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光远“预言”应验？国内41.5%城镇家庭，未来会面临什么问题？】最近，知乎上有一个热门的话题引发了大家讨论：20年前的100元相当于现在的多少钱。根据部分专家的算法，2000年我国GDP总量为1.2万亿美元，2020年我国GDP总量首次突破100万亿元，换算成美元约为14.73万亿美元，也就是说GPD增长了12.28倍，也就是说20年前的100元相当于现在的1228元。但对于这样粗略的算法，显然不太准确，并且还失真。
因此，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有网友表示，2000年的猪肉价格为5元/斤，2020年的猪肉价格为30元，因此20年前的100元相当于如今的600元左右。但猪肉经历过一段时间的涨价，如今成为了重点控价商品，因此不适合代表正常水平。也有人表示20年前普通白领工资每月约为1000元左右，而2020年我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月平均工资为8114元，也就是说2000年的100元相当于现在的800多元。也有人表示20年前一碗粉5毛钱，如今涨到了5块钱，因此购买力提升了10倍。
但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某个网友提供的这样一组数据：如果拿全国平均房价作为参考的话，过去20年我国平均房价从2000元/平方米上涨至1万元/平方米，平均房价仅上涨了5倍，但是如果拿4个一线城市的房价为参照的话，2000年到2020年，广州上涨了16倍，上海上涨了18倍，北京上涨了31倍，深圳上涨了33倍，此外许多二线城市也出现了10倍以上的涨幅。由此可见，相较于其他商品，房价上涨的幅度才是最明显的。
为何房价会出现这么明显的上涨呢？主要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是早期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大量人口流入城市，由于住房供不应求导致的房价上涨。其二是随着房价上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投资住房，这也导致住房需求进一步增加，因此房价也开始加速上涨，换言之一方面是投资住房的人越来越多导致的房价上涨，另一方面则是房价越涨越快吸引了更多人买房，以此形成了“滚雪球”般的效应。
从住房空置的情况来看，足以说明住房的投机性。2018年西南大学财经研究院发布了一组调研数据，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住房空置率为21.6%，按照国际标准属于“库存严重积压”水平，空置房数量约为6500万套，按照21.6%的空置率，结合过去三年均17亿销售平米数据来计算，空置房数量继续增加700万套左右，如果算上各类小产权房等非商品房，按照30%的占比来计算，显然空置房数量已经超过了一亿套。
根据央行公布的城镇居民负债统计报告来看，截至2019年12月份，我国城镇家庭住房普及率为96%，拥有两套房的家庭数量为30%，拥有三套及以上房产的家庭占比10.5%，也就是说相当于41.5%的家庭持有多套房。前不久，著名经济学家马光远发布了一个视频，并在视频中用三句话明确表达了对于未来楼市的看法：
1、“房住不炒”将成为永久性调控政策；2、我国目前楼市存在非常严重的“分化”现象；3、房地产作为最好的投资品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目前来看，马光远的三个预测正在逐渐应验：首先，公开数据显示，2021年1-9月楼市调控次数达到了482次，达到了1998年以来的最高点，而进入下半年后，楼市明显遇冷，新房二手房成交量减少、房价下跌、购房意愿降低，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楼市依旧保持着高频率的调控，丝毫没有放水降压，由此可见房住不炒已经成为了永久性调控政策，住房的投机属性正在消除。
其次，根据房价行情网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1月纳入统计的319座城市中，房价上涨的城市数量为214个，房价下跌城市数量为104个，而10月份房价上涨城市数量为120个，房价下跌城市数量为195个，下跌城市数量相较年初几乎翻了一倍，相当于每个月新增10个城市房价下跌。由此可见，随着人口的集中化流动，未来只有少部分的城市住房需求会不断增加，而更多的城市则会由于人口流失导致住房需求减少，房价自然也会出现下跌，即楼市的“分化”现象。
最后，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的“金九银十”期间，我国平均房价已经出现了下跌，最新数据显示平均房价已经跌至万元以下，回到了两年前的水平。此外，许多城市的二手房市场挂牌量都出现了明显增加的情况，由此可见受到房价下跌的影响，越来越多的炒房客已经意识到了炒房投资无法盈利，正在不断抛售手中持有的多余房产。
因此，对于41.5%的城镇家庭来说，未来可能面临以下3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房价上涨缓慢或者下跌而导致的亏损。可能有些炒房客会认为，自己投资的是热点城市房产，未来有稳定的升值空间。但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热点城市同样也会下跌，就拿10月份的房价数据来看，房价排名前20的城市中，有11个城市房价出现了下跌，比如北京、杭州、三亚、珠海、福州、宁波、东莞、武汉、温州、苏州等。而对于一些房价上浮过快的城市，住建部也会进行约谈问责。
第二个问题：二手房流动性降低导致房子卖不动。上文已经提到过，当前已经有超过96%的城镇家庭拥有住房，由此可见真正的住房需求已经很少，但另一方面当前楼市存在过高的空置率，这上亿套空置的房产中大多数都是未来的潜在供给，未来供需关系会进一步扩大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实。此外，随着楼市不断调控下，未来房价会逐渐趋于理性，对于无房刚需来说能够以更合理的价格买到合适的住房，因此二手房需求也会下降。
第三个问题：房产税即将落地，持房成本进一步增加。10月23日的高层会议上，已经明确了未来部分城市会作为房产税的试点城市。尽管目前还未确定是哪些城市，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房产税同样属于楼市调控的工具之一，因此炒房投机现象明显的城市肯定会房产税的征收，因此对于多套房持有者来说，未来会面临持房成本进一步增加的问题。
因此，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有网友表示，2000年的猪肉价格为5元/斤，2020年的猪肉价格为30元，因此20年前的100元相当于如今的600元左右。但猪肉经历过一段时间的涨价，如今成为了重点控价商品，因此不适合代表正常水平。也有人表示20年前普通白领工资每月约为1000元左右，而2020年我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月平均工资为8114元，也就是说2000年的100元相当于现在的800多元。也有人表示20年前一碗粉5毛钱，如今涨到了5块钱，因此购买力提升了10倍。
但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某个网友提供的这样一组数据：如果拿全国平均房价作为参考的话，过去20年我国平均房价从2000元/平方米上涨至1万元/平方米，平均房价仅上涨了5倍，但是如果拿4个一线城市的房价为参照的话，2000年到2020年，广州上涨了16倍，上海上涨了18倍，北京上涨了31倍，深圳上涨了33倍，此外许多二线城市也出现了10倍以上的涨幅。由此可见，相较于其他商品，房价上涨的幅度才是最明显的。
为何房价会出现这么明显的上涨呢？主要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是早期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大量人口流入城市，由于住房供不应求导致的房价上涨。其二是随着房价上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投资住房，这也导致住房需求进一步增加，因此房价也开始加速上涨，换言之一方面是投资住房的人越来越多导致的房价上涨，另一方面则是房价越涨越快吸引了更多人买房，以此形成了“滚雪球”般的效应。
从住房空置的情况来看，足以说明住房的投机性。2018年西南大学财经研究院发布了一组调研数据，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住房空置率为21.6%，按照国际标准属于“库存严重积压”水平，空置房数量约为6500万套，按照21.6%的空置率，结合过去三年均17亿销售平米数据来计算，空置房数量继续增加700万套左右，如果算上各类小产权房等非商品房，按照30%的占比来计算，显然空置房数量已经超过了一亿套。
根据央行公布的城镇居民负债统计报告来看，截至2019年12月份，我国城镇家庭住房普及率为96%，拥有两套房的家庭数量为30%，拥有三套及以上房产的家庭占比10.5%，也就是说相当于41.5%的家庭持有多套房。前不久，著名经济学家马光远发布了一个视频，并在视频中用三句话明确表达了对于未来楼市的看法：
1、“房住不炒”将成为永久性调控政策；2、我国目前楼市存在非常严重的“分化”现象；3、房地产作为最好的投资品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目前来看，马光远的三个预测正在逐渐应验：首先，公开数据显示，2021年1-9月楼市调控次数达到了482次，达到了1998年以来的最高点，而进入下半年后，楼市明显遇冷，新房二手房成交量减少、房价下跌、购房意愿降低，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楼市依旧保持着高频率的调控，丝毫没有放水降压，由此可见房住不炒已经成为了永久性调控政策，住房的投机属性正在消除。
其次，根据房价行情网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1月纳入统计的319座城市中，房价上涨的城市数量为214个，房价下跌城市数量为104个，而10月份房价上涨城市数量为120个，房价下跌城市数量为195个，下跌城市数量相较年初几乎翻了一倍，相当于每个月新增10个城市房价下跌。由此可见，随着人口的集中化流动，未来只有少部分的城市住房需求会不断增加，而更多的城市则会由于人口流失导致住房需求减少，房价自然也会出现下跌，即楼市的“分化”现象。
最后，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的“金九银十”期间，我国平均房价已经出现了下跌，最新数据显示平均房价已经跌至万元以下，回到了两年前的水平。此外，许多城市的二手房市场挂牌量都出现了明显增加的情况，由此可见受到房价下跌的影响，越来越多的炒房客已经意识到了炒房投资无法盈利，正在不断抛售手中持有的多余房产。
因此，对于41.5%的城镇家庭来说，未来可能面临以下3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房价上涨缓慢或者下跌而导致的亏损。可能有些炒房客会认为，自己投资的是热点城市房产，未来有稳定的升值空间。但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热点城市同样也会下跌，就拿10月份的房价数据来看，房价排名前20的城市中，有11个城市房价出现了下跌，比如北京、杭州、三亚、珠海、福州、宁波、东莞、武汉、温州、苏州等。而对于一些房价上浮过快的城市，住建部也会进行约谈问责。
第二个问题：二手房流动性降低导致房子卖不动。上文已经提到过，当前已经有超过96%的城镇家庭拥有住房，由此可见真正的住房需求已经很少，但另一方面当前楼市存在过高的空置率，这上亿套空置的房产中大多数都是未来的潜在供给，未来供需关系会进一步扩大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实。此外，随着楼市不断调控下，未来房价会逐渐趋于理性，对于无房刚需来说能够以更合理的价格买到合适的住房，因此二手房需求也会下降。
第三个问题：房产税即将落地，持房成本进一步增加。10月23日的高层会议上，已经明确了未来部分城市会作为房产税的试点城市。尽管目前还未确定是哪些城市，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房产税同样属于楼市调控的工具之一，因此炒房投机现象明显的城市肯定会房产税的征收，因此对于多套房持有者来说，未来会面临持房成本进一步增加的问题。
【#同仁堂告了同仁堂# ？都是“老字号”到底谁在侵权】日前，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北京同仁堂”）向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津同仁堂”）提起商标字号侵权诉讼，这让外界再次关注同仁堂老字号的历史问题。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许多企业都想获得这些同仁堂企业的品牌授权，因为这一品牌早已在国内深入人心，因此生产美妆、茶饮等单品，如果打上‘同仁堂’的相关品牌，销量肯定不一样。”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北京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几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打着“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销售大健康产品的商家多不胜数，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上述广州经销商说。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许多企业都想获得这些同仁堂企业的品牌授权，因为这一品牌早已在国内深入人心，因此生产美妆、茶饮等单品，如果打上‘同仁堂’的相关品牌，销量肯定不一样。”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北京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几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打着“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销售大健康产品的商家多不胜数，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上述广州经销商说。
【房价持续上涨，有没有遏制的好办法？专家解读来了】
自2016年中央首次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后，“房住不炒”定位如今已深入人心。
但近几个月以来，楼市持续升温，热点城市房价的持续上涨，让不少民众疑问：有没有办法能遏制热点城市房价上涨？
楼市热度向二三线城市传导
近日，“合肥+35岁”成为热门话题。有网友表达了对于安徽合肥新房摇号资格“刚需年龄限制在35岁以下”政策的困惑，合肥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随后回应称，合肥市房产调控新政并未排除35周岁以上购房者的购房资格，对于35周岁以上具有购房资格的购房者可参加普通购房者摇号购房。
这其实起源于合肥4月6日发布的楼市新政，涵盖了学位制、热门区域二手房限购、热点楼盘的“摇号+限售”等8个方面，其核心目的就是压制合肥上涨的房价。因为合肥这个二线城市的房价，已经连涨了10个月。
“今年以来，一线城市纷纷加码调控，楼市热度有从一线城市向热点二线城市过渡迹象。”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分析师陈霄表示。
“大城市房价高不可攀，不如转头去二线城市寻找‘巴适’的生活。”合肥正是二线三线城市房价持续见涨的代表之一。
《中国住房大数据分析报告(2021年一季度)》显示，2021年3月，二线城市综合房价环比上涨2.5%，上涨速度比2月增加1.6个百分点，领跑各能级城市。其中，宁波、东莞、杭州、西安、大连等热点二线城市实现领涨。
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分院院长张波表示，二线城市降温难度较大，需要更多政策干预，预计二季度热点城市政策从紧的力度会进一步加强。
房价上涨压力增加，调控持续加码
过去4个月，超强的政策压力从一线城市开始，已经覆盖到重点二线城市。
据机构粗略统计，截至目前，从住建部、银保监会到各重点城市，年内限购、限价、限售(增值税)、限贷等各类房地产调控举措已经超过150次，各地政策核心聚焦在严查经营贷等违规资金流入、人才落户、土地供应、整顿中介等方面。
同时，住建部今年以来已约谈、督导和调研广州、合肥、宁波、东莞、南通、成都、西安、深圳、上海、北京、杭州、无锡、南昌等13个城市楼市调控，相比以往的楼市调控，实属罕见。
梳理发现，这些城市基本都处于全国房价上涨的前列。如，3月份，北京、广州二手房价格涨幅再次领跑全国，环比涨幅均为1.4%；其次为徐州、杭州、上海，分别环比上涨1.3%、1.2%、1.1%；福州和广州新房房价涨幅则并列全国第一。
同时，住建部约谈范围“走大”也“走细”，从一线向二线乃至三四线城市扩大。监管重压，地方楼市调控已精准到区，如广州、上海、南通等城市提出“分区调控”“一区一策”。
除了加强对各地房价的监测，对有组织的炒房团进行严打也在进行，最近关注度颇高的便是“深房理被查”。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表示，“深房理被查”，对各类购房投资群和小区业主炒房群的震慑也不言而喻。
遏制房价上涨，有没有好办法？
“从短期看，严肃购房纪律和规范市场交易秩序是比较关键的地方；从中长期看，则要在土地方面积极供应，尤其是大城市，在土地总量供应和结构方面需要持续发力。”严跃进向中新网表示。
过去的十几年，随着房地产的火爆，卖地收入全部归地方政府所有，进而成了许多城市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有些城市患上了严重的“土地依赖症”。
格隆汇勾股大数据显示，其统计的44个主要城市中，2020年高于100%的“高土地财政依赖”城市有20个，土地财政依赖度在50%-100%之间的主要城市有19个。
“在过去数十年中，这些急剧膨胀的‘土地政策’帮助政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积累起原始资本。同时，这些卖地收入支撑了中国几百个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十四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刘守英认为。
“但是随着城市化速度下降以及‘以地谋发展’模式潜在的诸多问题不断累积，土地作为经济增长发动机的功能将不再继续，新一轮的土地管理制度应契合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化。”刘守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梳理显示，2021年以来，“双集中”土地供应制度已在多地落地，22城根据各自实际情况制定对应的土地调控政策，一些地方政府实施了土地限价，防止“土地面粉”价格上涨带动“房屋面包”价格的上涨。
北京市住建委就披露，将构建“房地联动、一地一策”机制，将房价引导前置到土地出让环节。
“预计在金融政策和‘双集中’政策作用下，各地调控不断收紧，二季度房价总体将保持平稳，尤其是房价环比涨幅回落现象将更为普遍。”张波说。
在一些业内分析人士看来，4月份或成为楼市涨跌的重要节点。
“房地产调控工作没有松懈空间。当前全国房地产调控基调是明确的，对各地政府的要求也是明确的，即‘扛起房地产调控城市主体责任’。”严跃进认为，及时发现房地产市场升温苗头、及时出台调控政策，才能巩固既有调控成果，同时促进市场后续的稳定发展。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自2016年中央首次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后，“房住不炒”定位如今已深入人心。
但近几个月以来，楼市持续升温，热点城市房价的持续上涨，让不少民众疑问：有没有办法能遏制热点城市房价上涨？
楼市热度向二三线城市传导
近日，“合肥+35岁”成为热门话题。有网友表达了对于安徽合肥新房摇号资格“刚需年龄限制在35岁以下”政策的困惑，合肥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随后回应称，合肥市房产调控新政并未排除35周岁以上购房者的购房资格，对于35周岁以上具有购房资格的购房者可参加普通购房者摇号购房。
这其实起源于合肥4月6日发布的楼市新政，涵盖了学位制、热门区域二手房限购、热点楼盘的“摇号+限售”等8个方面，其核心目的就是压制合肥上涨的房价。因为合肥这个二线城市的房价，已经连涨了10个月。
“今年以来，一线城市纷纷加码调控，楼市热度有从一线城市向热点二线城市过渡迹象。”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分析师陈霄表示。
“大城市房价高不可攀，不如转头去二线城市寻找‘巴适’的生活。”合肥正是二线三线城市房价持续见涨的代表之一。
《中国住房大数据分析报告(2021年一季度)》显示，2021年3月，二线城市综合房价环比上涨2.5%，上涨速度比2月增加1.6个百分点，领跑各能级城市。其中，宁波、东莞、杭州、西安、大连等热点二线城市实现领涨。
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分院院长张波表示，二线城市降温难度较大，需要更多政策干预，预计二季度热点城市政策从紧的力度会进一步加强。
房价上涨压力增加，调控持续加码
过去4个月，超强的政策压力从一线城市开始，已经覆盖到重点二线城市。
据机构粗略统计，截至目前，从住建部、银保监会到各重点城市，年内限购、限价、限售(增值税)、限贷等各类房地产调控举措已经超过150次，各地政策核心聚焦在严查经营贷等违规资金流入、人才落户、土地供应、整顿中介等方面。
同时，住建部今年以来已约谈、督导和调研广州、合肥、宁波、东莞、南通、成都、西安、深圳、上海、北京、杭州、无锡、南昌等13个城市楼市调控，相比以往的楼市调控，实属罕见。
梳理发现，这些城市基本都处于全国房价上涨的前列。如，3月份，北京、广州二手房价格涨幅再次领跑全国，环比涨幅均为1.4%；其次为徐州、杭州、上海，分别环比上涨1.3%、1.2%、1.1%；福州和广州新房房价涨幅则并列全国第一。
同时，住建部约谈范围“走大”也“走细”，从一线向二线乃至三四线城市扩大。监管重压，地方楼市调控已精准到区，如广州、上海、南通等城市提出“分区调控”“一区一策”。
除了加强对各地房价的监测，对有组织的炒房团进行严打也在进行，最近关注度颇高的便是“深房理被查”。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表示，“深房理被查”，对各类购房投资群和小区业主炒房群的震慑也不言而喻。
遏制房价上涨，有没有好办法？
“从短期看，严肃购房纪律和规范市场交易秩序是比较关键的地方；从中长期看，则要在土地方面积极供应，尤其是大城市，在土地总量供应和结构方面需要持续发力。”严跃进向中新网表示。
过去的十几年，随着房地产的火爆，卖地收入全部归地方政府所有，进而成了许多城市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有些城市患上了严重的“土地依赖症”。
格隆汇勾股大数据显示，其统计的44个主要城市中，2020年高于100%的“高土地财政依赖”城市有20个，土地财政依赖度在50%-100%之间的主要城市有19个。
“在过去数十年中，这些急剧膨胀的‘土地政策’帮助政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积累起原始资本。同时，这些卖地收入支撑了中国几百个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十四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刘守英认为。
“但是随着城市化速度下降以及‘以地谋发展’模式潜在的诸多问题不断累积，土地作为经济增长发动机的功能将不再继续，新一轮的土地管理制度应契合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化。”刘守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梳理显示，2021年以来，“双集中”土地供应制度已在多地落地，22城根据各自实际情况制定对应的土地调控政策，一些地方政府实施了土地限价，防止“土地面粉”价格上涨带动“房屋面包”价格的上涨。
北京市住建委就披露，将构建“房地联动、一地一策”机制，将房价引导前置到土地出让环节。
“预计在金融政策和‘双集中’政策作用下，各地调控不断收紧，二季度房价总体将保持平稳，尤其是房价环比涨幅回落现象将更为普遍。”张波说。
在一些业内分析人士看来，4月份或成为楼市涨跌的重要节点。
“房地产调控工作没有松懈空间。当前全国房地产调控基调是明确的，对各地政府的要求也是明确的，即‘扛起房地产调控城市主体责任’。”严跃进认为，及时发现房地产市场升温苗头、及时出台调控政策，才能巩固既有调控成果，同时促进市场后续的稳定发展。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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