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翻译】#孔晓振[超话]##孔孝真[超话]#和KBS的大韩民国首个“气候变化”综艺
——讨论气候变化的综艺《今日无害》具敏贞PD
起初节目的宗旨，是向对关注环境问题的“MZ世代”(1980年代～2000年代初出生千禧年和Z世代)介绍推广亲环境的露营文化。然而，在从首日起就反复经历的苦行之下，孔晓振演员中断了拍摄，提出新的宗旨并重启了拍摄。就这样，不由分说地劝说企业推荐生产亲环境产品的第二个计划开始了。通过Instagram和关注者、大企业进行沟通交流，不但邀请纸瓶装饮用水企业量产，还致电山林厅确保售卖渠道。
从素材到进行方式，看似冒失的这个节目的企划者正是孔晓振演员和具敏贞PD。对于具PD“我想和孔晓振拍旅行综艺”的求爱，孔晓振却提议“想把环境问题融入其中”，在数月的商讨结束之后，经过KBS“上层”们的允许，《今日无害》诞生了。它不仅是韩国首个“气候变化”综艺，还是KBS第一个完全“事前制作季制”的综艺。然而低迷的收视率给制作组带来了另一个层面的苦恼。12月10日，笔者在首尔永登浦的KBS电视台见到了具敏贞PD并和她聊起了这些。
你是怎么想到要策划环保综艺的呢？
“我在很久之前就向孔晓振演员提出了做露营综艺的建议。但事实上直到那时为止我都不知道她如此关注环境问题。（孔晓振在2010年出版了关于实践环保的图书《孔书》，2018年组建了对旧物回收改造升级的Super Magic Factory团体，2019年在环保论坛上发表过演讲）后来随着新冠疫情扩散以及各大台推出了许多露营类的综艺，我想做的节目泡汤了，可这时反而打开了‘开关’。即使炒股也能看到‘ESG’投资（投资中需衡量企业的可持续性、环境性和社会影响），在电视上也总是看到人们讨论‘碳排放’的话题，于是我开始关注并研究起来。到了今年4月，我正式地向孔晓振提出了全面展现气候变化和碳排放的综艺提案。”
“孔企划”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外号，事实上孔晓振演员以企划者的身份登场了。
“我当PD这行已经有10年了，但从来没和出演者像这样从企划阶段起就紧密沟通和交流的。我和孔演员每天要进行3个多小时的通话，一个一个很细微的点子都想得很棒。即使在拍摄结束后，她都会指点每周节目的方向性，像队长一样带领着大家。”
说服KBS的领导们难吗？
“有一些领导说都已经有时事、教养和纪录片了，综艺为什么还要做这个主题呢。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以正规编成，而是以试播节目的形式来讨论的，过了一阵子，随着孔晓振确定出演，季制才得以成事。”
可是构想的内容和实际拍出来的成品好像有点不同。
“以树木为目标，我们构建出一个‘排放多少碳就减掉多少棵树’的节目体系，可是到了拍摄的第二天就出现了‘以这个形式为主拍摄下去的话会很无趣’的指责。在一开始的编辑版本里没有包含这个过程，然而如果去掉这部分内容的话，出演者们的真情实感又无法融入其中，于是在正式播出之前又重新进行了编辑，救回了那些场面。就这样，在拍摄的过程中节目的方向开始偏离，出演者们通过社交平台和订阅者、观众进行了沟通，于是故事又向着另一个方向发展了。”
听说摄制组也实行“零垃圾”。
“一开始并没有太担心。虽然是在小岛这样的空间里进行拍摄，但并没有太多的移动，在拍摄现场产生最多的垃圾是一次性的塑料饮用水瓶，于是我们租了饮水机，50多名工作人员全都是用随行杯或保温瓶来装水喝的。对我们来说最大的问题是酷暑。当时正值中秋节前，热得不像话了，太阳升起来之后如果不到有阴影的地方，几乎是无法拍摄的。到了炎热的夏天，拍摄现场通常都会有冰箱子，里面装满了冰水，既可以敷在脖子上降温，又可以痛快地喝掉，但在这里无法实现，这一点是最艰难的。幸好过了三天大家都适应了。像照明这方面也是遵循了节目的减少碳排放的宗旨，带了许多高效照明器材，原本拍摄现场会用到的电器设备也减半来用。真的辛苦大家了。”
你们通过社交平台进行了很多互动，比如向关注者们提问“日常里有哪些不必要的垃圾”，寻找参与生产亲环境制品的企业等，都是利用Instagram来实现的。
“在岛上生活的时候，我们产生了沟通与扩张的共识。因为关注《今日无害》Instagram账号的人们是真正关注环境问题的人，在一起聊天的过程中节目内容得到了很大的扩张。在事后与各大企业的合作过程中，关注者们也添加了‘企业也要一起行动’、‘溶镇哥GOGO(新世界集团副会长郑溶镇’等标签(tag)，给节目带来了帮助。”
出演节目的演员们表示“我们会帮忙”、“要用我们的影响力”，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看到这其中有和新世界百货旗下的大型连锁超市EMART的合作，而孔晓振正是代言人，我很好奇这是不是事先商量好的呢。
“因为这一点，孔晓振犹豫不决。但EMART是韩国最大的流通企业，而且个人能做的事是有限的。孔晓振觉得无论自己是不是代言人，都应该先和企业谈一谈，尝试着把事情继续推进下去。作为出演者只有做商业性的工作才能维持影响力，她自己感到很矛盾所以考虑了很多。即便如此，她认为碍于批评或指责而什么都做不了是很没勇气的表现，应该马上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于是决定参与进来。即使在节目拍摄结束后，演员们继续向企业的相关人士提出各种建议和意见的模样，令我感受到他们的真诚。”
大部分企业表示“我们已经在准备了，可是条件还不允许”。
“在企业当中，碳中和、ESG已经是热点问题了，对于试图讨论这些议题的企业来说，这次似乎是最佳时机。听着企业方诉说的苦恼，产生了和放送编成时一样的想法。就像是有人一边说着‘应该要做，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一边考虑出不出力的问题一样。”
收视率并不高，以1.8%起步，最近降到1%以下。
“我们节目的重播收视率要好多了，去到2.7%的程度。虽然分配的播出时间段很令人惋惜，但也许电视台也有自己考虑吧。事实上从一开始我们就有不在意收视率的共识了，当时综艺中心主任也说‘内容很新颖很不错，继续尝试吧’，并没有收视率的压力。以这个节目为契机，在播出时段和平台方面我们也考虑了很多。《今日无害》并不是每周改换风格，而是从第1集开始，在经历各种转折点之后事情逐渐‘闹大了’的节奏，通过各种平台进行解读可能会更有意义。”
你会不会觉得正是依靠了KBS的国营性质，《今日无害》才成为可能的呢？
“因为有公益性、国营性作为保障，这种迎合了时代潮流的尝试才成为可能。而从另一方面来看，每周一次的固定播出时段，仅用收视率来评价一个节目，这点很令人苦恼。例如崔俊(搞笑艺人金海俊)的片段在油管上的播放量超过100万，而这部分的电视瞬时收视率却是下降的。我认为是时候要选择把什么作为重点了。KBS在收取收视费的同时让更多人能舒适地观看‘main player’的话，说不定能抓住综艺当中话题性新挑战的部分。”
在节目播出时的实时评论区里，有着“很偶然地看了节目觉得很有趣，如果能有第二季就好了”的反应。请问有可能吗？
“第二季的大框架正在讨论中。但因为社长和综艺中心主任都换人了，所以无法立刻开始制作，我想明年(2022年)下半年挑战其他的形式看看。我认为《今日无害》是环保综艺打开新局面的起点，地球只会更糟糕，气候变化作为重要的话题只会出现在更多综艺节目当中。就是如果看了一次觉得很有趣的话，那还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在电视台里也不得不看大家的反响，如果给予我们大力支持的话，制作第二季也会得到力量的。”
——讨论气候变化的综艺《今日无害》具敏贞PD
起初节目的宗旨，是向对关注环境问题的“MZ世代”(1980年代～2000年代初出生千禧年和Z世代)介绍推广亲环境的露营文化。然而，在从首日起就反复经历的苦行之下，孔晓振演员中断了拍摄，提出新的宗旨并重启了拍摄。就这样，不由分说地劝说企业推荐生产亲环境产品的第二个计划开始了。通过Instagram和关注者、大企业进行沟通交流，不但邀请纸瓶装饮用水企业量产，还致电山林厅确保售卖渠道。
从素材到进行方式，看似冒失的这个节目的企划者正是孔晓振演员和具敏贞PD。对于具PD“我想和孔晓振拍旅行综艺”的求爱，孔晓振却提议“想把环境问题融入其中”，在数月的商讨结束之后，经过KBS“上层”们的允许，《今日无害》诞生了。它不仅是韩国首个“气候变化”综艺，还是KBS第一个完全“事前制作季制”的综艺。然而低迷的收视率给制作组带来了另一个层面的苦恼。12月10日，笔者在首尔永登浦的KBS电视台见到了具敏贞PD并和她聊起了这些。
你是怎么想到要策划环保综艺的呢？
“我在很久之前就向孔晓振演员提出了做露营综艺的建议。但事实上直到那时为止我都不知道她如此关注环境问题。（孔晓振在2010年出版了关于实践环保的图书《孔书》，2018年组建了对旧物回收改造升级的Super Magic Factory团体，2019年在环保论坛上发表过演讲）后来随着新冠疫情扩散以及各大台推出了许多露营类的综艺，我想做的节目泡汤了，可这时反而打开了‘开关’。即使炒股也能看到‘ESG’投资（投资中需衡量企业的可持续性、环境性和社会影响），在电视上也总是看到人们讨论‘碳排放’的话题，于是我开始关注并研究起来。到了今年4月，我正式地向孔晓振提出了全面展现气候变化和碳排放的综艺提案。”
“孔企划”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外号，事实上孔晓振演员以企划者的身份登场了。
“我当PD这行已经有10年了，但从来没和出演者像这样从企划阶段起就紧密沟通和交流的。我和孔演员每天要进行3个多小时的通话，一个一个很细微的点子都想得很棒。即使在拍摄结束后，她都会指点每周节目的方向性，像队长一样带领着大家。”
说服KBS的领导们难吗？
“有一些领导说都已经有时事、教养和纪录片了，综艺为什么还要做这个主题呢。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以正规编成，而是以试播节目的形式来讨论的，过了一阵子，随着孔晓振确定出演，季制才得以成事。”
可是构想的内容和实际拍出来的成品好像有点不同。
“以树木为目标，我们构建出一个‘排放多少碳就减掉多少棵树’的节目体系，可是到了拍摄的第二天就出现了‘以这个形式为主拍摄下去的话会很无趣’的指责。在一开始的编辑版本里没有包含这个过程，然而如果去掉这部分内容的话，出演者们的真情实感又无法融入其中，于是在正式播出之前又重新进行了编辑，救回了那些场面。就这样，在拍摄的过程中节目的方向开始偏离，出演者们通过社交平台和订阅者、观众进行了沟通，于是故事又向着另一个方向发展了。”
听说摄制组也实行“零垃圾”。
“一开始并没有太担心。虽然是在小岛这样的空间里进行拍摄，但并没有太多的移动，在拍摄现场产生最多的垃圾是一次性的塑料饮用水瓶，于是我们租了饮水机，50多名工作人员全都是用随行杯或保温瓶来装水喝的。对我们来说最大的问题是酷暑。当时正值中秋节前，热得不像话了，太阳升起来之后如果不到有阴影的地方，几乎是无法拍摄的。到了炎热的夏天，拍摄现场通常都会有冰箱子，里面装满了冰水，既可以敷在脖子上降温，又可以痛快地喝掉，但在这里无法实现，这一点是最艰难的。幸好过了三天大家都适应了。像照明这方面也是遵循了节目的减少碳排放的宗旨，带了许多高效照明器材，原本拍摄现场会用到的电器设备也减半来用。真的辛苦大家了。”
你们通过社交平台进行了很多互动，比如向关注者们提问“日常里有哪些不必要的垃圾”，寻找参与生产亲环境制品的企业等，都是利用Instagram来实现的。
“在岛上生活的时候，我们产生了沟通与扩张的共识。因为关注《今日无害》Instagram账号的人们是真正关注环境问题的人，在一起聊天的过程中节目内容得到了很大的扩张。在事后与各大企业的合作过程中，关注者们也添加了‘企业也要一起行动’、‘溶镇哥GOGO(新世界集团副会长郑溶镇’等标签(tag)，给节目带来了帮助。”
出演节目的演员们表示“我们会帮忙”、“要用我们的影响力”，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看到这其中有和新世界百货旗下的大型连锁超市EMART的合作，而孔晓振正是代言人，我很好奇这是不是事先商量好的呢。
“因为这一点，孔晓振犹豫不决。但EMART是韩国最大的流通企业，而且个人能做的事是有限的。孔晓振觉得无论自己是不是代言人，都应该先和企业谈一谈，尝试着把事情继续推进下去。作为出演者只有做商业性的工作才能维持影响力，她自己感到很矛盾所以考虑了很多。即便如此，她认为碍于批评或指责而什么都做不了是很没勇气的表现，应该马上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于是决定参与进来。即使在节目拍摄结束后，演员们继续向企业的相关人士提出各种建议和意见的模样，令我感受到他们的真诚。”
大部分企业表示“我们已经在准备了，可是条件还不允许”。
“在企业当中，碳中和、ESG已经是热点问题了，对于试图讨论这些议题的企业来说，这次似乎是最佳时机。听着企业方诉说的苦恼，产生了和放送编成时一样的想法。就像是有人一边说着‘应该要做，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一边考虑出不出力的问题一样。”
收视率并不高，以1.8%起步，最近降到1%以下。
“我们节目的重播收视率要好多了，去到2.7%的程度。虽然分配的播出时间段很令人惋惜，但也许电视台也有自己考虑吧。事实上从一开始我们就有不在意收视率的共识了，当时综艺中心主任也说‘内容很新颖很不错，继续尝试吧’，并没有收视率的压力。以这个节目为契机，在播出时段和平台方面我们也考虑了很多。《今日无害》并不是每周改换风格，而是从第1集开始，在经历各种转折点之后事情逐渐‘闹大了’的节奏，通过各种平台进行解读可能会更有意义。”
你会不会觉得正是依靠了KBS的国营性质，《今日无害》才成为可能的呢？
“因为有公益性、国营性作为保障，这种迎合了时代潮流的尝试才成为可能。而从另一方面来看，每周一次的固定播出时段，仅用收视率来评价一个节目，这点很令人苦恼。例如崔俊(搞笑艺人金海俊)的片段在油管上的播放量超过100万，而这部分的电视瞬时收视率却是下降的。我认为是时候要选择把什么作为重点了。KBS在收取收视费的同时让更多人能舒适地观看‘main player’的话，说不定能抓住综艺当中话题性新挑战的部分。”
在节目播出时的实时评论区里，有着“很偶然地看了节目觉得很有趣，如果能有第二季就好了”的反应。请问有可能吗？
“第二季的大框架正在讨论中。但因为社长和综艺中心主任都换人了，所以无法立刻开始制作，我想明年(2022年)下半年挑战其他的形式看看。我认为《今日无害》是环保综艺打开新局面的起点，地球只会更糟糕，气候变化作为重要的话题只会出现在更多综艺节目当中。就是如果看了一次觉得很有趣的话，那还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在电视台里也不得不看大家的反响，如果给予我们大力支持的话，制作第二季也会得到力量的。”
【三访凉山第一座农光互补光伏发电站】
冬至以后，太阳日照的时间越来越短了，连日寒冷的天气把土地冻得僵硬，草木上也结了一层厚厚的霜。采访这天，太阳从东边山脚升起，上午八时，金黄的光便照耀了冕宁县泸沽镇大田村一座座高矮起伏的小山。
小山上一片接一片，布置着黑黢黢的光伏板，太阳一出，它们贪婪地吮吸暖暖的光热，不断转化为电能资源；而光伏板下，横七竖八的花杆草梗也因太阳褪去了一身白霜，露出本来的模样——这是一片已经枯黄的颜色，粗细不一，排列有序，有的高高立起，有的相互纠缠，眼前画面多出一种安德鲁·怀斯水彩画中枯黄深远悠长的意味。但是啊，这并非杂草，若再过几个月，我们就能看到，它们将从冬季的寒霜中获得新生，盛开一朵朵高贵白艳的牡丹。
初访大田村
记者已经第三次到大田采访。第一次到来时是2015年寒露。
那时，零星分布的玉米地已经被换装，占地面积约300亩，装机容量10MW的38000块光伏板安装入地，漆黑的光伏板，在蓝天的映射下呈现出深邃的“深蓝色”。而光伏板下的油牡丹才刚刚播下种子。这是凉山州内，第一次将农业和光伏相结合，进一步集约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创造更大财富的一次尝试、一次探索，也是一次挑战。
用光伏站负责人的话讲:“我们都是搞电力的，现在来搞农业，跨界跨的有点太远了。都是门外汉，都在摸索。”
——“农业不比电力。电力守着它不出故障，能够及时维修，能够保障安全生产就算到位了。”
——“农业内容就庞大的多，油牡丹下种后如何种植管理，修枝施肥除草。开花后如何利用，如何采籽。要产生经济效益又该如何找销售渠道……每一个问题单独拿出来，都是一本厚厚的书。”
这群电力人心里的担忧理所应当，他们七嘴八舌讲述的话也无半点掺假。
但就在这“跌跌撞撞、摸爬滚打”的探索实践中，2016年秋天，100亩油牡丹全部种下了。利用电站通道两侧及光伏组件的土地，通过加高支架系统，努力实现不改变农业用地性质，满足农业生产需要的同时，又能实现了光电转化，达到农业、光伏双收益。
当地处丘陵，极度缺水，为了确保水源，沿线全部埋好管线水网用于灌溉；为了确保种植成效，经常聘请农业专家现场讲学，传授农技；为了打开销路，与供种农业企业签订回购协议，确保销售不愁……
在记者第二次到大田采访时，已经是两年后的春分时节，满山纯白的牡丹花朵朵盛开花香扑鼻，和蓝天下“深蓝色“的光伏板相互交织，工业的磅礴大气，和农业的娟秀如画结合在一起，形色自然，仿佛本因如此。
这一次，电站负责人对光伏场的农业发展已经有了充分的底气，他侃侃而谈：“当地的土壤特别适合种植油牡丹，收益比以前半种玉米半撂荒高太多了。油牡丹到六七月可以结籽，采摘牡丹籽仁经压榨、精制等工艺后会产生食用油，含有黄铜、多糖、生物碱等成分，营养价值极高，它的价值甚至能超过被称为‘液体黄金’的橄榄油。”
在过去，每亩土地产值仅有200块钱，油牡丹丰收后一亩产籽百斤，按照15元一斤市场价计算也能达到千元亩收益。
但土地农业的产值，仅仅是光伏产业下的附加。
该光伏电站年发电量达1350万千瓦时，产值1200万元。从2015年底建成发电至今，已经累计发电8007.2611万千瓦时，初步实现了农光互补双收益。
增值的土地
王约哈是泸沽镇大田村村民，光伏场地上她有6亩土地。2015年以前，土地基本处于撂荒状态。“由于缺水，只能种点抗旱的苞谷，但收成实在太低，后来索性不种了。”王约哈说，在2015年建设光伏场，流转土地时他是特别支持，每亩地800元流转租金，一次性支付25年，这一下他就一次得到了12万元。
当时脱贫攻坚全面启动，为了能让一家人脱贫，她把土地流转的钱给儿子买了辆小皮卡货车外出运货挣钱，自己年龄大了，则留在了光伏场务工，带带孙儿。
“除草100块一天，洗光伏板7角钱一块……“
在光伏场内，她和其他十几户人，利用农闲时节务工干活。多年来种地的经验，让她对锄草这项技能得心应手。只见她背着背篼，在坡地上一个弓步向前，左手快而准地扯起杂草，右手镰刀轻轻一划一拉，杂草便连茎带叶往后一扔，准准地进了背篼。就重复这样的姿势，一会儿便清理出一大片土地。
而洗光伏板，他们更是经验充分，配合有序。从刚开始一人一块洗的速度很慢，到后来逐渐总结经验，形成了三人一组的分工模式。一人捏紧水龙头冲洗光伏板，两人飞快地用手里的刷子抹布清洗板上沉淀的灰尘，几十秒的时间，原本蒙上泥灰的光伏板，重新清洁干净。这样的速度随着经验而不断提速，到目前，三人一组一天能洗1000块光伏板，到日落时收工，领七百多元一人分得两百多。
“我们现在有固定的15户人在电场轮流务工，挣钱并不比在外头差呢。王约哈说，像她一样年龄大的，在外边根本不可能找到工作，而在大田光伏电场，却能得到不错的收入。
2018年，王约哈家脱贫了，从贫困户走到小康路上，电站务工一年1.5万元至2万元的收入，是一股极大的脱贫动力。
“我们每年工钱大概在16至20万，全部都雇佣当地老百姓，特别是脱贫攻坚时贫困的老百姓。截至目前，我们已经为群众发了务工工资120万元。”大田光伏电站站长赵磊说。
未来尚可期
“今年油牡丹的市场，没得过去好了。”农业产业发展，放在一个较长的周期内，并不能一直一帆风顺。
第三次来到大田光伏电站采访，站长赵磊说起油牡丹的收成情况有些惭愧。
“今年有些亏损，一方面是因为气候和虫害原因，让牡丹产籽量下跌，二是市场低迷，售价降低到12元一斤，所以今年农业投产就亏损了。”
但越是遇到挫折，就越是要敢于挑战。
“开源”是解决农产亏损的一大办法。
在过去，大田光伏电站的油牡丹只卖籽，但其花也有着观赏价值。赵磊等人开始忙活起来，联系周边乡镇，以及到更远的西昌、冕宁、喜德县城联系花卉商家，将牡丹花销售出去。与此同时，也在积极与其他企业拓展合作，寻求深加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当然，我们也在探索像芍药等适宜当地种植的农业产品，能够把土地进一步利用起来，助力巩固脱贫成功，推动乡村振兴。”采访时，负责人赵磊说，农光互补是该电站建设的模式，其初衷是为了打造扶贫产业，为当前乡村振兴提供产业支撑。
“今年农业处于不盈利状态，但我们也依然会坚持去做。”赵磊说，因为电站在发展农业上的务工需求，早已经成为当地群众一项稳定的收入来源了。“如果我们不做了，群众就会损失很多收入，有可能会出现返贫情况，所以我们会一直做下去……”
这时，记者突然看到，在一片枯黄的牡丹茎枝中，还有一朵牡丹花屹立在阳光里，金黄的光照之下，白的夺目，特别好看。如今的枯黄，待到明年春天时，又将是满山的洁白。（记者 徐箭明）
https://t.cn/A6xdIO3L
冬至以后，太阳日照的时间越来越短了，连日寒冷的天气把土地冻得僵硬，草木上也结了一层厚厚的霜。采访这天，太阳从东边山脚升起，上午八时，金黄的光便照耀了冕宁县泸沽镇大田村一座座高矮起伏的小山。
小山上一片接一片，布置着黑黢黢的光伏板，太阳一出，它们贪婪地吮吸暖暖的光热，不断转化为电能资源；而光伏板下，横七竖八的花杆草梗也因太阳褪去了一身白霜，露出本来的模样——这是一片已经枯黄的颜色，粗细不一，排列有序，有的高高立起，有的相互纠缠，眼前画面多出一种安德鲁·怀斯水彩画中枯黄深远悠长的意味。但是啊，这并非杂草，若再过几个月，我们就能看到，它们将从冬季的寒霜中获得新生，盛开一朵朵高贵白艳的牡丹。
初访大田村
记者已经第三次到大田采访。第一次到来时是2015年寒露。
那时，零星分布的玉米地已经被换装，占地面积约300亩，装机容量10MW的38000块光伏板安装入地，漆黑的光伏板，在蓝天的映射下呈现出深邃的“深蓝色”。而光伏板下的油牡丹才刚刚播下种子。这是凉山州内，第一次将农业和光伏相结合，进一步集约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创造更大财富的一次尝试、一次探索，也是一次挑战。
用光伏站负责人的话讲:“我们都是搞电力的，现在来搞农业，跨界跨的有点太远了。都是门外汉，都在摸索。”
——“农业不比电力。电力守着它不出故障，能够及时维修，能够保障安全生产就算到位了。”
——“农业内容就庞大的多，油牡丹下种后如何种植管理，修枝施肥除草。开花后如何利用，如何采籽。要产生经济效益又该如何找销售渠道……每一个问题单独拿出来，都是一本厚厚的书。”
这群电力人心里的担忧理所应当，他们七嘴八舌讲述的话也无半点掺假。
但就在这“跌跌撞撞、摸爬滚打”的探索实践中，2016年秋天，100亩油牡丹全部种下了。利用电站通道两侧及光伏组件的土地，通过加高支架系统，努力实现不改变农业用地性质，满足农业生产需要的同时，又能实现了光电转化，达到农业、光伏双收益。
当地处丘陵，极度缺水，为了确保水源，沿线全部埋好管线水网用于灌溉；为了确保种植成效，经常聘请农业专家现场讲学，传授农技；为了打开销路，与供种农业企业签订回购协议，确保销售不愁……
在记者第二次到大田采访时，已经是两年后的春分时节，满山纯白的牡丹花朵朵盛开花香扑鼻，和蓝天下“深蓝色“的光伏板相互交织，工业的磅礴大气，和农业的娟秀如画结合在一起，形色自然，仿佛本因如此。
这一次，电站负责人对光伏场的农业发展已经有了充分的底气，他侃侃而谈：“当地的土壤特别适合种植油牡丹，收益比以前半种玉米半撂荒高太多了。油牡丹到六七月可以结籽，采摘牡丹籽仁经压榨、精制等工艺后会产生食用油，含有黄铜、多糖、生物碱等成分，营养价值极高，它的价值甚至能超过被称为‘液体黄金’的橄榄油。”
在过去，每亩土地产值仅有200块钱，油牡丹丰收后一亩产籽百斤，按照15元一斤市场价计算也能达到千元亩收益。
但土地农业的产值，仅仅是光伏产业下的附加。
该光伏电站年发电量达1350万千瓦时，产值1200万元。从2015年底建成发电至今，已经累计发电8007.2611万千瓦时，初步实现了农光互补双收益。
增值的土地
王约哈是泸沽镇大田村村民，光伏场地上她有6亩土地。2015年以前，土地基本处于撂荒状态。“由于缺水，只能种点抗旱的苞谷，但收成实在太低，后来索性不种了。”王约哈说，在2015年建设光伏场，流转土地时他是特别支持，每亩地800元流转租金，一次性支付25年，这一下他就一次得到了12万元。
当时脱贫攻坚全面启动，为了能让一家人脱贫，她把土地流转的钱给儿子买了辆小皮卡货车外出运货挣钱，自己年龄大了，则留在了光伏场务工，带带孙儿。
“除草100块一天，洗光伏板7角钱一块……“
在光伏场内，她和其他十几户人，利用农闲时节务工干活。多年来种地的经验，让她对锄草这项技能得心应手。只见她背着背篼，在坡地上一个弓步向前，左手快而准地扯起杂草，右手镰刀轻轻一划一拉，杂草便连茎带叶往后一扔，准准地进了背篼。就重复这样的姿势，一会儿便清理出一大片土地。
而洗光伏板，他们更是经验充分，配合有序。从刚开始一人一块洗的速度很慢，到后来逐渐总结经验，形成了三人一组的分工模式。一人捏紧水龙头冲洗光伏板，两人飞快地用手里的刷子抹布清洗板上沉淀的灰尘，几十秒的时间，原本蒙上泥灰的光伏板，重新清洁干净。这样的速度随着经验而不断提速，到目前，三人一组一天能洗1000块光伏板，到日落时收工，领七百多元一人分得两百多。
“我们现在有固定的15户人在电场轮流务工，挣钱并不比在外头差呢。王约哈说，像她一样年龄大的，在外边根本不可能找到工作，而在大田光伏电场，却能得到不错的收入。
2018年，王约哈家脱贫了，从贫困户走到小康路上，电站务工一年1.5万元至2万元的收入，是一股极大的脱贫动力。
“我们每年工钱大概在16至20万，全部都雇佣当地老百姓，特别是脱贫攻坚时贫困的老百姓。截至目前，我们已经为群众发了务工工资120万元。”大田光伏电站站长赵磊说。
未来尚可期
“今年油牡丹的市场，没得过去好了。”农业产业发展，放在一个较长的周期内，并不能一直一帆风顺。
第三次来到大田光伏电站采访，站长赵磊说起油牡丹的收成情况有些惭愧。
“今年有些亏损，一方面是因为气候和虫害原因，让牡丹产籽量下跌，二是市场低迷，售价降低到12元一斤，所以今年农业投产就亏损了。”
但越是遇到挫折，就越是要敢于挑战。
“开源”是解决农产亏损的一大办法。
在过去，大田光伏电站的油牡丹只卖籽，但其花也有着观赏价值。赵磊等人开始忙活起来，联系周边乡镇，以及到更远的西昌、冕宁、喜德县城联系花卉商家，将牡丹花销售出去。与此同时，也在积极与其他企业拓展合作，寻求深加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当然，我们也在探索像芍药等适宜当地种植的农业产品，能够把土地进一步利用起来，助力巩固脱贫成功，推动乡村振兴。”采访时，负责人赵磊说，农光互补是该电站建设的模式，其初衷是为了打造扶贫产业，为当前乡村振兴提供产业支撑。
“今年农业处于不盈利状态，但我们也依然会坚持去做。”赵磊说，因为电站在发展农业上的务工需求，早已经成为当地群众一项稳定的收入来源了。“如果我们不做了，群众就会损失很多收入，有可能会出现返贫情况，所以我们会一直做下去……”
这时，记者突然看到，在一片枯黄的牡丹茎枝中，还有一朵牡丹花屹立在阳光里，金黄的光照之下，白的夺目，特别好看。如今的枯黄，待到明年春天时，又将是满山的洁白。（记者 徐箭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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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名“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她们公开指认，侵华日军暴行再添铁证】#7名受害者指认日军暴行# 据@南京日报 报道，第八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到来之际，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利济巷分馆工作人员在湖南新确认7名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
10月20日至25日、11月18日至26日，南京报业传媒集团融媒体记者行程7000多公里，跟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利济巷分馆工作人员，先后两次前往湖南岳阳华容县、平江县和郴州嘉禾县实地调查走访，独家跟拍采访了20多位知情者，详细记录受害老人当年的不幸遭遇，留下珍贵影像资料，为侵华日军暴行再添铁证。
78年前救下5岁女孩，自己却被日军抓走
“妈妈，妈妈啊，我终于找到你啦！……”2021年11月20日上午，在湖南岳阳华容县诚信市场旁的一幢独立小三楼上，84岁的张二英走进卧室，上前抱住坐在床边的97岁的雷金二（雷金安）老人抱头痛哭。
这对“母女”在失散78年后重逢，归功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利济巷分馆工作人员刘广建和湖南志愿者陈栋梁，多年来对“慰安妇”制度受害者走访调查过程中的一次“无心插柳”。
2021年5月，志愿者在华容县钱粮湖镇敬老院的一次调查中，听张二英说起她有一个救命恩人叫雷金莲，78年前想方设法护住了她，自己却被日本鬼子抓走了。小时候，妈妈经常告诉她，永远不要忘记这位救命恩人。
随后几个月，志愿者在方圆20公里的村庄里四处寻找，终于在钱粮湖镇团洲虾找到了92岁的雷金莲老人，老人承认当年被日本鬼子抓去过却否认救过人，并表示自己有个姐姐叫雷金二（雷金安），比她大5岁，今年97了，可能是当地人说话有口音，导致当年被救的女孩家人记错了名字。
2021年10月24日，在雷金莲的帮助下，记者跟随志愿者很快在华容县城联系上了她姐姐的家人并找到了雷金二本人。多年没见面的姐妹俩一见面相拥在一起，妹妹双手握住姐姐的手一直不停抚摸。看到妹妹来访还带来了不少陌生人，雷金二不好意思地嘴贴着妹妹耳边说起悄悄话。后来记者得知，姐姐在问妹妹，是否已经告诉别人自己曾经的遭遇。
在征得家人的同意后，雷金二老人向记者 没讲述了她惨遭日军侵害的经历，以及她救下同村女孩张二英的经过。
雷金二生于1925年7月25日，湖南华容县人，雷金莲的姐姐。1943年春夏的一天，日军来到华容袁家咀扫荡，当时年仅5岁的张二英跟两个小女孩一起在家门口玩。她当时穿着妈妈做的红肚兜，红肚兜里还放了煮熟的豌豆。突然，张二英看到很多人跑了过来，还能听到打枪的声音。雷金二看到张二英站在那里呆呆地不动，就问她日本兵来了为什么不跑？说话的工夫，她就背起张二英往前跑去，因为是土路，加上背着张二英，雷金二没跑多远就跑不动了。这时日军已经快要逼近，雷金二把张二英放在路边的水沟里，然后盖上稻草，告诉她千万别出声，她自己一个人向前跑去。
11月23日，记者跟随志愿者和张二英一起来到当年日军据点插旗码头遗址，现在居住在此的老人告诉记者，这儿就是日本军人的据点，院子的最边处就是活埋人的地方。之后，张二英带着大家一起回到她当年被救的现场，在同村王奶奶的帮助下，张二英找到了雷金二当年帮她藏身的水沟。
回想起当年，张二英在水沟里透过稻草的缝隙看到穿着军装的日军向前追击老百姓。雷金二最终还是没逃掉，被日本兵抓住，在日军据点受到了日本兵野蛮对待，每天都有数量不等的日本兵对其施暴。十几天以后，父亲在得知雷金二被关在日军据点里，于是通过“维持会”用钱把她赎了回来。回家后，父亲也对雷金二说不要对外人讲自己的遭遇。本来家里有渔船，生活较为富足，为了搭救雷金二、雷金莲两姐妹，父亲几乎将家里的值钱东西都变卖了。
张二英全家一直非常感激雷金二的救命之恩，几十年来一直在寻找救命恩人，她在心里也已经默默将雷金二认作了干妈。今年5月，当得知雷金二还健在时，张二英激动不已，非常想去见一面。11月20日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张二英终于见到了“妈妈”雷金二。
姐妹同为受害者，如今一起站出来讲述那段不为人知的过往
雷金莲、雷金二姐妹俩虽不是同时被日军抓走的，但都是此次新确认的“慰安妇”制度受害者，两位老人如今愿意讲出过往的惨痛经历，为历史留下一份见证。
雷金莲出生于1930年3月11日，湖南华容县人，老家在湖南华容县插旗镇牧荒队。1943年5月份左右的一天，雷金莲和姐姐在家里，突然有几个日本兵跑进雷家，她后来被带走了。她至今记得当天日军来时，姐姐身上系了一条围裙，正在做家务，日本兵一把抓住姐姐的围裙，姐姐挣脱跑掉了，围裙还留在日本兵手上。雷金莲吓得脚都走不了，只知道哭。被带走后，前面有人带路，后面有日本兵用枪逼着雷金莲跟着他们走，大概走了半个小时，到了一处日本兵营据点。当时的这处据点在插旗码头上（现为莲湖村），码头街上两边有很多茅草屋，日本兵把雷金莲关在其中一间茅草屋里，门口有日本兵把守，院子里还有瞭望台，能够看到有日本兵站在瞭望台上。与雷金莲一起关进去的还有几个周边的妇女，都是被日军抓过来的。被关进去后，每天都有日本人来欺负雷金莲，每次来欺负的时候，日本兵都会大声恐吓她，或者用刺刀逼她脱衣服。隔壁房间都关了其他女孩，雷金莲应该是年龄最小的，其他女孩子都比她大，大家都只知道哭，吓得魂都没有了。雷金莲大概被关了半个月，父亲变卖家产（打鱼船等），花钱找“维持会”的人把雷金莲救了出来。回家后，父亲交代雷金莲，让她不要跟任何人说起这件事情。
雷金莲16岁就嫁了当地一户姓陈的人家。丈夫对她很好，但是七八年没有生小孩，雷金莲就提出了离婚。丈夫说要去领养一个，雷金莲劝丈夫再找一个能够生育的，她不想害了丈夫，所以就坚持跟他离婚了。后来，雷金莲又嫁到了月亮湖村的肖家，成为肖家丈夫的第二个老婆。雷金莲在肖家的堂兄弟里面过继了一个儿子，又把自己家里的侄女儿嫁过来当自己的儿媳妇。
现在雷金莲看到电视里的日本兵，听到日本人的声音都非常害怕。当雷金莲了解了寻访团的来意，她觉得正义的时刻要来到了。
107岁老人是最年长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利济巷分馆的工作人员与志愿者一起在全国各地走访慰问在世“慰安妇”制度受害者，今年已经是连续第6年。今年，团队在湖南调查新发现并确认了7名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
其中一位是来自湖南郴州的李秀青，生于1922年10月4日，湖南郴州嘉禾县石羔村人。当寻访团一行出现在她女儿家大门前，99岁的李秀青老人给大家行了个礼。因为父亲重男轻女，李秀青出生后就当男孩打扮。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李秀青大概16岁左右的一天，甲长保长带人到村里来抓壮丁，大哥闻讯连夜逃跑了。甲长保长知道他们家里还有一个，就带人把当时女扮男装的李秀青抓走编入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23师，在一次战斗中，李秀青左手掌被日军子弹击穿，伤愈后李秀青回到家乡，母亲不让她女扮男装了。1944年年底的一天，日军来到嘉禾县，李秀青跟着几个乡亲在前往李家村的路上被日本兵抓了起来。当天日本兵把李秀青和其他地方抓来的几个妇女关在坦坪镇的一栋青砖大房子里，轮流强暴。几天后，游击队及时赶到，把房门锁砸开将李秀青等几个妇女救了出来。
在湖南平江县，志愿者还找到两位不愿意公开身份的受害者，分别是生于1922年的姜奶奶（化名）、生于1924年的阳奶奶（化名）。姜奶奶曾被日本兵抓去折磨多日，后趁天黑撬开后窗从阁楼跳下，把右脚摔坏落下残疾。阳奶奶被日本兵关在当地被征用的祠堂里连续多日惨遭强暴，至今提及日本人还是浑身发抖。
此次新确认的7名受害者中，年龄最小的是生于1936年9月11日的易菊连，湖南长沙县金井镇人。她年幼丧母，由于战乱家庭十分困难。1944年初夏时节，日军最后一次来扫荡，易菊连拿着一床草席跟着父亲一起逃难，在长沙县王板洞遇到日军部队。当时有几个日本兵手里拿着枪威胁他们，嘴里说着“卜啰卜啰”，大概意思是“不许动”，还有“花姑娘不要跑”。父亲吓得不敢作声，眼睁睁看着易菊连被日本兵抓走。易菊连当时不到十岁，自己还没有一床草席高，就被几个日本兵强暴了。后来，日本兵将易菊连带到一个离家大约10多里的地方，关在一间房子里。她记得是一间茅草屋，窗户不坚固也不高。在那里每天都有日本兵对易菊连施暴，将她折磨得不成人样，造成终身不育。
此次新确认的7名害者中，年龄最大的是生于1915年10月的李淑珍，湖南平江县人。李淑珍过去很多年并没有将此事当作禁忌闭口不谈,而是常常对儿女说起过往，教育儿女不能忘记历史。日军侵略湖南平江时，李淑珍开始还和村民一起上山躲避，但日本兵并未进村扫荡。1944年，当日军第四次进犯平江时，时年29岁的李淑珍索性呆在家里不躲避了。但这一次日军真的来了，李淑珍想逃也来不及了，只能躺在床上装病。日军来到她家里，不管三七二十一将她从床上抓走了，之后把她关押在山脚的屋子里。这间屋子原来是村里用做观察哨所之用，日军来了之后就当做临时据点。同时被关的，还有同村的七八名妇女。
2021年11月21日，记者跟随李淑珍的小儿子前往江家洞进行实地考察，一行人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来到当年日军关押李淑珍等当地女性的房子。老人口中原先的茅屋已经坍塌，但当时用石头垒造的地基仍存，如今的地基四周长满了荒草与杂树。
曾经在这间屋子里，日军对当地妇女实施性暴力。几天后，日军又把这些妇女转移到据点里进行侵害，稍有不满便拳脚相加，李淑珍在此期间被打伤了背部，后来因为身体承受不了继续蹂躏而被遗弃，家人发现后将她救回。如今同村已被抓走的妇女只剩下李淑珍一人健在，明年家人还准备给老人办108岁“茶寿”。
截至目前，中国大陆经认证在世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人数仅剩17人。她们至今都还在等待一个道歉！#勿忘1213#
10月20日至25日、11月18日至26日，南京报业传媒集团融媒体记者行程7000多公里，跟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利济巷分馆工作人员，先后两次前往湖南岳阳华容县、平江县和郴州嘉禾县实地调查走访，独家跟拍采访了20多位知情者，详细记录受害老人当年的不幸遭遇，留下珍贵影像资料，为侵华日军暴行再添铁证。
78年前救下5岁女孩，自己却被日军抓走
“妈妈，妈妈啊，我终于找到你啦！……”2021年11月20日上午，在湖南岳阳华容县诚信市场旁的一幢独立小三楼上，84岁的张二英走进卧室，上前抱住坐在床边的97岁的雷金二（雷金安）老人抱头痛哭。
这对“母女”在失散78年后重逢，归功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利济巷分馆工作人员刘广建和湖南志愿者陈栋梁，多年来对“慰安妇”制度受害者走访调查过程中的一次“无心插柳”。
2021年5月，志愿者在华容县钱粮湖镇敬老院的一次调查中，听张二英说起她有一个救命恩人叫雷金莲，78年前想方设法护住了她，自己却被日本鬼子抓走了。小时候，妈妈经常告诉她，永远不要忘记这位救命恩人。
随后几个月，志愿者在方圆20公里的村庄里四处寻找，终于在钱粮湖镇团洲虾找到了92岁的雷金莲老人，老人承认当年被日本鬼子抓去过却否认救过人，并表示自己有个姐姐叫雷金二（雷金安），比她大5岁，今年97了，可能是当地人说话有口音，导致当年被救的女孩家人记错了名字。
2021年10月24日，在雷金莲的帮助下，记者跟随志愿者很快在华容县城联系上了她姐姐的家人并找到了雷金二本人。多年没见面的姐妹俩一见面相拥在一起，妹妹双手握住姐姐的手一直不停抚摸。看到妹妹来访还带来了不少陌生人，雷金二不好意思地嘴贴着妹妹耳边说起悄悄话。后来记者得知，姐姐在问妹妹，是否已经告诉别人自己曾经的遭遇。
在征得家人的同意后，雷金二老人向记者 没讲述了她惨遭日军侵害的经历，以及她救下同村女孩张二英的经过。
雷金二生于1925年7月25日，湖南华容县人，雷金莲的姐姐。1943年春夏的一天，日军来到华容袁家咀扫荡，当时年仅5岁的张二英跟两个小女孩一起在家门口玩。她当时穿着妈妈做的红肚兜，红肚兜里还放了煮熟的豌豆。突然，张二英看到很多人跑了过来，还能听到打枪的声音。雷金二看到张二英站在那里呆呆地不动，就问她日本兵来了为什么不跑？说话的工夫，她就背起张二英往前跑去，因为是土路，加上背着张二英，雷金二没跑多远就跑不动了。这时日军已经快要逼近，雷金二把张二英放在路边的水沟里，然后盖上稻草，告诉她千万别出声，她自己一个人向前跑去。
11月23日，记者跟随志愿者和张二英一起来到当年日军据点插旗码头遗址，现在居住在此的老人告诉记者，这儿就是日本军人的据点，院子的最边处就是活埋人的地方。之后，张二英带着大家一起回到她当年被救的现场，在同村王奶奶的帮助下，张二英找到了雷金二当年帮她藏身的水沟。
回想起当年，张二英在水沟里透过稻草的缝隙看到穿着军装的日军向前追击老百姓。雷金二最终还是没逃掉，被日本兵抓住，在日军据点受到了日本兵野蛮对待，每天都有数量不等的日本兵对其施暴。十几天以后，父亲在得知雷金二被关在日军据点里，于是通过“维持会”用钱把她赎了回来。回家后，父亲也对雷金二说不要对外人讲自己的遭遇。本来家里有渔船，生活较为富足，为了搭救雷金二、雷金莲两姐妹，父亲几乎将家里的值钱东西都变卖了。
张二英全家一直非常感激雷金二的救命之恩，几十年来一直在寻找救命恩人，她在心里也已经默默将雷金二认作了干妈。今年5月，当得知雷金二还健在时，张二英激动不已，非常想去见一面。11月20日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张二英终于见到了“妈妈”雷金二。
姐妹同为受害者，如今一起站出来讲述那段不为人知的过往
雷金莲、雷金二姐妹俩虽不是同时被日军抓走的，但都是此次新确认的“慰安妇”制度受害者，两位老人如今愿意讲出过往的惨痛经历，为历史留下一份见证。
雷金莲出生于1930年3月11日，湖南华容县人，老家在湖南华容县插旗镇牧荒队。1943年5月份左右的一天，雷金莲和姐姐在家里，突然有几个日本兵跑进雷家，她后来被带走了。她至今记得当天日军来时，姐姐身上系了一条围裙，正在做家务，日本兵一把抓住姐姐的围裙，姐姐挣脱跑掉了，围裙还留在日本兵手上。雷金莲吓得脚都走不了，只知道哭。被带走后，前面有人带路，后面有日本兵用枪逼着雷金莲跟着他们走，大概走了半个小时，到了一处日本兵营据点。当时的这处据点在插旗码头上（现为莲湖村），码头街上两边有很多茅草屋，日本兵把雷金莲关在其中一间茅草屋里，门口有日本兵把守，院子里还有瞭望台，能够看到有日本兵站在瞭望台上。与雷金莲一起关进去的还有几个周边的妇女，都是被日军抓过来的。被关进去后，每天都有日本人来欺负雷金莲，每次来欺负的时候，日本兵都会大声恐吓她，或者用刺刀逼她脱衣服。隔壁房间都关了其他女孩，雷金莲应该是年龄最小的，其他女孩子都比她大，大家都只知道哭，吓得魂都没有了。雷金莲大概被关了半个月，父亲变卖家产（打鱼船等），花钱找“维持会”的人把雷金莲救了出来。回家后，父亲交代雷金莲，让她不要跟任何人说起这件事情。
雷金莲16岁就嫁了当地一户姓陈的人家。丈夫对她很好，但是七八年没有生小孩，雷金莲就提出了离婚。丈夫说要去领养一个，雷金莲劝丈夫再找一个能够生育的，她不想害了丈夫，所以就坚持跟他离婚了。后来，雷金莲又嫁到了月亮湖村的肖家，成为肖家丈夫的第二个老婆。雷金莲在肖家的堂兄弟里面过继了一个儿子，又把自己家里的侄女儿嫁过来当自己的儿媳妇。
现在雷金莲看到电视里的日本兵，听到日本人的声音都非常害怕。当雷金莲了解了寻访团的来意，她觉得正义的时刻要来到了。
107岁老人是最年长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利济巷分馆的工作人员与志愿者一起在全国各地走访慰问在世“慰安妇”制度受害者，今年已经是连续第6年。今年，团队在湖南调查新发现并确认了7名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
其中一位是来自湖南郴州的李秀青，生于1922年10月4日，湖南郴州嘉禾县石羔村人。当寻访团一行出现在她女儿家大门前，99岁的李秀青老人给大家行了个礼。因为父亲重男轻女，李秀青出生后就当男孩打扮。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李秀青大概16岁左右的一天，甲长保长带人到村里来抓壮丁，大哥闻讯连夜逃跑了。甲长保长知道他们家里还有一个，就带人把当时女扮男装的李秀青抓走编入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23师，在一次战斗中，李秀青左手掌被日军子弹击穿，伤愈后李秀青回到家乡，母亲不让她女扮男装了。1944年年底的一天，日军来到嘉禾县，李秀青跟着几个乡亲在前往李家村的路上被日本兵抓了起来。当天日本兵把李秀青和其他地方抓来的几个妇女关在坦坪镇的一栋青砖大房子里，轮流强暴。几天后，游击队及时赶到，把房门锁砸开将李秀青等几个妇女救了出来。
在湖南平江县，志愿者还找到两位不愿意公开身份的受害者，分别是生于1922年的姜奶奶（化名）、生于1924年的阳奶奶（化名）。姜奶奶曾被日本兵抓去折磨多日，后趁天黑撬开后窗从阁楼跳下，把右脚摔坏落下残疾。阳奶奶被日本兵关在当地被征用的祠堂里连续多日惨遭强暴，至今提及日本人还是浑身发抖。
此次新确认的7名受害者中，年龄最小的是生于1936年9月11日的易菊连，湖南长沙县金井镇人。她年幼丧母，由于战乱家庭十分困难。1944年初夏时节，日军最后一次来扫荡，易菊连拿着一床草席跟着父亲一起逃难，在长沙县王板洞遇到日军部队。当时有几个日本兵手里拿着枪威胁他们，嘴里说着“卜啰卜啰”，大概意思是“不许动”，还有“花姑娘不要跑”。父亲吓得不敢作声，眼睁睁看着易菊连被日本兵抓走。易菊连当时不到十岁，自己还没有一床草席高，就被几个日本兵强暴了。后来，日本兵将易菊连带到一个离家大约10多里的地方，关在一间房子里。她记得是一间茅草屋，窗户不坚固也不高。在那里每天都有日本兵对易菊连施暴，将她折磨得不成人样，造成终身不育。
此次新确认的7名害者中，年龄最大的是生于1915年10月的李淑珍，湖南平江县人。李淑珍过去很多年并没有将此事当作禁忌闭口不谈,而是常常对儿女说起过往，教育儿女不能忘记历史。日军侵略湖南平江时，李淑珍开始还和村民一起上山躲避，但日本兵并未进村扫荡。1944年，当日军第四次进犯平江时，时年29岁的李淑珍索性呆在家里不躲避了。但这一次日军真的来了，李淑珍想逃也来不及了，只能躺在床上装病。日军来到她家里，不管三七二十一将她从床上抓走了，之后把她关押在山脚的屋子里。这间屋子原来是村里用做观察哨所之用，日军来了之后就当做临时据点。同时被关的，还有同村的七八名妇女。
2021年11月21日，记者跟随李淑珍的小儿子前往江家洞进行实地考察，一行人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来到当年日军关押李淑珍等当地女性的房子。老人口中原先的茅屋已经坍塌，但当时用石头垒造的地基仍存，如今的地基四周长满了荒草与杂树。
曾经在这间屋子里，日军对当地妇女实施性暴力。几天后，日军又把这些妇女转移到据点里进行侵害，稍有不满便拳脚相加，李淑珍在此期间被打伤了背部，后来因为身体承受不了继续蹂躏而被遗弃，家人发现后将她救回。如今同村已被抓走的妇女只剩下李淑珍一人健在，明年家人还准备给老人办108岁“茶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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