都是前人所未曾梦见”，故“许多人得意极了，说是我们人类大大进化”。但“细按下去”，从物质文明的进化对于人类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问题看，“现在点电灯、坐火船的人类，所过的日子，比起从前点油灯、坐帆船的人类，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特别舒服处来”，而与此同时，物质文明也时常得而复失，“可见物质文明这样东西，根柢脆薄得很，霎时间电光石火一般发达，在历史上原值不了几文钱”。在对进化主义的历史观加以以上批判之同时，梁启超，“只有心的文明，是创造的进化的。”“心的文明”的进化又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1)“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确一天比一天认得真切，而且事实上确也著著向上进行”；(2)“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我们积储的遗产，的确一天比一天扩大。”梁启超认为，只有在这两个方面，人类可以说是进化的，其他的所有方面，都应“编在‘一治一乱’的循环圈内了”。
“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广泛综合了德国历史哲学的自由意志论、佛家互缘论及孟子治乱论，对此前新史学家偏信的进化主义、科学主义及“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加以深刻检讨。
可见，在梁启超那里，文化史的意味，远比我们今日想象的更伟大而沉重。
今日在新史学与历史人类学中谈文化者不少。“文化”是什么？文化学大师威廉姆斯(RaymondWilliams)曾说，数百种文化定义，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人类学型的，即，以“文化”指人们共享的生活方式及其背后的价值体系。这一意义上的文化，在群体内，不可区分其有无。另一类是常识型的，其含义接近“文明”，是可拥有或可丧失、可占有或可缺乏的东西。文化学基于一个汇合展开研究，汇合指的是人类学型的“文化”与常识型的“文化”的融通。文化学要么可以通过作为集体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的文化来考察作为“阶级差异”的表征体系的“文化”，要么可以通过作为“阶级差异”的表征体系的“文化”来探究集体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二者殊途同归。
英语世界的文化史，出现这种汇合论，不是偶然的。文化这个概念本与德国近代思想关系更紧密，英语世界近代思想中相对更独到的观念是“文明”这一接近威廉姆斯笔下的“常识式”定义。我们可以认为，威氏文化论的汇合，本身就是英式的文明与德式的文化的汇合。这一汇合固然是有新意和价值的，但我们不应忘记，其汇合后可能存在的内在紧张关系，依旧是值得关注的。
可以说，有两种文化史，一种认为历史就是文化，意思是说，历史的“变”是表面的，历史背后的文化“不变”，是一种“永恒”；另一种认为文化有历史，学者可以集中研究那些“上层建筑”之变，来看“结构的历史转型”。
在新史学、历史人类学、文化史这些相关名目下展开叙事的中国学者，在展开“模仿性实践”之前，本有必要深究欧洲近代学术观念的源流，但因我们处在一个学术“以名占实”的阶段，鲜有学者能够“自拔”。学界通常的作为是，不由分说，“占领学术领地”。在这情况下，出现一些大家觉得属于“怪现状”之类的现象(有太多学者误将新史学当作进化主义或疑古主义的历史学，有太多学者误将历史人类学当作明清社会经济史，有太多学者误将文化史当作各种“文化”)，实属必然。
在目前的这一学术状况下，回味梁启超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展开的对于的德国自由意志论、佛家互缘论、孟子治乱论的综合、对于因果论、进化论及庸俗唯物论的批判，想必可以有良多的收获。于我看，如今时髦的“后现代主义”，不过也是对于因果论、进化论及庸俗唯物论的批判，而梁任公不仅有这一批判，还曾提出的建设性意见，这实在不可多得。
梁启超的文化史，远比今日我们模仿的英语世界的一般文化史志向远大；在中国重新推崇文化史，有必要从他的志向出发。
（来源：新史学2022）
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现在的处境！人最大的能力有两种，一种是创造力，一种是适应能力。创造力可以激发我们的想象力和潜力，一切皆有可能，就看自己愿意付出多大的努力！适应能力既能适应困境，也能有居安思危的能力。当危机和后果来临的时候，一切都为时已晚。所以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自己的处境，不求效验，只要持之以恒的行动和努力向上思想！ https://t.cn/z8Ap97t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