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铭铭 | 文化史，从梁启超那里“再出发”】
近来国内讨论新史学、历史人类学之类的学者，人数渐渐多了起来。这些学术新名目，易于使人肃然起敬，也易于使人联想到“东施效颦”。新名目下的确帮助了学者创作出他们的佳作。但与此同时，时下与这些新名目相关的研究，却也有不可否认地存在其不尽人意之处。例如，最近一本关于文化史的英文之作被翻译出版，国内学界便热烈地讨论起文化史来。不少人会回到那本译作，以求对文化史追本溯源，未料及，过去一百年里国内前辈采用“文化史”来形容不同于其史学类型者，其实不少。其中，一个杰出的例子，是梁启超的《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时下国人所言之“文化史”，与任公当年之定义固然有所不同，可任公当年已有“文化史”之论述，缘何我辈又要舍近求远，到英语世界去“取经”？国人对于“西天取经”的热衷，恐还是好的解释。不过这点并不构成一个“禁止”我辈在“本地”找寻学问之源的理由。
梁氏《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写完于《中国历史研究法》发表之后一年(约在1922年底)，其副题是“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既是“修补及修正”，就不是全盘推翻。这篇文章介于1921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与1926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篇》之间。梁启超的两部历史哲学之作之间有全然不同的历史精神：前者更强调以历史来“记述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后者则迥异，侧重“旧史学”的人、事、物、地方、断代之专史。《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乃是梁氏从“新史学”倒过来过渡到“旧史学”的桥梁(我给新旧史学打上引号，是因为二者的区分本难断定)。
在这篇值得当下文化史细细品读的文章中，梁启超指出，“历史为人类活动所造成，而人类活动有两种：一种是属于自然系者，一种是属于文化系者”，而历史中人类“自然系的活动”与“文化系的活动”之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区别：
梁启超认为，不同于注重“自然系的活动”的一般历史研究，文化史研究的特殊性在于它遵循的“法则”，应是非归纳法、非因果律、带有知识进化之坚持的。
在梁启超看来，文化史有以下三个大意味：
其一，文化史意味着，历史研究不应秉持自然科学的归纳法，而应另辟蹊径。“归纳法最大的工作是求‘共相’，把许多事物相异的属性剔去，相同的属性抽出，各归各类，以规定该事物之内容及行历何如。这种方法应用到史学，却是绝对不可能。”这是“因为历史现象只是‘一躺过’，自古及今，从没有同铸一型的史迹”。史迹之所以难以有“共相”，是因为它本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反影，而各人自由意志之内容，绝对不会从同”。梁启超主张，“史家的工作，和自然科学家正相反，专务求‘不共相’”。
其二，文化史又意味着，自然科学的因果律，不能解释历史，而佛家的“互缘”才可解释历史。有关于此，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已有初步诠释，而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中，他更明确地指出，治史者不应“因为想令自己所爱的学问取得科学资格，便努力要发明史中因果”。“因果是什么？‘有甲必有乙，必有甲才能有乙，于是命甲为乙之因，命乙为甲之果’。所以因果律也叫做‘必然的法则’”。梁启超强调，与自然科学不同，文化史是关于“自由意志”的学问，“‘必然’与‘自由’，是两极端，既必然便没有自由，既自由便没有必然。我们既承认历史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当然不能又认他受因果必然法则的支配”。史迹不见得有必要的“因”，人的意志也不必然有其想当然的“果”，所以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互缘即“互相为缘”。了“佛典上常说的譬喻，‘相待如交芦’，这件事和那件事有不断的连带关系，你靠我、我靠你才能成立。就在这种关系状态之下，前波后波，衔接动荡，便成一个广大渊深的文化史海”。
其三，文化史还意味着，人类自然系的活动是不进化的，文化系的活动才是进化的，旧史学的“治乱论”依旧是文化史研究中有解释力的框架。从这个角度看，文化史的内涵有两面。首先，旧史学的治乱论，依旧比进化主义史学观有价值。他说，“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句话可以说是代表旧史家之共同的观念……我们平心一看，几千年中国历史，是不是一治一乱的在那里循环？何止中国，全世界只怕也是如此。埃及呢，能说现在比‘三十王朝’的时候进化吗？印度呢，能说现在比优波尼沙昙成书、释迦牟尼出世的时候进化吗？说孟子、荀卿一定比孔子进化，董仲舒、郑康成一定比孟、荀进化，朱熹、陆九渊一定比董、郑进化，顾炎武、戴震一定比朱、陆进化，无论如何，恐说不去。说陶潜比屈原进化，杜甫比陶潜进化；但丁比荷马进化，索士比亚比但丁进化，摆伦比索士比亚进化，说黑格儿比康德进化，倭铿、柏格森、罗素比黑格儿进化；这些话都从那里说起？又如汉、唐、宋、明、清各朝政治比较，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亚历山大、该撒、拿破仑等辈人物比较，又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所以从这方面找进化的论据，我敢说一定全然失败完结。”说到物质文明，梁启超认为，人们常以为这方面的历史的进化轨迹是清晰的，如从渔猎到游牧，从游牧到耕稼，从耕稼到工商等等，因“都是前人所未曾梦见”，故“许多人得意极了，说是我们人类大大进化”。但“细按下去”，从物质文明的进化对于人类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问题看，“现在点电灯、坐火船的人类，所过的日子，比起从前点油灯、坐帆船的人类，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特别舒服处来”，而与此同时，物质文明也时常得而复失，“可见物质文明这样东西，根柢脆薄得很，霎时间电光石火一般发达，在历史上原值不了几文钱”。在对进化主义的历史观加以以上批判之同时，梁启超，“只有心的文明，是创造的进化的。”“心的文明”的进化又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1)“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确一天比一天认得真切，而且事实上确也著著向上进行”；(2)“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我们积储的遗产，的确一天比一天扩大。”梁启超认为，只有在这两个方面，人类可以说是进化的，其他的所有方面，都应“编在‘一治一乱’的循环圈内了”。
“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广泛综合了德国历史哲学的自由意志论、佛家互缘论及孟子治乱论，对此前新史学家偏信的进化主义、科学主义及“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加以深刻检讨。
可见，在梁启超那里，文化史的意味，远比我们今日想象的更伟大而沉重。
今日在新史学与历史人类学中谈文化者不少。“文化”是什么？文化学大师威廉姆斯(RaymondWilliams)曾说，数百种文化定义，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人类学型的，即，以“文化”指人们共享的生活方式及其背后的价值体系。这一意义上的文化，在群体内，不可区分其有无。另一类是常识型的，其含义接近“文明”，是可拥有或可丧失、可占有或可缺乏的东西。文化学基于一个汇合展开研究，汇合指的是人类学型的“文化”与常识型的“文化”的融通。文化学要么可以通过作为集体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的文化来考察作为“阶级差异”的表征体系的“文化”，要么可以通过作为“阶级差异”的表征体系的“文化”来探究集体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二者殊途同归。
英语世界的文化史，出现这种汇合论，不是偶然的。文化这个概念本与德国近代思想关系更紧密，英语世界近代思想中相对更独到的观念是“文明”这一接近威廉姆斯笔下的“常识式”定义。我们可以认为，威氏文化论的汇合，本身就是英式的文明与德式的文化的汇合。这一汇合固然是有新意和价值的，但我们不应忘记，其汇合后可能存在的内在紧张关系，依旧是值得关注的。
可以说，有两种文化史，一种认为历史就是文化，意思是说，历史的“变”是表面的，历史背后的文化“不变”，是一种“永恒”；另一种认为文化有历史，学者可以集中研究那些“上层建筑”之变，来看“结构的历史转型”。
在新史学、历史人类学、文化史这些相关名目下展开叙事的中国学者，在展开“模仿性实践”之前，本有必要深究欧洲近代学术观念的源流，但因我们处在一个学术“以名占实”的阶段，鲜有学者能够“自拔”。学界通常的作为是，不由分说，“占领学术领地”。在这情况下，出现一些大家觉得属于“怪现状”之类的现象(有太多学者误将新史学当作进化主义或疑古主义的历史学，有太多学者误将历史人类学当作明清社会经济史，有太多学者误将文化史当作各种“文化”)，实属必然。
在目前的这一学术状况下，回味梁启超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展开的对于的德国自由意志论、佛家互缘论、孟子治乱论的综合、对于因果论、进化论及庸俗唯物论的批判，想必可以有良多的收获。于我看，如今时髦的“后现代主义”，不过也是对于因果论、进化论及庸俗唯物论的批判，而梁任公不仅有这一批判，还曾提出的建设性意见，这实在不可多得。
梁启超的文化史，远比今日我们模仿的英语世界的一般文化史志向远大；在中国重新推崇文化史，有必要从他的志向出发。
（来源：新史学2022）
近来国内讨论新史学、历史人类学之类的学者，人数渐渐多了起来。这些学术新名目，易于使人肃然起敬，也易于使人联想到“东施效颦”。新名目下的确帮助了学者创作出他们的佳作。但与此同时，时下与这些新名目相关的研究，却也有不可否认地存在其不尽人意之处。例如，最近一本关于文化史的英文之作被翻译出版，国内学界便热烈地讨论起文化史来。不少人会回到那本译作，以求对文化史追本溯源，未料及，过去一百年里国内前辈采用“文化史”来形容不同于其史学类型者，其实不少。其中，一个杰出的例子，是梁启超的《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时下国人所言之“文化史”，与任公当年之定义固然有所不同，可任公当年已有“文化史”之论述，缘何我辈又要舍近求远，到英语世界去“取经”？国人对于“西天取经”的热衷，恐还是好的解释。不过这点并不构成一个“禁止”我辈在“本地”找寻学问之源的理由。
梁氏《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写完于《中国历史研究法》发表之后一年(约在1922年底)，其副题是“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既是“修补及修正”，就不是全盘推翻。这篇文章介于1921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与1926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篇》之间。梁启超的两部历史哲学之作之间有全然不同的历史精神：前者更强调以历史来“记述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后者则迥异，侧重“旧史学”的人、事、物、地方、断代之专史。《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乃是梁氏从“新史学”倒过来过渡到“旧史学”的桥梁(我给新旧史学打上引号，是因为二者的区分本难断定)。
在这篇值得当下文化史细细品读的文章中，梁启超指出，“历史为人类活动所造成，而人类活动有两种：一种是属于自然系者，一种是属于文化系者”，而历史中人类“自然系的活动”与“文化系的活动”之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区别：
梁启超认为，不同于注重“自然系的活动”的一般历史研究，文化史研究的特殊性在于它遵循的“法则”，应是非归纳法、非因果律、带有知识进化之坚持的。
在梁启超看来，文化史有以下三个大意味：
其一，文化史意味着，历史研究不应秉持自然科学的归纳法，而应另辟蹊径。“归纳法最大的工作是求‘共相’，把许多事物相异的属性剔去，相同的属性抽出，各归各类，以规定该事物之内容及行历何如。这种方法应用到史学，却是绝对不可能。”这是“因为历史现象只是‘一躺过’，自古及今，从没有同铸一型的史迹”。史迹之所以难以有“共相”，是因为它本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反影，而各人自由意志之内容，绝对不会从同”。梁启超主张，“史家的工作，和自然科学家正相反，专务求‘不共相’”。
其二，文化史又意味着，自然科学的因果律，不能解释历史，而佛家的“互缘”才可解释历史。有关于此，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已有初步诠释，而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中，他更明确地指出，治史者不应“因为想令自己所爱的学问取得科学资格，便努力要发明史中因果”。“因果是什么？‘有甲必有乙，必有甲才能有乙，于是命甲为乙之因，命乙为甲之果’。所以因果律也叫做‘必然的法则’”。梁启超强调，与自然科学不同，文化史是关于“自由意志”的学问，“‘必然’与‘自由’，是两极端，既必然便没有自由，既自由便没有必然。我们既承认历史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当然不能又认他受因果必然法则的支配”。史迹不见得有必要的“因”，人的意志也不必然有其想当然的“果”，所以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互缘即“互相为缘”。了“佛典上常说的譬喻，‘相待如交芦’，这件事和那件事有不断的连带关系，你靠我、我靠你才能成立。就在这种关系状态之下，前波后波，衔接动荡，便成一个广大渊深的文化史海”。
其三，文化史还意味着，人类自然系的活动是不进化的，文化系的活动才是进化的，旧史学的“治乱论”依旧是文化史研究中有解释力的框架。从这个角度看，文化史的内涵有两面。首先，旧史学的治乱论，依旧比进化主义史学观有价值。他说，“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句话可以说是代表旧史家之共同的观念……我们平心一看，几千年中国历史，是不是一治一乱的在那里循环？何止中国，全世界只怕也是如此。埃及呢，能说现在比‘三十王朝’的时候进化吗？印度呢，能说现在比优波尼沙昙成书、释迦牟尼出世的时候进化吗？说孟子、荀卿一定比孔子进化，董仲舒、郑康成一定比孟、荀进化，朱熹、陆九渊一定比董、郑进化，顾炎武、戴震一定比朱、陆进化，无论如何，恐说不去。说陶潜比屈原进化，杜甫比陶潜进化；但丁比荷马进化，索士比亚比但丁进化，摆伦比索士比亚进化，说黑格儿比康德进化，倭铿、柏格森、罗素比黑格儿进化；这些话都从那里说起？又如汉、唐、宋、明、清各朝政治比较，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亚历山大、该撒、拿破仑等辈人物比较，又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所以从这方面找进化的论据，我敢说一定全然失败完结。”说到物质文明，梁启超认为，人们常以为这方面的历史的进化轨迹是清晰的，如从渔猎到游牧，从游牧到耕稼，从耕稼到工商等等，因“都是前人所未曾梦见”，故“许多人得意极了，说是我们人类大大进化”。但“细按下去”，从物质文明的进化对于人类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问题看，“现在点电灯、坐火船的人类，所过的日子，比起从前点油灯、坐帆船的人类，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特别舒服处来”，而与此同时，物质文明也时常得而复失，“可见物质文明这样东西，根柢脆薄得很，霎时间电光石火一般发达，在历史上原值不了几文钱”。在对进化主义的历史观加以以上批判之同时，梁启超，“只有心的文明，是创造的进化的。”“心的文明”的进化又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1)“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确一天比一天认得真切，而且事实上确也著著向上进行”；(2)“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我们积储的遗产，的确一天比一天扩大。”梁启超认为，只有在这两个方面，人类可以说是进化的，其他的所有方面，都应“编在‘一治一乱’的循环圈内了”。
“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广泛综合了德国历史哲学的自由意志论、佛家互缘论及孟子治乱论，对此前新史学家偏信的进化主义、科学主义及“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加以深刻检讨。
可见，在梁启超那里，文化史的意味，远比我们今日想象的更伟大而沉重。
今日在新史学与历史人类学中谈文化者不少。“文化”是什么？文化学大师威廉姆斯(RaymondWilliams)曾说，数百种文化定义，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人类学型的，即，以“文化”指人们共享的生活方式及其背后的价值体系。这一意义上的文化，在群体内，不可区分其有无。另一类是常识型的，其含义接近“文明”，是可拥有或可丧失、可占有或可缺乏的东西。文化学基于一个汇合展开研究，汇合指的是人类学型的“文化”与常识型的“文化”的融通。文化学要么可以通过作为集体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的文化来考察作为“阶级差异”的表征体系的“文化”，要么可以通过作为“阶级差异”的表征体系的“文化”来探究集体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二者殊途同归。
英语世界的文化史，出现这种汇合论，不是偶然的。文化这个概念本与德国近代思想关系更紧密，英语世界近代思想中相对更独到的观念是“文明”这一接近威廉姆斯笔下的“常识式”定义。我们可以认为，威氏文化论的汇合，本身就是英式的文明与德式的文化的汇合。这一汇合固然是有新意和价值的，但我们不应忘记，其汇合后可能存在的内在紧张关系，依旧是值得关注的。
可以说，有两种文化史，一种认为历史就是文化，意思是说，历史的“变”是表面的，历史背后的文化“不变”，是一种“永恒”；另一种认为文化有历史，学者可以集中研究那些“上层建筑”之变，来看“结构的历史转型”。
在新史学、历史人类学、文化史这些相关名目下展开叙事的中国学者，在展开“模仿性实践”之前，本有必要深究欧洲近代学术观念的源流，但因我们处在一个学术“以名占实”的阶段，鲜有学者能够“自拔”。学界通常的作为是，不由分说，“占领学术领地”。在这情况下，出现一些大家觉得属于“怪现状”之类的现象(有太多学者误将新史学当作进化主义或疑古主义的历史学，有太多学者误将历史人类学当作明清社会经济史，有太多学者误将文化史当作各种“文化”)，实属必然。
在目前的这一学术状况下，回味梁启超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展开的对于的德国自由意志论、佛家互缘论、孟子治乱论的综合、对于因果论、进化论及庸俗唯物论的批判，想必可以有良多的收获。于我看，如今时髦的“后现代主义”，不过也是对于因果论、进化论及庸俗唯物论的批判，而梁任公不仅有这一批判，还曾提出的建设性意见，这实在不可多得。
梁启超的文化史，远比今日我们模仿的英语世界的一般文化史志向远大；在中国重新推崇文化史，有必要从他的志向出发。
（来源：新史学2022）
#突然觉得读书真有用# 人在职场，会“体面地赚钱”有多重要？“人间清醒”李诞给出最好的答案！
一档综艺里，何同学问李诞：脱口秀演员、公司老板，你更喜欢做哪个？
这个问题，细思极恐。
回答说演员，那你这个老板不合格；
如果说老板，又显得太世俗。
结果你猜李诞是怎么说的？
7个字，直让一旁的徐志胜拍大腿：太不让人省心了！
只见李诞狡黠地笑了笑说：“两个我都不喜欢。”
“那你想做什么？”
“我想当个酒鬼，但这个人生不允许，就只好趁着清醒多挣点钱了。”
不得不承认，能把“喜欢赚钱”这件事说得如此清新脱俗，也是就李诞了。
想当初，他在前妻直播间里卖衣服，不仅玩儿命怂恿粉丝刷礼物、下单，甚至对没下单的粉丝出言不逊……今年初，他又因为一条对职场女性“充满恶意”的内衣文案，收到了87万的罚单，以及无数粉丝的diss……
可以说，在赚钱这方面，诞总还真是清醒到疯狂。
可话又说话来，谁又不喜欢赚钱呢？
记得刚开始写自媒体的时候，有朋友问心眼儿：你这一天到晚地码字，到底图个啥？
“我的愿望就是能靠‘卖字为生’。”
再看现在，短视频时代来临，“为码字狂”的我也不得不开始发视频作品了。
所以，谁又没对“赚钱”妥协过？
可为啥李诞的“喜欢赚钱”这么招人烦？
或者，咱们换个说法：到底怎么才能做到“体面地赚钱”？
01 言行一致是基础。
当初刚出道时，一句“人间不值得”，让李诞吸粉无数。
然而，随着后来的不断曝光与接触，人们渐渐发现这位诞总一面喊着“不值得”，一面却“在人间疯狂吸金”……不断分裂的人设，最终还是败光了他的好人缘。
毕竟，没有人喜欢与不真诚的人交朋友。
也许你会说：我不演脱口秀，甚至连平时的“述职报告”都没做过。还用保持“言行一致”吗？
答案是当然！
比如，你身边如果有人一边口口声声喊着“忙死啦”，一边刷着淘宝追着剧。下次如果有机会合作，你会选择这样的队友吗？
更不用说那种在领导面前电话不停、业务不断，转头就把工作都扔给同伴的“两面人”。
职场是个群居的场所，没有人能单打独斗地走向成功。
你的领导、领导的领导，都是靠着兄弟们的帮衬走过来的。
无一例外。
所以，如果你之前还怀有幻想，想靠着一些小聪明蒙骗过“智商有限”的同伴。那就请你记住这句话：没有人是傻子，尤其是在职场。你的一言一行都在大家的眼中，只不过，大家都看破不说破而已。
说到底，究竟谁的“智商有限”，还真不一定~
02 善待身边人。
被观众发现“开始分裂”的李诞，也尝试修复过人设。
一度，他的开始在演出中隐藏自我，把真实想法包裹得严严实实。
即使有外界主动来交流，想多了解他一些，他也往往是顾左右而言他地蒙混过去。
本想着，这样便可以保持人设一致了吧~可谁知，反而将他的观众越推越远。
再加上“疯狂捞金”的李诞一味地对金主逢迎，又消耗掉了不少粉丝对他的信任与好感。
没有谁天生就该无条件付出。
粉丝对明星如此，同事之间也是同样。
老王是部门里公认的老好人。在单位里，他从来没和谁起过争执。平时见人就带三分笑，可以说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但就是这样一位看似对谁都非常友善的人，其实也是有一本账的。
谁是值得交的真朋友，谁就是表面上装装样子，老王自己心里一清二楚。
“你看我好像对谁都很好，只不过是我不想产生正面冲突，其实帮谁不帮谁，我自有分寸。”
你看，与直接拒绝你的同事相比，这种表面上答应你，背地里却不使劲儿地“软刀子”，是不是更具有杀伤力？
那怎么才能避免遇到这种情况呢？
答案就是善待你身边的人，用真诚换真诚。
心理学里有个著名的“互惠原理”，说的就是你对别人好，别人也会下意识地想要回报你。
就像超市里主动迎上来要给你试吃的推销员，你吃了她一口，结果买回去3袋正装。
说到底，谁更合算？
03 能力为王。
说一千道一万，李诞的困境，根源还是在他的内容上。
越来越多的口水话内容，虽然得到了一时的掌声，却很难长久保存。很多人在现场是听“high”了，可回家以后却发现自己啥也没得着，也就不会再有下次了。
“我讨厌崇高，排斥深刻，我希望活在浅薄里，流于表面。”
这是李诞在事业巅峰时的公开宣言。然而，随之而来的便是一连串的艰难——
池子与笑果对簿公堂；
招牌艺人锒铛入狱；
程璐和思文离婚……
一桩桩、一件件捶打着他的事业，直至将其打醒：之前，我总觉得是别人太笨；如今，我发现原来是自己太傲慢，看不见别人的苦衷。之前，我觉得糊弄着写一些廉价段子，就足够了；如今，我更愿意花更多时间，一天天、一点点地做好细节。
你看，人总要在栽了跟头后，才会一步步成长起来。
凡是想省劲儿、抄近道的行为，早晚都会把你再次拉回终点，从头再来！
明星如此，职场中的你我也是一样。
一个文员不想着怎么写好稿子，反而整天琢磨跟领导搞好关系；
一个技术员不把精力放在专业提升上，却总惦记着下班跑几趟专车，赚点外快……
实际上，别看这些“捷径”能让你立刻拿到更多收入，但大都是“用体力换收益”的体力活，性价比远远没有“认真把主业做好”来的高。
试问，当你年过35，下班后既没有体力跑专车，也没有精力陪领导应酬时，还能靠什么来保持优势呢？
04 写在最后。
其实，不管是当老板还是当演员，都是为了糊口，为了赚钱。
但“人人都喜欢”的赚钱，终究还是有个限度。
能做到既有不菲的收入，又能赚到好人缘，积累下人脉，才是真正的智者！
不妨从今天开始，从“言行一致、善待他人、精深专业”开始，即使现在你的收入没有明显变化，但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让你的努力“量变引起质变”，助你走上人生巅峰！
一起加油吧~
#微博新知博主#
一档综艺里，何同学问李诞：脱口秀演员、公司老板，你更喜欢做哪个？
这个问题，细思极恐。
回答说演员，那你这个老板不合格；
如果说老板，又显得太世俗。
结果你猜李诞是怎么说的？
7个字，直让一旁的徐志胜拍大腿：太不让人省心了！
只见李诞狡黠地笑了笑说：“两个我都不喜欢。”
“那你想做什么？”
“我想当个酒鬼，但这个人生不允许，就只好趁着清醒多挣点钱了。”
不得不承认，能把“喜欢赚钱”这件事说得如此清新脱俗，也是就李诞了。
想当初，他在前妻直播间里卖衣服，不仅玩儿命怂恿粉丝刷礼物、下单，甚至对没下单的粉丝出言不逊……今年初，他又因为一条对职场女性“充满恶意”的内衣文案，收到了87万的罚单，以及无数粉丝的diss……
可以说，在赚钱这方面，诞总还真是清醒到疯狂。
可话又说话来，谁又不喜欢赚钱呢？
记得刚开始写自媒体的时候，有朋友问心眼儿：你这一天到晚地码字，到底图个啥？
“我的愿望就是能靠‘卖字为生’。”
再看现在，短视频时代来临，“为码字狂”的我也不得不开始发视频作品了。
所以，谁又没对“赚钱”妥协过？
可为啥李诞的“喜欢赚钱”这么招人烦？
或者，咱们换个说法：到底怎么才能做到“体面地赚钱”？
01 言行一致是基础。
当初刚出道时，一句“人间不值得”，让李诞吸粉无数。
然而，随着后来的不断曝光与接触，人们渐渐发现这位诞总一面喊着“不值得”，一面却“在人间疯狂吸金”……不断分裂的人设，最终还是败光了他的好人缘。
毕竟，没有人喜欢与不真诚的人交朋友。
也许你会说：我不演脱口秀，甚至连平时的“述职报告”都没做过。还用保持“言行一致”吗？
答案是当然！
比如，你身边如果有人一边口口声声喊着“忙死啦”，一边刷着淘宝追着剧。下次如果有机会合作，你会选择这样的队友吗？
更不用说那种在领导面前电话不停、业务不断，转头就把工作都扔给同伴的“两面人”。
职场是个群居的场所，没有人能单打独斗地走向成功。
你的领导、领导的领导，都是靠着兄弟们的帮衬走过来的。
无一例外。
所以，如果你之前还怀有幻想，想靠着一些小聪明蒙骗过“智商有限”的同伴。那就请你记住这句话：没有人是傻子，尤其是在职场。你的一言一行都在大家的眼中，只不过，大家都看破不说破而已。
说到底，究竟谁的“智商有限”，还真不一定~
02 善待身边人。
被观众发现“开始分裂”的李诞，也尝试修复过人设。
一度，他的开始在演出中隐藏自我，把真实想法包裹得严严实实。
即使有外界主动来交流，想多了解他一些，他也往往是顾左右而言他地蒙混过去。
本想着，这样便可以保持人设一致了吧~可谁知，反而将他的观众越推越远。
再加上“疯狂捞金”的李诞一味地对金主逢迎，又消耗掉了不少粉丝对他的信任与好感。
没有谁天生就该无条件付出。
粉丝对明星如此，同事之间也是同样。
老王是部门里公认的老好人。在单位里，他从来没和谁起过争执。平时见人就带三分笑，可以说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但就是这样一位看似对谁都非常友善的人，其实也是有一本账的。
谁是值得交的真朋友，谁就是表面上装装样子，老王自己心里一清二楚。
“你看我好像对谁都很好，只不过是我不想产生正面冲突，其实帮谁不帮谁，我自有分寸。”
你看，与直接拒绝你的同事相比，这种表面上答应你，背地里却不使劲儿地“软刀子”，是不是更具有杀伤力？
那怎么才能避免遇到这种情况呢？
答案就是善待你身边的人，用真诚换真诚。
心理学里有个著名的“互惠原理”，说的就是你对别人好，别人也会下意识地想要回报你。
就像超市里主动迎上来要给你试吃的推销员，你吃了她一口，结果买回去3袋正装。
说到底，谁更合算？
03 能力为王。
说一千道一万，李诞的困境，根源还是在他的内容上。
越来越多的口水话内容，虽然得到了一时的掌声，却很难长久保存。很多人在现场是听“high”了，可回家以后却发现自己啥也没得着，也就不会再有下次了。
“我讨厌崇高，排斥深刻，我希望活在浅薄里，流于表面。”
这是李诞在事业巅峰时的公开宣言。然而，随之而来的便是一连串的艰难——
池子与笑果对簿公堂；
招牌艺人锒铛入狱；
程璐和思文离婚……
一桩桩、一件件捶打着他的事业，直至将其打醒：之前，我总觉得是别人太笨；如今，我发现原来是自己太傲慢，看不见别人的苦衷。之前，我觉得糊弄着写一些廉价段子，就足够了；如今，我更愿意花更多时间，一天天、一点点地做好细节。
你看，人总要在栽了跟头后，才会一步步成长起来。
凡是想省劲儿、抄近道的行为，早晚都会把你再次拉回终点，从头再来！
明星如此，职场中的你我也是一样。
一个文员不想着怎么写好稿子，反而整天琢磨跟领导搞好关系；
一个技术员不把精力放在专业提升上，却总惦记着下班跑几趟专车，赚点外快……
实际上，别看这些“捷径”能让你立刻拿到更多收入，但大都是“用体力换收益”的体力活，性价比远远没有“认真把主业做好”来的高。
试问，当你年过35，下班后既没有体力跑专车，也没有精力陪领导应酬时，还能靠什么来保持优势呢？
04 写在最后。
其实，不管是当老板还是当演员，都是为了糊口，为了赚钱。
但“人人都喜欢”的赚钱，终究还是有个限度。
能做到既有不菲的收入，又能赚到好人缘，积累下人脉，才是真正的智者！
不妨从今天开始，从“言行一致、善待他人、精深专业”开始，即使现在你的收入没有明显变化，但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让你的努力“量变引起质变”，助你走上人生巅峰！
一起加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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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宝珍投资思想# #投资# #基金#
今日投资之思219：谢勇提问
2018，万科喊出要“活下去”。2022，华为喊出要“活下去”。这是企业的居安思危还是经济寒冬的到来？银行业将会面临怎样的机会与挑战？
牛先生
我觉得是居安思危，一个企业长期经营发展，靠创新新的产品服务大众，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需求就饱和，要勇于突破瓶颈，按服务和方便大众需求，创新出新的产品，找到新蓝海，开拓更大的发展空间，让公司更好的发展，银行要随时代发展大众需求而改变服务对象，与时俱进，
苑先生
先说结论：银行业机会远大于风险。
银行业的机会是我们人生中难得一遇的大机会，是客观规律+产业特征+中国特色+市场愚蠢所共同造就的，是确定的、是顺其自然的、是越来越近的。
而银行业的挑战，从近期招商银行身上不难看出一二。即整体确定中的过程反反复复、一波多折、偶然因素引发的阶段性可以克服的困难、优势与劣势的动态切换等。这些也不会是招行的独家配方，其他的银行在上升过程中，同样会遇到。
挑战将一次次考验我们的神经，正所谓猜对结果不易，度的了过程才能赢下全盘。
谢先生
经济是否会长期衰退不知道，但各行各业有困难是难免的。银行业前几年的坏帐处理，可能是国家金融委对经济状况早有预见，提前作的准备，为现在银行业支撑经济发展奠定基础。银行业不破不立，坏帐已破，未来需在“立”上下功夫。
常先生
1、经济周期，是由企业家由保守到乐观的企业投资缔造的，企业家以追求利润为动力，那么会扩大生产规模，这样也会吸引新的竞争者加入，造成暂时供给大于暂时的需求，必然引发居安思危的企业家的求变与居安思危。由于我们中国经济是政府主导，那么不会经历西方那种经济阵痛，只能用软的模式，造成我们市场的释放不能立刻兑现而需要时间。
2、其实万科很早就提出了，房地产从黄金时代进入到白银时代，包括任总的这些观点，这些口号也是对于企业内部发展与治理或者竞争者听的。只是他们个人对未来的观点，不代表其必然性。就拿房地产行业而言，如果没有2021年的一些政策推进结构调整，居安思危，可能还会延续之前的增长发展趋势的。我们看到万科也好，华为也罢，只是在于他们的眼界之内进行判断，并不代表发展更长的趋势，试问人类社会20世纪以来经历多少次危机，但是没有改变中美两国不断做大经济蛋糕趋势。任总2000年说过华为的冬天，可是国家发展小灵通，让电信行业又到了新的高地，并且那个阶段也开启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10年。
3、企业家居安思危或者看到行业问题的观点，这个是事实，但是是否历史会沿着企业家思路演化下去，这是另外的路径了，一定要相信政府的作用，本身经济发展也是二元结构的。企业家属于最终经济的实现者，而国家是保障经济蛋糕最大，分配公正，让人民和平生活的维护者。
4、任总的言论也是美国对其制裁影响巨大的体现，虽然华为这个级别的公司，国内市场是不足以让其吃饱或者吃好了，需要国际市场的，如果完全把问题归结为美国制裁，可能给自己树立的敌人过于强大而不缓和，而用全球经济这个马甲一用，可能也未尝不是一种解决方案。国内不用过渡解读这种观点，理解为正常的企业行为就是了。
5、危机，永远不能只看到危不能看到机，反而有一些企业在危中给人类带来了火种，重新走出来，多想想亚马逊、苹果、特斯拉这类公司。真正的勇者，在面对困难之时都是高超的医者，让企业重新焕发实力，我相信任总是这类人的代表。
6、银行业会继续延续之前基本面的复苏的，一定要注意中国银行的逆周期调控作用。但是一定要远离赛道，那些以为树会涨到天上去是非理性的，是“非同寻常的大众幻相与群体性癫狂”。
常先生
投资其实就是投这个国家，巴菲特说过卵巢彩票，也说过那些觉得美国不行的，可以联系他，他可以给那个人买张机票离开美国
我们市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消息治市”，很少思辨，按照正常逻辑，既然没有兑现的利空，那么标的应该回到之前的下跌的位置，甚至突破，可是我们市场显然不具有这样的特点，其实也说明我们长线资金太稀缺了，更多是在里面追求每天收益者，包括港股也是如此
这是监管层应该认清的现实，只有基于这种现实进行政策的投放会更有利于市场的晴雨表作用
陈奇
1、生于忧患：是居安思危，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百业艰难，不遇盘根错节不能辨利器，不遇艰难险阻不能出智慧；
2、万业之母：银行是万业之母，经济是生存之基，经济如人之四肢，银行如人之气血，金融活则经济活，经济兴则金融兴，相互补充，相互促进；
3、反复其道：经济与金融的持续健康发展不是一触而就的，如人肌体与循环恢复健康一样，需要时间，可能反复，但相信我们国家有战略定力和智慧；
4、危中有机：于变局中开新局，银行业面对疫情影响、让利实体、房地产调控、资产质量、金融反腐等不利影响，相信经过“千磨万击”的银行，必将成为中流砥柱，于危机中育新机；
5、恐贪相生：二级资本市场是由恐惧和贪婪构成的，相生相克，华尔街没有新事物，只是贪婪和恐惧不断的重演，恐极生贪，任何一个因素都有可能的促使其发生改变，或是业绩、或是资金、或是情绪，一切都是偶然中的必然；
6、规律使然：千变万化之中，变化的规律不变，银行是由其资产质量周期规律决定的（否极生泰，泰极而否，循环往复），周期的背后是人性，人性也是有其规律的（贪极生恐，恐极生贪，循环往复）；
7、用心体证：对规律、规则、规矩的明白和体证程度即是道，道由心悟，只有我们诚意、正心，诚于己不自欺，自端其身，自端其心，去除自己心中的不明和贪欲才能心明眼亮，实事求是，不偏不倚，中正平和，认清投资方向，算清投资大账，体证投资大道，建立大功大业。
同行共勉
谢先生
每次经济困难时刻，前景都会显得暗淡。但长期视角下，经济仍会走出困境。中国采取国家与市场双调控，银行业作为调控的前沿手段，应当负重前行。既要向科技转型，向财富管理转型，苦练内功，又要甄别企业，对做实业者、有前景者，尽力支持。如果经济度过困难时期，银行可能是先行者。
吕星
银行业长期是增长的，这给我们带来机会。2.银行经营的是高杠杆的行业，从经营的角度来多考虑风险，居安思维更有利于长期存在下去。3.意识到的风向最终更容易被化解和解决。4.从投资的角度，往往最差的时候也就是开始变好，是投资机会的源泉。
今日投资之思219：谢勇提问
2018，万科喊出要“活下去”。2022，华为喊出要“活下去”。这是企业的居安思危还是经济寒冬的到来？银行业将会面临怎样的机会与挑战？
牛先生
我觉得是居安思危，一个企业长期经营发展，靠创新新的产品服务大众，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需求就饱和，要勇于突破瓶颈，按服务和方便大众需求，创新出新的产品，找到新蓝海，开拓更大的发展空间，让公司更好的发展，银行要随时代发展大众需求而改变服务对象，与时俱进，
苑先生
先说结论：银行业机会远大于风险。
银行业的机会是我们人生中难得一遇的大机会，是客观规律+产业特征+中国特色+市场愚蠢所共同造就的，是确定的、是顺其自然的、是越来越近的。
而银行业的挑战，从近期招商银行身上不难看出一二。即整体确定中的过程反反复复、一波多折、偶然因素引发的阶段性可以克服的困难、优势与劣势的动态切换等。这些也不会是招行的独家配方，其他的银行在上升过程中，同样会遇到。
挑战将一次次考验我们的神经，正所谓猜对结果不易，度的了过程才能赢下全盘。
谢先生
经济是否会长期衰退不知道，但各行各业有困难是难免的。银行业前几年的坏帐处理，可能是国家金融委对经济状况早有预见，提前作的准备，为现在银行业支撑经济发展奠定基础。银行业不破不立，坏帐已破，未来需在“立”上下功夫。
常先生
1、经济周期，是由企业家由保守到乐观的企业投资缔造的，企业家以追求利润为动力，那么会扩大生产规模，这样也会吸引新的竞争者加入，造成暂时供给大于暂时的需求，必然引发居安思危的企业家的求变与居安思危。由于我们中国经济是政府主导，那么不会经历西方那种经济阵痛，只能用软的模式，造成我们市场的释放不能立刻兑现而需要时间。
2、其实万科很早就提出了，房地产从黄金时代进入到白银时代，包括任总的这些观点，这些口号也是对于企业内部发展与治理或者竞争者听的。只是他们个人对未来的观点，不代表其必然性。就拿房地产行业而言，如果没有2021年的一些政策推进结构调整，居安思危，可能还会延续之前的增长发展趋势的。我们看到万科也好，华为也罢，只是在于他们的眼界之内进行判断，并不代表发展更长的趋势，试问人类社会20世纪以来经历多少次危机，但是没有改变中美两国不断做大经济蛋糕趋势。任总2000年说过华为的冬天，可是国家发展小灵通，让电信行业又到了新的高地，并且那个阶段也开启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10年。
3、企业家居安思危或者看到行业问题的观点，这个是事实，但是是否历史会沿着企业家思路演化下去，这是另外的路径了，一定要相信政府的作用，本身经济发展也是二元结构的。企业家属于最终经济的实现者，而国家是保障经济蛋糕最大，分配公正，让人民和平生活的维护者。
4、任总的言论也是美国对其制裁影响巨大的体现，虽然华为这个级别的公司，国内市场是不足以让其吃饱或者吃好了，需要国际市场的，如果完全把问题归结为美国制裁，可能给自己树立的敌人过于强大而不缓和，而用全球经济这个马甲一用，可能也未尝不是一种解决方案。国内不用过渡解读这种观点，理解为正常的企业行为就是了。
5、危机，永远不能只看到危不能看到机，反而有一些企业在危中给人类带来了火种，重新走出来，多想想亚马逊、苹果、特斯拉这类公司。真正的勇者，在面对困难之时都是高超的医者，让企业重新焕发实力，我相信任总是这类人的代表。
6、银行业会继续延续之前基本面的复苏的，一定要注意中国银行的逆周期调控作用。但是一定要远离赛道，那些以为树会涨到天上去是非理性的，是“非同寻常的大众幻相与群体性癫狂”。
常先生
投资其实就是投这个国家，巴菲特说过卵巢彩票，也说过那些觉得美国不行的，可以联系他，他可以给那个人买张机票离开美国
我们市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消息治市”，很少思辨，按照正常逻辑，既然没有兑现的利空，那么标的应该回到之前的下跌的位置，甚至突破，可是我们市场显然不具有这样的特点，其实也说明我们长线资金太稀缺了，更多是在里面追求每天收益者，包括港股也是如此
这是监管层应该认清的现实，只有基于这种现实进行政策的投放会更有利于市场的晴雨表作用
陈奇
1、生于忧患：是居安思危，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百业艰难，不遇盘根错节不能辨利器，不遇艰难险阻不能出智慧；
2、万业之母：银行是万业之母，经济是生存之基，经济如人之四肢，银行如人之气血，金融活则经济活，经济兴则金融兴，相互补充，相互促进；
3、反复其道：经济与金融的持续健康发展不是一触而就的，如人肌体与循环恢复健康一样，需要时间，可能反复，但相信我们国家有战略定力和智慧；
4、危中有机：于变局中开新局，银行业面对疫情影响、让利实体、房地产调控、资产质量、金融反腐等不利影响，相信经过“千磨万击”的银行，必将成为中流砥柱，于危机中育新机；
5、恐贪相生：二级资本市场是由恐惧和贪婪构成的，相生相克，华尔街没有新事物，只是贪婪和恐惧不断的重演，恐极生贪，任何一个因素都有可能的促使其发生改变，或是业绩、或是资金、或是情绪，一切都是偶然中的必然；
6、规律使然：千变万化之中，变化的规律不变，银行是由其资产质量周期规律决定的（否极生泰，泰极而否，循环往复），周期的背后是人性，人性也是有其规律的（贪极生恐，恐极生贪，循环往复）；
7、用心体证：对规律、规则、规矩的明白和体证程度即是道，道由心悟，只有我们诚意、正心，诚于己不自欺，自端其身，自端其心，去除自己心中的不明和贪欲才能心明眼亮，实事求是，不偏不倚，中正平和，认清投资方向，算清投资大账，体证投资大道，建立大功大业。
同行共勉
谢先生
每次经济困难时刻，前景都会显得暗淡。但长期视角下，经济仍会走出困境。中国采取国家与市场双调控，银行业作为调控的前沿手段，应当负重前行。既要向科技转型，向财富管理转型，苦练内功，又要甄别企业，对做实业者、有前景者，尽力支持。如果经济度过困难时期，银行可能是先行者。
吕星
银行业长期是增长的，这给我们带来机会。2.银行经营的是高杠杆的行业，从经营的角度来多考虑风险，居安思维更有利于长期存在下去。3.意识到的风向最终更容易被化解和解决。4.从投资的角度，往往最差的时候也就是开始变好，是投资机会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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