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观就是一种去意向性途径
所谓禅观，就是以心观心以至于无念的一种修行方法。对于禅观，就是静虑活动，强调的是坐禅看心、了见佛性的过程，以求达到缄口于是非之场、融心于色空之境。禅观的目的，当然就是修成“禅定之境”了，那种超稳定的心理状态：心不起心，色不起色，心色俱离，达到身心不起，常守真心。
从意向性分析的角度看，禅观的历程可以表示为如图所示六个不同的境界级别，即色尘境界（简称尘界，心理处于无记状态）、欲界（心理处于无明状态）、有色界（心理处于有执状态）、无色界（心理处于执执状态）、明界（心理处于去执状态）、以及达到彻悟的解脱界（所谓出界，明心见性）。其中无记是指意向程度不明显的混沌状态，无明为意向程度较低的情欲状态，有执为意向程度较高的认知状态，执执则是指元意向性状态，去执为去意向性的心理状态，最后见性为觉悟状态。
因此，禅观的最终目的就是要通过去意向性思维机制达成出意向性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在《金刚经》中讲述得最为清楚。比如《金刚经》中佛告须菩提：“是故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以及“是故，须菩提，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生无所住心。若心有住，即为非住。”这里所谓“住”，就是“着相”，就是思维具有意向对象，“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要去一切诸相，达到无任何意向对象的心理状态，也就是去意向性。
有时，也把这种去一切诸相的过程，看作是与诸幻尽灭等同的过程，因为佛教一向认为一切着相皆是虚幻不实，应当远离一切幻化虚妄境界。比如《圆觉经》中世尊说：“善男子！一切众生种种幻化，皆生如来圆觉妙心，犹如空华，从空而有，幻华虽灭，空性不坏。众生幻心，还依幻灭；诸幻尽灭，觉心不动。依幻说觉，亦名为幻；若说有觉，犹未离幻；说无觉者，亦复如是。是故幻灭，名为不动。善男子！一切菩萨及末世众生，应当远离一切幻化虚妄境界，由坚执持远离心故，心如幻者，亦复远离。远离为幻，亦复远离。离远离幻，亦复远离。得无所离，即除诸幻。譬如钻火，两木相因，火出木尽，灰飞烟灭。以幻修幻，亦复如是。诸幻虽尽，不入断灭。善男子！知幻即离，不作方便。离幻即觉，亦无渐次。一切菩萨及末世众生，依此修行，如是乃能永离诸幻。”去除一切幻觉（诸幻尽灭），回归本来真心（觉心不动），也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但“心不住相，不著声闻缘觉境界。……求如是人，即得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从五蕴心理能力的意向性角度分析来看，也只有去除一切有意向性的心理活动，才能够达到这种出意向性的心理状态。当然，这是一件很难具体做到的事情。我们的思维活动往往很难罢脱思维对象的轮回，念念相续，无有了期，思考着如何去除意向对象，却有进入了这“去除意向对象”的意向之中。正如《圆觉经》中所说得那样：“善男子，一切世界，始终生灭，前后有无，聚散起止，念念相续，循环往复。种种取舍，皆是轮回。未出轮回，而辩圆觉，彼圆觉性，即同流转。若免轮回，无有是处。……善男子，一切如来妙圆觉心，本无菩提及与涅槃，亦无成佛及不成佛，无妄轮回及非轮回。善男子，但诸声闻所圆境界，身心语言皆悉断灭，终不能至彼之亲证所现涅槃。何况能以有思维心，测度如来圆觉境界。如取萤火烧须弥山，终不能著。以轮回心生轮回见，入于如来大寂灭海，终不能至。是故我说一切菩萨及末世众生，先断无始轮回根本。善男子，有作思维，从有心起，皆是六尘妄想缘气，非实心体，已如空华。用此思维辩于佛境，犹如空华，复结空果。展转妄想，无有是处。善男子，虚妄浮心，多诸巧见，不能成就圆觉方便。如是分别，非为正问。”
也就是说，只要有分别之心，就难以摆脱意向之心，比如对于“本句子是假的”的这样一个命题，如要执著真假分别，便会陷于逻辑“轮回”之悖论而不能自拔。其实，在我们的思维活动中，念想轮回、概念轮回、文字轮回，均因意向之心在起作用。除了陷入无尽无止的逻辑悖论之中，别无可能。又如《楞枷经》所云：“如是相不异观，前后转进，相不除灭，是名愚夫所行禅。”只有斩断思维，去除意向性，达到无住生心，方能显现本心。即所谓《圆觉经》所言的：“若诸菩萨唯灭诸幻，不取作用，独断烦恼，烦恼断尽，便证实相。此菩萨者，名单修禅那。”
无任何意向性的心理状态不是靠意向性思维所能显现的，因为思维（想蕴）本身就是意向性的，除了在意向对象之间“流转相生”外，别无可能。这一点在《楞枷经》中讲的非常清楚。《楞枷经》佛告大慧：“诸识有二种生住灭，非思量所知。诸识有二种生，谓流注生及相生。有二种住，谓流注住及相住。有二种灭，谓流注灭及相灭。大慧，诸识有三种相。谓转相、业相、真相。大慧，略说有三种识，广说有八相。何等为三，谓真识、现识及分别事识。大慧，譬如明镜持诸色像，现识处现，亦复如是。大慧，现识及分别事识，此二坏不坏，相展转因。大慧，不思议熏及不思议变是现识因。大慧，取种种尘，及无始妄想熏，是分别事识因。大慧，若覆彼真识。种种不实诸虚妄灭，则一切根识灭，是名相灭。大慧，相续灭者，相续所因灭则相续灭。所从灭及所缘灭，则相续灭。大慧，所以者何？是其所依故。依者，谓无始妄想熏；缘者，谓自心见等识境妄想。大慧，譬如泥团微尘，非异非不异。金庄严具，亦复如是。大慧，若泥团微尘异者，非彼所成，而实彼成，是故不异。若不异者，则泥团微尘应无分别。如是，大慧，转识藏识真相若异者，藏识非因。若不异者，转识灭，藏识亦应灭，而自真相实不灭。是故大慧，非自真相识灭，但业相灭。若自真相灭者，藏识则灭。大慧，藏识灭者，不异外道断见论议。大慧，彼诸外道作如是论，谓摄受境界灭识流注亦灭。若识流注灭者，无始流注应断。大慧，外道说流注生因，非眼识色明集会而生，更有异因。大慧，彼因者，说言若胜妙，若士夫，若自在，若时，若微尘。”
去意向性能力，是一种直觉体验，绝非事物感知、概念辨识、逻辑思维所能企及，只有随其直心，方能觉悟。《维摩诘经》中强调指出：“菩萨随其直心，则能发行。随其发行，则得深心。随其深心，则意调伏。随意调伏，则如说行。随如说行，则能回向。随其回向，则有方便。随其方便，则成就众生。随成就众生，则佛土净。随佛土净，则说法净。随说法净，则智慧净。随智慧净，则其心净。随其心净，则一切功德净。是故宝积，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简单地说就是要：“一心禅寂，摄诸乱意；以决定慧，摄诸无智。”达成无意向性之心，就体悟到《坛经》所说的如如之心：“无上菩提，须得言下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不生不灭，于一切时中，念念自见。万法无滞，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实。若如是见，即是无上菩提之自性也。”
总之，从意向性角度看，禅观就是一种去意向性能力，通过那种超越概念分别的直觉体悟，达成无意向性之心理状态，任情自在。
所谓禅观，就是以心观心以至于无念的一种修行方法。对于禅观，就是静虑活动，强调的是坐禅看心、了见佛性的过程，以求达到缄口于是非之场、融心于色空之境。禅观的目的，当然就是修成“禅定之境”了，那种超稳定的心理状态：心不起心，色不起色，心色俱离，达到身心不起，常守真心。
从意向性分析的角度看，禅观的历程可以表示为如图所示六个不同的境界级别，即色尘境界（简称尘界，心理处于无记状态）、欲界（心理处于无明状态）、有色界（心理处于有执状态）、无色界（心理处于执执状态）、明界（心理处于去执状态）、以及达到彻悟的解脱界（所谓出界，明心见性）。其中无记是指意向程度不明显的混沌状态，无明为意向程度较低的情欲状态，有执为意向程度较高的认知状态，执执则是指元意向性状态，去执为去意向性的心理状态，最后见性为觉悟状态。
因此，禅观的最终目的就是要通过去意向性思维机制达成出意向性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在《金刚经》中讲述得最为清楚。比如《金刚经》中佛告须菩提：“是故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以及“是故，须菩提，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生无所住心。若心有住，即为非住。”这里所谓“住”，就是“着相”，就是思维具有意向对象，“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要去一切诸相，达到无任何意向对象的心理状态，也就是去意向性。
有时，也把这种去一切诸相的过程，看作是与诸幻尽灭等同的过程，因为佛教一向认为一切着相皆是虚幻不实，应当远离一切幻化虚妄境界。比如《圆觉经》中世尊说：“善男子！一切众生种种幻化，皆生如来圆觉妙心，犹如空华，从空而有，幻华虽灭，空性不坏。众生幻心，还依幻灭；诸幻尽灭，觉心不动。依幻说觉，亦名为幻；若说有觉，犹未离幻；说无觉者，亦复如是。是故幻灭，名为不动。善男子！一切菩萨及末世众生，应当远离一切幻化虚妄境界，由坚执持远离心故，心如幻者，亦复远离。远离为幻，亦复远离。离远离幻，亦复远离。得无所离，即除诸幻。譬如钻火，两木相因，火出木尽，灰飞烟灭。以幻修幻，亦复如是。诸幻虽尽，不入断灭。善男子！知幻即离，不作方便。离幻即觉，亦无渐次。一切菩萨及末世众生，依此修行，如是乃能永离诸幻。”去除一切幻觉（诸幻尽灭），回归本来真心（觉心不动），也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但“心不住相，不著声闻缘觉境界。……求如是人，即得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从五蕴心理能力的意向性角度分析来看，也只有去除一切有意向性的心理活动，才能够达到这种出意向性的心理状态。当然，这是一件很难具体做到的事情。我们的思维活动往往很难罢脱思维对象的轮回，念念相续，无有了期，思考着如何去除意向对象，却有进入了这“去除意向对象”的意向之中。正如《圆觉经》中所说得那样：“善男子，一切世界，始终生灭，前后有无，聚散起止，念念相续，循环往复。种种取舍，皆是轮回。未出轮回，而辩圆觉，彼圆觉性，即同流转。若免轮回，无有是处。……善男子，一切如来妙圆觉心，本无菩提及与涅槃，亦无成佛及不成佛，无妄轮回及非轮回。善男子，但诸声闻所圆境界，身心语言皆悉断灭，终不能至彼之亲证所现涅槃。何况能以有思维心，测度如来圆觉境界。如取萤火烧须弥山，终不能著。以轮回心生轮回见，入于如来大寂灭海，终不能至。是故我说一切菩萨及末世众生，先断无始轮回根本。善男子，有作思维，从有心起，皆是六尘妄想缘气，非实心体，已如空华。用此思维辩于佛境，犹如空华，复结空果。展转妄想，无有是处。善男子，虚妄浮心，多诸巧见，不能成就圆觉方便。如是分别，非为正问。”
也就是说，只要有分别之心，就难以摆脱意向之心，比如对于“本句子是假的”的这样一个命题，如要执著真假分别，便会陷于逻辑“轮回”之悖论而不能自拔。其实，在我们的思维活动中，念想轮回、概念轮回、文字轮回，均因意向之心在起作用。除了陷入无尽无止的逻辑悖论之中，别无可能。又如《楞枷经》所云：“如是相不异观，前后转进，相不除灭，是名愚夫所行禅。”只有斩断思维，去除意向性，达到无住生心，方能显现本心。即所谓《圆觉经》所言的：“若诸菩萨唯灭诸幻，不取作用，独断烦恼，烦恼断尽，便证实相。此菩萨者，名单修禅那。”
无任何意向性的心理状态不是靠意向性思维所能显现的，因为思维（想蕴）本身就是意向性的，除了在意向对象之间“流转相生”外，别无可能。这一点在《楞枷经》中讲的非常清楚。《楞枷经》佛告大慧：“诸识有二种生住灭，非思量所知。诸识有二种生，谓流注生及相生。有二种住，谓流注住及相住。有二种灭，谓流注灭及相灭。大慧，诸识有三种相。谓转相、业相、真相。大慧，略说有三种识，广说有八相。何等为三，谓真识、现识及分别事识。大慧，譬如明镜持诸色像，现识处现，亦复如是。大慧，现识及分别事识，此二坏不坏，相展转因。大慧，不思议熏及不思议变是现识因。大慧，取种种尘，及无始妄想熏，是分别事识因。大慧，若覆彼真识。种种不实诸虚妄灭，则一切根识灭，是名相灭。大慧，相续灭者，相续所因灭则相续灭。所从灭及所缘灭，则相续灭。大慧，所以者何？是其所依故。依者，谓无始妄想熏；缘者，谓自心见等识境妄想。大慧，譬如泥团微尘，非异非不异。金庄严具，亦复如是。大慧，若泥团微尘异者，非彼所成，而实彼成，是故不异。若不异者，则泥团微尘应无分别。如是，大慧，转识藏识真相若异者，藏识非因。若不异者，转识灭，藏识亦应灭，而自真相实不灭。是故大慧，非自真相识灭，但业相灭。若自真相灭者，藏识则灭。大慧，藏识灭者，不异外道断见论议。大慧，彼诸外道作如是论，谓摄受境界灭识流注亦灭。若识流注灭者，无始流注应断。大慧，外道说流注生因，非眼识色明集会而生，更有异因。大慧，彼因者，说言若胜妙，若士夫，若自在，若时，若微尘。”
去意向性能力，是一种直觉体验，绝非事物感知、概念辨识、逻辑思维所能企及，只有随其直心，方能觉悟。《维摩诘经》中强调指出：“菩萨随其直心，则能发行。随其发行，则得深心。随其深心，则意调伏。随意调伏，则如说行。随如说行，则能回向。随其回向，则有方便。随其方便，则成就众生。随成就众生，则佛土净。随佛土净，则说法净。随说法净，则智慧净。随智慧净，则其心净。随其心净，则一切功德净。是故宝积，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简单地说就是要：“一心禅寂，摄诸乱意；以决定慧，摄诸无智。”达成无意向性之心，就体悟到《坛经》所说的如如之心：“无上菩提，须得言下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不生不灭，于一切时中，念念自见。万法无滞，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实。若如是见，即是无上菩提之自性也。”
总之，从意向性角度看，禅观就是一种去意向性能力，通过那种超越概念分别的直觉体悟，达成无意向性之心理状态，任情自在。
六根既是结缚的根本，又是解脱的根本，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若黏于尘即滞于根，若脱于尘即能入根性。
“如佛说言：‘因地觉心，欲求常住，要与果位名目相应。’世尊，如果位中，菩提、涅槃、真如、佛性、庵摩罗识、空如来藏、大圆镜智，是七种名，称谓虽别，清净圆满，体性坚凝，如金刚王常住不坏。”
欲求清净自在功德圆满、体性坚固不可破坏、其性凝然不可动摇、不生不灭常住不坏如金刚般的圣果，必须种下与之相应不生灭的因地心才行。
七种名是如来所证果德之称，名目虽异，然皆指清净圆满不生不灭的真实之体。菩提：究竟智德，离烦恼所执二障所成；涅槃：究竟断德，断除分段、变易二种生死；真如：天然性德，一真一切真，一如一切如，无有一法不真，无有一法不如；佛性：本觉真心，众生本具，只因无明妄想所覆，所以不得彰显；庵摩罗识：亦云无垢识，迷位曰阿赖耶，佛果位曰庵摩罗，善能分别一切法，无有染著；空如来藏：诸佛因中，返妄归真，复心本源，究竟清净，唯一真心，无有他物；大圆镜智：圆照万法而无分别。
大众的错谬，将声尘等同于闻性，声尘有生有灭，然闻性非生灭法，常住不失，否则也不会知道无声。
闻性本不生灭。
声尘有生有灭，而闻性却不随生灭缘，因为闻性真常闻性非生。
“声销无响，汝说无闻；若实无闻，闻性已灭，同于枯木，钟声更击，汝云何知？知有知无，自是声尘或无或有，岂彼闻性为汝有无？闻实云无，谁知无者？”
没有声音时，是谁知道没有声音？耳朵没振动耳朵知道？是你的心知道！知有知无，谁知道的？声音消失后你们就说是无闻，如果真的没有了闻性，断灭形同枯木的话，那么在钟声再次敲响时，又怎会听到钟声呢？知道有声或者知道无声，是知道声音的或有或无，岂是闻性随着声尘的生灭而时有时无，若闻性随声尘而灭，那又怎会知道是无声呢？所以说，声音在闻性中有生有灭，并非是你的闻性随声尘的生灭而令闻性时有时无。
“我正梦时，惑此舂音将为鼓响。阿难，是人梦中，岂忆静摇、开闭、通塞？其形虽寐，闻性不昏。纵汝形销命光迁谢，此性云何为汝销灭？以诸众生从无始来，循诸色声，逐念流转，曾不开悟性净妙常。”
一个睡着的人被声音惊醒，人虽睡着，耳朵闻声的功能却没有停歇。此处睡人熟眠的比喻则是动静双离，根尘并舍，更深层地说明了闻性常住的道理。佛陀比喻有一熟睡之人，他的家人正在其熟睡之时捣练舂米，此熟睡人将此舂捣声梦作他物之声，以为是在击鼓或是在撞钟所发出的声音。闻声本是闻性的功能，别作他物却是第六识的梦中独头意，分别梦外之境，误作钟鼓之声。在梦中此人觉得奇怪，为什么击鼓或撞钟的声音，却像是木头与石块击打发出的声音，此是独头意识辗转计度，怪钟声为木石响，此意识分别计度之妄实非闻性之过失。当此熟睡人忽然醒来时，即能知道是舂捣之声，非钟鼓之声，便告诉家人其在做梦时，惑此舂捣声为钟鼓响。佛告阿难，此熟睡之人都忘了自己的身体还躺在床上，难道说在梦中还在忆想与己身根所对之尘的动静，或开闭通塞身根的肉耳？所以此处说明的是即使身尘并舍，此闻性也常住不动，并不会断灭。身体虽然睡着了，闻性却不会沉睡而昏灭，纵然是身体消失形骸消灭，命根迁谢生命终结，此闻性也不会随之俱销俱谢。因为众生从无始以来，随诸尘境界，逐念分别，起贪嗔之惑，心若常随外物所转，迁流不止，便不能体证自性本有的清净常住之妙光。
人死后，中阴身仍然能听到声音。濒死体验中，病人魂飘在空中能听到医生护士对话。
若不随本有妙常之根性，反而随逐无常生死之识心，背觉合尘，内外奔驰，舍根用识，依惑造业，于是六道轮回就无有出期，杂染法中生生死死。若能舍弃生灭识心之妄本，而用根中常住之真性（楞严体），则本有智光一旦现前，结根与尘识、三六一十八界，顿时清净。
耀性发明，一切浮尘及器世间，诸变化相，如汤销冰。“想相为尘，识情为垢”此是指微细的法执无明，能想湛一的心是最难舍割舍的细垢，所想湛一的相的最难除却的法尘，此能想所想仍是对待之妄，非绝待之性，若能远离此想相，法眼即能彻底清明，六根即得清净，如何不能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呢？
“如佛说言：‘因地觉心，欲求常住，要与果位名目相应。’世尊，如果位中，菩提、涅槃、真如、佛性、庵摩罗识、空如来藏、大圆镜智，是七种名，称谓虽别，清净圆满，体性坚凝，如金刚王常住不坏。”
欲求清净自在功德圆满、体性坚固不可破坏、其性凝然不可动摇、不生不灭常住不坏如金刚般的圣果，必须种下与之相应不生灭的因地心才行。
七种名是如来所证果德之称，名目虽异，然皆指清净圆满不生不灭的真实之体。菩提：究竟智德，离烦恼所执二障所成；涅槃：究竟断德，断除分段、变易二种生死；真如：天然性德，一真一切真，一如一切如，无有一法不真，无有一法不如；佛性：本觉真心，众生本具，只因无明妄想所覆，所以不得彰显；庵摩罗识：亦云无垢识，迷位曰阿赖耶，佛果位曰庵摩罗，善能分别一切法，无有染著；空如来藏：诸佛因中，返妄归真，复心本源，究竟清净，唯一真心，无有他物；大圆镜智：圆照万法而无分别。
大众的错谬，将声尘等同于闻性，声尘有生有灭，然闻性非生灭法，常住不失，否则也不会知道无声。
闻性本不生灭。
声尘有生有灭，而闻性却不随生灭缘，因为闻性真常闻性非生。
“声销无响，汝说无闻；若实无闻，闻性已灭，同于枯木，钟声更击，汝云何知？知有知无，自是声尘或无或有，岂彼闻性为汝有无？闻实云无，谁知无者？”
没有声音时，是谁知道没有声音？耳朵没振动耳朵知道？是你的心知道！知有知无，谁知道的？声音消失后你们就说是无闻，如果真的没有了闻性，断灭形同枯木的话，那么在钟声再次敲响时，又怎会听到钟声呢？知道有声或者知道无声，是知道声音的或有或无，岂是闻性随着声尘的生灭而时有时无，若闻性随声尘而灭，那又怎会知道是无声呢？所以说，声音在闻性中有生有灭，并非是你的闻性随声尘的生灭而令闻性时有时无。
“我正梦时，惑此舂音将为鼓响。阿难，是人梦中，岂忆静摇、开闭、通塞？其形虽寐，闻性不昏。纵汝形销命光迁谢，此性云何为汝销灭？以诸众生从无始来，循诸色声，逐念流转，曾不开悟性净妙常。”
一个睡着的人被声音惊醒，人虽睡着，耳朵闻声的功能却没有停歇。此处睡人熟眠的比喻则是动静双离，根尘并舍，更深层地说明了闻性常住的道理。佛陀比喻有一熟睡之人，他的家人正在其熟睡之时捣练舂米，此熟睡人将此舂捣声梦作他物之声，以为是在击鼓或是在撞钟所发出的声音。闻声本是闻性的功能，别作他物却是第六识的梦中独头意，分别梦外之境，误作钟鼓之声。在梦中此人觉得奇怪，为什么击鼓或撞钟的声音，却像是木头与石块击打发出的声音，此是独头意识辗转计度，怪钟声为木石响，此意识分别计度之妄实非闻性之过失。当此熟睡人忽然醒来时，即能知道是舂捣之声，非钟鼓之声，便告诉家人其在做梦时，惑此舂捣声为钟鼓响。佛告阿难，此熟睡之人都忘了自己的身体还躺在床上，难道说在梦中还在忆想与己身根所对之尘的动静，或开闭通塞身根的肉耳？所以此处说明的是即使身尘并舍，此闻性也常住不动，并不会断灭。身体虽然睡着了，闻性却不会沉睡而昏灭，纵然是身体消失形骸消灭，命根迁谢生命终结，此闻性也不会随之俱销俱谢。因为众生从无始以来，随诸尘境界，逐念分别，起贪嗔之惑，心若常随外物所转，迁流不止，便不能体证自性本有的清净常住之妙光。
人死后，中阴身仍然能听到声音。濒死体验中，病人魂飘在空中能听到医生护士对话。
若不随本有妙常之根性，反而随逐无常生死之识心，背觉合尘，内外奔驰，舍根用识，依惑造业，于是六道轮回就无有出期，杂染法中生生死死。若能舍弃生灭识心之妄本，而用根中常住之真性（楞严体），则本有智光一旦现前，结根与尘识、三六一十八界，顿时清净。
耀性发明，一切浮尘及器世间，诸变化相，如汤销冰。“想相为尘，识情为垢”此是指微细的法执无明，能想湛一的心是最难舍割舍的细垢，所想湛一的相的最难除却的法尘，此能想所想仍是对待之妄，非绝待之性，若能远离此想相，法眼即能彻底清明，六根即得清净，如何不能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呢？
「韩焕忠博士：20世纪的华严宗判教研究」导读：韩焕忠博士：20世纪的华严宗判教研究韩焕忠华严宗判教是天台宗“五时八教”以外又一种非常重要的教相判释，历来就备受佛教界和学术界的重视，在20世纪涌现的佛学研究成果中，对此多有述及。太虚大师《略说贤...韩焕忠博士：20世纪的华严宗判教研究
韩焕忠
华严宗判教是天台宗“五时八教”以外又一种非常重要的教相判释，历来就备受佛教界和学术界的重视，在20世纪涌现的佛学研究成果中，对此多有述及。
✨太虚大师《略说贤首义》为佛教界内部华严宗判教研究的代表作。 他在文中评价说：“贤首大师以三时、十仪、六宗、五教、三观立一家言，而第一时、第六宗、第五教、第三观之极品，则集中于六相、十玄。 然三时大同嘉祥三种*轮，于第二时更分三时，亦大同天台渐初、渐中、渐后，其十仪亦信天台化仪四教分析开立，而六宗第一随相法执宗所分小乘六宗，袭自慈恩，第二唯识法相宗至第六法界圆融宗固出创见，然此亦随所判‘分始’、‘空始’及终、顿、圆四教而来，故其根柢唯在于教，而五教实为贤首义之纲骨也。… 要之，贤首于佛果实智之境，宗依《华严》发挥者，实有足多，于明佛果利他权智之秘妙，则又多推天台依《法华》者为擅长耳。”[1] 指出了华严宗判教学说对三论宗、法相宗尤其是天台宗的借鉴和融会，以及华严、天台两家判教各自的殊胜之处。
✨周叔迦在《八宗概要》中叙述了华严宗所立五教的基本内容及断惑范围，并与天台宗的判教学说进行了比较，指出两家判教目的的差异。 他说：“贤首宗的判教与天台宗的判教在旨趣上是有所不同的。天台宗的判教，虽然是把各经论各派系不同的主张各各给以合法的地位而免除争论，但是更重要的是指导修行，考验观行。… 贤首宗的法界观，不是下根劣器所能企及，而其判教的目的在于弭争，使不同的主张各各有其地位，兼带可以使圆宗学人总摄各种不同的见解而归于圆教。” 他对法藏弟子慧苑的判教也有述及，认为“是慧苑并不能绍述法藏之学，致使贤首一宗几乎中断。”[2] 这自然是着眼于法藏所创华严义理的传承而得出的结论。
✨吕澂先生对《华严教义章》(即法藏所着《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的解说实际上就是专就华严宗判教而谈的。 他指出，判教、心性、修为是中国佛教的主要理论，而法藏之前就已经形成许多重要的判教学说。 他把华严宗的判教放到中国佛教发展史上进行考察，以慈恩宗依《解深密经》立三时教说是“突如其来地把中国原来的判教完全抛开”，而其后法藏的判教则“又恢复了中国佛教原来的系统，以天台宗的五时八教说为基础，用《华严宗》的说法加以修改，提出小、始、终、顿、圆五教判释的理论。”他看到了华严宗判教与当时佛教发展状况之间的不相协调，认为“佛教到贤首的时候，已经形成许多教，参差不齐，无论怎样会通，也还是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 贤首只好把各教都认作一结。它们互相交错，最后又都可以归于一音。 贤首的义学，可以说是代表了中国义学发展的最后阶段，从那以后就衰落了。”[3] 由此愈益显出法藏判教的意义重大。
✨方东美先生对华严宗的形上奥义非常欣赏，他从杜顺的五教止观入手，将五教判释视为层层升进的阶梯，循此可臻“彼是相需”、“相摄互涵”、“周遍含容”、“一体周匝”的华严理境。 他认为：“华严宗体系发为一派理想唯实论，博大精深，极能显扬中国人在哲学上所表现之广大和谐性。遮那佛教之成就宛若一部芳菲蓊勃之诗篇，一方面摄取文殊所代表之超越智慧，他方面又结合普贤所采取之伟大愿行，两者因圆果满，一体俱融，组成无穷广大之一真法界，顿使人人自觉本所固有之佛性妙如印海，一时炳现。”[4] 方氏的分疏显示了华严判教之于教理建构的重大意义，在世界哲学范围内凸现了华严圆教的殊胜性。
✨唐君毅先生则甚为推崇华严宗的判教，而对天台宗不能不有所褒贬。 他认为天台宗以《法华经》为圆教的原因，在于经中具有“开权显实”、“废权立实”的说法，但这自然也表明该经“有权可废，意在开显”。 而《华严经》则是如实演说佛的真实境界，本来就无权可废，而意在“直显”，正是“佛之本怀”。 《华严经》是“直依本教流出”，而《法华经》则是“摄末归本”，而其所摄归的“本”，正是《华严经》。 他从受教众生的根机高下利钝对两宗进行评判，认为天台宗义理较契于那些切实笃行的人，而华严宗义理则较适合那些利根上智。[5] 唐氏的解释，对于我们理解佛教史上台净合流、华严禅化等现象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发。
✨牟宗三先生对天台与华严两宗的佛学都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考察，他比较两宗判教，认为天台圆教是“圆具诸法”的圆教，而华严宗的“别教一乘圆教”是“缘理断九”，高居于其他佛教经典和理论之上，隔别不融，从而认定华严宗判教不如天台宗判教圆融、圆满。 但牟氏也认识到华严宗始教与终教的分判较之天台宗的别教有其细密之处，因此他将天台宗的别教分为始别教和终别教，使阿赖耶说与如来藏说两系佛法之间能有清晰而明确地分判。[6] 牟氏融合两宗判教，各取其长，使判释这一古老的学术方法得以重放异彩，展示出在现代学术研究中仍然具有的价值。
✨任继愈先生《汉唐佛教思想论集》是六、七十年代以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佛教的代表作。 该书对华严宗判教比较重视，认为从中可以“看出它的根本观点”、“看出它对唯物主义的坚决仇视，以及和其他宗派之间的异同”。 任先生根据宗密的《华严原人论》，对华严宗的判教观点进行了评论。 任先生认为，宗密的《原人论》“直接对世界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人类社会不平等富贵贫贱等作了明确的宗教唯心主义的解说”，宗密的“破痴迷”是“明确地对传统的唯物主义进行了攻击”，宗密的“斥偏浅”是佛教内部不同思想之间的斗争。 其中对人天教的批判“只不过埋怨人天教把因果报应的理论讲的简单化了，对宗教的宣传不利”，对小乘教的批判是因为“小乘佛教对唯物主义的让步”“有二元论的嫌疑”，对大乘法相教的批判是由于该教“没有彻底否定一切存在的实在性，他们的唯心主义不够彻底”，“把空头支票开得过远，对争取群众不利”，宗密对大乘破相教的赞赏是因为它是“最完全、最彻底的唯心主义宗教哲学”，对它的批判则是因为它“同时也给佛教立场带来一些破坏”。 因此宗密认为“只有‘一乘显性教’(华严宗)才能显示佛教最高、最圆满的真理”。[7] 任先生详于“破斥”而忽其“会通本末”的评述，带有极强烈的时代特色。
✨方立天先生对华严宗义理的研究用力颇深，对华严宗判教也相当重视，这充分体现他的《法藏评传》中。方先生在该书中详细解说了法藏五教、十宗、称法本教与逐机末教、同教一乘与别教一乘等教义内涵，并将法藏的判教置入中国佛教判教史中进行比较和评价。 方先生认为，法藏的判教“相对于以往的判教诸说，显示出一定的完备性”，表现在吸收天台宗的四教说与法相唯识宗的判教理论、沿着大乘有宗的思想途径进而融摄大乘空宗的学说并加以创造性的发展等方面。 但方先生同时也认为，法藏对三乘的区分、大乘与一乘的区分、判《华严经》为圆教、圆教中又分同教一乘圆教与别教一乘圆教等，分判不清，没有作出圆满的说明，所以说“法藏判教说虽然在某方面超过了天台宗，但是他的创造性和严谨性则比天台宗大为逊色”，“重视吸收天台宗的判教说，但又过多因袭，较少超越”。 方先生还指出，从判教中可以看出法藏“从有至空再到实有”、“由偏至圆”、“由渐至顿”、“由相对至绝对，由方便到究竟”四个鲜明的哲学倾向，反映出法藏重视有序思维、融合思维的佛教哲学思维方式的特质。[8] 这些说法都很客观、公正，是他人没有或很少提到的。
✨董群先生《融合的佛教――圭峰宗密的佛学思想研究》一书通过对宗密佛学思想的剖析，全面展示了宗密对中国佛教判教尤其是华严宗判教的运用与发展。 董先生以“融合的佛教”对宗密佛学作总体上的评价和界定，而宗密所作的融合，无论是儒佛道三教之间的融合，还是禅三宗与教三种之间的融合，或者渐修与顿悟之间的融合，都是以华严宗和南禅荷泽宗的“灵知真心”为本体论基础的融合，所以他自然会将所融合的各种思想和学说放到“灵知真心”的天平上进行称量一番。 董先生认为，宗密提出了中国佛教发展的融合方略，对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作出了批判性总结，对中印佛教特别是中国佛教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评价，在判教观上达到了中国佛教的最高水平，规范了后世佛教的发展道路，对中国佛教乃至中国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9] 董先生拓宽了华严经判教研究的视野，发掘了华严宗判教的文化意蕴，对人类的文化创造提供了某些启发。
[太阳]还有许多的研究成果，如魏道儒先生的《中国华严宗通史》，王仲尧先生的《隋唐佛教判教思想研究》等，都涉及到华严宗的判教学说。 魏先生对法藏、李通玄、慧苑、澄观、宗密的判教都有所评述，尤其是简述了道亭、师会、观复和希迪等宋代“华严四大家”对法藏《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的注释，使人们了解到华严宗判教在华严义学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和重大影响。[10] 但由于受通史体例的限制，魏先生在该书中对华严宗判教的研究只能是介绍性质的，未能得以充分的展开。 对于慧苑的四宗判教，论者历来以为是变乱华严家法，不能绍述前修，王仲尧先生则别具只眼，一反此论，认为慧苑的判教既符合佛教发展的历史实际，又具有学术上的严谨性，这无疑是跳出了宗派传承考量角度的学者之论。[11]
[心][太阳]总起来看，关于华严宗判教的研究成果是丰富多彩的，而且也是非常细致深入的。 一般都注意到将华严宗的判教与其他佛教判教，其中特别是天台宗的判教，进行比较，以凸现华严宗判教的特色，视野一般都集中在法藏、宗密等祖师的学说之中，这些成果对于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帮助人们掌握中国佛教的特质，理解高僧大德纵横捭阖于古今中外各种思想视域的心胸与气魄，都具有极大的启发性。 --------------------------------------------------------------------------------
[1]释太虚《略说贤首义》，黄夏年主编《太虚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2]周叔迦《八宗概要》，《周叔迦佛学论着集》，中华书局，1991年。
[3]吕澂《华严教义章略解》，黄夏年主编《吕澂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4]方东美《华严宗哲学》上、下册，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
[5]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卷三，学生书局。
[6]牟宗三《佛性与般若》(上、下册)，台湾学生书局。
[7]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
[8]方立天《法藏评传》，京华出版社，1995年版。
[9]董群《融合的佛教——圭峰宗密的佛学思想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
[10]魏道儒《中国华严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11]王仲尧《隋唐佛教判教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0年。
[编者按]
——本文原载《浙江佛教》1994年第1期
韩焕忠
华严宗判教是天台宗“五时八教”以外又一种非常重要的教相判释，历来就备受佛教界和学术界的重视，在20世纪涌现的佛学研究成果中，对此多有述及。
✨太虚大师《略说贤首义》为佛教界内部华严宗判教研究的代表作。 他在文中评价说：“贤首大师以三时、十仪、六宗、五教、三观立一家言，而第一时、第六宗、第五教、第三观之极品，则集中于六相、十玄。 然三时大同嘉祥三种*轮，于第二时更分三时，亦大同天台渐初、渐中、渐后，其十仪亦信天台化仪四教分析开立，而六宗第一随相法执宗所分小乘六宗，袭自慈恩，第二唯识法相宗至第六法界圆融宗固出创见，然此亦随所判‘分始’、‘空始’及终、顿、圆四教而来，故其根柢唯在于教，而五教实为贤首义之纲骨也。… 要之，贤首于佛果实智之境，宗依《华严》发挥者，实有足多，于明佛果利他权智之秘妙，则又多推天台依《法华》者为擅长耳。”[1] 指出了华严宗判教学说对三论宗、法相宗尤其是天台宗的借鉴和融会，以及华严、天台两家判教各自的殊胜之处。
✨周叔迦在《八宗概要》中叙述了华严宗所立五教的基本内容及断惑范围，并与天台宗的判教学说进行了比较，指出两家判教目的的差异。 他说：“贤首宗的判教与天台宗的判教在旨趣上是有所不同的。天台宗的判教，虽然是把各经论各派系不同的主张各各给以合法的地位而免除争论，但是更重要的是指导修行，考验观行。… 贤首宗的法界观，不是下根劣器所能企及，而其判教的目的在于弭争，使不同的主张各各有其地位，兼带可以使圆宗学人总摄各种不同的见解而归于圆教。” 他对法藏弟子慧苑的判教也有述及，认为“是慧苑并不能绍述法藏之学，致使贤首一宗几乎中断。”[2] 这自然是着眼于法藏所创华严义理的传承而得出的结论。
✨吕澂先生对《华严教义章》(即法藏所着《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的解说实际上就是专就华严宗判教而谈的。 他指出，判教、心性、修为是中国佛教的主要理论，而法藏之前就已经形成许多重要的判教学说。 他把华严宗的判教放到中国佛教发展史上进行考察，以慈恩宗依《解深密经》立三时教说是“突如其来地把中国原来的判教完全抛开”，而其后法藏的判教则“又恢复了中国佛教原来的系统，以天台宗的五时八教说为基础，用《华严宗》的说法加以修改，提出小、始、终、顿、圆五教判释的理论。”他看到了华严宗判教与当时佛教发展状况之间的不相协调，认为“佛教到贤首的时候，已经形成许多教，参差不齐，无论怎样会通，也还是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 贤首只好把各教都认作一结。它们互相交错，最后又都可以归于一音。 贤首的义学，可以说是代表了中国义学发展的最后阶段，从那以后就衰落了。”[3] 由此愈益显出法藏判教的意义重大。
✨方东美先生对华严宗的形上奥义非常欣赏，他从杜顺的五教止观入手，将五教判释视为层层升进的阶梯，循此可臻“彼是相需”、“相摄互涵”、“周遍含容”、“一体周匝”的华严理境。 他认为：“华严宗体系发为一派理想唯实论，博大精深，极能显扬中国人在哲学上所表现之广大和谐性。遮那佛教之成就宛若一部芳菲蓊勃之诗篇，一方面摄取文殊所代表之超越智慧，他方面又结合普贤所采取之伟大愿行，两者因圆果满，一体俱融，组成无穷广大之一真法界，顿使人人自觉本所固有之佛性妙如印海，一时炳现。”[4] 方氏的分疏显示了华严判教之于教理建构的重大意义，在世界哲学范围内凸现了华严圆教的殊胜性。
✨唐君毅先生则甚为推崇华严宗的判教，而对天台宗不能不有所褒贬。 他认为天台宗以《法华经》为圆教的原因，在于经中具有“开权显实”、“废权立实”的说法，但这自然也表明该经“有权可废，意在开显”。 而《华严经》则是如实演说佛的真实境界，本来就无权可废，而意在“直显”，正是“佛之本怀”。 《华严经》是“直依本教流出”，而《法华经》则是“摄末归本”，而其所摄归的“本”，正是《华严经》。 他从受教众生的根机高下利钝对两宗进行评判，认为天台宗义理较契于那些切实笃行的人，而华严宗义理则较适合那些利根上智。[5] 唐氏的解释，对于我们理解佛教史上台净合流、华严禅化等现象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发。
✨牟宗三先生对天台与华严两宗的佛学都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考察，他比较两宗判教，认为天台圆教是“圆具诸法”的圆教，而华严宗的“别教一乘圆教”是“缘理断九”，高居于其他佛教经典和理论之上，隔别不融，从而认定华严宗判教不如天台宗判教圆融、圆满。 但牟氏也认识到华严宗始教与终教的分判较之天台宗的别教有其细密之处，因此他将天台宗的别教分为始别教和终别教，使阿赖耶说与如来藏说两系佛法之间能有清晰而明确地分判。[6] 牟氏融合两宗判教，各取其长，使判释这一古老的学术方法得以重放异彩，展示出在现代学术研究中仍然具有的价值。
✨任继愈先生《汉唐佛教思想论集》是六、七十年代以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佛教的代表作。 该书对华严宗判教比较重视，认为从中可以“看出它的根本观点”、“看出它对唯物主义的坚决仇视，以及和其他宗派之间的异同”。 任先生根据宗密的《华严原人论》，对华严宗的判教观点进行了评论。 任先生认为，宗密的《原人论》“直接对世界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人类社会不平等富贵贫贱等作了明确的宗教唯心主义的解说”，宗密的“破痴迷”是“明确地对传统的唯物主义进行了攻击”，宗密的“斥偏浅”是佛教内部不同思想之间的斗争。 其中对人天教的批判“只不过埋怨人天教把因果报应的理论讲的简单化了，对宗教的宣传不利”，对小乘教的批判是因为“小乘佛教对唯物主义的让步”“有二元论的嫌疑”，对大乘法相教的批判是由于该教“没有彻底否定一切存在的实在性，他们的唯心主义不够彻底”，“把空头支票开得过远，对争取群众不利”，宗密对大乘破相教的赞赏是因为它是“最完全、最彻底的唯心主义宗教哲学”，对它的批判则是因为它“同时也给佛教立场带来一些破坏”。 因此宗密认为“只有‘一乘显性教’(华严宗)才能显示佛教最高、最圆满的真理”。[7] 任先生详于“破斥”而忽其“会通本末”的评述，带有极强烈的时代特色。
✨方立天先生对华严宗义理的研究用力颇深，对华严宗判教也相当重视，这充分体现他的《法藏评传》中。方先生在该书中详细解说了法藏五教、十宗、称法本教与逐机末教、同教一乘与别教一乘等教义内涵，并将法藏的判教置入中国佛教判教史中进行比较和评价。 方先生认为，法藏的判教“相对于以往的判教诸说，显示出一定的完备性”，表现在吸收天台宗的四教说与法相唯识宗的判教理论、沿着大乘有宗的思想途径进而融摄大乘空宗的学说并加以创造性的发展等方面。 但方先生同时也认为，法藏对三乘的区分、大乘与一乘的区分、判《华严经》为圆教、圆教中又分同教一乘圆教与别教一乘圆教等，分判不清，没有作出圆满的说明，所以说“法藏判教说虽然在某方面超过了天台宗，但是他的创造性和严谨性则比天台宗大为逊色”，“重视吸收天台宗的判教说，但又过多因袭，较少超越”。 方先生还指出，从判教中可以看出法藏“从有至空再到实有”、“由偏至圆”、“由渐至顿”、“由相对至绝对，由方便到究竟”四个鲜明的哲学倾向，反映出法藏重视有序思维、融合思维的佛教哲学思维方式的特质。[8] 这些说法都很客观、公正，是他人没有或很少提到的。
✨董群先生《融合的佛教――圭峰宗密的佛学思想研究》一书通过对宗密佛学思想的剖析，全面展示了宗密对中国佛教判教尤其是华严宗判教的运用与发展。 董先生以“融合的佛教”对宗密佛学作总体上的评价和界定，而宗密所作的融合，无论是儒佛道三教之间的融合，还是禅三宗与教三种之间的融合，或者渐修与顿悟之间的融合，都是以华严宗和南禅荷泽宗的“灵知真心”为本体论基础的融合，所以他自然会将所融合的各种思想和学说放到“灵知真心”的天平上进行称量一番。 董先生认为，宗密提出了中国佛教发展的融合方略，对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作出了批判性总结，对中印佛教特别是中国佛教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评价，在判教观上达到了中国佛教的最高水平，规范了后世佛教的发展道路，对中国佛教乃至中国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9] 董先生拓宽了华严经判教研究的视野，发掘了华严宗判教的文化意蕴，对人类的文化创造提供了某些启发。
[太阳]还有许多的研究成果，如魏道儒先生的《中国华严宗通史》，王仲尧先生的《隋唐佛教判教思想研究》等，都涉及到华严宗的判教学说。 魏先生对法藏、李通玄、慧苑、澄观、宗密的判教都有所评述，尤其是简述了道亭、师会、观复和希迪等宋代“华严四大家”对法藏《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的注释，使人们了解到华严宗判教在华严义学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和重大影响。[10] 但由于受通史体例的限制，魏先生在该书中对华严宗判教的研究只能是介绍性质的，未能得以充分的展开。 对于慧苑的四宗判教，论者历来以为是变乱华严家法，不能绍述前修，王仲尧先生则别具只眼，一反此论，认为慧苑的判教既符合佛教发展的历史实际，又具有学术上的严谨性，这无疑是跳出了宗派传承考量角度的学者之论。[11]
[心][太阳]总起来看，关于华严宗判教的研究成果是丰富多彩的，而且也是非常细致深入的。 一般都注意到将华严宗的判教与其他佛教判教，其中特别是天台宗的判教，进行比较，以凸现华严宗判教的特色，视野一般都集中在法藏、宗密等祖师的学说之中，这些成果对于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帮助人们掌握中国佛教的特质，理解高僧大德纵横捭阖于古今中外各种思想视域的心胸与气魄，都具有极大的启发性。 --------------------------------------------------------------------------------
[1]释太虚《略说贤首义》，黄夏年主编《太虚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2]周叔迦《八宗概要》，《周叔迦佛学论着集》，中华书局，1991年。
[3]吕澂《华严教义章略解》，黄夏年主编《吕澂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4]方东美《华严宗哲学》上、下册，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
[5]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卷三，学生书局。
[6]牟宗三《佛性与般若》(上、下册)，台湾学生书局。
[7]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
[8]方立天《法藏评传》，京华出版社，1995年版。
[9]董群《融合的佛教——圭峰宗密的佛学思想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
[10]魏道儒《中国华严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11]王仲尧《隋唐佛教判教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0年。
[编者按]
——本文原载《浙江佛教》199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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