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旧改”新规正式实施，改不动小区能否提速？解读来了……。
#房产##买房##房地产#深圳“城市更新”新规正式实施
引起大家广泛关注
▽
打破“双百”签约标准（即区政府与权利主体100%达成更新意愿，并100%签订搬迁补偿安置协议，才能确认实施主体），新规提到签约面积与签约人数双95%后可征收;
创设“个别征收+行政诉讼”制度;
规定搬迁安置最低补偿标准，按照套内面积不少于1:1的比例进行补偿;......
在深圳
如何盘活存量用地是大家关注的热点
而城市更新是重要手段
说起城市更新大家不会陌生
城市更新给深圳带来的变化
也有目共睹
大冲村旧改，由原脏乱差的旧村蜕变为综合体大城；
岗厦村旧改，从CBD旧村变为深圳中心综合体；
岗头工业区旧改，从农民房、旧厂房成为高新产业区；
......
2020年6月4日，深圳景福花园。刘有志 摄
不过，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
也难免存在一些问题
▽
只要一户不同意
城市更新项目就“难产”
赔偿问题众口难调，很难统一
......
这些问题
导致部分项目数十年拆不动
城市更新进展缓慢
3月1日
《深圳经济特区城市更新条例》
（简称《更新条例》）已正式实施
该条例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
条例实施后
深圳首批旧改项目是否会有变化？
打破了“双百比例”
旧改拉锯战今后有望避免
根据此前规定，必须100％业主、100％的面积同意并签署《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方能确认实施主体。
但在利益诉求多元化的现实中，要求取得100％的业主同意补偿安置方案十分困难。因此难免会出现一些“钉子户”。
本次条例最受关注的是
打破了原本征收
必须得满足的“双百”标准
新规确立两个“95%”，即——
旧住宅区已签订搬迁补偿协议的专有部分面积和物业权利人人数双95%后可征收
城中村合法住宅、住宅类历史违建物业权利人人数签约95%后可征收等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表示，过去有类似“双百”的规定，其实压力比较大，往往使得此类拆迁等工作停滞，而现在则可以在满足95%签约人数同意等情况下，开展相关的拆迁工作，提高了相关事宜的效率，有助于真正促进此类城市更新的工作完成。
白石洲资料图。刘有志摄
再有，作为本次条例最大的亮点，《更新条例》创设了“个别征收+行政诉讼”制度，将有效破解搬迁难这一长期影响深圳城市更新高效推进的深层次障碍。
规定明确——
旧住宅区已签订搬迁补偿协议的专有部分面积和物业权利人人数占比均不低于95%，且经区人民政府调解未能达成一致的，为了维护和增进社会公共利益，推进城市规划的实施，区人民政府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本条例相关规定对未签约部分房屋实施征收。城中村合法住宅、住宅类历史违建部分可参照执行。
依照《条例》规定对未签约房屋实施征收的，可不纳入全市年度房屋征收计划，由区人民政府参照国家和深圳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的有关规定，依法分别作出征收决定。被征收人对征收决定或补偿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资料图。赵炎雄摄
可以看出目前《条例》更加接轨国际发达国家以及地区的更新理念，比如——
中国香港，作为空间资源紧缺的发达城市，其于1999年下发的《土地（为重新发展而强制售卖）条例》中，即规定了改造主体收购小区90%物业产权后，如出现“钉子户”，则可以侵犯总体利益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成功即强制搬迁。2010年，香港又再次规定了，如达到50年以上楼龄的楼宇等三类地段只需达80%。
再比如面积狭小的发达国家——新加坡。新加坡于1966年制定了《土地征用法》，确定可以基于公共利益征收私人土地，在立法设计上应尽量避免“法之不善”引发的土地投机行为和私人暴富现象。
或许此后，以往旧改项目的困境将有所改善。深圳将更加重视公共利益，从这个侧面可以看出，深圳城市更新进入强区放权新时代，城市更新体制机制不断优化。
此外，关于拆迁的赔偿
是城市更新中大家十分关注的点
此次新规，就赔偿问题也做了明确
市场主体赔偿方案条件
或许优于政府征收
城市更新项目实施起来
其复杂程度往往不小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赔偿问题众口难调
比如说木头龙城市更新项目，作为首批城市更新计划项目，“十年改不动”，是人们提起木头龙的第一印象。
据了解，木头龙小区自2010年列入市城市更新计划，由于4户业主未签约，项目多年未进入实施阶段。当时已签约的1336户业主，因为项目迟迟无法推进而有家难回，更有49名业主在等待中遗憾离世。
最终罗湖区发布了《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书》对木头龙片区零星房屋进行征收，而决定书中征收后的实际利益远低于市场主体给出的赔偿条件，政府最终给到钉子户的征收条件（建筑面积1：1.2），低于市场主体给出的条件（建筑面积1：1.3），并且是征收文件下达后的“强制执行”，没有任何回旋余地。
与木头龙于同一年被列入
深圳城市更新规划的首批计划的
还有海涛花园小区
目前，海涛花园1260业主中，已有98%的业主完成了签约。据了解，由于当年销售政策不够完善，卖方在销售房屋时搭售了花园及天台，而个别“钉子户”则认为花园和天台也需要等同于房屋一样赔偿面积，从而导致项目迟迟不能完成签约。
根据《更新条例》中“拆迁安置补偿处理方式”的规定搬迁安置最低补偿标准，明确已登记的商品性质住宅物业（即红本住宅）采用原地产权置换的，按照套内面积不少于1：1的比例进行补偿，其他合法建筑和历史违建的搬迁补偿标准，由市场主体与物业权利人参照本事房屋征收相关规定协商确定。
该条例中并未提及花园及天台按照房屋面积赔偿，而且这两部分并非规划建设之初作为居住使用，而是后期为了销售便利将公共绿化区域改变成花园或天台。
在《深圳市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中，对于天台、花园这类房屋附属物已经进行了征收的细致规定，“对房屋以外的构筑物、其他附着物等货币补偿的金额，由征收当事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可以委托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以重置价评估确定”。
而按照目前评估机构对房屋构附属物的重置价标准，一般一个天台和花园最多补偿1-3万，如果因为个别业主因花园或天台赔偿问题不肯签约导致走入政府征收路径，很有可能与木头龙最终解决方案一致，而实际获得的赔付远不及市场主体给出的赔偿标准。
城市更新进入深水区
政策革新将攻克难点、痛点
深圳市城市更新协会创始会长耿延良认为，《更新条例》在深正式实施，这是全国首例，极具现实意义。不难预见，深圳城市更新的路径、方式方法将出现新的变革。
从这个法律的落地，能够看得出来政府的决心，但是未来，城市更新项目具体实现能否达到预期，应该要持续关注政府落实条例配套的政策，如果做到全市统一，让各项目投资者有心理预期，让全行业社会透明度更高，这对行业应有极大推动作用。
据了解，南都智库2019年发布的《创新与博弈——深圳十年城市更新“体检”报告》中提到，在对于深圳城市更新意义选择上，南都课题组回收的1124份有效问卷当中，权属人群体以及租户，最为看重的前两项是“改善居住环境”、“完善各项市政、公共配套设施”，对位受访者表示，“改善居住环境是城市更新本质”，而7成权属人，5成租户认为城市更新项目速度需提速。
更多旧改回迁房细节和实操细节一篇文章也不能解释全面，可预约直接去实地考察。要了解更多深圳旧改项目，分享行业前端资讯、聚集行业一手资源提供 ！咨询电话：13480806183(微信同号)
#房产# #买房# #房地产#
#房产##买房##房地产#深圳“城市更新”新规正式实施
引起大家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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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双百”签约标准（即区政府与权利主体100%达成更新意愿，并100%签订搬迁补偿安置协议，才能确认实施主体），新规提到签约面积与签约人数双95%后可征收;
创设“个别征收+行政诉讼”制度;
规定搬迁安置最低补偿标准，按照套内面积不少于1:1的比例进行补偿;......
在深圳
如何盘活存量用地是大家关注的热点
而城市更新是重要手段
说起城市更新大家不会陌生
城市更新给深圳带来的变化
也有目共睹
大冲村旧改，由原脏乱差的旧村蜕变为综合体大城；
岗厦村旧改，从CBD旧村变为深圳中心综合体；
岗头工业区旧改，从农民房、旧厂房成为高新产业区；
......
2020年6月4日，深圳景福花园。刘有志 摄
不过，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
也难免存在一些问题
▽
只要一户不同意
城市更新项目就“难产”
赔偿问题众口难调，很难统一
......
这些问题
导致部分项目数十年拆不动
城市更新进展缓慢
3月1日
《深圳经济特区城市更新条例》
（简称《更新条例》）已正式实施
该条例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
条例实施后
深圳首批旧改项目是否会有变化？
打破了“双百比例”
旧改拉锯战今后有望避免
根据此前规定，必须100％业主、100％的面积同意并签署《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方能确认实施主体。
但在利益诉求多元化的现实中，要求取得100％的业主同意补偿安置方案十分困难。因此难免会出现一些“钉子户”。
本次条例最受关注的是
打破了原本征收
必须得满足的“双百”标准
新规确立两个“95%”，即——
旧住宅区已签订搬迁补偿协议的专有部分面积和物业权利人人数双95%后可征收
城中村合法住宅、住宅类历史违建物业权利人人数签约95%后可征收等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表示，过去有类似“双百”的规定，其实压力比较大，往往使得此类拆迁等工作停滞，而现在则可以在满足95%签约人数同意等情况下，开展相关的拆迁工作，提高了相关事宜的效率，有助于真正促进此类城市更新的工作完成。
白石洲资料图。刘有志摄
再有，作为本次条例最大的亮点，《更新条例》创设了“个别征收+行政诉讼”制度，将有效破解搬迁难这一长期影响深圳城市更新高效推进的深层次障碍。
规定明确——
旧住宅区已签订搬迁补偿协议的专有部分面积和物业权利人人数占比均不低于95%，且经区人民政府调解未能达成一致的，为了维护和增进社会公共利益，推进城市规划的实施，区人民政府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本条例相关规定对未签约部分房屋实施征收。城中村合法住宅、住宅类历史违建部分可参照执行。
依照《条例》规定对未签约房屋实施征收的，可不纳入全市年度房屋征收计划，由区人民政府参照国家和深圳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的有关规定，依法分别作出征收决定。被征收人对征收决定或补偿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资料图。赵炎雄摄
可以看出目前《条例》更加接轨国际发达国家以及地区的更新理念，比如——
中国香港，作为空间资源紧缺的发达城市，其于1999年下发的《土地（为重新发展而强制售卖）条例》中，即规定了改造主体收购小区90%物业产权后，如出现“钉子户”，则可以侵犯总体利益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成功即强制搬迁。2010年，香港又再次规定了，如达到50年以上楼龄的楼宇等三类地段只需达80%。
再比如面积狭小的发达国家——新加坡。新加坡于1966年制定了《土地征用法》，确定可以基于公共利益征收私人土地，在立法设计上应尽量避免“法之不善”引发的土地投机行为和私人暴富现象。
或许此后，以往旧改项目的困境将有所改善。深圳将更加重视公共利益，从这个侧面可以看出，深圳城市更新进入强区放权新时代，城市更新体制机制不断优化。
此外，关于拆迁的赔偿
是城市更新中大家十分关注的点
此次新规，就赔偿问题也做了明确
市场主体赔偿方案条件
或许优于政府征收
城市更新项目实施起来
其复杂程度往往不小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赔偿问题众口难调
比如说木头龙城市更新项目，作为首批城市更新计划项目，“十年改不动”，是人们提起木头龙的第一印象。
据了解，木头龙小区自2010年列入市城市更新计划，由于4户业主未签约，项目多年未进入实施阶段。当时已签约的1336户业主，因为项目迟迟无法推进而有家难回，更有49名业主在等待中遗憾离世。
最终罗湖区发布了《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书》对木头龙片区零星房屋进行征收，而决定书中征收后的实际利益远低于市场主体给出的赔偿条件，政府最终给到钉子户的征收条件（建筑面积1：1.2），低于市场主体给出的条件（建筑面积1：1.3），并且是征收文件下达后的“强制执行”，没有任何回旋余地。
与木头龙于同一年被列入
深圳城市更新规划的首批计划的
还有海涛花园小区
目前，海涛花园1260业主中，已有98%的业主完成了签约。据了解，由于当年销售政策不够完善，卖方在销售房屋时搭售了花园及天台，而个别“钉子户”则认为花园和天台也需要等同于房屋一样赔偿面积，从而导致项目迟迟不能完成签约。
根据《更新条例》中“拆迁安置补偿处理方式”的规定搬迁安置最低补偿标准，明确已登记的商品性质住宅物业（即红本住宅）采用原地产权置换的，按照套内面积不少于1：1的比例进行补偿，其他合法建筑和历史违建的搬迁补偿标准，由市场主体与物业权利人参照本事房屋征收相关规定协商确定。
该条例中并未提及花园及天台按照房屋面积赔偿，而且这两部分并非规划建设之初作为居住使用，而是后期为了销售便利将公共绿化区域改变成花园或天台。
在《深圳市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中，对于天台、花园这类房屋附属物已经进行了征收的细致规定，“对房屋以外的构筑物、其他附着物等货币补偿的金额，由征收当事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可以委托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以重置价评估确定”。
而按照目前评估机构对房屋构附属物的重置价标准，一般一个天台和花园最多补偿1-3万，如果因为个别业主因花园或天台赔偿问题不肯签约导致走入政府征收路径，很有可能与木头龙最终解决方案一致，而实际获得的赔付远不及市场主体给出的赔偿标准。
城市更新进入深水区
政策革新将攻克难点、痛点
深圳市城市更新协会创始会长耿延良认为，《更新条例》在深正式实施，这是全国首例，极具现实意义。不难预见，深圳城市更新的路径、方式方法将出现新的变革。
从这个法律的落地，能够看得出来政府的决心，但是未来，城市更新项目具体实现能否达到预期，应该要持续关注政府落实条例配套的政策，如果做到全市统一，让各项目投资者有心理预期，让全行业社会透明度更高，这对行业应有极大推动作用。
据了解，南都智库2019年发布的《创新与博弈——深圳十年城市更新“体检”报告》中提到，在对于深圳城市更新意义选择上，南都课题组回收的1124份有效问卷当中，权属人群体以及租户，最为看重的前两项是“改善居住环境”、“完善各项市政、公共配套设施”，对位受访者表示，“改善居住环境是城市更新本质”，而7成权属人，5成租户认为城市更新项目速度需提速。
更多旧改回迁房细节和实操细节一篇文章也不能解释全面，可预约直接去实地考察。要了解更多深圳旧改项目，分享行业前端资讯、聚集行业一手资源提供 ！咨询电话：13480806183(微信同号)
#房产# #买房# #房地产#
2021中国国际大数据大会，美溪移动又添双荣誉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大数据的应用及重要性加速与各行业深度融合，数据应用场景加速迭代，数据资源持续整合，数据价值不断提升。同时，伴随我国5G、数据中心等数字基建提速，泛数据基础设施加快建设，数字转型需求进一步释放，大数据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走向深入，我国大数据产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当前，新一轮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席卷全球，以数据驱动为核心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深入推进，数字新动能加快释放。随着我国大数据、数字经济、数字中国等一系列国家战略的全面推进，大数据产业持续高速增长，与实体经济加速深化融合，数据产业积厚成势，产业数字化应用潜能加速释放，成为驱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先导力量。
2021第七届中国国际大数据大会于3月30日在京开幕，本届大会围绕“数字筑基 智见未来”主题，研讨大数据作为生产要素赋能数字化转型的难点与路径，共探“十四五”时期，大数据发展趋势与新机遇。
中国工信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经理姚彦兵出席开幕式并作主办方致辞，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张峰出席大会并致辞，中国工程院院士郑纬民出席开幕式作主旨报告，贵州、宁夏、河北等地方政府大数据部门代表，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中国信通院、赛迪智库专家，联通数科、华为云、美溪移动等数百家企业代表出席本次大会。研讨大数据作为生产要素赋能数字化转型的难点与路径，共探“十四五”时期，大数据发展趋势与新机遇。美溪移动作为通信+解决方案、云服务、大数据服务提供商，美溪移动通信集团董事长杨仁溪受邀出席大会，与大数据领域最前沿专家代表共探产业发展。
大数据迎来黄金发展期，走深向实
“随着一系列国家战略全面推进，我国大数据产业持续高速增长。2021年是我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大数据产业发展也将进入新的阶段，逐步走深向实。” 中国工信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经理姚彦兵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
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张峰指出“‘十三五’时期，我国大数据产业规模超1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30%。”他认为，“十四五”时期，大数据产业将释放出更大的溢出效应、叠加效应，机遇巨大、前景无限。要把握并用好大数据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期，主动适应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推进大数据技术产业创新发展。
中国信通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监管研究部主任李强治指出，我国大数据产业发展有两大优势——海量数据资源和丰富应用场景。“十四五”规划对掌握数据要素资源最多的两大类主体，即政府机构和平台企业，提出了改革要求，这将为大数据产业的发展孕育新的机遇。
数字化转型加速推进，赋能增智
“十四五”规划将“加快数字化发展 建设数字中国”单列篇章，提出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在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副总工程师田野看来，工业互联网已成为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通过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助力产业数字化发展、促进经济高效增长，从而助力数字经济的发展。
众多案例成果集中绽放，深化应用
2020年涌现出一批创新能力突出、典型示范性强、应用成效明显、社会经济效益显著的大数据产品、解决方案和企业。大会期间发布了2020年大数据产业年度评选的结果。评选经过广泛征集，并由相关科研机构、行业专家以及企业代表组成的专家评委团队的审核遴选。贵州省信息中心、中国民用航空西北地区空中交通管理局、海尔海纳云、华为、百度智能云、北京移动、腾讯云、中国电子系统、美溪移动等三十多家企业成功入围并荣获年度优秀大数据技术产品、企业、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等奖项，为大数据产业交流合作，开展相关项目对接、示范应用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决策支撑。
美溪移动通信集团依托在行业中的出色表现，从众多候选企业中脱颖而出，被评为“2020年度通信大数据优秀解决方案提供商”，“2020年度通信大数据行业创新企业奖”。
从关键技术演进为生产要素，近年来大数据发展不断提速。在我国开启“十四五”建设、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大数据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赋能作用将更加突显，在数字中国、数字经济的建设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次中国国际大数据大会的成功举办，将为促进大数据在各行业落地应用，持续推进大数据产业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5G+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的深度融合发展，极大地开拓了网络空间的边界，将连接对象从人的连接，延伸到机器设备、工业产品和工业服务，数据的连接量、流通量、计算量均呈现出指数级爆发式增长。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工业数据已成为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资源，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管理执行不到位、开发利用不深入、流通共享不充分等问题，尚未完全发挥数据要素对数字经济的放大、叠加和倍增作用。
在此背景下，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第一个任务要打通企业级的一二级流程；第二个任务是通过统一的数据管理应用，提升数据支撑、数据资产价值、提升产品及产品的研制能力；第三个任务是服务于企业内部或外部的经营决策。
美溪移动通信集团基于二十年在制造业一线的通信服务+制造业领域的经验积累，以通信融合物联网、信息化、互联网领域前沿技术创新，借助通信技术、云计算、智能终端、IoT设备，基于数据聚合、多角色协同、可视化分析、智能决策四大功能版块，用数据和算法帮助企业缩短生产周期、降低库存积压、提升产能利用率、透明化制造流程，打造利用数据驱动生产效率提升的制造协同SaaS软件，通过高效的数据聚合、精准的数据分发、实时的数据协同，打破生产管理和供应链协作中的“信息孤岛”，实现数据驱动下的精益制造， 优化生产、质量、物料、设备全流程，提高生产效率、缩短周期、优化物流效率，全新的数字化协同管理方式，应用于工厂订单、排程、物料、生产、质检、设备等各个场景，帮助工厂迅速响应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由“设计定义制造”向“需求定义制造”转型，真正实现数据驱动制造。
美溪移动通信集团形成了以通信技术、物联网、云服务、大数据治理及分析应用解决方案和产品与服务，对企业全业务系统数据、制造加工检测过程的设备数据、加工现场应用现场的传感数据、制造业上下游的市场数据售后服务数据等进行了统一归集管理与互联互通。基于智能大脑，构建工业企业新型能力，实现智慧研发、企业指挥中心、智能智造、智慧服务，助力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美溪移动通信集团致力于搭建一个从通信连接、数据生产端到数据消费端的桥梁，通过元数据与数据管理对企业来自多生产端分散的数据进行统一归集；管理企业数据标准，对标准执行情况进行监控；根据业务规则需要在质量管理模块自定义数据质量规则，对数据进行前置质量校验以及周期性质量稽查；根据设定的规则自动清洗数据，输出可用、可靠的高质量数据；为数据消费端提供数据共享服务，打通数据资产价值发现与利用的通路。在数据驱动的数字化时代，数据治理成为了企业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投入转化为业务和管理价值的先决条件。
美溪移动通信集团作为通信大数据行业创新企业，凭借其独特洞见性、前瞻性，以及二十多年在服务制造业的深耕和行业数据的沉淀，在时代新赛道上抢占先机，着力于数字化转型，驱动数据要素有序高效地融合流通，全面发挥数据生产要素的创新引擎作用。以通信融合物联网、信息化、工业互联网应用实际出发，以卓越的产品技术和服务能力为企业提供通信综合服务、数据治理、数据分析应用赋能，已在智能制造等领域广泛应用，助力制造业企业安全有序利用数据要素，帮助企业挖掘数据价值，让数据要素成为5G+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美溪企业云服务+云端制造协同平台，助力制造企业全面推进数字化转型。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大数据的应用及重要性加速与各行业深度融合，数据应用场景加速迭代，数据资源持续整合，数据价值不断提升。同时，伴随我国5G、数据中心等数字基建提速，泛数据基础设施加快建设，数字转型需求进一步释放，大数据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走向深入，我国大数据产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当前，新一轮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席卷全球，以数据驱动为核心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深入推进，数字新动能加快释放。随着我国大数据、数字经济、数字中国等一系列国家战略的全面推进，大数据产业持续高速增长，与实体经济加速深化融合，数据产业积厚成势，产业数字化应用潜能加速释放，成为驱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先导力量。
2021第七届中国国际大数据大会于3月30日在京开幕，本届大会围绕“数字筑基 智见未来”主题，研讨大数据作为生产要素赋能数字化转型的难点与路径，共探“十四五”时期，大数据发展趋势与新机遇。
中国工信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经理姚彦兵出席开幕式并作主办方致辞，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张峰出席大会并致辞，中国工程院院士郑纬民出席开幕式作主旨报告，贵州、宁夏、河北等地方政府大数据部门代表，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中国信通院、赛迪智库专家，联通数科、华为云、美溪移动等数百家企业代表出席本次大会。研讨大数据作为生产要素赋能数字化转型的难点与路径，共探“十四五”时期，大数据发展趋势与新机遇。美溪移动作为通信+解决方案、云服务、大数据服务提供商，美溪移动通信集团董事长杨仁溪受邀出席大会，与大数据领域最前沿专家代表共探产业发展。
大数据迎来黄金发展期，走深向实
“随着一系列国家战略全面推进，我国大数据产业持续高速增长。2021年是我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大数据产业发展也将进入新的阶段，逐步走深向实。” 中国工信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经理姚彦兵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
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张峰指出“‘十三五’时期，我国大数据产业规模超1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30%。”他认为，“十四五”时期，大数据产业将释放出更大的溢出效应、叠加效应，机遇巨大、前景无限。要把握并用好大数据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期，主动适应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力推进大数据技术产业创新发展。
中国信通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监管研究部主任李强治指出，我国大数据产业发展有两大优势——海量数据资源和丰富应用场景。“十四五”规划对掌握数据要素资源最多的两大类主体，即政府机构和平台企业，提出了改革要求，这将为大数据产业的发展孕育新的机遇。
数字化转型加速推进，赋能增智
“十四五”规划将“加快数字化发展 建设数字中国”单列篇章，提出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在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副总工程师田野看来，工业互联网已成为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通过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助力产业数字化发展、促进经济高效增长，从而助力数字经济的发展。
众多案例成果集中绽放，深化应用
2020年涌现出一批创新能力突出、典型示范性强、应用成效明显、社会经济效益显著的大数据产品、解决方案和企业。大会期间发布了2020年大数据产业年度评选的结果。评选经过广泛征集，并由相关科研机构、行业专家以及企业代表组成的专家评委团队的审核遴选。贵州省信息中心、中国民用航空西北地区空中交通管理局、海尔海纳云、华为、百度智能云、北京移动、腾讯云、中国电子系统、美溪移动等三十多家企业成功入围并荣获年度优秀大数据技术产品、企业、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等奖项，为大数据产业交流合作，开展相关项目对接、示范应用提供了重要参考和决策支撑。
美溪移动通信集团依托在行业中的出色表现，从众多候选企业中脱颖而出，被评为“2020年度通信大数据优秀解决方案提供商”，“2020年度通信大数据行业创新企业奖”。
从关键技术演进为生产要素，近年来大数据发展不断提速。在我国开启“十四五”建设、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大数据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赋能作用将更加突显，在数字中国、数字经济的建设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次中国国际大数据大会的成功举办，将为促进大数据在各行业落地应用，持续推进大数据产业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5G+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的深度融合发展，极大地开拓了网络空间的边界，将连接对象从人的连接，延伸到机器设备、工业产品和工业服务，数据的连接量、流通量、计算量均呈现出指数级爆发式增长。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工业数据已成为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资源，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管理执行不到位、开发利用不深入、流通共享不充分等问题，尚未完全发挥数据要素对数字经济的放大、叠加和倍增作用。
在此背景下，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第一个任务要打通企业级的一二级流程；第二个任务是通过统一的数据管理应用，提升数据支撑、数据资产价值、提升产品及产品的研制能力；第三个任务是服务于企业内部或外部的经营决策。
美溪移动通信集团基于二十年在制造业一线的通信服务+制造业领域的经验积累，以通信融合物联网、信息化、互联网领域前沿技术创新，借助通信技术、云计算、智能终端、IoT设备，基于数据聚合、多角色协同、可视化分析、智能决策四大功能版块，用数据和算法帮助企业缩短生产周期、降低库存积压、提升产能利用率、透明化制造流程，打造利用数据驱动生产效率提升的制造协同SaaS软件，通过高效的数据聚合、精准的数据分发、实时的数据协同，打破生产管理和供应链协作中的“信息孤岛”，实现数据驱动下的精益制造， 优化生产、质量、物料、设备全流程，提高生产效率、缩短周期、优化物流效率，全新的数字化协同管理方式，应用于工厂订单、排程、物料、生产、质检、设备等各个场景，帮助工厂迅速响应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由“设计定义制造”向“需求定义制造”转型，真正实现数据驱动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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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川：苏轼韩愈都爱的“石鼓”，藏着怎样的千古秘密？
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
文｜西川
我工作室的墙上挂着一件清中期官僚、学者阮元据天一阁北宋石鼓文拓本翻刻的石鼓文旧拓。阮元所据拓本原为元代画家、书法家赵孟頫所藏，后归宁波天一阁，但终毁于太平天国兵燹。阮元曾两回摹刻石鼓，一次在嘉庆二年（1797），一次在嘉庆十二年（1807）。前者置杭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后者置扬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岐山石鼓天下摹刻颇多，以阮氏摹刻为佳；两回摹刻，以杭州府学本为精。书法家尹秉绶尝赞阮元翻刻石鼓文曰：“大儒好古，嘉惠艺林，洵盛事也。”
应该是五六年前，我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偶见此拓本。所拓古字，我多不识，但直觉以为其字高古，猜想是某青铜器铭文的清代翻刻拓本（因为其上有“北平翁方纲观；男 树培、树崑 侍”字样）。而售卖者亦不识此为何物，遂低价卖我。回家一查，竟是石鼓文的阮元翻刻拓本，而且是杭州府学本。拓片上的文字属大篆类，介乎西周金文与秦小篆之间，又称“籀书”，相传为周宣王太史籀所创。据说在唐代，石鼓原存465字，到北宋大观年间剩余432字，到元代大德年间剩余386字，就是今天石鼓原石上文字呈现的样貌。15、16世纪之交的明代收藏家安国曾藏有十种石鼓文拓本，因自号家门“十鼓斋”。其中最佳者为北宋三拓，他仿照军兵三阵名之为《先锋》《中权》《后劲》。这些拓本，世上保存石鼓文字数最多，后流传到日本，藏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我这件翻刻拓片或许意义不大，但依然让我领略到石鼓文字浑劲的笔画、规矩的结体，感受到其庄重圆融、古茂丰雄的神秘乃至神圣。正是这件翻刻拓片将我带向了石鼓、石鼓文、石鼓诗。
石鼓又称“猎碣”，我这件拓片为第二碣。其诗曰：（见图一）
这段诗被研究者命名为《汧殹篇》，记述的是秦国君臣兵士的一次捕鱼活动；诗后段也记述了做饭加工的场景。郭沫若对本诗有清楚的解读，网上可以查到。当我能够试着读下它来，而且感受到它的韵脚，我心生莫大欢愉，不免好奇若此诗当初被孔夫子收入《诗经》，该入《风》还是《雅》还是《颂》？——当然孔夫子也许不收，那是他老人家的事。韩愈说：“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荐士》）《汧殹篇》所叙与秦国君臣有关，它被费劲地、正式地，甚至庄严地凿刻于石鼓，在当时肯定不是小事。那么一般说来，它应该有一种场面化的庄重腔调，然此诗却传达出日常、温暖、活泼、乐观的感觉。当作者说到“濿（漫）有小魚，其游散散”的时候，他表现出兴致勃勃的样子。而他这种兴致似乎在示范后人：古今同心。对上古生活、上古政治、上古经济，《汧殹篇》开我眼界。
猎碣石鼓一共十面（今存九碣半）。每鼓一诗，诗皆四言。因为这些诗作的启首用语，学者们将石鼓分别命名为：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汧沔（汧殹）、田车、銮车、霝雨。这些诗作所叙所咏涉及征旅、修路、渔猎、收获、操练，以及发生在出征或狩猎归途中的遇雨、涉水、行舟之事。被称作《吾车篇》的这一首石鼓诗也很完整：
吾车既工，吾马既同。
吾车既好，吾马既阜。
君子员猎，员猎员游。
麀鹿速速，君子之求。
……
此诗有类《诗经·小雅·车攻》：“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驾言徂东。”渊博的孔夫子“西行不到秦”，没能对秦地诗做现场调查，他肯定是没见过、没听到过《吾车篇》。
上古华夏究竟有多少诗篇泯然无迹？《墨子·公孟》谓“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合当古诗一千二百首。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太史公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为三百篇。或谓孔子前本仅三百篇，孔子自言‘诗三百’是也。然《周礼》言九德、六诗之歌。九德者，《左传》所谓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谓之‘九歌’。六诗者，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今《诗》但存风、雅、颂，而无赋、比、兴。……九德、六诗合十五种，今《诗》仅存三种，已有三百篇之多，则十五种当有一千五百篇。”对虽事先锋又自诩好古的我来说，识得《诗经》之外的上古诗篇，感觉更多拥有了一个文化秘密，好像贸然得福，独占了什么，私心以为在知识和精神的台阶上又登高了一级。
土于凤翔府天兴县（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人称之为“陈仓石碣”或“岐阳石鼓”。韦应物、韩愈皆以之为周宣王时代的故物。宋人郑樵《通志略》以为石鼓作于秦惠文王之后、始皇帝之前，近现代罗振玉、马叙伦均认其出自秦文公时代。据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前770）。金石学家唐兰考证以为，石鼓刻凿时代当在秦献公十一年（前374）。今人刘星、刘牧则确认石鼓文当产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到三十四年（前219～前213）之间。若此，则与李斯小篆勒石几乎同时。但石鼓文与李斯小篆何其异类！——学者们的莫衷一是，更增添了石鼓的神秘。
出土以后，石鼓最早被存放在凤翔孔庙。做《石鼓歌》的韩愈见到的是好友张藉持来的拓本。遇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置放于凤翔学府。参与寻找石鼓的人中包括了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宋徽宗于大观二年（1108）将其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国学。逢“靖康之难”，石鼓被金人北掠，因不知其价值，中途被弃置荒野。后石鼓又流落到北京。有文化的清康熙皇帝、乾隆皇帝都对石鼓呵护有加。抗战时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南迁，兜兜转转，险象迭出，但最终完好无损返回北京。解放战争后期，石鼓本在运送台湾之列，但因其太沉，上不了飞机，没能被运走。1956年石鼓在北京故宫展出。展馆原在皇极殿东庑房。2004年重新开展，展馆移至宁寿宫。
2019年秋，我因参与拍摄纪录片《与古为友》，与摄制组一起进入故宫。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每石高约90厘米，直径约67厘米，重约1吨。那冰凉的石头，曾经颠沛流离的石头，被康有为称作“中华第一古物”的石头，作为古文明核心象征的石头，其暗沉的色泽、斑驳的石皮、号称“汉字之祖”的残存的古字、不见于《诗经》而又为我熟知的古诗歌，令我晕眩穿越。我胸中涌起日星出没的洪波，仿佛得见秦国的君臣、狩猎捕鱼的士兵、烟尘与猎猎旌旗，仿佛听见士兵们的呼喊与石匠们叮叮的凿刻声。我当时真有跪拜之心，但没好意思。按捺流连之后，我假装平静地走出宁寿宫，望着旧朝的黄瓦红墙、新时代的四海游人，投入纪录片拍摄，但内心里排列着如大星陨石的石鼓。
如果这些石鼓上仅镌刻着实用的纪实纪事文字，而不是《诗经》之外的诗篇，如果这些石鼓和石鼓文字不是被张九龄、杜甫、岑参、韦应物、韩愈、梅尧臣、欧阳修、苏轼、苏辙、张耒、张养浩、揭傒斯、李东阳、董其昌、朱彝尊、王士祯、康熙皇帝、乾隆皇帝、沈德潜、姚鼐、翁方纲、曾国藩等高人吟咏过或者写到过，我在亲眼见到它们时不会荡胸波涌。石鼓所系之诗文、之文化记忆，自唐世以来形成了一个宏硕的系列。这个诗文系列在中国文学、文化史中非比寻常。
韦应物《石鼓歌》曰：
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
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讹苔藓涩。
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
忽开满卷不可识，惊潜动蛰走云云。
喘逶迤，相纠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
一书遗此天地间，精意长存世冥寞。
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
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此殊悬隔。
如果没有略晚出的韩愈《石鼓歌》，韦应物的“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也应算雄蒙大语，为人牢记。但是论影响，在石鼓歌书写系列，当然首推韩愈韩退之的不朽杰作《石鼓歌》。该诗创作于元和六年（811）。诗中韩愈建议将石鼓从荒野运回，免受风霜与人为破坏，应置放并保护于太学，供诸生讲解切磋。其诗如此开篇：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
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
周纲凌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
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
蒐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
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
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
雨淋日灸野火燎，鬼物守护烦撝呵。
……
这里韩愈用七言，并未袭用石鼓诗四言作句的形式。其诗启句平实，然后荡荡铺开，高追远古，将石鼓置于万世之中。按照中国古诗的一般体量，韩愈《石鼓歌》就算长诗了。不避我出，不化物我，纵横叙事，以文为诗，营语排奡，行文厚密，有时佶屈聱牙，却回肠荡气，仿佛对应着石鼓的古、硬、重、奥，以及风霜，以及文武合体之质。不知道是否有人说过，韩愈《石鼓歌》其实开创了一种诗歌的风格传统，我们可以简单称之为“石鼓歌传统”。韩愈身后虽亦有诗家以飘逸之语、短小形式吟咏石鼓——如清代王士祯作五言律诗《石鼓山》“遥忆岐阳狩，来过石鼓山。韩苏今地下，星斗尚人间……”，但大多数后代诗人咏石鼓好像都是在续写韩愈的《石鼓歌》。约略说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写作风格，唐诗是唐诗，宋诗是宋诗，但要书写石鼓，宋、元、明、清的诗人们多取韩愈为模范。绝了！而且天下古物、古迹数不胜数，但为什么不同时代、朝代的诗人们并不使用统一风格书写例如杭州苏堤或者洞庭湖岳阳楼？石鼓歌书写系列堪称独有！我们由此看出韩愈的魔力，或者说是石鼓与韩愈共谋的魔力，将后代诗人中的不少人编入了同一个队列。
站在这个队列前头的除了梅尧臣，就是嬉笑怒骂又元气淋漓的苏轼苏东坡。但他“续写”《石鼓歌》时收起了自己常用的语调而改用韩愈的语调，仿佛韩公附体。北宋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十四日，苏轼到凤翔签判任。十六日，谒当地孔庙，抚石鼓，作《石鼓》诗。该诗为组诗《凤翔八观》之一。苏轼《石鼓》诗如此开篇：
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
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
细观初以指画肚，欲读嗟如箝在口。
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
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
我车既攻马亦同，其鱼维鱮贯之柳。
古器纵横犹识鼎，众星错落仅名斗。
模糊半已似瘢胝，诘曲犹能辨跟肘。
娟娟缺月隐云雾，濯濯嘉禾秀稂莠。
漂流百战偶然存，独立千载谁与友。
……
与韩诗一样，苏诗也是启句平实，但随后进入大开大合的表述，且用仄韵，写得比韩愈更像韩愈，等于把韩愈又发明了一遍。他首先把他的弟弟苏辙带进了这个石鼓歌队列。苏辙写有《和子瞻凤翔八观八首其一石鼓》：“岐山之阳石为鼓，叩之不鸣悬无虞。以为无用百无直，以为有用万物祖。置身无用有用间，自托周宣谁敢侮。宣王没后坟垅平，秦野苍茫不知处……”再后来的诗人们好像不加入这个队列就难称“诗人”：元代王冕，明代王维桢、董其昌、吴宽、李东阳，清代沈德潜等人纷纷入场，搞得连乾隆皇帝都摩拳擦掌地入列〔乾隆五十五年（1790），曾特令仿刻石鼓，置之辟雍。仿鼓现存北京孔庙〕。乾隆《石鼓歌》可能是老皇帝比较上档次的诗作之一：不仅韩公附体，苏公也附体，或者说是韩、苏化作了石鼓幽灵，附在了乾隆皇帝的身上。他的《石鼓歌》虽用到成语、套话，但写得像模像样，也是以纪事开始：
石鼓之数符天干，千秋法物世已少。
况乎辟雍所罗列，多士藉以资探讨。
韩苏杰作遥唱和，近者德潜诗亦好。
濡笔将吟复屡停，蛇足今添笑绝倒。
昌黎建议虽不行，至竟如言见诚蚤。
东坡寓意良独深，新法当时实滋扰。
德潜力欲追二公，横盘硬语抒文藻。
……
韩苏石鼓幽灵飘荡到清晚，曾国藩下场作《太学石鼓歌》，在石鼓歌书写传统上认祖归宗，风格潇洒纵横，铺排八荒，与韩苏的石鼓歌样式不差毫厘：
韩公不鸣老坡谢，世间神物霾寒灰。
我来北雍抚石鼓，坐卧其下三徘徊。
周宣秉旄奠八柱，岐阳大狩鞭风雷。
四山罝罦币天布，群后冠带如云来。
东征北伐荡膻秽，方召Image何雄哉！
铭功镌石告无极，欲镇后土康八垓。
……
王羲之、谢安为中国斯文贡献了“兰亭修禊”；苏轼、黄庭坚、王诜、李公麟、米芾贡献了“西园雅集”。这都是具体特定空间、时间里的神话。而韩愈、苏轼、乾隆皇帝、曾国藩等在时间的维度上“雅集”于石鼓，堪称“千古雅集”。而这个雅集，千百年来不断赋予石鼓、石鼓文、石鼓诗以更多的文化含义。过而言之，嬉而言之，不入“石鼓歌队列”就是不入斯文队列；在古代，中唐以下，那些号称诗人但无能入此列者，庶几不足与论。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1期，原标题为《石鼓，石鼓文，石鼓歌》）
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
文｜西川
我工作室的墙上挂着一件清中期官僚、学者阮元据天一阁北宋石鼓文拓本翻刻的石鼓文旧拓。阮元所据拓本原为元代画家、书法家赵孟頫所藏，后归宁波天一阁，但终毁于太平天国兵燹。阮元曾两回摹刻石鼓，一次在嘉庆二年（1797），一次在嘉庆十二年（1807）。前者置杭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后者置扬州府学明伦堂壁间。岐山石鼓天下摹刻颇多，以阮氏摹刻为佳；两回摹刻，以杭州府学本为精。书法家尹秉绶尝赞阮元翻刻石鼓文曰：“大儒好古，嘉惠艺林，洵盛事也。”
应该是五六年前，我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偶见此拓本。所拓古字，我多不识，但直觉以为其字高古，猜想是某青铜器铭文的清代翻刻拓本（因为其上有“北平翁方纲观；男 树培、树崑 侍”字样）。而售卖者亦不识此为何物，遂低价卖我。回家一查，竟是石鼓文的阮元翻刻拓本，而且是杭州府学本。拓片上的文字属大篆类，介乎西周金文与秦小篆之间，又称“籀书”，相传为周宣王太史籀所创。据说在唐代，石鼓原存465字，到北宋大观年间剩余432字，到元代大德年间剩余386字，就是今天石鼓原石上文字呈现的样貌。15、16世纪之交的明代收藏家安国曾藏有十种石鼓文拓本，因自号家门“十鼓斋”。其中最佳者为北宋三拓，他仿照军兵三阵名之为《先锋》《中权》《后劲》。这些拓本，世上保存石鼓文字数最多，后流传到日本，藏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我这件翻刻拓片或许意义不大，但依然让我领略到石鼓文字浑劲的笔画、规矩的结体，感受到其庄重圆融、古茂丰雄的神秘乃至神圣。正是这件翻刻拓片将我带向了石鼓、石鼓文、石鼓诗。
石鼓又称“猎碣”，我这件拓片为第二碣。其诗曰：（见图一）
这段诗被研究者命名为《汧殹篇》，记述的是秦国君臣兵士的一次捕鱼活动；诗后段也记述了做饭加工的场景。郭沫若对本诗有清楚的解读，网上可以查到。当我能够试着读下它来，而且感受到它的韵脚，我心生莫大欢愉，不免好奇若此诗当初被孔夫子收入《诗经》，该入《风》还是《雅》还是《颂》？——当然孔夫子也许不收，那是他老人家的事。韩愈说：“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荐士》）《汧殹篇》所叙与秦国君臣有关，它被费劲地、正式地，甚至庄严地凿刻于石鼓，在当时肯定不是小事。那么一般说来，它应该有一种场面化的庄重腔调，然此诗却传达出日常、温暖、活泼、乐观的感觉。当作者说到“濿（漫）有小魚，其游散散”的时候，他表现出兴致勃勃的样子。而他这种兴致似乎在示范后人：古今同心。对上古生活、上古政治、上古经济，《汧殹篇》开我眼界。
猎碣石鼓一共十面（今存九碣半）。每鼓一诗，诗皆四言。因为这些诗作的启首用语，学者们将石鼓分别命名为：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汧沔（汧殹）、田车、銮车、霝雨。这些诗作所叙所咏涉及征旅、修路、渔猎、收获、操练，以及发生在出征或狩猎归途中的遇雨、涉水、行舟之事。被称作《吾车篇》的这一首石鼓诗也很完整：
吾车既工，吾马既同。
吾车既好，吾马既阜。
君子员猎，员猎员游。
麀鹿速速，君子之求。
……
此诗有类《诗经·小雅·车攻》：“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四牡庞庞，驾言徂东。”渊博的孔夫子“西行不到秦”，没能对秦地诗做现场调查，他肯定是没见过、没听到过《吾车篇》。
上古华夏究竟有多少诗篇泯然无迹？《墨子·公孟》谓“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合当古诗一千二百首。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经学略说》：“太史公谓古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为三百篇。或谓孔子前本仅三百篇，孔子自言‘诗三百’是也。然《周礼》言九德、六诗之歌。九德者，《左传》所谓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谓之‘九歌’。六诗者，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今《诗》但存风、雅、颂，而无赋、比、兴。……九德、六诗合十五种，今《诗》仅存三种，已有三百篇之多，则十五种当有一千五百篇。”对虽事先锋又自诩好古的我来说，识得《诗经》之外的上古诗篇，感觉更多拥有了一个文化秘密，好像贸然得福，独占了什么，私心以为在知识和精神的台阶上又登高了一级。
土于凤翔府天兴县（今陕西宝鸡）三畤原，唐人称之为“陈仓石碣”或“岐阳石鼓”。韦应物、韩愈皆以之为周宣王时代的故物。宋人郑樵《通志略》以为石鼓作于秦惠文王之后、始皇帝之前，近现代罗振玉、马叙伦均认其出自秦文公时代。据郭沫若《石鼓文研究》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前770）。金石学家唐兰考证以为，石鼓刻凿时代当在秦献公十一年（前374）。今人刘星、刘牧则确认石鼓文当产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到三十四年（前219～前213）之间。若此，则与李斯小篆勒石几乎同时。但石鼓文与李斯小篆何其异类！——学者们的莫衷一是，更增添了石鼓的神秘。
出土以后，石鼓最早被存放在凤翔孔庙。做《石鼓歌》的韩愈见到的是好友张藉持来的拓本。遇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置放于凤翔学府。参与寻找石鼓的人中包括了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宋徽宗于大观二年（1108）将其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国学。逢“靖康之难”，石鼓被金人北掠，因不知其价值，中途被弃置荒野。后石鼓又流落到北京。有文化的清康熙皇帝、乾隆皇帝都对石鼓呵护有加。抗战时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南迁，兜兜转转，险象迭出，但最终完好无损返回北京。解放战争后期，石鼓本在运送台湾之列，但因其太沉，上不了飞机，没能被运走。1956年石鼓在北京故宫展出。展馆原在皇极殿东庑房。2004年重新开展，展馆移至宁寿宫。
2019年秋，我因参与拍摄纪录片《与古为友》，与摄制组一起进入故宫。走着走着，路过皇极殿后面的宁寿宫，忽见有石鼓展，便走进了展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石鼓原石。见得很突然，感觉那十座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就是沧桑本身。每石高约90厘米，直径约67厘米，重约1吨。那冰凉的石头，曾经颠沛流离的石头，被康有为称作“中华第一古物”的石头，作为古文明核心象征的石头，其暗沉的色泽、斑驳的石皮、号称“汉字之祖”的残存的古字、不见于《诗经》而又为我熟知的古诗歌，令我晕眩穿越。我胸中涌起日星出没的洪波，仿佛得见秦国的君臣、狩猎捕鱼的士兵、烟尘与猎猎旌旗，仿佛听见士兵们的呼喊与石匠们叮叮的凿刻声。我当时真有跪拜之心，但没好意思。按捺流连之后，我假装平静地走出宁寿宫，望着旧朝的黄瓦红墙、新时代的四海游人，投入纪录片拍摄，但内心里排列着如大星陨石的石鼓。
如果这些石鼓上仅镌刻着实用的纪实纪事文字，而不是《诗经》之外的诗篇，如果这些石鼓和石鼓文字不是被张九龄、杜甫、岑参、韦应物、韩愈、梅尧臣、欧阳修、苏轼、苏辙、张耒、张养浩、揭傒斯、李东阳、董其昌、朱彝尊、王士祯、康熙皇帝、乾隆皇帝、沈德潜、姚鼐、翁方纲、曾国藩等高人吟咏过或者写到过，我在亲眼见到它们时不会荡胸波涌。石鼓所系之诗文、之文化记忆，自唐世以来形成了一个宏硕的系列。这个诗文系列在中国文学、文化史中非比寻常。
韦应物《石鼓歌》曰：
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
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讹苔藓涩。
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
忽开满卷不可识，惊潜动蛰走云云。
喘逶迤，相纠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
一书遗此天地间，精意长存世冥寞。
秦家祖龙还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迹。
世人好古犹共传，持来比此殊悬隔。
如果没有略晚出的韩愈《石鼓歌》，韦应物的“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也应算雄蒙大语，为人牢记。但是论影响，在石鼓歌书写系列，当然首推韩愈韩退之的不朽杰作《石鼓歌》。该诗创作于元和六年（811）。诗中韩愈建议将石鼓从荒野运回，免受风霜与人为破坏，应置放并保护于太学，供诸生讲解切磋。其诗如此开篇：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
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
周纲凌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
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
蒐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
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
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
雨淋日灸野火燎，鬼物守护烦撝呵。
……
这里韩愈用七言，并未袭用石鼓诗四言作句的形式。其诗启句平实，然后荡荡铺开，高追远古，将石鼓置于万世之中。按照中国古诗的一般体量，韩愈《石鼓歌》就算长诗了。不避我出，不化物我，纵横叙事，以文为诗，营语排奡，行文厚密，有时佶屈聱牙，却回肠荡气，仿佛对应着石鼓的古、硬、重、奥，以及风霜，以及文武合体之质。不知道是否有人说过，韩愈《石鼓歌》其实开创了一种诗歌的风格传统，我们可以简单称之为“石鼓歌传统”。韩愈身后虽亦有诗家以飘逸之语、短小形式吟咏石鼓——如清代王士祯作五言律诗《石鼓山》“遥忆岐阳狩，来过石鼓山。韩苏今地下，星斗尚人间……”，但大多数后代诗人咏石鼓好像都是在续写韩愈的《石鼓歌》。约略说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写作风格，唐诗是唐诗，宋诗是宋诗，但要书写石鼓，宋、元、明、清的诗人们多取韩愈为模范。绝了！而且天下古物、古迹数不胜数，但为什么不同时代、朝代的诗人们并不使用统一风格书写例如杭州苏堤或者洞庭湖岳阳楼？石鼓歌书写系列堪称独有！我们由此看出韩愈的魔力，或者说是石鼓与韩愈共谋的魔力，将后代诗人中的不少人编入了同一个队列。
站在这个队列前头的除了梅尧臣，就是嬉笑怒骂又元气淋漓的苏轼苏东坡。但他“续写”《石鼓歌》时收起了自己常用的语调而改用韩愈的语调，仿佛韩公附体。北宋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十四日，苏轼到凤翔签判任。十六日，谒当地孔庙，抚石鼓，作《石鼓》诗。该诗为组诗《凤翔八观》之一。苏轼《石鼓》诗如此开篇：
冬十二月岁辛丑，我初从政见鲁叟。
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
细观初以指画肚，欲读嗟如箝在口。
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
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
我车既攻马亦同，其鱼维鱮贯之柳。
古器纵横犹识鼎，众星错落仅名斗。
模糊半已似瘢胝，诘曲犹能辨跟肘。
娟娟缺月隐云雾，濯濯嘉禾秀稂莠。
漂流百战偶然存，独立千载谁与友。
……
与韩诗一样，苏诗也是启句平实，但随后进入大开大合的表述，且用仄韵，写得比韩愈更像韩愈，等于把韩愈又发明了一遍。他首先把他的弟弟苏辙带进了这个石鼓歌队列。苏辙写有《和子瞻凤翔八观八首其一石鼓》：“岐山之阳石为鼓，叩之不鸣悬无虞。以为无用百无直，以为有用万物祖。置身无用有用间，自托周宣谁敢侮。宣王没后坟垅平，秦野苍茫不知处……”再后来的诗人们好像不加入这个队列就难称“诗人”：元代王冕，明代王维桢、董其昌、吴宽、李东阳，清代沈德潜等人纷纷入场，搞得连乾隆皇帝都摩拳擦掌地入列〔乾隆五十五年（1790），曾特令仿刻石鼓，置之辟雍。仿鼓现存北京孔庙〕。乾隆《石鼓歌》可能是老皇帝比较上档次的诗作之一：不仅韩公附体，苏公也附体，或者说是韩、苏化作了石鼓幽灵，附在了乾隆皇帝的身上。他的《石鼓歌》虽用到成语、套话，但写得像模像样，也是以纪事开始：
石鼓之数符天干，千秋法物世已少。
况乎辟雍所罗列，多士藉以资探讨。
韩苏杰作遥唱和，近者德潜诗亦好。
濡笔将吟复屡停，蛇足今添笑绝倒。
昌黎建议虽不行，至竟如言见诚蚤。
东坡寓意良独深，新法当时实滋扰。
德潜力欲追二公，横盘硬语抒文藻。
……
韩苏石鼓幽灵飘荡到清晚，曾国藩下场作《太学石鼓歌》，在石鼓歌书写传统上认祖归宗，风格潇洒纵横，铺排八荒，与韩苏的石鼓歌样式不差毫厘：
韩公不鸣老坡谢，世间神物霾寒灰。
我来北雍抚石鼓，坐卧其下三徘徊。
周宣秉旄奠八柱，岐阳大狩鞭风雷。
四山罝罦币天布，群后冠带如云来。
东征北伐荡膻秽，方召Image何雄哉！
铭功镌石告无极，欲镇后土康八垓。
……
王羲之、谢安为中国斯文贡献了“兰亭修禊”；苏轼、黄庭坚、王诜、李公麟、米芾贡献了“西园雅集”。这都是具体特定空间、时间里的神话。而韩愈、苏轼、乾隆皇帝、曾国藩等在时间的维度上“雅集”于石鼓，堪称“千古雅集”。而这个雅集，千百年来不断赋予石鼓、石鼓文、石鼓诗以更多的文化含义。过而言之，嬉而言之，不入“石鼓歌队列”就是不入斯文队列；在古代，中唐以下，那些号称诗人但无能入此列者，庶几不足与论。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1期，原标题为《石鼓，石鼓文，石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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