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政治献金案曝光美国制度腐败真实面目 #起底美式黑金政治#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9月19日报道，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临近，“黑金”源源不断涌入美国政坛。近日，英国《卫报》网站刊文揭露，在过去两年里，通过一系列不透明交易，美国亿万富翁、现年90岁的电子制造业巨头巴里·塞德向共和党人伦纳德·利奥主持的一家保守派政治团体“联邦党人学会”捐赠了美国有史以来已知的最大一笔“黑金”，总金额高达16亿美元。
什么是“黑金”？“黑金”如何影响美国政治和社会方方面面？“金钱政治”下的种种乱象，揭开了“美式民主”的虚伪面纱和美国制度性腐败的真实面目。
竞选资金限制形同虚设，来源不透明、用途不公开、额度不受限制的选举“黑金”乱象丛生
“要赢得竞选，需要两个东西。第一个是金钱，第二个我就不记得了。”100多年前，竞选专家马克·汉纳帮助威廉·麦金利两次赢得美国总统选举。在他谈到成功经验时，毫不避讳地道出了美国由来已久的“金钱政治”的秘密。
在美国大大小小的选举中，竞选人都需要通过“烧钱”来提升“存在感”，包括打广告、雇工作人员、印制宣传品、到各地举办竞选活动，甚至是打击竞争对手，等等。为支撑巨大的竞选支出，找到出资“金主”是竞选人的头等大事。
从美国建国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个人在联邦选举中可以自主决定对候选人的捐献额度，制度上的漏洞也使得候选人可以不公开竞选捐献来源。197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竞选法》，对捐款、竞选活动中的广告费用等作出限制，并允许成立“政治行动委员会”。企业或工会可以通过注册政治行动委员会以筹集竞选资金，向联邦候选人提供政治捐献。
1972年，“水门事件”爆发，随后一系列非法捐献和权钱交易丑闻浮出水面，“金主”通过捐资过度影响和操纵选举的问题引发公众不满。为遏制“金钱政治”对民主的侵蚀，1974年，美国国会对《联邦竞选法》进行了修正，进一步限制竞选支出和政治捐献。该法规定，在选举中（包括初选和大选），个人和组织对每位候选人的捐献不得超出1000美元，对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总捐献不得超出5000美元；个人每年向候选人、政党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献不得超出25000美元。
“《联邦竞选法》及1974年的修正仅是第一步尝试，随后就遭到了各方力量挑战，使得法律实施效果大打折扣。”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腾军告诉记者。
来自美国两党的反对声接踵而至，许多议员认为《联邦竞选法》及其修正案侵犯了宪法中的“言论自由”和“程序合法”。最终，1976年，最高法院废除了《联邦竞选法》对国会竞选费用支出的限制条款。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尽管美国又出台了《两党竞选改革法》，但对竞选资金的限制形同虚设。金钱的力量愈发占据上风，而各种来源不透明、用途不公开、额度不受限制的“黑金”乱象丛生。
2007年底，美国非营利性组织“联合公民”宣传并试图播放一部批评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影片。然而，《两党竞选改革法》规定，企业或工会在大选前60日或初选30日之内，不得资助跟竞选有关的或诋毁候选人的言论。为了免于制裁，“联合公民”将联邦选举委员会诉至法庭，称这一规定违宪。
在地方法院初审败诉之后，该案最终被上诉至最高法院。2010年1月，最高法院以5︰4作出裁决，推翻了《两党竞选改革法》限制企业或工会有关独立支出和竞选宣传的条款。这一裁决打开了政治献金的“潘多拉魔盒”——此后，企业和团体只要不把钱直接给候选人，而是把资金用于各项支持候选人的活动上，就可以无上限使用金钱支持选举。包括外国资金在内的秘密资金都可以无限制流入美国的政治中。
“这个裁决直接导致大批‘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和非营利性政治组织出现。”张腾军说，最高法院的裁决实际上是从法律上为这些企业和社会组织“开绿灯”，相关利益集团可以通过贡献“黑金”对选举施加更多隐秘的影响。
“黑金”持续涌入选举，严重削弱政府上台后有针对性解决现存问题的能力
据美媒报道，巴里·塞德曾是一个美国大型制造业企业的老板。2021年，他将自己持有的公司股票变卖后所得的巨额资金，以非常复杂的方式投入到“联邦党人学会”。《纽约时报》称，这笔总额高达16亿美元的捐款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捐款”，而得到这笔巨款的“联邦党人学会”将在未来的选举竞争和政治斗争中掌握巨大的优势。
“这场政治献金案的真正问题在于，如此巨额的资金不应该以一种秘密方式影响选举、立法、司法提名和公共政策。”《卫报》指出，公众不应依赖媒体揭秘才能了解到任何人本应自如获得的有关竞选活动财务状况的基本事实，而这些事实现在被隐藏在匿名、空壳公司和阴暗的政治团体背后。
想当美国总统，要花多少钱？1860年美国大选时，共和党花费10万美元，使亚伯拉罕·林肯当选美国第十六任总统。而现在，美国总统竞选费用正在成倍增长——2004年，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总统候选人的选举费达7亿美元。2008年，这一数字快速增加到10亿美元，2012年则是20亿美元。2016年，包括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在内的美国大选总共花费了66亿美元。2020年，美无党派机构响应性政治中心估测，美国大选花费近140亿美元，达历史新高。
张腾军表示，美国竞选支出不断攀升，与不断增加的竞选捐资有密切关系。
自2010年对“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裁决打开政治捐款闸门之后，“黑金集团”更加肆无忌惮。据《卫报》消息，仅在2020年，超过10亿美元的“黑金”涌进美国的选举，用来为“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广告闪电战、敲门拉票等提供资金。随着2022年中期选举临近，情况越来越糟。民主、共和两党的参议院和众议院重要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都得到了匿名“黑金集团”资助，这些团体不需要披露其捐助者。
“黑金”进场，无疑将对候选人的行为、政党的行动和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
“美国总统的竞选制度讲究‘论功行赏’。总统上任之后，会根据政治捐助者的贡献，提供政治上的回报，例如驻外外交官的身份、进入到政府内部从事公职，或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到执政过程之中，等等。这实际上是一种公开的回报。”张腾军告诉记者。
这种“交换”，使得美国政治与“黑金集团”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本质上反映的是幕后“金主”的诉求。“竞选人所作出的承诺中，有许多是应‘黑金集团’的诉求，每一届政府上台之后，尤其是新任总统，所谓的‘新官上任三把火’，很大程度上是烧给幕后‘金主’看的。这使得他们往往颁布一系列反对或者撤销原总统相应政策的行政令，令美国政策的延续性受到了破坏。”
如此反复的政策倾向，不仅直接影响到美国政策的施行，也让美国民众关注的急需改革的领域受到忽视。“政治已成为美国少数寡头的金钱游戏，最后竞选的结果实际上是各个利益集团之间交易的产物。这从本质上削弱了下一届政府上台后有针对性地解决美国现存问题的能力。”张腾军说。
“黑金政治”放大了本就严重的社会不公和族群矛盾，撕裂整个美国社会
在严重腐蚀美国政治生态、损害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的同时，“黑金”还放大了本就十分严重的社会不公和族群矛盾，撕裂了整个美国社会。
枪支暴力问题已困扰美国多年。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8月26日至28日，纽约市发生了至少12起枪击案，导致多人死亡。非营利组织“为每个城镇带来枪支安全”统计，2016年至2020年间，每天有超过110名美国人被枪杀，超过200人受伤，平均每年有超过40000人死亡，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枪支暴力最严重的国家。
面对社会治安的严重恶化，美国政府在控枪问题上却始终无法拿出有力措施，原因正在于背后的“黑金利益链”。作为反控枪利益集团中的“老大”，拥有超过500万会员和大量资金的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的影响力已深入渗透到美国选举政治的各层级和各方面。诸如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等利益集团不断游说政客，提供大量政治捐款，阻碍控枪相关立法，使得美国在控枪立法上至今未取得重要进展。另一方面，随着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弱势群体拥枪意愿更加强烈，持不同意见的民众对立情绪不断上升，社会撕裂程度进一步加大。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有钱人、特权阶层和“关系硬的人”可以得到优先检测和更好的医疗，而很多社会底层群体则不得不因天价治疗费用放弃必要的治疗。疫情暴发初期，非洲裔美国人感染率和死亡率明显更高，而美国开始大规模投放疫苗时，这一群体接种率又明显落后。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技术，美国却成为全球新冠肺炎感染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血淋淋的数据，揭示出美国社会存在的严重不平等。据美国普查局统计，美国2020年贫困率为11.4%，而非洲裔贫困率达19.5%，拉美裔贫困率达17%。南加州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显示，新冠肺炎疫情使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减少了1.13岁，其中，非洲裔和拉美裔的平均预期寿命下降了2.1岁和3.05岁，相对而言，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下降了0.68岁。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病毒”与新冠肺炎病毒一起蔓延，反亚裔仇恨犯罪频发高发，对穆斯林群体的歧视有增无减，土著居民遭受的种族迫害仍在继续，种族经济鸿沟不断扩大，种族不平等日益加剧。
导致如此不公的深层次原因，是美国政府和政党长期被利益集团操纵和俘获，无法制定和实施促进社会公平的税收、产业和社保政策。麻省理工学院政治评论家与社会活动家诺姆·乔姆斯基表示，美国人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与他们的财富水平之间呈正相关性，约70%的美国人对政策制定没有任何影响。“他们在收入水平、财富等方面处于劣势，相当于被剥夺了参政权利。”
“当需要140亿美元才能选出一位总统时，你会想，这是什么样的民主。美国人除非付钱并且能带来商业利益，否则都不能和国会议员说上话。在华盛顿，普通人很难受到关注，你需要钱、你需要游说，美国政府已经完全腐败了。”好莱坞著名导演奥利弗·斯通说。
“黑金政治”只是美国制度性腐败的表现之一
“针对竞选资金改革的问题，实际上民主、共和两党议员都提出了相应的法案，但是一直都没有成效。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或者制度明确禁止‘黑金’。”张腾军告诉记者。
在美国司法领域，“黑金集团”通过支持一些大法官的提名活动来对其施加影响。“一些大法官对于限制竞选开支这个问题比较保守，认为任何社会组织和个人都有权进行政治捐款或者政治活动，‘黑金集团’就有意推动这些大法官进入到美国的法院体系之内。”
当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中有6名保守派大法官、3名自由派大法官，这个格局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一笔非常重要的“政治遗产”。在张腾军看来，随着联邦最高法院呈现出严重的保守化趋势，竞选资金将更难得到严格监管。“‘黑金集团’正是从制度的源头去推动他们的诉求——立法体系上，资助相关的国会议员；政治上，资助候选人竞选美国总统；司法领域中，支持大法官及地方法院的法官等，支持这些人进入美国的制度体系内，达成他们的目的。”
无数事实表明，美国并非其自我标榜的“民主灯塔”“法治典范”。相反，其国家治理机制存在严重的制度缺陷。美国的制度性腐败，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黑金政治”只是美国制度性腐败的表现之一。“美国的选举制度虽然从明面上看是一种民主选举，是‘人人都有一票’，但实际上只有少数人能够对选举结果施加影响，不管是总统选举还是国会选举都是如此。这种选举制度本身也是美国制度性腐败的一个突出体现。”张腾军表示。
这些现象产生的本质原因，是美国国家治理体系在制度设计上存在内生缺陷。“美国建国之初，其制度设计者就属于富有的精英阶层，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的是精英统治的思维，意图避免美国普通平民对国家施加更大的影响，必然不可能体现最多数人的民主。”张腾军说。
2011年，美国民众走上街头，发起控诉经济不平等的“占领华尔街”运动；2020年，由美国黑人之死引发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烧遍全美。面对美国的制度性腐败，美国民众一直在抗争，结果却不尽如人意。美国非营利组织“21世纪民主”组织主席韦特海默指出，政治金钱已占据美国民主的“中枢地位”。在此影响下，美国普通民众的权利被剥夺，社会顽疾始终无法得到根治。
挥金如土的“黑金政治”、肆无忌惮的游说团体、进出自如的“政商旋转门”……经过200余年的运转，美国制度弊端日益凸显，国内各种矛盾冲突日趋激烈。正如美国前总统卡特感叹，“美国民主已死，取而代之的是寡头政治。”美国正滑向系统性失败的危险边缘。
什么是“黑金”？“黑金”如何影响美国政治和社会方方面面？“金钱政治”下的种种乱象，揭开了“美式民主”的虚伪面纱和美国制度性腐败的真实面目。
竞选资金限制形同虚设，来源不透明、用途不公开、额度不受限制的选举“黑金”乱象丛生
“要赢得竞选，需要两个东西。第一个是金钱，第二个我就不记得了。”100多年前，竞选专家马克·汉纳帮助威廉·麦金利两次赢得美国总统选举。在他谈到成功经验时，毫不避讳地道出了美国由来已久的“金钱政治”的秘密。
在美国大大小小的选举中，竞选人都需要通过“烧钱”来提升“存在感”，包括打广告、雇工作人员、印制宣传品、到各地举办竞选活动，甚至是打击竞争对手，等等。为支撑巨大的竞选支出，找到出资“金主”是竞选人的头等大事。
从美国建国初期到20世纪70年代，个人在联邦选举中可以自主决定对候选人的捐献额度，制度上的漏洞也使得候选人可以不公开竞选捐献来源。197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竞选法》，对捐款、竞选活动中的广告费用等作出限制，并允许成立“政治行动委员会”。企业或工会可以通过注册政治行动委员会以筹集竞选资金，向联邦候选人提供政治捐献。
1972年，“水门事件”爆发，随后一系列非法捐献和权钱交易丑闻浮出水面，“金主”通过捐资过度影响和操纵选举的问题引发公众不满。为遏制“金钱政治”对民主的侵蚀，1974年，美国国会对《联邦竞选法》进行了修正，进一步限制竞选支出和政治捐献。该法规定，在选举中（包括初选和大选），个人和组织对每位候选人的捐献不得超出1000美元，对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总捐献不得超出5000美元；个人每年向候选人、政党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献不得超出25000美元。
“《联邦竞选法》及1974年的修正仅是第一步尝试，随后就遭到了各方力量挑战，使得法律实施效果大打折扣。”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腾军告诉记者。
来自美国两党的反对声接踵而至，许多议员认为《联邦竞选法》及其修正案侵犯了宪法中的“言论自由”和“程序合法”。最终，1976年，最高法院废除了《联邦竞选法》对国会竞选费用支出的限制条款。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尽管美国又出台了《两党竞选改革法》，但对竞选资金的限制形同虚设。金钱的力量愈发占据上风，而各种来源不透明、用途不公开、额度不受限制的“黑金”乱象丛生。
2007年底，美国非营利性组织“联合公民”宣传并试图播放一部批评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影片。然而，《两党竞选改革法》规定，企业或工会在大选前60日或初选30日之内，不得资助跟竞选有关的或诋毁候选人的言论。为了免于制裁，“联合公民”将联邦选举委员会诉至法庭，称这一规定违宪。
在地方法院初审败诉之后，该案最终被上诉至最高法院。2010年1月，最高法院以5︰4作出裁决，推翻了《两党竞选改革法》限制企业或工会有关独立支出和竞选宣传的条款。这一裁决打开了政治献金的“潘多拉魔盒”——此后，企业和团体只要不把钱直接给候选人，而是把资金用于各项支持候选人的活动上，就可以无上限使用金钱支持选举。包括外国资金在内的秘密资金都可以无限制流入美国的政治中。
“这个裁决直接导致大批‘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和非营利性政治组织出现。”张腾军说，最高法院的裁决实际上是从法律上为这些企业和社会组织“开绿灯”，相关利益集团可以通过贡献“黑金”对选举施加更多隐秘的影响。
“黑金”持续涌入选举，严重削弱政府上台后有针对性解决现存问题的能力
据美媒报道，巴里·塞德曾是一个美国大型制造业企业的老板。2021年，他将自己持有的公司股票变卖后所得的巨额资金，以非常复杂的方式投入到“联邦党人学会”。《纽约时报》称，这笔总额高达16亿美元的捐款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捐款”，而得到这笔巨款的“联邦党人学会”将在未来的选举竞争和政治斗争中掌握巨大的优势。
“这场政治献金案的真正问题在于，如此巨额的资金不应该以一种秘密方式影响选举、立法、司法提名和公共政策。”《卫报》指出，公众不应依赖媒体揭秘才能了解到任何人本应自如获得的有关竞选活动财务状况的基本事实，而这些事实现在被隐藏在匿名、空壳公司和阴暗的政治团体背后。
想当美国总统，要花多少钱？1860年美国大选时，共和党花费10万美元，使亚伯拉罕·林肯当选美国第十六任总统。而现在，美国总统竞选费用正在成倍增长——2004年，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两党总统候选人的选举费达7亿美元。2008年，这一数字快速增加到10亿美元，2012年则是20亿美元。2016年，包括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在内的美国大选总共花费了66亿美元。2020年，美无党派机构响应性政治中心估测，美国大选花费近140亿美元，达历史新高。
张腾军表示，美国竞选支出不断攀升，与不断增加的竞选捐资有密切关系。
自2010年对“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裁决打开政治捐款闸门之后，“黑金集团”更加肆无忌惮。据《卫报》消息，仅在2020年，超过10亿美元的“黑金”涌进美国的选举，用来为“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广告闪电战、敲门拉票等提供资金。随着2022年中期选举临近，情况越来越糟。民主、共和两党的参议院和众议院重要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都得到了匿名“黑金集团”资助，这些团体不需要披露其捐助者。
“黑金”进场，无疑将对候选人的行为、政党的行动和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
“美国总统的竞选制度讲究‘论功行赏’。总统上任之后，会根据政治捐助者的贡献，提供政治上的回报，例如驻外外交官的身份、进入到政府内部从事公职，或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到执政过程之中，等等。这实际上是一种公开的回报。”张腾军告诉记者。
这种“交换”，使得美国政治与“黑金集团”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本质上反映的是幕后“金主”的诉求。“竞选人所作出的承诺中，有许多是应‘黑金集团’的诉求，每一届政府上台之后，尤其是新任总统，所谓的‘新官上任三把火’，很大程度上是烧给幕后‘金主’看的。这使得他们往往颁布一系列反对或者撤销原总统相应政策的行政令，令美国政策的延续性受到了破坏。”
如此反复的政策倾向，不仅直接影响到美国政策的施行，也让美国民众关注的急需改革的领域受到忽视。“政治已成为美国少数寡头的金钱游戏，最后竞选的结果实际上是各个利益集团之间交易的产物。这从本质上削弱了下一届政府上台后有针对性地解决美国现存问题的能力。”张腾军说。
“黑金政治”放大了本就严重的社会不公和族群矛盾，撕裂整个美国社会
在严重腐蚀美国政治生态、损害政府的国家治理能力的同时，“黑金”还放大了本就十分严重的社会不公和族群矛盾，撕裂了整个美国社会。
枪支暴力问题已困扰美国多年。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8月26日至28日，纽约市发生了至少12起枪击案，导致多人死亡。非营利组织“为每个城镇带来枪支安全”统计，2016年至2020年间，每天有超过110名美国人被枪杀，超过200人受伤，平均每年有超过40000人死亡，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枪支暴力最严重的国家。
面对社会治安的严重恶化，美国政府在控枪问题上却始终无法拿出有力措施，原因正在于背后的“黑金利益链”。作为反控枪利益集团中的“老大”，拥有超过500万会员和大量资金的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的影响力已深入渗透到美国选举政治的各层级和各方面。诸如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等利益集团不断游说政客，提供大量政治捐款，阻碍控枪相关立法，使得美国在控枪立法上至今未取得重要进展。另一方面，随着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弱势群体拥枪意愿更加强烈，持不同意见的民众对立情绪不断上升，社会撕裂程度进一步加大。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有钱人、特权阶层和“关系硬的人”可以得到优先检测和更好的医疗，而很多社会底层群体则不得不因天价治疗费用放弃必要的治疗。疫情暴发初期，非洲裔美国人感染率和死亡率明显更高，而美国开始大规模投放疫苗时，这一群体接种率又明显落后。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技术，美国却成为全球新冠肺炎感染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血淋淋的数据，揭示出美国社会存在的严重不平等。据美国普查局统计，美国2020年贫困率为11.4%，而非洲裔贫困率达19.5%，拉美裔贫困率达17%。南加州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显示，新冠肺炎疫情使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减少了1.13岁，其中，非洲裔和拉美裔的平均预期寿命下降了2.1岁和3.05岁，相对而言，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下降了0.68岁。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病毒”与新冠肺炎病毒一起蔓延，反亚裔仇恨犯罪频发高发，对穆斯林群体的歧视有增无减，土著居民遭受的种族迫害仍在继续，种族经济鸿沟不断扩大，种族不平等日益加剧。
导致如此不公的深层次原因，是美国政府和政党长期被利益集团操纵和俘获，无法制定和实施促进社会公平的税收、产业和社保政策。麻省理工学院政治评论家与社会活动家诺姆·乔姆斯基表示，美国人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与他们的财富水平之间呈正相关性，约70%的美国人对政策制定没有任何影响。“他们在收入水平、财富等方面处于劣势，相当于被剥夺了参政权利。”
“当需要140亿美元才能选出一位总统时，你会想，这是什么样的民主。美国人除非付钱并且能带来商业利益，否则都不能和国会议员说上话。在华盛顿，普通人很难受到关注，你需要钱、你需要游说，美国政府已经完全腐败了。”好莱坞著名导演奥利弗·斯通说。
“黑金政治”只是美国制度性腐败的表现之一
“针对竞选资金改革的问题，实际上民主、共和两党议员都提出了相应的法案，但是一直都没有成效。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或者制度明确禁止‘黑金’。”张腾军告诉记者。
在美国司法领域，“黑金集团”通过支持一些大法官的提名活动来对其施加影响。“一些大法官对于限制竞选开支这个问题比较保守，认为任何社会组织和个人都有权进行政治捐款或者政治活动，‘黑金集团’就有意推动这些大法官进入到美国的法院体系之内。”
当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中有6名保守派大法官、3名自由派大法官，这个格局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一笔非常重要的“政治遗产”。在张腾军看来，随着联邦最高法院呈现出严重的保守化趋势，竞选资金将更难得到严格监管。“‘黑金集团’正是从制度的源头去推动他们的诉求——立法体系上，资助相关的国会议员；政治上，资助候选人竞选美国总统；司法领域中，支持大法官及地方法院的法官等，支持这些人进入美国的制度体系内，达成他们的目的。”
无数事实表明，美国并非其自我标榜的“民主灯塔”“法治典范”。相反，其国家治理机制存在严重的制度缺陷。美国的制度性腐败，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黑金政治”只是美国制度性腐败的表现之一。“美国的选举制度虽然从明面上看是一种民主选举，是‘人人都有一票’，但实际上只有少数人能够对选举结果施加影响，不管是总统选举还是国会选举都是如此。这种选举制度本身也是美国制度性腐败的一个突出体现。”张腾军表示。
这些现象产生的本质原因，是美国国家治理体系在制度设计上存在内生缺陷。“美国建国之初，其制度设计者就属于富有的精英阶层，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的是精英统治的思维，意图避免美国普通平民对国家施加更大的影响，必然不可能体现最多数人的民主。”张腾军说。
2011年，美国民众走上街头，发起控诉经济不平等的“占领华尔街”运动；2020年，由美国黑人之死引发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烧遍全美。面对美国的制度性腐败，美国民众一直在抗争，结果却不尽如人意。美国非营利组织“21世纪民主”组织主席韦特海默指出，政治金钱已占据美国民主的“中枢地位”。在此影响下，美国普通民众的权利被剥夺，社会顽疾始终无法得到根治。
挥金如土的“黑金政治”、肆无忌惮的游说团体、进出自如的“政商旋转门”……经过200余年的运转，美国制度弊端日益凸显，国内各种矛盾冲突日趋激烈。正如美国前总统卡特感叹，“美国民主已死，取而代之的是寡头政治。”美国正滑向系统性失败的危险边缘。
【昔日小甜甜，今朝牛夫人，乌海当初引进的京运通，为何急着跑路？】五年前，内蒙古乌海市政府使尽浑身解术引进的光伏企业京运通，如今因为能评未过，准备将二期项目50多亿的投资从乌海迁至四川乐山。京运通还因为厂房工程款问题，被项目总包方告上法庭。
01能评未过，还是感情不和？ 京运通与乌海分手改嫁乐山9月1日，内蒙古发改委宣布：9月1日起取消高耗能企业优惠电价。这意味着，高耗能的光伏产业在内蒙古的电价，将由原来的每度0.26元提升至0.4元。
就此，身在内蒙古的光伏企业们，肯定需要重新测算新的电价政策对企业经营的影响，也包括在建产能、拟建产能是否需要进行变更。
但这一政策对于硅片企业京运通来说，可能已不是考虑的重点。这是因为，在此之前，京运通已在8月11日公告，拟将原募投项目“乌海10GW高效单晶硅棒项目”，变更为新项目“乐山22GW高效单晶硅棒、切片项目”，新项目总投资达53.64亿元。
京运通在公告中表示：
“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募集资金于2021年1月到账，2021年年初以来，在‘碳中和、碳达峰’整体目标的带动下，‘能耗双控’相关政策整体趋严，对公司乌海二期项目取得能评手续并推动实施造成了实际影响。因能评相关手续暂未取得，公司无法按计划开工建设，导致原项目进度有所滞后。
针对暂无法取得能评的情况，公司一方面积极与相关部门沟通乌海二期项目的能评手续，另一方面，为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推动公司新材料业务扩产，公司也积极寻找其他合适的项目地址。截至目前，公司仍未取得乌海二期项目的能评相关手续，而公司拟在四川省乐山市投资建设的“乐山22GW高效单晶硅棒、切片项目”已取得项目备案、土地不动产权证书等手续，并于2022年7月取得能评相关手续。综合考虑原项目和新项目的实际实施情况及预计实施进度，并结合宏观政策、行业发展情况、市场需求、公司战略规划等因素，公司经过谨慎论证，拟将原募投项目‘乌海10GW高效单晶硅棒项目’变更为新项目‘乐山22GW高效单晶硅棒、切片项目’，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建设地点也相应变更。”
总结下来一句话，京运通在四川乐山的新项目不仅迅速通过了能评，而且在规模上还翻了一倍多。
值得关注的是，京运通投到乐山的是二期，现在乌海已经有8.3GW的硅片产能。
此前曾有人以投资者身份，向乌海市政府反映京运通能评进展情况。乌海市海勃湾区发改委对此亦有公开回复，如下：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工信厅能源局关于印发《关于确保完成“十四五”能耗双控目标任务若干保障措施》的通知（内发改环资字〔2021〕209号）文件中“二、加快推进高耗能行业结构调整第7条控制高耗能行业产能规模。无下游转化的多晶硅、单晶硅等新增产能项目，确有必要建设的，需在区内实施产能和能耗减量置换。”
02因厂房工程款纠纷，京运通被告上法庭
2017年6月5日，京运通公告，其与内蒙古乌海市政府签署了《乌海京运通新材料产业园项目投资协议》，就“在乌海市建设产能5GW/年的以生产高效太阳能级多晶硅及单晶硅材料为主的产业园区”达成合作意向。
当时公告中披露的甲方（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人民政府）责任包括：
1、项目的厂房和配套建筑设施，由甲方按照乙方设计和进度要求实施建设，经乙方项目公司选择的具有国家认证资质的第三方工程管理公司验收合格后交付给乙方项目公司使用。
2、甲方负责落实国家、内蒙古自治区各项优惠政策，同时按照国家法律、政策给予本项目各方面支持。
3、甲方承诺全力做好项目跟踪服务，依法协助乙方及时协调相关行政手续，以保证项目如期开工建设和正常投产经营。
4、甲方对乙方新落户项目及其配套供应商投资项目将按照产业类型和项目投资情况给予优先扶持。
从公告的内容来看：当地政府负责建设厂房给京运通使用。
赶碳号就此查阅多家上市公司公告并采访多家光伏企业，了解到，硅片企业与地方政府签约落户，地方政府或者是所在园区代建厂房基本属于标配。有的企业还要求地方政府代建工人宿舍楼和食堂。
一般情况下，企业会在前几年免费、或者是以象征性出价的形式使用厂房或宿舍，在固定年限后再由企业赎回。
这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条件，客观上也有利于企业节约固定资产投资，助其实现快速扩张。
京运通在公告中表述：乌海市政府指定海勃湾城投以价值35,000.00万元的房产入股（不参与分红）乌海京运通，厂房及厂区的基础条件落成后，公司在协议签署后第8年后回购股权。
2017年7月，中电四与海勃湾城投签订厂房建设施工协议，之后由中电四进行了部分施工。但是，海勃湾城投未支付工程款。
2019年8月7日，中电四以海勃湾城投（被告一）、乌海京运通（被告二）未付工程款为由向乌海市中院提起诉讼，索要工程款。
京运通坚持称和施工单位中电四没有签订任何协议。
法院一审判定京运通和海勃湾城投共同承担工程费共计2.36亿元。原告、被告对判决结果都不满意，案件进入二审程序。
03乌海环保执法如山，海勃湾区8个多月开出120张罚单
乌海市素有“黄河明珠”的美誉，三山环抱，一水中流，民风淳厚。
光伏发电是清洁能源，但是光伏制造业上游的生产环节却是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光伏产业在帮助地方创造税收就业的同时，也会给当地生态环境带来压力。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是所有地方政府都要平衡的矛盾。
近年来，乌海市加大环保执法力度。
京运通乌海一期所在地的海湾区官网显示，今年9月，乌海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已排到乌环罚字（海）[2022]120号），罚款金额一般在3万至100万之间。
今年中报，京运通披露：因生产废水排放问题，乌海京运通被乌海市生态环境局处以100万元罚款（顶格）。
END
01能评未过，还是感情不和？ 京运通与乌海分手改嫁乐山9月1日，内蒙古发改委宣布：9月1日起取消高耗能企业优惠电价。这意味着，高耗能的光伏产业在内蒙古的电价，将由原来的每度0.26元提升至0.4元。
就此，身在内蒙古的光伏企业们，肯定需要重新测算新的电价政策对企业经营的影响，也包括在建产能、拟建产能是否需要进行变更。
但这一政策对于硅片企业京运通来说，可能已不是考虑的重点。这是因为，在此之前，京运通已在8月11日公告，拟将原募投项目“乌海10GW高效单晶硅棒项目”，变更为新项目“乐山22GW高效单晶硅棒、切片项目”，新项目总投资达53.64亿元。
京运通在公告中表示：
“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募集资金于2021年1月到账，2021年年初以来，在‘碳中和、碳达峰’整体目标的带动下，‘能耗双控’相关政策整体趋严，对公司乌海二期项目取得能评手续并推动实施造成了实际影响。因能评相关手续暂未取得，公司无法按计划开工建设，导致原项目进度有所滞后。
针对暂无法取得能评的情况，公司一方面积极与相关部门沟通乌海二期项目的能评手续，另一方面，为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推动公司新材料业务扩产，公司也积极寻找其他合适的项目地址。截至目前，公司仍未取得乌海二期项目的能评相关手续，而公司拟在四川省乐山市投资建设的“乐山22GW高效单晶硅棒、切片项目”已取得项目备案、土地不动产权证书等手续，并于2022年7月取得能评相关手续。综合考虑原项目和新项目的实际实施情况及预计实施进度，并结合宏观政策、行业发展情况、市场需求、公司战略规划等因素，公司经过谨慎论证，拟将原募投项目‘乌海10GW高效单晶硅棒项目’变更为新项目‘乐山22GW高效单晶硅棒、切片项目’，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及建设地点也相应变更。”
总结下来一句话，京运通在四川乐山的新项目不仅迅速通过了能评，而且在规模上还翻了一倍多。
值得关注的是，京运通投到乐山的是二期，现在乌海已经有8.3GW的硅片产能。
此前曾有人以投资者身份，向乌海市政府反映京运通能评进展情况。乌海市海勃湾区发改委对此亦有公开回复，如下：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工信厅能源局关于印发《关于确保完成“十四五”能耗双控目标任务若干保障措施》的通知（内发改环资字〔2021〕209号）文件中“二、加快推进高耗能行业结构调整第7条控制高耗能行业产能规模。无下游转化的多晶硅、单晶硅等新增产能项目，确有必要建设的，需在区内实施产能和能耗减量置换。”
02因厂房工程款纠纷，京运通被告上法庭
2017年6月5日，京运通公告，其与内蒙古乌海市政府签署了《乌海京运通新材料产业园项目投资协议》，就“在乌海市建设产能5GW/年的以生产高效太阳能级多晶硅及单晶硅材料为主的产业园区”达成合作意向。
当时公告中披露的甲方（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人民政府）责任包括：
1、项目的厂房和配套建筑设施，由甲方按照乙方设计和进度要求实施建设，经乙方项目公司选择的具有国家认证资质的第三方工程管理公司验收合格后交付给乙方项目公司使用。
2、甲方负责落实国家、内蒙古自治区各项优惠政策，同时按照国家法律、政策给予本项目各方面支持。
3、甲方承诺全力做好项目跟踪服务，依法协助乙方及时协调相关行政手续，以保证项目如期开工建设和正常投产经营。
4、甲方对乙方新落户项目及其配套供应商投资项目将按照产业类型和项目投资情况给予优先扶持。
从公告的内容来看：当地政府负责建设厂房给京运通使用。
赶碳号就此查阅多家上市公司公告并采访多家光伏企业，了解到，硅片企业与地方政府签约落户，地方政府或者是所在园区代建厂房基本属于标配。有的企业还要求地方政府代建工人宿舍楼和食堂。
一般情况下，企业会在前几年免费、或者是以象征性出价的形式使用厂房或宿舍，在固定年限后再由企业赎回。
这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条件，客观上也有利于企业节约固定资产投资，助其实现快速扩张。
京运通在公告中表述：乌海市政府指定海勃湾城投以价值35,000.00万元的房产入股（不参与分红）乌海京运通，厂房及厂区的基础条件落成后，公司在协议签署后第8年后回购股权。
2017年7月，中电四与海勃湾城投签订厂房建设施工协议，之后由中电四进行了部分施工。但是，海勃湾城投未支付工程款。
2019年8月7日，中电四以海勃湾城投（被告一）、乌海京运通（被告二）未付工程款为由向乌海市中院提起诉讼，索要工程款。
京运通坚持称和施工单位中电四没有签订任何协议。
法院一审判定京运通和海勃湾城投共同承担工程费共计2.36亿元。原告、被告对判决结果都不满意，案件进入二审程序。
03乌海环保执法如山，海勃湾区8个多月开出120张罚单
乌海市素有“黄河明珠”的美誉，三山环抱，一水中流，民风淳厚。
光伏发电是清洁能源，但是光伏制造业上游的生产环节却是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光伏产业在帮助地方创造税收就业的同时，也会给当地生态环境带来压力。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是所有地方政府都要平衡的矛盾。
近年来，乌海市加大环保执法力度。
京运通乌海一期所在地的海湾区官网显示，今年9月，乌海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已排到乌环罚字（海）[2022]120号），罚款金额一般在3万至100万之间。
今年中报，京运通披露：因生产废水排放问题，乌海京运通被乌海市生态环境局处以100万元罚款（顶格）。
END
#湖南身边事# 助力地方经济发展，一个项目建设背后的“环保力量”
本月底，一期投资12亿元的凯睿思高速覆铜板项目，将开始动工建设，明年6月正式投产。从2021年5月正式落地株洲，到本月底动工建设，客观地讲，凯睿思高速覆铜板项目的推进速度，有些慢。
但湖南凯睿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睿思）的总经理何维却表示，在一波三折的过程里，企业看到了株洲市生态环境部门的专业与周到，更切身体会到了株洲市优化营商环境的拳拳之心。“这些经历告诉我们，选择株洲，是最正确的决定。”何维说。
企业最先进的治污设备
达不到“株洲标准”
凯睿思高速覆铜板项目，从最初的招商洽谈，到确定落地株洲，用时仅为半年，过程极为顺利。此后一波三折的故事，要从一个叫VOCs的东西说起。所谓VOCs，即是挥发性有机物的统称，是生成臭氧的重要前体物，是造成臭氧超标的重要污染源。凯睿思高速覆铜板项目达产之后，排放的主要污染物，就是VOCs。
环保，是企业存续发展的底线。早在项目落地株洲之前，凯睿思即对株洲的环保政策及要求，进行了详细且充分的了解，“比我们在广州时的要求更高，我们有这个预期和准备。”何维说。面对株洲更为严格的环保要求，凯睿思的最初计划，是“在污染防治端，使用国内最先进的治污设备”。即便如此，凯睿思依然低估了株洲在环保上的高标准。
“凯睿思需要解决的，不是治污设备是否先进，治污效果是否最优的问题，而是有没有污染物排放总量的问题。”株洲市生态环境局天元分局负责人说。按照凯睿思最初的生产方案，其VOCs年排污总量达210吨，如此排放体量，在全市过往涉VOCs排放的项目中，还无先例。况且，近年来我市严控VOCs排放总量，明确要求凡新上涉VOCs排放项目，必须先倍量替代。也就是说，凯睿思要顺利跨过“环保关”，全市必须要有420吨的VOCs年减排量。
“如果不调整生产工艺，压减排放量，环保这关，过不了。”该负责人说。“满足不了环保的要求，其他各个环节，不能动，更不敢动。”何维说，因为VOCs排污总量无法得到批复，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司各股东的投资信心和意愿。作为凯睿思的总经理，何维用两个词形容此前的心情：着急、迷茫。
五次“把脉问诊”
觅得“良方”解难题
面对迟迟不能实质性动工的凯睿思高速覆铜板项目，市区两级政府更着急。多次调度之后，为该项目“解难题”的担子，压在了株洲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周其伟的肩上。“两个多月，周局长前后到我们项目五次。”何维清楚地记得：“每一次，解决的都是具体且关键的问题。”
第一次协调会上的碰面，周其伟就给何维留下了“专业、务实”的印象。“VOCs排污总量之外，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们的原辅材料本身挥发过程中会产生气味，项目还需重点考虑‘邻避效应’的问题。”何维说。尽管厂界周边并无其他企业，最近的居民住房距离超过300米，周其伟仍要求市区两级环保部门派出人员，赴中山市同体量、同行业的企业和园区实地考察，在厂界内外、上下风向及白天黑夜，“用鼻子确定”对周边环境是否有影响。
此后，周其伟又邀请省生态环境厅的专家组，就凯睿思高速覆铜板项目进行VOCs减排的专项技术帮扶。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大到生产流程、治污工艺，小至原辅材料存储、排气烟囱设置，专家组将行业内最新的工艺、技术、设备，与项目生产所需相结合，为凯睿思制定了一套全新的VOCs减排方案，将VOCs污染物年排污总量从最初的210吨，降至150吨。总量不足的难题，有了解决的空间。减排，不是随便哪里加套治污设备就行的，是对生产、治污各环节、全方位的技改升级。
何维介绍，为达到减排效果，尽管项目投资预算增加了1000万元，但非常顺利地获得到了股东支持。“原因很简单，就高速覆铜板行业来说，同等规模下，我们能将VOCs的年排放总量控制在150吨，不论是生产工艺，还是环保水平，我们就是业内NO.1。”何维认为，从长远看，环保的要求肯定越来越高，而凯睿思在环保部门的帮扶和指导下，已经走在了业内的最前沿。
遍寻全区企业
“抠”出300吨VOCs排污总量
将VOCs污染物年排污总量降至150吨，对凯睿思来说已殊为不易。但批准项目跨过“环保关”，需要在全区现有VOCs排污总量的基础上，减排300吨，天元区同样艰难。减排量从何而来？“遍寻全区涉VOCs排放企业，一家一家地去‘抠’出来。”这是周其伟交给市生态环境局天元分局的任务。一张清单，上百家企业，市生态环境局天元分局工作人员用半个月的时间，以排放总量从大到小为顺序，逐一现场核验、反复测算，最终从7家涉VOCs排放企业里，凑出了300吨的减排量。
但事情并没有如此顺利。减排清单送到市生态环境局审核时，被告知其中一家暂未生产的企业，即将恢复生产，其VOCs污染物排放量不能认定为减排。于是，又是新一轮的核验、测算和报审。而这一次，报审清单上的减排企业，已经从之前的7家，增加至15家。“此前被否掉的那家，本来是减排的大头，新找了9家才补齐。”市生态环境局天元分局负责人说，“为什么讲是‘抠’出来的，你去看那张清单就知道，最少的一家，才0.23吨。”
凯睿思的环安部主任欧阳祥凯，熟知“抠总量”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我在企业干环保十几年，此前还没遇见哪级环保部门，这样尽心尽力地为企业想办法，这样竭尽所能地为企业找排污总量。”欧阳祥凯说，“找齐300吨的VOCs减排量，我知道有多难。所以，感谢之外，更多的是感动。”
欧阳祥凯介绍，随着VOCs排污总量问题的迎刃而解，凯睿思高速覆铜板项目进入了“快车道”，根据最新的项目倒排计划，9月底将全面动工，明年2、3月份完成厂房主体建设，6月底建成投产。凯睿思高速覆铜板项目位于新马工业园，一期总投资约12亿元，用地面积200亩，主要研发生产高速覆铜板与封装基板，建成满产后年产值将达15亿元至18亿元，年纳税额达1.2亿元。（消息来源：朱鹮）#株洲身边事#
本月底，一期投资12亿元的凯睿思高速覆铜板项目，将开始动工建设，明年6月正式投产。从2021年5月正式落地株洲，到本月底动工建设，客观地讲，凯睿思高速覆铜板项目的推进速度，有些慢。
但湖南凯睿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睿思）的总经理何维却表示，在一波三折的过程里，企业看到了株洲市生态环境部门的专业与周到，更切身体会到了株洲市优化营商环境的拳拳之心。“这些经历告诉我们，选择株洲，是最正确的决定。”何维说。
企业最先进的治污设备
达不到“株洲标准”
凯睿思高速覆铜板项目，从最初的招商洽谈，到确定落地株洲，用时仅为半年，过程极为顺利。此后一波三折的故事，要从一个叫VOCs的东西说起。所谓VOCs，即是挥发性有机物的统称，是生成臭氧的重要前体物，是造成臭氧超标的重要污染源。凯睿思高速覆铜板项目达产之后，排放的主要污染物，就是VOCs。
环保，是企业存续发展的底线。早在项目落地株洲之前，凯睿思即对株洲的环保政策及要求，进行了详细且充分的了解，“比我们在广州时的要求更高，我们有这个预期和准备。”何维说。面对株洲更为严格的环保要求，凯睿思的最初计划，是“在污染防治端，使用国内最先进的治污设备”。即便如此，凯睿思依然低估了株洲在环保上的高标准。
“凯睿思需要解决的，不是治污设备是否先进，治污效果是否最优的问题，而是有没有污染物排放总量的问题。”株洲市生态环境局天元分局负责人说。按照凯睿思最初的生产方案，其VOCs年排污总量达210吨，如此排放体量，在全市过往涉VOCs排放的项目中，还无先例。况且，近年来我市严控VOCs排放总量，明确要求凡新上涉VOCs排放项目，必须先倍量替代。也就是说，凯睿思要顺利跨过“环保关”，全市必须要有420吨的VOCs年减排量。
“如果不调整生产工艺，压减排放量，环保这关，过不了。”该负责人说。“满足不了环保的要求，其他各个环节，不能动，更不敢动。”何维说，因为VOCs排污总量无法得到批复，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司各股东的投资信心和意愿。作为凯睿思的总经理，何维用两个词形容此前的心情：着急、迷茫。
五次“把脉问诊”
觅得“良方”解难题
面对迟迟不能实质性动工的凯睿思高速覆铜板项目，市区两级政府更着急。多次调度之后，为该项目“解难题”的担子，压在了株洲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周其伟的肩上。“两个多月，周局长前后到我们项目五次。”何维清楚地记得：“每一次，解决的都是具体且关键的问题。”
第一次协调会上的碰面，周其伟就给何维留下了“专业、务实”的印象。“VOCs排污总量之外，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们的原辅材料本身挥发过程中会产生气味，项目还需重点考虑‘邻避效应’的问题。”何维说。尽管厂界周边并无其他企业，最近的居民住房距离超过300米，周其伟仍要求市区两级环保部门派出人员，赴中山市同体量、同行业的企业和园区实地考察，在厂界内外、上下风向及白天黑夜，“用鼻子确定”对周边环境是否有影响。
此后，周其伟又邀请省生态环境厅的专家组，就凯睿思高速覆铜板项目进行VOCs减排的专项技术帮扶。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大到生产流程、治污工艺，小至原辅材料存储、排气烟囱设置，专家组将行业内最新的工艺、技术、设备，与项目生产所需相结合，为凯睿思制定了一套全新的VOCs减排方案，将VOCs污染物年排污总量从最初的210吨，降至150吨。总量不足的难题，有了解决的空间。减排，不是随便哪里加套治污设备就行的，是对生产、治污各环节、全方位的技改升级。
何维介绍，为达到减排效果，尽管项目投资预算增加了1000万元，但非常顺利地获得到了股东支持。“原因很简单，就高速覆铜板行业来说，同等规模下，我们能将VOCs的年排放总量控制在150吨，不论是生产工艺，还是环保水平，我们就是业内NO.1。”何维认为，从长远看，环保的要求肯定越来越高，而凯睿思在环保部门的帮扶和指导下，已经走在了业内的最前沿。
遍寻全区企业
“抠”出300吨VOCs排污总量
将VOCs污染物年排污总量降至150吨，对凯睿思来说已殊为不易。但批准项目跨过“环保关”，需要在全区现有VOCs排污总量的基础上，减排300吨，天元区同样艰难。减排量从何而来？“遍寻全区涉VOCs排放企业，一家一家地去‘抠’出来。”这是周其伟交给市生态环境局天元分局的任务。一张清单，上百家企业，市生态环境局天元分局工作人员用半个月的时间，以排放总量从大到小为顺序，逐一现场核验、反复测算，最终从7家涉VOCs排放企业里，凑出了300吨的减排量。
但事情并没有如此顺利。减排清单送到市生态环境局审核时，被告知其中一家暂未生产的企业，即将恢复生产，其VOCs污染物排放量不能认定为减排。于是，又是新一轮的核验、测算和报审。而这一次，报审清单上的减排企业，已经从之前的7家，增加至15家。“此前被否掉的那家，本来是减排的大头，新找了9家才补齐。”市生态环境局天元分局负责人说，“为什么讲是‘抠’出来的，你去看那张清单就知道，最少的一家，才0.23吨。”
凯睿思的环安部主任欧阳祥凯，熟知“抠总量”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我在企业干环保十几年，此前还没遇见哪级环保部门，这样尽心尽力地为企业想办法，这样竭尽所能地为企业找排污总量。”欧阳祥凯说，“找齐300吨的VOCs减排量，我知道有多难。所以，感谢之外，更多的是感动。”
欧阳祥凯介绍，随着VOCs排污总量问题的迎刃而解，凯睿思高速覆铜板项目进入了“快车道”，根据最新的项目倒排计划，9月底将全面动工，明年2、3月份完成厂房主体建设，6月底建成投产。凯睿思高速覆铜板项目位于新马工业园，一期总投资约12亿元，用地面积200亩，主要研发生产高速覆铜板与封装基板，建成满产后年产值将达15亿元至18亿元，年纳税额达1.2亿元。（消息来源：朱鹮）#株洲身边事#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