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客道共有6大种族，人、仙、妖、神、魔、混沌。因为是纵向卡牌游戏，要靠本体和同种族卡牌来升星，因为卡牌抽取的随机性，所以最好养的阵容是一个种族一个（不考虑混沌，混沌难抽）。但是有很多关的种族是同种族加成非常大，生命加成从23%—36%，攻击从17%—30%。也就是说显示的战力只有10万，实际上战力可能已经是15-20万。再加上配合阵法，可以达到更高的实际战力。

除了种族上阵加成还有种族克制、属性克制，已经一切可以作战的因素：暴击、沉默、控制、净化、重生、回血、流血、速度、驱散等等。能让自己的战力更上一层楼。羁绊之间还有相应的属性加成，所有的加在一起，10万战力也可以打30万战力的玩家，跨度非常大。

综上所述，如果出现卡关，反复尝试不同的站位、阵法、组合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低战打高战的时候，游戏的成就感会拉满。还不懂得，来侠客道福利专区找我.

#汴地有爱 文明有我##疫情防控 开封在行动# 【河南开封：战“疫”一线 最美志愿红】
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面对严峻复杂的疫情形势，10月下旬，开封市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志愿服务组织及全市社工、志愿者闻令而动，迅速团结凝聚起来，一股股逆向而行的志愿力量注入抗疫一线，让文明之花“汴”地开放。他们是勇敢的“先锋员”、坚毅的“守门员”、任劳任怨的“保障员”，他们用爱与责任为我市抗疫工作铸造坚实屏障。（来源：开封网）https://t.cn/A6ojhLvy

一旦把战争这条狗放出来，没人知道最终被咬的会是谁

我已经写过几篇专栏文章，探讨某些重要的外交政策理念，如实力平衡、民族主义和安全困境。如果各国领袖未能牢记这些理念，他们必将深受其害。现在，我将献上另一篇文章，给出一个简单的结论，世界各国领导人或外交政策顾问应该把我的这个结论大张旗鼓地或置于案头，或挂在他们办公室的墙上，或如有可能就纹在他们的眼皮内侧，这样他们就永远永远不会忘记它：“开战容易终战难。”

说明这一现象的例子随处可见。杰弗里·布莱尼在其经典著作《战争的起因》中写道，历史上许多冲突都源自当事者“对战争的幻梦”，尤其是迷信一场即将到来的战争会很快结束且代价不高，而且自己还会取得压倒性胜利。

例如，1792年，奥匈帝国、普鲁士和法国的军队打作一团，他们都坚信只要经过一两次战役就可结束这场战争。法国激进派认为本国最近发生的革命会很快蔓延至其它国家，而对立的君主国却认为革命军是乌合之众，自己的正规军将轻易祛除他们。而实际上，他们反复争斗了约四分之一个世纪，这场战争将所有大国都牵扯进来，甚至还影响到了全世界。

同样，在1914年8月，欧洲各国开战，它们都宣称士兵们将在圣诞节前回家，但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备受期待的圣诞节直到1918年才到来。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在1980年也陷入了类似的幻梦，他以为1979年的革命已使伊朗不堪一击。结果两伊战争持续了8年，两国都有数十万人在战争中死亡并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而且，即便一方的军事行动非常成功，它往往也不会迅速赢得战争，反而会跌入战争泥潭。1967年的六日战争持续了不到一周，但它没有解决以色列与其邻国间的任何政治问题，只是为代价更大的“消耗战”（1969-1970年）和1973年的十月战争埋下了伏笔。

以色列在1982年入侵黎巴嫩，这场入侵在军事上几乎取得了全面胜利，但以色列随后对黎巴嫩南部持续占领了18年，其结果是数百人丧生，促成了真主党的成立，并为几次代价更大的冲突奠定了基础。

人们很难找到比1991年“沙漠风暴”行动更成功的军事行动，但萨达姆在其军队被赶出科威特后设法保住了权力，美国最终只是在伊拉克上空设立了有战机巡逻的禁飞区并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偶尔发动一下空袭。

事实证明，美国2001年在阿富汗和2003年在伊拉克取得的初步成功完全是虚幻的。入侵伊拉克不到两个月，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就过早地登上一艘航空母舰，大言不惭地宣称“任务完成”。而接下来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生了屡仆屡起难以剿灭的大规模叛乱，美国为平叛战争付出了高昂代价并最终失败了。沙特阿拉伯的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在不明智地进攻也门胡赛武装前本应吸取前车之鉴。

但是，为什么很少有战争符合发动者的期望，既短暂又能轻易结束？不要以为战争就是不可捉摸的，或战争计划无法完美，或者战争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总会使战前的如意算盘落空。准备开战的领导人需要考虑到某些大势会使战争规模扩大，代价更多且持续时间更长。
首先，我们不可能事先知道对手的抵抗会有多激烈，考虑发动攻击的领导人很可能会低估对手的抵抗。产生这种倾向的原因之一是未能意识到民族主义的力量。侵略者还有一种倾向是以为自己的国家天生优于所有对手，这促使他们低估了对手的抵抗能力。如果侵略者意识到对手更强大、更团结、更在意战争结果，那他们就不会发动战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发动战争的国家却经常在这一点上出错。

其次，一旦开战，屡见不鲜的“沉没成本”问题总会出现。假如交战双方遭受损失，他们的领导人就会希望获得足够多的收益来证明牺牲是合理的。失去亲人的家庭不想被告知这些牺牲是无价值的。军事指挥官可能会事先警告战争风险或反对最初的开战决定，但他们不想为战败承担责任，而是会抓住一切机会去获取胜利。让沉没成本决定当前政策可能并不理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回本的愿望也会鼓励双方扩大战争目标，因为他们都试图获得与其损失相称的收益。

第三，战争本身会强化交战双方对彼此的刻板印象，从而使战争持续下去。无论两方在一开始对彼此抱有怎样的怀疑和仇恨，这些情绪只会随着对方给己方造成更多的死亡、破坏和痛苦而变得强烈。在这种情况下，复仇的情绪自然而然产生了，这反过来又促使两方都想获得完胜，制服对面那个令其日益鄙视和仇恨的敌人。

第四，随着敌人的形象获得固化，两方谈判的能力就下降了。两方外交关系可能已被切断，这使两方展开直接沟通变得更加困难，任何敢于提出妥协可能性的人都可能被指责为叛徒（甚至更糟）。即使谈判真的开始，两方也都不会充分信任对方会达成协议。和平协议通常面临严峻的承诺问题（即“我怎么能确定我的对手不会重新武装、破坏和平条约并再次来找我麻烦？”）。随着两方对彼此的看法恶化，这一障碍将越来越显著。

第五，战争还有很强的升级扩大趋向。如果一方失利，它可能会考虑动用更多武力，打击新的、更危险的目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增加赌注。

战争扩大的另一个原因是外部势力插手支持战争中的一方（就像战争爆发以来北约对乌克兰所做的那样），或者这些外部势力会在其它各方不注意的时候谋取私利。叙利亚内战就是一个完美的例子：叙利亚内乱最终引来了俄罗斯、土耳其、伊朗、沙特阿拉伯、美国、以色列和其他几个国家的直接或间接军事干预。不幸的是，外国介入得越多，它们受战争结果的影响越大，那所有相关方达成一致结束战争就越难。

导致战争延长的第六个问题是信息质量恶化。有传言说美国前参议员希拉姆•约翰逊曾说过，“战争来临时，第一个受害者是真相。”尽管交战国应该尽可能冷静明智地思考和行动，但战时状态会使这一点更难做到。

政府有强烈动机，通过报喜不报忧和不断提醒民众敌人本性邪恶来维持民心士气。它们会施行审查制度，压制或边缘化异议者，于是就连内部人士也很难准确了解战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专制政权有很多方法来控制公众知道什么，但这个问题在民主国家也不罕见，在民主国家，媒体经常会受制于爱国狂热或政府的蓄意操纵。

如果交战各方的精英和民众都相信战争对他们有利，那他们就不会施加太大压力去结束战争。当然，他们不可能都是对的，但真实的情况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会被广为所知。正如英国首相大卫•劳埃德•乔治在1917年所说，“如果人们真的知道（前线情况），那战争明天就会停止。但他们当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发动战争的人在取得他们可以称之为胜利的奖品前不会有动力去结束战争，因为小胜即收意味着他们承认自己搞砸了大局。已故的弗雷德•伊克雷（他可不是鸽派）在其名作《每一场战争都必须结束》中指出，结束战争通常需要新的领导人上位，因为选择参战的人通常不愿意或不能承认他们错了。这确实令人沮丧，因为清除责任人总是困难的，有时是不可能的，而且可能要付出更多的生命代价才能做到。

当然，所有战争最终都会结束，但当代价远大于收益时，结束战争只是聊胜于无。教训很明显：尽管战争有时可能是必要的，但除非非常必要且别无选择，否则不要开战。那些开战决策者绝不要忘记，发动战争会释放出难以预料或无法控制的强大政治、社会能量。一旦你把战争这条狗放出来，没人知道最终被咬的会是谁。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战争持续的时间和让各方付出的代价会远超你的设想。

（文/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 斯蒂芬·沃尔特 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美国“外交政策”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