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古维新# 《西关砖塔藏经》宝箧印陀罗尼经锦盒装 长卷（复制） https://t.cn/A6SXbeeA
一提起雷峰塔，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白蛇传》里许仙和白娘子的爱情故事，再者就是令所有人无限神往的西湖十景之一“雷峰夕照”。然而1924年一声轰然巨响，所有的传说、所有的向往定格在了这个瞬间，伫立近千年的雷峰塔倒了。塔里没有飞出白蛇娘娘，人们心目中的“雷峰夕照”也就此成为历史。唯一的幸事是，许多文物得以面世，其中就有一批闻名世界的五代经卷《宝箧印陀罗尼经》
雷峰塔藏经《宝箧印陀罗尼经》为卷轴装，版宽约5.6厘米，长1.5米，原卷文字多残缺剥落。装裱后，长2.11米，高7.3厘米。打开经卷，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卷首的洒金纸，题有“西关砖塔藏经”“甲子冬十二月”“拜松”，并钤“杉村勇造”印。
西关砖塔·雷峰塔
五代时期在混战割据局势下的吴越国，国王钱鏐精心治理，岁岁丰收，民生安乐，富庶甲于东南，成为南方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经济恢复的同时，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日渐丰富，佛教重新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欢迎。吴越国最后一位国王钱俶极其崇尚佛释，建了许多佛教建筑，雷峰塔就是他修建的众多塔寺之一。
雷峰塔初建于宋开宝五年（公元972年）之前，约公元976年完工，最初叫西关砖塔。西关全称是涵水西关。《咸淳临安志》卷八十二云：“景福二年（893）……钱鏐发民夫二十万及十三都军士新筑罗城……西曰涵水西关。”罗城是杭州旧称。雷峰塔因为毗邻西关，且是砖构，故称西关砖塔。因塔建在西湖南岸夕照山的雷峰上，所以又有雷峰塔这一名字。康熙南游时为雷峰塔题名“雷峰夕照”，自此成为西湖十景之一。
1924年是个多事之秋，直系军阀齐燮元与皖系军阀卢永祥为争夺地盘而掀起苏浙战争，战局反复无常，苏浙人民饱受兵燹之苦。9月25日孙传芳部攻入杭州，整个杭州城陷入恐慌中，也是这一天，伫立近千年的雷峰塔轰然一声化为一地断砖残瓦。许多杭州人对雷峰塔倒塌当天是如此回忆的，雷峰塔倒的那一天，正是孙传芳要进杭州时,许多人都躲起来了，但听说雷锋塔倒了，塔倒后金子撒了满山坡，却也顾不得什么孙传芳了，人群纷纷涌向净慈寺。可当他们赶到那里后才知道，撒满山坡的不是“金”而是“经”，不免失望，后来听说藏经比黄金更值钱时，就把一块块的塔砖敲开来取经,结果又把同样是文物的塔砖毁了许多。事实真的如此吗？雷峰塔位于杭州城外，西湖一畔。即使没有战争，在杭州城里能看见其倒塌的人就很少。何况是在人们得知孙传芳当天进攻杭州城而紧锁家门、惶恐度日的时候呢。真实的情况其实是雷峰塔倒塌当天只有附近的一些居民见到了，也有人去寻找文物。大部分杭州人是在雷峰塔倒塌几天之后看了报纸才知道的。大批人去疯抢文物，这是以后的事情了。
塔经辗转流落
最早见证雷峰塔倒塌的人里，有一个人十分特别，他就是陈曾寿。陈曾寿（1878～1949）字仁先，晚清官员、诗人，湖北蕲水县（今浠水县）人，光绪二十九年进士，官至都察院广东监察御史，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于杭州西湖买地购屋，奉母以居。雷峰塔倒塌的时候，他正在西湖边上自己的家里。陈曾寿及其家人亲眼见到雷峰塔的倒塌，也加入到最早一批寻觅文物的队伍中。
雷峰塔藏经《宝箧印陀罗尼经》有两幅西湖雷峰塔图，前一幅钤“伟”“画禅”印；后一幅题“宣统甲子（1924）年十一月邦直写雷峰塔影”，并写有《八声甘州》词两阙。词中有“爱水窗开外，恰对雷峰”等句，描写的正是雷峰塔倒塌前后的西湖景色。
经考陈曾寿有婿名周伟，字君适，曾追随陈曾寿赴长春参与伪满洲国政事。他就是第一幅西湖雷峰塔图的作者。后一幅塔图是陈曾寿的后人陈邦直所画，还有其所做《八声甘州》，词中满怀对雷峰塔倒塌的无限感叹、遗憾之情。
雷峰塔里到底有多少卷《宝箧印陀罗尼经》说法不一，依据钱俶题记有八万四千部，事实上比这个数目要少得多。由于时代久远保存不善，多数经卷氧化毁坏了。当时虽传言不少人都找到了藏经，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大陆所藏雷峰塔经仅三十余卷，而这三十多卷中，与陈曾寿有关的就有七卷。陈氏曾拥有这些经卷其实不足为奇，他有地利之便，塔倒塌初始他就有机会接近藏经。陈家有自己的庄园，是富庶人家。陈氏有钱，又得地利之便，加之藏经一开始卖得很便宜，一二元即可买到，雷峰塔经多与陈氏有关也就不奇怪了。
雷峰塔藏经《宝箧印陀罗尼经》两幅图之后是砖刻的“西关”二字墨拓。墨拓后为佛经正文，文中残缺字已经填补，经文末下端钤“拜松”印，卷末题有“甲戌端午敬赠杉村先生惠存”，“陈邦直”并钤“杉村”印。
一提起雷峰塔，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白蛇传》里许仙和白娘子的爱情故事，再者就是令所有人无限神往的西湖十景之一“雷峰夕照”。然而1924年一声轰然巨响，所有的传说、所有的向往定格在了这个瞬间，伫立近千年的雷峰塔倒了。塔里没有飞出白蛇娘娘，人们心目中的“雷峰夕照”也就此成为历史。唯一的幸事是，许多文物得以面世，其中就有一批闻名世界的五代经卷《宝箧印陀罗尼经》
雷峰塔藏经《宝箧印陀罗尼经》为卷轴装，版宽约5.6厘米，长1.5米，原卷文字多残缺剥落。装裱后，长2.11米，高7.3厘米。打开经卷，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卷首的洒金纸，题有“西关砖塔藏经”“甲子冬十二月”“拜松”，并钤“杉村勇造”印。
西关砖塔·雷峰塔
五代时期在混战割据局势下的吴越国，国王钱鏐精心治理，岁岁丰收，民生安乐，富庶甲于东南，成为南方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经济恢复的同时，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日渐丰富，佛教重新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欢迎。吴越国最后一位国王钱俶极其崇尚佛释，建了许多佛教建筑，雷峰塔就是他修建的众多塔寺之一。
雷峰塔初建于宋开宝五年（公元972年）之前，约公元976年完工，最初叫西关砖塔。西关全称是涵水西关。《咸淳临安志》卷八十二云：“景福二年（893）……钱鏐发民夫二十万及十三都军士新筑罗城……西曰涵水西关。”罗城是杭州旧称。雷峰塔因为毗邻西关，且是砖构，故称西关砖塔。因塔建在西湖南岸夕照山的雷峰上，所以又有雷峰塔这一名字。康熙南游时为雷峰塔题名“雷峰夕照”，自此成为西湖十景之一。
1924年是个多事之秋，直系军阀齐燮元与皖系军阀卢永祥为争夺地盘而掀起苏浙战争，战局反复无常，苏浙人民饱受兵燹之苦。9月25日孙传芳部攻入杭州，整个杭州城陷入恐慌中，也是这一天，伫立近千年的雷峰塔轰然一声化为一地断砖残瓦。许多杭州人对雷峰塔倒塌当天是如此回忆的，雷峰塔倒的那一天，正是孙传芳要进杭州时,许多人都躲起来了，但听说雷锋塔倒了，塔倒后金子撒了满山坡，却也顾不得什么孙传芳了，人群纷纷涌向净慈寺。可当他们赶到那里后才知道，撒满山坡的不是“金”而是“经”，不免失望，后来听说藏经比黄金更值钱时，就把一块块的塔砖敲开来取经,结果又把同样是文物的塔砖毁了许多。事实真的如此吗？雷峰塔位于杭州城外，西湖一畔。即使没有战争，在杭州城里能看见其倒塌的人就很少。何况是在人们得知孙传芳当天进攻杭州城而紧锁家门、惶恐度日的时候呢。真实的情况其实是雷峰塔倒塌当天只有附近的一些居民见到了，也有人去寻找文物。大部分杭州人是在雷峰塔倒塌几天之后看了报纸才知道的。大批人去疯抢文物，这是以后的事情了。
塔经辗转流落
最早见证雷峰塔倒塌的人里，有一个人十分特别，他就是陈曾寿。陈曾寿（1878～1949）字仁先，晚清官员、诗人，湖北蕲水县（今浠水县）人，光绪二十九年进士，官至都察院广东监察御史，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于杭州西湖买地购屋，奉母以居。雷峰塔倒塌的时候，他正在西湖边上自己的家里。陈曾寿及其家人亲眼见到雷峰塔的倒塌，也加入到最早一批寻觅文物的队伍中。
雷峰塔藏经《宝箧印陀罗尼经》有两幅西湖雷峰塔图，前一幅钤“伟”“画禅”印；后一幅题“宣统甲子（1924）年十一月邦直写雷峰塔影”，并写有《八声甘州》词两阙。词中有“爱水窗开外，恰对雷峰”等句，描写的正是雷峰塔倒塌前后的西湖景色。
经考陈曾寿有婿名周伟，字君适，曾追随陈曾寿赴长春参与伪满洲国政事。他就是第一幅西湖雷峰塔图的作者。后一幅塔图是陈曾寿的后人陈邦直所画，还有其所做《八声甘州》，词中满怀对雷峰塔倒塌的无限感叹、遗憾之情。
雷峰塔里到底有多少卷《宝箧印陀罗尼经》说法不一，依据钱俶题记有八万四千部，事实上比这个数目要少得多。由于时代久远保存不善，多数经卷氧化毁坏了。当时虽传言不少人都找到了藏经，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大陆所藏雷峰塔经仅三十余卷，而这三十多卷中，与陈曾寿有关的就有七卷。陈氏曾拥有这些经卷其实不足为奇，他有地利之便，塔倒塌初始他就有机会接近藏经。陈家有自己的庄园，是富庶人家。陈氏有钱，又得地利之便，加之藏经一开始卖得很便宜，一二元即可买到，雷峰塔经多与陈氏有关也就不奇怪了。
雷峰塔藏经《宝箧印陀罗尼经》两幅图之后是砖刻的“西关”二字墨拓。墨拓后为佛经正文，文中残缺字已经填补，经文末下端钤“拜松”印，卷末题有“甲戌端午敬赠杉村先生惠存”，“陈邦直”并钤“杉村”印。
【姜燕：《论语》的曾用名、别名及简称】
两千多年来研究《论语》的著作不计其数，而《论语》书名问题却很少有人深究。其实，《论语》书名的复杂性，远超任何一部经典。《论语》书名有曾用名、别名以及全称、简称，不下十余种；循名责实，还牵涉《论语》的版本和流传问题，确实值得探讨。
《论语》书名最早见之于《礼记·坊记》。《坊记》传说为孔子的孙子子思（孔伋）所辑录，如果此说成立，则可证孔子去世后不久《论语》即已成书并被命名。这大致合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说法：“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班固点明了《论语》的编纂者也是命名者，而命名“论语”的理由是对“弟子各有所记”的文本资料做了一番“论纂”的工作。这看上去很有道理，考诸事实又并非如此。
《论语》书名在战国时期的传世文献以及出土文献中仅《坊记》一见，按孤证不立的原则，这还不能完全证明战国时期已有《论语》这个书名。《论语》的编纂，不是一人完成的，而是由多人组成的编纂团队完成的。《论语》的编纂团队，多数学者认为是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组成，而领衔主编的又有仲弓、子游、子夏、曾子、子思等数种说法；此外，这个编纂团队，还有战国时期的邹鲁学人和西汉文景时期的博士两种说法。这反映了《论语》成书的复杂性。无论是哪个编纂团队完成的，也无论是谁领衔主编的，都无证据表明《论语》甫一成书即被赋予《论语》书名，否则，以战国时期儒墨的“显学”地位，以孔子“声名洋溢乎中国”的背景，孔子编撰的六经连书带名广为人知，而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其书名又岂能默默无闻而仅在《坊记》中有一见？
周秦古书的命名，有成书之时随即命名之例，也有成书甚久之后命名之例。《论语》属于哪种情况？东汉王充在《论衡·正说》中给出了一个《论语》第一次命名的时间，即：汉武帝时期在孔安国那里“始曰《论语》”。此说显然有违事实。且不说《坊记》提及《论语》书名，比孔安国年长二十几岁的董仲舒在其著名的“贤良对策”中已经提到了《论语》其书其名，并且引用了《论语》原文。在这里，似乎不能说王充犯了一个孤陋寡闻的低级错误，而只能说另有原因，即：孔安国以前，《论语》书名鲜有人知，自然也就几乎无人提及，以至于连王充也不得与闻。孔安国之后，《论语》书名开始广为流传。汉昭帝、汉宣帝都学过《论语》。司马迁作《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引用了大量的《论语》原文，并且注明孔子弟子的名姓采用《论语》的说法。
从《论语》编纂成书到西汉孔安国时代大约近三百年时间，《论语》书名极其罕见，人们不禁要问一个为什么，是不是因为《论语》另有书名而不被人知？
清代学者翟灏对《论语》书名颇有研究，他认为《论语》一成书就题写了《论语》这个书名，除此以外，《论语》还有一个曾用名《孔子》，一如孟子之书称《孟子》。翟灏此说在清代乾嘉考据学盛行的时代似乎没有引起什么重视，直到二百余年后，才被现代学者赵纪彬发现、附和、引申、发挥。他在其《〈论语新论〉导言》（载《中国哲学》第十辑，三联书店1983年版）中进一步断言“《孔子》为先秦的旧名，《论语》乃汉代所新创”，换言之，“今名《论语》之书，在先秦本名《孔子》”。为了证明《论语》又名《孔子》，翟灏、赵纪彬前赴后继，二人合计搜集了三十七条文献证据。据此我们大致可以判断，《论语》的确有一个曾用名《孔子》。
但是，赵纪彬提供的十九条证据中，竟无一条能够证明“《孔子》为先秦旧名”。这说明赵纪彬言过其“实”，“实”是全部证据都是两汉的，无一条是先秦的，从证据上说，《孔子》作为《论语》的曾用名，不是出现在先秦而是出现在两汉。《论语》书名的考据，应该把握精准的时间节点，赵纪彬在这点上有所疏忽。
晚周诸子书命名似无定例。大多数的诸子书是以作者的姓氏加子的方式命名，如老子书称《老子》、墨子书称《墨子》之类；也有以作者姓名命名的，如《李克》；以号命名的，如《商君》；以字加子命名的，如《子思子》；以姓名加子命名的，如《韩非子》《公孙龙子》等。以上几种命名情况都与作者的姓、氏、名、字、号有相应的关联，让人一看书名即推知作者。当然，也有例外。老子五千言既称《老子》又称《道德经》，一书两名，这和翟灏、赵纪彬所说的《论语》《孔子》同为一书的情况类似，而命名方式又有差别：《道德经》是根据书的上下部分“道经”“德经”合在一起命名的，《论语》是根据编纂者分析梳理“弟子各有所记”使其整齐有条理的工作命名的。
《论语》取材于孔子弟子的随侍见闻记录。弟子各有所记，汇集起来数量相当可观，据说有“数十百篇”之多。后来，这“数十百篇”的原始记录，由于某些今人不得详知的原因，形成了若干个不同的文本，以篇或书的形式流传于世，只是这些篇或书的名称不可详考而已。
到了汉代，早先的原始《论语》演变成几个大致固定的传本，广为人知的有《齐论》《鲁论》《古论》，鲜为人知的是《河间论》。《河间论》发现于河间献王刘德征收的民间藏书。这几个传本当时各有其名，刘向、王充、班固有时指其简称，如《论》《齐》《齐论》《鲁》《鲁论》《古论》《河间》等；有时言其全称，如《论语》《鲁论语》《齐论语》之类。除此以外，《论语》还有别名，被研究者经常提及的有《经》《传》《语》《记》四种；这四种别名能否成立，还要做些具体考察与分析。
检索战国至两汉文献，以“经”“传”“语”“记”的名义引用的名言名句，其例达数百处；其中，以“经”的名义引用的，出自《尚书》《诗经》《春秋》《周易》《论语》等；以“传”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老子》《孟子》《荀子》《孝经》《公羊传》等；以“语”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尚书》《孟子》《慎子》《黄帝四经》等；以“记”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礼记》《管子》《史记》《三略》等。古人对于“经”“传”“语”“记”的区分不是十分严格，经常混用，两汉文献引用《论语》语句，分别称“《经》曰”“《语》曰”“《传》曰”“《记》曰”，就出现了混用的现象。这种现象足以证明“经”“传”“语”“记”不是《论语》一书专用的别名，而是若干经、子、史一类的典籍共用的别名。就共名而言，认为《论语》在汉代有《经》《传》《语》《记》的别名，自然可以成立，因为《论语》毕竟分享了这些共名；而从严格区分共名与专名的意义上说，认为《论语》在汉代并无《经》《传》《语》《记》的别名，亦有理可据，因为《论语》并没有独享这些专名。在这里，做全面的、综合的考察分析，不做攻其一点、不顾其余的简单化处理，是十分必要的。
（撰文：姜燕；来自：《光明日报》）https://t.cn/A6XGCodq
两千多年来研究《论语》的著作不计其数，而《论语》书名问题却很少有人深究。其实，《论语》书名的复杂性，远超任何一部经典。《论语》书名有曾用名、别名以及全称、简称，不下十余种；循名责实，还牵涉《论语》的版本和流传问题，确实值得探讨。
《论语》书名最早见之于《礼记·坊记》。《坊记》传说为孔子的孙子子思（孔伋）所辑录，如果此说成立，则可证孔子去世后不久《论语》即已成书并被命名。这大致合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说法：“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班固点明了《论语》的编纂者也是命名者，而命名“论语”的理由是对“弟子各有所记”的文本资料做了一番“论纂”的工作。这看上去很有道理，考诸事实又并非如此。
《论语》书名在战国时期的传世文献以及出土文献中仅《坊记》一见，按孤证不立的原则，这还不能完全证明战国时期已有《论语》这个书名。《论语》的编纂，不是一人完成的，而是由多人组成的编纂团队完成的。《论语》的编纂团队，多数学者认为是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组成，而领衔主编的又有仲弓、子游、子夏、曾子、子思等数种说法；此外，这个编纂团队，还有战国时期的邹鲁学人和西汉文景时期的博士两种说法。这反映了《论语》成书的复杂性。无论是哪个编纂团队完成的，也无论是谁领衔主编的，都无证据表明《论语》甫一成书即被赋予《论语》书名，否则，以战国时期儒墨的“显学”地位，以孔子“声名洋溢乎中国”的背景，孔子编撰的六经连书带名广为人知，而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其书名又岂能默默无闻而仅在《坊记》中有一见？
周秦古书的命名，有成书之时随即命名之例，也有成书甚久之后命名之例。《论语》属于哪种情况？东汉王充在《论衡·正说》中给出了一个《论语》第一次命名的时间，即：汉武帝时期在孔安国那里“始曰《论语》”。此说显然有违事实。且不说《坊记》提及《论语》书名，比孔安国年长二十几岁的董仲舒在其著名的“贤良对策”中已经提到了《论语》其书其名，并且引用了《论语》原文。在这里，似乎不能说王充犯了一个孤陋寡闻的低级错误，而只能说另有原因，即：孔安国以前，《论语》书名鲜有人知，自然也就几乎无人提及，以至于连王充也不得与闻。孔安国之后，《论语》书名开始广为流传。汉昭帝、汉宣帝都学过《论语》。司马迁作《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引用了大量的《论语》原文，并且注明孔子弟子的名姓采用《论语》的说法。
从《论语》编纂成书到西汉孔安国时代大约近三百年时间，《论语》书名极其罕见，人们不禁要问一个为什么，是不是因为《论语》另有书名而不被人知？
清代学者翟灏对《论语》书名颇有研究，他认为《论语》一成书就题写了《论语》这个书名，除此以外，《论语》还有一个曾用名《孔子》，一如孟子之书称《孟子》。翟灏此说在清代乾嘉考据学盛行的时代似乎没有引起什么重视，直到二百余年后，才被现代学者赵纪彬发现、附和、引申、发挥。他在其《〈论语新论〉导言》（载《中国哲学》第十辑，三联书店1983年版）中进一步断言“《孔子》为先秦的旧名，《论语》乃汉代所新创”，换言之，“今名《论语》之书，在先秦本名《孔子》”。为了证明《论语》又名《孔子》，翟灏、赵纪彬前赴后继，二人合计搜集了三十七条文献证据。据此我们大致可以判断，《论语》的确有一个曾用名《孔子》。
但是，赵纪彬提供的十九条证据中，竟无一条能够证明“《孔子》为先秦旧名”。这说明赵纪彬言过其“实”，“实”是全部证据都是两汉的，无一条是先秦的，从证据上说，《孔子》作为《论语》的曾用名，不是出现在先秦而是出现在两汉。《论语》书名的考据，应该把握精准的时间节点，赵纪彬在这点上有所疏忽。
晚周诸子书命名似无定例。大多数的诸子书是以作者的姓氏加子的方式命名，如老子书称《老子》、墨子书称《墨子》之类；也有以作者姓名命名的，如《李克》；以号命名的，如《商君》；以字加子命名的，如《子思子》；以姓名加子命名的，如《韩非子》《公孙龙子》等。以上几种命名情况都与作者的姓、氏、名、字、号有相应的关联，让人一看书名即推知作者。当然，也有例外。老子五千言既称《老子》又称《道德经》，一书两名，这和翟灏、赵纪彬所说的《论语》《孔子》同为一书的情况类似，而命名方式又有差别：《道德经》是根据书的上下部分“道经”“德经”合在一起命名的，《论语》是根据编纂者分析梳理“弟子各有所记”使其整齐有条理的工作命名的。
《论语》取材于孔子弟子的随侍见闻记录。弟子各有所记，汇集起来数量相当可观，据说有“数十百篇”之多。后来，这“数十百篇”的原始记录，由于某些今人不得详知的原因，形成了若干个不同的文本，以篇或书的形式流传于世，只是这些篇或书的名称不可详考而已。
到了汉代，早先的原始《论语》演变成几个大致固定的传本，广为人知的有《齐论》《鲁论》《古论》，鲜为人知的是《河间论》。《河间论》发现于河间献王刘德征收的民间藏书。这几个传本当时各有其名，刘向、王充、班固有时指其简称，如《论》《齐》《齐论》《鲁》《鲁论》《古论》《河间》等；有时言其全称，如《论语》《鲁论语》《齐论语》之类。除此以外，《论语》还有别名，被研究者经常提及的有《经》《传》《语》《记》四种；这四种别名能否成立，还要做些具体考察与分析。
检索战国至两汉文献，以“经”“传”“语”“记”的名义引用的名言名句，其例达数百处；其中，以“经”的名义引用的，出自《尚书》《诗经》《春秋》《周易》《论语》等；以“传”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老子》《孟子》《荀子》《孝经》《公羊传》等；以“语”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尚书》《孟子》《慎子》《黄帝四经》等；以“记”的名义引用的，出自《论语》《礼记》《管子》《史记》《三略》等。古人对于“经”“传”“语”“记”的区分不是十分严格，经常混用，两汉文献引用《论语》语句，分别称“《经》曰”“《语》曰”“《传》曰”“《记》曰”，就出现了混用的现象。这种现象足以证明“经”“传”“语”“记”不是《论语》一书专用的别名，而是若干经、子、史一类的典籍共用的别名。就共名而言，认为《论语》在汉代有《经》《传》《语》《记》的别名，自然可以成立，因为《论语》毕竟分享了这些共名；而从严格区分共名与专名的意义上说，认为《论语》在汉代并无《经》《传》《语》《记》的别名，亦有理可据，因为《论语》并没有独享这些专名。在这里，做全面的、综合的考察分析，不做攻其一点、不顾其余的简单化处理，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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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什闲住
喀什—中国最西边的城市，古称疏勒，全称喀什葛尔，维语“玉石集中之地”，号称“西域秘境”，故异域风情浓郁。满街多为异族面孔，汉族应为少数民族，这里阳光炽烈，入夜十点太阳刚落，而内地已是明月高悬。都说到北疆看风景，到南疆看风情，而这里不仅仅只是风情……。为圆帕米尔之梦来此，闲住几日，在家时本不喜吃羊肉的我，在这里竟经不起一只羊蹄的诱惑。 https://t.cn/z85Rrre
喀什—中国最西边的城市，古称疏勒，全称喀什葛尔，维语“玉石集中之地”，号称“西域秘境”，故异域风情浓郁。满街多为异族面孔，汉族应为少数民族，这里阳光炽烈，入夜十点太阳刚落，而内地已是明月高悬。都说到北疆看风景，到南疆看风情，而这里不仅仅只是风情……。为圆帕米尔之梦来此，闲住几日，在家时本不喜吃羊肉的我，在这里竟经不起一只羊蹄的诱惑。 https://t.cn/z85Rr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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