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平遥古城，清朝中后期崛起的山西票号大佬多集聚于此，老城其实就是个坚固的围子，把富甲天下的票号金融家们围在里面。这一围，决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金融业故步自封，没有走出跨向现代银行业的关键一步。其实这还是清朝政府的问题，他们错过了成立英格兰银行那样的国家银行时机。 https://t.cn/RyhHPes

刚看到@红茶zjhz 提到一种“方言与经济发展”的现象：“改开40年，前20-30年，浙江省内，方言越难懂的地方，经济发展越快。地市来说，温州台州绍兴。县域来说，义乌青田萧山都是本地区内方言最重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方言重的地方，容易抱团，资金归集容易。比如以前说温州炒房团，民间资金充沛，其实是相互借贷方便，借钱就是一个电话，字条都没有。合拢资金，相互帮忙，容易成功。但是，近十年来，反而是说普通话的地方后来居上，比如杭州湖州。当江湖义气，资金不再是稀缺资源的时候，开放包容的文化就更胜一筹。”评论里也有人提到：“当年钢贸也是，只要周宁口音一个电话，资金存货都汇流过来。”

应该说方言难懂与经济发展快的相关性，确实曾经存在。后面“说普通话的地方后来居上”，也正说明中国这些年法律确实在进步、制度也在完善，所以“杭州湖州”的经济可以不用“江湖义气”也能发展的很好。这里面有中国政经大环境的转变，而不止是“开放包容的文化”问题…

开放初期，中国的法律和制度“本土特色”浓厚。历史上中国一直都有法律，但主要由县官来执行，而县官又是中央行政系统的基层官员，权限很广，从赋税到治安到排解纠纷，所以存在大量的寻租空间。这就导致即使有保护商贾的规范在前，商人们也很少为契据、债务纠纷打官司。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之下打官司会闹到倾家荡产，吴思的《潜规则》一书记载了大量这方面例子。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债务人可以通过转移财产、举家迁徙甚至简单粗暴的老赖行为等等各种手段来躲避债务责任，那么一些人所宣称的破产并不意味着不还钱，赚来的钱仍然要交出来的结果就不会理想。对债权人来说，要么陷入旷日持久的官司，要么干瞪眼赢了官司但仍然拿不到钱。如此一来，必然一些人会沿用过去的老办法。

过去为了寻求商业担保、惩治违约等行为，中国商人想出了一套方法，比如成立行会，内部成员所依赖的同乡关系遵循着儒学的人际关系准则。由于是同乡，彼此相识或者认识对方亲友，了解对方的信誉，所以借债有保障。此外，家族或家庭对内部成员的行为也要集体负责。对山西票号而言，当一个人受委托办理他人财物，他的家庭成员实际上就为他的行为充当了人质。倘若他携款潜逃，他就回不了家，虽然他可以到一个远方城市躲藏起来，但是从此不敢再与家庭联系，只好隐姓埋名，变得没头没脸。这样，山西票号就能相对安全的把大笔款项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

有意思的是，即使建立起符合西方典范的相关法律法规，华人群体可能也不会采用。比如在东南亚的海外华人商界，英国人、荷兰人和法国人所主持的殖民政府都建立了法律制度，但华人只要能避开那套制度就避开。结果，海外华人大多仍选择在自己的当地社团内部来解决纠纷。这些社团有福建帮、广东帮或客家帮等等。

好的制度生根、发叶、开花、结果需要时间。有些华人群体就学会了按照殖民当局制定的法律制度来办事，比如香港的法治社会。那里的法律制度由港英当局制定，原为它们自己所服务的，但后来变成了由当地居民主持，然后为当地居民服务的制度，迄今行之有效。在“说普通话的地方，比如杭州湖州”，情况也类似于香港，简单说就是好的法律制度落地了。商人不用搞福建帮、广东帮或客家帮那一套，也可以商业担保、借贷融资与惩治违约的服务，这些法律或制度文化上的演变自然会带来经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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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浙江是方言大省，有88种之多。这导致年轻人已经很难掌握当地方言。根据调查，《6-20岁能够熟练使用方言人群比例》中，浙江虽是吴语大省，但杭甬温三地使用方言人群比例分列倒数2-4名，如图1、2。https://t.cn/EGESlb6。@地球知识局 也曾做过一篇浙江方言的文章，图文更清晰：https://t.cn/EGESlbS。

《张博继《诚忠堂》后，又一部新剧，饰演男主，搭档车晓》电视剧《诚忠堂》是由张博，童瑶，乔欣，潘虹等主演。该剧讲述的是晋商乔映霁改革票号，重建山西银号商誉的故事。剧中张博饰演乔映霁，是晋商票号老板，为了超越祖父乔致庸，把银号进行了改革，重建了当地的金融秩序。张博继《诚忠堂》后，又一部新剧，饰演男主，搭档车晓。　转载自百家号作者：娱乐看点汇https://t.cn/EyAcg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