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有一位手艺人，用十余年的时间，研究唐宋手艺“绞胎”，用泥土做出大自然最美的花纹，细腻的荷花，流动的海浪，天上的明月，和飘忽不定的烟云。
他让泥土变成了中国人才懂的浪漫。
对于爱莲之人，没有见过荷花的夏天，是不完整的。
我见过一瓣“粉荷”，在景德镇陶瓷大学附近一幢民宅里，像婴儿脸颊的细粉，花瓣里长出条条红丝、黄丝、白丝，嫩得如同徐志摩的那句：“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仿佛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令人温软，不忍触碰。
这是一瓣茶则，不能说是像，而是相信它是真的荷花瓣，从池塘里采来，施个法就成了一件器。
这条条细腻的纹路，不是画出来的，更是绘画、任何陶瓷技法都没办法达到的，是将不同颜色的泥土组合而成，这门工艺，叫绞胎。花纹由胎而生，内外相透，一胎一面，被称为“君子之瓷”。
这像从泥土里长出的花纹，总有一种奔放的真实的生命力，如同创作它的人，祝琛，十几年如一日地挑战绞胎的极限。
在祝琛身上有许多反差，第一次见到他根本想不到，这位从北方来的兄台，长得壮硕，手指健粗，却做出了最细腻的荷花瓣，怀着一颗玲珑心，把南方虚无缥缈的山水美学留在绞胎里。
或者根本想象不到这是一位艺术家，或者也说不清艺术家该是怎么样的，但有一种该是祝琛这样的：在粗糙的世界里，做着细腻的事情。
初来祝琛的工作室，吓了一跳，隐没在城中村的一幢民宅里，拾阶而上，台面泥灰渐多，正困惑着会有个怎么样的会见时，一个低沉浑厚的声音响在耳边：“来啦！”
穿着短T、拖鞋的祝老师领我们去向他的工作室，门前闲闲散散摆着些绞胎瓷的碎片，积上了厚厚的泥灰，我想他的工作室应该不会比这更朴素了吧。
触目所及，一层一层的架子上，只有杯盘碗碟、泥土、碎瓷，和刮片、割泥的弓、扫尘的刷子的工具，还有一张喝茶的桌子，这几乎是工作室的全部，乱中有序，让人有一种实在的从容。
遇上断电，祝老师无暇顾及，任我们随意看看摸摸。架子上零落散着各种绞胎瓷，胸中顿生惊奇：“这绞胎可真像两色阿尔卑斯糖”。
蓝泥或者红棕泥与白泥揉和，做出独立山峰的轮廓，层层叠叠，从盏心到盏沿；或者深褐、浅褐与白泥一起，搅拌出树木的纹理，或江水的波纹；或者一些具有现代风格的几何花纹......
在陶瓷上画草木虫鱼、人物故事是一种“装饰艺术”，用得最多的是画、彩绘，绞胎也是装饰工艺，唐宋时就已有，但在后来的历史中日渐没落消逝，没有了传承。
现在绞胎的花纹要能做到比画好，非常难，因为它是不同颜色的泥土，诞生不同的花纹。此时坐在对面的祝琛拿起茶杯，看着窗外，沉沉露出一句话：“终归到底就是好好做东西，把东西做好，不用去想那些。”好到什么的程度？“其他陶瓷技术都达不到的程度。”
茶桌上有一个银杏叶碗，碗底是一瓣银杏叶。扇形的叶瓣上有一丝丝宛如叶脉的细丝，从叶根通达到叶尖，却并不僵直死板，而像活了一样。而在它的底部，是同一片银杏叶。
绞胎的“极致细腻”，除了银杏，还有前头提到的花瓣茶则，以及荷花碗。一条条红丝，若藕丝般细腻，却不僵硬，有伸展、散发，像是从荷花的枝枝蔓蔓中活着生长出来一样。
这种宛如从泥土里长出来一样的花纹，是浅浅一层绘画做不到的。但对于祝琛，这里还有对绞胎的技法克服。
高温之下，泥土并不听话，不同颜色泥土的伸展、发散的程度不同，有的大点儿，有的小点儿，有的收缩厉害，有的扩张，各有各的想法。调和好了皆大欢喜，不好就是开裂、歪、凹凸不平。
当极致细腻、极致微观的花纹都能做出来的时候，就是一种成功，最后“别人看到的就不再是工艺，而是震惊于绞胎竟然这样美。”
这种极致的美，来自死磕，用祝琛的话来说：“我是一个比较犟的人”。犟对于美，或许是一件好事。
祝琛的生活很简单，不做绞胎的时候，“就这样坐着、喝茶、空想”。但在做绞胎这件事情上，却是一个很跳跃的人。
“我做花纹的时候想追求花纹的复杂程度，做技法，当做出来之后，就不再去追求了。”极致细腻、规律的另一个极端，是否可以不规律，但又很美。
“浪”一个极具起伏的动作，海面上，它乘风而起，水花朵朵，有时簇得高，有时簇得低。祝琛做海浪，只给它一个飞扬的走向，可是有多高、多弯、浪尖多细，都是炉火里泥土最终去完成的。
祝琛工作室那一排“海上明月杯”，每一个都不一样。海浪高耸者，浪花簇簇，天上月影遥遥，颇有些“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关怀。
有的浪却只低低地起伏了一下，显得低沉，像“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孤单，或者“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的落寞。
泥有了千变万化，美就有了千形万象。然而自由的背后，面对的是意外。祝琛做了一个盘子，唯有中间一道黄褐的花纹横穿而过，其余都是紫砂泥。
一块泥土上，花纹复杂但规律时，每个方向拉扯的力度是均匀的，开裂的可能性相对小。但这样孤零零一道不同颜色的泥搅合一起，仿佛一个拳头打进去，极易破裂。
做好一件，要比均匀的花纹花很多时间，一个周期一个周期地尝试。成功以后，那紫砂土上的一道花纹，令人惊艳，孤独又利落，一圈一圈如宇宙的星轨，摄人心魄。
相比规律鲜亮的花纹，这黑漆漆的一件，孤单单的纹路，很少人喜欢。祝琛喜欢做这样的尝试，一方面，挑战简单，是对绞胎的更高要求。
另一方面泥土带来的不确定与变化，却让他感到惊奇，享受惊喜是他的快乐。至于结果，“不稳定是考验，也是意外”，有好，也有坏。
中国的留白对祝琛有着迷之吸引力，但一个在北方长大的人对这种意境，缺乏想象。
“北方的山和南方的山不一样，北方是石头山，下雨后它不会有雾气，但是南方就不一样，我看见它下雨后飘着东西。”那是云烟、和未散的水汽，青山隐约其中。
话到此处，祝老师胸中欢喜，他爱上这里的山，喜欢骑着摩托车在风里跑，余云散山显。早在天津读本科时，他就想把有一天可以用绞胎做出山的诗意，但是“那时候我做不出来的”。
做过五颜六色的泥土，千遍百遍摸过泥水，有了底气，祝琛才有了时机。他终于知道有两种白泥，可以融合一块，烧制后，上下各一道，如同光与影，似雨停云散后，日影初漏，深深浅浅，带着点飘忽不定，这便是南方的山。
慢慢地，会做山峰的青绿色，远黛色，一条条山线、云脉，形成山林的起伏，云雾的朦胧，雨丝的断续。祝琛的绞胎迎来了诗意之美。
“我个人很喜欢这种意境的东西，很简单，也比较复杂。”以无胜有，是中国人最浪漫的美好。
渐渐明白，留白原来那么不容易做到。不是看不懂的书法，叫留白；看不懂的画，叫诗意；读不明的诗，叫意境。留白不粗糙，更不该被粗糙地理解。
诚如祝琛所言：“这必须经过很长的一个探索，不是一步就达到的状态，不可能。”
未曾对花纹做过复杂、细腻，未曾把把技艺做到极致，未拥有过丰富，如何减，如何留。留白不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经历，而是存在后，沉沥出来的简单。
茶喝到最后，祝琛说自己做过一条鱼，跃在盘上、盘底，如飘如飞，但他以后不会再做了。
“因为我觉得绞胎做出来的没有画的好看，工笔画出来的可能比它更生动，那就没有做的必要。”要做只能是绞胎才能表达的美，这样它才有“存在”。
心中欣喜，不为了讨好任何而存在，把全部的身心集中起来去做，用一个饱满的状态去抵达，这种存在才深刻，美才有了唯一。
迎合是一件容易却粗糙的事情，真实与细腻地对它最好的反击，好在依然有着心怀美好的人们。但愿世界的粗糙，没有埋没美好。#弘耑纪录##弘耑访谈#
他让泥土变成了中国人才懂的浪漫。
对于爱莲之人，没有见过荷花的夏天，是不完整的。
我见过一瓣“粉荷”，在景德镇陶瓷大学附近一幢民宅里，像婴儿脸颊的细粉，花瓣里长出条条红丝、黄丝、白丝，嫩得如同徐志摩的那句：“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仿佛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令人温软，不忍触碰。
这是一瓣茶则，不能说是像，而是相信它是真的荷花瓣，从池塘里采来，施个法就成了一件器。
这条条细腻的纹路，不是画出来的，更是绘画、任何陶瓷技法都没办法达到的，是将不同颜色的泥土组合而成，这门工艺，叫绞胎。花纹由胎而生，内外相透，一胎一面，被称为“君子之瓷”。
这像从泥土里长出的花纹，总有一种奔放的真实的生命力，如同创作它的人，祝琛，十几年如一日地挑战绞胎的极限。
在祝琛身上有许多反差，第一次见到他根本想不到，这位从北方来的兄台，长得壮硕，手指健粗，却做出了最细腻的荷花瓣，怀着一颗玲珑心，把南方虚无缥缈的山水美学留在绞胎里。
或者根本想象不到这是一位艺术家，或者也说不清艺术家该是怎么样的，但有一种该是祝琛这样的：在粗糙的世界里，做着细腻的事情。
初来祝琛的工作室，吓了一跳，隐没在城中村的一幢民宅里，拾阶而上，台面泥灰渐多，正困惑着会有个怎么样的会见时，一个低沉浑厚的声音响在耳边：“来啦！”
穿着短T、拖鞋的祝老师领我们去向他的工作室，门前闲闲散散摆着些绞胎瓷的碎片，积上了厚厚的泥灰，我想他的工作室应该不会比这更朴素了吧。
触目所及，一层一层的架子上，只有杯盘碗碟、泥土、碎瓷，和刮片、割泥的弓、扫尘的刷子的工具，还有一张喝茶的桌子，这几乎是工作室的全部，乱中有序，让人有一种实在的从容。
遇上断电，祝老师无暇顾及，任我们随意看看摸摸。架子上零落散着各种绞胎瓷，胸中顿生惊奇：“这绞胎可真像两色阿尔卑斯糖”。
蓝泥或者红棕泥与白泥揉和，做出独立山峰的轮廓，层层叠叠，从盏心到盏沿；或者深褐、浅褐与白泥一起，搅拌出树木的纹理，或江水的波纹；或者一些具有现代风格的几何花纹......
在陶瓷上画草木虫鱼、人物故事是一种“装饰艺术”，用得最多的是画、彩绘，绞胎也是装饰工艺，唐宋时就已有，但在后来的历史中日渐没落消逝，没有了传承。
现在绞胎的花纹要能做到比画好，非常难，因为它是不同颜色的泥土，诞生不同的花纹。此时坐在对面的祝琛拿起茶杯，看着窗外，沉沉露出一句话：“终归到底就是好好做东西，把东西做好，不用去想那些。”好到什么的程度？“其他陶瓷技术都达不到的程度。”
茶桌上有一个银杏叶碗，碗底是一瓣银杏叶。扇形的叶瓣上有一丝丝宛如叶脉的细丝，从叶根通达到叶尖，却并不僵直死板，而像活了一样。而在它的底部，是同一片银杏叶。
绞胎的“极致细腻”，除了银杏，还有前头提到的花瓣茶则，以及荷花碗。一条条红丝，若藕丝般细腻，却不僵硬，有伸展、散发，像是从荷花的枝枝蔓蔓中活着生长出来一样。
这种宛如从泥土里长出来一样的花纹，是浅浅一层绘画做不到的。但对于祝琛，这里还有对绞胎的技法克服。
高温之下，泥土并不听话，不同颜色泥土的伸展、发散的程度不同，有的大点儿，有的小点儿，有的收缩厉害，有的扩张，各有各的想法。调和好了皆大欢喜，不好就是开裂、歪、凹凸不平。
当极致细腻、极致微观的花纹都能做出来的时候，就是一种成功，最后“别人看到的就不再是工艺，而是震惊于绞胎竟然这样美。”
这种极致的美，来自死磕，用祝琛的话来说：“我是一个比较犟的人”。犟对于美，或许是一件好事。
祝琛的生活很简单，不做绞胎的时候，“就这样坐着、喝茶、空想”。但在做绞胎这件事情上，却是一个很跳跃的人。
“我做花纹的时候想追求花纹的复杂程度，做技法，当做出来之后，就不再去追求了。”极致细腻、规律的另一个极端，是否可以不规律，但又很美。
“浪”一个极具起伏的动作，海面上，它乘风而起，水花朵朵，有时簇得高，有时簇得低。祝琛做海浪，只给它一个飞扬的走向，可是有多高、多弯、浪尖多细，都是炉火里泥土最终去完成的。
祝琛工作室那一排“海上明月杯”，每一个都不一样。海浪高耸者，浪花簇簇，天上月影遥遥，颇有些“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关怀。
有的浪却只低低地起伏了一下，显得低沉，像“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孤单，或者“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的落寞。
泥有了千变万化，美就有了千形万象。然而自由的背后，面对的是意外。祝琛做了一个盘子，唯有中间一道黄褐的花纹横穿而过，其余都是紫砂泥。
一块泥土上，花纹复杂但规律时，每个方向拉扯的力度是均匀的，开裂的可能性相对小。但这样孤零零一道不同颜色的泥搅合一起，仿佛一个拳头打进去，极易破裂。
做好一件，要比均匀的花纹花很多时间，一个周期一个周期地尝试。成功以后，那紫砂土上的一道花纹，令人惊艳，孤独又利落，一圈一圈如宇宙的星轨，摄人心魄。
相比规律鲜亮的花纹，这黑漆漆的一件，孤单单的纹路，很少人喜欢。祝琛喜欢做这样的尝试，一方面，挑战简单，是对绞胎的更高要求。
另一方面泥土带来的不确定与变化，却让他感到惊奇，享受惊喜是他的快乐。至于结果，“不稳定是考验，也是意外”，有好，也有坏。
中国的留白对祝琛有着迷之吸引力，但一个在北方长大的人对这种意境，缺乏想象。
“北方的山和南方的山不一样，北方是石头山，下雨后它不会有雾气，但是南方就不一样，我看见它下雨后飘着东西。”那是云烟、和未散的水汽，青山隐约其中。
话到此处，祝老师胸中欢喜，他爱上这里的山，喜欢骑着摩托车在风里跑，余云散山显。早在天津读本科时，他就想把有一天可以用绞胎做出山的诗意，但是“那时候我做不出来的”。
做过五颜六色的泥土，千遍百遍摸过泥水，有了底气，祝琛才有了时机。他终于知道有两种白泥，可以融合一块，烧制后，上下各一道，如同光与影，似雨停云散后，日影初漏，深深浅浅，带着点飘忽不定，这便是南方的山。
慢慢地，会做山峰的青绿色，远黛色，一条条山线、云脉，形成山林的起伏，云雾的朦胧，雨丝的断续。祝琛的绞胎迎来了诗意之美。
“我个人很喜欢这种意境的东西，很简单，也比较复杂。”以无胜有，是中国人最浪漫的美好。
渐渐明白，留白原来那么不容易做到。不是看不懂的书法，叫留白；看不懂的画，叫诗意；读不明的诗，叫意境。留白不粗糙，更不该被粗糙地理解。
诚如祝琛所言：“这必须经过很长的一个探索，不是一步就达到的状态，不可能。”
未曾对花纹做过复杂、细腻，未曾把把技艺做到极致，未拥有过丰富，如何减，如何留。留白不是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经历，而是存在后，沉沥出来的简单。
茶喝到最后，祝琛说自己做过一条鱼，跃在盘上、盘底，如飘如飞，但他以后不会再做了。
“因为我觉得绞胎做出来的没有画的好看，工笔画出来的可能比它更生动，那就没有做的必要。”要做只能是绞胎才能表达的美，这样它才有“存在”。
心中欣喜，不为了讨好任何而存在，把全部的身心集中起来去做，用一个饱满的状态去抵达，这种存在才深刻，美才有了唯一。
迎合是一件容易却粗糙的事情，真实与细腻地对它最好的反击，好在依然有着心怀美好的人们。但愿世界的粗糙，没有埋没美好。#弘耑纪录##弘耑访谈#
【#历史冷知识# 你知道吗？贝多芬最牛的作品是耳疾之后创作的】
你就算塞上自己的耳朵，却仍然能听见自己的声音，这个原理被耳聋的贝多芬用上了。
贝多芬在耳聋之后依然创作出几十部交响曲和其他歌曲。他到底是如何办到的？原来，贝多芬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小妙招。耳聋后的贝多芬将一根棒子与钢琴相连，再把棒子咬在嘴里。如今我们都知道这是利用了骨传导的原理。
那么，贝多芬到底是如何发现骨传导的呢？
（一）贝多芬与骨传导
1824年5月7日，传奇的《第九交响曲》在维也纳克恩顿门大剧院首演。精彩的演出结束时，时年54岁的贝多芬（当时已完全丧失听力）仍然在前排座位上和“正式指挥”一起指挥，直到他转过身去，才看到观众热烈鼓掌的情景。
贝多芬的音乐生涯充分体现了何为天才，而在他个人的人生中，最为显眼的便是他面对耳聋的持久抗争和他不断承受的痛苦折磨。这位德意志作曲家在大约28岁时，第一次注意到自己的听力衰退。那时，他早已是维也纳乐坛中卓有建树的人物，被视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能够匹敌那位让所有人都相形见绌的大音乐家沃尔夫冈·莫扎特。
我们仅能想象一下，对于这样的一位音乐天才来说，命运对他来说是多么得残酷。在这么多人之中，偏偏是他——了不起的贝多芬——将会耳聋！仿佛就像让毕加索失去视力，或者将罗丹砍掉双臂一般。
但贝多芬意志坚定，并不轻言放弃。他有一句名言是：“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决不能让命运使我屈服。”他确实说到做到。从1803年到1812年，尽管听力迅速恶化，贝多芬还是创作出一部歌剧、六部交响曲、四首独奏协奏曲、五首弦乐四重奏、六首弦乐奏鸣曲、七首钢琴奏鸣曲、五组钢琴变奏曲、四首前奏曲、四首三重奏、两首六重奏和72首歌曲。
难不成贝多芬是个发明家？
尽管处在耳聋带来的痛苦中，贝多芬并没有放弃。相反地，他还有个“小帮手”。贝多芬为了继续作曲和演奏音乐，偶然发现了一个对听力至关重要的物理现象：骨传导。
当时的科学家对人类听力的运作机理所知甚少。但尽管贝多芬事实上丧失了听觉，他却依然能听见自己弹奏音乐，靠的是将一根木棒的一端放到钢琴上，再用牙齿咬住木棒的另一端。当他弹出音符，振动从钢琴传导给他的下颚，再从那儿直接传导到内耳。仿若奇迹一般，他又能听见乐声了！
声音无非是在空气中传播的声振动。原子以某些频率振动，导致耳膜振动，再转换为另一种不同的振动，耳蜗（也被称为内耳）能感知那些振动，并通过听觉神经将声音信息传送至大脑，那些信息在大脑中被处理为听觉讯息。
但除了空气传导，人类还有第二种听到声音的方法。假如内耳直接暴露在骨骼的声振动之下，那么虽然耳膜被绕过了，人仍然能听见声音。你就算塞上自己的耳朵，却仍然能听见自己的声音，骨传导就是背后的原因之一。
下潜到海洋深处的鲸鱼也是依靠骨传导听见声音，公象同样是依靠骨传导听到几十公里之外母象跺脚发出的交配呼叫。
如今，贝多芬构思的骨传导解决方案被运用于一些助听装置中。骨传导助听装置（BAHA）将麦克风拾取到的声音转化为振动，再通过头颅骨骼传送给内耳耳蜗。本质上，骨传导装置代替了有缺陷的耳膜。
在某些应用中，拥有完好听力的人也会使用骨传导助听装置。
譬如说，军用头戴式耳机使得士兵能听见通过骨传导装置传送的命令，有时是整合进头盔中，纵然战场有敌方炮火的背景噪声，依然能起效。特制的骨传导助听装置使得潜水员能在水下听见声音和通话。
（二）贝多芬与耳聋的最后斗争
贝多芬对抗耳聋的方式是最吸引人的人性故事之一。然而，贝多芬耳聋的起因依旧是个谜团。贝多芬罹患了许多其他疾病，于是对他的耳聋做诊断更具挑战性。他患上的一连串疾病包括慢性腹痛和腹泻（可能是由炎症性肠病引发的）、抑郁症、酒精滥用、呼吸障碍、关节疼痛、眼睛炎症和肝硬化。
肝硬化是他饮酒无度带来的后果，并可能最终要了贝多芬的命（他死于1827年）。尸体剖检显示严重肝硬化的迹象，但也显示了耳内听觉神经和其他相关神经的异常。
依照当时的常见风俗，一位名叫费迪南·希勒（Ferdinand Hiller）的年轻音乐家从贝多芬的脑袋上剪下一缕头发，作为纪念品保留下来。这一缕头发在希勒家族中传承了将近一个世纪，直到它在因缘际会下落入丹麦医生凯·弗雷明（Kay Fremming）之手。
这位医生因为在纳粹占领丹麦期间帮助数千名犹太人逃往瑞典而闻名遐迩，当时弗雷明称为家园的一个小渔村就在靠近瑞典国界的地方。一些人推测，是一名犹太难民为了感谢医生的救命之恩，将贝多芬的头发赠送给弗雷明医生。
我们明确知道的事实是，这缕头发包括582根发丝，被传到了弗雷明女儿的手上，她在1994年将头发交付拍卖。一位来自亚利桑那州的泌尿科医师阿尔弗雷多·格瓦拉（Alfredo Guevara）以7000美元的价格买下头发。格瓦拉保留了若干发丝，将剩下的头发捐献给设于加州圣荷西州立大学的艾拉·布里连特贝多芬研究中心（Ira F. Brilliant Center for Beethoven Studies）。
此时，该大学的科学家考虑检验贝多芬头发的DNA，寻找线索，力求解开这位伟大作曲家的耳聋之谜。这些头发接受了DNA检验、化学分析、法医检验和毒理学化验。结果非常明确：头发中高得反常的铅水平。
贝多芬在世期间，人们并不知道铅中毒，使用以铅制成的餐盘和酒杯在那个年代司空见惯。甚至那个时期的葡萄酒——贝多芬最爱的酒——常常含有为了让酒变甜而添加的铅。也许是严重的铅中毒造成贝多芬失去听力。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贝多芬试图隐瞒自己恶化的听力，担心假如消息传出后，可能毁掉他的音乐家生涯。但他也藏不了太久。当时的作曲家常常也担任乐队指挥，甚至是亲自演奏他们的作品，最终外界注意到贝多芬的病症。
1814年，同为作曲家的路易斯·施波尔在观看贝多芬的钢琴排练后，说：“……音乐莫名其妙，除非谁能看一下钢琴部分。我对于如此艰难的命运感到深深的忧伤。”
45岁那年，贝多芬完全丧失了听力，他的社会生活同样告终。在他人生最后一段岁月，贝多芬变成遁世隐居、与世隔绝之人，只允许区区几位朋友来拜访他。他在这段时期创作的音乐作品包括著名的《第六交响曲》，反映出他对自然的热爱和他在乡村度过的完全寂静的生活。
贝多芬描述《第六交响曲》时说它“比绘画更多地表达了情感”，第一乐章的标题“到达乡郊，复苏轻松的心情”突出了这个观点。
在贝多芬的全聋时期，他还创作了《庄严弥撒》、歌剧《费德里奥》及其他作品。
我们不清楚在贝多芬人生最后几年，他的内耳是否仍然机能尚存（那样他能继续用那根骨传导木棒听见他在钢琴上创作的作品）。许多专家相信，贝多芬不需要听见自己的作品，因为他是一位作曲大师，知道创造音乐的所有规则。甚至在他耳聋时，贝多芬都是一位不世出的音乐语言大师，一位百折不挠的励志偶像。
你就算塞上自己的耳朵，却仍然能听见自己的声音，这个原理被耳聋的贝多芬用上了。
贝多芬在耳聋之后依然创作出几十部交响曲和其他歌曲。他到底是如何办到的？原来，贝多芬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小妙招。耳聋后的贝多芬将一根棒子与钢琴相连，再把棒子咬在嘴里。如今我们都知道这是利用了骨传导的原理。
那么，贝多芬到底是如何发现骨传导的呢？
（一）贝多芬与骨传导
1824年5月7日，传奇的《第九交响曲》在维也纳克恩顿门大剧院首演。精彩的演出结束时，时年54岁的贝多芬（当时已完全丧失听力）仍然在前排座位上和“正式指挥”一起指挥，直到他转过身去，才看到观众热烈鼓掌的情景。
贝多芬的音乐生涯充分体现了何为天才，而在他个人的人生中，最为显眼的便是他面对耳聋的持久抗争和他不断承受的痛苦折磨。这位德意志作曲家在大约28岁时，第一次注意到自己的听力衰退。那时，他早已是维也纳乐坛中卓有建树的人物，被视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能够匹敌那位让所有人都相形见绌的大音乐家沃尔夫冈·莫扎特。
我们仅能想象一下，对于这样的一位音乐天才来说，命运对他来说是多么得残酷。在这么多人之中，偏偏是他——了不起的贝多芬——将会耳聋！仿佛就像让毕加索失去视力，或者将罗丹砍掉双臂一般。
但贝多芬意志坚定，并不轻言放弃。他有一句名言是：“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决不能让命运使我屈服。”他确实说到做到。从1803年到1812年，尽管听力迅速恶化，贝多芬还是创作出一部歌剧、六部交响曲、四首独奏协奏曲、五首弦乐四重奏、六首弦乐奏鸣曲、七首钢琴奏鸣曲、五组钢琴变奏曲、四首前奏曲、四首三重奏、两首六重奏和72首歌曲。
难不成贝多芬是个发明家？
尽管处在耳聋带来的痛苦中，贝多芬并没有放弃。相反地，他还有个“小帮手”。贝多芬为了继续作曲和演奏音乐，偶然发现了一个对听力至关重要的物理现象：骨传导。
当时的科学家对人类听力的运作机理所知甚少。但尽管贝多芬事实上丧失了听觉，他却依然能听见自己弹奏音乐，靠的是将一根木棒的一端放到钢琴上，再用牙齿咬住木棒的另一端。当他弹出音符，振动从钢琴传导给他的下颚，再从那儿直接传导到内耳。仿若奇迹一般，他又能听见乐声了！
声音无非是在空气中传播的声振动。原子以某些频率振动，导致耳膜振动，再转换为另一种不同的振动，耳蜗（也被称为内耳）能感知那些振动，并通过听觉神经将声音信息传送至大脑，那些信息在大脑中被处理为听觉讯息。
但除了空气传导，人类还有第二种听到声音的方法。假如内耳直接暴露在骨骼的声振动之下，那么虽然耳膜被绕过了，人仍然能听见声音。你就算塞上自己的耳朵，却仍然能听见自己的声音，骨传导就是背后的原因之一。
下潜到海洋深处的鲸鱼也是依靠骨传导听见声音，公象同样是依靠骨传导听到几十公里之外母象跺脚发出的交配呼叫。
如今，贝多芬构思的骨传导解决方案被运用于一些助听装置中。骨传导助听装置（BAHA）将麦克风拾取到的声音转化为振动，再通过头颅骨骼传送给内耳耳蜗。本质上，骨传导装置代替了有缺陷的耳膜。
在某些应用中，拥有完好听力的人也会使用骨传导助听装置。
譬如说，军用头戴式耳机使得士兵能听见通过骨传导装置传送的命令，有时是整合进头盔中，纵然战场有敌方炮火的背景噪声，依然能起效。特制的骨传导助听装置使得潜水员能在水下听见声音和通话。
（二）贝多芬与耳聋的最后斗争
贝多芬对抗耳聋的方式是最吸引人的人性故事之一。然而，贝多芬耳聋的起因依旧是个谜团。贝多芬罹患了许多其他疾病，于是对他的耳聋做诊断更具挑战性。他患上的一连串疾病包括慢性腹痛和腹泻（可能是由炎症性肠病引发的）、抑郁症、酒精滥用、呼吸障碍、关节疼痛、眼睛炎症和肝硬化。
肝硬化是他饮酒无度带来的后果，并可能最终要了贝多芬的命（他死于1827年）。尸体剖检显示严重肝硬化的迹象，但也显示了耳内听觉神经和其他相关神经的异常。
依照当时的常见风俗，一位名叫费迪南·希勒（Ferdinand Hiller）的年轻音乐家从贝多芬的脑袋上剪下一缕头发，作为纪念品保留下来。这一缕头发在希勒家族中传承了将近一个世纪，直到它在因缘际会下落入丹麦医生凯·弗雷明（Kay Fremming）之手。
这位医生因为在纳粹占领丹麦期间帮助数千名犹太人逃往瑞典而闻名遐迩，当时弗雷明称为家园的一个小渔村就在靠近瑞典国界的地方。一些人推测，是一名犹太难民为了感谢医生的救命之恩，将贝多芬的头发赠送给弗雷明医生。
我们明确知道的事实是，这缕头发包括582根发丝，被传到了弗雷明女儿的手上，她在1994年将头发交付拍卖。一位来自亚利桑那州的泌尿科医师阿尔弗雷多·格瓦拉（Alfredo Guevara）以7000美元的价格买下头发。格瓦拉保留了若干发丝，将剩下的头发捐献给设于加州圣荷西州立大学的艾拉·布里连特贝多芬研究中心（Ira F. Brilliant Center for Beethoven Studies）。
此时，该大学的科学家考虑检验贝多芬头发的DNA，寻找线索，力求解开这位伟大作曲家的耳聋之谜。这些头发接受了DNA检验、化学分析、法医检验和毒理学化验。结果非常明确：头发中高得反常的铅水平。
贝多芬在世期间，人们并不知道铅中毒，使用以铅制成的餐盘和酒杯在那个年代司空见惯。甚至那个时期的葡萄酒——贝多芬最爱的酒——常常含有为了让酒变甜而添加的铅。也许是严重的铅中毒造成贝多芬失去听力。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贝多芬试图隐瞒自己恶化的听力，担心假如消息传出后，可能毁掉他的音乐家生涯。但他也藏不了太久。当时的作曲家常常也担任乐队指挥，甚至是亲自演奏他们的作品，最终外界注意到贝多芬的病症。
1814年，同为作曲家的路易斯·施波尔在观看贝多芬的钢琴排练后，说：“……音乐莫名其妙，除非谁能看一下钢琴部分。我对于如此艰难的命运感到深深的忧伤。”
45岁那年，贝多芬完全丧失了听力，他的社会生活同样告终。在他人生最后一段岁月，贝多芬变成遁世隐居、与世隔绝之人，只允许区区几位朋友来拜访他。他在这段时期创作的音乐作品包括著名的《第六交响曲》，反映出他对自然的热爱和他在乡村度过的完全寂静的生活。
贝多芬描述《第六交响曲》时说它“比绘画更多地表达了情感”，第一乐章的标题“到达乡郊，复苏轻松的心情”突出了这个观点。
在贝多芬的全聋时期，他还创作了《庄严弥撒》、歌剧《费德里奥》及其他作品。
我们不清楚在贝多芬人生最后几年，他的内耳是否仍然机能尚存（那样他能继续用那根骨传导木棒听见他在钢琴上创作的作品）。许多专家相信，贝多芬不需要听见自己的作品，因为他是一位作曲大师，知道创造音乐的所有规则。甚至在他耳聋时，贝多芬都是一位不世出的音乐语言大师，一位百折不挠的励志偶像。
《从梅花说到美》——丰子恺
（一）
梅花开了！我们站在梅花前面，看到冰清玉洁的花朵的时候，心中感到一种异常的快适。这快适与收到附汇票的家信时或得到full mark的分数时的快适，滋味不同。与听到下课铃时的快适，星期六晚上的快适，心情也全然各异，这是一种沉静、深刻而微妙的快适，是言语不能说明，而对花的时候，个人会自然感到。这就叫做“美”。
美不能说明只能感到。但我们在梅花面前实际地感到了这种沉静、深刻而微妙的美，而不求推求和说明，总不甘心。美的本身的滋味虽然不能说出，但美的外部的情状，例如原因或条件等，总可以推究而谈论一下，现在我看到了梅花而感到美，感到美而想谈美了。
关于“美是什么”的问题，自古没有一定的学说。俄罗斯文豪托尔斯泰曾在其《艺术论》中列述近代三四十位美学研究者的学说，而各人说法不同。要深究这个问题，当读美学的专书。现在我们只能将古代最著名的几家的学说，在这里略谈论一下。
最初，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这样说：“美的东西，就是最适合于其用途及目的的东西。”他举房屋为例，说最美丽的房屋就是最适合用途、最适于居住的房屋。这的确是有理由的，房子的外观，无论何等美丽，而内部不不适于居人，绝不能说是美的建筑，不仅房屋为然，用具及衣服等亦是如此。大瓶的样子无论何等巧妙，倘内部不能盛水插花，下部不能稳坐桌子上，终不能说是美的工艺品。高跟皮鞋的曲线无论何等玲珑，倘穿了走路要跌跤，终不能说是美的装束。
“美就是适于用途与目的。”苏格拉底这句话，在建筑及工艺上固然讲得通，但按到我们的梅花，就使人难解了。我们站在梅花前面，实际地感到了梅花的美。但没花有什么用途与目的？梅花是天教它开的，不是人所制造的，天生出它来，或许有用途与目的，但人们不能知道。人们只能站在它前面感到它的美。风景也是如此，西湖的风景很美，但我们绝不能想到西湖的用途与目的，只有巨人可拿西湖来当镜子。
这样想来，苏格拉底的美学说是专指人造的实用物而说的。自然及艺术品的美，都不能用他的学说来说明。梅花与西湖都很美，而没有用途与目的；姜白石（姜夔）的《暗香》与《疏影》为咏梅的有名的词，但词有什么用途与目的？苏格拉底的话，很有缺陷呢！
苏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图，也是思想很好的美学者。他想补足先生的缺陷，说“美是给我们快感的”。这句话的确不错，我们站在梅花面前，看到梅花的名画，读到《暗香》《疏影》，的确发生一种快感，在开篇处我早已说过了。
然而仔细一想，这话也未必尽然。有快感的东西不一定是美的，例如夏天吃冰淇淋，冬天捧热水袋，都有快感。然而吃冰淇淋与捧热水袋不能说是美的。肴饌入口时很有快感，然厨师不能说是美学家。罗马的享乐主义者们中，原有重视肴饌的人，说肴饌是比绘画、音乐更美的艺术。但这是我们所不能首肯的话，或罗马的亡国奴的话，照柏拉图的话做去，我们将与罗马的亡国奴一样了。柏拉图自己蔑视肴饌，这样说来绘画、音乐、雕刻等一切诉于美感觉的美术，均不足取了（因为柏拉图是一个轻视肉体而贵重灵魂的哲学家，肴饌是养肉体的，所以被蔑视）。故柏拉图的学说，仍不免有很大的缺陷。
于是，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再来修补先生学说的缺陷。但他对于美没有议论，只有对于艺术的学说。他说“艺术贵乎逼真”。这也的确是卓见。诸位上图画课时，不是尽力在要求画的像么？小孩子看见梅花，画五个圈，我们看见了都赞道：“画得很好。”因为很像梅花，所以很好。照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艺术贵乎自然的模仿，凡肖似实物的都是美的。这叫做“自然模仿说”，在古来的艺术论中很有势力，到今日还不失为艺术问的中心。
然而仔细想一想，这一说也不是健全的。倘艺术贵乎自然模仿，凡肖似实物的都是美的，那么，照相是最高的艺术，照相师是最伟大的艺术家了。用照相照出来的景物，比用手画出来的景物逼真的多，则照相应该比绘画更贵了。然而，照相终是照相，近来虽有进步的美术照相，但严格地说来，美术照相只能算是摄制的艺术，不论视为纯正的艺术。理由很长。简言之：因为照相中缺乏人的心的活动，故不能成为正格的艺术。画家所画的梅花，是舍弃梅花的不美的点，而仅仅取其美的点，又助长其美，而表现在纸上的。换言之，画中的梅花是理想化的梅花，画中可以行理想化，而照相中不能磨。模仿与理想化——此二者为艺术成立的最大条件。亚里士多德的话，偏重了模仿而疏忽了理想化，所以也不是健全的学说。
以上所说，是古代最著名的三家的美学说。近代的思想家，对于美有什么新意见呢？德国有真善美合一说及美的独立说，二说正相反对。略述如下：
近代德国美学家鲍姆加敦说：“圆满之物诉于我们的感觉的时候，我们感到美。”这句话道理很复杂了。所谓圆满，必定有种种的要素。例如梅花，仅仅5个圆圈，不能称为圆满，必有许多花，又有蕊，有枝，有纤，或有盆，总之，不是单纯而是复杂的。但一味复杂而没有秩序，例如在纸上乱瞄了几百个圆圈，又不能称为圆满，不能成为画。必须讲究布置，还有统一，方可称为圆满。故换言之，圆满就是“复杂的统一”。做人也是如此的：人格。必须有丰富的知识与感情，而又有统一的见解的人，方能具有圆满的人格。我们用意志来力求这圆满，就是“善”；用理智来认识这圆满，就是“真”，用感情来感到这圆满，就是“美”。故真、美、善是同一物，不过或诉于意志，或诉于理知，或诉于感情而已。——这叫做真善美合一说。
反之，德国还有温科尔曼和雷迅两人，完全反对包姆加敦，说美是独立的。他们说：“美与真善不同，美全是美，除美以外无他物。”
（一）
梅花开了！我们站在梅花前面，看到冰清玉洁的花朵的时候，心中感到一种异常的快适。这快适与收到附汇票的家信时或得到full mark的分数时的快适，滋味不同。与听到下课铃时的快适，星期六晚上的快适，心情也全然各异，这是一种沉静、深刻而微妙的快适，是言语不能说明，而对花的时候，个人会自然感到。这就叫做“美”。
美不能说明只能感到。但我们在梅花面前实际地感到了这种沉静、深刻而微妙的美，而不求推求和说明，总不甘心。美的本身的滋味虽然不能说出，但美的外部的情状，例如原因或条件等，总可以推究而谈论一下，现在我看到了梅花而感到美，感到美而想谈美了。
关于“美是什么”的问题，自古没有一定的学说。俄罗斯文豪托尔斯泰曾在其《艺术论》中列述近代三四十位美学研究者的学说，而各人说法不同。要深究这个问题，当读美学的专书。现在我们只能将古代最著名的几家的学说，在这里略谈论一下。
最初，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这样说：“美的东西，就是最适合于其用途及目的的东西。”他举房屋为例，说最美丽的房屋就是最适合用途、最适于居住的房屋。这的确是有理由的，房子的外观，无论何等美丽，而内部不不适于居人，绝不能说是美的建筑，不仅房屋为然，用具及衣服等亦是如此。大瓶的样子无论何等巧妙，倘内部不能盛水插花，下部不能稳坐桌子上，终不能说是美的工艺品。高跟皮鞋的曲线无论何等玲珑，倘穿了走路要跌跤，终不能说是美的装束。
“美就是适于用途与目的。”苏格拉底这句话，在建筑及工艺上固然讲得通，但按到我们的梅花，就使人难解了。我们站在梅花前面，实际地感到了梅花的美。但没花有什么用途与目的？梅花是天教它开的，不是人所制造的，天生出它来，或许有用途与目的，但人们不能知道。人们只能站在它前面感到它的美。风景也是如此，西湖的风景很美，但我们绝不能想到西湖的用途与目的，只有巨人可拿西湖来当镜子。
这样想来，苏格拉底的美学说是专指人造的实用物而说的。自然及艺术品的美，都不能用他的学说来说明。梅花与西湖都很美，而没有用途与目的；姜白石（姜夔）的《暗香》与《疏影》为咏梅的有名的词，但词有什么用途与目的？苏格拉底的话，很有缺陷呢！
苏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图，也是思想很好的美学者。他想补足先生的缺陷，说“美是给我们快感的”。这句话的确不错，我们站在梅花面前，看到梅花的名画，读到《暗香》《疏影》，的确发生一种快感，在开篇处我早已说过了。
然而仔细一想，这话也未必尽然。有快感的东西不一定是美的，例如夏天吃冰淇淋，冬天捧热水袋，都有快感。然而吃冰淇淋与捧热水袋不能说是美的。肴饌入口时很有快感，然厨师不能说是美学家。罗马的享乐主义者们中，原有重视肴饌的人，说肴饌是比绘画、音乐更美的艺术。但这是我们所不能首肯的话，或罗马的亡国奴的话，照柏拉图的话做去，我们将与罗马的亡国奴一样了。柏拉图自己蔑视肴饌，这样说来绘画、音乐、雕刻等一切诉于美感觉的美术，均不足取了（因为柏拉图是一个轻视肉体而贵重灵魂的哲学家，肴饌是养肉体的，所以被蔑视）。故柏拉图的学说，仍不免有很大的缺陷。
于是，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再来修补先生学说的缺陷。但他对于美没有议论，只有对于艺术的学说。他说“艺术贵乎逼真”。这也的确是卓见。诸位上图画课时，不是尽力在要求画的像么？小孩子看见梅花，画五个圈，我们看见了都赞道：“画得很好。”因为很像梅花，所以很好。照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艺术贵乎自然的模仿，凡肖似实物的都是美的。这叫做“自然模仿说”，在古来的艺术论中很有势力，到今日还不失为艺术问的中心。
然而仔细想一想，这一说也不是健全的。倘艺术贵乎自然模仿，凡肖似实物的都是美的，那么，照相是最高的艺术，照相师是最伟大的艺术家了。用照相照出来的景物，比用手画出来的景物逼真的多，则照相应该比绘画更贵了。然而，照相终是照相，近来虽有进步的美术照相，但严格地说来，美术照相只能算是摄制的艺术，不论视为纯正的艺术。理由很长。简言之：因为照相中缺乏人的心的活动，故不能成为正格的艺术。画家所画的梅花，是舍弃梅花的不美的点，而仅仅取其美的点，又助长其美，而表现在纸上的。换言之，画中的梅花是理想化的梅花，画中可以行理想化，而照相中不能磨。模仿与理想化——此二者为艺术成立的最大条件。亚里士多德的话，偏重了模仿而疏忽了理想化，所以也不是健全的学说。
以上所说，是古代最著名的三家的美学说。近代的思想家，对于美有什么新意见呢？德国有真善美合一说及美的独立说，二说正相反对。略述如下：
近代德国美学家鲍姆加敦说：“圆满之物诉于我们的感觉的时候，我们感到美。”这句话道理很复杂了。所谓圆满，必定有种种的要素。例如梅花，仅仅5个圆圈，不能称为圆满，必有许多花，又有蕊，有枝，有纤，或有盆，总之，不是单纯而是复杂的。但一味复杂而没有秩序，例如在纸上乱瞄了几百个圆圈，又不能称为圆满，不能成为画。必须讲究布置，还有统一，方可称为圆满。故换言之，圆满就是“复杂的统一”。做人也是如此的：人格。必须有丰富的知识与感情，而又有统一的见解的人，方能具有圆满的人格。我们用意志来力求这圆满，就是“善”；用理智来认识这圆满，就是“真”，用感情来感到这圆满，就是“美”。故真、美、善是同一物，不过或诉于意志，或诉于理知，或诉于感情而已。——这叫做真善美合一说。
反之，德国还有温科尔曼和雷迅两人，完全反对包姆加敦，说美是独立的。他们说：“美与真善不同，美全是美，除美以外无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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