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欧阳舍人书
曾巩 〔宋代〕
巩顿首再拜，舍人先生：
去秋人还，蒙赐书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铭。反复观诵，感与惭并。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
及世之衰，为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后之作铭者，常观其人。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
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于众人则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传之难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而世之学者，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则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孙也哉？况巩也哉？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传之之繇，则知先生推一赐于巩而及其三世。其感与报，宜若何而图之？
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而先生进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显之，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门？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善谁不为，而恶谁不愧以惧？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孙？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既拜赐之辱，且敢进其所以然。所谕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详焉？愧甚，不宣。巩再拜。
译文
曾巩叩头再次拜上，舍人先生：
去年秋天，我派去的人回来，承蒙您赐予书信及为先祖父撰写墓碑铭。我反复读诵，真是感愧交并。
说到铭志之所以能够著称后世，是因为它的意义与史传相接近，但也有与史传不相同的地方。因为史传对人的善恶都一一加以记载，而碑铭呢，大概是古代功德卓著、才能操行出众，志气道义高尚的人，怕后世人不知道，所以一定要立碑刻铭来显扬自己，有的置于家庙里，有的放置在墓穴中，其用意是一样的。如果那是个恶人，那么有什么好铭刻的呢？这就是碑铭与史传不同的地方。铭文的撰写，为的是使死者没有什么可遗憾，生者借此能表达自己的尊敬之情。行善之人喜欢自己的善行善言流传后世，就积极建立功业；恶人没有什么可记，就会感到惭愧和恐惧。至于博学多才、见识通达的人，忠义英烈、节操高尚之士，他们的美善言行，都能一一表现在碑铭里，这就足以成为后人的楷模。铭文警世劝戒的作用，不与史传相近，那么又与什么相近呢！
到了世风衰微的时候，为人子孙的，一味地只要褒扬他们死去的亲人而不顾事理。所以即使是恶人，都一定要立碑刻铭，用来向后人夸耀。撰写铭文的人既不能推辞不作，又因为死者子孙的一再请托，如果直书死者的恶行，就人情上过不去，这样铭文就开始出现不实之辞。后代要想给死者作碑铭者，应当观察一下作者的为人。如果请托的人不得当，那么他写的铭文必定会不公正，不正确，就不能流行于世，传之后代。所以千百年来，尽管上自公卿大夫下至里巷小民死后都有碑铭，但流传于世的很少。这里没有别的原因，正是请托了不适当的人，撰写的铭文不公正、不正确的缘故。
照这样说来，怎样的人才能做到完全公正与正确呢？我说不是道德高尚文章高明的人是做不到的。因为道德高尚的人对于恶人是不会接受请托而撰写铭文的，对于一般的人也能加以辨别。而人们的品行，有内心善良而事迹不见得好的，有内心奸恶而外表良善的，有善行恶行相差悬殊而很难确指的，有实际大于名望的，有名过其实的。好比用人，如果不是道德高尚的人怎么能辨别清楚而不被迷惑，怎么能议论公允而不徇私情？能不受迷惑，不徇私情，就是公正和实事求是了。但是如果铭文的辞藻不精美，那么依然不能流传于世，因此就要求他的文章也好。所以说不是道德高尚而又工于文章的人是不能写碑志铭文的，难道不是如此吗？
但是道德高尚而又善作文章的人，虽然有时会同时出现，但也许有时几十年甚至一二百年才有一个。因此铭文的流传是如此之难；而遇上理想的作者更是加倍的困难。象先生的道德文章，真正算得上是几百年中才有的。我先祖的言行高尚，有幸遇上先生为其撰写公正而又正确的碑铭，它将流传当代和后世是毫无疑问的。世上的学者，每每阅读传记所载古人事迹的时候，看到感人之处，就常常激动得不知不觉地流下了眼泪，何况是死者的子孙呢？又何况是我曾巩呢？我追怀先祖的德行而想到碑铭所以能传之后世的原因，就知道先生惠赐一篇碑铭将会恩泽及于我家祖孙三代。这感激与报答之情，我应该怎样来表示呢？
我又进一步想到象我这样学识浅薄、才能庸陋的人，先生还提拔鼓励我，我先祖这样命途多乖穷愁潦倒而死的人，先生还写了碑铭来显扬他，那么世上那些俊伟豪杰、世不经见之士，他们谁不愿意拜倒在您的门下？那些潜居山林、穷居退隐之士，他们谁不希望名声流播于世？好事谁不想做，而做恶事谁不感到羞愧恐惧？当父亲、祖父的，谁不想教育好自己的子孙？做子孙的，谁不想使自己的父祖荣耀显扬？这种种美德，应当全归于先生。我荣幸地得到了您的恩赐，并且冒昧地向您陈述自己所以感激的道理。来信所论及的我的家族世系，我怎敢不听从您的教诲而加以研究审核呢？
荣幸之至，书不尽怀，曾巩再拜上。
曾巩 〔宋代〕
巩顿首再拜，舍人先生：
去秋人还，蒙赐书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铭。反复观诵，感与惭并。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
及世之衰，为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后之作铭者，常观其人。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
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于众人则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传之难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而世之学者，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则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孙也哉？况巩也哉？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传之之繇，则知先生推一赐于巩而及其三世。其感与报，宜若何而图之？
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而先生进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显之，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门？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善谁不为，而恶谁不愧以惧？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孙？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既拜赐之辱，且敢进其所以然。所谕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详焉？愧甚，不宣。巩再拜。
译文
曾巩叩头再次拜上，舍人先生：
去年秋天，我派去的人回来，承蒙您赐予书信及为先祖父撰写墓碑铭。我反复读诵，真是感愧交并。
说到铭志之所以能够著称后世，是因为它的意义与史传相接近，但也有与史传不相同的地方。因为史传对人的善恶都一一加以记载，而碑铭呢，大概是古代功德卓著、才能操行出众，志气道义高尚的人，怕后世人不知道，所以一定要立碑刻铭来显扬自己，有的置于家庙里，有的放置在墓穴中，其用意是一样的。如果那是个恶人，那么有什么好铭刻的呢？这就是碑铭与史传不同的地方。铭文的撰写，为的是使死者没有什么可遗憾，生者借此能表达自己的尊敬之情。行善之人喜欢自己的善行善言流传后世，就积极建立功业；恶人没有什么可记，就会感到惭愧和恐惧。至于博学多才、见识通达的人，忠义英烈、节操高尚之士，他们的美善言行，都能一一表现在碑铭里，这就足以成为后人的楷模。铭文警世劝戒的作用，不与史传相近，那么又与什么相近呢！
到了世风衰微的时候，为人子孙的，一味地只要褒扬他们死去的亲人而不顾事理。所以即使是恶人，都一定要立碑刻铭，用来向后人夸耀。撰写铭文的人既不能推辞不作，又因为死者子孙的一再请托，如果直书死者的恶行，就人情上过不去，这样铭文就开始出现不实之辞。后代要想给死者作碑铭者，应当观察一下作者的为人。如果请托的人不得当，那么他写的铭文必定会不公正，不正确，就不能流行于世，传之后代。所以千百年来，尽管上自公卿大夫下至里巷小民死后都有碑铭，但流传于世的很少。这里没有别的原因，正是请托了不适当的人，撰写的铭文不公正、不正确的缘故。
照这样说来，怎样的人才能做到完全公正与正确呢？我说不是道德高尚文章高明的人是做不到的。因为道德高尚的人对于恶人是不会接受请托而撰写铭文的，对于一般的人也能加以辨别。而人们的品行，有内心善良而事迹不见得好的，有内心奸恶而外表良善的，有善行恶行相差悬殊而很难确指的，有实际大于名望的，有名过其实的。好比用人，如果不是道德高尚的人怎么能辨别清楚而不被迷惑，怎么能议论公允而不徇私情？能不受迷惑，不徇私情，就是公正和实事求是了。但是如果铭文的辞藻不精美，那么依然不能流传于世，因此就要求他的文章也好。所以说不是道德高尚而又工于文章的人是不能写碑志铭文的，难道不是如此吗？
但是道德高尚而又善作文章的人，虽然有时会同时出现，但也许有时几十年甚至一二百年才有一个。因此铭文的流传是如此之难；而遇上理想的作者更是加倍的困难。象先生的道德文章，真正算得上是几百年中才有的。我先祖的言行高尚，有幸遇上先生为其撰写公正而又正确的碑铭，它将流传当代和后世是毫无疑问的。世上的学者，每每阅读传记所载古人事迹的时候，看到感人之处，就常常激动得不知不觉地流下了眼泪，何况是死者的子孙呢？又何况是我曾巩呢？我追怀先祖的德行而想到碑铭所以能传之后世的原因，就知道先生惠赐一篇碑铭将会恩泽及于我家祖孙三代。这感激与报答之情，我应该怎样来表示呢？
我又进一步想到象我这样学识浅薄、才能庸陋的人，先生还提拔鼓励我，我先祖这样命途多乖穷愁潦倒而死的人，先生还写了碑铭来显扬他，那么世上那些俊伟豪杰、世不经见之士，他们谁不愿意拜倒在您的门下？那些潜居山林、穷居退隐之士，他们谁不希望名声流播于世？好事谁不想做，而做恶事谁不感到羞愧恐惧？当父亲、祖父的，谁不想教育好自己的子孙？做子孙的，谁不想使自己的父祖荣耀显扬？这种种美德，应当全归于先生。我荣幸地得到了您的恩赐，并且冒昧地向您陈述自己所以感激的道理。来信所论及的我的家族世系，我怎敢不听从您的教诲而加以研究审核呢？
荣幸之至，书不尽怀，曾巩再拜上。
，修的是万物圆融的理想境界！
一.从人类开始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去认识大自然开始，便产生了对自身从生到死的命运的探索。在此基础上，古人提出了“天命论”，认为生死祸福都是由某种看不见的力量掌控着。从最早的天，到人格化的天帝，再到主宰阴司的阎君，随着历史 演变，人类命运的主宰者也在发生着相应的变化。这种具有浓重宗教思想的神学观点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相当普遍的，但惟独具有现世实践精神的道教却提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观点，即“我命在我不在天”。
我命在我不在天，这句话最早出于东晋著名道士兼炼丹家葛洪所着《抱朴子内篇》，原文为“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年。”葛洪在炼丹实践中发现，通过技法、配伍与火候的调制，可以完全改变某些物质的基本属性。那么把同样的道理运用到道家修炼上，通过对自我生命的炼养，则有可能改变一个人现有的生命状态。所以葛洪提出了这句惊世骇俗的“我命在我不在天”，意指人们寿命的长短、生命质量的高低其实完全取决于自身，并不是由上天来做决定的，通过修炼身形、调和心性等一些具体的方法，或许可以实现得道成仙的终极追求。
其实在此之前，儒家早已经提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说法，认为人的生死祸福都是命中注定且无法更改的，而葛洪提出“我命在我”的观点则第一次开始重视人自我的价值，抛却了对虚空神明的过分依赖。道教亦有“夺天地之造化，与天地同寿”的说法，鲜明地表达出了道教独具有的实践与探索的精神。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道教的修炼术具有了从外丹向内丹转变的理论背景，同时还对中医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以人为基本前提和中心的基础上的。并且这一过程背后，还有一个强大的理论依据作为支撑，即老子提出的“道法自然”。
二.《道德经》二十五章写道：“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在道祖的观念中，人是可以与天地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去认知的，并且宇宙中的一切又都是可以放在道的层面去统一考虑的。所以一句“道法自然”，指出万事万物都是在按照自我的规律运作，人若能够找到生存中的自我本然之道，就可以实现与天地同久的宏大愿想。只不过这里提到的“久”，并非是指时间上的同一性，而是从道的层面来看，天地万物也不过是在遵循着东出西落、秋收夏长的自我规律，人若能够认识到生老病死、旦夕祸福都是一种生命规律而淡然处之，由此也就体会到了独属于人的“道”，这与天地之道乃是同一概念，故可以实现与天地同日而语的“长且久者”。
那么，紧接着提出来的问题是，面对纷繁复杂的人生变化，我们究竟怎么做才能够实现对尘俗的超越，达到把平凡人生进行哲学化抽离的境界呢？答案的重点依旧是这句“我命在我不在天”。
《真气还元铭》中提到“天法象我，我法象天。我命在我，不在于天”，意即说明天地与人皆法于道，而人之道是在自我人身，无须向外去所求，为“死生在手，变化由心”。《谷神赋》进一步点明“养神在心，不死由我”，是说若想要实现“不死”，则要从心上入手。万物皆有形，有形之物便有生灭。想要实现身形上的不死是虚妄，从心念上实现对俗世生命的超越，以此推进对肉体生理的炼养以及对尘世功行的实践，进而实现虽身死而名垂万久的长寿。所以丘祖在面对成吉思汗的长生之问时回答说：“世上没有长生之人，但有长寿之人，如能静心修持，皆可寿逾百岁。”
三. “我命在我不在天”这句话的要义在于，人的生命之存亡，年寿之长短，决定于自身，并非决定于天命，唯有通过修炼才能达到调和自身阴阳的目的，实现内心与外界相通，把生命的消逝上升为另一种形态的升华、蜕变。而只有真清静之人，才能实现此等超越。道教认为，只有清静才是进入“真道”境界的唯一途径。
《清静经》说：“人能常清静，天地悉皆归”，强调要知足、寡欲。《西升经》云：“圣人者去欲而入无，以辅其身也”。从有返归于无，从无臻达于无无，在得重玄之奥妙的同时，才更能体会到万物浮华的本真，从而促进自我修真之性的萌发。悟大道之理，是一个澄心涤虑的过程，是把尘世的浮华慢慢沉淀下去，用一颗明澈的心去观照到自身之道，从我们每个不同的人身上参悟到不同的“自然”。
《道德经》第五十一章中说“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认为宇宙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人应当顺其本来的自我，不可有意作为。孙思邈真人在作《福寿论》时提到“福者，造善之积也；祸者，造不善之积也”，指出世人所有的因缘果报都是自我功过的累积造成的，人们妄心不断，总是在奢求超出自我能力之外的事情，从而使得心神不宁，长久以往的结果便是“反误了卿卿性命”。如此，又何求于长生呢？
道教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太平经》中又说：“天地之性，万物各自有宜。”人类通过自我修炼来改变身心性命的行为，必须要建立在尊重他人、他物的前提下。成玄英在《南华真经注疏》说：“随造化之物性，顺自然之本性，无容私作法术，措意治之，放而任之，则物我全之矣。”道家修行的最高目标是“物我两全”，而非是对自我私人的成全，更不是对自然世界的强行改变。因此，“我命在我不在天”这句话就不单单是只用于对人类的修行法则，而是把一切有情有性之物都涵盖于其中的。唯有“天道无为，任物自然”，才是道的最高理想；唯有让宇宙万物任自我之性发展，使万物之命各在自我，方得各自圆融的理想境界。
作者：清虚道人 腾讯道学
#道教#
一.从人类开始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去认识大自然开始，便产生了对自身从生到死的命运的探索。在此基础上，古人提出了“天命论”，认为生死祸福都是由某种看不见的力量掌控着。从最早的天，到人格化的天帝，再到主宰阴司的阎君，随着历史 演变，人类命运的主宰者也在发生着相应的变化。这种具有浓重宗教思想的神学观点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相当普遍的，但惟独具有现世实践精神的道教却提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观点，即“我命在我不在天”。
我命在我不在天，这句话最早出于东晋著名道士兼炼丹家葛洪所着《抱朴子内篇》，原文为“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年。”葛洪在炼丹实践中发现，通过技法、配伍与火候的调制，可以完全改变某些物质的基本属性。那么把同样的道理运用到道家修炼上，通过对自我生命的炼养，则有可能改变一个人现有的生命状态。所以葛洪提出了这句惊世骇俗的“我命在我不在天”，意指人们寿命的长短、生命质量的高低其实完全取决于自身，并不是由上天来做决定的，通过修炼身形、调和心性等一些具体的方法，或许可以实现得道成仙的终极追求。
其实在此之前，儒家早已经提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说法，认为人的生死祸福都是命中注定且无法更改的，而葛洪提出“我命在我”的观点则第一次开始重视人自我的价值，抛却了对虚空神明的过分依赖。道教亦有“夺天地之造化，与天地同寿”的说法，鲜明地表达出了道教独具有的实践与探索的精神。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道教的修炼术具有了从外丹向内丹转变的理论背景，同时还对中医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以人为基本前提和中心的基础上的。并且这一过程背后，还有一个强大的理论依据作为支撑，即老子提出的“道法自然”。
二.《道德经》二十五章写道：“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在道祖的观念中，人是可以与天地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去认知的，并且宇宙中的一切又都是可以放在道的层面去统一考虑的。所以一句“道法自然”，指出万事万物都是在按照自我的规律运作，人若能够找到生存中的自我本然之道，就可以实现与天地同久的宏大愿想。只不过这里提到的“久”，并非是指时间上的同一性，而是从道的层面来看，天地万物也不过是在遵循着东出西落、秋收夏长的自我规律，人若能够认识到生老病死、旦夕祸福都是一种生命规律而淡然处之，由此也就体会到了独属于人的“道”，这与天地之道乃是同一概念，故可以实现与天地同日而语的“长且久者”。
那么，紧接着提出来的问题是，面对纷繁复杂的人生变化，我们究竟怎么做才能够实现对尘俗的超越，达到把平凡人生进行哲学化抽离的境界呢？答案的重点依旧是这句“我命在我不在天”。
《真气还元铭》中提到“天法象我，我法象天。我命在我，不在于天”，意即说明天地与人皆法于道，而人之道是在自我人身，无须向外去所求，为“死生在手，变化由心”。《谷神赋》进一步点明“养神在心，不死由我”，是说若想要实现“不死”，则要从心上入手。万物皆有形，有形之物便有生灭。想要实现身形上的不死是虚妄，从心念上实现对俗世生命的超越，以此推进对肉体生理的炼养以及对尘世功行的实践，进而实现虽身死而名垂万久的长寿。所以丘祖在面对成吉思汗的长生之问时回答说：“世上没有长生之人，但有长寿之人，如能静心修持，皆可寿逾百岁。”
三. “我命在我不在天”这句话的要义在于，人的生命之存亡，年寿之长短，决定于自身，并非决定于天命，唯有通过修炼才能达到调和自身阴阳的目的，实现内心与外界相通，把生命的消逝上升为另一种形态的升华、蜕变。而只有真清静之人，才能实现此等超越。道教认为，只有清静才是进入“真道”境界的唯一途径。
《清静经》说：“人能常清静，天地悉皆归”，强调要知足、寡欲。《西升经》云：“圣人者去欲而入无，以辅其身也”。从有返归于无，从无臻达于无无，在得重玄之奥妙的同时，才更能体会到万物浮华的本真，从而促进自我修真之性的萌发。悟大道之理，是一个澄心涤虑的过程，是把尘世的浮华慢慢沉淀下去，用一颗明澈的心去观照到自身之道，从我们每个不同的人身上参悟到不同的“自然”。
《道德经》第五十一章中说“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认为宇宙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人应当顺其本来的自我，不可有意作为。孙思邈真人在作《福寿论》时提到“福者，造善之积也；祸者，造不善之积也”，指出世人所有的因缘果报都是自我功过的累积造成的，人们妄心不断，总是在奢求超出自我能力之外的事情，从而使得心神不宁，长久以往的结果便是“反误了卿卿性命”。如此，又何求于长生呢？
道教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太平经》中又说：“天地之性，万物各自有宜。”人类通过自我修炼来改变身心性命的行为，必须要建立在尊重他人、他物的前提下。成玄英在《南华真经注疏》说：“随造化之物性，顺自然之本性，无容私作法术，措意治之，放而任之，则物我全之矣。”道家修行的最高目标是“物我两全”，而非是对自我私人的成全，更不是对自然世界的强行改变。因此，“我命在我不在天”这句话就不单单是只用于对人类的修行法则，而是把一切有情有性之物都涵盖于其中的。唯有“天道无为，任物自然”，才是道的最高理想；唯有让宇宙万物任自我之性发展，使万物之命各在自我，方得各自圆融的理想境界。
作者：清虚道人 腾讯道学
#道教#
沉香配伍应用
一 沉香配陈皮, 升降相因
沉香辛苦芳香, 性温质重, 上能醒脾祛湿, 下能降气纳肾; 陈皮辛散苦降, 性温和, 燥而不烈, 能理气健脾, 燥湿化痰。两药能升能降, 沉香降多升少, 陈皮升多降少。合而用之, 升降结合, 相互促进, 具有行气消胀、和胃止痛之功。临床用于: ( 1)气滞痰阻引起脘腹闷满、胀痛不止等症; ( 2) 慢性肝炎、胃炎等疾病引起的腹胀、腹痛等症。名老中医施今墨经验将陈皮炒炭入药, 能缓和药物烈性, 增强收敛解毒等功效, 与沉香伍用, 用治脘腹胀痛, 疗效明显, 若同时配伍香附、乌药效果更佳[ 1] 。
二 沉香配槟榔, 行气降逆
沉香苦辛芳香, 性温质重, 降而不泄, 既能温中降逆, 又能暖肾纳气, 且有降气之功, 无破气之害。前人经验认为沉香/ 行气不伤气, 温中不助火0; 槟榔苦辛芳香能开泄, 质重而坚能下降, 偏于破泻下降, 破滞行气之力较强。两药合用,相辅相成, 降逆行气之力大增, 还能下痰平喘, 温中降逆。临床用于: ( 1)胸膈痞闷, 上气喘急诸症; ( 2)肺肾气虚, 痰浊壅阻, 胸闷喘咳诸症; ( 3) 脾胃虚寒, 气滞食阻, 脘闷嗳气,呕恶, 腹胀等。
三 沉香配石斛, 顺养阴气
沉香辛温降气; 石斛善清阳明虚热, 为滋养胃阴之常用要药, 亦有益肾滋阴之作用。两药合用, 石斛得沉香则滋胃阴而不抑遏, 沉香得石斛则降逆气而不燥津, 寒温并用, 顺气养阴。临床用于阴虚气逆所致干呕不止, 口渴, 舌红少津等。
四 沉香配丁香, 温中行气
沉香辛苦而温, 有降气调中、温肾助阳之功; 丁香性味辛温, 暖脾胃, 快气机而散寒止痛, 降浊气而止呕。两药合用, 温中降逆之功倍增, 行气止痛之力强。临床用于: ( 1) 虚寒呃逆等症; ( 2)胃寒呕吐、腹痛等症。
五 沉香配木香, 行气健脾
沉香味辛走散, 行而不泄, 专于化气降痰, 兼有扶脾温肾之功; 木香专于行胃肠结气而止痛, 兼能消食。两药配对,沉香优于降气平喘,木香长于健脾理气, 相须为用, 理气健脾止痛功效显著, 降逆行气之功倍增。临床用于( 1 ) 胃失和降, 气逆不顺而致的脘腹胀痛, 呕吐呃逆。( 2)痰气上逆, 腹胀气喘。《济阴纲目》以两药等分组成二香散治气郁于下,小便隐秘不通。
六 沉香配乌药, 行气散寒
沉香辛苦芳香, 功专行散, 能醒脾开胃, 祛湿化浊, 行气止痛, 性专下降, 直达下焦, 入于肾经, 以引上逆之气归于下;乌药辛温开通, 上走脾肺而顺气降逆, 散寒止痛, 下达肾与膀胱而温下元, 调下焦冷气, 既能通理上下诸气, 理气散寒, 行气止痛, 又温下元逐寒而缩便。两药配对, 同走气分, 下达下焦, 共奏降逆行滞, 醒脾散寒之功。临床用于: ( 1) 脾虚腹胀,胸闷, 气短, 呕吐等症; ( 2) 精神抑郁所致的腹满胸闷, 噫气频作, 体倦乏力等症。《济生方》四磨汤中伍用乌药、沉香治七情所伤肝气郁结所致诸证。临床实践证明, 以两药为主组方,治疗肠粘连引起的轻度肠梗阻、疝气等属气滞寒凝者, 效果甚佳。对于下元虚寒, 气逆于上引起的痰喘也有一定疗效。
七 沉香配肉桂, 温肾散寒
沉香辛苦芳香, 善行于气分, 性专下降, 直达于肾; 肉桂辛苦大热, 走肝肾血分, 能温补脾肾阳气, 功专温经散寒止痛。两药合用, 一行于气, 一行于血, 同温于下, 共奏温肾壮元、散寒止痛之功。临床用于肝肾阴寒、小腹疼痛、疝气等症。5景岳全书6暖肝煎伍用肉桂、沉香, 治肝肾阴寒、气机阻滞所致的疝气诸症。
八 沉香配茯苓, 利湿安神
沉香温肾行气, 导水外出; 茯苓助肾化湿行水, 分别清浊。合而行气利水, 主治水湿内停, 小便不利, 如5鸡峰普济方6茯苓汤即以两药为细末, 治小便白浊不利, 时有作痛。同时, 沉香坚实下气, 茯苓甘平宁心, 合而降火清心, 主治心肾不交, 心悸怔忡, 失眠健忘, 如5百一选方6朱雀丸。
九 沉香配莱菔子, 降气化痰
沉香味辛苦性温, 体重而沉, 行而不泄, 降多升少, 最宜于气滞上逆之证, 既可行气止痛, 治寒凝气滞之证, 又温肾纳气, 治下元虚冷、肾不纳气之虚喘和痰饮咳嗽、上盛下虚之哮喘; 莱菔子降气化痰, 善治痰壅气喘咳嗽。两药合伍, 温肾纳气, 降气化痰, 治痰饮阻肺, 肺气上逆之实喘或上实下虚之哮喘。如《丹台玉案》二仙丹即以两药为末, 生姜汁为细丸, 治一切哮证。
十 沉香配附子, 甘温除热
肾阳虚亏, 阴寒内盛, 冷痰结聚, 格阳于外, 反致大热, 治宜甘温除热。附子甘温大热, 壮命火, 逐冷痰, 以治其本; 佐沉香引火归原, 以治其标。阴阳通达, 其热自除。故两药配对, 温肾壮阳, 引火归原, 主治阴寒内盛, 格阳于外之证。如5澹寮方6即以两药组成冷汤, 露一宿, 空心服, 治疗冷痰虚热, 诸劳寒热。
十一 沉香配阿胶, 定喘止血
沉香辛苦而温, 功可行气止痛, 纳气定喘; 阿胶补血止血, 滋阴润肺。两药合用, 宜于肺虚阴亏, 火灼肺络, 随气上逆, 咳嗽咯血之症。且沉香可防阿胶滋腻之弊, 故为治咯血之理想配对, 如《扁鹊心书―神方》阿胶散。
十二 沉香配人参, 补气调气
沉香下气降逆而平喘; 人参益气扶正, 补益脾肺。人以气为本, 行气作用较强之品易耗伤正气, 两药相配, 行气开郁而不伤气, 且有温肾纳气之功, 增平喘之力。如《济生方》四磨汤即以两药配槟榔、台乌行气降逆, 宽胸散结, 治肝气郁结之胸隔胀闷, 上气喘急等证。其次, 人参健脾益气, 助脾运化; 沉香一以行气防人参之壅滞, 一以利窍通小便之闭塞。两药合用, 健脾益气, 补而不滞, 如5风劳臌膈6香参散以两药新瓦上焙, 为细末, 治脾虚胀满, 小便癃闭。
十三 沉香配麝香, 辟秽化浊
沉香性温气香, 降气平逆, 兼化湿浊; 麝香辛温芳香, 性善走窜, 通达上下, 辟秽化浊。两药相伍, 性味相投, 芳香走窜, 辟秽化浊, 主治寒湿痰浊困阻脾胃或蒙敝清窍之证, 如《圣济总录》麝沉散即以两药治疗小儿因湿浊闭阻、脾胃气滞引起的吐逆之证。
十四沉香配松节, 祛风燥湿
沉香性温气香, 功专醒脾化浊利湿; 松节味苦性燥, 功可祛风燥湿敛疮。两药沥汁敷疮, 可祛风燥湿, 敛疮生肌, 用于各种疥癣恶疮。如《千金翼方》香沥即以两药沥汁以敷疮上, 治疗各种癣湿疹及白秃、疽、恶疮。
十五 沉香配皂荚, 散结消肿
据《普济方》所载, 立效散即以皂角(火煨, 去弦子) 与沉香为末, 醋糊为丸, 空心盐汤送下, 治疗痔疮。盖皂角有散结消肿解毒之力, 为主药; 沉香引药下行, 以增行气散结之效。两药相合, 协同增效, 对下焦痈肿疔毒之证颇为相宜。但两药性温, 治热痔宜配伍寒凉清热之药。沉香属贵重药材, 且易挥发, 故入汤剂宜后下, 最好是研成粉末吞服, 或入丸、散剂。本品辛温助热, 故阴虚火旺者慎用, 气虚下陷者亦应慎用。
一 沉香配陈皮, 升降相因
沉香辛苦芳香, 性温质重, 上能醒脾祛湿, 下能降气纳肾; 陈皮辛散苦降, 性温和, 燥而不烈, 能理气健脾, 燥湿化痰。两药能升能降, 沉香降多升少, 陈皮升多降少。合而用之, 升降结合, 相互促进, 具有行气消胀、和胃止痛之功。临床用于: ( 1)气滞痰阻引起脘腹闷满、胀痛不止等症; ( 2) 慢性肝炎、胃炎等疾病引起的腹胀、腹痛等症。名老中医施今墨经验将陈皮炒炭入药, 能缓和药物烈性, 增强收敛解毒等功效, 与沉香伍用, 用治脘腹胀痛, 疗效明显, 若同时配伍香附、乌药效果更佳[ 1] 。
二 沉香配槟榔, 行气降逆
沉香苦辛芳香, 性温质重, 降而不泄, 既能温中降逆, 又能暖肾纳气, 且有降气之功, 无破气之害。前人经验认为沉香/ 行气不伤气, 温中不助火0; 槟榔苦辛芳香能开泄, 质重而坚能下降, 偏于破泻下降, 破滞行气之力较强。两药合用,相辅相成, 降逆行气之力大增, 还能下痰平喘, 温中降逆。临床用于: ( 1)胸膈痞闷, 上气喘急诸症; ( 2)肺肾气虚, 痰浊壅阻, 胸闷喘咳诸症; ( 3) 脾胃虚寒, 气滞食阻, 脘闷嗳气,呕恶, 腹胀等。
三 沉香配石斛, 顺养阴气
沉香辛温降气; 石斛善清阳明虚热, 为滋养胃阴之常用要药, 亦有益肾滋阴之作用。两药合用, 石斛得沉香则滋胃阴而不抑遏, 沉香得石斛则降逆气而不燥津, 寒温并用, 顺气养阴。临床用于阴虚气逆所致干呕不止, 口渴, 舌红少津等。
四 沉香配丁香, 温中行气
沉香辛苦而温, 有降气调中、温肾助阳之功; 丁香性味辛温, 暖脾胃, 快气机而散寒止痛, 降浊气而止呕。两药合用, 温中降逆之功倍增, 行气止痛之力强。临床用于: ( 1) 虚寒呃逆等症; ( 2)胃寒呕吐、腹痛等症。
五 沉香配木香, 行气健脾
沉香味辛走散, 行而不泄, 专于化气降痰, 兼有扶脾温肾之功; 木香专于行胃肠结气而止痛, 兼能消食。两药配对,沉香优于降气平喘,木香长于健脾理气, 相须为用, 理气健脾止痛功效显著, 降逆行气之功倍增。临床用于( 1 ) 胃失和降, 气逆不顺而致的脘腹胀痛, 呕吐呃逆。( 2)痰气上逆, 腹胀气喘。《济阴纲目》以两药等分组成二香散治气郁于下,小便隐秘不通。
六 沉香配乌药, 行气散寒
沉香辛苦芳香, 功专行散, 能醒脾开胃, 祛湿化浊, 行气止痛, 性专下降, 直达下焦, 入于肾经, 以引上逆之气归于下;乌药辛温开通, 上走脾肺而顺气降逆, 散寒止痛, 下达肾与膀胱而温下元, 调下焦冷气, 既能通理上下诸气, 理气散寒, 行气止痛, 又温下元逐寒而缩便。两药配对, 同走气分, 下达下焦, 共奏降逆行滞, 醒脾散寒之功。临床用于: ( 1) 脾虚腹胀,胸闷, 气短, 呕吐等症; ( 2) 精神抑郁所致的腹满胸闷, 噫气频作, 体倦乏力等症。《济生方》四磨汤中伍用乌药、沉香治七情所伤肝气郁结所致诸证。临床实践证明, 以两药为主组方,治疗肠粘连引起的轻度肠梗阻、疝气等属气滞寒凝者, 效果甚佳。对于下元虚寒, 气逆于上引起的痰喘也有一定疗效。
七 沉香配肉桂, 温肾散寒
沉香辛苦芳香, 善行于气分, 性专下降, 直达于肾; 肉桂辛苦大热, 走肝肾血分, 能温补脾肾阳气, 功专温经散寒止痛。两药合用, 一行于气, 一行于血, 同温于下, 共奏温肾壮元、散寒止痛之功。临床用于肝肾阴寒、小腹疼痛、疝气等症。5景岳全书6暖肝煎伍用肉桂、沉香, 治肝肾阴寒、气机阻滞所致的疝气诸症。
八 沉香配茯苓, 利湿安神
沉香温肾行气, 导水外出; 茯苓助肾化湿行水, 分别清浊。合而行气利水, 主治水湿内停, 小便不利, 如5鸡峰普济方6茯苓汤即以两药为细末, 治小便白浊不利, 时有作痛。同时, 沉香坚实下气, 茯苓甘平宁心, 合而降火清心, 主治心肾不交, 心悸怔忡, 失眠健忘, 如5百一选方6朱雀丸。
九 沉香配莱菔子, 降气化痰
沉香味辛苦性温, 体重而沉, 行而不泄, 降多升少, 最宜于气滞上逆之证, 既可行气止痛, 治寒凝气滞之证, 又温肾纳气, 治下元虚冷、肾不纳气之虚喘和痰饮咳嗽、上盛下虚之哮喘; 莱菔子降气化痰, 善治痰壅气喘咳嗽。两药合伍, 温肾纳气, 降气化痰, 治痰饮阻肺, 肺气上逆之实喘或上实下虚之哮喘。如《丹台玉案》二仙丹即以两药为末, 生姜汁为细丸, 治一切哮证。
十 沉香配附子, 甘温除热
肾阳虚亏, 阴寒内盛, 冷痰结聚, 格阳于外, 反致大热, 治宜甘温除热。附子甘温大热, 壮命火, 逐冷痰, 以治其本; 佐沉香引火归原, 以治其标。阴阳通达, 其热自除。故两药配对, 温肾壮阳, 引火归原, 主治阴寒内盛, 格阳于外之证。如5澹寮方6即以两药组成冷汤, 露一宿, 空心服, 治疗冷痰虚热, 诸劳寒热。
十一 沉香配阿胶, 定喘止血
沉香辛苦而温, 功可行气止痛, 纳气定喘; 阿胶补血止血, 滋阴润肺。两药合用, 宜于肺虚阴亏, 火灼肺络, 随气上逆, 咳嗽咯血之症。且沉香可防阿胶滋腻之弊, 故为治咯血之理想配对, 如《扁鹊心书―神方》阿胶散。
十二 沉香配人参, 补气调气
沉香下气降逆而平喘; 人参益气扶正, 补益脾肺。人以气为本, 行气作用较强之品易耗伤正气, 两药相配, 行气开郁而不伤气, 且有温肾纳气之功, 增平喘之力。如《济生方》四磨汤即以两药配槟榔、台乌行气降逆, 宽胸散结, 治肝气郁结之胸隔胀闷, 上气喘急等证。其次, 人参健脾益气, 助脾运化; 沉香一以行气防人参之壅滞, 一以利窍通小便之闭塞。两药合用, 健脾益气, 补而不滞, 如5风劳臌膈6香参散以两药新瓦上焙, 为细末, 治脾虚胀满, 小便癃闭。
十三 沉香配麝香, 辟秽化浊
沉香性温气香, 降气平逆, 兼化湿浊; 麝香辛温芳香, 性善走窜, 通达上下, 辟秽化浊。两药相伍, 性味相投, 芳香走窜, 辟秽化浊, 主治寒湿痰浊困阻脾胃或蒙敝清窍之证, 如《圣济总录》麝沉散即以两药治疗小儿因湿浊闭阻、脾胃气滞引起的吐逆之证。
十四沉香配松节, 祛风燥湿
沉香性温气香, 功专醒脾化浊利湿; 松节味苦性燥, 功可祛风燥湿敛疮。两药沥汁敷疮, 可祛风燥湿, 敛疮生肌, 用于各种疥癣恶疮。如《千金翼方》香沥即以两药沥汁以敷疮上, 治疗各种癣湿疹及白秃、疽、恶疮。
十五 沉香配皂荚, 散结消肿
据《普济方》所载, 立效散即以皂角(火煨, 去弦子) 与沉香为末, 醋糊为丸, 空心盐汤送下, 治疗痔疮。盖皂角有散结消肿解毒之力, 为主药; 沉香引药下行, 以增行气散结之效。两药相合, 协同增效, 对下焦痈肿疔毒之证颇为相宜。但两药性温, 治热痔宜配伍寒凉清热之药。沉香属贵重药材, 且易挥发, 故入汤剂宜后下, 最好是研成粉末吞服, 或入丸、散剂。本品辛温助热, 故阴虚火旺者慎用, 气虚下陷者亦应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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