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何要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并非没有先行的探索者，已故学者、我的恩师刘绪源先生的《中国儿童文学史略》就是一部可读性极强、充满真知灼见的著作。笔者受教十年，获益良多。这部堪称突出的一家之言的中国儿童文学史，对文本的精辟解读是其最大长处，但儿童文学史实则不够丰富，从中难以见出中国儿童文学史的基本经脉，且这部著作并未写完。受恩师刘绪源先生的启发，我不揣浅陋，斗胆“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这算是近缘。
其实，为何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要说如何重写，先说重写的立场在哪里，这将直接决定了重写话语的姿态。我是站在个人立场，站在儿童文学本身的层面来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我长期从事梅光迪与学衡派的研究，他们信奉的新人文主义学说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姿态，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让我明白对历史的言说，完全可以采用个人化的立场，这种方式可能更可以揭示历史的真相，而在未来产生影响。例如，梅光迪在他的中国第一部《文学概论》中宣称文学是“非进化”的观念，就给了我一个全新的视角。关于梅光迪与胡适之间的“胡梅之争”，在不同的史家那里也有不同的描述。个人化的真实表达，无论偏颇与否，都显得弥足珍贵。“不以成败论英雄”，历史研究没有势利眼，站在个人立场言说历史，是我一直主张的，它们也诱发了我研究现代文学史的冲动。二十年来，我长期研究废名、梅光迪、喻血轮、许君远、朱英诞等人，他们原本在现代文学史上若隐若现，最后终被拭去历史的尘埃，大放异彩。这些应该都属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重写现代文学史”工作的一部分。这些努力，算是为我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提前做了一番学术训练，这个经历也让我深深明白史料挖掘的重要性。
采用史料来言说历史，这只是一种呈现方式，不能称作历史观。史料本身就是证据，由它来叙述真相，比用自己的话来论述更有力。这是我治文学史的一点儿心得。当我于2008年进入儿童文学出版领域后，我秉持打造“人文童书”的出版理念，有意将儿童文学出版工作与文学史的重写相互结合起来。以《中国儿童文学经典怀旧系列》为例，我在编后记中写道：“……深入突出两点：一是以儿童文学作品为主，二是深入挖掘现有中国儿童文学史没有提及或提到不多，但比较重要的儿童文学作品。所以这套‘大家小书’，颇有一些《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参考资料丛书》的味道。”这套书体现了我在钩沉辑佚和版本选择方面的努力。其中，我下力最大的是推出了丰子恺、林海音、老舍、凌叔华、谢六逸、废名、郑振铎、吕伯攸、俞平伯、黎锦晖、苏苏、范泉、一叶（叶刚）等作家。他们现在大都也成了我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着重需要展现的作家。
在注重儿童文学史料的挖掘之外，我还尤其注重儿童观、儿童文学观、儿童文学教育观的一以贯之。换言之，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不只是挖掘作家作品，还原历史原貌，还要赋予文学史以无形的精神风骨。在十多年编选、出版儿童文学作品的生涯中，我的儿童文学观也更加成熟，并经历了从坚持儿童本位论，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泛儿童文学论”的发展过程。在“编学相长”的过程中，无论是对儿童文学史上作品的挖掘，还是对儿童文学理论文献的整理，都进行了比较充分、系统的爬梳，让我对中国儿童文学形成了一个整体观。儿童本位论让我拥有了重要的文本评价标准，泛儿童文学论则让我能够包容和理解更多作家作品。这两种略有差异的儿童文学观，后者以前者为基础、依托，共同形成了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审美的与历史的原则相结合，二者不可偏废。既要突出文本的审美价值，又要兼顾和尊重客观历史，才能写成一部立得住、信得过、经得起考验的文学史著作。
儿童本位论的命运，是中国儿童文学命运的一面镜子，也是评判中国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准。中国儿童文学史的无数事实证明，坚持和弘扬儿童本位论的时代，儿童文学就容易出现佳作。而批判、背弃儿童本位论的时代，儿童文学就佳作寥寥。疏离、背弃儿童本位论，就不容易产生健康的儿童文学思潮，更不利于建立多样化的儿童文学范式，儿童文学就有可能“歉收”。可以说，儿童本位论是我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一大核心思想。
此外，我还从将中国儿童文学史与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相结合的角度，进行打通式探索，这在过去是从未有过的。儿童文学有自己的特殊性和独立性，但它毕竟是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一部分，适当结合起来，在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背景和视野下，观照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应当是非常有必要的。比如，现代文学何以是“现代文学”和“新文学”，这不仅仅因为它是“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革命的文学”，更因为它出现了“儿童的文学”，这是古代所没有的新的文学。儿童文学的诞生，丰富和深化了“新文学”的深刻内涵。
在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时，我还紧紧抓住儿童文学的内在矛盾：儿童性与文学性的矛盾。可以说，对这一矛盾的观察，贯穿在整个重写脉络中。比如，茅盾、郑振铎为何没有走上艺术的儿童文学创作之路？又如，沈从文、巴金、老舍三大文豪为何在儿童文学门槛前败下阵来，而不得入其门？
这些只是我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一些粗浅感受和想法，所做的也只是初步的探索和尝试，肯定有很多不足和有待完善之处，希望更多关心中国儿童文学史的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梅杰 系儿童文学研究者）
其实，为何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要说如何重写，先说重写的立场在哪里，这将直接决定了重写话语的姿态。我是站在个人立场，站在儿童文学本身的层面来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我长期从事梅光迪与学衡派的研究，他们信奉的新人文主义学说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姿态，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让我明白对历史的言说，完全可以采用个人化的立场，这种方式可能更可以揭示历史的真相，而在未来产生影响。例如，梅光迪在他的中国第一部《文学概论》中宣称文学是“非进化”的观念，就给了我一个全新的视角。关于梅光迪与胡适之间的“胡梅之争”，在不同的史家那里也有不同的描述。个人化的真实表达，无论偏颇与否，都显得弥足珍贵。“不以成败论英雄”，历史研究没有势利眼，站在个人立场言说历史，是我一直主张的，它们也诱发了我研究现代文学史的冲动。二十年来，我长期研究废名、梅光迪、喻血轮、许君远、朱英诞等人，他们原本在现代文学史上若隐若现，最后终被拭去历史的尘埃，大放异彩。这些应该都属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重写现代文学史”工作的一部分。这些努力，算是为我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提前做了一番学术训练，这个经历也让我深深明白史料挖掘的重要性。
采用史料来言说历史，这只是一种呈现方式，不能称作历史观。史料本身就是证据，由它来叙述真相，比用自己的话来论述更有力。这是我治文学史的一点儿心得。当我于2008年进入儿童文学出版领域后，我秉持打造“人文童书”的出版理念，有意将儿童文学出版工作与文学史的重写相互结合起来。以《中国儿童文学经典怀旧系列》为例，我在编后记中写道：“……深入突出两点：一是以儿童文学作品为主，二是深入挖掘现有中国儿童文学史没有提及或提到不多，但比较重要的儿童文学作品。所以这套‘大家小书’，颇有一些《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参考资料丛书》的味道。”这套书体现了我在钩沉辑佚和版本选择方面的努力。其中，我下力最大的是推出了丰子恺、林海音、老舍、凌叔华、谢六逸、废名、郑振铎、吕伯攸、俞平伯、黎锦晖、苏苏、范泉、一叶（叶刚）等作家。他们现在大都也成了我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着重需要展现的作家。
在注重儿童文学史料的挖掘之外，我还尤其注重儿童观、儿童文学观、儿童文学教育观的一以贯之。换言之，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不只是挖掘作家作品，还原历史原貌，还要赋予文学史以无形的精神风骨。在十多年编选、出版儿童文学作品的生涯中，我的儿童文学观也更加成熟，并经历了从坚持儿童本位论，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泛儿童文学论”的发展过程。在“编学相长”的过程中，无论是对儿童文学史上作品的挖掘，还是对儿童文学理论文献的整理，都进行了比较充分、系统的爬梳，让我对中国儿童文学形成了一个整体观。儿童本位论让我拥有了重要的文本评价标准，泛儿童文学论则让我能够包容和理解更多作家作品。这两种略有差异的儿童文学观，后者以前者为基础、依托，共同形成了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审美的与历史的原则相结合，二者不可偏废。既要突出文本的审美价值，又要兼顾和尊重客观历史，才能写成一部立得住、信得过、经得起考验的文学史著作。
儿童本位论的命运，是中国儿童文学命运的一面镜子，也是评判中国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准。中国儿童文学史的无数事实证明，坚持和弘扬儿童本位论的时代，儿童文学就容易出现佳作。而批判、背弃儿童本位论的时代，儿童文学就佳作寥寥。疏离、背弃儿童本位论，就不容易产生健康的儿童文学思潮，更不利于建立多样化的儿童文学范式，儿童文学就有可能“歉收”。可以说，儿童本位论是我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一大核心思想。
此外，我还从将中国儿童文学史与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相结合的角度，进行打通式探索，这在过去是从未有过的。儿童文学有自己的特殊性和独立性，但它毕竟是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一部分，适当结合起来，在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背景和视野下，观照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应当是非常有必要的。比如，现代文学何以是“现代文学”和“新文学”，这不仅仅因为它是“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革命的文学”，更因为它出现了“儿童的文学”，这是古代所没有的新的文学。儿童文学的诞生，丰富和深化了“新文学”的深刻内涵。
在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时，我还紧紧抓住儿童文学的内在矛盾：儿童性与文学性的矛盾。可以说，对这一矛盾的观察，贯穿在整个重写脉络中。比如，茅盾、郑振铎为何没有走上艺术的儿童文学创作之路？又如，沈从文、巴金、老舍三大文豪为何在儿童文学门槛前败下阵来，而不得入其门？
这些只是我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一些粗浅感受和想法，所做的也只是初步的探索和尝试，肯定有很多不足和有待完善之处，希望更多关心中国儿童文学史的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梅杰 系儿童文学研究者）
【我为何要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并非没有先行的探索者，已故学者、我的恩师刘绪源先生的《中国儿童文学史略》就是一部可读性极强、充满真知灼见的著作。笔者受教十年，获益良多。这部堪称突出的一家之言的中国儿童文学史，对文本的精辟解读是其最大长处，但儿童文学史实则不够丰富，从中难以见出中国儿童文学史的基本经脉，且这部著作并未写完。受恩师刘绪源先生的启发，我不揣浅陋，斗胆“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这算是近缘。
其实，为何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要说如何重写，先说重写的立场在哪里，这将直接决定了重写话语的姿态。我是站在个人立场，站在儿童文学本身的层面来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我长期从事梅光迪与学衡派的研究，他们信奉的新人文主义学说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姿态，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让我明白对历史的言说，完全可以采用个人化的立场，这种方式可能更可以揭示历史的真相，而在未来产生影响。例如，梅光迪在他的中国第一部《文学概论》中宣称文学是“非进化”的观念，就给了我一个全新的视角。关于梅光迪与胡适之间的“胡梅之争”，在不同的史家那里也有不同的描述。个人化的真实表达，无论偏颇与否，都显得弥足珍贵。“不以成败论英雄”，历史研究没有势利眼，站在个人立场言说历史，是我一直主张的，它们也诱发了我研究现代文学史的冲动。二十年来，我长期研究废名、梅光迪、喻血轮、许君远、朱英诞等人，他们原本在现代文学史上若隐若现，最后终被拭去历史的尘埃，大放异彩。这些应该都属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重写现代文学史”工作的一部分。这些努力，算是为我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提前做了一番学术训练，这个经历也让我深深明白史料挖掘的重要性。
采用史料来言说历史，这只是一种呈现方式，不能称作历史观。史料本身就是证据，由它来叙述真相，比用自己的话来论述更有力。这是我治文学史的一点儿心得。当我于2008年进入儿童文学出版领域后，我秉持打造“人文童书”的出版理念，有意将儿童文学出版工作与文学史的重写相互结合起来。以《中国儿童文学经典怀旧系列》为例，我在编后记中写道：“……深入突出两点：一是以儿童文学作品为主，二是深入挖掘现有中国儿童文学史没有提及或提到不多，但比较重要的儿童文学作品。所以这套‘大家小书’，颇有一些《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参考资料丛书》的味道。”这套书体现了我在钩沉辑佚和版本选择方面的努力。其中，我下力最大的是推出了丰子恺、林海音、老舍、凌叔华、谢六逸、废名、郑振铎、吕伯攸、俞平伯、黎锦晖、苏苏、范泉、一叶（叶刚）等作家。他们现在大都也成了我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着重需要展现的作家。
在注重儿童文学史料的挖掘之外，我还尤其注重儿童观、儿童文学观、儿童文学教育观的一以贯之。换言之，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不只是挖掘作家作品，还原历史原貌，还要赋予文学史以无形的精神风骨。在十多年编选、出版儿童文学作品的生涯中，我的儿童文学观也更加成熟，并经历了从坚持儿童本位论，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泛儿童文学论”的发展过程。在“编学相长”的过程中，无论是对儿童文学史上作品的挖掘，还是对儿童文学理论文献的整理，都进行了比较充分、系统的爬梳，让我对中国儿童文学形成了一个整体观。儿童本位论让我拥有了重要的文本评价标准，泛儿童文学论则让我能够包容和理解更多作家作品。这两种略有差异的儿童文学观，后者以前者为基础、依托，共同形成了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审美的与历史的原则相结合，二者不可偏废。既要突出文本的审美价值，又要兼顾和尊重客观历史，才能写成一部立得住、信得过、经得起考验的文学史著作。
儿童本位论的命运，是中国儿童文学命运的一面镜子，也是评判中国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准。中国儿童文学史的无数事实证明，坚持和弘扬儿童本位论的时代，儿童文学就容易出现佳作。而批判、背弃儿童本位论的时代，儿童文学就佳作寥寥。疏离、背弃儿童本位论，就不容易产生健康的儿童文学思潮，更不利于建立多样化的儿童文学范式，儿童文学就有可能“歉收”。可以说，儿童本位论是我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一大核心思想。
此外，我还从将中国儿童文学史与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相结合的角度，进行打通式探索，这在过去是从未有过的。儿童文学有自己的特殊性和独立性，但它毕竟是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一部分，适当结合起来，在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背景和视野下，观照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应当是非常有必要的。比如，现代文学何以是“现代文学”和“新文学”，这不仅仅因为它是“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革命的文学”，更因为它出现了“儿童的文学”，这是古代所没有的新的文学。儿童文学的诞生，丰富和深化了“新文学”的深刻内涵。
在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时，我还紧紧抓住儿童文学的内在矛盾：儿童性与文学性的矛盾。可以说，对这一矛盾的观察，贯穿在整个重写脉络中。比如，茅盾、郑振铎为何没有走上艺术的儿童文学创作之路？又如，沈从文、巴金、老舍三大文豪为何在儿童文学门槛前败下阵来，而不得入其门？
这些只是我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一些粗浅感受和想法，所做的也只是初步的探索和尝试，肯定有很多不足和有待完善之处，希望更多关心中国儿童文学史的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系儿童文学研究者）
作者：梅杰
《中国教育报》2022年09月14日第9版 版名：读书周刊
其实，为何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要说如何重写，先说重写的立场在哪里，这将直接决定了重写话语的姿态。我是站在个人立场，站在儿童文学本身的层面来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我长期从事梅光迪与学衡派的研究，他们信奉的新人文主义学说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姿态，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让我明白对历史的言说，完全可以采用个人化的立场，这种方式可能更可以揭示历史的真相，而在未来产生影响。例如，梅光迪在他的中国第一部《文学概论》中宣称文学是“非进化”的观念，就给了我一个全新的视角。关于梅光迪与胡适之间的“胡梅之争”，在不同的史家那里也有不同的描述。个人化的真实表达，无论偏颇与否，都显得弥足珍贵。“不以成败论英雄”，历史研究没有势利眼，站在个人立场言说历史，是我一直主张的，它们也诱发了我研究现代文学史的冲动。二十年来，我长期研究废名、梅光迪、喻血轮、许君远、朱英诞等人，他们原本在现代文学史上若隐若现，最后终被拭去历史的尘埃，大放异彩。这些应该都属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重写现代文学史”工作的一部分。这些努力，算是为我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提前做了一番学术训练，这个经历也让我深深明白史料挖掘的重要性。
采用史料来言说历史，这只是一种呈现方式，不能称作历史观。史料本身就是证据，由它来叙述真相，比用自己的话来论述更有力。这是我治文学史的一点儿心得。当我于2008年进入儿童文学出版领域后，我秉持打造“人文童书”的出版理念，有意将儿童文学出版工作与文学史的重写相互结合起来。以《中国儿童文学经典怀旧系列》为例，我在编后记中写道：“……深入突出两点：一是以儿童文学作品为主，二是深入挖掘现有中国儿童文学史没有提及或提到不多，但比较重要的儿童文学作品。所以这套‘大家小书’，颇有一些《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参考资料丛书》的味道。”这套书体现了我在钩沉辑佚和版本选择方面的努力。其中，我下力最大的是推出了丰子恺、林海音、老舍、凌叔华、谢六逸、废名、郑振铎、吕伯攸、俞平伯、黎锦晖、苏苏、范泉、一叶（叶刚）等作家。他们现在大都也成了我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着重需要展现的作家。
在注重儿童文学史料的挖掘之外，我还尤其注重儿童观、儿童文学观、儿童文学教育观的一以贯之。换言之，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不只是挖掘作家作品，还原历史原貌，还要赋予文学史以无形的精神风骨。在十多年编选、出版儿童文学作品的生涯中，我的儿童文学观也更加成熟，并经历了从坚持儿童本位论，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泛儿童文学论”的发展过程。在“编学相长”的过程中，无论是对儿童文学史上作品的挖掘，还是对儿童文学理论文献的整理，都进行了比较充分、系统的爬梳，让我对中国儿童文学形成了一个整体观。儿童本位论让我拥有了重要的文本评价标准，泛儿童文学论则让我能够包容和理解更多作家作品。这两种略有差异的儿童文学观，后者以前者为基础、依托，共同形成了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审美的与历史的原则相结合，二者不可偏废。既要突出文本的审美价值，又要兼顾和尊重客观历史，才能写成一部立得住、信得过、经得起考验的文学史著作。
儿童本位论的命运，是中国儿童文学命运的一面镜子，也是评判中国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准。中国儿童文学史的无数事实证明，坚持和弘扬儿童本位论的时代，儿童文学就容易出现佳作。而批判、背弃儿童本位论的时代，儿童文学就佳作寥寥。疏离、背弃儿童本位论，就不容易产生健康的儿童文学思潮，更不利于建立多样化的儿童文学范式，儿童文学就有可能“歉收”。可以说，儿童本位论是我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一大核心思想。
此外，我还从将中国儿童文学史与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相结合的角度，进行打通式探索，这在过去是从未有过的。儿童文学有自己的特殊性和独立性，但它毕竟是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一部分，适当结合起来，在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背景和视野下，观照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应当是非常有必要的。比如，现代文学何以是“现代文学”和“新文学”，这不仅仅因为它是“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革命的文学”，更因为它出现了“儿童的文学”，这是古代所没有的新的文学。儿童文学的诞生，丰富和深化了“新文学”的深刻内涵。
在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时，我还紧紧抓住儿童文学的内在矛盾：儿童性与文学性的矛盾。可以说，对这一矛盾的观察，贯穿在整个重写脉络中。比如，茅盾、郑振铎为何没有走上艺术的儿童文学创作之路？又如，沈从文、巴金、老舍三大文豪为何在儿童文学门槛前败下阵来，而不得入其门？
这些只是我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一些粗浅感受和想法，所做的也只是初步的探索和尝试，肯定有很多不足和有待完善之处，希望更多关心中国儿童文学史的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系儿童文学研究者）
作者：梅杰
《中国教育报》2022年09月14日第9版 版名：读书周刊
#三联读书# #追忆似水年华# 普鲁斯特研究专家让－伊夫·塔迪耶曾断言：“马塞尔·普鲁斯特是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但20世纪共有多达12位法国作家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其中并不包括马塞尔·普鲁斯特。
诺贝尔文学奖遗漏的确实不少，至少还有卡夫卡、托尔斯泰和纳博科夫。对于这个只颁给活着的作家的奖项，普鲁斯特在生前确实并不算引人注目：除了屈指可数的随笔，他唯一重要的作品就只有一部《追忆似水年华》，而这部巨著直到他去世，都只出版了一半。别说是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恐怕连普鲁斯特本人，都想不到自己在身后会变得如此有名。
在他去世70年后，历史学家安托万·孔帕尼翁曾提出一个疑问：“原先因为犹太血统、性取向、健康问题，以及他的附庸风雅，长期只为少数人崇拜、处于边缘位置的普鲁斯特，如今竟让我们觉得仅他一人就概括和代表了整个法国文学，甚至整个西方文明，他是如何，又是为什么能赢得这样的中心地位？”
很少有作家像普鲁斯特这样，一生几乎就只专注于一部书，那不仅是他的全部心血，甚至是他构筑的一个微型宇宙。《追忆似水年华》描述的是他20多岁时（19世纪90年代初）的法国社会，1906年秋开始撰写，6年后完成初稿，之后一再修改、重写，直至他1922年去世。
确实，和雨果等生前就已名满一时的作家不同，51岁早逝的普鲁斯特并没有获得当时的一致称赞。《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一卷《在斯万家这边》于1913年问世时，连肯定他才华的人都担心这部作品“过于散漫”了，并不怎么看好。截止1987年，这一卷仅在法国就售出了惊人的150万册，但这卷书第一次印刷时，只印刷了1750册。
当时的法国作家塞利纳对普鲁斯特不屑一顾，曾在小说《长夜行》中尖刻地挖苦他：“在上流社会、空虚人士、欲望幽灵，以及总等待着画家华托的寻欢作乐之人和毫无生气的西苔岛系列画作研究者们周围，总是环绕着无尽又无意义的仪式与活动，而普鲁斯特，如同半个幽灵，顽固不化地迷失其中。”
这并不只是他个人的偏见，倒是极好地概括了当时人的普遍观感：普鲁斯特笔下的世界充满着没落、无所事事、垂死的阶层与时代气息，风格晦涩，不知所云。虽然龚古尔奖在1919年独具慧眼颁给了普鲁斯特，但这一评奖没能说服大多数人，毕竟当时这一奖项本身也不像后来那么有影响力。人们当时普遍觉得普鲁斯特只以上流社会的视角关注极为狭小的生活圈子，文字造作，不堪卒读。塞利纳直到1943年仍攻击普鲁斯特的风格“拐弯抹角、曲曲折折、胡乱拼凑”。
由于文风繁冗复杂，对大众阅读其实并不友好，普鲁斯特的作品从未被编入法国的教材或教学大纲，这也限制了他的影响力扩散。他获得最初的认可，是在一个小圈子里。自20世纪20年代起，一群“普鲁斯特迷”就以某种小教派的狂热推崇他的作品，并热切期待《追忆似水年华》的后续几卷——那直到他去世5年后才陆续出齐。
但即便是这部巨著的7卷全部问世的1927年，普鲁斯特在圈外仍然谈不上多有名。这一年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文学学士，对他闻所未闻。直到文学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以其敏锐的触觉，在《阿克瑟尔的城堡》（1931）中率先发掘出包括普鲁斯特小说在内的一些晦涩朦胧的象征主义作品，才使他在美国逐渐为人所知。
普鲁斯特真正时来运转还要再等待30年时间。1953年和1955年，普鲁斯特生前的两部书信集出版，人们发现他在撰写《追忆似水年华》之前曾做过极为细致的准备工作，而不仅仅是随性、冗长的喃喃自语。这终于使他和他的作品得到重新审视，人们终于发现了这个凭借一人之力精心构筑的浩瀚宇宙。
进入20世纪60年代，普鲁斯特开始被视为法国最伟大的作家，连美国人都相当欣赏他的细腻曲折。但仍有不少人不以为然。作为当时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之一，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196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对他深恶痛绝，攻击他是为特权阶级服务的内在性文学的典型代表。著名文学批评家卢卡奇也没把他放在眼里。乔治·斯坦纳后来说，“《追忆似水年华》的情节，普鲁斯特对奢华与变态事物的叙述，显然触犯了卢卡奇严厉的道德观”，而对普鲁斯特的忽视，则“从而使其对法国小说的总体判断值得怀疑。”
可能令许多人吃惊的是，直到1970年后，普鲁斯特才可以作为专题性论文的主题被研究。而当西方在80年代步入后现代社会，“记忆”逐渐取代历史和现实批判成为涵盖诸多领域的重要主题时，普鲁斯特变成了不仅仅是写出了“好的文学作品”，他的作品甚至一跃成为了好坏的标准。因《百年孤独》著称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82年领取诺贝尔文学奖前夕盛赞：“弗朗茨·卡夫卡和普鲁斯特在现代世界文学领域里的影响无所不在。我们哥伦比亚人如果必须做出英明决断的话，就只能不可避免地汇入这股潮流。”
1980～1989年间，法国国家图书馆收列的普鲁斯特研究书目多达191种，甚至超过了拿破仑（139种）和戴高乐（130种）。此后，在科拉普（Klapp）法国文学年度参考书目中，普鲁斯特以每年至少新增200份研究专著的惊人成绩不断刷新纪录，数量几乎是雨果、波德莱尔、萨特等竞争对手的两倍。由他衍生的一系列研究已经成了一个专门的领域：“泛普鲁斯特学”（para-proustologie）——这也不难理解，就像《红楼梦》也带来了“红学”与“曹学”。
节选自《普鲁斯特为何能写出法国的《红楼梦》？》文 | 维舟
诺贝尔文学奖遗漏的确实不少，至少还有卡夫卡、托尔斯泰和纳博科夫。对于这个只颁给活着的作家的奖项，普鲁斯特在生前确实并不算引人注目：除了屈指可数的随笔，他唯一重要的作品就只有一部《追忆似水年华》，而这部巨著直到他去世，都只出版了一半。别说是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恐怕连普鲁斯特本人，都想不到自己在身后会变得如此有名。
在他去世70年后，历史学家安托万·孔帕尼翁曾提出一个疑问：“原先因为犹太血统、性取向、健康问题，以及他的附庸风雅，长期只为少数人崇拜、处于边缘位置的普鲁斯特，如今竟让我们觉得仅他一人就概括和代表了整个法国文学，甚至整个西方文明，他是如何，又是为什么能赢得这样的中心地位？”
很少有作家像普鲁斯特这样，一生几乎就只专注于一部书，那不仅是他的全部心血，甚至是他构筑的一个微型宇宙。《追忆似水年华》描述的是他20多岁时（19世纪90年代初）的法国社会，1906年秋开始撰写，6年后完成初稿，之后一再修改、重写，直至他1922年去世。
确实，和雨果等生前就已名满一时的作家不同，51岁早逝的普鲁斯特并没有获得当时的一致称赞。《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一卷《在斯万家这边》于1913年问世时，连肯定他才华的人都担心这部作品“过于散漫”了，并不怎么看好。截止1987年，这一卷仅在法国就售出了惊人的150万册，但这卷书第一次印刷时，只印刷了1750册。
当时的法国作家塞利纳对普鲁斯特不屑一顾，曾在小说《长夜行》中尖刻地挖苦他：“在上流社会、空虚人士、欲望幽灵，以及总等待着画家华托的寻欢作乐之人和毫无生气的西苔岛系列画作研究者们周围，总是环绕着无尽又无意义的仪式与活动，而普鲁斯特，如同半个幽灵，顽固不化地迷失其中。”
这并不只是他个人的偏见，倒是极好地概括了当时人的普遍观感：普鲁斯特笔下的世界充满着没落、无所事事、垂死的阶层与时代气息，风格晦涩，不知所云。虽然龚古尔奖在1919年独具慧眼颁给了普鲁斯特，但这一评奖没能说服大多数人，毕竟当时这一奖项本身也不像后来那么有影响力。人们当时普遍觉得普鲁斯特只以上流社会的视角关注极为狭小的生活圈子，文字造作，不堪卒读。塞利纳直到1943年仍攻击普鲁斯特的风格“拐弯抹角、曲曲折折、胡乱拼凑”。
由于文风繁冗复杂，对大众阅读其实并不友好，普鲁斯特的作品从未被编入法国的教材或教学大纲，这也限制了他的影响力扩散。他获得最初的认可，是在一个小圈子里。自20世纪20年代起，一群“普鲁斯特迷”就以某种小教派的狂热推崇他的作品，并热切期待《追忆似水年华》的后续几卷——那直到他去世5年后才陆续出齐。
但即便是这部巨著的7卷全部问世的1927年，普鲁斯特在圈外仍然谈不上多有名。这一年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文学学士，对他闻所未闻。直到文学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以其敏锐的触觉，在《阿克瑟尔的城堡》（1931）中率先发掘出包括普鲁斯特小说在内的一些晦涩朦胧的象征主义作品，才使他在美国逐渐为人所知。
普鲁斯特真正时来运转还要再等待30年时间。1953年和1955年，普鲁斯特生前的两部书信集出版，人们发现他在撰写《追忆似水年华》之前曾做过极为细致的准备工作，而不仅仅是随性、冗长的喃喃自语。这终于使他和他的作品得到重新审视，人们终于发现了这个凭借一人之力精心构筑的浩瀚宇宙。
进入20世纪60年代，普鲁斯特开始被视为法国最伟大的作家，连美国人都相当欣赏他的细腻曲折。但仍有不少人不以为然。作为当时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之一，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196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对他深恶痛绝，攻击他是为特权阶级服务的内在性文学的典型代表。著名文学批评家卢卡奇也没把他放在眼里。乔治·斯坦纳后来说，“《追忆似水年华》的情节，普鲁斯特对奢华与变态事物的叙述，显然触犯了卢卡奇严厉的道德观”，而对普鲁斯特的忽视，则“从而使其对法国小说的总体判断值得怀疑。”
可能令许多人吃惊的是，直到1970年后，普鲁斯特才可以作为专题性论文的主题被研究。而当西方在80年代步入后现代社会，“记忆”逐渐取代历史和现实批判成为涵盖诸多领域的重要主题时，普鲁斯特变成了不仅仅是写出了“好的文学作品”，他的作品甚至一跃成为了好坏的标准。因《百年孤独》著称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82年领取诺贝尔文学奖前夕盛赞：“弗朗茨·卡夫卡和普鲁斯特在现代世界文学领域里的影响无所不在。我们哥伦比亚人如果必须做出英明决断的话，就只能不可避免地汇入这股潮流。”
1980～1989年间，法国国家图书馆收列的普鲁斯特研究书目多达191种，甚至超过了拿破仑（139种）和戴高乐（130种）。此后，在科拉普（Klapp）法国文学年度参考书目中，普鲁斯特以每年至少新增200份研究专著的惊人成绩不断刷新纪录，数量几乎是雨果、波德莱尔、萨特等竞争对手的两倍。由他衍生的一系列研究已经成了一个专门的领域：“泛普鲁斯特学”（para-proustologie）——这也不难理解，就像《红楼梦》也带来了“红学”与“曹学”。
节选自《普鲁斯特为何能写出法国的《红楼梦》？》文 | 维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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