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各点都有在倪梁康注译的《新译八识规矩颂》中的导言中列出，倪认为这些怀疑都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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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参加了区第七次少代会
原本以为也是平平无奇且无聊的会议
可是当少先队队歌响起
儿时的记忆开始攻击我那刻在骨子里的旋律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
四个阳朝气蓬勃的小朋友深情的朗诵着
“我们是巴南少年
传承着千年名邑的历史荣光
我们是巴南少年
赓续着英雄之城的红色血脉
……
今日之巴南少年，胸怀大志
今日之巴南少年，奋发图强
……”
我突然感到莫名的感动矫情的眼眶湿润了
在今天这个冷嘲热讽舆论哗然的时代
有一群小朋友真诚热情自信一心想党
她们眼神坚定高呼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她们庄严宣誓时刻准备着
在那一刻那些话不是口号
是信仰是祖国的未来
吾辈当自强唯我少年郎

拉杂谈
《八识规矩颂》

西方哲学与唯识

近年有很多以西方哲学的观念跟佛教作比较或对谈的研究和论述，

如康德与佛教。

唯识思想当然亦不例外，
此所以近代都有出现
《八识规矩颂》的
英文版本，

就哲学思想而言，
如吴汝钧教授的着作
《唯识现象学》，

便是运用胡塞尔的现象学来剖析安慧、
世亲及护法的唯识学。

世亲是唯识学的集大成者，
玄奘法师在印度留学回中国后，
建立的法相唯识宗正是此一传承。

而八识论是唯识学的基本架构，
谈唯识不能脱离八识论。

笛卡儿的名句
「我思故我在」，

在此句中的
「我思」
是第六识的表现，

而「我在」者，
即第七识末那。

笛卡儿作为西方哲学的现代启蒙先锋，
可谓开启了后来的科学时代；

但他强调的
「我」，

亦引致了后来西方的过分着重个体主义与权利，
再引申出极端的个人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

佛教深明
「我执」的祸害，

故在
《八识规矩颂》中有
「随缘执我量为非」及
「有情日夜镇昏迷」之颂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西方哲学反思中，
发展出现象学及继后的存在主义，

现象学是对意识结构及各意识行为的现象作一系统的反思与研究，

可说之为一现代版的唯识学。

在《八识规矩颂》中说的现量，
用现象学的术语则表述为原初的感知，
是认知活动的原初基础，

在方法上是进行纯粹直观的把握，
而「识」
在现象学中则表现为意向活动。

前五识颂中有
「变相观空唯后得」之句，

此「相」
隐含唯识学的
「四分说」 ——

相分、
见分、
自证分、
证自证分，

自证分即心识活动时自身的意识，
相当于西方哲学的自身意识。

唯识学的人生解脱方案是
「转识成智」，

而海德格的存在主义以其述称的
「去蔽求是」
来达至求真理的目的，

在概念上即佛家的
「断障见性」

或唯识所说的
「转识成智」；

在现象学的表达为本质还原，

即回归到事物自身的世界或禅宗所谓
「本来面目」；

由经验意识提升至超越意识。

八识对世界的认知涉及根、境、识、量和缘，

而现象学则概括这些为意识的相关项。

从文献方面来看，
现象学似乎从未与佛学有过交涉，
它们某方面的不谋而合实是令人惊讶。

又如佛家说
「无我」，

海德格却有
「独我」的观念；

此独我并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自我，
亦不是存有论所显的主体。

他的
「独我论」
并不以人为专，

却紧扣人本身的有限性，
可以称之为
「存活的我」；

这个我的生命践行，
因为要存活，
所以这个我不可能独立于世界。

在生命的布局中，
存活中的我要为自己的未来负责，

在死亡这不可避免的现实面前，
生命的
「本真性」
被揭示出来，

谁可掌握生命的意义就找到
「本真」，

反之即为
「迷」或
「非本真」。

换个角度看，
这个论述与佛教的染净说，

或
《大乘起信论》中的
「一心开二门」
说并无二致，

在染净的视角下，
无我与独我似乎亦无冲突。

凡此种种，
都表明现代西方哲学的某些流派与佛教
（包括唯识学）
实有共通之处，

但当然亦有相异之处，
在此不赘了。

前面这些拉杂谈都只是想带出参考西方哲学的观点，

对现今的佛学研究或增进了解，
应该亦有一定的益处，
学者宜广纳之。

《八识规矩颂》的真伪

想转谈一谈
《八识规矩颂》
是否伪托之作？

一般认为此颂是伪托的主要论点如下：

１ . 吕澂认为此颂文义有瑕疵，
不是奘师手笔，

如将非量、
现量和比量并称三量，

又称难陀论师为愚者等。

2 . 周叔迦指出唐人的着述及
宋•《宗镜录》中
皆未有提及此颂，

要到明代才忽然再发现此颂，
疑为晚唐浅学末识之流所造，

传给后代，
失其人名，
遂归之奘公耳。

3 . 另刘保金在
《中国佛典通论》中
也提过此颂文义可疑，
似非玄奘所造。

但持异议者有于凌波、
演培法师及当代的佛学家如太虚大师、
欧阳渐、
熊十力、
王恩洋、
印顺法师和圣严法师等，

他们都有引用或评述过此颂。

以上各点都有在倪梁康注译的
《新译八识规矩颂》中的
导言中列出，

倪认为这些怀疑都未有充分的理由；

但他认为是否出自玄奘之手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因为此颂已起到它在復兴唯识的歷史中的任务及效果，

因为明末唯识学思潮乃至后来清末民初唯识学的开展，

正是由普泰法师做此八识颂的註解而开始的。

不过，
考究是否奘师的作品，
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此颂不似奘师原着，
试论如下：

1 . 据玄奘法师年谱所载，
唐高宗麟德元年
（甲子）
正月初九奘师跌倒，
卧床不起，
病情日趋严重。

正月十七日，
他命弟子嘉尚将所译经论纪录下来，

共计七十五部一千三百四十六卷，
加所撰写的
《大唐西域记》
十二卷。

二月五日
（公元664年3月8日）
夜半，

玄奘法师与世长辞。

二月二十六日，
奘师丧事由官府统办，
三月六日，
敕令暂停译经之事，

已译成的，
交由官府派人抄写，

未译出的，
交付大慈恩寺保管，
不得损失。

故此如果玄奘真有造此
《八识规矩颂》，
极不可能没有被纪录下来。

2 . 依奘师的坚毅性格及对广传唯识学的决心，
如果他真有造此颂，
不可能不交带弟子要将此颂保留下来。

所以后来的学者认为此颂是奘师晚年千锤百鍊的作品，

机会率应该不大。

3 . 如果奘师只作颂，
未及写长行解释，
则窥基等弟子没有可能不作论述，

情况一如当年印度世亲造
《唯识三十颂》，
十大论师相继发挥阐释，

但此事不单没有发生，
且似乎亦没有任何记载。

4 .《八识规矩颂》
佚失近八百年，

忽从普泰法师手中重现人间，
此事有点离奇；

但说普泰伪托并不合理。

因为果真普泰有能力造此颂，
明示为自己所撰并注释，
并无任何不妥。

5 . 颂文中有
「由此能兴论主诤」之句，

如果不是对唯识在印度的开展歷史有一定的认识，

不可能造出此句。

观乎普泰是明代的人，
唯识自晚唐式微，

普泰对这段歷史应亦不甚了了，
故此八识颂出于晚唐或更早时期应该更为合理。

6 . 周叔迦之疑反而有点道理，
此颂可能是晚唐唯识弟子所做；

因为武昌法难后之故，
所以不敢具名及广传，

但又不欲唯识之学就此式微，
故密传己宗不多的后人。

至于是否浅学末识之流的作品，
可自行来个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