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世界日报专讯】
（作者 宗记）菲华商联总会/华助中心去年12月20日召开2019年年终探讨交流会议，华助中心九个会员单位和华社有关团体出席，针对近期犯罪桉件高发的事态共同商讨对策。
有关这场会议的一些分支议题，经过舆论沉淀，可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达成有意义的共识，现在是时候把目光重新聚焦在华社面临的危机以及这场会议的主流议题上。
要瞭解12.20会议的作用、意义和历史定位，必须首先釐清这场会议召开的社会背景。
当前，网络博彩业的兴盛吸引大量中国公民来菲务工，其带动的周边产业更是加剧了这股浪潮。然而由于缺乏配套的法律监管，呈现出野蛮生长的态势，加之部分从业人员法律意识澹薄，由此引发大量犯罪问题，包括谋杀、绑架、高利贷、勒索、人口贩运等一系列恶性桉件，不仅在华社引发高度关注，而且个别桉件还轰动了整个菲律宾社会。
仅仅是治安问题就已经让人深感忧虑，但更可怕的是隐藏在治安问题背后的社会问题。由于涉桉人员主要是中国公民，导致反华、反杜力量有了极佳的操作题材。最近一两年来，所谓“中国间谍论”，“中国人大军威胁菲国家安全”，“中国人抢走菲人饭碗”等论调不时出现在菲律宾主流媒体上，增加了菲律宾民众对中国的负面观感，更有媒体通过不正当的舆论诱导，企图把问题转嫁到普通的中国游客身上，打击菲中两国间正常的人文交流。
当前是杜特尔特总统执政，政府对上述议题大多能予以迅速解决或澄清，反华势力操纵这些议题的空间被压制。
但是杜特尔特的任期只剩下两年，未来的政治风向不可预测。政权更迭之后，一旦某些政治派别上台，所有有关中国的负面议题势必甚嚣尘上，届时，中国劳工大军引发的社会治安、道德、国家安全等真真假假的议题不仅不会像现在这样被低调处理，反而会被拿着放大镜查看，甚至被恶意炒作。
如果这样的极端情况出现，本地华人社会能独善其身吗？答桉可能是令人悲观的。其实就在短短几年前，这种情况就曾经出现过。
阿基诺政府时期，由于南海争端加剧，菲律宾社会反华声浪不断提高，本地华人社会已经处在危险边缘。一个着名的桉例是，当时菲律宾最高学府菲律宾国立大学一名华人学子以创历史纪录的高分毕业，这本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但反华势力迅速将其政治化，声称菲律宾国立大学是培养清贫菲人学子的地方，富裕华人子弟的加入构成不公平竞争，并质疑华人子弟对菲律宾的忠诚度。发出这些噪音的人甚至包括个别大学教授和知名人士。
这是极为危险的信号：哪怕这种歪论只被一部分菲民众接受，形成“准主流”民意，华人的姓氏和辛苦积累起来的财富都会变成“原罪”，华人子女接受优质教育的基本权利将遭到质疑。如果这套理论不幸发展成主流民意，那麽华人的身份认同将遭摧残，积累财富和接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这种现象在菲律宾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这就是排华浪潮。
连华人的孩子考取高分都会引发风波（幸好最后理性的声音取得胜利），那麽网络博彩业引发的大量社会治安、贫富分化、社区秩序干扰、文化冲突等问题，一旦被反华势力操作起来将掀起怎样的惊涛骇浪，令人不敢想象。
菲华很强大，但也很脆弱。
12.20会议的第一层意义
华社12.20会议探讨了诸多话题，先不谈这些话题的内容，仅会议本身的意义就值得探究。
第一层意义，承载这次会议的组织形态彻底打破了海外华人社会常常出现的一盘散沙的局面。
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发展史中有着不少痛苦的回忆，这些磨难的缘由很多，但一部分原因是华人社会缺乏强有力的组织机构，又没有积极主动与住在国社会进行交流与融合。安稳的年代里，“闷声发大财”、“少管閒事”、“顾好自己就不错”的落后思想大行其道，真到了危机来临时不仅形不成统一的力量和声音，而且就算想发出一点声音，都不知道去哪裡发。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任人宰割。
而菲华社会早已经克服了这个问题。经历过数次排华浪潮的菲华很早就成立了各种华人社团，其宗旨往往就是凝聚力量、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华人社团的力量和智慧得到积累之后，发展出回馈社会、民族融合的先进理念和思想，并逐步形成“华人三宝”等一批宝贵财富。从此，华社与菲律宾主流社会的关係日渐融洽，华人自身地位不断提高。
然而，菲华的进化史并没有就此终结，其跨越性的发展出现在2014年——马尼拉华助中心在菲华商联总会挂牌成立。
马尼拉华助中心的成立，标志着华社团体从各自为战的状态，进入了超大型社团联合体的阶段。
通过谷歌搜索“马尼拉华助中心”，大家都可以查询到《马尼拉华中心的诞生与发展》一文，其中写到：
……“马尼拉华助中心”成立了华助中心协调委员会，委员会由菲华商联总会和三十多个愿意共襄义举的华人华侨社团组成。各团体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亲密团结、合作共事”的关係。
将近二年的摸索与实践，证明了这种思路是正确的。第三次协调委员会各团体代表联席会议，通过了组成“马尼拉华助基金”。“华助中心”与"华助基金”主任由菲华商联总会出任，副主任由菲华各界联合会、菲华联谊总会、菲华新联公会、旅菲各校友会联合会、世界日报及菲律宾中国商会，并决定增加四个副主任单位即菲律宾中国洪门联合总会、旅菲华侨工商联总会、慈桥基金会及商总外交主任来担任。
超大型社团联合体的出现，让华社一部分组织架构，完成了由自然人组成的团体，到由团体组成的团体的跨越。而且这种组织形式还在不断扩展，比如华社救灾基金的出现。
这种複杂联合体的运转被证明行之有效。在多次募捐赈灾、帮助马拉威重建等国家重大议题上，华社展现出更强的凝聚力和效率。另一方面，联合体之外的其他社团也仍然充满活力。至此，菲华的组织动员能力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进化，没有就此停步。
时间来到2019年12月20日，这一天标志着菲华站在新的组织高度上，迈上一个新的思想高度。
12.20会议的第二层意义
在是次会议上，与会单位和代表对前文提到的华社可能面临的危机进行了大量探讨，并提出了一个核心概念——自救。
与会各社团负责人提出了以下观点（摘要）：
当前不仅有许多治安问题，也引发不少社会问题；
我们要对小部分中国籍民在菲为非作歹，对华社造成负面影响之事具有危机感，并跟这些不法之徒划清界限；
贩毒和从事博彩业所产生的负面后果，均会令菲人对中国人大感不满，并且排斥华人，甚至是排华；
菲律宾有很多华社团体在关心当前局势，大家应该要有危机感……
这些讨论，囊括了几乎所有当前华社关注关键词：治安问题、社会问题、危机感、排华。
而最为可贵的是新联公会的一位与会代表提出的六个字：华社应该自救。
不怨天尤人，不自暴自弃，不抱侥倖心理，不耍“天塌下来有个子高的顶着”的小聪明，不临时抱佛脚，而是要提前组织起来，发动自救，靠自己的力量把握自己的命运。上述这些，已经具备了先进社区文化的一些特征。
华社自救，不是没有先例。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犯罪分子掀起一股绑架华人的浪潮，菲律宾甚至一度背上“亚洲绑架之都”的恶名，华社人人自危。当时的华社领导层以及洪玉华领导的恢复治安运动一道，联合华社工商界、学界、传媒界等各界力量，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自救，最终引起主流社会和政府重视，通过铁腕镇罪最终解决了“绑架潮”，华社和旅菲中国公民的生活终于恢复平静。
这段年代并不久远的往事，是华社自救的一次成功范例。历史不曾忘记，民众也不会忘记：只有在危难面前挺身而出的人，才会被铭记。
只不过那一次，华社是在被逼无奈之下才开始自救的。
如今，杜特尔特总统的任期还有两年多，排华浪潮并没有出现，但华社已经前瞻性察觉到危险的迫近，并利用自身最新进化出的组织力量展开讨论。
这就是12.20会议的第二层意义：开创了菲华有前瞻性集体自救的先河。
最后需要指出，这场会议不仅提出了危机和自救的概念，也已经开始着手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桉。
（作者 宗记）菲华商联总会/华助中心去年12月20日召开2019年年终探讨交流会议，华助中心九个会员单位和华社有关团体出席，针对近期犯罪桉件高发的事态共同商讨对策。
有关这场会议的一些分支议题，经过舆论沉淀，可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达成有意义的共识，现在是时候把目光重新聚焦在华社面临的危机以及这场会议的主流议题上。
要瞭解12.20会议的作用、意义和历史定位，必须首先釐清这场会议召开的社会背景。
当前，网络博彩业的兴盛吸引大量中国公民来菲务工，其带动的周边产业更是加剧了这股浪潮。然而由于缺乏配套的法律监管，呈现出野蛮生长的态势，加之部分从业人员法律意识澹薄，由此引发大量犯罪问题，包括谋杀、绑架、高利贷、勒索、人口贩运等一系列恶性桉件，不仅在华社引发高度关注，而且个别桉件还轰动了整个菲律宾社会。
仅仅是治安问题就已经让人深感忧虑，但更可怕的是隐藏在治安问题背后的社会问题。由于涉桉人员主要是中国公民，导致反华、反杜力量有了极佳的操作题材。最近一两年来，所谓“中国间谍论”，“中国人大军威胁菲国家安全”，“中国人抢走菲人饭碗”等论调不时出现在菲律宾主流媒体上，增加了菲律宾民众对中国的负面观感，更有媒体通过不正当的舆论诱导，企图把问题转嫁到普通的中国游客身上，打击菲中两国间正常的人文交流。
当前是杜特尔特总统执政，政府对上述议题大多能予以迅速解决或澄清，反华势力操纵这些议题的空间被压制。
但是杜特尔特的任期只剩下两年，未来的政治风向不可预测。政权更迭之后，一旦某些政治派别上台，所有有关中国的负面议题势必甚嚣尘上，届时，中国劳工大军引发的社会治安、道德、国家安全等真真假假的议题不仅不会像现在这样被低调处理，反而会被拿着放大镜查看，甚至被恶意炒作。
如果这样的极端情况出现，本地华人社会能独善其身吗？答桉可能是令人悲观的。其实就在短短几年前，这种情况就曾经出现过。
阿基诺政府时期，由于南海争端加剧，菲律宾社会反华声浪不断提高，本地华人社会已经处在危险边缘。一个着名的桉例是，当时菲律宾最高学府菲律宾国立大学一名华人学子以创历史纪录的高分毕业，这本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但反华势力迅速将其政治化，声称菲律宾国立大学是培养清贫菲人学子的地方，富裕华人子弟的加入构成不公平竞争，并质疑华人子弟对菲律宾的忠诚度。发出这些噪音的人甚至包括个别大学教授和知名人士。
这是极为危险的信号：哪怕这种歪论只被一部分菲民众接受，形成“准主流”民意，华人的姓氏和辛苦积累起来的财富都会变成“原罪”，华人子女接受优质教育的基本权利将遭到质疑。如果这套理论不幸发展成主流民意，那麽华人的身份认同将遭摧残，积累财富和接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这种现象在菲律宾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这就是排华浪潮。
连华人的孩子考取高分都会引发风波（幸好最后理性的声音取得胜利），那麽网络博彩业引发的大量社会治安、贫富分化、社区秩序干扰、文化冲突等问题，一旦被反华势力操作起来将掀起怎样的惊涛骇浪，令人不敢想象。
菲华很强大，但也很脆弱。
12.20会议的第一层意义
华社12.20会议探讨了诸多话题，先不谈这些话题的内容，仅会议本身的意义就值得探究。
第一层意义，承载这次会议的组织形态彻底打破了海外华人社会常常出现的一盘散沙的局面。
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发展史中有着不少痛苦的回忆，这些磨难的缘由很多，但一部分原因是华人社会缺乏强有力的组织机构，又没有积极主动与住在国社会进行交流与融合。安稳的年代里，“闷声发大财”、“少管閒事”、“顾好自己就不错”的落后思想大行其道，真到了危机来临时不仅形不成统一的力量和声音，而且就算想发出一点声音，都不知道去哪裡发。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任人宰割。
而菲华社会早已经克服了这个问题。经历过数次排华浪潮的菲华很早就成立了各种华人社团，其宗旨往往就是凝聚力量、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华人社团的力量和智慧得到积累之后，发展出回馈社会、民族融合的先进理念和思想，并逐步形成“华人三宝”等一批宝贵财富。从此，华社与菲律宾主流社会的关係日渐融洽，华人自身地位不断提高。
然而，菲华的进化史并没有就此终结，其跨越性的发展出现在2014年——马尼拉华助中心在菲华商联总会挂牌成立。
马尼拉华助中心的成立，标志着华社团体从各自为战的状态，进入了超大型社团联合体的阶段。
通过谷歌搜索“马尼拉华助中心”，大家都可以查询到《马尼拉华中心的诞生与发展》一文，其中写到：
……“马尼拉华助中心”成立了华助中心协调委员会，委员会由菲华商联总会和三十多个愿意共襄义举的华人华侨社团组成。各团体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亲密团结、合作共事”的关係。
将近二年的摸索与实践，证明了这种思路是正确的。第三次协调委员会各团体代表联席会议，通过了组成“马尼拉华助基金”。“华助中心”与"华助基金”主任由菲华商联总会出任，副主任由菲华各界联合会、菲华联谊总会、菲华新联公会、旅菲各校友会联合会、世界日报及菲律宾中国商会，并决定增加四个副主任单位即菲律宾中国洪门联合总会、旅菲华侨工商联总会、慈桥基金会及商总外交主任来担任。
超大型社团联合体的出现，让华社一部分组织架构，完成了由自然人组成的团体，到由团体组成的团体的跨越。而且这种组织形式还在不断扩展，比如华社救灾基金的出现。
这种複杂联合体的运转被证明行之有效。在多次募捐赈灾、帮助马拉威重建等国家重大议题上，华社展现出更强的凝聚力和效率。另一方面，联合体之外的其他社团也仍然充满活力。至此，菲华的组织动员能力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进化，没有就此停步。
时间来到2019年12月20日，这一天标志着菲华站在新的组织高度上，迈上一个新的思想高度。
12.20会议的第二层意义
在是次会议上，与会单位和代表对前文提到的华社可能面临的危机进行了大量探讨，并提出了一个核心概念——自救。
与会各社团负责人提出了以下观点（摘要）：
当前不仅有许多治安问题，也引发不少社会问题；
我们要对小部分中国籍民在菲为非作歹，对华社造成负面影响之事具有危机感，并跟这些不法之徒划清界限；
贩毒和从事博彩业所产生的负面后果，均会令菲人对中国人大感不满，并且排斥华人，甚至是排华；
菲律宾有很多华社团体在关心当前局势，大家应该要有危机感……
这些讨论，囊括了几乎所有当前华社关注关键词：治安问题、社会问题、危机感、排华。
而最为可贵的是新联公会的一位与会代表提出的六个字：华社应该自救。
不怨天尤人，不自暴自弃，不抱侥倖心理，不耍“天塌下来有个子高的顶着”的小聪明，不临时抱佛脚，而是要提前组织起来，发动自救，靠自己的力量把握自己的命运。上述这些，已经具备了先进社区文化的一些特征。
华社自救，不是没有先例。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犯罪分子掀起一股绑架华人的浪潮，菲律宾甚至一度背上“亚洲绑架之都”的恶名，华社人人自危。当时的华社领导层以及洪玉华领导的恢复治安运动一道，联合华社工商界、学界、传媒界等各界力量，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自救，最终引起主流社会和政府重视，通过铁腕镇罪最终解决了“绑架潮”，华社和旅菲中国公民的生活终于恢复平静。
这段年代并不久远的往事，是华社自救的一次成功范例。历史不曾忘记，民众也不会忘记：只有在危难面前挺身而出的人，才会被铭记。
只不过那一次，华社是在被逼无奈之下才开始自救的。
如今，杜特尔特总统的任期还有两年多，排华浪潮并没有出现，但华社已经前瞻性察觉到危险的迫近，并利用自身最新进化出的组织力量展开讨论。
这就是12.20会议的第二层意义：开创了菲华有前瞻性集体自救的先河。
最后需要指出，这场会议不仅提出了危机和自救的概念，也已经开始着手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桉。
#happy.BIRTH.day[音乐]#
「灌溉了我的荒野 開滿了玫瑰」
于我來說這可能就是你出現在我的生活裏的意義，戴上耳機就會拯救一個普通女生的平凡一天。之前老有人問我怎麼這麽喜歡五月天，我都打哈哈，“五月天救我狗命啦”，但是我相信我自己知道，我想你也會知道，謝謝你曾經在我最最枯竭絕望的荒野上播種玫瑰。
我常常想我只是一個普通粉絲，平常呢聽聽歌就會很開心，偶爾能逃到現場坐在台下親眼來看看你們就會又有生活的動力。當然你並不會也不需要瞭解我的生活我的心聲，但我還是經常會有很多話想要和你說，可能你真的是一面溫柔又有濃霧的湖泊哦，讓人想要把自己掏空給你，也想來看看濃霧背後的你。你討厭過生日，這沒什麽不好的，像個小朋友很可愛。這樣的話那我也不祝你生日快樂啦，我要祝你天天都快樂，分分都快樂，秒秒都快樂。最後還是要說，謝謝你，一路陪我到這裏。
「灌溉了我的荒野 開滿了玫瑰」
于我來說這可能就是你出現在我的生活裏的意義，戴上耳機就會拯救一個普通女生的平凡一天。之前老有人問我怎麼這麽喜歡五月天，我都打哈哈，“五月天救我狗命啦”，但是我相信我自己知道，我想你也會知道，謝謝你曾經在我最最枯竭絕望的荒野上播種玫瑰。
我常常想我只是一個普通粉絲，平常呢聽聽歌就會很開心，偶爾能逃到現場坐在台下親眼來看看你們就會又有生活的動力。當然你並不會也不需要瞭解我的生活我的心聲，但我還是經常會有很多話想要和你說，可能你真的是一面溫柔又有濃霧的湖泊哦，讓人想要把自己掏空給你，也想來看看濃霧背後的你。你討厭過生日，這沒什麽不好的，像個小朋友很可愛。這樣的話那我也不祝你生日快樂啦，我要祝你天天都快樂，分分都快樂，秒秒都快樂。最後還是要說，謝謝你，一路陪我到這裏。
#芜湖文旅那些事儿# 百年老海关
芜湖老海关位于十里江湾公园的北端，是一幢非常气派的欧式建筑。
这座老海关，亲历过无数兴衰事
这座芜湖人口中的“老海关”，今年整整一百岁了。从它诞生那天起，就注定成为我们这座城市的一个标志性建筑，这个标志，不仅体现在建筑上、景观上，更是定格在历史的年轮之上。百年岁月虽然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昙花一现，但它所经历的这一百年，却是我们这座城市翻天覆地的一百年。
芜湖海关是《中英烟台条约》直接的产物。清光绪二年（1876）《中英烟台条约》约定芜湖开埠，清光绪三年（1877）2月18日，芜湖海关建立，定为三等海关，同年4月1日正式开关。当时的芜湖海关专门征收轮船转运的进出口货物的税款，由英领事署总税务司管理关务，兼管港口、航政，代办邮政和气象等业务，还负责稽查鸦片走私。当时芜湖海关一直由外国人把持，但由于地方管理的需要，芜湖也设有由中国人任职的海关监督，但芜湖海关税务司对这个所谓的芜湖海关监督的指示经常拒不执行或拖延不办，因此，芜湖海关监督形同虚设。在这些监督中，有一个例外，他就是潘赞化。潘赞化（1885-1959），老同盟会会员，1912年担任芜湖海关监督时，不愿把关税上缴当时的财政部，而是汇给上海的同盟会。后来孙中山到芜湖巡视时，还亲自接见了潘赞化，赞扬了潘的义举。潘赞化在海关监督的任上结识了当时只有17岁的潘玉良，成就一段人间佳话。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潘赞化本人并没有在这座海关大楼里工作过，但正是他和前任海关监督李振标一起，划定了海关大楼新址的建造范围。等到海关建成之前，潘赞化就已经和潘玉良一起离开芜湖了。
老海关是芜湖近代史无法绕过的一座建筑
芜湖海关在建立之初并无专门办公楼房，只是在中江塔附近租了几间民房用做办公地，专征轮船装运的进出口货物税银。1993年《芜湖市志》记载，首任海关道为刘传缜，但芜湖海关的关务税务司管理、历任税务司则都是外国人，这些外国人掌握着当时芜湖海关人员的招募、调遣、晋升和撤换大权，英语为海关通用语言，由于海关大权控制在外国人手中，所以芜湖人又称海关为“洋关”。
1877年7月，海关以定价8000银元购得范罗、磨盘两山建造税务司署。可是，随着海关业务的不断扩大，原在中江塔附近的老办公处所很快就不够用了，1883年，将租界在沿江一带陶家沟以南的地块，拨给海关建造办公楼和海关码头。1916年在陶家沟以南轮船码头旁建成一组海关建筑群，历时3年方才建成，1919年7月14日正式迁入新址办公。包括：西面的关廨大楼，北面的理船厅办公室及货栈，偏南的外班洋员俱乐部，东面的三座西式建筑（分别为总巡洋员住室、副总巡洋员住室、洋验货员住室），还有足球场、水手和杂役住室。此外，从现存的老照片可知，当时还有芜湖海关未婚职员宿舍、已婚职员宿舍等。所有这些建筑，保留下来只有关廨大楼，也即俗称的老海关大楼。它坐东朝西，砖木混凝土结构，占地面积497.84平方米，建筑面积1101.46平方米。主楼为两层楼房，通高19.55米。该楼三面有柱廊，面阔约21.97米，进深约22.66米。红砖墙，四坡顶铁皮屋面，有钟楼位于主楼中轴线上。钟楼之上有瞭望台。海关大楼檐部、腰部、砖柱、门窗罩等处有复杂的装饰线，钟楼与主楼一高一低，建筑造型生动而富有变化，是芜湖近现代西洋建筑的典型实例。在这座大楼建成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舟行长江之中，上至澛港，下至天门山，每次只要看见伫立在江畔的这座大楼的身影，船上的人就知道已经到芜湖了。
翻开中国近代史就可知道，当时中国的74个“约开口岸”中，芜湖与宜昌、温州、北海等地属比较晚的一批。一般认为，1876年开埠是芜湖近代建筑史的开端。相对于上海、广州等沿海城市，芜湖近代建筑的诞生不算最早的。即使相比同为长江口岸的汉口、镇江、九江等地，也晚了近20年。但由于芜湖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经济条件，其发展势头却非常迅猛，到19世纪末已赶上镇江、九江等地，成为长江中下游流域仅次于上海和汉口的开放口岸。葛立三在《芜湖近代城市与建筑》一书中指出：“芜湖是继上海、厦门、广州等城市之后，第9个设立租界的城市，也是我国近代在1914年以前设立的46个主要海关中第16个设立海关的城市，由此可见芜湖城市地位的重要性和外国列强对芜湖的‘重视’。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芜湖近代建筑的发展在我国近代虽不算最早，但也可称为发展较早的城市。”
老海关，一块货真价实的“金字招牌”
在市档案馆珍藏有一份《芜湖关各项洋税征支表》，它详细记录了芜湖老海关自光绪三年（1877）二月十八日年至宣统二年（1910）八月二十七日的各项洋税收支情况，共计34页。由于该档案资料的连贯性比较好，系统地记载了芜湖海关自开关以来至清朝末年全部税收开支情况，数据真实可靠，因此对于研究中国海关史以及地方史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据市档案馆馆员张照军介绍，《芜湖关各项洋税征支表》每页主要记载新收和开除两项内容，其中新收项目相对较为固定，分别有洋商船只进出口正税、招商局船只进出口正税、洋商船只复进口半税、招商局轮船复进口半税等。而开除项目则比较复杂，有折耗银、税务司船钞、关用经费、同文馆船钞、上缴税务司、解部、解总理衙门、送内务府，还有开支京饷、滇饷、直隶军需等费用，从光绪二十二年（1896）起，还有相当大的部分是英、德、俄、法四国还款项。比如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八月二十五日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十一月二十七日结中，就有“英法俄德四国还款”一项57000两纹银。无怪当时流传着一句俗话：“海关钟楼上的时针每转动一圈，就有三千三百三十三两雪花银（折合银圆五千元）滚进税务司的口袋。”到了1918年，芜湖海关进出口货物值达全国对外贸易的3.5%，成为长江通商巨埠之一。所以说当年的芜湖海关，是一块货真价实的“金字招牌” ，当不为过。
1938年2月17日芜湖被日军侵占后，芜湖海关闭关，1946年6月正式裁撤，由南京海关兼管芜湖进出口贸易，原海关钟楼及办公用房划归当时的长江芜湖航道处使用。2004年10月，省政府公布老芜湖海关大楼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在建当时的滨江公园时，对海关大楼进行了保护性修缮。老海关大楼现已成为十里江湾公园的一处非常吸引游客的地标性建筑，百年岁月静好，百年老海关，依然美丽。
（本条微博来自芜湖传媒集团·大江晚报，记者 郭青 文/梅韬 摄，老照片由市文物局提供）
芜湖老海关位于十里江湾公园的北端，是一幢非常气派的欧式建筑。
这座老海关，亲历过无数兴衰事
这座芜湖人口中的“老海关”，今年整整一百岁了。从它诞生那天起，就注定成为我们这座城市的一个标志性建筑，这个标志，不仅体现在建筑上、景观上，更是定格在历史的年轮之上。百年岁月虽然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昙花一现，但它所经历的这一百年，却是我们这座城市翻天覆地的一百年。
芜湖海关是《中英烟台条约》直接的产物。清光绪二年（1876）《中英烟台条约》约定芜湖开埠，清光绪三年（1877）2月18日，芜湖海关建立，定为三等海关，同年4月1日正式开关。当时的芜湖海关专门征收轮船转运的进出口货物的税款，由英领事署总税务司管理关务，兼管港口、航政，代办邮政和气象等业务，还负责稽查鸦片走私。当时芜湖海关一直由外国人把持，但由于地方管理的需要，芜湖也设有由中国人任职的海关监督，但芜湖海关税务司对这个所谓的芜湖海关监督的指示经常拒不执行或拖延不办，因此，芜湖海关监督形同虚设。在这些监督中，有一个例外，他就是潘赞化。潘赞化（1885-1959），老同盟会会员，1912年担任芜湖海关监督时，不愿把关税上缴当时的财政部，而是汇给上海的同盟会。后来孙中山到芜湖巡视时，还亲自接见了潘赞化，赞扬了潘的义举。潘赞化在海关监督的任上结识了当时只有17岁的潘玉良，成就一段人间佳话。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潘赞化本人并没有在这座海关大楼里工作过，但正是他和前任海关监督李振标一起，划定了海关大楼新址的建造范围。等到海关建成之前，潘赞化就已经和潘玉良一起离开芜湖了。
老海关是芜湖近代史无法绕过的一座建筑
芜湖海关在建立之初并无专门办公楼房，只是在中江塔附近租了几间民房用做办公地，专征轮船装运的进出口货物税银。1993年《芜湖市志》记载，首任海关道为刘传缜，但芜湖海关的关务税务司管理、历任税务司则都是外国人，这些外国人掌握着当时芜湖海关人员的招募、调遣、晋升和撤换大权，英语为海关通用语言，由于海关大权控制在外国人手中，所以芜湖人又称海关为“洋关”。
1877年7月，海关以定价8000银元购得范罗、磨盘两山建造税务司署。可是，随着海关业务的不断扩大，原在中江塔附近的老办公处所很快就不够用了，1883年，将租界在沿江一带陶家沟以南的地块，拨给海关建造办公楼和海关码头。1916年在陶家沟以南轮船码头旁建成一组海关建筑群，历时3年方才建成，1919年7月14日正式迁入新址办公。包括：西面的关廨大楼，北面的理船厅办公室及货栈，偏南的外班洋员俱乐部，东面的三座西式建筑（分别为总巡洋员住室、副总巡洋员住室、洋验货员住室），还有足球场、水手和杂役住室。此外，从现存的老照片可知，当时还有芜湖海关未婚职员宿舍、已婚职员宿舍等。所有这些建筑，保留下来只有关廨大楼，也即俗称的老海关大楼。它坐东朝西，砖木混凝土结构，占地面积497.84平方米，建筑面积1101.46平方米。主楼为两层楼房，通高19.55米。该楼三面有柱廊，面阔约21.97米，进深约22.66米。红砖墙，四坡顶铁皮屋面，有钟楼位于主楼中轴线上。钟楼之上有瞭望台。海关大楼檐部、腰部、砖柱、门窗罩等处有复杂的装饰线，钟楼与主楼一高一低，建筑造型生动而富有变化，是芜湖近现代西洋建筑的典型实例。在这座大楼建成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舟行长江之中，上至澛港，下至天门山，每次只要看见伫立在江畔的这座大楼的身影，船上的人就知道已经到芜湖了。
翻开中国近代史就可知道，当时中国的74个“约开口岸”中，芜湖与宜昌、温州、北海等地属比较晚的一批。一般认为，1876年开埠是芜湖近代建筑史的开端。相对于上海、广州等沿海城市，芜湖近代建筑的诞生不算最早的。即使相比同为长江口岸的汉口、镇江、九江等地，也晚了近20年。但由于芜湖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经济条件，其发展势头却非常迅猛，到19世纪末已赶上镇江、九江等地，成为长江中下游流域仅次于上海和汉口的开放口岸。葛立三在《芜湖近代城市与建筑》一书中指出：“芜湖是继上海、厦门、广州等城市之后，第9个设立租界的城市，也是我国近代在1914年以前设立的46个主要海关中第16个设立海关的城市，由此可见芜湖城市地位的重要性和外国列强对芜湖的‘重视’。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芜湖近代建筑的发展在我国近代虽不算最早，但也可称为发展较早的城市。”
老海关，一块货真价实的“金字招牌”
在市档案馆珍藏有一份《芜湖关各项洋税征支表》，它详细记录了芜湖老海关自光绪三年（1877）二月十八日年至宣统二年（1910）八月二十七日的各项洋税收支情况，共计34页。由于该档案资料的连贯性比较好，系统地记载了芜湖海关自开关以来至清朝末年全部税收开支情况，数据真实可靠，因此对于研究中国海关史以及地方史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据市档案馆馆员张照军介绍，《芜湖关各项洋税征支表》每页主要记载新收和开除两项内容，其中新收项目相对较为固定，分别有洋商船只进出口正税、招商局船只进出口正税、洋商船只复进口半税、招商局轮船复进口半税等。而开除项目则比较复杂，有折耗银、税务司船钞、关用经费、同文馆船钞、上缴税务司、解部、解总理衙门、送内务府，还有开支京饷、滇饷、直隶军需等费用，从光绪二十二年（1896）起，还有相当大的部分是英、德、俄、法四国还款项。比如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八月二十五日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十一月二十七日结中，就有“英法俄德四国还款”一项57000两纹银。无怪当时流传着一句俗话：“海关钟楼上的时针每转动一圈，就有三千三百三十三两雪花银（折合银圆五千元）滚进税务司的口袋。”到了1918年，芜湖海关进出口货物值达全国对外贸易的3.5%，成为长江通商巨埠之一。所以说当年的芜湖海关，是一块货真价实的“金字招牌” ，当不为过。
1938年2月17日芜湖被日军侵占后，芜湖海关闭关，1946年6月正式裁撤，由南京海关兼管芜湖进出口贸易，原海关钟楼及办公用房划归当时的长江芜湖航道处使用。2004年10月，省政府公布老芜湖海关大楼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在建当时的滨江公园时，对海关大楼进行了保护性修缮。老海关大楼现已成为十里江湾公园的一处非常吸引游客的地标性建筑，百年岁月静好，百年老海关，依然美丽。
（本条微博来自芜湖传媒集团·大江晚报，记者 郭青 文/梅韬 摄，老照片由市文物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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