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51岁的齐白石从湖南作画回家之后，忽然把三个儿子都叫到了身边，急匆匆的分了家，之后自己也带上行囊离开了生活多年的家乡，开始居无定所的漂泊生活。

1909年，齐白石在外漂泊多年之后，回到了老家过起了半农民半文人的隐居生活。

当时的他，已经达到了无衣食之忧的状态，不必再东奔西跑的到处去刻印卖画。为了精近自己的学识，他在乡间闭门不出，每日苦读。

齐白石居住的乡村不但非常宁静，而且人言稀少，这样的生活让他心境越发平和，不但作了许多诗，连画也画了许多。

他本想此后都在这田野乡间感受天伦之乐，却不想，第二年就因为各方争斗，齐白石的师友和许多熟人都被卷入其中，齐白石也少不了被波及。

1911年，谭组安请他齐白石去长沙，为他先去的亲人们画像。

从长沙回来之后，齐白石深感时局紧张，为了怕牵连到家人，齐白石深思熟虑之后，把所有积蓄一份为三给了三个儿子，之后就跟他们分了家。

那时齐白石的儿子们年纪都不大，根本没有什么一技之长，二儿子用光了齐白石给的钱财之后，只能以打猎维生。

一次意外，齐白石的二儿子不幸生身亡，齐白石得知后痛苦不已，亲自作了一篇祭文，纪念父子之间的关系。

他在其中悲痛的写道：

悲痛之极，任足所之，幽栖虚堂，不见儿坐；抚棺号呼，不闻儿应。儿未病，芙蓉花残；儿已死，残红犹在。痛哉心伤！膝下依依二十年，一药不良，至于如此……

这次的意外丧子让齐白石整个人都精神都衰败了不少，然而，就在第二年，齐白石的五弟也病逝了，齐白石还不及悼念，就听说他的恩师胡沁园也逝世了。

亲朋好友接二连三的逝世，让齐白石悲痛万分 ，他画了20多幅胡沁园喜欢的的画，亲自裱好送到胡沁园坟前烧了。

5年的时间里，齐白石的乡间生活彻底被打乱了。

当地因为经常有土匪出没，听从了好友的建议来到了北京。

可是，当时并没有太多人知道齐白石，他的生意非常惨淡，经常食不果腹。直到北京著名画家陈师无意间看到了齐白石的刻印，觉得十分惊艳，亲自上门找他。

陈师对于齐白石不同当下流派的绘画十分欣赏，两人因此成为了莫逆之交。

齐白石虽然年长12岁，但他对陈师非常尊重，经常到陈师的槐堂书屋与他讨论绘画上的事情，请求陈师给他指点。

晚年的齐白石生活安稳名气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他晚年的绘画风格也越来越自成一派。他不喜社交应酬，而是沉醉于绘画之中，因此他晚年的艺术成就也达到了他绘画创作的高峰。

作为一名艺术家，齐白石在中国艺术史上具有深远影响，他在绘画创作上超越了许许多多的人，也影响了一代人的艺术风格。他不但开创了新的流派，还将其发扬光大，使得中国的艺术领域又更上一层楼。

【信息公开能阻止黑钱影响美国政治吗？】最近，The Lever, ProPublica和《纽约时报》发现了美国历史上已知的最大一笔政治捐款。我们披露了一位隐居的亿万富翁向共和党代理人伦纳德·利奥控制的政治团体秘密支付16亿美元的信息。利奥牵头促成了保守派在最高法院取得绝对多数，目标是禁止堕胎、阻止政府监管、阻碍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并限制投票权。

这种匿名捐赠流向一个免税信托基金，从未在任何公共记录或数据库中披露，却可能是完全合法的。

不管你是支持还是反对利奥的“十字军式”的行动，我们都应该在一个更大的超党派原则上达成一致：不能让如此庞大的资金秘密影响选举、议员、法官提名和公共政策。我们也不应该通过偶然的泄露来了解竞选资金情况，这些事实应该自由披露给任何人。

不幸的是，由于美国过时的法律，这些事实现在被隐藏在匿名、空壳公司和影子政治团体中。美国早就应该彻底改革政治披露法律，特别是新闻机构应该带头促成改革。

20世纪70年代初，新闻机构获取信息和揭露报道曝光了水门事件的丑闻，这是现代最重大的黑钱曝光事件。水门事件催生了最初的联邦披露法律，还有新闻业的黄金时代。有一段时间，新制定的法律促使竞选财务报告系统化、条理化，并遵守披露标准，而不是零星、随机和依赖勇敢的举报人的意愿。

然而，半个世纪过去了，50年前的黑钱手法再次成为常态。仅2020年一年，就有超过10亿美元的黑钱利用薄弱的披露规则涌入美国大选，支持了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广告轰炸战、邮寄广告和上门拉票活动。这影响了数百万张选票，而记者和公众对资金来源或相关影响一无所知。

2022年选举临近时，情况越来越糟。两党在国会两院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都是由匿名的黑钱组织资助的，这些机构不需要披露捐赠者。

这些问题并不是选举中所独有的。这些团体也在操控公共政策，记者无法告诉选民到底是谁在资助什么政策。在过去的几年里，一个受匿名资助的团体利用选举后的广告成功地向立法者施压，要求他们削弱意义重大的医疗法案，而该法案旨在消除“骇人”的医疗账单。

利奥的匿名资助网络花了数千万美元来推动三名保守派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此前，他领导了一场活动，促使共和党人拒绝投票确认奥巴马2016年提名的大法官人选加兰。

当然，新闻媒体仍然在报道政治资金体系中的少数部分，包括向政客、游说者和支持团体的部分资金流动。庆幸的是，偶尔也会有大的泄密事件出现，我们得以看到影响总体政策决策的真正力量，虽然是管中窥豹。

但在每一次零星的泄密之外，都有数十名秘密捐赠者系统地将越来越多的黑钱投入选举和立法活动。这些从未被曝光，他们正从公共政策中腐败地收获回报。

上面都是坏消息。不过有一个好消息，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改革的立法蓝图。

由民主党参议员谢尔登·怀特豪斯发起的披露法案将强制黑钱集团披露其捐赠超过1万美元的任何捐赠者，要求为选举花钱的空壳公司披露其所有者，并要求选举广告列出其赞助商的主要捐赠者。这些要求不仅适用于选举活动，也适用于影响政府决策的其他活动，包括司法官员的提名。

怀特豪斯还有一项法案，将要求游说最高法院的秘密团体披露捐赠者信息，这些团体所利用的“法庭之友”简报（amicus briefs），就是旨在影响司法裁决，而不让公众知道哪位亿万富翁或CEO出了力。

还有其他进程中的立法，将授权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大公司更充分地披露其政治支出。

记者们应该自豪地支持这样的法律，这些法律帮助我们告诉公众政府在做什么。新闻业以前在捍卫公开信息法这样做了，今天在新的竞选财务披露领域同样需要这么做。

在实践中，这意味着记者们重视透明度，要求政客们回答他们在披露法上的立场，而不是忽视或淡化正在操控美国每一项公共政策的黑钱浪潮。

这意味着报纸编委会要支持竞选资金改革。

这意味着媒体机构在联邦、州和地方各层面呼吁制定更强有力的披露法。

这意味着新闻业要参与，有时甚至领导这场斗争，而不是用客观立场作为逃避借口。

这场改革竞选资金披露法并曝光最强的黑暗资金的战斗，已经面临着强大的对手。近年来，代表着美国最大黑钱来源的美国商会和科赫工业公司一直在游说反对披露法案，使其搁置了十多年。

科赫兄弟的网络最近说服了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判决推翻了加州的一项法律，该法律要求非营利黑钱组织至少向州税务监管机构披露其主要捐赠者。此前，科赫兄弟的网络曾投资支持一些保守派大法官的提名和确认。

最近，保守派团体和共和党州检察长一直在阻止一项迫使企业披露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提案，理由是这是非法的“言论压迫”，这是他们可能用来反对新的竞选财务透明法案的预演。

令人震惊的是，新闻业的一些部门也反对提高透明度的努力。美国广播电视协会代表了从黑钱广告中赚取巨额利润的主要媒体机构，该协会试图抵制联邦选举委员会十年前的一项规定，该规定要求电视台和广播电台披露政治团体购买的广告。该协会的抵制理由是怕失去广告收入。

美国广播电视协会最近成功地抵制了联邦通信委员会的要求，即广播公司获得外国政府的物质支持后要披露。现在，美国广播电视协会正在游说抵制披露法案。

但最近披露的历史上最大的黑钱捐赠应该是一个警告，告诉我们现状必须改变。事实上，这可以改变，即使按照最高法院的先前判例。

在标志性的“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最高法院的多数派指出，虽然判决不支持限制政治支出，但仍认为“政府可以通过责任声明和披露要求来规范企业的政治言论”。

现在迫切需要实现这些要求：让新闻自由发挥其重要作用，让选民在投票时有知情权。

但这一切的前提是，新闻媒体和记者们不要作壁上观，要进入战斗，以确保新闻工作所需的条件，以及我们所有人维护民主所需的条件。

（本文发表于2022年8月29日英国《卫报》网站）

（文/新闻调查机构The Lever创始人大卫·西罗塔 新闻调查机构The Lever执行主编约尔·华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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