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学典:《论语.先进》11.23 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公元前496年，孔子从卫国到陈国去经过匡地。匡人曾受到鲁国阳虎的掠夺和残杀。孔子的相貌与阳虎相像，匡人误以孔子就是阳虎。《琴操》：“匡人告匡君曰：‘往者阳虎今复来至。’乃率众围孔子，数日不解。子路悲感，悖然大怒，张目奋剑，声如钟鼓。孔子曰：‘由，来！今汝欲斗名，为戮我于天下。为汝悲歌而感之，汝皆和我。’孔子乃引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风击拒，军士僵仆，于是匡人乃知孔子圣人，瓦解而去。”“弹琴所以解匡人，微服所以脱桓魋，圣人劫难之妙用。”
▲子畏于匡：畏：被围困。或受到威胁。《群经平议》：“‘畏于匡’者，拘于匡也。‘畏’为拘囚之名。”《檀弓》：“死而不吊者三：畏、厌（压）、溺。”畏，乃民间私斗，所以“死而不吊”，因为“轻身忘死”。钱穆：“孔子为匡人所围，亦如一种私斗。”
▲匡：匡地。一说在今河南省睢县匡城乡。一说在今河南省长垣县西南。
▲后：颜渊与孔子离散而后到。
▲以：以为，认为。
▲女：同“汝”。
▲何敢死：不敢轻身打斗而致死。《正义》：“颜子，必不轻身赴斗如子路之愠怒奋戟。”
■现代翻译：昔孔子为匡人所围，仓卒遇难，解围后，与颜渊相失，夫子心焉望之，望之而不至，则疑其为匡人所杀。及颜渊后回，夫子喜出望外，而谓之曰：“我以为你被围而死，不得相见了，今幸在邪。”颜渊说：“匡人自不得害夫子，夫子在，回何敢妄死？（既死，非义也，亦非为义死）”
●三国魏何晏等《论语集解》：孔安国曰：言与孔子相失，故在後也。苞氏曰：言夫子在，己无所敢死也。
●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颜渊与孔子俱为匡围，孔子先得出还至家，而颜渊后乃得出还至也。孔子云：汝不还，我言汝当死于匡难中。颜渊之答，其有以也。夫圣贤影响，如天降时雨，山泽必先为出云。孔子既在世，则颜回理不得死，死则孔道便绝，故渊死而孔云天丧予也。（庾翼云：顔子未能尽穷理之妙，妙有不尽，则不可以涉险津；理有未穷，则不可以冒屯路。故贤不遭圣，运否则必隐；圣不值贤，微言不显。是以夫子因畏匡而发问，颜子体其旨而仰酬。称入室为指南，启门徒以出处，岂非圣贤之诚言互相与为起予者也？）（李充云：圣无虚虑之悔，贤无失理之患，而斯言何兴乎？将以世道交丧，利义相蒙，或殉名以轻死，或昧利以苟生。苟生非存理，轻死非明节，故发颜子之死，对以定死生之命也。）
●宋刑昺《论语注疏》：此章言仁者必有勇也。孔子畏於匡时，与颜回相失。既免，而回在后，方至也。孔子谓颜渊曰：“吾以女为致死与匡人斗也。”（颜渊）言夫子若陷於危难，则回必致死。今夫子在，已则无所敢死。言不敢致死也。
●宋陈祥道《论语全解》：弟之于师，犹臣之于君。臣之于君，君在与在，君亡与亡。君子之善死，义也；或不免焉，命也。义固可知，而不可必命，则难谌（chén，的确，诚然，相信）而不可知。
●宋朱熹《论语集注》：后，谓相失在后。何敢死，谓不赴斗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于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则致死焉。况颜渊之于孔子，恩义兼尽，又非他人之为师弟子者而已。即夫子不幸而遇难，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则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请讨以复雠（chóu，同仇），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则回何为而不爱其死，以犯匡人之锋乎？”
●清《四书解义》：此一章书见圣贤遇变而惟以道自信也。昔孔子为匡人所围，仓卒遇难，顔渊偶失在后，其时匡人肆恶，在孔子自不能无虑焉。及其遇也，乃不胜其喜，而谓之曰：“吾与汝相失，以汝被围而死矣，今幸在邪。”顔渊对曰：“回于夫子，身虽二而道则一，今也道未坠地，文既在兹，匡人自不得害夫子，是夫子在也，夫子既在，则回亦以道为重，岂敢轻于赴鬭（dòu，斗）以死乎？”可见圣贤以道义自重，虽死生在前，审处不苟，而况区区进退得失之故邪。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曲礼云：“父母在，不许友以死。”颜子事夫子犹父，故云“子在，回何敢死”？此周、秦人解谊之最古者。盖颜子随夫子行，忽遇匡人之难，相失在后，夫子必心焉望之，望之而不至，则疑其为匡人所杀。虽在颜子必不轻身赴斗，如子路之愠怒奋戟，然乱离之时，或不幸而死于非命，此亦人事所恒有。及后颜子来见，夫子喜出望外，故直道心之所疑，初不料颜子之未死也。至颜子之对夫子曰：“子在，回何敢死？”夫夫子遇难而曰“子在”，何也？盖以夫子状类阳虎，匡人疑为阳虎而误围之，非真欲杀夫子。此直俟其缅询踪跡，审其动静，自足知之。书传言“夫子弦歌不辍，曲三终，而匡人解甲，忠信笃敬，蛮貊可行”。此岂阳虎之所能为者？盖不待夫子自辨，而圣德光箸，匡人已知决非阳虎矣。夫子之不轻于一死，颜子盖真知之，故曰“子在”。而因子在不敢就死，自必潜身远害，或从他道迂行，此其所以相失在后也。惟知子在，故颜子独后；惟颜子独后，而夫子又疑为死。圣贤往迹及其心事，可按文而得之。
●钱穆《论语新解》：孔子尚在，明道传道之责任大，不敢轻死，一也（仁）；弟子事师如事父，父母在，子不敢轻死，二也（孝）；颜子虽失在后，然明知孔子之不轻死，故己亦不敢轻身赴斗，三也（义）。曾子曰：‘任重而道远，死而后已。’重其任，故亦重其死。
★此章记孔子师生之间道义的真挚感情。一者见师之爱徒心切，夫子与颜子相失。颜子在后，及至，夫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此惊喜之辞也。一者见徒之敬师情深，颜子事夫子犹父，《国语·晋语一》：“成闻之：‘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长，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又《礼记·曲礼》：“孝子不服暗，不登危，惧辱亲也。父母存，不许友以死，不有私财。”子在，轻死非明节，故颜子 曰“子在，回何敢死”，则为“孝”也，此依归之情亦至矣。 https://t.cn/RxRVHIh
▲公元前496年，孔子从卫国到陈国去经过匡地。匡人曾受到鲁国阳虎的掠夺和残杀。孔子的相貌与阳虎相像，匡人误以孔子就是阳虎。《琴操》：“匡人告匡君曰：‘往者阳虎今复来至。’乃率众围孔子，数日不解。子路悲感，悖然大怒，张目奋剑，声如钟鼓。孔子曰：‘由，来！今汝欲斗名，为戮我于天下。为汝悲歌而感之，汝皆和我。’孔子乃引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风击拒，军士僵仆，于是匡人乃知孔子圣人，瓦解而去。”“弹琴所以解匡人，微服所以脱桓魋，圣人劫难之妙用。”
▲子畏于匡：畏：被围困。或受到威胁。《群经平议》：“‘畏于匡’者，拘于匡也。‘畏’为拘囚之名。”《檀弓》：“死而不吊者三：畏、厌（压）、溺。”畏，乃民间私斗，所以“死而不吊”，因为“轻身忘死”。钱穆：“孔子为匡人所围，亦如一种私斗。”
▲匡：匡地。一说在今河南省睢县匡城乡。一说在今河南省长垣县西南。
▲后：颜渊与孔子离散而后到。
▲以：以为，认为。
▲女：同“汝”。
▲何敢死：不敢轻身打斗而致死。《正义》：“颜子，必不轻身赴斗如子路之愠怒奋戟。”
■现代翻译：昔孔子为匡人所围，仓卒遇难，解围后，与颜渊相失，夫子心焉望之，望之而不至，则疑其为匡人所杀。及颜渊后回，夫子喜出望外，而谓之曰：“我以为你被围而死，不得相见了，今幸在邪。”颜渊说：“匡人自不得害夫子，夫子在，回何敢妄死？（既死，非义也，亦非为义死）”
●三国魏何晏等《论语集解》：孔安国曰：言与孔子相失，故在後也。苞氏曰：言夫子在，己无所敢死也。
●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颜渊与孔子俱为匡围，孔子先得出还至家，而颜渊后乃得出还至也。孔子云：汝不还，我言汝当死于匡难中。颜渊之答，其有以也。夫圣贤影响，如天降时雨，山泽必先为出云。孔子既在世，则颜回理不得死，死则孔道便绝，故渊死而孔云天丧予也。（庾翼云：顔子未能尽穷理之妙，妙有不尽，则不可以涉险津；理有未穷，则不可以冒屯路。故贤不遭圣，运否则必隐；圣不值贤，微言不显。是以夫子因畏匡而发问，颜子体其旨而仰酬。称入室为指南，启门徒以出处，岂非圣贤之诚言互相与为起予者也？）（李充云：圣无虚虑之悔，贤无失理之患，而斯言何兴乎？将以世道交丧，利义相蒙，或殉名以轻死，或昧利以苟生。苟生非存理，轻死非明节，故发颜子之死，对以定死生之命也。）
●宋刑昺《论语注疏》：此章言仁者必有勇也。孔子畏於匡时，与颜回相失。既免，而回在后，方至也。孔子谓颜渊曰：“吾以女为致死与匡人斗也。”（颜渊）言夫子若陷於危难，则回必致死。今夫子在，已则无所敢死。言不敢致死也。
●宋陈祥道《论语全解》：弟之于师，犹臣之于君。臣之于君，君在与在，君亡与亡。君子之善死，义也；或不免焉，命也。义固可知，而不可必命，则难谌（chén，的确，诚然，相信）而不可知。
●宋朱熹《论语集注》：后，谓相失在后。何敢死，谓不赴斗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于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则致死焉。况颜渊之于孔子，恩义兼尽，又非他人之为师弟子者而已。即夫子不幸而遇难，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则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请讨以复雠（chóu，同仇），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则回何为而不爱其死，以犯匡人之锋乎？”
●清《四书解义》：此一章书见圣贤遇变而惟以道自信也。昔孔子为匡人所围，仓卒遇难，顔渊偶失在后，其时匡人肆恶，在孔子自不能无虑焉。及其遇也，乃不胜其喜，而谓之曰：“吾与汝相失，以汝被围而死矣，今幸在邪。”顔渊对曰：“回于夫子，身虽二而道则一，今也道未坠地，文既在兹，匡人自不得害夫子，是夫子在也，夫子既在，则回亦以道为重，岂敢轻于赴鬭（dòu，斗）以死乎？”可见圣贤以道义自重，虽死生在前，审处不苟，而况区区进退得失之故邪。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曲礼云：“父母在，不许友以死。”颜子事夫子犹父，故云“子在，回何敢死”？此周、秦人解谊之最古者。盖颜子随夫子行，忽遇匡人之难，相失在后，夫子必心焉望之，望之而不至，则疑其为匡人所杀。虽在颜子必不轻身赴斗，如子路之愠怒奋戟，然乱离之时，或不幸而死于非命，此亦人事所恒有。及后颜子来见，夫子喜出望外，故直道心之所疑，初不料颜子之未死也。至颜子之对夫子曰：“子在，回何敢死？”夫夫子遇难而曰“子在”，何也？盖以夫子状类阳虎，匡人疑为阳虎而误围之，非真欲杀夫子。此直俟其缅询踪跡，审其动静，自足知之。书传言“夫子弦歌不辍，曲三终，而匡人解甲，忠信笃敬，蛮貊可行”。此岂阳虎之所能为者？盖不待夫子自辨，而圣德光箸，匡人已知决非阳虎矣。夫子之不轻于一死，颜子盖真知之，故曰“子在”。而因子在不敢就死，自必潜身远害，或从他道迂行，此其所以相失在后也。惟知子在，故颜子独后；惟颜子独后，而夫子又疑为死。圣贤往迹及其心事，可按文而得之。
●钱穆《论语新解》：孔子尚在，明道传道之责任大，不敢轻死，一也（仁）；弟子事师如事父，父母在，子不敢轻死，二也（孝）；颜子虽失在后，然明知孔子之不轻死，故己亦不敢轻身赴斗，三也（义）。曾子曰：‘任重而道远，死而后已。’重其任，故亦重其死。
★此章记孔子师生之间道义的真挚感情。一者见师之爱徒心切，夫子与颜子相失。颜子在后，及至，夫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此惊喜之辞也。一者见徒之敬师情深，颜子事夫子犹父，《国语·晋语一》：“成闻之：‘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长，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又《礼记·曲礼》：“孝子不服暗，不登危，惧辱亲也。父母存，不许友以死，不有私财。”子在，轻死非明节，故颜子 曰“子在，回何敢死”，则为“孝”也，此依归之情亦至矣。 https://t.cn/RxRVHIh
#鲁东大学图书馆[超话]#《南方有令秧》是作家笛安创作的长篇小说，2013年3月起在杂志《最小说》上连载，首次出版于2014年11月。
该小说讲述了令秧传奇的一生。少女令秧嫁入衰败的书香世家，十六岁成了孀妇。族中长老胁迫她自尽殉夫，好为族中换取一道贞节牌坊。看门老妇谎称令秧已有身孕，保住了她的性命。此时，失意浪子谢舜珲遇见令秧，他用他的见识、人脉，将令秧塑造成众人眼里望而生畏的贞烈女人，而他们之间结下比男女情爱更为厚实也更为宿命的友谊。小说通过描摹令秧这一人物的命运，不仅将万历年间的深宅生活写得细致入微，更揭露了落后的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残害。#鲁大图书馆读书打卡##鲁大图书馆好书推荐# https://t.cn/RcVumVL
该小说讲述了令秧传奇的一生。少女令秧嫁入衰败的书香世家，十六岁成了孀妇。族中长老胁迫她自尽殉夫，好为族中换取一道贞节牌坊。看门老妇谎称令秧已有身孕，保住了她的性命。此时，失意浪子谢舜珲遇见令秧，他用他的见识、人脉，将令秧塑造成众人眼里望而生畏的贞烈女人，而他们之间结下比男女情爱更为厚实也更为宿命的友谊。小说通过描摹令秧这一人物的命运，不仅将万历年间的深宅生活写得细致入微，更揭露了落后的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残害。#鲁大图书馆读书打卡##鲁大图书馆好书推荐# https://t.cn/RcVumVL
#龙腾南阳# 【“南水北调”南阳大考古：点亮“文明在宛”的南阳之光】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建成通水，使南北共饮一江水成为现实；
因这个世纪工程，这块神秘的土地成为中国考古史上永远被铭记的地方；
60年，上百支考古队，十几万件文物，见证了南阳历史的辉煌与璀璨，留下一部文化编年史……
2014年12月12日，历时11年建设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通水。5年来，丹江口水库为京津人民送去了一渠清泉，在这甘甜的泉水中，不仅饱含着库区移民“舍小家，顾大家”的无私奉献，也见证着文物工作者抢救保护文化遗产的呕心沥血……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首起我市陶岔渠首，向北纵穿南阳盆地，途经平顶山等8市32个县区。总干渠全长1267公里，其中河南境内约占总长度的60％，涉及各级各类文物点350多处。有专家将南水北调工程沿线涉及的文物，比作一部详尽记载中华民族起源和发展的巨型编年史。而南阳，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库区和渠首所在地，文物保护工作最为繁重，文物保护成果也最为丰富，考古发掘项目和出土文物数量，接近整个中线工程总量的一半。每一件文物、每一处遗址遗存，都记载着楚文化的博大精深，展现着中华民族文明的源远流长，也唤醒世人对古代文明的记忆……
60年考古
十几万件文物见证辉煌华夏文明
丹江，发源于秦岭地区的凤凰山南麓，向东南流经陕西省商州、丹凤县等地入淅川县境，至湖北省的均县镇与汉水汇合注入丹江口水库。443公里长的丹江造就了丹江口水库库区辉煌灿烂的中原文化。丹江口库区地处秦岭－淮河南北气候分界线一带，附近众多河谷阶地、河漫滩地和冲积平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气候温和，宜于农作。早在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劳作、生息。丹江后靠商洛险地，前可窥荆、襄一带，东北可下宛、洛，易守难攻，是兵家必争之地。周代以来，楚族在丹江流域兴起，在丹江流域建都丹阳，后逐渐发展为雄踞江淮、问鼎中原的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的泱泱大国……
1952年，南水北调的宏伟设想被第一次提出。1953年，北京的考古专家在淅川丹江源头附近进行考古发掘，为丹江口水库建设做前期铺垫，拉开了丹江口库区淅川区域文物保护大幕，数年间抢救发掘文物近5万件。1958年，丹江口水库开始建设，15年间文物工作者仅在淅川区域就发掘各个时期墓葬900多座，出土文物2万多件。1974年，丹江口水库蓄水，不断有古墓被库水冲出，文物工作者“发现一座、抢救一座”，20年发掘古墓近百座。1995年，为配合南水北调工程建设，长江水利委员会对丹江口水库大坝加高工程淅川淹没区进行了前期文物调查，并分别于1998年、2003年组织相关部门专家进行论证、复查。2003年至2004年，国家文物局对淅川丹江口库区淹没线（海拔172米）以下区域进行文物普查，共统计文物点169处，确认有价值的文物发掘点116处，其中古生物与古人类遗存37处，包括第三纪化石点、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等；新石器时代及其以后的古文化遗址34处，包含新石器时代、先秦和秦汉以后等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古墓群87处，分别属于先秦、秦汉以后至明清等不同历史时期；地面文物11处，包括庙宇、民居、桥梁和碑刻等。2005年，国家文物局正式启动丹江口库区文物抢救性发掘工程，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的数百名考古专家，组成近百支考古队云集淅川，开始了争分夺秒的文物发掘工作。
伴随着丹江口水库的建设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规划与实施，文物工作者在这里前后进行了历时60年的考古发掘，累计投入考古专家数千人，参与的考古队达上百支，遗址、墓葬等遗存涉及新旧石器、春秋战国、秦、汉、唐、宋、明、清等众多时（朝）代，出土文物累计十余万件，发掘的众多古墓、遗迹、城址，及出土的珍贵文物数量之巨大，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的一批珍贵文物更是改写了中华文明史的记载，也充分展示了南阳作为文物考古大市的学术地位。文物专家徐光冀曾指出，丹江口库区文物的发掘，对研究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过渡区域的古文化地域特点、中原古代文明，探究楚文化渊源及发展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处处遗址
串起“文明在宛”的南阳原史
从文明之光到传播火种，南阳先民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不断前行，不断开启着人类历史的文明旅程。他们的足迹汇聚成一种历史的力量，不断推动着人类发展进程、华夏文明的源起，形成一种多元一体的文明体系。这种强大的凝聚力和内部活力，使南阳成为华夏文明的肇始地与引领者。
从狩猎采集走向农业定居，从环壕聚落到5000年前的古城，在丹江口库区淅川区域考古发现发掘中，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遗存，为“南阳原史 文明之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例证。
30万年来，人类由狩猎采集走向农业定居。丹江口库区发掘出旧石器时代点20余处，主要有坑南遗址、东岗遗址、梁家岗遗址、双河狮子岗等。
2010年以来，中国科学院考古队在淅川县马蹬镇坑南村村南河湾地带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一批石磨盘、研磨球、燧石制品。器类以刮削器和砍砸器居多，还有凹刮器、尖状器、锥钻等，总数达8000余件。除石器外还发现部分陶器残片。
双河－狮子岗旧石器地点有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也有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在这里，不仅发现了颇富北方色彩的小石器系统，同时又发现了有南方典型特征的陡刃砾石系统。这些出土文物为研究旧石器时代南北方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并对了解当时人类如何利用自然环境谋生，自然环境又如何影响和制约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博山旧石器地点，可谓打制石器工艺的时代巅峰。这处遗址点出土了大量石制品，其中，个别石制品采用了磨制工艺，或是与骨头、木头等组合成复合工具使用，尤其是发现精致规整的细石核、细石叶，代表了打制石器的巅峰水平。对进一步解释北方地区旧石器晚期以石叶为代表的石器工艺、发展水平及细石器工业的起源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到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从大量的房基、墓葬到环壕、城址，人们在这里繁衍生息，从未间断。
龙山岗仰韶时代晚期城址是长江中游发现的众多城址之中始建年代较早、位置最靠北的一座，也是汉水中上游发现的唯一一座新石器时代城址。其所处的丹江下游为南北两大史前文化系统的交会地带，对探讨该地域新石器时代各阶段聚落形态变迁及演变规律，认识南北文化中介地带的文化面貌和性质，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沟湾新石器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对探讨汉水中游地区史前文化发展序列、不同文化的分期与年代、不同时期的聚落布局及其演变规律、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揭示该区域社会复杂化进程等一系列问题，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意义；下王岗遗址，对研究豫西南新石器时代文化和楚源探索有重要价值；姚河遗址，开辟了刀类生产工具规模化生产的新尝试……
一处处散落在丹江口库区淅川区域的新、旧石器时代遗址（点），犹如一颗颗闪烁的珍珠，串起人类原始文明起源的南阳先声。
一件件国宝
默默地讲述着“楚地文明”
2500年前，楚文化似一颗璀璨的明星，闪耀在中原大地上，它折射出神秘而美丽的光晕，透出丝丝灵气，哺育和鼓励了一代代楚地人，使其生生不息，奋斗不止，在时空的流转中创造出惊世的文明。
1978年，河南省文物部门开始对下寺楚国贵族墓葬群进行发掘，出土了青铜礼器、乐器、车马器、兵器、生产工具、玉饰、骨器、料器等器物6000余件，其中包括王子午鼎、云纹铜禁和王孙诰编钟等国之重器。下寺楚墓的发掘，轰动了全国，是楚文化考古上的重大发现。
和尚岭楚墓出土的克黄升鼎、曾太师奠鼎、卷云纹填漆鼎、鸟嘴兽纹鼎、画像铜壶、仲姬敦、镇墓兽座等，都属于文物精品。尤其是克黄升鼎，造型古朴，是目前发现最早的楚式升鼎，可作为春秋中期楚式升鼎的标型器；卷云纹填漆鼎，在阴刻细线卷云纹等纹饰内填满黑漆，并打磨光亮，这种工艺十分少见；画像铜壶器表饰满铸造时镶嵌上去的七层红铜画像，每层又分数组，既有展翅欲飞的凤鸟，头上有角、双手似翼的仙人，还有凶猛的老虎，奔跑的山羊等，整个画像布局严谨，左右对称，栩栩如生。
在徐家岭楚墓众多的遗物中，以青铜鼓架——神兽、画像敦和许多带铭文的青铜器最为重要。尤其是一对铜神兽，头上六龙探首，分向不同方向，张口，吐舌，颈、身、尾为虎的造型，龟足。兽身脊背正中铸一方座，座上又有一怪兽作直身欲搏状。其口内更衔一龙，头上有三个角，吐舌，躬身。神兽身上镶嵌绿松石，组成飞龙、凤鸟、虎及涡纹图案。神兽造型别致，制作精美，实乃罕世精品。在和尚岭、徐家岭楚墓中还出土有3套铜钮钟和3套铜镈钟，其中和尚岭M2出土的钮钟和镈钟上有纪年铭文。这些为音乐史的研究也提供了珍贵资料。
2006年，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对淅川徐家岭楚墓进行考古发掘。共清理3座楚国贵族墓。其中一“甲”字形墓葬，葬具为一椁重棺。两具殉人分别葬在陪葬棺内；随葬品有青铜器、玉石器、木器、骨器、陶器和铅器等，铜礼器组合基本完整。其中1件小口鼎铸有49字，涉及岁星纪年。根据岁星纪年推算鼎的铸造年代为公元前507年，证实了楚国在春秋时期用岁星纪年的事实，这是我国发现的唯一一件有岁星纪年的实物，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一座座楚墓的发掘，一件件稀世珍品的出土，让这片土地充满了楚风的神秘魅力。仅2006年以来，考古部门在丹江口库区就发掘了数千座楚墓，如徐家岭楚墓、东沟长岭楚墓、吉岗楚墓、大石头山楚墓、毛坪楚墓、裴岭楚墓、熊家岭楚墓、郭庄楚墓、马川楚墓等，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文物，为豫西南地区楚文化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料，亦为楚都丹阳淅川说提供了有力佐证。
一座座古墓
解开西周鄂国“历史悬案”
鄂国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方国。夏商时鄂国为诸侯国，十分强大。商末，鄂侯在朝中为大臣，与西伯侯姬昌、九侯并列为“三公”，颇具声望和实力。当时的鄂国，位于黄河以北。商末，鄂侯劝谏被纣王杀害。此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早期，鄂国史书记载缺失，成为史学悬案。
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的鄂国研究，在学术界一直是个难题，“夏饷铺考古”为此提供了突破依据——从夏饷铺鄂国贵族墓葬群的发现与发掘看，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鄂国并未消亡，而是存在于南阳，且具有一定的实力和影响。可以说，“夏饷铺考古”改变了史学界对鄂国历史变迁的传统认知与判定，引起国内众多知名考古专家密切关注。不少专家认为，“夏饷铺考古”有着重大的史学和社会价值，是南阳乃至河南考古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发现。
夏饷铺墓葬群位于南阳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新店乡夏饷铺村北1公里处的南水北调干渠中，历史上属于文物集中区，夏饷铺遗址、襄汉漕渠就在附近。文物部门在此勘探出属于西周至春秋早期的古墓葬20座。
“夏饷铺考古”共出土各类文物500多件（套），部分文物保存完整，意义重大，弥足珍贵。6号墓出土的铜方彝，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精品，在南阳考古史上是首次发现。该墓葬中还出土3件保存完整、带有约1米长木柄的铜戈，在南阳考古史上也是首次发现，填补了南阳考古空白；1号墓出土的7件铜鼎形状一样、纹饰一致、大小不一，是典型周代侯级贵族的列鼎，其中6件铜鼎上有“鄂侯夫人”的铭文，该墓葬出土的铜簋、铜鬲上的铭文也为“鄂侯夫人”，十分珍贵；5号墓中发现了两件铜簠和两件铜鬲，上有“鄂姜”铭文；6号墓中发现一套6件的铜编钟，上有“鄂侯作”铭文……大批鄂国青铜器等珍贵文物的出土，改变了史学界对鄂国历史变迁的传统认知，同时也改变了史学界对鄂国历史的传统判定。
2013年，“夏饷铺考古”入选河南省五大考古新发现。之后，又入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虽最终未能入选“十大考古”，但考古界还是给予它极高的评价。之后，央视10套人文历史与自然地理类栏目《探索·发现》抵宛，聚焦“夏饷铺考古”之古鄂国传奇，拍摄成一部长约40分钟的纪录片。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建设，一座水库的建成，不仅造福沿线百姓、为京津人民送去一渠清泉，同时，也为中国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出土国宝之多之珍贵，这里不再一一赘述。已出土的十余万件文物，记录着楚文化的辉煌，彰显着南阳历史文化的灿烂，中华古代文明的源远流长……
因这个世纪工程，这块神秘的土地成为中国考古史上永远被铭记的地方；
60年，上百支考古队，十几万件文物，见证了南阳历史的辉煌与璀璨，留下一部文化编年史……
2014年12月12日，历时11年建设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正式通水。5年来，丹江口水库为京津人民送去了一渠清泉，在这甘甜的泉水中，不仅饱含着库区移民“舍小家，顾大家”的无私奉献，也见证着文物工作者抢救保护文化遗产的呕心沥血……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首起我市陶岔渠首，向北纵穿南阳盆地，途经平顶山等8市32个县区。总干渠全长1267公里，其中河南境内约占总长度的60％，涉及各级各类文物点350多处。有专家将南水北调工程沿线涉及的文物，比作一部详尽记载中华民族起源和发展的巨型编年史。而南阳，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库区和渠首所在地，文物保护工作最为繁重，文物保护成果也最为丰富，考古发掘项目和出土文物数量，接近整个中线工程总量的一半。每一件文物、每一处遗址遗存，都记载着楚文化的博大精深，展现着中华民族文明的源远流长，也唤醒世人对古代文明的记忆……
60年考古
十几万件文物见证辉煌华夏文明
丹江，发源于秦岭地区的凤凰山南麓，向东南流经陕西省商州、丹凤县等地入淅川县境，至湖北省的均县镇与汉水汇合注入丹江口水库。443公里长的丹江造就了丹江口水库库区辉煌灿烂的中原文化。丹江口库区地处秦岭－淮河南北气候分界线一带，附近众多河谷阶地、河漫滩地和冲积平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气候温和，宜于农作。早在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劳作、生息。丹江后靠商洛险地，前可窥荆、襄一带，东北可下宛、洛，易守难攻，是兵家必争之地。周代以来，楚族在丹江流域兴起，在丹江流域建都丹阳，后逐渐发展为雄踞江淮、问鼎中原的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的泱泱大国……
1952年，南水北调的宏伟设想被第一次提出。1953年，北京的考古专家在淅川丹江源头附近进行考古发掘，为丹江口水库建设做前期铺垫，拉开了丹江口库区淅川区域文物保护大幕，数年间抢救发掘文物近5万件。1958年，丹江口水库开始建设，15年间文物工作者仅在淅川区域就发掘各个时期墓葬900多座，出土文物2万多件。1974年，丹江口水库蓄水，不断有古墓被库水冲出，文物工作者“发现一座、抢救一座”，20年发掘古墓近百座。1995年，为配合南水北调工程建设，长江水利委员会对丹江口水库大坝加高工程淅川淹没区进行了前期文物调查，并分别于1998年、2003年组织相关部门专家进行论证、复查。2003年至2004年，国家文物局对淅川丹江口库区淹没线（海拔172米）以下区域进行文物普查，共统计文物点169处，确认有价值的文物发掘点116处，其中古生物与古人类遗存37处，包括第三纪化石点、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等；新石器时代及其以后的古文化遗址34处，包含新石器时代、先秦和秦汉以后等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古墓群87处，分别属于先秦、秦汉以后至明清等不同历史时期；地面文物11处，包括庙宇、民居、桥梁和碑刻等。2005年，国家文物局正式启动丹江口库区文物抢救性发掘工程，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科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的数百名考古专家，组成近百支考古队云集淅川，开始了争分夺秒的文物发掘工作。
伴随着丹江口水库的建设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规划与实施，文物工作者在这里前后进行了历时60年的考古发掘，累计投入考古专家数千人，参与的考古队达上百支，遗址、墓葬等遗存涉及新旧石器、春秋战国、秦、汉、唐、宋、明、清等众多时（朝）代，出土文物累计十余万件，发掘的众多古墓、遗迹、城址，及出土的珍贵文物数量之巨大，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的一批珍贵文物更是改写了中华文明史的记载，也充分展示了南阳作为文物考古大市的学术地位。文物专家徐光冀曾指出，丹江口库区文物的发掘，对研究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过渡区域的古文化地域特点、中原古代文明，探究楚文化渊源及发展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处处遗址
串起“文明在宛”的南阳原史
从文明之光到传播火种，南阳先民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不断前行，不断开启着人类历史的文明旅程。他们的足迹汇聚成一种历史的力量，不断推动着人类发展进程、华夏文明的源起，形成一种多元一体的文明体系。这种强大的凝聚力和内部活力，使南阳成为华夏文明的肇始地与引领者。
从狩猎采集走向农业定居，从环壕聚落到5000年前的古城，在丹江口库区淅川区域考古发现发掘中，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遗存，为“南阳原史 文明之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例证。
30万年来，人类由狩猎采集走向农业定居。丹江口库区发掘出旧石器时代点20余处，主要有坑南遗址、东岗遗址、梁家岗遗址、双河狮子岗等。
2010年以来，中国科学院考古队在淅川县马蹬镇坑南村村南河湾地带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一批石磨盘、研磨球、燧石制品。器类以刮削器和砍砸器居多，还有凹刮器、尖状器、锥钻等，总数达8000余件。除石器外还发现部分陶器残片。
双河－狮子岗旧石器地点有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也有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在这里，不仅发现了颇富北方色彩的小石器系统，同时又发现了有南方典型特征的陡刃砾石系统。这些出土文物为研究旧石器时代南北方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并对了解当时人类如何利用自然环境谋生，自然环境又如何影响和制约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博山旧石器地点，可谓打制石器工艺的时代巅峰。这处遗址点出土了大量石制品，其中，个别石制品采用了磨制工艺，或是与骨头、木头等组合成复合工具使用，尤其是发现精致规整的细石核、细石叶，代表了打制石器的巅峰水平。对进一步解释北方地区旧石器晚期以石叶为代表的石器工艺、发展水平及细石器工业的起源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到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从大量的房基、墓葬到环壕、城址，人们在这里繁衍生息，从未间断。
龙山岗仰韶时代晚期城址是长江中游发现的众多城址之中始建年代较早、位置最靠北的一座，也是汉水中上游发现的唯一一座新石器时代城址。其所处的丹江下游为南北两大史前文化系统的交会地带，对探讨该地域新石器时代各阶段聚落形态变迁及演变规律，认识南北文化中介地带的文化面貌和性质，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沟湾新石器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对探讨汉水中游地区史前文化发展序列、不同文化的分期与年代、不同时期的聚落布局及其演变规律、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揭示该区域社会复杂化进程等一系列问题，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意义；下王岗遗址，对研究豫西南新石器时代文化和楚源探索有重要价值；姚河遗址，开辟了刀类生产工具规模化生产的新尝试……
一处处散落在丹江口库区淅川区域的新、旧石器时代遗址（点），犹如一颗颗闪烁的珍珠，串起人类原始文明起源的南阳先声。
一件件国宝
默默地讲述着“楚地文明”
2500年前，楚文化似一颗璀璨的明星，闪耀在中原大地上，它折射出神秘而美丽的光晕，透出丝丝灵气，哺育和鼓励了一代代楚地人，使其生生不息，奋斗不止，在时空的流转中创造出惊世的文明。
1978年，河南省文物部门开始对下寺楚国贵族墓葬群进行发掘，出土了青铜礼器、乐器、车马器、兵器、生产工具、玉饰、骨器、料器等器物6000余件，其中包括王子午鼎、云纹铜禁和王孙诰编钟等国之重器。下寺楚墓的发掘，轰动了全国，是楚文化考古上的重大发现。
和尚岭楚墓出土的克黄升鼎、曾太师奠鼎、卷云纹填漆鼎、鸟嘴兽纹鼎、画像铜壶、仲姬敦、镇墓兽座等，都属于文物精品。尤其是克黄升鼎，造型古朴，是目前发现最早的楚式升鼎，可作为春秋中期楚式升鼎的标型器；卷云纹填漆鼎，在阴刻细线卷云纹等纹饰内填满黑漆，并打磨光亮，这种工艺十分少见；画像铜壶器表饰满铸造时镶嵌上去的七层红铜画像，每层又分数组，既有展翅欲飞的凤鸟，头上有角、双手似翼的仙人，还有凶猛的老虎，奔跑的山羊等，整个画像布局严谨，左右对称，栩栩如生。
在徐家岭楚墓众多的遗物中，以青铜鼓架——神兽、画像敦和许多带铭文的青铜器最为重要。尤其是一对铜神兽，头上六龙探首，分向不同方向，张口，吐舌，颈、身、尾为虎的造型，龟足。兽身脊背正中铸一方座，座上又有一怪兽作直身欲搏状。其口内更衔一龙，头上有三个角，吐舌，躬身。神兽身上镶嵌绿松石，组成飞龙、凤鸟、虎及涡纹图案。神兽造型别致，制作精美，实乃罕世精品。在和尚岭、徐家岭楚墓中还出土有3套铜钮钟和3套铜镈钟，其中和尚岭M2出土的钮钟和镈钟上有纪年铭文。这些为音乐史的研究也提供了珍贵资料。
2006年，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对淅川徐家岭楚墓进行考古发掘。共清理3座楚国贵族墓。其中一“甲”字形墓葬，葬具为一椁重棺。两具殉人分别葬在陪葬棺内；随葬品有青铜器、玉石器、木器、骨器、陶器和铅器等，铜礼器组合基本完整。其中1件小口鼎铸有49字，涉及岁星纪年。根据岁星纪年推算鼎的铸造年代为公元前507年，证实了楚国在春秋时期用岁星纪年的事实，这是我国发现的唯一一件有岁星纪年的实物，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一座座楚墓的发掘，一件件稀世珍品的出土，让这片土地充满了楚风的神秘魅力。仅2006年以来，考古部门在丹江口库区就发掘了数千座楚墓，如徐家岭楚墓、东沟长岭楚墓、吉岗楚墓、大石头山楚墓、毛坪楚墓、裴岭楚墓、熊家岭楚墓、郭庄楚墓、马川楚墓等，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文物，为豫西南地区楚文化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料，亦为楚都丹阳淅川说提供了有力佐证。
一座座古墓
解开西周鄂国“历史悬案”
鄂国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方国。夏商时鄂国为诸侯国，十分强大。商末，鄂侯在朝中为大臣，与西伯侯姬昌、九侯并列为“三公”，颇具声望和实力。当时的鄂国，位于黄河以北。商末，鄂侯劝谏被纣王杀害。此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早期，鄂国史书记载缺失，成为史学悬案。
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的鄂国研究，在学术界一直是个难题，“夏饷铺考古”为此提供了突破依据——从夏饷铺鄂国贵族墓葬群的发现与发掘看，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鄂国并未消亡，而是存在于南阳，且具有一定的实力和影响。可以说，“夏饷铺考古”改变了史学界对鄂国历史变迁的传统认知与判定，引起国内众多知名考古专家密切关注。不少专家认为，“夏饷铺考古”有着重大的史学和社会价值，是南阳乃至河南考古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发现。
夏饷铺墓葬群位于南阳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新店乡夏饷铺村北1公里处的南水北调干渠中，历史上属于文物集中区，夏饷铺遗址、襄汉漕渠就在附近。文物部门在此勘探出属于西周至春秋早期的古墓葬20座。
“夏饷铺考古”共出土各类文物500多件（套），部分文物保存完整，意义重大，弥足珍贵。6号墓出土的铜方彝，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精品，在南阳考古史上是首次发现。该墓葬中还出土3件保存完整、带有约1米长木柄的铜戈，在南阳考古史上也是首次发现，填补了南阳考古空白；1号墓出土的7件铜鼎形状一样、纹饰一致、大小不一，是典型周代侯级贵族的列鼎，其中6件铜鼎上有“鄂侯夫人”的铭文，该墓葬出土的铜簋、铜鬲上的铭文也为“鄂侯夫人”，十分珍贵；5号墓中发现了两件铜簠和两件铜鬲，上有“鄂姜”铭文；6号墓中发现一套6件的铜编钟，上有“鄂侯作”铭文……大批鄂国青铜器等珍贵文物的出土，改变了史学界对鄂国历史变迁的传统认知，同时也改变了史学界对鄂国历史的传统判定。
2013年，“夏饷铺考古”入选河南省五大考古新发现。之后，又入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虽最终未能入选“十大考古”，但考古界还是给予它极高的评价。之后，央视10套人文历史与自然地理类栏目《探索·发现》抵宛，聚焦“夏饷铺考古”之古鄂国传奇，拍摄成一部长约40分钟的纪录片。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建设，一座水库的建成，不仅造福沿线百姓、为京津人民送去一渠清泉，同时，也为中国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出土国宝之多之珍贵，这里不再一一赘述。已出土的十余万件文物，记录着楚文化的辉煌，彰显着南阳历史文化的灿烂，中华古代文明的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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