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二房东”跑路，阿里、华为等大厂员工受骗，有人凌晨被恐吓退房
在望京的房子已经租了两年，下个月即将到期时，两个事实摆在了杨宇(化名)面前：房子并非房东直租，而是自如房源;此前自称“房东”的张某，已经失联了。
受骗的远不止杨宇一人，他加入了一个近两百人的维权群，受骗者大多是互联网公司员工，从公司内网或者公司好友处认识张某并租房。和他一样租了两三年的，或是房源来自中介平台的，都不在少数。直到陆续有租客遭遇上门清退，甚至有人凌晨被恐吓，大家才意识到自己被骗，而张某已经失联。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调查发现，张某以不同身份或公司名义批量从中介平台租房，而后冒充房东低价转租，要求年付租金，不少互联网大厂员工踩坑。涉事房源涉及多家房产租赁中介平台和民宿租赁平台。涉嫌诈骗的张某失联并被立案后，不少受害者提出疑问：房产中介平台该担责吗?有律师认为，转租已经形成事实，中介平台未尽监管责任。
望京“冒牌房东”突然失联
互联网大厂员工受骗
望京，是北京互联网公司聚集地之一，汇聚了阿里、美团、360、58同城、雪球等一众互联网企业。这也意味着，数量不小的互联网人同样聚集在这里工作、居住，除了通过中介平台租房，还有人通过内网或同事介绍房东，张某就借此获得了许多租客的信任。
向张某租了近两年房，杨宇才知道自己的房子并非房东直租，而是通过“业主交给自如，自如租给徐某，徐某租给张某”几个环节，最终租给自己，但实际上自己支付的租金还比自如平台的租金低了近两千元。而在被骗的近两百人中，同样由徐某承租再转给张某的受骗者至少还有5人。
杨宇从2019年11月起就向张某租下了目前居住的房子，实地看房并查看了张某出示的房产证后，与张某签下了租赁合同，并一年一签续约至今。
张某提供的房产证扫描件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但这中间并非没有插曲。
杨宇和张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20年4月5日当天，一名自称是业主的女士带着自如管家上门称要看房，在张某称和对方通了电话后，杨宇开门。随后，同行的自称自如管家的人向杨宇出示了自己的工牌。
在对方看房过程中，杨宇告诉对方，自己与张某签订了租赁合同，而对方却同样出示了一份房产证扫描件，称自己才是业主。
杨宇开始起了疑心，但房租交了一年尚未到期，杨宇认为，自己与张某签订了租赁合同，如果张某与自如有租赁纠纷，应当他们双方去解决。
2020年9月，张某称4月曾来看房的女士要用房子做资产抵押，提醒杨宇在家等，随后自如管家带着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的人上门拍照。杨宇认为，这件事能看出，自如管家与张某并非没有联系。
杨宇回忆，到2020年11月，小区门禁升级，杨宇去物业换门禁卡时报了具体住址后，物业问业主是否姓崔，他确定4月份上门看房的崔女士应该是业主。
也就是说，张某在此前租房时出示的房产证是假的。但由于房租已交到2021年11月，杨宇选择继续住了下来。
这之后，自称业主的女士和自如管家再没来过，杨宇又在这套房子里住了一年。这期间，杨宇虽然怀疑张某与自如有纠纷，但自己没遇到问题，也就没选择搬家。直到今年10月19日、10月20日，杨宇租赁房子的密码锁两度失效，都是张某叫来开锁师傅解决。杨宇表示，张某的电话从来打不通，微信也很少接，只会偶尔回复消息。20日下午联系上了张某，这也是群里大多数受害者能联系上张某的最后时间，在这之后就联系不上了。
20日晚，一名徐姓女士上门，称自己才是房子的承租人，张某从自己手中租了房，现在欠了10多万元房租，已经失联，于是她要求杨宇在23日前搬走。杨宇拒绝后，22日凌晨，徐某和一名男性在00:20、00:50、1:30在杨宇门口砸门，尽管杨宇已经报警，但徐某仍在随后几天晚间上门断掉电表箱电闸后暴力砸门、言语辱骂;25日，徐某在门锁中塞入泡泡糖和树枝，杨宇不得已换锁并再度前往派出所报案。后来，杨宇得知，和他同样受到徐某清退的，至少还有5人。
从自如一名内部员工处，杨宇得知，徐某以季付7830元/月的方式，在自如租下这套房源，而杨宇支付的房租则为5300元/月。不止一名受骗者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确认，自己每月房租比同小区同户型房子要低一、两千元，张某正是以“低房租”“年付更便宜”的方式吸引了大批租客。
在徐某突然上门的同时，张某的其他租客们也陆续遭遇中介上门，大家开始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据受骗者王力(化名)介绍，这次的受骗者中，至少包括了美团、阿里、字节跳动、华为、360、京东等诸多互联网大厂员工。今年五月，王力在公司内网通过同事发布的房源转租信息租下了房，该同事称自己已经在该房源中住了一年。通过这名同事，王力联系上了自称房东的张某。“当时我们以为他是房东，因为我们内网上面很多人都替他发他的房子，然后写了什么房东直租，基本上都是年付，所以我们很多人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认识的张某。”
在正式签订合同前，王力要求查看张某的房产证，对方发来一张房产证的扫描图片，张某等两人同为房屋的房主。随后，双方签下了租房合同，王力付给张某两年共13万元房租。
另一名受骗者刘迪(化名)也在今年1月同样通过公司好友介绍的方式认识张某。通过张某，刘迪身边的公司好友中有近十个人租了房，已经有好友租房住了两、三年。签约前，刘迪同样要求查看了房产证，房产证上并非张某的名字。后来，刘迪向一位也向张某租房的同事求证，当时张某对她同事解释称，这是亲戚的房子，而自己则是自家家族企业的财务顾问。张某自称家里专门投资房产，在北京有一、两百套房，长辈年纪大了，然后他来帮长辈去打点房产做租赁。
看到身边有好友居住了几年没问题，刘迪也没再怀疑。
自如的房源一般都有统一风格的家具，但刘迪房子里的都是旧家具。直到自如管家上门，他才得知自己租住过的两套“张某的房子”实际是自如的房源。第二套房的自如管家告诉刘迪，张某签了两年的租赁合同，房租季付，目前张某支付的房租仅到11月初。目前，刘迪正在与自如协商续租事宜。
有受骗者行李被强行打包
自如称正与租客积极沟通
受骗者自发建立的微信群已经有接近200人。“我们统计了一下，之前统计到150人左右的时候，(受骗金额)大概都有600多万，现在接近200人的话估计有近千万了。”
杨宇推测，中介平台之所以尚未和他沟通清退的事宜，是因为当前仍处在徐某支付的房租区间内。而另一些租客则直接被中介平台要求清退。
10月12日、10月13日，王涵(化名)连续两天在门口看到自如的告知函，被要求其在10月20日前搬走。察觉不对后，她立刻联系张某要求退房。
自如张贴的告知函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但直到20日，王涵仍没有收到退款，再度联系张某，对方已经失联。21日上午，同样向张某租房的同事告诉王涵，自己被中介找上门。意识到张某可能已经跑路，王涵赶回家打算取证据报警，却发现自家房门已经无法打开。警察赶到后进入家中，王涵发现自己所有的行李已经被打包，并贴上了“北京自如生活企业管理有些公司封存”的字样。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对于有受骗者行李被强行上门打包，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宋竟一律师认为，住建部《住房租赁条例(征求意见稿)》，提到住房租赁合同期满或者解除，出租人不得采取暴力、威胁或者其他非法方式迫使承租人腾退。承租人拒不腾退的，出租人可以依法要求承租人腾退租赁住房，也就是到法院起诉要求腾房。
宋竟一认为，在本次租房风波中，实际使用人其实是弱势被骗一方，中介平台即使要解除合同要求腾房，也应该到法院诉讼走合法渠道。没有经过住户允许强行进入、换锁芯，被要求退出房屋仍不退出甚至暴力清退涉嫌违法。
据了解，此次事件涉及多家房产租赁中介平台和民宿租赁平台。
自如回应《每日经济新闻》称，目前排查到涉及房源约20余套，已组成专门团队与租客积极沟通，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推进事件有序解决。而斯维登则表示，正在积极协调并促成业主与现租客达成续租协议，并积极配合警方进行取证工作。但从维权微信群中租客们的发言来看，大多数租客对自如的回应并不认可。有租客表示：“(自如)没有任何积极沟通和帮助。”
一名房产行业的资深从业者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这种高进低出、年付收款的方式，尽管整体赔钱，但实际钱可能已经被转出。
易居研究院智库研究中心总监严跃进认为，张某的套现模式是个人行为，涉及不到这个行业。但站在中介角度，这是一个行业的问题，当前房源怎么管理、能否转租、如何识别以及出现跑路以后如何保障租客权益，这些是需要中介公司思考的。他认为，张某的行为带有很明显的诈骗属性，中介公司也缺少审核，租客本身是无辜的，出事后中介把责任推给租客肯定也不合规。中介公司自身在业务方面缺少审核，才使得这种不正当转租和跑路情况出现。
有租客表示，目前已向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花家地派出所报警，警方已立案。10月26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致电朝阳区花家地派出所询问案件进展，对方表示自己不掌握情况。而据《红星新闻》报道，该派出所一位民警表示，目前已经接到多位租客的报警，警方正在收集租客信息，着手调查。
律师：转租形成事实，
平台未尽监管责任
不少律师认为，张某的行为或已涉嫌诈骗，而中介平台在这次事件中也负有责任。
河南豫龙律师事务所付建律师认为，该事件中张某作为房屋中介，套取下游租客租金，并虚构将租金交付房东事实，卷钱跑路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已经违反了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涉嫌构成诈骗罪。同时，付建认为，中介平台将房屋批量出租于同一人时，就应当对可能存在的转租行为进行审慎审查，在明知租客转租时，就应当履行监管义务，否则应当承担监管不力等责任。
而关于转租行为，以自如的租房合同为例，在合同中，自如明确规定“不同意承租人转租房屋”。京师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姚志斗表示，首先，既然诸如自如等平台的合同中有关于“业主不同意租户再次转租”的条款，那么，当张某从该平台大批量租赁房屋时，其更应尽提醒义务。其次，平台作为专业的大型租赁平台，更应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审慎核实张某批量租房的用途，并尽到监管责任，防止不必要的纠纷产生。
有租户表示“在自如知情的情况下，租户在房子里继续租住超过六个月未提出异议，视为同意转租”，付建律师认为这具有一定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出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承租人转租，但在六个月内未提出异议，其以承租人未经同意为由请求解除合同或者认定转租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但同时姚志斗律师也提示，在司法实践中，对“出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这一点，举证较难。原则上，只有获得出租人书面同意转租和房主口头同意转租并收取次承租人租金两种情形可以认定出租人对转租事宜知情。
付建律师则认为，该事件中不仅上游中介是受害者，租客们也是受害者，且上游中介对房屋具有直接监管责任，其对张某转租本身就应当承担责任，更何况部分上游中介在明知情况下默许转租，甚至已经形成了合法转租的事实情况。所以，上游中介无权暴力清退租客，双方应当对目前情况进行协商处理。
姚志斗表示，本案中，租户将租金支付给张某就应该视为支付给该平台，同时该平台也应按照该合同履行自己的义务。实际上租户是受害者，在其已付房租的情况下，有权继续居住。平台未取得租金造成的损失不该由租户承担，其应向张某主张。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在望京的房子已经租了两年，下个月即将到期时，两个事实摆在了杨宇(化名)面前：房子并非房东直租，而是自如房源;此前自称“房东”的张某，已经失联了。
受骗的远不止杨宇一人，他加入了一个近两百人的维权群，受骗者大多是互联网公司员工，从公司内网或者公司好友处认识张某并租房。和他一样租了两三年的，或是房源来自中介平台的，都不在少数。直到陆续有租客遭遇上门清退，甚至有人凌晨被恐吓，大家才意识到自己被骗，而张某已经失联。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调查发现，张某以不同身份或公司名义批量从中介平台租房，而后冒充房东低价转租，要求年付租金，不少互联网大厂员工踩坑。涉事房源涉及多家房产租赁中介平台和民宿租赁平台。涉嫌诈骗的张某失联并被立案后，不少受害者提出疑问：房产中介平台该担责吗?有律师认为，转租已经形成事实，中介平台未尽监管责任。
望京“冒牌房东”突然失联
互联网大厂员工受骗
望京，是北京互联网公司聚集地之一，汇聚了阿里、美团、360、58同城、雪球等一众互联网企业。这也意味着，数量不小的互联网人同样聚集在这里工作、居住，除了通过中介平台租房，还有人通过内网或同事介绍房东，张某就借此获得了许多租客的信任。
向张某租了近两年房，杨宇才知道自己的房子并非房东直租，而是通过“业主交给自如，自如租给徐某，徐某租给张某”几个环节，最终租给自己，但实际上自己支付的租金还比自如平台的租金低了近两千元。而在被骗的近两百人中，同样由徐某承租再转给张某的受骗者至少还有5人。
杨宇从2019年11月起就向张某租下了目前居住的房子，实地看房并查看了张某出示的房产证后，与张某签下了租赁合同，并一年一签续约至今。
张某提供的房产证扫描件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但这中间并非没有插曲。
杨宇和张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20年4月5日当天，一名自称是业主的女士带着自如管家上门称要看房，在张某称和对方通了电话后，杨宇开门。随后，同行的自称自如管家的人向杨宇出示了自己的工牌。
在对方看房过程中，杨宇告诉对方，自己与张某签订了租赁合同，而对方却同样出示了一份房产证扫描件，称自己才是业主。
杨宇开始起了疑心，但房租交了一年尚未到期，杨宇认为，自己与张某签订了租赁合同，如果张某与自如有租赁纠纷，应当他们双方去解决。
2020年9月，张某称4月曾来看房的女士要用房子做资产抵押，提醒杨宇在家等，随后自如管家带着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的人上门拍照。杨宇认为，这件事能看出，自如管家与张某并非没有联系。
杨宇回忆，到2020年11月，小区门禁升级，杨宇去物业换门禁卡时报了具体住址后，物业问业主是否姓崔，他确定4月份上门看房的崔女士应该是业主。
也就是说，张某在此前租房时出示的房产证是假的。但由于房租已交到2021年11月，杨宇选择继续住了下来。
这之后，自称业主的女士和自如管家再没来过，杨宇又在这套房子里住了一年。这期间，杨宇虽然怀疑张某与自如有纠纷，但自己没遇到问题，也就没选择搬家。直到今年10月19日、10月20日，杨宇租赁房子的密码锁两度失效，都是张某叫来开锁师傅解决。杨宇表示，张某的电话从来打不通，微信也很少接，只会偶尔回复消息。20日下午联系上了张某，这也是群里大多数受害者能联系上张某的最后时间，在这之后就联系不上了。
20日晚，一名徐姓女士上门，称自己才是房子的承租人，张某从自己手中租了房，现在欠了10多万元房租，已经失联，于是她要求杨宇在23日前搬走。杨宇拒绝后，22日凌晨，徐某和一名男性在00:20、00:50、1:30在杨宇门口砸门，尽管杨宇已经报警，但徐某仍在随后几天晚间上门断掉电表箱电闸后暴力砸门、言语辱骂;25日，徐某在门锁中塞入泡泡糖和树枝，杨宇不得已换锁并再度前往派出所报案。后来，杨宇得知，和他同样受到徐某清退的，至少还有5人。
从自如一名内部员工处，杨宇得知，徐某以季付7830元/月的方式，在自如租下这套房源，而杨宇支付的房租则为5300元/月。不止一名受骗者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确认，自己每月房租比同小区同户型房子要低一、两千元，张某正是以“低房租”“年付更便宜”的方式吸引了大批租客。
在徐某突然上门的同时，张某的其他租客们也陆续遭遇中介上门，大家开始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据受骗者王力(化名)介绍，这次的受骗者中，至少包括了美团、阿里、字节跳动、华为、360、京东等诸多互联网大厂员工。今年五月，王力在公司内网通过同事发布的房源转租信息租下了房，该同事称自己已经在该房源中住了一年。通过这名同事，王力联系上了自称房东的张某。“当时我们以为他是房东，因为我们内网上面很多人都替他发他的房子，然后写了什么房东直租，基本上都是年付，所以我们很多人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认识的张某。”
在正式签订合同前，王力要求查看张某的房产证，对方发来一张房产证的扫描图片，张某等两人同为房屋的房主。随后，双方签下了租房合同，王力付给张某两年共13万元房租。
另一名受骗者刘迪(化名)也在今年1月同样通过公司好友介绍的方式认识张某。通过张某，刘迪身边的公司好友中有近十个人租了房，已经有好友租房住了两、三年。签约前，刘迪同样要求查看了房产证，房产证上并非张某的名字。后来，刘迪向一位也向张某租房的同事求证，当时张某对她同事解释称，这是亲戚的房子，而自己则是自家家族企业的财务顾问。张某自称家里专门投资房产，在北京有一、两百套房，长辈年纪大了，然后他来帮长辈去打点房产做租赁。
看到身边有好友居住了几年没问题，刘迪也没再怀疑。
自如的房源一般都有统一风格的家具，但刘迪房子里的都是旧家具。直到自如管家上门，他才得知自己租住过的两套“张某的房子”实际是自如的房源。第二套房的自如管家告诉刘迪，张某签了两年的租赁合同，房租季付，目前张某支付的房租仅到11月初。目前，刘迪正在与自如协商续租事宜。
有受骗者行李被强行打包
自如称正与租客积极沟通
受骗者自发建立的微信群已经有接近200人。“我们统计了一下，之前统计到150人左右的时候，(受骗金额)大概都有600多万，现在接近200人的话估计有近千万了。”
杨宇推测，中介平台之所以尚未和他沟通清退的事宜，是因为当前仍处在徐某支付的房租区间内。而另一些租客则直接被中介平台要求清退。
10月12日、10月13日，王涵(化名)连续两天在门口看到自如的告知函，被要求其在10月20日前搬走。察觉不对后，她立刻联系张某要求退房。
自如张贴的告知函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但直到20日，王涵仍没有收到退款，再度联系张某，对方已经失联。21日上午，同样向张某租房的同事告诉王涵，自己被中介找上门。意识到张某可能已经跑路，王涵赶回家打算取证据报警，却发现自家房门已经无法打开。警察赶到后进入家中，王涵发现自己所有的行李已经被打包，并贴上了“北京自如生活企业管理有些公司封存”的字样。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对于有受骗者行李被强行上门打包，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宋竟一律师认为，住建部《住房租赁条例(征求意见稿)》，提到住房租赁合同期满或者解除，出租人不得采取暴力、威胁或者其他非法方式迫使承租人腾退。承租人拒不腾退的，出租人可以依法要求承租人腾退租赁住房，也就是到法院起诉要求腾房。
宋竟一认为，在本次租房风波中，实际使用人其实是弱势被骗一方，中介平台即使要解除合同要求腾房，也应该到法院诉讼走合法渠道。没有经过住户允许强行进入、换锁芯，被要求退出房屋仍不退出甚至暴力清退涉嫌违法。
据了解，此次事件涉及多家房产租赁中介平台和民宿租赁平台。
自如回应《每日经济新闻》称，目前排查到涉及房源约20余套，已组成专门团队与租客积极沟通，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推进事件有序解决。而斯维登则表示，正在积极协调并促成业主与现租客达成续租协议，并积极配合警方进行取证工作。但从维权微信群中租客们的发言来看，大多数租客对自如的回应并不认可。有租客表示：“(自如)没有任何积极沟通和帮助。”
一名房产行业的资深从业者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这种高进低出、年付收款的方式，尽管整体赔钱，但实际钱可能已经被转出。
易居研究院智库研究中心总监严跃进认为，张某的套现模式是个人行为，涉及不到这个行业。但站在中介角度，这是一个行业的问题，当前房源怎么管理、能否转租、如何识别以及出现跑路以后如何保障租客权益，这些是需要中介公司思考的。他认为，张某的行为带有很明显的诈骗属性，中介公司也缺少审核，租客本身是无辜的，出事后中介把责任推给租客肯定也不合规。中介公司自身在业务方面缺少审核，才使得这种不正当转租和跑路情况出现。
有租客表示，目前已向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花家地派出所报警，警方已立案。10月26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致电朝阳区花家地派出所询问案件进展，对方表示自己不掌握情况。而据《红星新闻》报道，该派出所一位民警表示，目前已经接到多位租客的报警，警方正在收集租客信息，着手调查。
律师：转租形成事实，
平台未尽监管责任
不少律师认为，张某的行为或已涉嫌诈骗，而中介平台在这次事件中也负有责任。
河南豫龙律师事务所付建律师认为，该事件中张某作为房屋中介，套取下游租客租金，并虚构将租金交付房东事实，卷钱跑路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已经违反了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涉嫌构成诈骗罪。同时，付建认为，中介平台将房屋批量出租于同一人时，就应当对可能存在的转租行为进行审慎审查，在明知租客转租时，就应当履行监管义务，否则应当承担监管不力等责任。
而关于转租行为，以自如的租房合同为例，在合同中，自如明确规定“不同意承租人转租房屋”。京师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姚志斗表示，首先，既然诸如自如等平台的合同中有关于“业主不同意租户再次转租”的条款，那么，当张某从该平台大批量租赁房屋时，其更应尽提醒义务。其次，平台作为专业的大型租赁平台，更应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审慎核实张某批量租房的用途，并尽到监管责任，防止不必要的纠纷产生。
有租户表示“在自如知情的情况下，租户在房子里继续租住超过六个月未提出异议，视为同意转租”，付建律师认为这具有一定法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出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承租人转租，但在六个月内未提出异议，其以承租人未经同意为由请求解除合同或者认定转租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但同时姚志斗律师也提示，在司法实践中，对“出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这一点，举证较难。原则上，只有获得出租人书面同意转租和房主口头同意转租并收取次承租人租金两种情形可以认定出租人对转租事宜知情。
付建律师则认为，该事件中不仅上游中介是受害者，租客们也是受害者，且上游中介对房屋具有直接监管责任，其对张某转租本身就应当承担责任，更何况部分上游中介在明知情况下默许转租，甚至已经形成了合法转租的事实情况。所以，上游中介无权暴力清退租客，双方应当对目前情况进行协商处理。
姚志斗表示，本案中，租户将租金支付给张某就应该视为支付给该平台，同时该平台也应按照该合同履行自己的义务。实际上租户是受害者，在其已付房租的情况下，有权继续居住。平台未取得租金造成的损失不该由租户承担，其应向张某主张。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方志动态# 南京记忆 | 民国南京名医公馆巡礼
王重阳
南京作为民国首都，各界精英汇聚，医疗界亦然。这些大牌医生们走南闯北，开创学科，也曾为很多重要历史人物开方诊病，在南京留下难以磨灭的历史印迹。时至今日，不少名医在南京的旧居公馆尚且保存完好，无声地矗立在被梧桐浓荫掩映的大街小巷之中，尤其是颐和路一带。走进这些民国建筑或可领略南京城市名片中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李士伟公馆
李士伟公馆位于鼓楼区武夷路4号，紧邻宁海路和北京西路，由著名建筑师杨廷宝设计，始建于1935年。主楼坐北朝南，砖木结构，楼高二层，是典型的传统江南古典风格建筑，为颐和路民国公馆区域内所罕见（另外两座中式建筑为宁海路5号马歇尔公馆和老菜市荷兰大使馆），黑灰色小筒瓦铺顶，悬山顶檐口带垂花门罩，外墙青砖勾缝，布局合理，采光充沛，院内竹林扶疏，浓荫如盖，清幽宜人。另有西式平房两幢，厕所、厨房各1幢，计有房5幢18间，用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建筑面积415.7平方米。
武夷路4号系李士伟在南京中央医院任妇产科主任时购建的花园式住宅兼对外营业的诊所，一楼东侧有对外诊室两间。南京解放前一度租给英国文化委员会使用，时至1950年3月，期满后由李士伟的大妹委托邓慎康代为照管。1950年3月，邓氏迁居入住其间。1951年3月10日，该建筑出租给白敬宇药房使用。现为江苏省直机关用房。2006年6月，被公布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9月被列为南京重要近现代建筑。
李士伟（1895～1981），字子仪，河南三门峡卢氏城郊乡东湾村人，妇产科专家。著有《中国初生婴儿体重及量度》《中国孕妇骨盆之量度》《产科creatinaria之研究》等，翻译马士敦著的《妇产科讲演集》《妊娠子宫出血》。其妇产科医学之研究贡献实多。
李振翩、汤汉志伉俪公馆
李振翩、汤汉志公馆建于1937年前，占地面积874.26平方米，现存砖木结构西式楼房、平房各1幢，建筑面积约500平方米。主楼坐北朝南，假3层，青砖外墙，青瓦人字顶，东西各两个壁炉，木制门窗。北立面有联廊与平房连接，东侧有青砖拱形门。2014年6月，被公布为南京市鼓楼区不可移动文物。
李振翩（1898～1984），湖南娄底人，曾接生过毛泽东和杨开慧的第一个儿子毛岸英。1929年，汤汉志与李振翩结为伉俪，同年随李振翩到美国，在纽约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从事病毒研究。新中国成立后曾多次回国，并将一大批先进医疗设备和医学书籍，赠送给国内几家主要医学院校，为中美友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黄子濂公馆
黄子濂公馆位于北京西路27号，为中央大学口腔学院院长黄子濂于1937年前置地所建，占地1200平方米，有西式洋楼1幢，平房数间，砖木结构，建筑面积406.46平方米。1947年5月埃及驻华大使馆租用，租期3年，合同期满，市房管局对该房实行代管。现存主楼1幢，平房2 幢，主楼依坡而建，坐北朝南， 假3层，米黄色外墙，青瓦人字顶。1楼东南侧为半圆形平房连接主楼，上为半圆形露台，2楼东侧、南侧、3楼东侧均为露台，1楼四周均设大门，西侧2间平房也与主楼相连。院内原有防空洞1座，因塌陷而改为走道。目前为部队用房。2012年3月被公布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2015年11月列为南京重要近现代建筑。
黄子濂（1897～1979），生于美国加州旧金山，是中国第一位教授美式牙科技术的医学教授，曾担任民国国立中央大学口腔学院院长。
徐梓楠公馆
徐梓楠公馆位于宁海路22号徐梓楠公馆，建于1936年，占地约700平方米，建有砖木结构西式楼房、平房各1幢，建筑面积378平方米。现存主楼、平房各1幢，主楼坐北朝南，高3层，青砖外墙，青瓦人字顶，大坡顶，带壁炉，木制门窗，南侧底楼两根圆柱支撑门厅，主楼北侧2楼上为露台，西南侧平房1幢，水泥外墙，青瓦人字顶。2014年6月，被公布为南京市鼓楼区不可移动文物。
徐梓楠（1893～？），浙江建德人。长期在军中任军医监等职，著有《处理残废机障荣誉军人之我见》《为服务于知识青年师军医进一言》《兵站第一线战时伤运问题》《四年来服务兵站卫生勤务的检讨与改进之商榷》等。
沈克非公馆
沈克非公馆位于赤壁路16号，建于1935年，占地面积924平方米，有砖木结构西式楼房、附属小楼各1幢，平房2幢，建筑面积406.6平方米，其中主楼建筑面积为297.1平方米。该建筑现存主楼及附属小楼，主楼坐北朝南，高2层，红砖外墙，红瓦四坡顶，带老虎窗，木制门窗。东北侧附属小楼为红砖外墙，红瓦四坡顶。2014年6月，被公布为南京市鼓楼区不可移动文物。
该房产后由沈妻陈翠贞（1924 年毕业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也是著名的儿科学先驱），委托南京师范大学李美筠教授全权处理。故目前该房屋使用单位是南京师范大学。
沈克非（1898～1972），原名贤亚，浙江嵊县（今嵊州市）人。民国时期，历任北京协和医院外科助理医师及住院总医师，安徽芜湖弋矶山医院外科主任，南京中央医院外科主任兼副院长、院长。1946年作为中国医学界首席代表赴纽约参加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筹建工作。1950年率领第二批志愿军医疗队奔赴前线，并任医疗队技术顾问团主任顾问。1959年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和中山医院院长兼大外科主任，著有我国第一部大型外科参考书《外科学》。
严季约公馆
严季约公馆位于西康路56号，建于1937年前，占地面积约700平方米，原有砖木结构西式楼房、附属小楼各1幢，平房2幢。现存主楼1幢，坐北朝南，假3层带壁炉烟囱、老虎窗，西侧部分小2层，建筑面积234.6平方米；南、西侧平房2幢5间，与主楼均为青砖清水外墙，白水泥勾缝，青瓦人字顶。1946年12月，严季约将该处卖给国民政府中国农业银行作职工宿舍。现为江苏省省级机关事务管理局所有。2014年6月，被公布为南京市鼓楼区不可移动文物。
严智钟（1889～1974），字季约，直隶天津人，中国科学社生物科学组医药股成员，参与编纂我国第一部药物辞典《中华药典》，终生服务于创建和发展新式医学卫生事业。
黄孟虞旧居
黄孟虞旧居位于玄武区石婆婆庵8-3号和石婆婆庵10号，1926年置地，1936年建造。现存建筑为砖木结构，有青色砖墙3层楼1幢，红色砖墙3层楼1幢。此地原系黄孟虞私人开办的慕慈医院，南京解放后除一部分自住自用外，均捐赠给国家。2014年6月，被公布为南京市玄武区不可移动文物。
黄孟虞（1891～1980），生于江苏扬州，民国期间著名的妇产科女医生。1924年，黄孟虞在南京市长江路石板桥开办了一家妇产科诊所，后迁往碑亭巷石婆婆庵8号，取名私立慕慈医院。南京解放以后，慕慈医院并入南京市立产科医院（现南京市妇幼保健院的前身之一），石婆婆庵8号院址划给新成立的江苏省中医院使用。后来黄孟虞一直工作在南京市妇幼保健院一线。
何英祥旧居
沿石婆婆庵路向东出发，到太平北路，北行 30 余米，紧靠太平北路两栋紧紧相连的两层英式小洋楼，就是笼子巷住宅A楼何英祥旧居。
这两栋小楼，是在南京市近现代建筑及风貌保护区专家委员会主任刘先觉的力荐下，才得以保留下来的，并于 2006年，被正式纳入1912街区。
北边的一栋英式小楼，门口一侧的墙上，有块长方形的标牌，上面清楚地记录了小楼的身世：“该建筑始建于1910年，系民国时期英式建筑，当时著名牙医何英祥曾在此居住。2003年12月被南京市文物局认定为具有较高历史价值的文物保护建筑。”2007 年随着该片区被开发成“南京1912商业街区”，这座建筑也由南京百纳餐饮管理公司重新整修，改作为一家经营海派菜餐馆，名“芳·满庭”。2009年4月笼子巷住宅 A 楼被公布为南京重要近现代建筑；2013年10月21日笼子巷住宅 A 楼被公布为南京市玄武区文物保护单位（现门牌太平北路64号）。
东墙另一块说明牌介绍：南京典型民国小洋房，建于1920年代，英式花园洋房，传统半木构建筑，为街区历史最悠久的单体建筑。1930 年代为国民政府高级官员公寓，蒋介石的御用牙医曾在此居住。
何英祥还有一处旧居位于玄武区碑亭巷110号，为何英祥1918年自建 ，与1912街区相邻。现存2层楼房1幢，砖混结构，带拱形柱廊，原来青砖外墙红砖嵌线，现为水泥抹面。2014年6月，被公布为南京市玄武区不可移动文物。
何英祥，牙科医生，1949 年前去澳门。何英祥在碑亭巷的牙科诊所当年确实小有名气，著名学者竺可桢曾多次于此就诊，其日记中有多次记录。
钟世藩、廖月琴夫妇旧居
从何英祥故居沿太平北路向正南方向出发，左拐进入长江路，向东直行 500 米左右进入汉府街，继续直行不到 200米，路南，就是汉府街35号钟岚里民国建筑群。
钟南山先生的父母，协和名医钟世藩、廖月琴夫妇曾经寓居于此。钟岚里现存18幢建筑，高 2～3层，建于1930年代，寓“钟山烟岚”之意，是民国时期典型的里弄式住宅，临街建筑有统一的小阳台，顶层设有阁楼，建筑朴实不失气势，近似欧洲早期联排式房屋，极具民国风情。
除了钟岚里，钟世藩夫妇还曾寓居桃源新村。其位置在梅园新村街道东南部，梅园新村北侧，南起雍园，北至竺桥。此处原为一片桃树林，后建设为国民政府公务员住宅区，目前桃源新村片区被公布为重要近现代建筑名录，占地约2.6公顷，包括平房小住宅、独栋楼房住宅、联排公寓多种类型，共有 26 幢民国建筑。
卓海宗旧居
钟岚里马路北侧，就是梅园新村。位于梅园新村片区东南角梅园新村1-4 号、9-12号住宅，房主为知名中医卓海宗，建于1930年代，两栋均为四联住宅，各占地面积340平方米，分1梯两户和1梯1户两种，清水砖墙，两坡屋顶，木质门窗，立面采用拱门、山花等民国时期常用装饰。2013年10月被公布为南京市玄武区文物保护单位。
卓海宗（1886～1948），又名慈沛，字乾润，号雨亭，浙江奉化松岙镇人。曾替蒋介石搭脉诊病，为当时的“总统府国医”，1946年任中国医药改进会理事长。
文章选自《南京史志》2021年第1期
审核：王达云
窦予然
发布：梁 刚
王重阳
南京作为民国首都，各界精英汇聚，医疗界亦然。这些大牌医生们走南闯北，开创学科，也曾为很多重要历史人物开方诊病，在南京留下难以磨灭的历史印迹。时至今日，不少名医在南京的旧居公馆尚且保存完好，无声地矗立在被梧桐浓荫掩映的大街小巷之中，尤其是颐和路一带。走进这些民国建筑或可领略南京城市名片中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李士伟公馆
李士伟公馆位于鼓楼区武夷路4号，紧邻宁海路和北京西路，由著名建筑师杨廷宝设计，始建于1935年。主楼坐北朝南，砖木结构，楼高二层，是典型的传统江南古典风格建筑，为颐和路民国公馆区域内所罕见（另外两座中式建筑为宁海路5号马歇尔公馆和老菜市荷兰大使馆），黑灰色小筒瓦铺顶，悬山顶檐口带垂花门罩，外墙青砖勾缝，布局合理，采光充沛，院内竹林扶疏，浓荫如盖，清幽宜人。另有西式平房两幢，厕所、厨房各1幢，计有房5幢18间，用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建筑面积415.7平方米。
武夷路4号系李士伟在南京中央医院任妇产科主任时购建的花园式住宅兼对外营业的诊所，一楼东侧有对外诊室两间。南京解放前一度租给英国文化委员会使用，时至1950年3月，期满后由李士伟的大妹委托邓慎康代为照管。1950年3月，邓氏迁居入住其间。1951年3月10日，该建筑出租给白敬宇药房使用。现为江苏省直机关用房。2006年6月，被公布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9月被列为南京重要近现代建筑。
李士伟（1895～1981），字子仪，河南三门峡卢氏城郊乡东湾村人，妇产科专家。著有《中国初生婴儿体重及量度》《中国孕妇骨盆之量度》《产科creatinaria之研究》等，翻译马士敦著的《妇产科讲演集》《妊娠子宫出血》。其妇产科医学之研究贡献实多。
李振翩、汤汉志伉俪公馆
李振翩、汤汉志公馆建于1937年前，占地面积874.26平方米，现存砖木结构西式楼房、平房各1幢，建筑面积约500平方米。主楼坐北朝南，假3层，青砖外墙，青瓦人字顶，东西各两个壁炉，木制门窗。北立面有联廊与平房连接，东侧有青砖拱形门。2014年6月，被公布为南京市鼓楼区不可移动文物。
李振翩（1898～1984），湖南娄底人，曾接生过毛泽东和杨开慧的第一个儿子毛岸英。1929年，汤汉志与李振翩结为伉俪，同年随李振翩到美国，在纽约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从事病毒研究。新中国成立后曾多次回国，并将一大批先进医疗设备和医学书籍，赠送给国内几家主要医学院校，为中美友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黄子濂公馆
黄子濂公馆位于北京西路27号，为中央大学口腔学院院长黄子濂于1937年前置地所建，占地1200平方米，有西式洋楼1幢，平房数间，砖木结构，建筑面积406.46平方米。1947年5月埃及驻华大使馆租用，租期3年，合同期满，市房管局对该房实行代管。现存主楼1幢，平房2 幢，主楼依坡而建，坐北朝南， 假3层，米黄色外墙，青瓦人字顶。1楼东南侧为半圆形平房连接主楼，上为半圆形露台，2楼东侧、南侧、3楼东侧均为露台，1楼四周均设大门，西侧2间平房也与主楼相连。院内原有防空洞1座，因塌陷而改为走道。目前为部队用房。2012年3月被公布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2015年11月列为南京重要近现代建筑。
黄子濂（1897～1979），生于美国加州旧金山，是中国第一位教授美式牙科技术的医学教授，曾担任民国国立中央大学口腔学院院长。
徐梓楠公馆
徐梓楠公馆位于宁海路22号徐梓楠公馆，建于1936年，占地约700平方米，建有砖木结构西式楼房、平房各1幢，建筑面积378平方米。现存主楼、平房各1幢，主楼坐北朝南，高3层，青砖外墙，青瓦人字顶，大坡顶，带壁炉，木制门窗，南侧底楼两根圆柱支撑门厅，主楼北侧2楼上为露台，西南侧平房1幢，水泥外墙，青瓦人字顶。2014年6月，被公布为南京市鼓楼区不可移动文物。
徐梓楠（1893～？），浙江建德人。长期在军中任军医监等职，著有《处理残废机障荣誉军人之我见》《为服务于知识青年师军医进一言》《兵站第一线战时伤运问题》《四年来服务兵站卫生勤务的检讨与改进之商榷》等。
沈克非公馆
沈克非公馆位于赤壁路16号，建于1935年，占地面积924平方米，有砖木结构西式楼房、附属小楼各1幢，平房2幢，建筑面积406.6平方米，其中主楼建筑面积为297.1平方米。该建筑现存主楼及附属小楼，主楼坐北朝南，高2层，红砖外墙，红瓦四坡顶，带老虎窗，木制门窗。东北侧附属小楼为红砖外墙，红瓦四坡顶。2014年6月，被公布为南京市鼓楼区不可移动文物。
该房产后由沈妻陈翠贞（1924 年毕业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也是著名的儿科学先驱），委托南京师范大学李美筠教授全权处理。故目前该房屋使用单位是南京师范大学。
沈克非（1898～1972），原名贤亚，浙江嵊县（今嵊州市）人。民国时期，历任北京协和医院外科助理医师及住院总医师，安徽芜湖弋矶山医院外科主任，南京中央医院外科主任兼副院长、院长。1946年作为中国医学界首席代表赴纽约参加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筹建工作。1950年率领第二批志愿军医疗队奔赴前线，并任医疗队技术顾问团主任顾问。1959年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和中山医院院长兼大外科主任，著有我国第一部大型外科参考书《外科学》。
严季约公馆
严季约公馆位于西康路56号，建于1937年前，占地面积约700平方米，原有砖木结构西式楼房、附属小楼各1幢，平房2幢。现存主楼1幢，坐北朝南，假3层带壁炉烟囱、老虎窗，西侧部分小2层，建筑面积234.6平方米；南、西侧平房2幢5间，与主楼均为青砖清水外墙，白水泥勾缝，青瓦人字顶。1946年12月，严季约将该处卖给国民政府中国农业银行作职工宿舍。现为江苏省省级机关事务管理局所有。2014年6月，被公布为南京市鼓楼区不可移动文物。
严智钟（1889～1974），字季约，直隶天津人，中国科学社生物科学组医药股成员，参与编纂我国第一部药物辞典《中华药典》，终生服务于创建和发展新式医学卫生事业。
黄孟虞旧居
黄孟虞旧居位于玄武区石婆婆庵8-3号和石婆婆庵10号，1926年置地，1936年建造。现存建筑为砖木结构，有青色砖墙3层楼1幢，红色砖墙3层楼1幢。此地原系黄孟虞私人开办的慕慈医院，南京解放后除一部分自住自用外，均捐赠给国家。2014年6月，被公布为南京市玄武区不可移动文物。
黄孟虞（1891～1980），生于江苏扬州，民国期间著名的妇产科女医生。1924年，黄孟虞在南京市长江路石板桥开办了一家妇产科诊所，后迁往碑亭巷石婆婆庵8号，取名私立慕慈医院。南京解放以后，慕慈医院并入南京市立产科医院（现南京市妇幼保健院的前身之一），石婆婆庵8号院址划给新成立的江苏省中医院使用。后来黄孟虞一直工作在南京市妇幼保健院一线。
何英祥旧居
沿石婆婆庵路向东出发，到太平北路，北行 30 余米，紧靠太平北路两栋紧紧相连的两层英式小洋楼，就是笼子巷住宅A楼何英祥旧居。
这两栋小楼，是在南京市近现代建筑及风貌保护区专家委员会主任刘先觉的力荐下，才得以保留下来的，并于 2006年，被正式纳入1912街区。
北边的一栋英式小楼，门口一侧的墙上，有块长方形的标牌，上面清楚地记录了小楼的身世：“该建筑始建于1910年，系民国时期英式建筑，当时著名牙医何英祥曾在此居住。2003年12月被南京市文物局认定为具有较高历史价值的文物保护建筑。”2007 年随着该片区被开发成“南京1912商业街区”，这座建筑也由南京百纳餐饮管理公司重新整修，改作为一家经营海派菜餐馆，名“芳·满庭”。2009年4月笼子巷住宅 A 楼被公布为南京重要近现代建筑；2013年10月21日笼子巷住宅 A 楼被公布为南京市玄武区文物保护单位（现门牌太平北路64号）。
东墙另一块说明牌介绍：南京典型民国小洋房，建于1920年代，英式花园洋房，传统半木构建筑，为街区历史最悠久的单体建筑。1930 年代为国民政府高级官员公寓，蒋介石的御用牙医曾在此居住。
何英祥还有一处旧居位于玄武区碑亭巷110号，为何英祥1918年自建 ，与1912街区相邻。现存2层楼房1幢，砖混结构，带拱形柱廊，原来青砖外墙红砖嵌线，现为水泥抹面。2014年6月，被公布为南京市玄武区不可移动文物。
何英祥，牙科医生，1949 年前去澳门。何英祥在碑亭巷的牙科诊所当年确实小有名气，著名学者竺可桢曾多次于此就诊，其日记中有多次记录。
钟世藩、廖月琴夫妇旧居
从何英祥故居沿太平北路向正南方向出发，左拐进入长江路，向东直行 500 米左右进入汉府街，继续直行不到 200米，路南，就是汉府街35号钟岚里民国建筑群。
钟南山先生的父母，协和名医钟世藩、廖月琴夫妇曾经寓居于此。钟岚里现存18幢建筑，高 2～3层，建于1930年代，寓“钟山烟岚”之意，是民国时期典型的里弄式住宅，临街建筑有统一的小阳台，顶层设有阁楼，建筑朴实不失气势，近似欧洲早期联排式房屋，极具民国风情。
除了钟岚里，钟世藩夫妇还曾寓居桃源新村。其位置在梅园新村街道东南部，梅园新村北侧，南起雍园，北至竺桥。此处原为一片桃树林，后建设为国民政府公务员住宅区，目前桃源新村片区被公布为重要近现代建筑名录，占地约2.6公顷，包括平房小住宅、独栋楼房住宅、联排公寓多种类型，共有 26 幢民国建筑。
卓海宗旧居
钟岚里马路北侧，就是梅园新村。位于梅园新村片区东南角梅园新村1-4 号、9-12号住宅，房主为知名中医卓海宗，建于1930年代，两栋均为四联住宅，各占地面积340平方米，分1梯两户和1梯1户两种，清水砖墙，两坡屋顶，木质门窗，立面采用拱门、山花等民国时期常用装饰。2013年10月被公布为南京市玄武区文物保护单位。
卓海宗（1886～1948），又名慈沛，字乾润，号雨亭，浙江奉化松岙镇人。曾替蒋介石搭脉诊病，为当时的“总统府国医”，1946年任中国医药改进会理事长。
文章选自《南京史志》2021年第1期
审核：王达云
窦予然
发布：梁 刚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系统即将开启？闪创教育有话说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系统即将开启？这一个在前几天还被批为是谣言的消息，在这两天又因为一份文件被炒上热搜。
近日，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发布了《关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相关事项的公告》（下称《公告》），在《公告》中上海环交所对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中的“交易场所”“交易方式”“交易时段”与“交易账户”等问题进行了解答。
日前，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也发布消息称：“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系统通过验收。”
那碳排放交易系统就要开启了吗？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的工作人员对《华夏时报》表示“目前没有确定（具体开放日期），之前说是6月底之前，但具体是哪一天还没有定，还在等待上级通知。”
为何交易系统的开放日期会延迟到今天都没有公布？北京特亿阳光新能源总裁祁海珅对《华夏时报》表示，“全国性碳交易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正式启动意义重大，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不为过，可积极助力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碳量有据（碳排数据）可依、有据可查、有据交易的动态碳量交易活动的实施，作为一个全新的以碳量为交易单位的金融交易系统的产生到日趋完善，会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社会发展和治理等都会产生更大的影响以及推动作用。”
公告披露交易细则除早前便已公开的上海环交所这个“交易场所”外，《公告》规定，国内当前所有的碳排放配额（CEA）交易都应当通过交易系统进行，可以采取协议转让、单向竞价或者其他符合规定的方式，协议转让包括挂牌协议交易和大宗协议交易。
其中，挂牌协议交易单笔买卖最大申报数量应当小于1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成交价格按照上一个交易日收盘价的±10％之间确定。大宗协议交易单笔买卖最小申报数量应当不小于1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成交价格按照上一个交易日收盘价的±30％之间确定。
而碳交易系统开市的时间也与A股相似，除法定节假日及交易机构公告的休市日外，采取挂牌协议方式的交易时段为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30-11:30、下午13:00至15:00，采取大宗协议方式的交易时段为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3:00至15:00。
而除了以上的这两种协议转让的方式以外。根据情况，碳排放交易系统目前还提供单向竞买功能。交易主体向交易机构提出卖出申请，交易机构发布竞价公告，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按照规定报价，在约定时间内通过交易系统成交，但是单向竞价相关业务规定并没有在这次公告中有所披露，而是需要“由交易机构另行公告。”
对于《公告》中披露的碳排放权交易细则，祁海珅表示，“虽然我国目前的碳交易水平和欧盟等国家还有差距，但我国作为碳排放大国，参与交易的主体和领域众多，也在积极探索‘手工核算’碳排放向‘在线监测’方向发展，会催生更多商业机会，利好低碳经济发展。将来的‘碳信用’发挥的作用不亚于银行金融领域的‘金融信用’，对企业、个人和各机构都会产生深刻影响，因为我们都是碳排放的主体，都有责任和义务减排，将来甚至像股票基金市场希望参与交易、投资。从碳市场交易的品种主要是排放的配额交易，还有就是自愿减排交易也会进入到碳市场流通，将来可能还会有期货交易的品种进入碳市场，来丰富碳交易市场的活力和交易热情，促进节能减排的低碳经济、低碳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
备受关注的交易平台
虽然碳排放权交易系统还没上线，但与碳排放有关的企业却似乎没有一刻在闲着。
除首批被纳入的两千多家发电企业以外，6月3日，嘀嗒出行与包括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在内的四家机构达成合作，共同推动出台“中国第一个顺风车碳减排方法学算法标准”，旨在帮助用户进行顺风车个人碳减排认证和交易。
以铝制品、铝冶炼及加工为主业的焦作万方也于6月3日在互动易平台上回复投资者提问时称，“公司是2019-2020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配额管理的重点排放单位。目前，公司正在按照国家环保部门相关要求进行碳排放权交易前的准备工作。”
作为矿产企业蓝焰股份也在日前面对投资者提问是否会加入碳排放市场时表示，“首批纳入全国碳交易体系的均为发电行业企业。公司会持续关注和研究碳排放交易相关政策，待政策明晰、条件成熟后积极参与国家的碳排放交易。”
当全国性碳排放交易市场启动以后，对相关产业又将造成怎样的影响？中投协咨询委绿创办公室副主任郭海飞对《华夏时报》表示，“碳交易的意义在于通过商品市场自由交易机制促进温室气体排放的减少，不仅能够增加碳排放较大企业的排放成本，倒逼其改进技术工艺、压缩产能等节能减排，还可以增加碳排放较少企业的商业和经济价值，进一步激发其节能减排动力。而全国碳交易市场的启动，将进一步激发碳交易市场活力和规模，进一步激发企业节能减排动力，电力等相关行业碳排放成本将明显增加，促使其加大绿色低碳转型力度，为中国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作出贡献。”
全联并购公会信用管理专委会专家安光勇也对《华夏时报》表示，“只靠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启动（即便是交易量较少的初期）本身，也会给社会一个很大的影响，一是能给整个社会成员进行一个整体的环保教育，提高整个社会的环保意思方面，会有很积极的推动，并能增强全社会的环保意识。二是通过把碳排放与金钱挂钩，并进行了具体的量化，让人们能够切身体会到环境污染的实质性金钱价值。”
他指出，“通过碳排放交易市场，有效协调碳排放市场的信息不对称。让看不见的手能够有效、自动协调整个社会层面的碳排放。
闪创教育认为，规范碳排放已经是大趋势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系统即将开启？这一个在前几天还被批为是谣言的消息，在这两天又因为一份文件被炒上热搜。
近日，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发布了《关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相关事项的公告》（下称《公告》），在《公告》中上海环交所对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中的“交易场所”“交易方式”“交易时段”与“交易账户”等问题进行了解答。
日前，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也发布消息称：“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系统通过验收。”
那碳排放交易系统就要开启了吗？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的工作人员对《华夏时报》表示“目前没有确定（具体开放日期），之前说是6月底之前，但具体是哪一天还没有定，还在等待上级通知。”
为何交易系统的开放日期会延迟到今天都没有公布？北京特亿阳光新能源总裁祁海珅对《华夏时报》表示，“全国性碳交易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正式启动意义重大，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不为过，可积极助力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碳量有据（碳排数据）可依、有据可查、有据交易的动态碳量交易活动的实施，作为一个全新的以碳量为交易单位的金融交易系统的产生到日趋完善，会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社会发展和治理等都会产生更大的影响以及推动作用。”
公告披露交易细则除早前便已公开的上海环交所这个“交易场所”外，《公告》规定，国内当前所有的碳排放配额（CEA）交易都应当通过交易系统进行，可以采取协议转让、单向竞价或者其他符合规定的方式，协议转让包括挂牌协议交易和大宗协议交易。
其中，挂牌协议交易单笔买卖最大申报数量应当小于1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成交价格按照上一个交易日收盘价的±10％之间确定。大宗协议交易单笔买卖最小申报数量应当不小于1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成交价格按照上一个交易日收盘价的±30％之间确定。
而碳交易系统开市的时间也与A股相似，除法定节假日及交易机构公告的休市日外，采取挂牌协议方式的交易时段为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30-11:30、下午13:00至15:00，采取大宗协议方式的交易时段为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3:00至15:00。
而除了以上的这两种协议转让的方式以外。根据情况，碳排放交易系统目前还提供单向竞买功能。交易主体向交易机构提出卖出申请，交易机构发布竞价公告，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按照规定报价，在约定时间内通过交易系统成交，但是单向竞价相关业务规定并没有在这次公告中有所披露，而是需要“由交易机构另行公告。”
对于《公告》中披露的碳排放权交易细则，祁海珅表示，“虽然我国目前的碳交易水平和欧盟等国家还有差距，但我国作为碳排放大国，参与交易的主体和领域众多，也在积极探索‘手工核算’碳排放向‘在线监测’方向发展，会催生更多商业机会，利好低碳经济发展。将来的‘碳信用’发挥的作用不亚于银行金融领域的‘金融信用’，对企业、个人和各机构都会产生深刻影响，因为我们都是碳排放的主体，都有责任和义务减排，将来甚至像股票基金市场希望参与交易、投资。从碳市场交易的品种主要是排放的配额交易，还有就是自愿减排交易也会进入到碳市场流通，将来可能还会有期货交易的品种进入碳市场，来丰富碳交易市场的活力和交易热情，促进节能减排的低碳经济、低碳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
备受关注的交易平台
虽然碳排放权交易系统还没上线，但与碳排放有关的企业却似乎没有一刻在闲着。
除首批被纳入的两千多家发电企业以外，6月3日，嘀嗒出行与包括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在内的四家机构达成合作，共同推动出台“中国第一个顺风车碳减排方法学算法标准”，旨在帮助用户进行顺风车个人碳减排认证和交易。
以铝制品、铝冶炼及加工为主业的焦作万方也于6月3日在互动易平台上回复投资者提问时称，“公司是2019-2020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配额管理的重点排放单位。目前，公司正在按照国家环保部门相关要求进行碳排放权交易前的准备工作。”
作为矿产企业蓝焰股份也在日前面对投资者提问是否会加入碳排放市场时表示，“首批纳入全国碳交易体系的均为发电行业企业。公司会持续关注和研究碳排放交易相关政策，待政策明晰、条件成熟后积极参与国家的碳排放交易。”
当全国性碳排放交易市场启动以后，对相关产业又将造成怎样的影响？中投协咨询委绿创办公室副主任郭海飞对《华夏时报》表示，“碳交易的意义在于通过商品市场自由交易机制促进温室气体排放的减少，不仅能够增加碳排放较大企业的排放成本，倒逼其改进技术工艺、压缩产能等节能减排，还可以增加碳排放较少企业的商业和经济价值，进一步激发其节能减排动力。而全国碳交易市场的启动，将进一步激发碳交易市场活力和规模，进一步激发企业节能减排动力，电力等相关行业碳排放成本将明显增加，促使其加大绿色低碳转型力度，为中国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作出贡献。”
全联并购公会信用管理专委会专家安光勇也对《华夏时报》表示，“只靠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启动（即便是交易量较少的初期）本身，也会给社会一个很大的影响，一是能给整个社会成员进行一个整体的环保教育，提高整个社会的环保意思方面，会有很积极的推动，并能增强全社会的环保意识。二是通过把碳排放与金钱挂钩，并进行了具体的量化，让人们能够切身体会到环境污染的实质性金钱价值。”
他指出，“通过碳排放交易市场，有效协调碳排放市场的信息不对称。让看不见的手能够有效、自动协调整个社会层面的碳排放。
闪创教育认为，规范碳排放已经是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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