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记·《科学与文化：论融会中西的大学制度》#研究经济学的张五常先生，用九篇文章，构成了一本集子，“探讨在钱一定要花的情况下，大学应该怎样处理才可以为社会赚取较为可观的回报”。书中虽然透露出经济学的精明，但却不苟于近利小义，而能依于中华文化的自信，散发制度改革的闪光。

游走于中西文化之间的张五常先生的经济学造诣已有学界的公论。跨界高等教育的议论，则是以个人的学术经验与理论反思为基础，指向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在量化考核横行的当下，他思考“文章的长寿”，它不依载体的高低，数量的多少，只服从学术的召唤：“做学问可以是有趣的消闲，任何人都应该尝试，但学问的高处所求的是另一回事。后者是要创造一些足以传世一段日子的新思想。不是儿童游戏，尝试的人要把自己的生命押上去”。这样的人，才能张扬了学术的英雄主义而对学府的人事与政治活动加以制衡：“在大学里知识是力量，也即是权力。你们要有权力，多作研究，增加自己的知识就是。如果同事之间认为你们的知识是最高的，那么这学系的话事权会在你们的手上”。可惜在官僚化的制度架构下，学术英雄主义多为三斗米而折腰。

“大学的运作是非常复杂的事。产品是思想创作，是否重要往往要多年后才知道”。因为如此，开放的思想市场在大学中的作用举足轻重。作者对复杂中国实施言论自由保留自己的看法，但是坚决申述学术自由的价值：“问题是牵涉到学术的言论我认为不要管，一点也不要”。因为思想的繁荣，必然需要适当的人才与自由的气氛，瞻前顾后的自我审查，无法拓宽思想的边界，必然导致思想市场的萧条。

前些时候，董老师接手《现代教育论丛》的主编工作，个中情由，恰好与其中《学报重要处理困难》一章相呼应。学术期刊作为一个平台，“一份称得上是可见经传的学报是要有独到的风格或特性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协助一个足以传世的思想范畴搞起来”。文中列举《法律经济学报》的主编戴维德，“不喜欢写文章，但对思想重要性的判断有难得一见的天赋”。同时，较之大家名人，提携后进尤为期刊主编的有道之举：“见到一篇写得差但有少许新意的文稿，不会轻易放过。一个有道的学报编辑的主要工作不单是选取文章，而且要栽培后辈”。其中论点，实为针砭时弊的金玉良言。

一辑小书，言近旨远，串联起何炳棣先生的回忆录，芝加哥大学的发展史，以及张五常先生的经济学。拓展的书目，一拉长串。我对朋友说，身处喧嚣时代的寂落学府，好处就是可以闲敲棋子乱翻书，不必急文章，不怕被转岗，只是为读书，而读书。虽然迂阔疏离，但是自在自为，得失在心，值得付出。 https://t.cn/AigL1q8q

《誓血五人組》的前一個多小時稍微有點悶，讓人感覺是另一部講述退伍老兵戰爭後遺症的反戰作品，但從1個小時20分鐘開始，就變成了一部冒險動作片，仿佛在看印第安那鐘斯類型的絕地尋寶電影，觀眾開始猜誰能活到最後。
然而，各種對歷史、現實的針砭時弊諷刺依然蘊含在有趣的故事中，特別是最後五分鐘，仿佛是最近因為BLM活動再次高漲而重新拍攝的，與現實緊密相連，不得不令人感歎，這是當下最值得一看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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