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云老和尚：历朝佛法，都是宗门祖师撑架子
上海玉佛寺禅七开示 初七第三日 正月十一日（1953年2月24日）
光阴快得很，才说打七，又过了三天。会用功的人，一句话头照顾得好好的，什么尘劳妄念彻底澄清，可以一直到家。所以古人说：“修行无别修，只要识路头。路头若识得，生死一齐休。”我们的路头，只要放下包袱，咫尺就是家乡。
六祖说：“前念不生即心，后念不灭即佛。”你我本来四大本空、五蕴非有，只因妄念执着，爱缠世间幻法，所以弄得四大不得空，生死不得了。假如一念体起无生，则释迦佛说的这些法门也用不着了。难道生死不会休吗？是故宗门下这一法，真是光明无量照十方。
昔日德山祖师，是四川简州人，俗姓周。二十岁出家，依年受具，精究律藏。于性相诸经，贯通旨趣，常讲《金刚般若》，时人谓之“周金刚”。尝谓同学曰：“一毛吞海，性海无亏；纤芥投锋，锋利不动。学与无学，唯我知焉。”后闻南方禅席颇盛，师气不平，乃曰：“出家儿，千劫学佛威仪，万劫学佛细行，不得成佛。南方魔子，敢言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我当扫其窟穴，灭其种类，以报佛恩。”遂担《青龙疏钞》出蜀。
至澧阳路上，见一婆子卖饼，因息肩买饼点心。婆指担曰：“这个是什么文字？”师曰：“《青龙疏钞》。”婆曰：“讲何经？”师曰：“《金刚经》。”婆曰：“我有一问，你若答得，施与点心。若答不得，且别处去。《金刚经》云：‘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未审上座点那个心？”师无语。
遂往龙潭，至法堂曰：“久向龙潭，及乎到来，潭又不见，龙又不现。”潭引身而出曰：“子亲到龙潭。”师无语，遂栖止焉。
一夕，侍立次，潭曰：“更深，何不下去？”师珍重便出，却回曰：“外面黑。”潭点纸烛度与师。师拟接，潭复吹灭。师于此大悟，便礼拜。潭曰：“子见个什么？”师曰：“从今向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头也。”
至来日，龙潭升座谓众曰：“可中有个汉，牙如剑树，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头，他时向孤峰顶上，立吾道去在。”师将《疏钞》堆法堂前，举火炬曰：“穷诸玄辩，若一毫置于太虚；竭世枢机，似一滴投于巨壑。”遂焚之。
于是礼辞，直抵沩山，挟複子上法堂，从西过东，从东过西，顾视方丈曰：“有么？有么？”山坐次，殊不顾盼。师曰：“无，无。”便出，至门首乃曰：“虽然如此，也不得草草。”遂具威仪，再入相见。才跨门，提起坐具曰：“和尚！”山拟取拂子，师便喝，拂袖而出。沩山至晚问首座：“今日新到在否？”座曰：“当时背却法堂，着草鞋出去也。”山曰：“此子已后向孤峰顶上，盘结草庵，呵佛骂祖去在。”
师住澧阳三十年，属唐武宗废教，避难于独浮山之石室。大中初，武陵太守薛廷望，再崇德山精舍，号“古德禅院”，将访求哲匠住持。聆师道行，屡请，不下山。廷望乃设诡计，遣吏以茶盐诬之，言犯禁法，取师入州，瞻礼，坚请居之。大阐宗风，后人传为德山棒，临济喝。
像他这样，何愁生死不休？德山下来出岩头、雪峰，雪峰下出云门、法眼，又出德韶国师、永明寿祖等，都是一棒打出来的。历朝以来的佛法，都是宗门下的大祖师为之撑架子。诸位在此打七，都深深的体解这一最上的道理。直下承当，了脱生死是不为难的。假如视为儿戏，不肯死心蹋地，一天到晚在光影门头见鬼，或在文字窟中作计，那么生死是休不了的。大家努力精进吧！
上海玉佛寺禅七开示 初七第三日 正月十一日（1953年2月24日）
光阴快得很，才说打七，又过了三天。会用功的人，一句话头照顾得好好的，什么尘劳妄念彻底澄清，可以一直到家。所以古人说：“修行无别修，只要识路头。路头若识得，生死一齐休。”我们的路头，只要放下包袱，咫尺就是家乡。
六祖说：“前念不生即心，后念不灭即佛。”你我本来四大本空、五蕴非有，只因妄念执着，爱缠世间幻法，所以弄得四大不得空，生死不得了。假如一念体起无生，则释迦佛说的这些法门也用不着了。难道生死不会休吗？是故宗门下这一法，真是光明无量照十方。
昔日德山祖师，是四川简州人，俗姓周。二十岁出家，依年受具，精究律藏。于性相诸经，贯通旨趣，常讲《金刚般若》，时人谓之“周金刚”。尝谓同学曰：“一毛吞海，性海无亏；纤芥投锋，锋利不动。学与无学，唯我知焉。”后闻南方禅席颇盛，师气不平，乃曰：“出家儿，千劫学佛威仪，万劫学佛细行，不得成佛。南方魔子，敢言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我当扫其窟穴，灭其种类，以报佛恩。”遂担《青龙疏钞》出蜀。
至澧阳路上，见一婆子卖饼，因息肩买饼点心。婆指担曰：“这个是什么文字？”师曰：“《青龙疏钞》。”婆曰：“讲何经？”师曰：“《金刚经》。”婆曰：“我有一问，你若答得，施与点心。若答不得，且别处去。《金刚经》云：‘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未审上座点那个心？”师无语。
遂往龙潭，至法堂曰：“久向龙潭，及乎到来，潭又不见，龙又不现。”潭引身而出曰：“子亲到龙潭。”师无语，遂栖止焉。
一夕，侍立次，潭曰：“更深，何不下去？”师珍重便出，却回曰：“外面黑。”潭点纸烛度与师。师拟接，潭复吹灭。师于此大悟，便礼拜。潭曰：“子见个什么？”师曰：“从今向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头也。”
至来日，龙潭升座谓众曰：“可中有个汉，牙如剑树，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头，他时向孤峰顶上，立吾道去在。”师将《疏钞》堆法堂前，举火炬曰：“穷诸玄辩，若一毫置于太虚；竭世枢机，似一滴投于巨壑。”遂焚之。
于是礼辞，直抵沩山，挟複子上法堂，从西过东，从东过西，顾视方丈曰：“有么？有么？”山坐次，殊不顾盼。师曰：“无，无。”便出，至门首乃曰：“虽然如此，也不得草草。”遂具威仪，再入相见。才跨门，提起坐具曰：“和尚！”山拟取拂子，师便喝，拂袖而出。沩山至晚问首座：“今日新到在否？”座曰：“当时背却法堂，着草鞋出去也。”山曰：“此子已后向孤峰顶上，盘结草庵，呵佛骂祖去在。”
师住澧阳三十年，属唐武宗废教，避难于独浮山之石室。大中初，武陵太守薛廷望，再崇德山精舍，号“古德禅院”，将访求哲匠住持。聆师道行，屡请，不下山。廷望乃设诡计，遣吏以茶盐诬之，言犯禁法，取师入州，瞻礼，坚请居之。大阐宗风，后人传为德山棒，临济喝。
像他这样，何愁生死不休？德山下来出岩头、雪峰，雪峰下出云门、法眼，又出德韶国师、永明寿祖等，都是一棒打出来的。历朝以来的佛法，都是宗门下的大祖师为之撑架子。诸位在此打七，都深深的体解这一最上的道理。直下承当，了脱生死是不为难的。假如视为儿戏，不肯死心蹋地，一天到晚在光影门头见鬼，或在文字窟中作计，那么生死是休不了的。大家努力精进吧！
【津彩行大运｜在静海相遇的千年古城和百年车站】 从高空俯视，在静海这片平原上，大运河、京沪铁路、104国道（旧线）延伸出三条平行线，其间夹杂的区域，是静海区人文历史最集中的地方，千年古城西钓台、百年老站静海站都在其中。
在京津冀骑行圈，这三条平行线是网红打卡地。
暮光收短，蝉声渐弱，秋味正浓，骑手张健沿着104国道由南向北，一路骑一路拍。
在104国道沿线的陈官屯镇打尖时，张健听说距离镇中心不远的西钓台村有座2000多年的古城，他决定随记者一起探个究竟。
深埋地下的一里方城
西钓台是静海区陈官屯镇最富传奇的一个村庄，因为这里关联着一个尽人皆知的神话传说：当年姜太公就是在这里钓鱼的，这个说法无法考证，但“钓台”两个字就足以吸引人们的目光。
而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西钓台古城深埋地下2米等待揭开神秘面纱，让传奇赋予了历史的厚重感。
西钓台村口是一座仿古牌坊，乡村公路两旁的玉米秸秆笔直得像是欢迎游客的仪仗队。村边的空地上，有正在扬场的村民。
向村民打听得知，古城就在村子西北角大约400米处的一片农田地里。在一排住宅后面，矗立着一块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石碑四周是一片耕地，找不到古城的踪影。
据村里老人回忆，新中国成立之初，地里还有约1米高的隆起土堆，后来随着周边农田的耕种和开发，土堆逐渐消失了，曾有村民耕地时发现过陶器残片。
关于这座古城的身世，有诸多说法。
据史料记载，汉高祖五年也就是公元前202年，在当时的静海境内第一次建起了县城，也就是东平舒县城。有专家认为，这座古城有可能是史书记载的汉代东平舒城。
《静海县志》也有记载：“钓台村西北……有古城之垣，久废。城址或隐或现，宛然可寻。”对于古城的身世，《静海县志》并未给出定论。
1979年，天津市文物处组织20多名钻探人员和有关专家对古城进行了长达一个多月的钻探考察。最后确认古城四边各为500米左右，并各有城门，符合战国至汉代一里方城的说法。
水利工程为古城让路
从高空俯瞰古城，平直的港团河道在西钓台村边画了一个“几”字。
静海区文化馆原馆长孙德民曾参与古城发掘，他解释说，1983年，静海要修建一条连接黑龙港河和团泊水库的引河—港团河，按照规划这条河穿古城而过，这就意味着古城将被破坏。当时孙德民四处奔走，经过与市文物处和相关部门多方协调，才让港团河为古城改道，最终有了那个“几”字。
尽管工程绕道，但在施工中还是发现了很多文物，为了抢救文物，市文物处、县文化馆几乎所有人员扑到工地上，陶器残片、古砖、古墓葬群等百余件文物陆续被发掘出来，极大丰富了静海地区的历史遗存。
2014年，大运河畔的陈官屯镇要建大运河博物馆，孙德民成为主要策划者之一。
当年发掘的古砖、部分陶器残片成为博物馆重点陈列展品，而一张黑白照片被放在了博物馆显眼位置，这张照片记录的是1983年古城发掘的场景，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对古城的大规模发掘的记录。
百年老站的“承受之重”
2000多年的历史积淀和人类活动遗迹，留给世人太多的遐想，层层黄土遮盖的古城总能勾起人们的好奇。
和古城相比，113岁的静海火车站老站房，从年龄上看是“小辈”，却能让人更直观地触摸历史。
从西钓台古城一路向北到静海城区，和104国道并肩的是京沪铁路，铁路边矗立着一座德式风格的二层小楼，楼两边各有一座单层建筑，背后是一个长方形小院，这就是静海站老站房。
据相关资料记载，1908年，津浦铁路（现京沪铁路）铺设到静海时，修建了这座站房。
“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平津，沿津浦铁路长驱南下。革命先辈曾在静海一带抗击日军，掩护着铁路机车、车辆和大批难民沿津浦铁路通过静海站南撤。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驻守在静海站的日军在静海站第一站台上列队向中国抗日军民缴械投降。
30多年前，郝建行入职静海火车站，在他印象中，当年的老站房是静海城区的最高点，站在老站房二楼能一眼望到西侧的运河大堤。
1963年发洪水时，洪水几乎与铁路平齐，很多人涌向老站房，坐火车南下躲避洪水。
1978年，新站房在老站房北侧修建，老站房不再办理客运业务，专做静海站的办公场所。
郝建行曾住在老站房二楼宿舍，那时候冬天取暖的煤球都要靠人背上二楼，每次背煤球时，木楼梯的咯吱声都会被拉长。
如今，老站房已是天津文物保护单位。
大运河拉来的火车站
黏劲儿十足的三合土牢牢吸附着红砖，不给风沙雨雪侵蚀的机会；外墙上欧式路灯依旧能发出金黄的光；木质楼梯的咯吱声和火车撞击铁轨的声音混合在一起，奏响着百年交响乐。
孙德民当年收集了一些老站房的资料。
据资料记载，老站房由德国人设计，主体工程是中国人自己建造的。孙德民说，老站房的建造离不开一位传奇铁路工程师沈琪。沈琪是静海人，在铁路建设方面与詹天佑齐名，他和詹天佑一起参与了京张铁路施工建设，表现出了高超的智慧。
津浦铁路和静海站的建设耗费了沈琪大量精力，在津浦铁路动工时，外国工程师提出了“德国修南段，中国修北段”的建议。这明显是一个难题，南段多平原，陆路、水陆交通发达，便于原材料运输。北段多滩涂，还要穿越丘陵和山地，按照当时的条件，修建难度非常大。
沈琪不顾环境险恶和财政困难，担任津浦铁路南北段总稽查及会办。北段铁路建设速度快、质量高、耗费低，静海站老站房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修建的。
孙德民说，老站房的大部分建筑材料和道砟都要从南方运输。当年没有柏油路，走土路运大件，一旦遭遇降雨就要中断，因此通过大运河水路运输是最便捷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老站房就是大运河拉来的。
见证铁路大发展
守着老站房30多年，郝建行见证了我国铁路的大发展时代。
他刚刚参加工作时，铁路上跑的是蒸汽机车，郝建行“最怕”火车进出站，机车启动时冒出大量浓烟，烟柱可达四五层楼高，机车过后郝建行身上经常落一身烟灰，在外值守的铁路工人都有被烟灰迷眼的经历。
后来内燃机车逐渐取代了蒸汽机车，烟灰虽然小多了，可内燃机嗡嗡的声响，远在几百米外就能听到。再后来，内燃机车换成了电力机车，从此告别了烟灰和噪音。十多年前，和谐号动车以超过200公里/小时的车速驶过静海站，给郝建行留下了惊艳的十几秒钟印记。
如今，大部分动车在新建的京沪高铁上运行，静海站所在的京沪铁路以普速绿皮列车和货运列车为主，静海站的铁路人也搬离了老站房。经过一番修缮，焕然一新的老站房即将作为展览馆，向后人诉说着百年铁路的沧桑巨变。
又一列绿皮列车进站，郝建行依旧站在岗亭里挥动着旗子守护着列车运行安全。
津云新闻记者 王曾 侯沐伟 肖越 王琼琼 杜恩泽 谌宏光
在京津冀骑行圈，这三条平行线是网红打卡地。
暮光收短，蝉声渐弱，秋味正浓，骑手张健沿着104国道由南向北，一路骑一路拍。
在104国道沿线的陈官屯镇打尖时，张健听说距离镇中心不远的西钓台村有座2000多年的古城，他决定随记者一起探个究竟。
深埋地下的一里方城
西钓台是静海区陈官屯镇最富传奇的一个村庄，因为这里关联着一个尽人皆知的神话传说：当年姜太公就是在这里钓鱼的，这个说法无法考证，但“钓台”两个字就足以吸引人们的目光。
而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西钓台古城深埋地下2米等待揭开神秘面纱，让传奇赋予了历史的厚重感。
西钓台村口是一座仿古牌坊，乡村公路两旁的玉米秸秆笔直得像是欢迎游客的仪仗队。村边的空地上，有正在扬场的村民。
向村民打听得知，古城就在村子西北角大约400米处的一片农田地里。在一排住宅后面，矗立着一块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石碑四周是一片耕地，找不到古城的踪影。
据村里老人回忆，新中国成立之初，地里还有约1米高的隆起土堆，后来随着周边农田的耕种和开发，土堆逐渐消失了，曾有村民耕地时发现过陶器残片。
关于这座古城的身世，有诸多说法。
据史料记载，汉高祖五年也就是公元前202年，在当时的静海境内第一次建起了县城，也就是东平舒县城。有专家认为，这座古城有可能是史书记载的汉代东平舒城。
《静海县志》也有记载：“钓台村西北……有古城之垣，久废。城址或隐或现，宛然可寻。”对于古城的身世，《静海县志》并未给出定论。
1979年，天津市文物处组织20多名钻探人员和有关专家对古城进行了长达一个多月的钻探考察。最后确认古城四边各为500米左右，并各有城门，符合战国至汉代一里方城的说法。
水利工程为古城让路
从高空俯瞰古城，平直的港团河道在西钓台村边画了一个“几”字。
静海区文化馆原馆长孙德民曾参与古城发掘，他解释说，1983年，静海要修建一条连接黑龙港河和团泊水库的引河—港团河，按照规划这条河穿古城而过，这就意味着古城将被破坏。当时孙德民四处奔走，经过与市文物处和相关部门多方协调，才让港团河为古城改道，最终有了那个“几”字。
尽管工程绕道，但在施工中还是发现了很多文物，为了抢救文物，市文物处、县文化馆几乎所有人员扑到工地上，陶器残片、古砖、古墓葬群等百余件文物陆续被发掘出来，极大丰富了静海地区的历史遗存。
2014年，大运河畔的陈官屯镇要建大运河博物馆，孙德民成为主要策划者之一。
当年发掘的古砖、部分陶器残片成为博物馆重点陈列展品，而一张黑白照片被放在了博物馆显眼位置，这张照片记录的是1983年古城发掘的场景，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对古城的大规模发掘的记录。
百年老站的“承受之重”
2000多年的历史积淀和人类活动遗迹，留给世人太多的遐想，层层黄土遮盖的古城总能勾起人们的好奇。
和古城相比，113岁的静海火车站老站房，从年龄上看是“小辈”，却能让人更直观地触摸历史。
从西钓台古城一路向北到静海城区，和104国道并肩的是京沪铁路，铁路边矗立着一座德式风格的二层小楼，楼两边各有一座单层建筑，背后是一个长方形小院，这就是静海站老站房。
据相关资料记载，1908年，津浦铁路（现京沪铁路）铺设到静海时，修建了这座站房。
“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平津，沿津浦铁路长驱南下。革命先辈曾在静海一带抗击日军，掩护着铁路机车、车辆和大批难民沿津浦铁路通过静海站南撤。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驻守在静海站的日军在静海站第一站台上列队向中国抗日军民缴械投降。
30多年前，郝建行入职静海火车站，在他印象中，当年的老站房是静海城区的最高点，站在老站房二楼能一眼望到西侧的运河大堤。
1963年发洪水时，洪水几乎与铁路平齐，很多人涌向老站房，坐火车南下躲避洪水。
1978年，新站房在老站房北侧修建，老站房不再办理客运业务，专做静海站的办公场所。
郝建行曾住在老站房二楼宿舍，那时候冬天取暖的煤球都要靠人背上二楼，每次背煤球时，木楼梯的咯吱声都会被拉长。
如今，老站房已是天津文物保护单位。
大运河拉来的火车站
黏劲儿十足的三合土牢牢吸附着红砖，不给风沙雨雪侵蚀的机会；外墙上欧式路灯依旧能发出金黄的光；木质楼梯的咯吱声和火车撞击铁轨的声音混合在一起，奏响着百年交响乐。
孙德民当年收集了一些老站房的资料。
据资料记载，老站房由德国人设计，主体工程是中国人自己建造的。孙德民说，老站房的建造离不开一位传奇铁路工程师沈琪。沈琪是静海人，在铁路建设方面与詹天佑齐名，他和詹天佑一起参与了京张铁路施工建设，表现出了高超的智慧。
津浦铁路和静海站的建设耗费了沈琪大量精力，在津浦铁路动工时，外国工程师提出了“德国修南段，中国修北段”的建议。这明显是一个难题，南段多平原，陆路、水陆交通发达，便于原材料运输。北段多滩涂，还要穿越丘陵和山地，按照当时的条件，修建难度非常大。
沈琪不顾环境险恶和财政困难，担任津浦铁路南北段总稽查及会办。北段铁路建设速度快、质量高、耗费低，静海站老站房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修建的。
孙德民说，老站房的大部分建筑材料和道砟都要从南方运输。当年没有柏油路，走土路运大件，一旦遭遇降雨就要中断，因此通过大运河水路运输是最便捷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老站房就是大运河拉来的。
见证铁路大发展
守着老站房30多年，郝建行见证了我国铁路的大发展时代。
他刚刚参加工作时，铁路上跑的是蒸汽机车，郝建行“最怕”火车进出站，机车启动时冒出大量浓烟，烟柱可达四五层楼高，机车过后郝建行身上经常落一身烟灰，在外值守的铁路工人都有被烟灰迷眼的经历。
后来内燃机车逐渐取代了蒸汽机车，烟灰虽然小多了，可内燃机嗡嗡的声响，远在几百米外就能听到。再后来，内燃机车换成了电力机车，从此告别了烟灰和噪音。十多年前，和谐号动车以超过200公里/小时的车速驶过静海站，给郝建行留下了惊艳的十几秒钟印记。
如今，大部分动车在新建的京沪高铁上运行，静海站所在的京沪铁路以普速绿皮列车和货运列车为主，静海站的铁路人也搬离了老站房。经过一番修缮，焕然一新的老站房即将作为展览馆，向后人诉说着百年铁路的沧桑巨变。
又一列绿皮列车进站，郝建行依旧站在岗亭里挥动着旗子守护着列车运行安全。
津云新闻记者 王曾 侯沐伟 肖越 王琼琼 杜恩泽 谌宏光
（转）辽上京临潢府故城内瓷窑址（林东窑）发现于20世纪30年代末。依据日本学者田村实造的记述，1939年8月7日至11日，庆陵调查团对辽上京进行实测勘察。在调查的最后一天，小林行雄、山本守等人注意到皇城西山坡南麓附近“不似土壤的不规则地形”。试掘所见掺有烧土的陶瓷片地层、出土的匣钵等遗物使他们确认此地是一处窑址（图一）。然而，当时已值傍晚，工作紧迫，因此，调查团只能草草收集遗物，乃至窑炉的结构都未及探明。事后，田村将窑址的调查工作委托给了斋藤菊太郎和大内健等人。
1940年，斋藤菊太郎等对该窑进行复查。小山富士夫很可能从斋藤那里听闻到了窑址的相关信息。李文信记述称1943年也对该窑进行了勘察，这次勘察活动确定了林东窑的性质及规模，亦为来年小山的工作提供了不少便利。1944年5月9日，小山抵达林东并展开了对辽上京周边区域的调查及发掘工作。有关该窑发掘的具体时间，过往叙述多采用1958年报告“正式发掘是在1944年5月进行的，前后历时16天”的记述。小山的日记则更为明确地记录了该窑发掘的准确时间：5月16日。需要说明的是，事后小山在英国东洋陶瓷学会发表演讲时，提及林东窑的发掘仅进行了10天。由此，我们怀疑1958年报告所述“前后历时16天”的载录，可能还包含了5月9日至15日期间小山对辽上京周边区域的前期调查。从小山现存的工作日记及日本学者杉村勇造的记述来看，我们倾向认为1944年林东窑的现场发掘工作可能还不足10天。14年后，此次发掘活动的重要参与者李文信将他手头的资料加以整理并刊布在《考古学报》上。小山携带回日本的部分林东窑陶瓷片（仅24片）则转藏在东京出光美术馆。
……
对比小山日记与1958年的报告，明显可以看到二者探沟测量数据上的不同（表一）。从小山日记5月17日涉及三条探沟的草图及5月18日所述测量活动看，日记所述5月16日的数据许是小山基于现场发掘规划而设定的记录；5月17日探沟的长度则可能与乙、丙两沟的总长有关。至于李文信1958年报告中的记述，或可能与发掘后所得的实测值相关。
通过以上的梳理，我们能明确的是当时的发掘工作进度较快且略显仓促。从这一点讲，林东窑的发掘一定程度上或许只是小山富士夫考察辽上京地区辽代陶瓷遗存的一个方面。换句话说，尽管这个窑址是吸引他前往林东的重要原因，但他奔赴上京的目的可能并不仅仅是为了发掘它，即小山对林东窑或只是带着一种考察、试掘的心态。
在辽代瓷窑的研究中，林东窑素以资料匮乏而著称。自1939年发现以来，此窑的调查试掘情况即公布寥寥，早年出土的遗物又不知所踪。如此窘迫的状况使得1958年刊布的报告当仁不让地成为当下研究林东窑的核心资料。然而，单一的资料来源也带来了必须正视的现实问题：这份早年的报告几乎以百分百的形式铸成了当下有关该窑的主体认识框架。因此，使用这份资料的我们必须慎之又慎。
窑场在城内的实际位置是我们所要审视的第一个问题。报告记述林东窑位于辽上京皇城西山坡寺院址山门前“适当漫岗东趋平地的缓缓斜坡上”。为显直观，文内插图还以明确的标识标注出窑址地处寺址的东南（图三）。然而，与1939年庆陵调查团绘制的辽上京实测图进行拟合后，我们发现1958年报告中所见窑场周遭的实地测图显然与寺址东北部的小地形最为相近。近年地表调查也显示了此处集中分布有与窑业废品相关的耐火土泥条等遗物。
由此，我们推测最契合窑址所在的位置应是西山坡寺院址的东北，而不是东南（图四）。
林东窑的窑炉构造是我们所要审视的第二个问题。报告记述1944年共发掘有三处窑体均呈圆形的窑炉。文内还公布了两张发掘时拍摄的照片（图五），并标注为“一号窑”。但是，从照片中探沟的方位及与窑坑的相对位置看，它们反映的很可能不是一号窑，而是位于丙沟南部的二号窑。
二号窑周壁直立，底略平坦，是这三座窑中保存相对较好的一座。其“直径大于3、深26米”。窑室“耐火砖虽被取走，但仍存有零星碎块”，并且它的“西边上部延伸出一方形小坑”。报告倾向认为，这个小方坑是窑门所在。然而，依据常识，窑场为便于装烧、搬运器物及清理废弃堆积，一般会将窑门设置在面向低处的位置。综观林东窑窑场周遭西高东低的地形态势，窑门面高西开似乎是一个很不合理的设置。
再据报告的记述，一号窑位于甲、乙两沟“十”字相交处，是一个“直径5.8、深3.4米”的大圆坑。其“越深越小，下为平底”。坑内出土瓷片、陶片、窑具、黑釉琉璃瓦等，“上部较多，下部较少，及至坑底几乎全是灰层，绝少遗物”。依据这些现象，报告认为，这个圆坑是一个把耐火砖取走后再填满灰土和窑渣的废窑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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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斋藤菊太郎等对该窑进行复查。小山富士夫很可能从斋藤那里听闻到了窑址的相关信息。李文信记述称1943年也对该窑进行了勘察，这次勘察活动确定了林东窑的性质及规模，亦为来年小山的工作提供了不少便利。1944年5月9日，小山抵达林东并展开了对辽上京周边区域的调查及发掘工作。有关该窑发掘的具体时间，过往叙述多采用1958年报告“正式发掘是在1944年5月进行的，前后历时16天”的记述。小山的日记则更为明确地记录了该窑发掘的准确时间：5月16日。需要说明的是，事后小山在英国东洋陶瓷学会发表演讲时，提及林东窑的发掘仅进行了10天。由此，我们怀疑1958年报告所述“前后历时16天”的载录，可能还包含了5月9日至15日期间小山对辽上京周边区域的前期调查。从小山现存的工作日记及日本学者杉村勇造的记述来看，我们倾向认为1944年林东窑的现场发掘工作可能还不足10天。14年后，此次发掘活动的重要参与者李文信将他手头的资料加以整理并刊布在《考古学报》上。小山携带回日本的部分林东窑陶瓷片（仅24片）则转藏在东京出光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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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小山日记与1958年的报告，明显可以看到二者探沟测量数据上的不同（表一）。从小山日记5月17日涉及三条探沟的草图及5月18日所述测量活动看，日记所述5月16日的数据许是小山基于现场发掘规划而设定的记录；5月17日探沟的长度则可能与乙、丙两沟的总长有关。至于李文信1958年报告中的记述，或可能与发掘后所得的实测值相关。
通过以上的梳理，我们能明确的是当时的发掘工作进度较快且略显仓促。从这一点讲，林东窑的发掘一定程度上或许只是小山富士夫考察辽上京地区辽代陶瓷遗存的一个方面。换句话说，尽管这个窑址是吸引他前往林东的重要原因，但他奔赴上京的目的可能并不仅仅是为了发掘它，即小山对林东窑或只是带着一种考察、试掘的心态。
在辽代瓷窑的研究中，林东窑素以资料匮乏而著称。自1939年发现以来，此窑的调查试掘情况即公布寥寥，早年出土的遗物又不知所踪。如此窘迫的状况使得1958年刊布的报告当仁不让地成为当下研究林东窑的核心资料。然而，单一的资料来源也带来了必须正视的现实问题：这份早年的报告几乎以百分百的形式铸成了当下有关该窑的主体认识框架。因此，使用这份资料的我们必须慎之又慎。
窑场在城内的实际位置是我们所要审视的第一个问题。报告记述林东窑位于辽上京皇城西山坡寺院址山门前“适当漫岗东趋平地的缓缓斜坡上”。为显直观，文内插图还以明确的标识标注出窑址地处寺址的东南（图三）。然而，与1939年庆陵调查团绘制的辽上京实测图进行拟合后，我们发现1958年报告中所见窑场周遭的实地测图显然与寺址东北部的小地形最为相近。近年地表调查也显示了此处集中分布有与窑业废品相关的耐火土泥条等遗物。
由此，我们推测最契合窑址所在的位置应是西山坡寺院址的东北，而不是东南（图四）。
林东窑的窑炉构造是我们所要审视的第二个问题。报告记述1944年共发掘有三处窑体均呈圆形的窑炉。文内还公布了两张发掘时拍摄的照片（图五），并标注为“一号窑”。但是，从照片中探沟的方位及与窑坑的相对位置看，它们反映的很可能不是一号窑，而是位于丙沟南部的二号窑。
二号窑周壁直立，底略平坦，是这三座窑中保存相对较好的一座。其“直径大于3、深26米”。窑室“耐火砖虽被取走，但仍存有零星碎块”，并且它的“西边上部延伸出一方形小坑”。报告倾向认为，这个小方坑是窑门所在。然而，依据常识，窑场为便于装烧、搬运器物及清理废弃堆积，一般会将窑门设置在面向低处的位置。综观林东窑窑场周遭西高东低的地形态势，窑门面高西开似乎是一个很不合理的设置。
再据报告的记述，一号窑位于甲、乙两沟“十”字相交处，是一个“直径5.8、深3.4米”的大圆坑。其“越深越小，下为平底”。坑内出土瓷片、陶片、窑具、黑釉琉璃瓦等，“上部较多，下部较少，及至坑底几乎全是灰层，绝少遗物”。依据这些现象，报告认为，这个圆坑是一个把耐火砖取走后再填满灰土和窑渣的废窑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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