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记者探访多家医院，#太平间外包费可达两三百万# 】近日曝出的北医三院太平间收取高价殡葬费一事，让很多人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设在医院的太平间，早已外包给公司。
本报记者走访多家医院发现，太平间外包现象十分普遍。受事件影响，有医院太平间已暂停高价项目，也有医院太平间保留着部分“选择性殡仪服务”。多家医院的外包公司之间，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变化
已封部分库存暂停附加服务
位于北二环外某医院的西门出口，一排不太显眼的矮房正是太平间，门口挂着北京首善会明殡仪服务有限公司的牌子。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去年4月发布的信息显示，这家公司以66万元的成交金额，在该医院太平间管理项目中标。
走进办公室，记者看到墙上挂着营业执照、工作流程、服务准则等相关文件。“暂时只能收尸单、尸袋钱，还有一天30元的存尸费和80元的推尸费，剩下的东西都没有。”面对记者的询问，一名工作人员非常谨慎，“近期如果走太平间这边的业务，大概几百块钱就可以，没有其他费用。”
“不让弄了，衣服暂时也不卖。”他说，要是放在以前，这里弄类似外面那种“一条龙”服务下来，大概花费几千块钱。记者指着墙上写有“抬灵3800元”的业务流程问是否还能开展，对方迟疑片刻后表示，“这个基本都没有了。”
“是不是因为北医三院高价殡葬费的事儿啊？”记者话音刚落，工作人员立即回答，“对对对！”他谈到，此事曝出后，太平间就被要求暂停商品服务。
“其他都不让弄了，我们都封库存了。”另一名工作人员边说边指向靠墙一侧。记者发现，在那里，疑似此前的库存用1米多高的白色幕布遮盖起来。这名工作人员表示，最近咨询的人特别多，有人也发愁不让售卖商品怎么办。
回访
产品销售仍在强调自愿选择
“病人在哪个科？几楼啊？”在位于城区南部的一家中西医结合医院，太平间的工作人员也格外警惕。他表示，现在只能开展最基础的业务，比如存尸30元一天、裹尸单120元、尸体袋300元，免费把人从病房抬下来。“都是明码标价，看是否需要。衣服也不卖，就是服务。”除此之外，有一个收费100元的脱穿衣服，“告别仪式也不行，没有告别厅。”
而一年前，记者前来探访时，这里还售卖着2600元到10000多元不等的寿衣、2000多元到数万元不等的骨灰盒，并提供2800元左右的告别仪式。
去年清明前夕，记者还曾探访另一家三甲医院太平间。如今，工作人员表示，除了政府定价的基本服务以外，其他都是“选择性殡仪服务”。记者追问具体都有哪些，对方表示有2000多元到4000多元的寿衣、几百元到七八千元的骨灰盒以及3800元左右的礼宾抬灵等，“给逝者简单更衣是100元，净身的话，用酒精毛巾擦拭加上穿衣是810元。另一种是故人沐浴，用温水清洗，3980元。”工作人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家属自愿选择。
谈到北医三院高价殡葬费一事，对方表示，花费几万元的确有可能，但在一些地方就是一个“综合数”，“别家是怎样不好说，我只能告诉你，每个地儿管理不一样。”
“在那种地方，都没法儿砍价。”去年在太平间为亲人办理完丧事的涂先生说，自己当时也花掉好几万元，“后来我才知道，太平间几乎都是外包给公司在做。有些太平间的工作人员，就是看准了家属悲痛没心思细看项目，打着送好‘最后一程’的旗号搞推销。”他希望，医院太平间的管理能够更规范，也更透明。
招标
承包项目中标金额达二百多万
事实上，太平间外包在各大医院并不是秘密。
“为了加强我院太平间的管理，提高殡葬服务的质量，对我院太平间外包服务重新招标采购。”中国政府采购网上发布的北京某医院太平间殡仪服务项目招标文件显示，医院太平间工作区域面积约为56平方米，存放告别室、值班室各一间。根据医院建设规划，太平间工作区域日后调整为地下，面积增加至104平方米左右，存放室、告别室、值班室各一间。近五年每年全院逝者数量约77具。
“投标人在殡葬服务过程中所使用的设备、器具，如低温遗体存放柜、遗体运送车等均由投标人自行解决。投标人享受或承担在合同期内由于遗体数量增减而产生的收益或损失。”文件提到，中标人必须明示收费标准，由于收费不当引起的纠纷，由中标人全权负责解决，由此给医院带来的损失由中标人承担。
记者在2021年4月发布的中标公告里看到，北京天堂彼岸殡仪服务有限公司以30万元的成交金额中标。
从天眼查上搜索北京天堂彼岸殡仪服务有限公司，记者在招投标的成交公告中发现，这家公司2021年1月还曾在某三甲医院太平间承包服务项目中标，成交金额为239万元。
这样的中标金额并不鲜见。以中国政府采购网发布的某医院太平间委托管理项目中标公告为例，供应商北京首善会明殡仪服务有限公司的中标金额为280万元。
“使用面积440.67平方米，配尸体柜46台。投标单位向医院支付管理费用（包括房屋、设备设施、能源、家具使用费，存尸费和固定资产折旧费用），医院提供水、电等能源和固话通讯，相应费用包含在管理费用内。”招标文件显示，评标采用综合评分法，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为中标候选人。
玄机
换家公司中标金额高出百万
按照招标规则，合格投标人通常不得低于3家。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上，2021年3月发布的北京某医院太平间服务项目比选公告提到，最低管理费为每年21万元。在成交结果公示中，第一成交候选供应商的预成交金额为每年128万元，第二成交候选供应商的预成交金额为30万元，第三成交候选供应商的预成交金额为86万元。最终，北京八宝山天元殡仪服务中心以128万元中标。
同样是在2021年，这家公司又在另一家三级综合医院太平间承包服务项目中标，成交金额为199万元。采购合同中介绍，该医院太平间存尸间建筑面积为200平方米（遗体存放柜可存放遗体36具）、告别室40平方米左右、办公室20平方米左右。2018年、2019年每年死亡人数约为800具。
而在2017年8月，这家医院太平间承包服务项目成交公告显示，供应商北京首善会明殡仪服务有限公司的中标金额为61万元。从竞争性磋商文件可以看出，该院太平间存尸间建筑面积也是200平方米，遗体存放柜可存放遗体同样为36具。不同在于，2014至2016年平均每年死亡人数为650具。
记者在天眼查上搜索，发现这家公司在2019年1月还曾经在北京另一家三甲医院太平间委托管理项目中以49万元中标。法定代表人共任职9家企业，其中一家同样是殡仪服务公司。据了解，该公司2021年11月在北京一家三级综合医院太平间承包服务项目中标。而他任职的某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殡葬服务及销售殡葬用品、鲜花等。
除了医院以外，一些外包公司还为养老院提供服务。2017年发布的某医院太平间承包服务项目成交结果公告中，一家参与投标的供应商在推荐理由里介绍称，该公司提供殡葬服务的对象不仅有多家医院，还包括不少养老院。（北晚调查组）
本报记者走访多家医院发现，太平间外包现象十分普遍。受事件影响，有医院太平间已暂停高价项目，也有医院太平间保留着部分“选择性殡仪服务”。多家医院的外包公司之间，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变化
已封部分库存暂停附加服务
位于北二环外某医院的西门出口，一排不太显眼的矮房正是太平间，门口挂着北京首善会明殡仪服务有限公司的牌子。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去年4月发布的信息显示，这家公司以66万元的成交金额，在该医院太平间管理项目中标。
走进办公室，记者看到墙上挂着营业执照、工作流程、服务准则等相关文件。“暂时只能收尸单、尸袋钱，还有一天30元的存尸费和80元的推尸费，剩下的东西都没有。”面对记者的询问，一名工作人员非常谨慎，“近期如果走太平间这边的业务，大概几百块钱就可以，没有其他费用。”
“不让弄了，衣服暂时也不卖。”他说，要是放在以前，这里弄类似外面那种“一条龙”服务下来，大概花费几千块钱。记者指着墙上写有“抬灵3800元”的业务流程问是否还能开展，对方迟疑片刻后表示，“这个基本都没有了。”
“是不是因为北医三院高价殡葬费的事儿啊？”记者话音刚落，工作人员立即回答，“对对对！”他谈到，此事曝出后，太平间就被要求暂停商品服务。
“其他都不让弄了，我们都封库存了。”另一名工作人员边说边指向靠墙一侧。记者发现，在那里，疑似此前的库存用1米多高的白色幕布遮盖起来。这名工作人员表示，最近咨询的人特别多，有人也发愁不让售卖商品怎么办。
回访
产品销售仍在强调自愿选择
“病人在哪个科？几楼啊？”在位于城区南部的一家中西医结合医院，太平间的工作人员也格外警惕。他表示，现在只能开展最基础的业务，比如存尸30元一天、裹尸单120元、尸体袋300元，免费把人从病房抬下来。“都是明码标价，看是否需要。衣服也不卖，就是服务。”除此之外，有一个收费100元的脱穿衣服，“告别仪式也不行，没有告别厅。”
而一年前，记者前来探访时，这里还售卖着2600元到10000多元不等的寿衣、2000多元到数万元不等的骨灰盒，并提供2800元左右的告别仪式。
去年清明前夕，记者还曾探访另一家三甲医院太平间。如今，工作人员表示，除了政府定价的基本服务以外，其他都是“选择性殡仪服务”。记者追问具体都有哪些，对方表示有2000多元到4000多元的寿衣、几百元到七八千元的骨灰盒以及3800元左右的礼宾抬灵等，“给逝者简单更衣是100元，净身的话，用酒精毛巾擦拭加上穿衣是810元。另一种是故人沐浴，用温水清洗，3980元。”工作人员反复强调，这些都是家属自愿选择。
谈到北医三院高价殡葬费一事，对方表示，花费几万元的确有可能，但在一些地方就是一个“综合数”，“别家是怎样不好说，我只能告诉你，每个地儿管理不一样。”
“在那种地方，都没法儿砍价。”去年在太平间为亲人办理完丧事的涂先生说，自己当时也花掉好几万元，“后来我才知道，太平间几乎都是外包给公司在做。有些太平间的工作人员，就是看准了家属悲痛没心思细看项目，打着送好‘最后一程’的旗号搞推销。”他希望，医院太平间的管理能够更规范，也更透明。
招标
承包项目中标金额达二百多万
事实上，太平间外包在各大医院并不是秘密。
“为了加强我院太平间的管理，提高殡葬服务的质量，对我院太平间外包服务重新招标采购。”中国政府采购网上发布的北京某医院太平间殡仪服务项目招标文件显示，医院太平间工作区域面积约为56平方米，存放告别室、值班室各一间。根据医院建设规划，太平间工作区域日后调整为地下，面积增加至104平方米左右，存放室、告别室、值班室各一间。近五年每年全院逝者数量约77具。
“投标人在殡葬服务过程中所使用的设备、器具，如低温遗体存放柜、遗体运送车等均由投标人自行解决。投标人享受或承担在合同期内由于遗体数量增减而产生的收益或损失。”文件提到，中标人必须明示收费标准，由于收费不当引起的纠纷，由中标人全权负责解决，由此给医院带来的损失由中标人承担。
记者在2021年4月发布的中标公告里看到，北京天堂彼岸殡仪服务有限公司以30万元的成交金额中标。
从天眼查上搜索北京天堂彼岸殡仪服务有限公司，记者在招投标的成交公告中发现，这家公司2021年1月还曾在某三甲医院太平间承包服务项目中标，成交金额为239万元。
这样的中标金额并不鲜见。以中国政府采购网发布的某医院太平间委托管理项目中标公告为例，供应商北京首善会明殡仪服务有限公司的中标金额为280万元。
“使用面积440.67平方米，配尸体柜46台。投标单位向医院支付管理费用（包括房屋、设备设施、能源、家具使用费，存尸费和固定资产折旧费用），医院提供水、电等能源和固话通讯，相应费用包含在管理费用内。”招标文件显示，评标采用综合评分法，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为中标候选人。
玄机
换家公司中标金额高出百万
按照招标规则，合格投标人通常不得低于3家。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上，2021年3月发布的北京某医院太平间服务项目比选公告提到，最低管理费为每年21万元。在成交结果公示中，第一成交候选供应商的预成交金额为每年128万元，第二成交候选供应商的预成交金额为30万元，第三成交候选供应商的预成交金额为86万元。最终，北京八宝山天元殡仪服务中心以128万元中标。
同样是在2021年，这家公司又在另一家三级综合医院太平间承包服务项目中标，成交金额为199万元。采购合同中介绍，该医院太平间存尸间建筑面积为200平方米（遗体存放柜可存放遗体36具）、告别室40平方米左右、办公室20平方米左右。2018年、2019年每年死亡人数约为800具。
而在2017年8月，这家医院太平间承包服务项目成交公告显示，供应商北京首善会明殡仪服务有限公司的中标金额为61万元。从竞争性磋商文件可以看出，该院太平间存尸间建筑面积也是200平方米，遗体存放柜可存放遗体同样为36具。不同在于，2014至2016年平均每年死亡人数为650具。
记者在天眼查上搜索，发现这家公司在2019年1月还曾经在北京另一家三甲医院太平间委托管理项目中以49万元中标。法定代表人共任职9家企业，其中一家同样是殡仪服务公司。据了解，该公司2021年11月在北京一家三级综合医院太平间承包服务项目中标。而他任职的某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殡葬服务及销售殡葬用品、鲜花等。
除了医院以外，一些外包公司还为养老院提供服务。2017年发布的某医院太平间承包服务项目成交结果公告中，一家参与投标的供应商在推荐理由里介绍称，该公司提供殡葬服务的对象不仅有多家医院，还包括不少养老院。（北晚调查组）
2001年男子3万在北京买房，20年后房价成1100万，房主：3万买回来
20年前北京的于泊以3万元的价格，把自己的宅基地卖给了来自四川的何天海，并立有字据。然而20年过去了，当听说自己卖出的宅基地因为拆迁能够分到1100万时，于泊坐不住了，企图从何大海手里要回宅基地。
卖出去的东西哪有要回来的道理？他又是凭什么来要回宅基地呢？
何家买房，于家卖房
居住在四川一个小县城的何天海，儿女双全，本该幸福的家庭，却因为一次意外，导致了何天海儿子的失声。为了让儿子能像正常人一样好好的生活，夫妻二人下决心不管再苦再难也要治好儿子的病。
因为知道北京的医疗水平和医疗设施各方面都比较超前，所以夫妻二人决定，卖了家里的房子，一家人来到北京为儿子看病。
因为长期租房子住会让他们的经济负担加重。于是夫妻二人拿出卖房子的钱，想在北京买个宅基地作为他们在北京的根。就在他们不断地寻找房子时，他们认识了当时家在北京市顺义区遂销镇柳各庄村的于泊。
于泊当时是柳各庄村的村民，因为家里孩子发展得还不错，也都在市区内安了家。为了随着孩子们一起生活，于泊想要卖掉老家的宅基地，把自己的户口迁到城市。
就这样，一个想买，一个想卖，两人一拍即合。因为看着何天海带着失声的儿子看病不容易。经过商量，最终于泊以3万元的低价把自家530平方的宅基地卖给了何天海。两人签订了买卖合同。
本以为以后都不会再有交集的两家人，却在2010年的一天，两家再次发生了交集。
何家和于家因房产生纠纷
原来，于泊从小道消息听说自己老家要拆迁。一想到自己当初3万元把老家的宅基地给卖掉，于泊心里也是懊悔不已。但是不甘心的于泊打电话给何天海，想要花3万元重新买回。
当时何天海还不知道拆迁的消息，但仅仅听到于泊提出这样的要求，何天海便立马拒绝了于泊。
10年前何天海花3万元买了于泊的宅基地，10年后于泊还想花3万元买回去。怎么想都是不可能的事。不说房子现在增值了，就说3万元在相差10年其价值就没法比。
然而在于泊认为，当年以3万元的低价卖给何天海宅基地时，也是看他带着孩子看病不容易。从另一方面来说，于泊认为是自己帮助了何天海一家。
如果当时他们租房子的话，10年时间，房租绝对不止3万块钱了。现在再给他3万元钱，等于白让何天海一家住了10年时间。
两人都因为这事发生了争吵，谁都觉得自己非常有理。然而谁都拿谁没有办法。
于是，于泊经过多方调查询问，知道自己与何天海当初签订合同违反了《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农村宅基地）依法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
也就是说于泊家的宅基地对于于泊来说只有使用权，并没有所有权，更不能私下交易。所以，两人签订的合同是无效的。
于是，于泊把何天海告上了法庭。希望可以拿回自己的宅基地。法院根据两家的情况，最终判定于泊可以拿回自己的宅基地，但是必须赔偿何天海80万元的赔偿款。
虽然打官司赢了，但是要赔偿80万元，再加上拆迁也只是小道消息，还没有正式通知，拆不拆还不一定。就这样于泊把这件事情搁置了下来，之后再也没有提过这件事情。
也就是因为于泊舍不得这80万，也让他错失了要回宅基地最好的机会。甚至错过了比80万更多的拆迁补偿。然而，于泊的放弃对于何天海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在当时，就算有了于泊赔偿的80万，想要在当时的北京买到这么大的宅基地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再加上还得找房子搬家，怎么想都是很不合适的结果。
而在之后的7年时间，双方也没有发生任何交集。本以为这件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相反，这才只是这件事情的开端而已。
拆迁补偿谁都想要，互不相让
2018年，北京顺义区的改造正式启动，相关单位也明确颁布了包括柳各庄村在内的拆迁计划。当初于泊听到的小道消息也终于成为了真实的消息了。
而这次颁布的信息也再一次被于泊给看到，经过计算，于泊家的宅基地的补偿金额居然达到了1100万。
此时的于泊真是追悔莫及，后悔当初自己舍不得那80万，但于泊也没有放弃，想要再与何天海争一争，有了上次打官司的经验，他认为自己还是有希望拿回宅基地的。
政策颁布下来以后，因为开发商的安置速度，加上柳各庄村村民的积极响应，拆迁安置的工作顺利的进行着。
因为拆迁原本的目的是为了改变当地的民生，而何天海作为宅基地先在的主人，再加上何天海一家积极配合拆迁工作，所以在第一时间与拆迁办签订了补偿协议。
经过核实计算，何天海一家居住的宅基地有两方面补偿。现金补偿和拆迁安置面积补偿。现金补偿共计约254万元。回迁房安置总面积达到371平米。所有补偿价值在1100万元左右，所有的补偿，只要在何天海签字画押后，都会补偿给他。
于泊在听说了这件事情以后，立马着急了起来。他立刻找到了拆迁办的工作人员，告诉房本上写着他的名字，拆迁协议应该跟自己签才是对的。
而面对于泊的质疑，拆迁办的工作人员解释道，他们负责拆迁的，首先需要与住在宅基地的人商量，不然拆迁就进行不了。
再一个，棚户区改造作为国家的一项民生工程，改善的是涉及到这个区域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共同目标。不会因为某一个人的事影响其他居民的拆迁工作。
因为于泊的出现，导致这片宅基地出现了纠纷。虽然没有妨碍拆迁办的工程建设，但是何天海一家的补偿也不能到位，而拆迁办的工作也不算完成。
为了让柳各庄所有的村民都过上幸福的生活，拆迁办也找来律师和调解团来帮忙解决何天海和于泊之间的纠纷。
两家进行调解
而在调解现场，律师表示具体的法条并没有明文规定怎么分配，但是通过参照法律和以往大量的案例，结合两家的实际情况，为了平衡两者之间的利益，律师提出了仅适用于这两家纠纷的个案分配方案。
涉及土地方面的补偿其百分之七十归属于何天海家，百分之三十属于于泊。不涉及土地方面的补偿的百分之百属于何天海。
也就是通过土地利益置换来的371平米的房屋所得，其中百分之三十，也就是111.3平米应该分给于泊，剩下的259.7平米属于何天海。
此外，通过房屋方面获得的金钱补偿，包括区位补偿价、空地奖、合法利用奖共计127.4万元，其中百分之三十也就是38.22万元给到于泊，剩下的百分之七十也就是89.18万元属于何天海。再加上不涉及土地方面的现金补偿125.82万元，等于是何天海拿到了215万元。
然而，于家与何家对于律师给出的分配方案都不认可。他们都觉得所有的补偿都属于自己，不应该给对方分。
何家认为棚改的对象应该是居住者，是买了宅基地的他们家。而不是拿了他们买宅基地的钱去买房的于泊。
而于泊则认为，虽然宅基地当时卖给了他们，签有合同，但是在之前打官司证明当初签订的合同是无效的。并且棚改的包括柳各庄村，只有属于柳各庄村集体组织成员才可以享受拆迁给到的安置补偿，何天海不具备这个资格。再加上现在房本上写的还是他于泊的名字，所以，拆迁补偿必须得不给自己。
经过了解发现，虽然何天海一家都是四川老家的户口，但是，于泊一家的户口在2001年卖房后就转变为城镇居民户口，所以在户口方面，双方没有区别，并不影响补偿的分配。
另一方面，何天海能够获得房屋安置的原因，是基于文件的规定。文件规定中有这样一条：买受人确实无房居住的，应予妥善安置。
就这样双方僵持了下去，谁都不愿做出让步。
就在这时，何天海的儿子通过调解团向现场发来了一段视频。视频里配有文字，何天海儿子用手势表达着自己的想法。
“我爱你们，这么多年为了给我治病，跑了很多家医院，我都记在心里。等你们老了，我来照顾你们。”
“爸爸妈妈多年来，为了房子的事，走得很累，一直没有停下来，特别的不容易。我们都盼望着，能有自己的房子，有一个安心的家。我爱你们！”
何天海儿子的视频触动了在场所有的人。此时双方的心也因为何天海儿子的情感表达变得柔软了起来。
此时，现场的工作人员也对着何家和于家两家说道：“我希望两家可以把思绪拉到2001年。何家带着儿子来北京看病，遇到姓于的把宅基地转让给他们，那是多么温暖的场景；那是互帮互助的场景；那是一个接纳的场景。”
工作人员的话触动着何天海一家和于泊，双方都低下了头陷入沉思。此刻的双方或许已经解开了心结。应该也愿意分享国家给他们带来的美好生活。
调解成功，补偿共享
再次经过调解员的耐心劝导。最终，双方同意了律师提出来的“三七分”的分配方案。双方多年下来的恩怨仿佛也在此刻都放了下来。
第二天，双方也都相继来到了拆迁办公室。此时的他们都带着即将获得安置补偿的喜悦。
最终，何天海一家选择了一套50平米的一居室，90平米的两居室和100平米的三居室。而于泊则选择了放弃回迁安置房，以市场的价格获得了320多万元的现金补偿，并在顺义城区为老父亲买了一套现房居住。
两家问题的解决，也让两家走出了纠纷，各自奔向了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
通过两家的事情，希望大家能够不忘初心，在困难时能回到最初的地方，找回自己的初心。
“人生若只如初见！”的话，该多好啊！ https://t.cn/A6fM3YVo
20年前北京的于泊以3万元的价格，把自己的宅基地卖给了来自四川的何天海，并立有字据。然而20年过去了，当听说自己卖出的宅基地因为拆迁能够分到1100万时，于泊坐不住了，企图从何大海手里要回宅基地。
卖出去的东西哪有要回来的道理？他又是凭什么来要回宅基地呢？
何家买房，于家卖房
居住在四川一个小县城的何天海，儿女双全，本该幸福的家庭，却因为一次意外，导致了何天海儿子的失声。为了让儿子能像正常人一样好好的生活，夫妻二人下决心不管再苦再难也要治好儿子的病。
因为知道北京的医疗水平和医疗设施各方面都比较超前，所以夫妻二人决定，卖了家里的房子，一家人来到北京为儿子看病。
因为长期租房子住会让他们的经济负担加重。于是夫妻二人拿出卖房子的钱，想在北京买个宅基地作为他们在北京的根。就在他们不断地寻找房子时，他们认识了当时家在北京市顺义区遂销镇柳各庄村的于泊。
于泊当时是柳各庄村的村民，因为家里孩子发展得还不错，也都在市区内安了家。为了随着孩子们一起生活，于泊想要卖掉老家的宅基地，把自己的户口迁到城市。
就这样，一个想买，一个想卖，两人一拍即合。因为看着何天海带着失声的儿子看病不容易。经过商量，最终于泊以3万元的低价把自家530平方的宅基地卖给了何天海。两人签订了买卖合同。
本以为以后都不会再有交集的两家人，却在2010年的一天，两家再次发生了交集。
何家和于家因房产生纠纷
原来，于泊从小道消息听说自己老家要拆迁。一想到自己当初3万元把老家的宅基地给卖掉，于泊心里也是懊悔不已。但是不甘心的于泊打电话给何天海，想要花3万元重新买回。
当时何天海还不知道拆迁的消息，但仅仅听到于泊提出这样的要求，何天海便立马拒绝了于泊。
10年前何天海花3万元买了于泊的宅基地，10年后于泊还想花3万元买回去。怎么想都是不可能的事。不说房子现在增值了，就说3万元在相差10年其价值就没法比。
然而在于泊认为，当年以3万元的低价卖给何天海宅基地时，也是看他带着孩子看病不容易。从另一方面来说，于泊认为是自己帮助了何天海一家。
如果当时他们租房子的话，10年时间，房租绝对不止3万块钱了。现在再给他3万元钱，等于白让何天海一家住了10年时间。
两人都因为这事发生了争吵，谁都觉得自己非常有理。然而谁都拿谁没有办法。
于是，于泊经过多方调查询问，知道自己与何天海当初签订合同违反了《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农村宅基地）依法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
也就是说于泊家的宅基地对于于泊来说只有使用权，并没有所有权，更不能私下交易。所以，两人签订的合同是无效的。
于是，于泊把何天海告上了法庭。希望可以拿回自己的宅基地。法院根据两家的情况，最终判定于泊可以拿回自己的宅基地，但是必须赔偿何天海80万元的赔偿款。
虽然打官司赢了，但是要赔偿80万元，再加上拆迁也只是小道消息，还没有正式通知，拆不拆还不一定。就这样于泊把这件事情搁置了下来，之后再也没有提过这件事情。
也就是因为于泊舍不得这80万，也让他错失了要回宅基地最好的机会。甚至错过了比80万更多的拆迁补偿。然而，于泊的放弃对于何天海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在当时，就算有了于泊赔偿的80万，想要在当时的北京买到这么大的宅基地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再加上还得找房子搬家，怎么想都是很不合适的结果。
而在之后的7年时间，双方也没有发生任何交集。本以为这件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相反，这才只是这件事情的开端而已。
拆迁补偿谁都想要，互不相让
2018年，北京顺义区的改造正式启动，相关单位也明确颁布了包括柳各庄村在内的拆迁计划。当初于泊听到的小道消息也终于成为了真实的消息了。
而这次颁布的信息也再一次被于泊给看到，经过计算，于泊家的宅基地的补偿金额居然达到了1100万。
此时的于泊真是追悔莫及，后悔当初自己舍不得那80万，但于泊也没有放弃，想要再与何天海争一争，有了上次打官司的经验，他认为自己还是有希望拿回宅基地的。
政策颁布下来以后，因为开发商的安置速度，加上柳各庄村村民的积极响应，拆迁安置的工作顺利的进行着。
因为拆迁原本的目的是为了改变当地的民生，而何天海作为宅基地先在的主人，再加上何天海一家积极配合拆迁工作，所以在第一时间与拆迁办签订了补偿协议。
经过核实计算，何天海一家居住的宅基地有两方面补偿。现金补偿和拆迁安置面积补偿。现金补偿共计约254万元。回迁房安置总面积达到371平米。所有补偿价值在1100万元左右，所有的补偿，只要在何天海签字画押后，都会补偿给他。
于泊在听说了这件事情以后，立马着急了起来。他立刻找到了拆迁办的工作人员，告诉房本上写着他的名字，拆迁协议应该跟自己签才是对的。
而面对于泊的质疑，拆迁办的工作人员解释道，他们负责拆迁的，首先需要与住在宅基地的人商量，不然拆迁就进行不了。
再一个，棚户区改造作为国家的一项民生工程，改善的是涉及到这个区域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共同目标。不会因为某一个人的事影响其他居民的拆迁工作。
因为于泊的出现，导致这片宅基地出现了纠纷。虽然没有妨碍拆迁办的工程建设，但是何天海一家的补偿也不能到位，而拆迁办的工作也不算完成。
为了让柳各庄所有的村民都过上幸福的生活，拆迁办也找来律师和调解团来帮忙解决何天海和于泊之间的纠纷。
两家进行调解
而在调解现场，律师表示具体的法条并没有明文规定怎么分配，但是通过参照法律和以往大量的案例，结合两家的实际情况，为了平衡两者之间的利益，律师提出了仅适用于这两家纠纷的个案分配方案。
涉及土地方面的补偿其百分之七十归属于何天海家，百分之三十属于于泊。不涉及土地方面的补偿的百分之百属于何天海。
也就是通过土地利益置换来的371平米的房屋所得，其中百分之三十，也就是111.3平米应该分给于泊，剩下的259.7平米属于何天海。
此外，通过房屋方面获得的金钱补偿，包括区位补偿价、空地奖、合法利用奖共计127.4万元，其中百分之三十也就是38.22万元给到于泊，剩下的百分之七十也就是89.18万元属于何天海。再加上不涉及土地方面的现金补偿125.82万元，等于是何天海拿到了215万元。
然而，于家与何家对于律师给出的分配方案都不认可。他们都觉得所有的补偿都属于自己，不应该给对方分。
何家认为棚改的对象应该是居住者，是买了宅基地的他们家。而不是拿了他们买宅基地的钱去买房的于泊。
而于泊则认为，虽然宅基地当时卖给了他们，签有合同，但是在之前打官司证明当初签订的合同是无效的。并且棚改的包括柳各庄村，只有属于柳各庄村集体组织成员才可以享受拆迁给到的安置补偿，何天海不具备这个资格。再加上现在房本上写的还是他于泊的名字，所以，拆迁补偿必须得不给自己。
经过了解发现，虽然何天海一家都是四川老家的户口，但是，于泊一家的户口在2001年卖房后就转变为城镇居民户口，所以在户口方面，双方没有区别，并不影响补偿的分配。
另一方面，何天海能够获得房屋安置的原因，是基于文件的规定。文件规定中有这样一条：买受人确实无房居住的，应予妥善安置。
就这样双方僵持了下去，谁都不愿做出让步。
就在这时，何天海的儿子通过调解团向现场发来了一段视频。视频里配有文字，何天海儿子用手势表达着自己的想法。
“我爱你们，这么多年为了给我治病，跑了很多家医院，我都记在心里。等你们老了，我来照顾你们。”
“爸爸妈妈多年来，为了房子的事，走得很累，一直没有停下来，特别的不容易。我们都盼望着，能有自己的房子，有一个安心的家。我爱你们！”
何天海儿子的视频触动了在场所有的人。此时双方的心也因为何天海儿子的情感表达变得柔软了起来。
此时，现场的工作人员也对着何家和于家两家说道：“我希望两家可以把思绪拉到2001年。何家带着儿子来北京看病，遇到姓于的把宅基地转让给他们，那是多么温暖的场景；那是互帮互助的场景；那是一个接纳的场景。”
工作人员的话触动着何天海一家和于泊，双方都低下了头陷入沉思。此刻的双方或许已经解开了心结。应该也愿意分享国家给他们带来的美好生活。
调解成功，补偿共享
再次经过调解员的耐心劝导。最终，双方同意了律师提出来的“三七分”的分配方案。双方多年下来的恩怨仿佛也在此刻都放了下来。
第二天，双方也都相继来到了拆迁办公室。此时的他们都带着即将获得安置补偿的喜悦。
最终，何天海一家选择了一套50平米的一居室，90平米的两居室和100平米的三居室。而于泊则选择了放弃回迁安置房，以市场的价格获得了320多万元的现金补偿，并在顺义城区为老父亲买了一套现房居住。
两家问题的解决，也让两家走出了纠纷，各自奔向了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
通过两家的事情，希望大家能够不忘初心，在困难时能回到最初的地方，找回自己的初心。
“人生若只如初见！”的话，该多好啊！ https://t.cn/A6fM3YVo
《通勤路上，一个面无表情的脑内“戏精”》 文｜读者：马臭臭
我在北京工作，就职于互联网公司，用行业术语来做自我介绍的话，我的用户画像包含如下几个关键词：女生，90后，软件园，回龙观。我的白天与青春全都奉献给了软件园，夜晚则属于回龙观。不过我相信，命中以上条件的人群，肯定在不少数。
本来，我打算找个步行即可上班的房源，奈何公司附近人多房少，十平米的单间，房租大概要三千块，因此我只能退而求其次，将租房范围扩大，于是就搬到了“码农”密集的回龙观一带。
从我住的地方到公司，直线距离将近六公里，实际路程大概九公里。北京的交通四通八达，但这一段却没有一班可以直达的公共交通。
所以我的通勤方式有以下几种：我可以选择步行二十分钟或者坐两三站公交到达地铁站，坐一站四分钟的地铁在西二旗站下车，出地铁后步行几百米，到公司的摆渡车站点，再乘坐摆渡车行驶两公里到达公司；我也可以选择打车或者骑共享单车出行。这几种方式所耗费的时间差不多，均在一小时左右。
其实相比距离公司几十公里的同事来说，我的通勤算是便捷并且可选择的，而如何通勤，取决于多个因素：当天星期几，是否雨雪天，是否生理期，是否想“摸鱼”。
通勤，是每个身在北京的职场打工人不得不说的故事。
除了雨雪大风天气和身体不适外，我基本不会选择地铁出行，太拥挤。只有一个进站口，外面一侧墙见方的区域，被钢铁护栏隔成十几列，早高峰时段，还需要蛇形排队。
虽然地铁两三分钟一趟，但趟趟人满为患，车门一开，下车的人寥寥，看似只能容纳一两个人的空地，每次也都会有十个八个人硬着头皮挤进去，排在中间的，基本上脚不沾地就能被拥架上去，摔了都顾不上尴尬。人一多，就难免有人插队，插队的人本来排在队尾，未等前面的人行动，便瞬间窜过来，上不去就顺势站在第一位，很多时候，没有人指责，大概在互联网工作的人都有点“社恐”，也有可能是不想因此引发争吵，从而影响了一整天的心情。
胸闷、焦虑、怕跟别人踩着撞着，每当此时，我都后悔为什么不早些出门，但是被窝里真舒服，尤其是冬天，多躺一分钟就好像能多获取一小时的能量。早晚高峰的地铁里没有舒适的社交距离，总让我想代入《甄嬛传》里华妃娘娘的那句：可是去上班的人真多啊，多得让我生气，你试过从八点排队到八点半也上不去车的滋味吗？
我死命又漠然地盯着某个点，醉心于自己的胡乱琢磨——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大家都打算留在北京吗？当初我为什么来？想起来了，为了我的梦想与热爱。我喜欢这里浓浓的文化和历史底蕴，儿时课文书里提到的地方，可以抬脚就去；各种各样的话剧展览，第一时间就能感受欣赏；那些知名的公司企业，也会有去工作的机会。现在想想这些，我依然觉得无比欣慰。
作为地铁十三号线与昌平线的重要换乘枢纽，西二旗站的吞吐量，在整个北京都榜上有名，它就像互联网从业者的耶路撒冷，站内的广告位永远被各种招聘和职场类的APP占满，它就这样从早到晚，见证着无数人的加班升职，来往匆忙。
软件园里大厂云集，百度、新浪、网易、联想、滴滴，都只相隔一条马路，后来腾讯也搬到了这里，拥堵程度可想而知，两公里的路程，有时摆渡车要行驶半个小时，甚至不如步行来得快。
尤其在周五晚上。周末的序曲从周五下午拉开，辛苦工作了一周，彼时，同事们的表情和语调不自觉变得轻松欢快，互侃的频率较前四天直线上升，下班时间一到，大家从公司大楼鱼贯而出，地图上的路况显示瞬间变为深红色，但即使堵车，人们也不急不躁，刷着手机聊着天，仿佛周五晚上的时间无限长，可以随意挥霍。
雨雪天比周五晚上更可怕，在雨雪天能顺利打上车，是需要很大运气的。有一次下班正逢下雨，我本计划打车回家，订单发出，显示前面还有一百多人在排队，预计等待一个小时，我便先去食堂吃饭，饭毕，终于轮到我，但页面提示附近司机较少，正在扩大派单范围，不过最后仍是无人接单，订单被系统自动取消。我欲哭无泪。
等我赚了大钱的，就在离公司最近的地方买个房子，什么堵车、打车都与我无关！这种时候我经常这么想。不过转念一想，赚了大钱之后我还会在这里工作吗？在这里工作会赚到大钱吗？好像都不会。我跟老家的朋友抱怨，朋友说要不要考虑回来，没有户籍限制，没有租房和通勤压力，朝九晚五，也挺舒服安逸。
但回到老家，我能干什么呢？如果不回去，我要一直这样工作吗？工作的意义仅仅是为了赚大钱吗？我想起《老友记》里的钱德勒，作为一名数据分析师，他有着令人艳羡的独立办公室和极高的薪水，但这不是他喜欢的工作，尤其是在发现罗斯爱恐龙、瑞秋爱时尚、莫妮卡爱烹饪，而他们都在做着自己热爱的工作时，后来他终于鼓起勇气，选择从事自己一直向往的广告行业。
扪心自问，我的工作是我热爱的吗？我现在的生活是我想要的吗？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通勤途中，真让人迷茫。
因此多数情况下，如果天晴能扫码，我都会选择骑共享单车上班。一站直达，就不会思考太多无解的问题。九公里，正好与我们老家到县城最繁华地段的距离一样，所以骑车时，我经常能想起小时候去城里，我坐在自行车前梁上，那时我觉得路程好长好长，长到我昏昏欲睡，屁股硌得生疼。
如今，可能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对时间和距离的感受有了变化，也可能是参照物更多，数不尽的高楼商厦，路旁总有花，三月有桃花，五月有月季，七月有牵牛。四十分钟，我听音乐或听书，看经过的车牌，数红灯的秒数，想想三餐吃什么，总觉得路程没那么远了。
骑车通勤的人很多，回龙观有一条自行车专用路，这条路平坦开阔，抬头远眺，青山清晰可见，它有一段与地铁轨道平行，每隔几分钟，就有地铁隆隆而过，下班的时候，高楼里万家灯火，马路上霓虹闪烁。我不再想这个月的KPI有没有完成，也不会想买房买车，更不会想生活中的纷繁琐事，那一刻，我还是那个骑着单车的无忧少年。
五六年来，在软件园和回龙观这两点之间，地铁、打车、单车，各种通勤方式，我交替尝试。这条通勤路上，这段二三十岁的人生路上，每天都有无数的同行者，却又好像只有我一个。在路上，我从未停止思考，尽管我思考的事情，有的没有答案，有的毫无用处，但我同样享受其中。
我在北京工作，就职于互联网公司，用行业术语来做自我介绍的话，我的用户画像包含如下几个关键词：女生，90后，软件园，回龙观。我的白天与青春全都奉献给了软件园，夜晚则属于回龙观。不过我相信，命中以上条件的人群，肯定在不少数。
本来，我打算找个步行即可上班的房源，奈何公司附近人多房少，十平米的单间，房租大概要三千块，因此我只能退而求其次，将租房范围扩大，于是就搬到了“码农”密集的回龙观一带。
从我住的地方到公司，直线距离将近六公里，实际路程大概九公里。北京的交通四通八达，但这一段却没有一班可以直达的公共交通。
所以我的通勤方式有以下几种：我可以选择步行二十分钟或者坐两三站公交到达地铁站，坐一站四分钟的地铁在西二旗站下车，出地铁后步行几百米，到公司的摆渡车站点，再乘坐摆渡车行驶两公里到达公司；我也可以选择打车或者骑共享单车出行。这几种方式所耗费的时间差不多，均在一小时左右。
其实相比距离公司几十公里的同事来说，我的通勤算是便捷并且可选择的，而如何通勤，取决于多个因素：当天星期几，是否雨雪天，是否生理期，是否想“摸鱼”。
通勤，是每个身在北京的职场打工人不得不说的故事。
除了雨雪大风天气和身体不适外，我基本不会选择地铁出行，太拥挤。只有一个进站口，外面一侧墙见方的区域，被钢铁护栏隔成十几列，早高峰时段，还需要蛇形排队。
虽然地铁两三分钟一趟，但趟趟人满为患，车门一开，下车的人寥寥，看似只能容纳一两个人的空地，每次也都会有十个八个人硬着头皮挤进去，排在中间的，基本上脚不沾地就能被拥架上去，摔了都顾不上尴尬。人一多，就难免有人插队，插队的人本来排在队尾，未等前面的人行动，便瞬间窜过来，上不去就顺势站在第一位，很多时候，没有人指责，大概在互联网工作的人都有点“社恐”，也有可能是不想因此引发争吵，从而影响了一整天的心情。
胸闷、焦虑、怕跟别人踩着撞着，每当此时，我都后悔为什么不早些出门，但是被窝里真舒服，尤其是冬天，多躺一分钟就好像能多获取一小时的能量。早晚高峰的地铁里没有舒适的社交距离，总让我想代入《甄嬛传》里华妃娘娘的那句：可是去上班的人真多啊，多得让我生气，你试过从八点排队到八点半也上不去车的滋味吗？
我死命又漠然地盯着某个点，醉心于自己的胡乱琢磨——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大家都打算留在北京吗？当初我为什么来？想起来了，为了我的梦想与热爱。我喜欢这里浓浓的文化和历史底蕴，儿时课文书里提到的地方，可以抬脚就去；各种各样的话剧展览，第一时间就能感受欣赏；那些知名的公司企业，也会有去工作的机会。现在想想这些，我依然觉得无比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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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雪天比周五晚上更可怕，在雨雪天能顺利打上车，是需要很大运气的。有一次下班正逢下雨，我本计划打车回家，订单发出，显示前面还有一百多人在排队，预计等待一个小时，我便先去食堂吃饭，饭毕，终于轮到我，但页面提示附近司机较少，正在扩大派单范围，不过最后仍是无人接单，订单被系统自动取消。我欲哭无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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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回到老家，我能干什么呢？如果不回去，我要一直这样工作吗？工作的意义仅仅是为了赚大钱吗？我想起《老友记》里的钱德勒，作为一名数据分析师，他有着令人艳羡的独立办公室和极高的薪水，但这不是他喜欢的工作，尤其是在发现罗斯爱恐龙、瑞秋爱时尚、莫妮卡爱烹饪，而他们都在做着自己热爱的工作时，后来他终于鼓起勇气，选择从事自己一直向往的广告行业。
扪心自问，我的工作是我热爱的吗？我现在的生活是我想要的吗？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通勤途中，真让人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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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可能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对时间和距离的感受有了变化，也可能是参照物更多，数不尽的高楼商厦，路旁总有花，三月有桃花，五月有月季，七月有牵牛。四十分钟，我听音乐或听书，看经过的车牌，数红灯的秒数，想想三餐吃什么，总觉得路程没那么远了。
骑车通勤的人很多，回龙观有一条自行车专用路，这条路平坦开阔，抬头远眺，青山清晰可见，它有一段与地铁轨道平行，每隔几分钟，就有地铁隆隆而过，下班的时候，高楼里万家灯火，马路上霓虹闪烁。我不再想这个月的KPI有没有完成，也不会想买房买车，更不会想生活中的纷繁琐事，那一刻，我还是那个骑着单车的无忧少年。
五六年来，在软件园和回龙观这两点之间，地铁、打车、单车，各种通勤方式，我交替尝试。这条通勤路上，这段二三十岁的人生路上，每天都有无数的同行者，却又好像只有我一个。在路上，我从未停止思考，尽管我思考的事情，有的没有答案，有的毫无用处，但我同样享受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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