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少年志》中的王宽还是体现了中国儒家君子风度与魅力的，这也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并非没有可取之处，不过在后面发展过程走偏了。感情线比《风起洛阳》更自然一点，不过还是以剧情胜，情节的紧凑、顺畅与突转，都比以往的电视剧强很多。
这样一看，电视剧的发展也很符合文学或时代的发展规律：从传统的唐传奇重视话本、拟话本的情节，到现代向内转挖掘人的内心世界，或者说是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只不过中国在这方面，还不及韩国迅速。除了近几年一些良心剧，以往国产剧大多狗血幼稚（苦情剧之类的解说很多），不管伦理还是逻辑层面，大多都经不起推敲。然后国产剧走向改编网络小说一路（虽然以前也有改编金庸武侠小说的，但我印象中后面这类改编并不多），这类电视剧质量一方面取决于小说本身，另一方面取决于编剧，大多改得不好，《庆余年》应该算是成功的案例。
与此同时，情节也成为编剧更重视的要素，比如《大宋少年志》《风起洛阳》《梦华录》。它们都突破了以往国产剧的幼稚、狗血，起码在情节上经得起推敲。
而韩剧《我的解放日记》则已经开始深刻反映现代人的无聊、空虚的精神世界及其追求自我解放的心灵探寻。这个也符合韩国的国情，过度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市场经济体制，韩国社会的人性经验，也多少会反映在我们社会当中。

#读书笔记# —易中天《中华史》第十一册

魏晋风度——清谈之根源

任何事物发展都高峰和低谷，儒家思想也不例外。儒家思想创始人孔子生活在春秋晚期，战国时期孟子将其发言壮大，但当政者并不认同，一直到两汉才发展起来，期间有将近600年的跨度。

但儒学变成了官学（也叫经学）。官学是有权威性的，也是有政治性的。这两条都决定了儒学必将失去春秋战国时期的原始生命活力，走向神化、僵化、教条化，变成让人讨厌的东西。

事实正是如此。两汉的儒学（经学），一是繁琐迂腐，二是妖妄荒诞。五个字的经文，可以写出两三万字的注解。所以，两汉经学发展到后来，就连统治者（王莽和刘秀）都感到厌烦。（可以理解为什么曹操痛恨儒家，痛恨士族，袁绍为什么会失败。）所以进入到魏晋以后，变开始抛弃儒学，人重异术（以非儒家的异端邪说为时尚）。

所以首先是玄学（道教和禅宗的起源基础），玄学家主张的则是清谈和玄谈。故名思义，其特征并不难想见：远离政治，回避现实，无关道德，蔑视俗物，只关心高深玄远的理论问题，向往超凡脱俗的高雅生活。

所以魏晋风度是和道德无关，但道德评判退隐，个人价值彰显。吸引眼球颠倒众生的，不再是功业、节操、学问，而是气质、才情、风神。或者说，正因为怀疑和否定了外在的权威，才有了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

魏晋风度这一点我觉得尤为重要，尤其对现在人，女权就是这样的一种追求，当然极端女权除外。对自身的追求这也是一个必然阶段，要经历过怀疑和否定。

所以魏晋时期的人物也有别样的解读，之前站在儒家和统治者的角度看，竹林七贤就是扯淡，就是误国。嵇康之死，是咎由自取。当知道前因后果之后，再看竹林七贤，有其特殊的地位和贡献。

魏晋时期产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道教和禅宗思想均起源于此处，也不足为奇。

一直到宋，儒家都处于弱势地位，宋明儒家文化再次崛起，也是吸收了魏晋的思想，对内在个人的尊重，所以才有宋儒理学和阳明心学的产生。尤其是阳明心学对个人思考和觉醒更注重，所以当时统治者没有推行。到了清代儒家思想再次固化，八股文，各种束缚思想。才有近代的五四运动和推行白话文。

历史就是这样，一再的重复。上次儒家文化复兴到现在已经有将近500年，从这个角度看，儒家思想的再次复兴可能也快了。

论《短歌行》之二

魏晋时代，以曹孟德为风尚之转折，具微而论，即在其名篇《短歌行》首二句，句曰:"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此二句一廓此前两汉儒家之藩篱，而唤起所谓生命的自觉精神，即后世所称之魏晋风度，而曹孟德实为其滥觞。故南怀瑾先生有云，曹孟德之功业或可嗤议，然仅凭其诗，已足不朽。陆士衡为吴人，而甚推重魏武，尝入秘阁揽其遗令，慨然叹息而作《吊魏武帝文》，并效作《短歌行》一章，殊乏魏武之沉雄，然追想之意，亦自烈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