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铭铭 | 文化史，从梁启超那里“再出发”】
近来国内讨论新史学、历史人类学之类的学者，人数渐渐多了起来。这些学术新名目，易于使人肃然起敬，也易于使人联想到“东施效颦”。新名目下的确帮助了学者创作出他们的佳作。但与此同时，时下与这些新名目相关的研究，却也有不可否认地存在其不尽人意之处。例如，最近一本关于文化史的英文之作被翻译出版，国内学界便热烈地讨论起文化史来。不少人会回到那本译作，以求对文化史追本溯源，未料及，过去一百年里国内前辈采用“文化史”来形容不同于其史学类型者，其实不少。其中，一个杰出的例子，是梁启超的《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时下国人所言之“文化史”，与任公当年之定义固然有所不同，可任公当年已有“文化史”之论述，缘何我辈又要舍近求远，到英语世界去“取经”？国人对于“西天取经”的热衷，恐还是好的解释。不过这点并不构成一个“禁止”我辈在“本地”找寻学问之源的理由。

　　梁氏《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写完于《中国历史研究法》发表之后一年(约在1922年底)，其副题是“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既是“修补及修正”，就不是全盘推翻。这篇文章介于1921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与1926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篇》之间。梁启超的两部历史哲学之作之间有全然不同的历史精神：前者更强调以历史来“记述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后者则迥异，侧重“旧史学”的人、事、物、地方、断代之专史。《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乃是梁氏从“新史学”倒过来过渡到“旧史学”的桥梁(我给新旧史学打上引号，是因为二者的区分本难断定)。

　　在这篇值得当下文化史细细品读的文章中，梁启超指出，“历史为人类活动所造成，而人类活动有两种：一种是属于自然系者，一种是属于文化系者”，而历史中人类“自然系的活动”与“文化系的活动”之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区别：

　　梁启超认为，不同于注重“自然系的活动”的一般历史研究，文化史研究的特殊性在于它遵循的“法则”，应是非归纳法、非因果律、带有知识进化之坚持的。

　　在梁启超看来，文化史有以下三个大意味：
　　其一，文化史意味着，历史研究不应秉持自然科学的归纳法，而应另辟蹊径。“归纳法最大的工作是求‘共相’，把许多事物相异的属性剔去，相同的属性抽出，各归各类，以规定该事物之内容及行历何如。这种方法应用到史学，却是绝对不可能。”这是“因为历史现象只是‘一躺过’，自古及今，从没有同铸一型的史迹”。史迹之所以难以有“共相”，是因为它本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反影，而各人自由意志之内容，绝对不会从同”。梁启超主张，“史家的工作，和自然科学家正相反，专务求‘不共相’”。

　　其二，文化史又意味着，自然科学的因果律，不能解释历史，而佛家的“互缘”才可解释历史。有关于此，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已有初步诠释，而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中，他更明确地指出，治史者不应“因为想令自己所爱的学问取得科学资格，便努力要发明史中因果”。“因果是什么？‘有甲必有乙，必有甲才能有乙，于是命甲为乙之因，命乙为甲之果’。所以因果律也叫做‘必然的法则’”。梁启超强调，与自然科学不同，文化史是关于“自由意志”的学问，“‘必然’与‘自由’，是两极端，既必然便没有自由，既自由便没有必然。我们既承认历史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当然不能又认他受因果必然法则的支配”。史迹不见得有必要的“因”，人的意志也不必然有其想当然的“果”，所以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互缘即“互相为缘”。了“佛典上常说的譬喻，‘相待如交芦’，这件事和那件事有不断的连带关系，你靠我、我靠你才能成立。就在这种关系状态之下，前波后波，衔接动荡，便成一个广大渊深的文化史海”。

　　其三，文化史还意味着，人类自然系的活动是不进化的，文化系的活动才是进化的，旧史学的“治乱论”依旧是文化史研究中有解释力的框架。从这个角度看，文化史的内涵有两面。首先，旧史学的治乱论，依旧比进化主义史学观有价值。他说，“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句话可以说是代表旧史家之共同的观念……我们平心一看，几千年中国历史，是不是一治一乱的在那里循环？何止中国，全世界只怕也是如此。埃及呢，能说现在比‘三十王朝’的时候进化吗？印度呢，能说现在比优波尼沙昙成书、释迦牟尼出世的时候进化吗？说孟子、荀卿一定比孔子进化，董仲舒、郑康成一定比孟、荀进化，朱熹、陆九渊一定比董、郑进化，顾炎武、戴震一定比朱、陆进化，无论如何，恐说不去。说陶潜比屈原进化，杜甫比陶潜进化；但丁比荷马进化，索士比亚比但丁进化，摆伦比索士比亚进化，说黑格儿比康德进化，倭铿、柏格森、罗素比黑格儿进化；这些话都从那里说起？又如汉、唐、宋、明、清各朝政治比较，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亚历山大、该撒、拿破仑等辈人物比较，又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所以从这方面找进化的论据，我敢说一定全然失败完结。”说到物质文明，梁启超认为，人们常以为这方面的历史的进化轨迹是清晰的，如从渔猎到游牧，从游牧到耕稼，从耕稼到工商等等，因“都是前人所未曾梦见”，故“许多人得意极了，说是我们人类大大进化”。但“细按下去”，从物质文明的进化对于人类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问题看，“现在点电灯、坐火船的人类，所过的日子，比起从前点油灯、坐帆船的人类，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特别舒服处来”，而与此同时，物质文明也时常得而复失，“可见物质文明这样东西，根柢脆薄得很，霎时间电光石火一般发达，在历史上原值不了几文钱”。在对进化主义的历史观加以以上批判之同时，梁启超，“只有心的文明，是创造的进化的。”“心的文明”的进化又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1)“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确一天比一天认得真切，而且事实上确也著著向上进行”；(2)“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我们积储的遗产，的确一天比一天扩大。”梁启超认为，只有在这两个方面，人类可以说是进化的，其他的所有方面，都应“编在‘一治一乱’的循环圈内了”。

　　“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广泛综合了德国历史哲学的自由意志论、佛家互缘论及孟子治乱论，对此前新史学家偏信的进化主义、科学主义及“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加以深刻检讨。

　　可见，在梁启超那里，文化史的意味，远比我们今日想象的更伟大而沉重。

　　今日在新史学与历史人类学中谈文化者不少。“文化”是什么？文化学大师威廉姆斯(RaymondWilliams)曾说，数百种文化定义，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人类学型的，即，以“文化”指人们共享的生活方式及其背后的价值体系。这一意义上的文化，在群体内，不可区分其有无。另一类是常识型的，其含义接近“文明”，是可拥有或可丧失、可占有或可缺乏的东西。文化学基于一个汇合展开研究，汇合指的是人类学型的“文化”与常识型的“文化”的融通。文化学要么可以通过作为集体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的文化来考察作为“阶级差异”的表征体系的“文化”，要么可以通过作为“阶级差异”的表征体系的“文化”来探究集体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二者殊途同归。

　　英语世界的文化史，出现这种汇合论，不是偶然的。文化这个概念本与德国近代思想关系更紧密，英语世界近代思想中相对更独到的观念是“文明”这一接近威廉姆斯笔下的“常识式”定义。我们可以认为，威氏文化论的汇合，本身就是英式的文明与德式的文化的汇合。这一汇合固然是有新意和价值的，但我们不应忘记，其汇合后可能存在的内在紧张关系，依旧是值得关注的。

　　可以说，有两种文化史，一种认为历史就是文化，意思是说，历史的“变”是表面的，历史背后的文化“不变”，是一种“永恒”；另一种认为文化有历史，学者可以集中研究那些“上层建筑”之变，来看“结构的历史转型”。

　　在新史学、历史人类学、文化史这些相关名目下展开叙事的中国学者，在展开“模仿性实践”之前，本有必要深究欧洲近代学术观念的源流，但因我们处在一个学术“以名占实”的阶段，鲜有学者能够“自拔”。学界通常的作为是，不由分说，“占领学术领地”。在这情况下，出现一些大家觉得属于“怪现状”之类的现象(有太多学者误将新史学当作进化主义或疑古主义的历史学，有太多学者误将历史人类学当作明清社会经济史，有太多学者误将文化史当作各种“文化”)，实属必然。

　　在目前的这一学术状况下，回味梁启超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展开的对于的德国自由意志论、佛家互缘论、孟子治乱论的综合、对于因果论、进化论及庸俗唯物论的批判，想必可以有良多的收获。于我看，如今时髦的“后现代主义”，不过也是对于因果论、进化论及庸俗唯物论的批判，而梁任公不仅有这一批判，还曾提出的建设性意见，这实在不可多得。

　　梁启超的文化史，远比今日我们模仿的英语世界的一般文化史志向远大；在中国重新推崇文化史，有必要从他的志向出发。
（来源：新史学2022）

摘自《佛说阿弥陀经疏钞》
莲池大师著述

四互彰难事令切感发(三)。
　　初已赞诸佛二诸佛赞已三总结难事。
　　初已赞诸佛。
　　舍利弗。如我今者。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
　　【疏】唐译但云。如我今者。称扬赞叹无量寿佛。此言称赞诸佛。古崖云。以弥陀诸佛。同一法身故。
　　【钞】同一法身者。如华严颂云。十方诸如来。同共一法身。一身一智慧。力无畏亦然。则弥陀即诸佛。诸佛即弥陀。故不曰弥陀而曰诸佛。盖该弥陀在诸佛中。下言诸佛。亦弥陀与诸佛同赞释迦也。
　　【疏】唐译以弥陀该诸佛。今经以诸佛该弥陀。若二说兼具。于文更顺。而义亦足。
　　【钞】具二说者。应云如我今者称赞阿弥陀佛。及与诸佛不可思议功德。则经文既顺。而同一法身之义。亦在其中。文义双美。当知什师本有此意。文省便故。奘师后译。特为单举者。欲人于二经善会其意。而不泥其文也。又诸佛弥陀相即。是亦不可思议。
　　二诸佛赞已(二)。
　　初得道难二说法难。
　　初得道难。
　　彼诸佛等。亦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而作是言。释迦牟尼佛。能为甚难希有之事。能于娑婆国土。五浊恶世。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中。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疏】佛佛互赞。表此净土法门。决应信受故。
　　【钞】佛佛互赞者。以此念佛求生净土。纵一佛独赞。已当信受不疑。而今不但释迦赞于祇园。诸佛赞于六方。又此佛彼佛递互赞叹。岂非超生脱死。最要法门。是以再四叮咛。多方诲诱。恩逾慈母。仁过旻天。粉骨碎身。难足为报。
　　【疏】彼诸佛等。即弥陀与六方诸佛也。释迦此云能仁。牟尼此云寂默。
　　【钞】能仁寂默。自有二义。一者对待说。则能者善权方便。曲就机宜。仁者至德洪恩。普沾万类。是大悲利物也。寂则澄然不动。顿息万缘。默则漠尔忘言。永离戏论。是大智冥理也。二者圆融说。以悲即智故。终日度生。无生可度。动一静也。以智即悲故。不起一念。常度众生。静一动也。故知偏举二字。乃至一言。佛之全德。摄无不尽。
　　【疏】甚难希有。总下二难。具此二难。故言功德不思议也。
　　【钞】言二难者。于五浊得菩提。是为一难。又于五浊说此净土法门。是为二难。并此二种。是为最上难行之事。惟佛行之。希有罕见之事。唯佛有之。又难行能行。犹未希有。甚难行者而能行之。此诚驾古轶今。超贤越圣。天上天下。卓然独擅。而无与等埒者也。故云希有。
　　【疏】娑婆此云堪忍。一云忍界。即释迦世尊所主大千世界也。五浊者。以五事交扰。浑浊真性。故名恶世。无五浊者。名善世也。
　　【钞】堪忍者。以此中众生。堪能忍受三毒烦恼。轮回生死。不厌离故。忍界者。如来于中独证自誓三昧故。又劫初梵王名忍故。五浊交扰者。性本渊澄。繇劫等五。起诸尘滓。如楞严云。譬之清水。投以沙土。土失留碍。水亡清洁。汩然浑浊故。世者。迁流不已之谓。则此世之前。此世之后。当有无五浊之善世。今云恶世。据释迦见世言也。
　　【疏】劫者。梵语。具云劫波。此云时分。劫浊者。无别体。以有四浊得名。众浊交凑。即其相也。
　　【钞】劫浊者。一大劫中。成住坏空二十小劫。辘轳增减。人寿增至八万岁时。增之极也。乃百年减一。减至二万。即入劫浊。无别体者。繇下四浊。当此劫中。因以得名。此之劫分。众浊交凑。昏乱驳杂。故云浊也。反显极乐国中。阿弥陀佛见在说法。清净之时。非劫浊故。今日我等。何为安处劫浊之世。而不求生彼国乎。下四仿此。故智者云。他方净土无三毒等。则名五清。正此意也。
　　【疏】见浊者。五利使为体。开之则六十二等。诸见炽盛。即其相也。
　　【钞】五利使者。一身见。谓执我我所。而起我身之见。二边见。谓执断执常。失乎中道。而起边傍之见。三戒取。谓非因计因。修诸苦行。而起取着我能持戒之见。四见取。执粗为胜。担麻弃金。而起自负所见之见。五邪见。谓拨无因果。堕豁达空。而起邪外不正之见。此五者。能令众生趋入生死。故名为使。而几微迅疾。为害非细。对五钝言。故名利使。开之则六十二者。以断常二见为本。而色等五阴。各具四句。三世迭之。则成六十。加本断常。成六十二。此之诸见。犹如罗网。犹如稠林。缠缚屈曲。不可出离。浑乱真性。故云浊也。反显极乐国中。人具正见。非见浊故。
　　【疏】烦恼浊者。五钝使为体。广之乃至为十。为百八。为八万四千。及恒河沙等。三灾感召。即其相也。
　　【钞】五钝使者。一贪。谓遇顺情境。起于爱着。不能舍离故。二瞋。谓遇违情境。起于恚恨。不能容忍故。三痴。谓于非违非顺境。起于愚暗。不能觉察故。四慢。谓于一切众生。起骄傲心。上陵下忽。不能恭逊故。五疑。谓于诸善法。起猜贰心。欲进欲退。不能决定故。此五者。亦能使人趋入生死。故名曰使。较前稍为重滞。故名钝使。广之者。谓合五利。为十烦恼。又分之为九十八。加十缠。成百八烦恼。又细推之则八万四千。乃至恒沙。多多无量。劳烦我心。不得安隐。热恼我心。不得清凉。又喧烦之法。逼乱心神。使真明不朗。故名烦恼。三灾感召者。贪感饥馑。瞋感刀兵。痴感疾疫。乃至水火风之大难。皆以类从。故名浊也。反显极乐国中。人悉智慧。非烦恼浊故。
　　【疏】众生浊者。一云阿含三义为体。又云揽五阴见慢果报为体。恶名秽称。即其相也。
　　【钞】三义者。阿含经云。一者。劫初光音下生。二者。揽众阴而生。三者。处处受生。故云众生。五阴。即色受等。见者。横计主宰为见我。慢者。俱生主宰为慢我。果报者。前所作因。今受果报。亦上受生义也。恶名秽称者。生佛相对。众生之名。下劣鄙陋。轮回六道。备受诸苦。故云浊也。反显极乐国中。诸上善人。同会一处。非众生浊故。
　　【疏】命浊者。以色心连持为体。催年减寿。即其相也。
　　【钞】连持者。依业所引第八识种。外色内心。互相连属。即息暖识三。相持不散。是为命根。一不连持。命根即断。故以为体。催年减寿者。当此减劫。不满百年。而复泡沫风灯。刹那不住。尤为短促。故云浊也。反显极乐国中。人民寿命。同佛无量。非命浊故。
　　【疏】此之五浊。且据果言。若楞严所云。或配三细六粗。或配五阴。义亦不异。
　　【钞】配三细等者。以劫浊配业相。谓无明初起。性遂浑浊故。次以见浊配转相现相。次以烦恼浊配智相续执取计名字相。次以众生浊配造业相。次以命浊配业系苦相。配五阴者。以劫浊配色阴。谓空见不分。妄见空而两无其实。性为浑浊故。次以见浊配受阴。次以烦恼浊配想阴。次以众生浊配行阴。次以命浊配识阴。言不异者。前一说。心无初相。则超劫浊。乃至无业系苦。则超命浊。是断无明等。名五浊得菩提也。后一说。色阴破。则超劫浊。乃至识阴破。则超命浊。是破五阴等。名五浊得菩提也。为说少殊。而义则大同也。
　　【疏】观经云。浊恶不善。五苦所逼。今不言五苦者。文省也。
　　【钞】五苦者。疏云。五道之苦。或五痛五烧五恶等。详具大本。兹不繁录。以浊必有苦。举浊该苦。故曰文省。
　　【疏】此五浊处。能自立者。亦已鲜矣。得成正觉。宁不难乎。是为第一重难事。明自利功德不可思议。
　　【钞】自立者。五浊恶世。人生其中。外则时势之所逼恼。内则惑障之所萦缠。况乎身属四生。命存呼吸。是以欲洁偏污。求升反坠。能于此中。分别善恶。持戒修福。自立于人天之位者。鲜矣。能于此中。深惧无常。修四谛十二因缘。自立于声闻缘觉之位者。抑又鲜矣。乃于此中。永断无明。高超三界。而得于无上正等菩提。是则同居火宅。独驭宝车。共溺爱河。卓登彼岸。岂非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此之谓难。此之谓自利功德不可思议也。
　　【疏】称理。则自性始觉冥乎本觉。是我赞诸佛义。本觉冥乎始觉。是诸佛赞我义。自性寂而常照。照而常寂。是释迦牟尼义。自性染而不染。不染而染。是五浊菩提义。
　　【钞】因该果海。果彻因源。则始本不二。用不离体。体不离用。则寂照同时。不染而染。难可了知。是菩提沉埋五浊。染而不染。难可了知。是五浊独露菩提。故知此佛彼佛。同归寂照之自心。烦恼菩提。不出悟迷之一念。本师即我。我即菩提。及得菩提。实无所得。

“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
生若浪沫浮于海。死若泡影碎于空。世之万物，存于瞬息，去不留影。我之存在，何物可证？
刀斩佞邪，救焚拯溺，于己造业障，于人结善果。若谋永恒，何故囚白驹于荒海，弃肉身而归净土。千里同风，海晏河清，乃渊底亡魂存在之证。春泥护花，生生不息，乃恒古之永恒。
大象无形，“我”之存在，镌刻于石，铭诸心腑。纵岁月消磨，字迹难辨，不改磐岩之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