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
[下雨]
• 对话的辩证法（2009 笔记）
语言 (Sprache ) 的原形动词为言说 (sprechen) 。“言说”不是“我”向自己描述被提及的事物，它是面向听者“你”的。因而，“在语言中理解”表现为“你”和“我”的对话结构。然当我们说，理解只在“你”和“我”之间发生，这种说法已表明很大程度上误解了对话结构。事实上，这里不存在“你”和“我”，而只是在“我”之中的“你说”以及与之相对的“我说”。因此，“我”理解的根本不是“你”，而是向“我”所述说的东西，是“你”的语言。当然，伽达默尔所说的“你”决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称代词，它实际上涵盖着包括文献、艺术品、历史，文化传统、乃至整个世界等等一切与理解者发生关系的对象。显然，这里的理解不再是某种主体的行为向着所设定的客体的运动，不是主体作为纯粹的旁观者去认识特定的外在客体，而是通过对话——诸如传统与现实，过去与现在，自我与它者等等之间的对话——通向效果历史的运动。真理也不是超验的东西，不是黑格尔所设定的“绝对精神”，理解作为真理和意义的显示，只能存在于对话双方的关系之中；真理不是被发现的，而是一个发生过程，此一过程便是对话过程。（[下雨]#脚注#：嘉映先生在《真理掌握我们》一问中最后写到——……就真理之为真相而言，确实如此；但我们凡人，诚而已矣，我们为真理的临现做好了准备，这就是我们的至高真理了。经上说，只要有两个人在场，我就在你们中间了。[下雨]）
毫无疑问，对话的整个过程是语言性质的，语言是两个人在所谈的对象上取得一致看法、并由此而相互理解的共同拥有的中间区域。在这个区域里，对话双方都向着对方开放着自己，他人向我展示的是他自己的体验，表明了他人的意见是一个无可否认的合法存在，它已经存在着；我从中领悟了它，说明我们在对话的主题上已取得了一致，我对它作出自己的判断，或赞同，或反对，这种判断表达了我对所言及的事物的理解；这种理解虽然是我自己的，却是通过他人才成为清晰可见的，这就是说，我是通过他人才认识了自己，理解了自己，因此，对他人的理解同时就是自我理解。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通过对话结构达到理解，表明伽达默尔和施莱尔马赫、狄尔泰在理解问题上的本质区别：理解不是基于理解者进入被理解者的“内心”，不是在内心中重新体验被理解者的经验，以到达他们在心灵状态上的神秘交流与重合，事实上，这也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想象，历史学家在理解不同的历史人物时，竟需要在心理上承担起扮演各种人物角色的任务；理解的首要任务是确定对话所言及的对象，即被讨论的事物之“主题”，从而分享其公共的意义。
对话在本质上是开放的。在对话中，我所说的是直接指向“你”的，“你”的意见乃是向我提出的问题，我的意见就是这一问题的回答，另一方面，我的回答同时也是向“你”所提出的问题，一切对话就是这样地围绕着“提问——回答”结构展开的，对话主题的一致性就首先表现为对所提问题的的理解，正因如此，对话双方都是为对方所引导的，是“你”的言谈引出了我的言谈，反之也一样，结果竟是这样，“对话越是涉及根本问题，对话的进行就越加不受对话者意志的支配。所以一次涉及根本问题的对话永远也不是我们想要进行的对话”。 ( 伽达默尔：《语言作为解释学经验的媒介》 ) 我们无法预见对话的结果，无法预见那个被称为“真理”的东西，它只是在对话的过程展现开来，只要对话还在进行，它就继续展现着，真理由此而表现为一个过程，即在对话中显现自身的过程。“所有这些都表明一次对话具有其本身的精神，而且对话所用的语言在对话中就带有其本身的真实性，也就是说它显示某种今后存在的东西”。 ( 同上 )
在此分析的对话已预先假设了一个前提，这就是他们都使用着同一种语言。这个“同一种语言”不可理解为“同一的语种”，乃至“同一母语”，而是指在同一的此在关系中形成的语言，因此这是一个纯粹的假设。此在关系乃是特定此在的自身的关系，是在特定的情境中形成的关系，这种情境上的区别决定了此在在语言理解上的差别，对他人的理解，因此必须是把他人的语言纳入自己的生活语境中加以理解才有可能，就是说，要把他人的语言“翻译”成自己的语言。为能说明问题，我们不妨从现实意义上的“翻译”入手，把对话理解为使用不同语种的人之间的对话。伽达默尔认为，借助翻译完成的不同语言之对话过程，对我们特别有启发。两种语言之间存在着一条天然的鸿沟，这不仅是说它们是用不同的符号系统表达着，而且还意味着对所言及的对象独特理解，这是在特定的生活语境中形成的。这里有一个现成的例子。“走狗”一词在汉语中含有明显贬义的成份，但在西方人眼里，跑动起来的狗是尤其可爱的。因此在翻译中，仅仅指出另一种语言所指涉的对象是不够的，人们还必须把握它的意蕴。翻译的任务，就是尽可能保持原意的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通过另一种方式重新表达出来，就此而言，翻译就是解释，把所理解的东西解释出来。正因为翻译不仅是“再现”，而且还是“解释”，是翻译者对语言在理解的基础上的重新塑造，这就使得翻译的东西呈现出一种新的风貌，在某种意义上，翻译就是再创造。翻译虽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翻译者和对话者的处境从根本上说是相同的，如果进一步扩展开来，他是与一切“文本”的解释者的处境相同的，“翻译者进行再创造的任务，与任何文本所提出的一般解释学任务之间，只有程度上的而没有性质上的差别”。 ( 同上 )
与前人相比，伽达默尔立足于“对话”对理解的分析更能体现诠释的精神。人们常常忽视对话特殊的结构功能，现实的对话呈现为“提问——回答”的结构模式 ( 即使在纯粹的阅读中，也要求把被阅读的文本当作对话的一方 ) ，正是这一结构，确保了对话双方主题的一致性，因为回答只是展开了的提问。这是理解的重要前提，这无非是说，唯有双方在谈论同一的事物时，对话以及对话的理解才是可能的，并且，这样的理解因其避免了主观任意性而具有客观意义；对话本质上是平等、宽容的，它要求承认对立意见的合法性，才能使对话成为平等的语言交流；它要求任何一方都不能拘泥于自己成见倾听对方，使对方的体验进入“我”的体验之中而成为“我”的理解的重要方面，反之也一样，并由于这种互相渗透，各自的视界不断趋向融合；对话本身还是一种开放性的结构，这种开放不仅意味着对它者的开放，使“你”能够进入“我”之中，还意味着对历史、创统的开放，使历史进入现代，并与现代一起构成“我”的新视界，一同走向未来。从中证明了伽达默尔的一个重要论断：“理解从来不是一种达到所设定的‘对象'之主体行为，而是一种达到效果历史的主体行为”， ( 《全集》第二卷，第 441 页 ) 它不把历史认作是作已经逝去了的陈迹，而是肯定它对现代所持续产生的作用，它作为“传统”、作为理解的“前结构”，推动且又限制着当代人的理解，并在这基础上把自己的影响延伸到未来。
伽达默尔进一步揭示了对话之所以能被理解的根据。他指出，沟通对话双方的桥梁乃是“体验”。据伽达默尔，是黑格尔首次使用了这个词，经由狄尔泰，这个词才获得一种概念性的功能，而到了伽达默尔，这一概念变得至关重要了，他提示我们：“在我的探索中，有关体验的章节在全书 ( 指《真理与方法》——笔者注 ) 中就有着一个纲领性的关键地位” ( 《全集》第二卷，第 445 页 ) 。与自我意识之反思 ( 比如黑格尔哲学 ) 相对立，这一概念适用于一种“浓缩着的、强化着的意义”，它所指向的是通过上述凝结了的意义而聚合成的统一的“感知整体”。此种“感知”要求对构成意义的东西追溯到它最初的源头，即那个在意识中最初被给定的东西。在这个源头上，体验作为感知的整体表现为体验的统一体。可见，能被称为体验的不是某个现实的自我体验的特殊性，也不单纯是在意识生命之流中短暂流逝的东西，它溶化在生命运动的整体中，并由于生命的运动而成为不断更新的统一体。从中显示了理解的真正奥秘：[下雨]理解者感知着语言所展示的被理解的经验和体验，通过此一感知达到构成意义的源头，这个源头便是一切理解的共同基础，不同理解者对这一最初构成意义的东西之再体验因之而具有某种共同性，并且，就体验而言，理解者通过语言与已逝去的意义构成物形成一种直接性关联，一种新的体验统一体。“我们”能够相互理解的秘密便在于此——我们的体验超越时空的在构成意义的源头上达到了统一[下雨]。
伽达默尔从对话中提炼出来“提问——回答”的结构，如上所述，这个“对话”须得在一个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即把一切对“文本”的理解都看作是文本与理解者的对话，这样，这种问答式的结构就表现为整个诠释现象所包含的一种普遍结构，成为一种“问答的逻辑”。在这个结构中，文本被视为向解释者所提出的问题，正因为它提出了问题，才成为理解的对象，而理解文本也就是理解这个问题。我们的理解乃是对所提问题的回答，在回答问题中，我们敞开了自己的意义，即我们所理解到的东西。
但是，我们所面对的文本并没有向我们直接提出问题，相反地，它的存在首先是作为一种回答，确切地说，是作为以前所提出的问题之回答，因此，我们在此所回答的问题，乃是我们自己提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提出问题，而只是“重建以留传下来的文本为其回答的问题”， ( 伽达默尔：《问答的逻辑》 )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与文本回答的是同一个问题，或者说，继续回答文本所回答的问题。然此一“重建”是我们自己在重建，这意味着，重建的问题已不是处于其原来的视界中，而是在我们的视界中重建的问题，由于视界的不同，重建的问题必定与原初的问题有着某种区别，这种区别表明了一切“重建”都变成了我们在自己视界中的提问。不言而喻，我们的回答是针对被重建的问题的，因此，我们对文本意义的理解，作为对重建的问题之回答，就打上了理解者的烙印。在这里，“问题与理解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就是赋予解释学经验以真正方向的东西”， ( 同上 ) 它植根于文本之中，无论是问题的重建还是对重建的问题的理解，都是以文本为基础的，一切理解，归根结底都是对文本的理解，所理解的是文本向我们敞开的意义，就此而言，它不同于单纯的重新创造意义；但理解又不是纯粹的再现文本的意义，它通过问题的重建融入了新的意义，也就是在新的视界中所理解的意义，就此而言，[下雨]理解过程就是意义的创造过程[下雨]。
伽达默尔认为，“游戏”是对话的具体化形式， ( 参见伽达默尔：《全集》，第一卷，第 491 页 ) 通过对游戏的分析，我们能够更为深刻地领会对话的实质。如同在“深入根本的对话”中，对话过程摆脱了对话者的主观意志一样，“游戏具有一种独特的本质，并且是独立于从事游戏活动者的意识的，由此，游戏也就存在于，甚至真正地存在于这样一种境界中，在这境界里，没有一个主体性的自为存在限制了主题上的视界……游戏者并不就是游戏的主体，而是游戏通过游戏活动者才达到表现”。 (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 148 页 ) 在游戏中，游戏本身即为主体，它超越了一切游戏者，向他们展示了自身的魅力，将游戏者吸引进来。
自我表现是游戏的存在方式，“游戏的自我表现就这样导致了游戏活动者通过他玩味某种东西，即表现某种东西，仿佛达到了他特有的自我表现”。 ( 同上，第 157 页 ) 游戏活动者把游戏作为一种超越他的真实性来感受，并且在游戏中超越自己。伽达默尔指出，只在“观照游戏”中，游戏才获得了完整的意义。在这里，游戏者虽然是一如既往的自我表现着，但却同时是为了观者的表现，游戏者与观者组由此而构成了游戏的整体，观者并未直接出现在游戏活动中，却参与着游戏，从根本上说，游戏是由观者去感受的。由于观照游戏是为观者而存在的，这就表明，[下雨]“游戏在自身中含有一种意义内容，这意义内容是应该被理解的，而且因此也是可从游戏活动者的行为中分析出来的，……在游戏的意义内容中去把握游戏本身，这一要求对游戏者和观者来说是共同的”[下雨]。 ( 同上 )
艺术作品、乃至一切文本就是游戏，这无非是说，它们与游戏一样的是在其表现中获得其真正存在的，同时，这也意味着，游戏是象作品一样的创造物。作为创造物，游戏获得了它的观念性，成为一种意义整体，并作为意义整体被重复地表现着，反复地被理解着，就如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文本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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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的辩证法（2009 笔记）
语言 (Sprache ) 的原形动词为言说 (sprechen) 。“言说”不是“我”向自己描述被提及的事物，它是面向听者“你”的。因而，“在语言中理解”表现为“你”和“我”的对话结构。然当我们说，理解只在“你”和“我”之间发生，这种说法已表明很大程度上误解了对话结构。事实上，这里不存在“你”和“我”，而只是在“我”之中的“你说”以及与之相对的“我说”。因此，“我”理解的根本不是“你”，而是向“我”所述说的东西，是“你”的语言。当然，伽达默尔所说的“你”决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称代词，它实际上涵盖着包括文献、艺术品、历史，文化传统、乃至整个世界等等一切与理解者发生关系的对象。显然，这里的理解不再是某种主体的行为向着所设定的客体的运动，不是主体作为纯粹的旁观者去认识特定的外在客体，而是通过对话——诸如传统与现实，过去与现在，自我与它者等等之间的对话——通向效果历史的运动。真理也不是超验的东西，不是黑格尔所设定的“绝对精神”，理解作为真理和意义的显示，只能存在于对话双方的关系之中；真理不是被发现的，而是一个发生过程，此一过程便是对话过程。（[下雨]#脚注#：嘉映先生在《真理掌握我们》一问中最后写到——……就真理之为真相而言，确实如此；但我们凡人，诚而已矣，我们为真理的临现做好了准备，这就是我们的至高真理了。经上说，只要有两个人在场，我就在你们中间了。[下雨]）
毫无疑问，对话的整个过程是语言性质的，语言是两个人在所谈的对象上取得一致看法、并由此而相互理解的共同拥有的中间区域。在这个区域里，对话双方都向着对方开放着自己，他人向我展示的是他自己的体验，表明了他人的意见是一个无可否认的合法存在，它已经存在着；我从中领悟了它，说明我们在对话的主题上已取得了一致，我对它作出自己的判断，或赞同，或反对，这种判断表达了我对所言及的事物的理解；这种理解虽然是我自己的，却是通过他人才成为清晰可见的，这就是说，我是通过他人才认识了自己，理解了自己，因此，对他人的理解同时就是自我理解。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通过对话结构达到理解，表明伽达默尔和施莱尔马赫、狄尔泰在理解问题上的本质区别：理解不是基于理解者进入被理解者的“内心”，不是在内心中重新体验被理解者的经验，以到达他们在心灵状态上的神秘交流与重合，事实上，这也是不可能的，我们不能想象，历史学家在理解不同的历史人物时，竟需要在心理上承担起扮演各种人物角色的任务；理解的首要任务是确定对话所言及的对象，即被讨论的事物之“主题”，从而分享其公共的意义。
对话在本质上是开放的。在对话中，我所说的是直接指向“你”的，“你”的意见乃是向我提出的问题，我的意见就是这一问题的回答，另一方面，我的回答同时也是向“你”所提出的问题，一切对话就是这样地围绕着“提问——回答”结构展开的，对话主题的一致性就首先表现为对所提问题的的理解，正因如此，对话双方都是为对方所引导的，是“你”的言谈引出了我的言谈，反之也一样，结果竟是这样，“对话越是涉及根本问题，对话的进行就越加不受对话者意志的支配。所以一次涉及根本问题的对话永远也不是我们想要进行的对话”。 ( 伽达默尔：《语言作为解释学经验的媒介》 ) 我们无法预见对话的结果，无法预见那个被称为“真理”的东西，它只是在对话的过程展现开来，只要对话还在进行，它就继续展现着，真理由此而表现为一个过程，即在对话中显现自身的过程。“所有这些都表明一次对话具有其本身的精神，而且对话所用的语言在对话中就带有其本身的真实性，也就是说它显示某种今后存在的东西”。 ( 同上 )
在此分析的对话已预先假设了一个前提，这就是他们都使用着同一种语言。这个“同一种语言”不可理解为“同一的语种”，乃至“同一母语”，而是指在同一的此在关系中形成的语言，因此这是一个纯粹的假设。此在关系乃是特定此在的自身的关系，是在特定的情境中形成的关系，这种情境上的区别决定了此在在语言理解上的差别，对他人的理解，因此必须是把他人的语言纳入自己的生活语境中加以理解才有可能，就是说，要把他人的语言“翻译”成自己的语言。为能说明问题，我们不妨从现实意义上的“翻译”入手，把对话理解为使用不同语种的人之间的对话。伽达默尔认为，借助翻译完成的不同语言之对话过程，对我们特别有启发。两种语言之间存在着一条天然的鸿沟，这不仅是说它们是用不同的符号系统表达着，而且还意味着对所言及的对象独特理解，这是在特定的生活语境中形成的。这里有一个现成的例子。“走狗”一词在汉语中含有明显贬义的成份，但在西方人眼里，跑动起来的狗是尤其可爱的。因此在翻译中，仅仅指出另一种语言所指涉的对象是不够的，人们还必须把握它的意蕴。翻译的任务，就是尽可能保持原意的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通过另一种方式重新表达出来，就此而言，翻译就是解释，把所理解的东西解释出来。正因为翻译不仅是“再现”，而且还是“解释”，是翻译者对语言在理解的基础上的重新塑造，这就使得翻译的东西呈现出一种新的风貌，在某种意义上，翻译就是再创造。翻译虽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翻译者和对话者的处境从根本上说是相同的，如果进一步扩展开来，他是与一切“文本”的解释者的处境相同的，“翻译者进行再创造的任务，与任何文本所提出的一般解释学任务之间，只有程度上的而没有性质上的差别”。 ( 同上 )
与前人相比，伽达默尔立足于“对话”对理解的分析更能体现诠释的精神。人们常常忽视对话特殊的结构功能，现实的对话呈现为“提问——回答”的结构模式 ( 即使在纯粹的阅读中，也要求把被阅读的文本当作对话的一方 ) ，正是这一结构，确保了对话双方主题的一致性，因为回答只是展开了的提问。这是理解的重要前提，这无非是说，唯有双方在谈论同一的事物时，对话以及对话的理解才是可能的，并且，这样的理解因其避免了主观任意性而具有客观意义；对话本质上是平等、宽容的，它要求承认对立意见的合法性，才能使对话成为平等的语言交流；它要求任何一方都不能拘泥于自己成见倾听对方，使对方的体验进入“我”的体验之中而成为“我”的理解的重要方面，反之也一样，并由于这种互相渗透，各自的视界不断趋向融合；对话本身还是一种开放性的结构，这种开放不仅意味着对它者的开放，使“你”能够进入“我”之中，还意味着对历史、创统的开放，使历史进入现代，并与现代一起构成“我”的新视界，一同走向未来。从中证明了伽达默尔的一个重要论断：“理解从来不是一种达到所设定的‘对象'之主体行为，而是一种达到效果历史的主体行为”， ( 《全集》第二卷，第 441 页 ) 它不把历史认作是作已经逝去了的陈迹，而是肯定它对现代所持续产生的作用，它作为“传统”、作为理解的“前结构”，推动且又限制着当代人的理解，并在这基础上把自己的影响延伸到未来。
伽达默尔进一步揭示了对话之所以能被理解的根据。他指出，沟通对话双方的桥梁乃是“体验”。据伽达默尔，是黑格尔首次使用了这个词，经由狄尔泰，这个词才获得一种概念性的功能，而到了伽达默尔，这一概念变得至关重要了，他提示我们：“在我的探索中，有关体验的章节在全书 ( 指《真理与方法》——笔者注 ) 中就有着一个纲领性的关键地位” ( 《全集》第二卷，第 445 页 ) 。与自我意识之反思 ( 比如黑格尔哲学 ) 相对立，这一概念适用于一种“浓缩着的、强化着的意义”，它所指向的是通过上述凝结了的意义而聚合成的统一的“感知整体”。此种“感知”要求对构成意义的东西追溯到它最初的源头，即那个在意识中最初被给定的东西。在这个源头上，体验作为感知的整体表现为体验的统一体。可见，能被称为体验的不是某个现实的自我体验的特殊性，也不单纯是在意识生命之流中短暂流逝的东西，它溶化在生命运动的整体中，并由于生命的运动而成为不断更新的统一体。从中显示了理解的真正奥秘：[下雨]理解者感知着语言所展示的被理解的经验和体验，通过此一感知达到构成意义的源头，这个源头便是一切理解的共同基础，不同理解者对这一最初构成意义的东西之再体验因之而具有某种共同性，并且，就体验而言，理解者通过语言与已逝去的意义构成物形成一种直接性关联，一种新的体验统一体。“我们”能够相互理解的秘密便在于此——我们的体验超越时空的在构成意义的源头上达到了统一[下雨]。
伽达默尔从对话中提炼出来“提问——回答”的结构，如上所述，这个“对话”须得在一个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即把一切对“文本”的理解都看作是文本与理解者的对话，这样，这种问答式的结构就表现为整个诠释现象所包含的一种普遍结构，成为一种“问答的逻辑”。在这个结构中，文本被视为向解释者所提出的问题，正因为它提出了问题，才成为理解的对象，而理解文本也就是理解这个问题。我们的理解乃是对所提问题的回答，在回答问题中，我们敞开了自己的意义，即我们所理解到的东西。
但是，我们所面对的文本并没有向我们直接提出问题，相反地，它的存在首先是作为一种回答，确切地说，是作为以前所提出的问题之回答，因此，我们在此所回答的问题，乃是我们自己提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提出问题，而只是“重建以留传下来的文本为其回答的问题”， ( 伽达默尔：《问答的逻辑》 )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与文本回答的是同一个问题，或者说，继续回答文本所回答的问题。然此一“重建”是我们自己在重建，这意味着，重建的问题已不是处于其原来的视界中，而是在我们的视界中重建的问题，由于视界的不同，重建的问题必定与原初的问题有着某种区别，这种区别表明了一切“重建”都变成了我们在自己视界中的提问。不言而喻，我们的回答是针对被重建的问题的，因此，我们对文本意义的理解，作为对重建的问题之回答，就打上了理解者的烙印。在这里，“问题与理解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就是赋予解释学经验以真正方向的东西”， ( 同上 ) 它植根于文本之中，无论是问题的重建还是对重建的问题的理解，都是以文本为基础的，一切理解，归根结底都是对文本的理解，所理解的是文本向我们敞开的意义，就此而言，它不同于单纯的重新创造意义；但理解又不是纯粹的再现文本的意义，它通过问题的重建融入了新的意义，也就是在新的视界中所理解的意义，就此而言，[下雨]理解过程就是意义的创造过程[下雨]。
伽达默尔认为，“游戏”是对话的具体化形式， ( 参见伽达默尔：《全集》，第一卷，第 491 页 ) 通过对游戏的分析，我们能够更为深刻地领会对话的实质。如同在“深入根本的对话”中，对话过程摆脱了对话者的主观意志一样，“游戏具有一种独特的本质，并且是独立于从事游戏活动者的意识的，由此，游戏也就存在于，甚至真正地存在于这样一种境界中，在这境界里，没有一个主体性的自为存在限制了主题上的视界……游戏者并不就是游戏的主体，而是游戏通过游戏活动者才达到表现”。 (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 148 页 ) 在游戏中，游戏本身即为主体，它超越了一切游戏者，向他们展示了自身的魅力，将游戏者吸引进来。
自我表现是游戏的存在方式，“游戏的自我表现就这样导致了游戏活动者通过他玩味某种东西，即表现某种东西，仿佛达到了他特有的自我表现”。 ( 同上，第 157 页 ) 游戏活动者把游戏作为一种超越他的真实性来感受，并且在游戏中超越自己。伽达默尔指出，只在“观照游戏”中，游戏才获得了完整的意义。在这里，游戏者虽然是一如既往的自我表现着，但却同时是为了观者的表现，游戏者与观者组由此而构成了游戏的整体，观者并未直接出现在游戏活动中，却参与着游戏，从根本上说，游戏是由观者去感受的。由于观照游戏是为观者而存在的，这就表明，[下雨]“游戏在自身中含有一种意义内容，这意义内容是应该被理解的，而且因此也是可从游戏活动者的行为中分析出来的，……在游戏的意义内容中去把握游戏本身，这一要求对游戏者和观者来说是共同的”[下雨]。 ( 同上 )
艺术作品、乃至一切文本就是游戏，这无非是说，它们与游戏一样的是在其表现中获得其真正存在的，同时，这也意味着，游戏是象作品一样的创造物。作为创造物，游戏获得了它的观念性，成为一种意义整体，并作为意义整体被重复地表现着，反复地被理解着，就如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文本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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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活得高级的女人：内心有光，不忘梦想
——自我，才是女人给自己最重要的一份礼物
很早就听过这样一句话：“女人长得漂亮，不如活得漂亮。”这句话的另外一种诠释是，长得漂亮是天生的优势，活得漂亮才是后天的本事。女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承担着诸多的社会规范与期待。在家要温柔贤淑做贤妻良母，在外要能赚钱为事业奋斗。这些社会规范像枷锁一样，禁锢了无数女人的内心，让她们竭尽所能也要成为别人眼中的“全能女性”。
然而，当她们拼尽全力去迎合别人的期待时，也在不知不觉中迷失了自己。她们忘记了，在努力成为谁的女儿、妻子、母亲之前，在成为事业成功的女强人之前，她先要做的是成为她自己。因为我们有着不同的身体、思想和灵魂，也许我们可以试着不去在意世俗的眼光和别人的言论，而是找到自己内心的真正所向。
不过分依赖爱情
亦舒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不管你是二十岁、三十岁还是四十岁，都不能把自己托付给任何人。”许多女人终其一生就是为了爱情而活，将生活所有的幸福都寄托在别人身上，而失去了自己主动去创造快乐和发掘幸福的能力。只有当她们经历了人间的现实，才能明白：这世上一直能够让自己依靠的，永远只有自己。《知否知否》中有一句话特别发人深省。“这天下没有谁是谁的靠山，凡事，最好也不要太指望人，实在要指望，也不要太多，太深。”活得通透的人，从不把自己的人生加注在男人身上。在世俗的眼光和当时的男权社会里，始终保持着清醒。
不把未来寄托在男人身上，而是一心一意提升自己，努力过好自己的日子。“将来我可以攒很多钱，闲了就去游山玩水、击球垂钓，日子过得畅快。
若为了在男人面前争一口饭吃，反倒把自己变成面目可憎的疯婆子，这一生多不划算。”所谓女人的通透，正是如此。我一直觉得，感情里最糟糕的不是失去对方，而是在爱中失去了自己。想要的东西自己去买，想过的日子自己去争取。唯有如此，这一生才算活得畅意。
与自我和解
“人生总是这么苦吗？还是只有小时候这样？”
“总是如此。”是啊，人生不易，这一生我们会面临无数的挫折和难题。对于女人来说，更是如此。
想要姣好的容貌，完美的身材，希望自己永远不会老去。然而，命运和时光赋予我们的除了容貌，也许还有智慧、风度和格局。我们终究要学会与自己和解，与时间和解，让每个年龄阶段的自己都能恣意绽放。学会了与自我和解不再执着于追求身材和容貌，而是更在乎自己。关心自己的情绪，关照自己的健康。与自我达成和解后，人生终于快乐起来。
与肥胖作斗争，对容貌有焦虑，这些执念无休止地裹挟着女性。反而忽视了最需要呵护和爱惜的自己。
我一直很喜欢一句话：“我们每个人都有幸降临到这个世界上，这就是值得庆幸的事情，就是应该引以为自豪的事情。”也许，好好活着，就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依然心怀梦想
很认同一句话：“人最大的成功，是按喜欢的方式过一生。”人这一生，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是幸运的。
平凡如你我，却各自心怀热爱。它不一定能为我们谋生，却让我们心有所依，让我们活得投入而热烈。
为心中的热爱不遗余力，是一个人最好的样子。
绘画工具和画作。夜深人静时，就默默支起画板，任思绪天马行空，画出心中的天地。临摹世界名画，也自创佳作屋子里，一幅幅画增添了许多诗意与生机。白天辛苦工作以谋生，夜晚专心作画以谋爱。活成了多少普通女性羡慕的样子。虽然生活很糟，但浪漫要自己去创造。热爱不分大小，每一份小小的喜欢，都足以让人生发光。英国现代主义女作家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有这样一句话：
“一个女人如果想要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在我看来，这个房间就是为了容纳我们的热爱和梦想。它既代表了我们生活的空间独立不被侵犯，也延展了我们精神和心灵的空间。在这个世界里，你可以读书、画画、写字、养花、听音乐……你对理想生活的一切向往，都藏在这个独立的空间里，它是你平凡生活的一汪活水，能够治愈一切贫瘠的灵魂。有人说：“在这一生中，女人得成为自己的英雄，得用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方式去赢，无论有多困难。”女人天生柔弱，却没有什么能抵挡我们内心变得强大。身为女性，我们的人生有无数种可能，不必迎合他人的期待，也不必给自我设限。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在《米开朗基罗传》中写道：“生活中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爱自己，就是终生浪漫的开始。愿每一个女性都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不依赖于爱情，不禁锢于执念，勇敢追求心中所爱与梦想。
——自我，才是女人给自己最重要的一份礼物
很早就听过这样一句话：“女人长得漂亮，不如活得漂亮。”这句话的另外一种诠释是，长得漂亮是天生的优势，活得漂亮才是后天的本事。女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承担着诸多的社会规范与期待。在家要温柔贤淑做贤妻良母，在外要能赚钱为事业奋斗。这些社会规范像枷锁一样，禁锢了无数女人的内心，让她们竭尽所能也要成为别人眼中的“全能女性”。
然而，当她们拼尽全力去迎合别人的期待时，也在不知不觉中迷失了自己。她们忘记了，在努力成为谁的女儿、妻子、母亲之前，在成为事业成功的女强人之前，她先要做的是成为她自己。因为我们有着不同的身体、思想和灵魂，也许我们可以试着不去在意世俗的眼光和别人的言论，而是找到自己内心的真正所向。
不过分依赖爱情
亦舒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不管你是二十岁、三十岁还是四十岁，都不能把自己托付给任何人。”许多女人终其一生就是为了爱情而活，将生活所有的幸福都寄托在别人身上，而失去了自己主动去创造快乐和发掘幸福的能力。只有当她们经历了人间的现实，才能明白：这世上一直能够让自己依靠的，永远只有自己。《知否知否》中有一句话特别发人深省。“这天下没有谁是谁的靠山，凡事，最好也不要太指望人，实在要指望，也不要太多，太深。”活得通透的人，从不把自己的人生加注在男人身上。在世俗的眼光和当时的男权社会里，始终保持着清醒。
不把未来寄托在男人身上，而是一心一意提升自己，努力过好自己的日子。“将来我可以攒很多钱，闲了就去游山玩水、击球垂钓，日子过得畅快。
若为了在男人面前争一口饭吃，反倒把自己变成面目可憎的疯婆子，这一生多不划算。”所谓女人的通透，正是如此。我一直觉得，感情里最糟糕的不是失去对方，而是在爱中失去了自己。想要的东西自己去买，想过的日子自己去争取。唯有如此，这一生才算活得畅意。
与自我和解
“人生总是这么苦吗？还是只有小时候这样？”
“总是如此。”是啊，人生不易，这一生我们会面临无数的挫折和难题。对于女人来说，更是如此。
想要姣好的容貌，完美的身材，希望自己永远不会老去。然而，命运和时光赋予我们的除了容貌，也许还有智慧、风度和格局。我们终究要学会与自己和解，与时间和解，让每个年龄阶段的自己都能恣意绽放。学会了与自我和解不再执着于追求身材和容貌，而是更在乎自己。关心自己的情绪，关照自己的健康。与自我达成和解后，人生终于快乐起来。
与肥胖作斗争，对容貌有焦虑，这些执念无休止地裹挟着女性。反而忽视了最需要呵护和爱惜的自己。
我一直很喜欢一句话：“我们每个人都有幸降临到这个世界上，这就是值得庆幸的事情，就是应该引以为自豪的事情。”也许，好好活着，就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依然心怀梦想
很认同一句话：“人最大的成功，是按喜欢的方式过一生。”人这一生，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是幸运的。
平凡如你我，却各自心怀热爱。它不一定能为我们谋生，却让我们心有所依，让我们活得投入而热烈。
为心中的热爱不遗余力，是一个人最好的样子。
绘画工具和画作。夜深人静时，就默默支起画板，任思绪天马行空，画出心中的天地。临摹世界名画，也自创佳作屋子里，一幅幅画增添了许多诗意与生机。白天辛苦工作以谋生，夜晚专心作画以谋爱。活成了多少普通女性羡慕的样子。虽然生活很糟，但浪漫要自己去创造。热爱不分大小，每一份小小的喜欢，都足以让人生发光。英国现代主义女作家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有这样一句话：
“一个女人如果想要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在我看来，这个房间就是为了容纳我们的热爱和梦想。它既代表了我们生活的空间独立不被侵犯，也延展了我们精神和心灵的空间。在这个世界里，你可以读书、画画、写字、养花、听音乐……你对理想生活的一切向往，都藏在这个独立的空间里，它是你平凡生活的一汪活水，能够治愈一切贫瘠的灵魂。有人说：“在这一生中，女人得成为自己的英雄，得用自己的力量和自己的方式去赢，无论有多困难。”女人天生柔弱，却没有什么能抵挡我们内心变得强大。身为女性，我们的人生有无数种可能，不必迎合他人的期待，也不必给自我设限。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在《米开朗基罗传》中写道：“生活中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爱自己，就是终生浪漫的开始。愿每一个女性都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不依赖于爱情，不禁锢于执念，勇敢追求心中所爱与梦想。
美丽的痛苦（代后记）
曹文轩
《青铜葵花》在享乐主义泛滥的今天，无疑是另一种声音。它进行的是一种逆向的思考。它是对苦难与痛苦的确定，也是对苦难与痛苦的诠释。
苦难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它包括了自然的突然袭击、人类野蛮本性*的发作、个人心灵世界的急风暴雨等。我们每天都在目睹与耳闻这些苦难。当非洲难民在尘土飞扬的荒原上一路倒毙一路迁徙的时候；当东南亚的海啸在人们猝不及防的情况下，以十分短暂的时间吞噬了那么多的生命，将一个好端端的世界弄得面目全非的时候；当阿尔卑斯山发生大雪崩将人的一片欢笑顿时掩埋于雪下的时候；当中国煤矿连连发生瓦斯爆炸，一团团生命之火消灭于数万年的黑暗之中的时候……我们难道还会以为这个世界就只有欢乐与幸福吗？其实，这一切又算得了什么？那些零星的、琐碎的却又是无边无际、无所不在的心灵痛苦，更是深入而持久的。坎坷、跌落、失落、波折、破灭、沦陷、被抛弃、被扼杀、雪上加霜、漏船偏遇顶风浪……这差不多是每一个人的一生写照。
然而，我们却要忘却。
我们陷入了今朝有酒今朝醉、先乐呵乐呵再说的轻薄的享乐主义。
这种享乐主义，是我们在面对苦难、痛苦时的怯懦表现，是一种对生命缺乏深刻体验与理解的必然选择。而我们对此却没有丝毫的反思。不仅如此，我们还为这种享乐主义寻找到了许多借口。当下中国，在一片“苦啊”的叹息声中，开始了对快乐的疯狂吮吸。我们看到的景象，大概是那个宣扬享乐主义的西方都望尘莫及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世界沉沦于一派轻飘的、浮泛的、没有任何精神境界的欢愉之中。欢乐，欢乐，再欢乐，欢乐到死。
追求快乐，是无可非议的，更是无罪的。问题是：这种忘却苦难的快乐，在苦难突然降临之际，究竟有多大的对抗力量？它只是一种享乐主义，而不是一种乐观主义——乐观主义，是一种深刻认识苦难之后的快乐，那才是一种真正的、有质量的快乐。
由于我们忽视了苦难的必然性*，忽视了苦难对于我们生命的价值，忽视了我们在面对苦难时的风度，忽视了我们对苦难的哲理性*的理解，因此，当苦难来临时，我们只能毫无风度地叫苦连天，我们只能手足无措、不堪一击。有些苦难，其实是我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些无法回避的元素。我们要成长，就不能不与这些苦难结伴而行，就像美丽的宝石必经熔岩的冶炼与物质的爆炸一样。
在这样一个语境中，当一个孩子因为某种压力而选择轻生时，我们看到，这个看上去很深刻、很人性*化的社会，急急忙忙地、毫不犹豫地从各个方面开始对造成这个孩子悲剧的社会进行检讨，甚至是谴责。我们从没有看到过有一个人站出来对这个孩子承受苦难的能力进行哪怕一点点的反思。我们无意为这个社会辩护，无意为这个教育制度辩护——这个社会、这个教育制度确实存在着许多问题，甚至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但将任何问题往社会身上一推，往教育制度上一推，难道就是完全合理的吗？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种教育制度，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检讨，不也应包括对这个孩子对苦难的理解与承受能力的培养的检讨吗？
由于我们对民主、自由、快乐的偏狭理解，我们喜欢不分是非地充当“快乐人生”代言人的角色*。我们为那些不能承担正常苦难的孩子鸣冤叫屈，然后一味地为他们制造快乐的天堂。当谈到儿童文学时，我们说：儿童文学就是给孩子带来快乐的文学。十多年前，我就纠正过这个显然不怎么可靠的定义，我说：儿童文学是给孩子带来快感的文学，这里的快感包括喜剧快感，也包括悲剧快感——后者在有些时候甚至比前者还要重要。安徒生的作品，大部分是悲剧性*的，是忧伤的，苦难的，痛苦的，但也是美的。由于一种不可靠的理念传播于整个社会，导致了我们对安徒生当下意义的否定，甚至发展到有人要往安徒生的脸上吐口水。我在想：在纪念安徒生诞辰200周年的今天，我实在不知道全世界到底还有多少人要向安徒生的脸上吐口水？看样子，这事情大概也就是发生在中国——一个享乐主义风行的世界。殊不知，这正是我们对苦难缺乏认识而对快乐又抱了一种浮浅见解的有力证据。
苦难几乎是永恒的。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苦难。苦难绝非是从今天才开始的。今天的孩子，用不着为自己的苦难大惊小怪，更不要以为只是从你们这里开始才有苦难与痛苦的。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苦难的历史，而且这个历史还将继续延伸下去。我们需要的是面对苦难时的那种处变不惊的优雅风度。
就在我写完《青铜葵花》后不久，我读到了罗曼·罗兰的一段文字：
我们应当敢于正视痛苦，尊敬痛苦！欢乐固然值得赞颂，痛苦又何尝不值得赞颂！这两位是姊妹，而且都是圣者。她们锻炼人类开展伟大的心魂。她们是力，是生，是神。凡是不能兼爱欢乐与痛苦的人，便是既不爱欢乐，亦不爱痛苦。凡能体味她们的，方懂得人生的价值和离开人生时的甜蜜。
《青铜葵花》要告诉孩子们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曹文轩
《青铜葵花》在享乐主义泛滥的今天，无疑是另一种声音。它进行的是一种逆向的思考。它是对苦难与痛苦的确定，也是对苦难与痛苦的诠释。
苦难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它包括了自然的突然袭击、人类野蛮本性*的发作、个人心灵世界的急风暴雨等。我们每天都在目睹与耳闻这些苦难。当非洲难民在尘土飞扬的荒原上一路倒毙一路迁徙的时候；当东南亚的海啸在人们猝不及防的情况下，以十分短暂的时间吞噬了那么多的生命，将一个好端端的世界弄得面目全非的时候；当阿尔卑斯山发生大雪崩将人的一片欢笑顿时掩埋于雪下的时候；当中国煤矿连连发生瓦斯爆炸，一团团生命之火消灭于数万年的黑暗之中的时候……我们难道还会以为这个世界就只有欢乐与幸福吗？其实，这一切又算得了什么？那些零星的、琐碎的却又是无边无际、无所不在的心灵痛苦，更是深入而持久的。坎坷、跌落、失落、波折、破灭、沦陷、被抛弃、被扼杀、雪上加霜、漏船偏遇顶风浪……这差不多是每一个人的一生写照。
然而，我们却要忘却。
我们陷入了今朝有酒今朝醉、先乐呵乐呵再说的轻薄的享乐主义。
这种享乐主义，是我们在面对苦难、痛苦时的怯懦表现，是一种对生命缺乏深刻体验与理解的必然选择。而我们对此却没有丝毫的反思。不仅如此，我们还为这种享乐主义寻找到了许多借口。当下中国，在一片“苦啊”的叹息声中，开始了对快乐的疯狂吮吸。我们看到的景象，大概是那个宣扬享乐主义的西方都望尘莫及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世界沉沦于一派轻飘的、浮泛的、没有任何精神境界的欢愉之中。欢乐，欢乐，再欢乐，欢乐到死。
追求快乐，是无可非议的，更是无罪的。问题是：这种忘却苦难的快乐，在苦难突然降临之际，究竟有多大的对抗力量？它只是一种享乐主义，而不是一种乐观主义——乐观主义，是一种深刻认识苦难之后的快乐，那才是一种真正的、有质量的快乐。
由于我们忽视了苦难的必然性*，忽视了苦难对于我们生命的价值，忽视了我们在面对苦难时的风度，忽视了我们对苦难的哲理性*的理解，因此，当苦难来临时，我们只能毫无风度地叫苦连天，我们只能手足无措、不堪一击。有些苦难，其实是我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些无法回避的元素。我们要成长，就不能不与这些苦难结伴而行，就像美丽的宝石必经熔岩的冶炼与物质的爆炸一样。
在这样一个语境中，当一个孩子因为某种压力而选择轻生时，我们看到，这个看上去很深刻、很人性*化的社会，急急忙忙地、毫不犹豫地从各个方面开始对造成这个孩子悲剧的社会进行检讨，甚至是谴责。我们从没有看到过有一个人站出来对这个孩子承受苦难的能力进行哪怕一点点的反思。我们无意为这个社会辩护，无意为这个教育制度辩护——这个社会、这个教育制度确实存在着许多问题，甚至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但将任何问题往社会身上一推，往教育制度上一推，难道就是完全合理的吗？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种教育制度，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检讨，不也应包括对这个孩子对苦难的理解与承受能力的培养的检讨吗？
由于我们对民主、自由、快乐的偏狭理解，我们喜欢不分是非地充当“快乐人生”代言人的角色*。我们为那些不能承担正常苦难的孩子鸣冤叫屈，然后一味地为他们制造快乐的天堂。当谈到儿童文学时，我们说：儿童文学就是给孩子带来快乐的文学。十多年前，我就纠正过这个显然不怎么可靠的定义，我说：儿童文学是给孩子带来快感的文学，这里的快感包括喜剧快感，也包括悲剧快感——后者在有些时候甚至比前者还要重要。安徒生的作品，大部分是悲剧性*的，是忧伤的，苦难的，痛苦的，但也是美的。由于一种不可靠的理念传播于整个社会，导致了我们对安徒生当下意义的否定，甚至发展到有人要往安徒生的脸上吐口水。我在想：在纪念安徒生诞辰200周年的今天，我实在不知道全世界到底还有多少人要向安徒生的脸上吐口水？看样子，这事情大概也就是发生在中国——一个享乐主义风行的世界。殊不知，这正是我们对苦难缺乏认识而对快乐又抱了一种浮浅见解的有力证据。
苦难几乎是永恒的。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苦难。苦难绝非是从今天才开始的。今天的孩子，用不着为自己的苦难大惊小怪，更不要以为只是从你们这里开始才有苦难与痛苦的。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苦难的历史，而且这个历史还将继续延伸下去。我们需要的是面对苦难时的那种处变不惊的优雅风度。
就在我写完《青铜葵花》后不久，我读到了罗曼·罗兰的一段文字：
我们应当敢于正视痛苦，尊敬痛苦！欢乐固然值得赞颂，痛苦又何尝不值得赞颂！这两位是姊妹，而且都是圣者。她们锻炼人类开展伟大的心魂。她们是力，是生，是神。凡是不能兼爱欢乐与痛苦的人，便是既不爱欢乐，亦不爱痛苦。凡能体味她们的，方懂得人生的价值和离开人生时的甜蜜。
《青铜葵花》要告诉孩子们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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