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两大分支揭示重要疫源地和重症化信息】研究人员一直想知道哪些人类因素或病毒因素会让COVID-19感染者向重症发展。如今，关于两个病毒谱系的临床证据，为解开这一谜题带来了关键信息。
2019年底，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突如其来。到目前为止，病毒引发的疾病——COVID-19的某些方面依然让许多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感到费解。据估计，SARS-CoV-2已经在全球感染了900多万人，夺去了45万多人的宝贵生命，持续扩散的疫情也让世界经济受到重挫。张小楠等人[1]在《自然》上发表的论文报道了SARS-CoV-2的两个主要分支的演化数据，并通过分析上海326名SARS-CoV-2感染者，明确了会影响疾病严重性的人类宿主因素。
让所有人措手不及的SARS-CoV-2起初被认为是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动物宿主体内“跑”到人类身上的。武汉在2019年12月底首次出现“不明原因的严重肺炎”时，最初的大部分病例都可以追溯到这个市场。人们据此推测，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突破了种间屏障，从海鲜市场在售的某种受感染的活体动物传给了人类。一时间，之前默默无闻的马来亚穿山甲被指为造成这场混乱的罪魁祸首，但其实当时尚不清楚海鲜市场是否交易过这种受保护的动物（点击阅读：《是穿山甲把新型冠状病毒传染给了人吗？》《也可能不是穿山甲？新冠病毒动物来源扑朔迷离》）。此外，2019年12月初出现的一些武汉病例与该海鲜市场并无明显关联[2]。
张小楠等人收集了2020年1月至2月到医疗机构就诊的上海人群样本，并对其中94例SARS-CoV-2全基因组序列进行了分析，再将这些数据与另外221 例新冠病毒序列做了比较。研究结果支持之前的观察结果[3]，即中国在病毒暴发早期存在两个SARS-CoV-2的主要系统发育谱系（phylogenetic lineage）。这两个分支（clade）在两个核苷酸上存在不同，说明导致传播到上海的人类感染源有多个（上海距离武汉约800公里）。
两个谱系被称为分支I和分支II（图1）。研究人员推断，这两个分支是从一个共同祖先那里独立演化而来的，但它们的亲缘关系并不明确，因为两个分支只在两个基因组位点有差异。一个差异涉及编码病毒蛋白ORF8第84位氨基酸残基的序列中的一个特定核苷酸。如果这个核苷酸有一个胸腺嘧啶碱基（分支I），序列就编码亮氨酸；如果有一个胞嘧啶碱基（分支II），序列就编码丝氨酸。另一个差异涉及ORF1ab基因的一个核苷酸，或含有胞嘧啶（分支I）或含有胸腺嘧啶（分支II）；这两种核苷酸序列最后都编码丝氨酸。
图1|评估新冠病毒谱系与COVID-19严重程度的关系。张小楠等人[1]研究了2020年初上海的新冠病毒SARS-CoV-2感染者。a，与此前研究[3]相符，张小楠等人鉴定出的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属于两个谱系：分支I和分支II。这两个分支在两个核苷酸上有差异，很有可能是从同一个祖先那里独立演化而来的。分支I与部分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的病例有关，该市场最初曾被认为是疫情暴发的源头；但作者发现分支II的有些病例无海鲜市场接触史。两个谱系可能是同时独立扩散的。b，张小楠等人将所有个体依据疾病轻重分为四组，从无症状组到重症组（需要人工通气辅助呼吸）。两个分支导致不同疾病症状的能力相同。病情加重伴有免疫细胞CD3+T细胞耗竭以及促炎症细胞因子蛋白IL-6和IL-8增加。细胞因子水平升高会引起强烈的免疫反应，也称细胞因子风暴。
张小楠等人将病毒基因组学与人群可能的感染途径的流行病学证据相结合，表明有海鲜市场接触史的6人的病毒基因组属于SARS-CoV-2谱系树的分支I，而已知没有海鲜市场接触史的3人的病毒基因组属于分支II。这些数据支持了海鲜市场可能不是疫情发源地的观点。相反，数据显示分支I和II起源于一个共同病毒祖先，并同时发生了独立传播：分支I通过海鲜市场传播，而分支II在其他地方传播。可以说，病毒从动物到人的转移可能先在其他地方发生，形成了传播链后抵达了海鲜市场，市场内密集摆放的摊位和易感人群加速了病毒向不受控的方向扩散，并最终蔓延到海鲜市场之外。
认为当前流行的SARS-CoV-2可分为不同“类型”一直是个带有争议的话题，这来源于病毒研究中观察到的不同系统发生谱系。但是，病毒间出现遗传差异并非意料之外，特别是对“未免疫”（immunologically naive）的人类宿主（之前从未遇到过这种病毒的人）来说。这可以用“奠基者效应”（founder effect）来解释，这种效应在病毒暴发中很常见，它假设一定数量的病毒变体随机进入了一个新的地区，且该地区存在易感人群，这种情况下，病毒之后在当地的传播会促进它们在该地区占据主导地位。
不过，与其他地区的患病率相比，这些变体在该特定人群中的患病率差异并不等同于它们在病毒复制和传播方面的适应性更强[4]。与这一观点一致，张小楠等人也未发现有证据显示这两个分支中有任何一支或是亚支的任何突变，与他们用来给COVID-19严重性分类的临床评价指标存在任何关联。这一结果并不意外，毕竟在SARS-CoV-2整个基因组约3万个核苷酸中，这两个分支只在2个核苷酸上有差异；但这也强调了一点，即存在不同的系统发生谱系并不表示不同毒株必定会导致不同的疾病症状。
在这两个SARS-CoV-2谱系的临床感染表现中未发现任何差异后，张小楠等人又分析了人类宿主免疫系统功能的不同指标，寻找会影响疾病严重性的因素。
作者将疾病程度分为四类，对每一类的临床表现进行了详细定义。受影响最小的病例无症状、不发热、没有呼吸问题、肺部X光片也无受损迹象。轻症病例有发热，肺部X光片有炎症迹象，有肺炎表现。重症病例呼吸困难、肺部X光片可见“毛玻璃阴影”损伤特征。危重症病例出现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需要机械通气辅助呼吸。与之前研究[5]一致的是，张小楠等人也发现年龄偏大、有基础疾病（称为共病）、性别为男性，是与重症化概率高相关的几个主要因素。
根据血液样本分析，作者给出了COVID-19重症危重症病例特征出现变化的证据。这些病例的一个特征是淋巴细胞减少——血液中淋巴细胞（参与免疫反应的一类白细胞）计数异常偏低。张小楠等人将这归因于CD3+T细胞的耗竭，可能反映出这些T细胞在从血液向感染位点的移动。
重症危重症病例的另一个特征是细胞因子IL-6和IL-8水平异常升高，IL-6和IL-8是两种能促进炎症反应的小蛋白。促炎细胞因子水平升高会引发剧烈的免疫反应，常被称为细胞因子风暴。肺部的巨噬细胞能产生IL-6和IL-8，这些免疫系统细胞通常也是其他呼吸系统感染出现细胞因子风暴的早期细胞介质。不过，导致部分COVID-19病例出现细胞因子风暴持续不退的具体细胞群体依然不甚明确。
IL-6或IL-8水平升高与淋巴细胞水平下降之间的负相关暗示了可能与这些病例特征有关的潜在机制。细胞因子水平升高从而导致淋巴细胞减少的可能性符合之前的观察结果——此前发现，COVID-19患者在接受能阻断IL-6介导的信号传导的托珠单抗药物治疗后，血液中淋巴细胞水平恢复到接近正常水平[6]。不过，还需要进一步开展实验和机制研究，才能确定这些细胞因子水平与淋巴细胞减少的联系背后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指标发生变化的时间并不一致——T细胞耗竭从发病第一周就开始了，而细胞因子风暴的出现时间较晚，一直到COVID-19发展为重症了才开始。
此外，淋巴细胞减少或细胞因子风暴都不是COVID-19的独有症状，许多严重呼吸系统感染都有这两大特征，比如禽流感病毒造成的人类感染，以及SARS-CoV-2的近缘冠状病毒SARS导致的疾病。为了描绘 COVID-19的特异性免疫特征，还需开展更仔细的细胞和分子研究。
SARS-CoV-2演化的溯源工作是制定疫情防控公共卫生政策的理论基础。厘清免疫反应受到干扰（比如CD3+T细胞耗竭和促炎症反应增强）的背后原因和机制，剖析COVID-19的关键的临床和分子特征，对于制定治疗策略以及开发特效疫苗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张小楠等人的工作为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人类若要遏制住当前疫情，预防未来疫情，就要对他们研究中提出的重要问题作出解答。
参考文献：
1. Zhang, X. et al. Nature https://t.cn/A6yhwBkw (2020).
2. Li, Q. et al. N. Engl. J. Med. 382,1199–1207 (2020).
3. Tang, X. et al. Natl Sci. Rev. 7, 1012–1023 (2020).
4. McLean, O. A. et al. Virus Evol. 6, veaa034 (2020).
5. Huang, C. et al. Lancet 395, 497–506 (2020).
6. Giamarellos-Bourboulis, E. J. et al. Cell Host Microbe 27, 992–1000.e3 (2020).
原文以A race to determine what drives COVID-19 severity为标题发表在2020年6月 29日的《自然》新闻与观点版块
来源：Nature自然科研
2019年底，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突如其来。到目前为止，病毒引发的疾病——COVID-19的某些方面依然让许多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感到费解。据估计，SARS-CoV-2已经在全球感染了900多万人，夺去了45万多人的宝贵生命，持续扩散的疫情也让世界经济受到重挫。张小楠等人[1]在《自然》上发表的论文报道了SARS-CoV-2的两个主要分支的演化数据，并通过分析上海326名SARS-CoV-2感染者，明确了会影响疾病严重性的人类宿主因素。
让所有人措手不及的SARS-CoV-2起初被认为是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动物宿主体内“跑”到人类身上的。武汉在2019年12月底首次出现“不明原因的严重肺炎”时，最初的大部分病例都可以追溯到这个市场。人们据此推测，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突破了种间屏障，从海鲜市场在售的某种受感染的活体动物传给了人类。一时间，之前默默无闻的马来亚穿山甲被指为造成这场混乱的罪魁祸首，但其实当时尚不清楚海鲜市场是否交易过这种受保护的动物（点击阅读：《是穿山甲把新型冠状病毒传染给了人吗？》《也可能不是穿山甲？新冠病毒动物来源扑朔迷离》）。此外，2019年12月初出现的一些武汉病例与该海鲜市场并无明显关联[2]。
张小楠等人收集了2020年1月至2月到医疗机构就诊的上海人群样本，并对其中94例SARS-CoV-2全基因组序列进行了分析，再将这些数据与另外221 例新冠病毒序列做了比较。研究结果支持之前的观察结果[3]，即中国在病毒暴发早期存在两个SARS-CoV-2的主要系统发育谱系（phylogenetic lineage）。这两个分支（clade）在两个核苷酸上存在不同，说明导致传播到上海的人类感染源有多个（上海距离武汉约800公里）。
两个谱系被称为分支I和分支II（图1）。研究人员推断，这两个分支是从一个共同祖先那里独立演化而来的，但它们的亲缘关系并不明确，因为两个分支只在两个基因组位点有差异。一个差异涉及编码病毒蛋白ORF8第84位氨基酸残基的序列中的一个特定核苷酸。如果这个核苷酸有一个胸腺嘧啶碱基（分支I），序列就编码亮氨酸；如果有一个胞嘧啶碱基（分支II），序列就编码丝氨酸。另一个差异涉及ORF1ab基因的一个核苷酸，或含有胞嘧啶（分支I）或含有胸腺嘧啶（分支II）；这两种核苷酸序列最后都编码丝氨酸。
图1|评估新冠病毒谱系与COVID-19严重程度的关系。张小楠等人[1]研究了2020年初上海的新冠病毒SARS-CoV-2感染者。a，与此前研究[3]相符，张小楠等人鉴定出的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属于两个谱系：分支I和分支II。这两个分支在两个核苷酸上有差异，很有可能是从同一个祖先那里独立演化而来的。分支I与部分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的病例有关，该市场最初曾被认为是疫情暴发的源头；但作者发现分支II的有些病例无海鲜市场接触史。两个谱系可能是同时独立扩散的。b，张小楠等人将所有个体依据疾病轻重分为四组，从无症状组到重症组（需要人工通气辅助呼吸）。两个分支导致不同疾病症状的能力相同。病情加重伴有免疫细胞CD3+T细胞耗竭以及促炎症细胞因子蛋白IL-6和IL-8增加。细胞因子水平升高会引起强烈的免疫反应，也称细胞因子风暴。
张小楠等人将病毒基因组学与人群可能的感染途径的流行病学证据相结合，表明有海鲜市场接触史的6人的病毒基因组属于SARS-CoV-2谱系树的分支I，而已知没有海鲜市场接触史的3人的病毒基因组属于分支II。这些数据支持了海鲜市场可能不是疫情发源地的观点。相反，数据显示分支I和II起源于一个共同病毒祖先，并同时发生了独立传播：分支I通过海鲜市场传播，而分支II在其他地方传播。可以说，病毒从动物到人的转移可能先在其他地方发生，形成了传播链后抵达了海鲜市场，市场内密集摆放的摊位和易感人群加速了病毒向不受控的方向扩散，并最终蔓延到海鲜市场之外。
认为当前流行的SARS-CoV-2可分为不同“类型”一直是个带有争议的话题，这来源于病毒研究中观察到的不同系统发生谱系。但是，病毒间出现遗传差异并非意料之外，特别是对“未免疫”（immunologically naive）的人类宿主（之前从未遇到过这种病毒的人）来说。这可以用“奠基者效应”（founder effect）来解释，这种效应在病毒暴发中很常见，它假设一定数量的病毒变体随机进入了一个新的地区，且该地区存在易感人群，这种情况下，病毒之后在当地的传播会促进它们在该地区占据主导地位。
不过，与其他地区的患病率相比，这些变体在该特定人群中的患病率差异并不等同于它们在病毒复制和传播方面的适应性更强[4]。与这一观点一致，张小楠等人也未发现有证据显示这两个分支中有任何一支或是亚支的任何突变，与他们用来给COVID-19严重性分类的临床评价指标存在任何关联。这一结果并不意外，毕竟在SARS-CoV-2整个基因组约3万个核苷酸中，这两个分支只在2个核苷酸上有差异；但这也强调了一点，即存在不同的系统发生谱系并不表示不同毒株必定会导致不同的疾病症状。
在这两个SARS-CoV-2谱系的临床感染表现中未发现任何差异后，张小楠等人又分析了人类宿主免疫系统功能的不同指标，寻找会影响疾病严重性的因素。
作者将疾病程度分为四类，对每一类的临床表现进行了详细定义。受影响最小的病例无症状、不发热、没有呼吸问题、肺部X光片也无受损迹象。轻症病例有发热，肺部X光片有炎症迹象，有肺炎表现。重症病例呼吸困难、肺部X光片可见“毛玻璃阴影”损伤特征。危重症病例出现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需要机械通气辅助呼吸。与之前研究[5]一致的是，张小楠等人也发现年龄偏大、有基础疾病（称为共病）、性别为男性，是与重症化概率高相关的几个主要因素。
根据血液样本分析，作者给出了COVID-19重症危重症病例特征出现变化的证据。这些病例的一个特征是淋巴细胞减少——血液中淋巴细胞（参与免疫反应的一类白细胞）计数异常偏低。张小楠等人将这归因于CD3+T细胞的耗竭，可能反映出这些T细胞在从血液向感染位点的移动。
重症危重症病例的另一个特征是细胞因子IL-6和IL-8水平异常升高，IL-6和IL-8是两种能促进炎症反应的小蛋白。促炎细胞因子水平升高会引发剧烈的免疫反应，常被称为细胞因子风暴。肺部的巨噬细胞能产生IL-6和IL-8，这些免疫系统细胞通常也是其他呼吸系统感染出现细胞因子风暴的早期细胞介质。不过，导致部分COVID-19病例出现细胞因子风暴持续不退的具体细胞群体依然不甚明确。
IL-6或IL-8水平升高与淋巴细胞水平下降之间的负相关暗示了可能与这些病例特征有关的潜在机制。细胞因子水平升高从而导致淋巴细胞减少的可能性符合之前的观察结果——此前发现，COVID-19患者在接受能阻断IL-6介导的信号传导的托珠单抗药物治疗后，血液中淋巴细胞水平恢复到接近正常水平[6]。不过，还需要进一步开展实验和机制研究，才能确定这些细胞因子水平与淋巴细胞减少的联系背后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指标发生变化的时间并不一致——T细胞耗竭从发病第一周就开始了，而细胞因子风暴的出现时间较晚，一直到COVID-19发展为重症了才开始。
此外，淋巴细胞减少或细胞因子风暴都不是COVID-19的独有症状，许多严重呼吸系统感染都有这两大特征，比如禽流感病毒造成的人类感染，以及SARS-CoV-2的近缘冠状病毒SARS导致的疾病。为了描绘 COVID-19的特异性免疫特征，还需开展更仔细的细胞和分子研究。
SARS-CoV-2演化的溯源工作是制定疫情防控公共卫生政策的理论基础。厘清免疫反应受到干扰（比如CD3+T细胞耗竭和促炎症反应增强）的背后原因和机制，剖析COVID-19的关键的临床和分子特征，对于制定治疗策略以及开发特效疫苗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张小楠等人的工作为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人类若要遏制住当前疫情，预防未来疫情，就要对他们研究中提出的重要问题作出解答。
参考文献：
1. Zhang, X. et al. Nature https://t.cn/A6yhwBkw (2020).
2. Li, Q. et al. N. Engl. J. Med. 382,1199–1207 (2020).
3. Tang, X. et al. Natl Sci. Rev. 7, 1012–1023 (2020).
4. McLean, O. A. et al. Virus Evol. 6, veaa034 (2020).
5. Huang, C. et al. Lancet 395, 497–506 (2020).
6. Giamarellos-Bourboulis, E. J. et al. Cell Host Microbe 27, 992–1000.e3 (2020).
原文以A race to determine what drives COVID-19 severity为标题发表在2020年6月 29日的《自然》新闻与观点版块
来源：Nature自然科研
【特朗普“找到”全球病毒传染源，并疯狂吹捧自己】当地时间23日，特朗普飞往边境地区参加了边境墙200英里竣工仪式，并且把墨西哥一侧的著名边境城市蒂华纳称为“全球病毒传染源”，还吹捧自己建造的边境墙100%阻挡了来自墨西哥的病毒浪潮，继续把疫情甩锅给墨西哥。
特朗普出席边境墙修筑完成第200英里竣工庆祝仪式 吹捧边境墙成功阻挡来自墨西哥一侧的疫情
当地时间23日本周二，特朗普总统出席了美墨边境墙修筑完成200英里长度的庆祝活动。这个活动是在美国亚利桑那州（Arizona）与墨西哥边界处的圣路易斯市（San Luis）进行的。特朗普在疫情期间特地飞到边境地区参加庆祝活动，实际上也为了彰显自己竞选期间所许下的核心竞选承诺——建墙承诺已经成为现实，再进一步也是为了自己11月的连任竞选造势。
在当前美国疫情仍在严重蔓延的情况下，特朗普总统坚持描述着一种场景，那就是疫情真正严重的地方是在边境墙南边的墨西哥，而不在边境墙美国这一侧。
而基于这样的判断，特朗普总统在23日的庆祝活动上表示，正是要感谢他坚持建造的这堵边境墙，才有效地把疫情隔离和阻挡在了墨西哥一侧。按照特朗普的原话来说：“我已经建造了边境墙，这个边境墙已经100%阻挡住了新冠病毒，边境墙把一切都阻挡住了。”
但是实际上的情况是，而且包括特朗普本人参加庆祝仪式所在的亚利桑那州（Arizona），还有跟墨西哥接壤的得克萨斯州（Texas）和加利福尼亚州（California）目前都在经历疫情的强势再次暴发。
亚利桑那州的疫情更是在过去的几周内经历了全美范围内最严重的反弹，在特朗普总统参加边境墙庆祝仪式的周二同一天，更是创下了24小时内新增3591例病例和42人死亡的最糟糕记录。
美国是全世界疫情最严重的国家，自己国内的新冠确诊感染病例数字是墨西哥的十多倍，根据美国CDC的数据，截至6月26日，美国的确诊病例总数已经超过240万例，而美国的新冠死亡病例数已经超过12.4万人，这些疫情的实际数据都远远超过墨西哥的数据。
同时，墨西哥在全球疫情确诊人数排名第14位，当地时间6月26日，墨西哥卫生部宣布，墨西哥全国确诊208392例新冠肺炎病例，同时，墨西哥全国确诊死亡病例总数是25779例。
特朗普政府继续把疫情反弹甩锅给墨西哥 称美墨边境城市蒂华纳是新冠病毒“全球病毒传染源”
尽管面对每天上涨的确诊病人数字，特朗普仍然坚持称，美国方面的确诊数字比较高，是因为美国方面做了更多的检测，越多的检测等于越多的确诊病例。
按照特朗普的逻辑，因为墨西哥这侧没有做足够多的检测，所以确诊数字才比美国的看起来少很多。
所以特朗普坚持认为真正的疫情是在墨西哥这一侧的，正是他造的边境墙挡住了疫情入侵美国。如果没有边境墙，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许多边境州都会沦陷。也正是基于这一套理论，特朗普认为，就是因为这些来自边境另一侧的病毒入侵，所以像亚利桑那州这样的边境州才会成为全美的疫情重灾区。
所以光靠边境墙还不够，特朗普还选择关闭了与墨西哥的陆路边境口岸，同时限制“非核心”需求的人员流动，并且还采取了更加严格的针对非法移民，包括申请庇护的难民的政策，接连创下了单月遣返边境抓捕的非法移民的数量新高。
时间进入到6月下旬，虽然上述的措施都已经投入实施，不过美国国内的疫情数字仍在不停上涨，疫情的拐点还遥遥无期，在这样的情况下，特朗普就只好继续把疫情的锅甩给墨西哥，把墨西哥与美国边境线上最知名的口岸城市蒂华纳塑造成病毒的集中区域，并且称蒂华纳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病毒的传播源”。
借此，特朗普再次回到边境墙的议题上，他表示，正是因为边境那一侧的蒂华纳已经“严重被病毒占领”，所以美国这一侧的“每一个人”都热切地要求他继续推进建墙的进程，这样才能可以保护美国人民不受边境墙另一侧的病毒城市的侵扰。
看到这里，大家都已经能够清晰理解特朗普政府甩锅给墨西哥的逻辑内核，他的套路是这样的，首先，美国的疫情反弹是由墨西哥传入的病毒引发的，然后墨西哥一侧的边境城市已经成为“全球病毒传染源”，所以特朗普接受美国人民的委任，需要建造边境墙以及采取严格的移民政策，这样才能阻挡病毒继续入侵美国，至此，完成了造墙收紧移民政策和甩锅墨西哥的逻辑回环。
实际上，特朗普政府甩锅疫情给墨西哥，在大概2周之前就已经被炒作过一波了，当时包括白宫的疫情应对小组，得出一个判断，说因为最近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多数为拉美裔，所以得出判断，美国的疫情反弹来自墨西哥。
不过特朗普却没有说出来的回环的上层建筑，那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他11月的连任竞选继续积攒筹码。
那么，特朗普真的能如愿吗？
为追求连任继续打“移民”牌恐怕要落空？美国联邦法院发声 特朗普涉嫌违法挪用资金建造边境墙
回溯到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特朗普的这项修建边境墙工程就是他当时做出的一项重大承诺，也是为了配合自己的移民政策，简单来说，特朗普就是要用边境墙阻止非法移民进入美国。
时间过去接近4年，我们回头去看零零总总关于边境墙的新闻，确实可以看到，特朗普上任之后，确实十分积极推进修墙工程，并且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边境墙的修建工程也没有停止。
有分析人士指出，很明显，特朗普希望再一次把边境墙和非法移民议题塑造成自己的竞选筹码。目前时间已经进入到6月底，眼看11月美国大选一天天临近，似乎一度远离新闻热点的边境墙有一次走进公众的视野。
然而根据报道，就在美墨边境墙刚竣工200英里的庆祝仪式刚刚过去3天，特朗普大赞其阻挡新冠病毒、加固边境安全的热度还维持高位的时候，在6月26日，美国加州一家联邦法院就裁定，特朗普政府挪用五角大楼资金修建美国与墨西哥间的边境墙属于违法行为。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联邦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挪用国防、军事和其他并未被指定用于修边境墙的数十亿美元资金，违反美国《宪法》拨款条款。
裁决显示，“这些资金本有他用，而这种资金转移属于未经法规授权从财政部提取资金，违反宪法条款。因此，这种资金转移不合法。”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特朗普总统用一项涉嫌违法，而且是违反美国宪法的行为来为自己连任总统寻求筹码，这样的路能走得通吗？
全球范围内，截至目前，仍没有出现针对新冠病毒的特效药，疫情仍在持续蔓延，北美地区的美国和墨西哥都面临抗击疫情的难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特朗普政府想要通过甩锅的手段转移民众对疫情控制不力的不满情绪，这显然是无力的，也是不负责任的做法。如果特朗普进而希望利用疫情和移民问题打出总统连任的“组合拳”，甚至可以说是近乎令人不齿的做法。
特朗普出席边境墙修筑完成第200英里竣工庆祝仪式 吹捧边境墙成功阻挡来自墨西哥一侧的疫情
当地时间23日本周二，特朗普总统出席了美墨边境墙修筑完成200英里长度的庆祝活动。这个活动是在美国亚利桑那州（Arizona）与墨西哥边界处的圣路易斯市（San Luis）进行的。特朗普在疫情期间特地飞到边境地区参加庆祝活动，实际上也为了彰显自己竞选期间所许下的核心竞选承诺——建墙承诺已经成为现实，再进一步也是为了自己11月的连任竞选造势。
在当前美国疫情仍在严重蔓延的情况下，特朗普总统坚持描述着一种场景，那就是疫情真正严重的地方是在边境墙南边的墨西哥，而不在边境墙美国这一侧。
而基于这样的判断，特朗普总统在23日的庆祝活动上表示，正是要感谢他坚持建造的这堵边境墙，才有效地把疫情隔离和阻挡在了墨西哥一侧。按照特朗普的原话来说：“我已经建造了边境墙，这个边境墙已经100%阻挡住了新冠病毒，边境墙把一切都阻挡住了。”
但是实际上的情况是，而且包括特朗普本人参加庆祝仪式所在的亚利桑那州（Arizona），还有跟墨西哥接壤的得克萨斯州（Texas）和加利福尼亚州（California）目前都在经历疫情的强势再次暴发。
亚利桑那州的疫情更是在过去的几周内经历了全美范围内最严重的反弹，在特朗普总统参加边境墙庆祝仪式的周二同一天，更是创下了24小时内新增3591例病例和42人死亡的最糟糕记录。
美国是全世界疫情最严重的国家，自己国内的新冠确诊感染病例数字是墨西哥的十多倍，根据美国CDC的数据，截至6月26日，美国的确诊病例总数已经超过240万例，而美国的新冠死亡病例数已经超过12.4万人，这些疫情的实际数据都远远超过墨西哥的数据。
同时，墨西哥在全球疫情确诊人数排名第14位，当地时间6月26日，墨西哥卫生部宣布，墨西哥全国确诊208392例新冠肺炎病例，同时，墨西哥全国确诊死亡病例总数是25779例。
特朗普政府继续把疫情反弹甩锅给墨西哥 称美墨边境城市蒂华纳是新冠病毒“全球病毒传染源”
尽管面对每天上涨的确诊病人数字，特朗普仍然坚持称，美国方面的确诊数字比较高，是因为美国方面做了更多的检测，越多的检测等于越多的确诊病例。
按照特朗普的逻辑，因为墨西哥这侧没有做足够多的检测，所以确诊数字才比美国的看起来少很多。
所以特朗普坚持认为真正的疫情是在墨西哥这一侧的，正是他造的边境墙挡住了疫情入侵美国。如果没有边境墙，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许多边境州都会沦陷。也正是基于这一套理论，特朗普认为，就是因为这些来自边境另一侧的病毒入侵，所以像亚利桑那州这样的边境州才会成为全美的疫情重灾区。
所以光靠边境墙还不够，特朗普还选择关闭了与墨西哥的陆路边境口岸，同时限制“非核心”需求的人员流动，并且还采取了更加严格的针对非法移民，包括申请庇护的难民的政策，接连创下了单月遣返边境抓捕的非法移民的数量新高。
时间进入到6月下旬，虽然上述的措施都已经投入实施，不过美国国内的疫情数字仍在不停上涨，疫情的拐点还遥遥无期，在这样的情况下，特朗普就只好继续把疫情的锅甩给墨西哥，把墨西哥与美国边境线上最知名的口岸城市蒂华纳塑造成病毒的集中区域，并且称蒂华纳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病毒的传播源”。
借此，特朗普再次回到边境墙的议题上，他表示，正是因为边境那一侧的蒂华纳已经“严重被病毒占领”，所以美国这一侧的“每一个人”都热切地要求他继续推进建墙的进程，这样才能可以保护美国人民不受边境墙另一侧的病毒城市的侵扰。
看到这里，大家都已经能够清晰理解特朗普政府甩锅给墨西哥的逻辑内核，他的套路是这样的，首先，美国的疫情反弹是由墨西哥传入的病毒引发的，然后墨西哥一侧的边境城市已经成为“全球病毒传染源”，所以特朗普接受美国人民的委任，需要建造边境墙以及采取严格的移民政策，这样才能阻挡病毒继续入侵美国，至此，完成了造墙收紧移民政策和甩锅墨西哥的逻辑回环。
实际上，特朗普政府甩锅疫情给墨西哥，在大概2周之前就已经被炒作过一波了，当时包括白宫的疫情应对小组，得出一个判断，说因为最近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多数为拉美裔，所以得出判断，美国的疫情反弹来自墨西哥。
不过特朗普却没有说出来的回环的上层建筑，那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他11月的连任竞选继续积攒筹码。
那么，特朗普真的能如愿吗？
为追求连任继续打“移民”牌恐怕要落空？美国联邦法院发声 特朗普涉嫌违法挪用资金建造边境墙
回溯到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特朗普的这项修建边境墙工程就是他当时做出的一项重大承诺，也是为了配合自己的移民政策，简单来说，特朗普就是要用边境墙阻止非法移民进入美国。
时间过去接近4年，我们回头去看零零总总关于边境墙的新闻，确实可以看到，特朗普上任之后，确实十分积极推进修墙工程，并且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边境墙的修建工程也没有停止。
有分析人士指出，很明显，特朗普希望再一次把边境墙和非法移民议题塑造成自己的竞选筹码。目前时间已经进入到6月底，眼看11月美国大选一天天临近，似乎一度远离新闻热点的边境墙有一次走进公众的视野。
然而根据报道，就在美墨边境墙刚竣工200英里的庆祝仪式刚刚过去3天，特朗普大赞其阻挡新冠病毒、加固边境安全的热度还维持高位的时候，在6月26日，美国加州一家联邦法院就裁定，特朗普政府挪用五角大楼资金修建美国与墨西哥间的边境墙属于违法行为。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联邦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挪用国防、军事和其他并未被指定用于修边境墙的数十亿美元资金，违反美国《宪法》拨款条款。
裁决显示，“这些资金本有他用，而这种资金转移属于未经法规授权从财政部提取资金，违反宪法条款。因此，这种资金转移不合法。”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特朗普总统用一项涉嫌违法，而且是违反美国宪法的行为来为自己连任总统寻求筹码，这样的路能走得通吗？
全球范围内，截至目前，仍没有出现针对新冠病毒的特效药，疫情仍在持续蔓延，北美地区的美国和墨西哥都面临抗击疫情的难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特朗普政府想要通过甩锅的手段转移民众对疫情控制不力的不满情绪，这显然是无力的，也是不负责任的做法。如果特朗普进而希望利用疫情和移民问题打出总统连任的“组合拳”，甚至可以说是近乎令人不齿的做法。
【问责！教育督导中发现教师师德失范等行为有处理办法了】中办、国办日前印发《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简称《意见》)。这是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的重大举措。记者专访教育部总督学郑富芝，探讨如何让教育督导进一步发挥作用，提升督导权威性，提高教育治理能力和水平。
建章立制
让制度保障更有力
记者：教育督导是我国教育法规定的一项基本教育制度，为提升督导权威性，这次改革在制度建设方面有什么考虑？
郑富芝：教育督导历史悠久，新中国成立之初便建立了这项制度。伴随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教育发展进程，督导制度不断调整充实。这次出台《意见》，在制度建设上，总体上有三点考虑：
一是于法有据。《意见》将依法依规督导作为制度设计的出发点，明确提出要加强教育督导法治建设，完善各级教育督导法律法规，加快相关规章制度建设。随着《意见》的落实，将形成以教育专门法律、教育督导条例、地方教育督导法规为支撑的法律制度体系，教育督导全面纳入依法行政、依法治教范畴，督什么、怎么督、督导结果如何用、如何问责等，都有明确的依据、标准和规范。
二是完善体系。这次改革注重整体性、系统性，既体现新时代的特点和要求，又着力将以往在教育督导方面的好做法好经验固化，形成比较完善的体系，涵盖教育督导各方面。从对象看，不仅包括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也包括各级各类学校和校长，首次覆盖民办学校。从内容看，办学标准、教育投入、师德师风、教育教学、校园安全、学校党建等各方面都纳入。从队伍看，不仅对督学聘用和管理作出规定，还对督学工作条件保障提出明确要求。
三是立足国情。这次改革设计的一整套制度，充分考虑了我国国情。一方面，强化中央层面的统筹和指导，对督导职能、督导机构设置、督学配备等提出统一要求。另一方面，充分考虑我国幅员辽阔、区域差异大的情况，实事求是，分级分层实施。比如，在督政方面，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负责组织开展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各省(区、市)负责制定对本行政区域内各市县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的办法并具体组织实施。总的看，《意见》出台后，督导的制度保障更加有力，权威性从制度上得以确立。
理顺职能
让督导更具权威性
记者：提升督导权威性，需要理顺教育督导职能。《意见》在这方面是如何考虑的？
郑富芝：提升督导权威性需体现在督导职能行使上，落实到具体督导工作中。为此，《意见》将正确履行教育督导职能作为改革的着力点和突破口。
一是确保教育督导机构“相对独立”。长期以来，教育督导之所以弱、之所以软，首要原因是督导机构缺乏独立性，督导工作没有专门机构和人员去抓，说的话没人听。针对上述情况，《意见》充实了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增加中组部、中宣部为成员单位，加强党对督导工作的领导；要求各地比照中央做法，健全督导机构设置，充实督导力量，确保督导机构相对独立行使职能。
二是强化“三位一体”职能。《意见》从督政、督学和评估监测三个方面提出了改革目标。督政方面，构建对地方各级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分级教育督导机制，督促省、市、县三级政府履行教育责任。督学方面，建立国家统筹制定标准、地方为主组织实施，对学校进行督导的工作机制，指导学校不断提高教育质量。评估监测方面，建立教育督导部门统一归口管理、多方参与的教育评估监测机制，对各级各类学校办学行为和教育质量进行评估监测。这样既强化了“督”的作用，确保督得有力，又体现了“导”的职能，确保导得有效。
三是彰显中国特色。督促地方各级政府履行教育法定职责，是我国教育督导的鲜明特色。为此，《意见》对督政作出专门部署，要求重点督导党中央、国务院重大教育决策部署落实情况，主要包括办学标准执行、教育投入落实和经费管理、落实教师编制待遇、重大教育工程项目实施等情况。在督政方面，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已重点开展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评估验收，即将启动县域学前教育普及普惠评估认定、落实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收入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水平专项督导。
四是注重联合发力。《意见》重视发挥教育督导委员会各成员单位作用，明确要求健全各级教育督导机构工作规程，明晰相关单位职责，建立沟通联络机制，形成统一协调、分工负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意见》特别强调，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相关单位要安排专门人员负责联系教育督导工作，各位成员都要积极参加督导，履行应尽职责。作为督导委员会的成员，不能只“挂名”、不出力。
五是加强对下指导。《意见》提出，强化对地方各级教育督导机构的指导和管理，要求地方各级教育督导机构的年度工作计划、重大事项和督导结果须向上一级教育督导机构报告，在纵向上，教育督导职能一以贯之，形成体系。
强化问责
让督导增强威慑力
记者：这次改革的重中之重是强化问责。为此，《意见》有哪些具体考虑？
郑富芝：十次督查，不如一次问责。一段时期来，教育督导之所以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主要原因在于问责跟不上。督是督了，导也导了，问题发现不少，但没人担责，督导对象感觉不到压力。针对这一问题，《意见》从督导报告、反馈、整改、复查、激励、约谈、通报、问责等8个方面，设计了一整套制度，环环相扣，着力让问责落地。
这次深化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在问责上有几点考虑：一是依法问责。对于哪些事项要问责、如何问责等，都要有明确的法律法规依据。比如，《意见》明确，督学在督导过程中，发现违法办学、侵犯受教育者和教师及学校合法权益、教师师德失范等违法行为的，移交相关执法部门调查处理。二是分级实施。根据教育行政管辖关系，各级教育督导委员会分别负责对下一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各级各类学校进行问责。三是程序规范。在督导问题的定性、处罚措施的确定、问责决定的作出等各个环节，有一整套流程，做到规范有序，并让问责对象充分表达意见。四是公开透明。问责和处理结果要及时向社会公布。
《意见》在问责机制改革方面提出的一揽子举措，最重要、最具威慑作用的有四点： 一是与政绩考核挂钩。《意见》提出，在政策支持、资源配置和领导干部考核、任免、奖惩中要注意了解教育督导结果及整改情况；督导约谈记录要报送被督导单位所在地党委和政府以及上级部门备案，作为政绩和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二是与教育执法联动。《意见》特别强调，要整合教育监管力量，建立教育督导与教育行政审批、处罚、执法的联动机制。三是公示公开。《意见》要求，要充分利用政府门户网站、新闻媒体及新媒体等载体，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开督导报告，接受群众监督；对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教育决策部署不力和违反有关教育法律法规的行为，在新闻媒体予以曝光。四是连带责任。《意见》强调，被督导单位的主管部门要指导督促被督导单位落实整改意见，整改不力要负连带责任。
队伍建设
让督学配齐配强
记者：发挥督导作用，离不开高素质督学队伍。《意见》在督学队伍建设上有哪些举措？
郑富芝：这次改革高度重视督学队伍建设，主要提出四方面举措。一是配齐配强。《意见》明确提出了国家督学的基本素质要求，即讲政治、敢担当、懂教育。对督学数量也作出明确规定。二是严格管理。《意见》明确要求，督学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恪守职业操守，敢于碰硬，做到忠诚、干净、担当。对督学的违纪违规行为，要严肃处理。探索建立督学退出机制，不合格的要清除，不履职的要辞退。三是加强保障。《意见》明确要求各级政府将教育督导工作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由督导机构统筹使用，按规定妥善解决教育督导工作人员尤其是兼职督学因教育督导工作产生的通信、交通、食宿、劳务等费用。四是改革创新。《意见》明确要求，创新督学聘用方式，探索从退休时间不长且身体健康的干部中，聘用一批政治素质过硬、专业经历丰富、工作责任心强的督学，专门从事督政工作；从退休时间不长且身体健康的校长、教师、专家中，聘用一批业务优秀、工作敬业、有多岗位从业经验的督学，专门从事学校督导工作。
与此同时，创新督导方式方法，逐步形成由现代信息技术和大数据支撑的智能化督导体系。注重采取暗访、随机抽查等多种督导方式，不断提高针对性实效性。加强教育督导工作统筹，控制督导频次，避免增加基层负担。链接: https://t.cn/A6L9Q0BS
建章立制
让制度保障更有力
记者：教育督导是我国教育法规定的一项基本教育制度，为提升督导权威性，这次改革在制度建设方面有什么考虑？
郑富芝：教育督导历史悠久，新中国成立之初便建立了这项制度。伴随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教育发展进程，督导制度不断调整充实。这次出台《意见》，在制度建设上，总体上有三点考虑：
一是于法有据。《意见》将依法依规督导作为制度设计的出发点，明确提出要加强教育督导法治建设，完善各级教育督导法律法规，加快相关规章制度建设。随着《意见》的落实，将形成以教育专门法律、教育督导条例、地方教育督导法规为支撑的法律制度体系，教育督导全面纳入依法行政、依法治教范畴，督什么、怎么督、督导结果如何用、如何问责等，都有明确的依据、标准和规范。
二是完善体系。这次改革注重整体性、系统性，既体现新时代的特点和要求，又着力将以往在教育督导方面的好做法好经验固化，形成比较完善的体系，涵盖教育督导各方面。从对象看，不仅包括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也包括各级各类学校和校长，首次覆盖民办学校。从内容看，办学标准、教育投入、师德师风、教育教学、校园安全、学校党建等各方面都纳入。从队伍看，不仅对督学聘用和管理作出规定，还对督学工作条件保障提出明确要求。
三是立足国情。这次改革设计的一整套制度，充分考虑了我国国情。一方面，强化中央层面的统筹和指导，对督导职能、督导机构设置、督学配备等提出统一要求。另一方面，充分考虑我国幅员辽阔、区域差异大的情况，实事求是，分级分层实施。比如，在督政方面，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负责组织开展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各省(区、市)负责制定对本行政区域内各市县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的办法并具体组织实施。总的看，《意见》出台后，督导的制度保障更加有力，权威性从制度上得以确立。
理顺职能
让督导更具权威性
记者：提升督导权威性，需要理顺教育督导职能。《意见》在这方面是如何考虑的？
郑富芝：提升督导权威性需体现在督导职能行使上，落实到具体督导工作中。为此，《意见》将正确履行教育督导职能作为改革的着力点和突破口。
一是确保教育督导机构“相对独立”。长期以来，教育督导之所以弱、之所以软，首要原因是督导机构缺乏独立性，督导工作没有专门机构和人员去抓，说的话没人听。针对上述情况，《意见》充实了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增加中组部、中宣部为成员单位，加强党对督导工作的领导；要求各地比照中央做法，健全督导机构设置，充实督导力量，确保督导机构相对独立行使职能。
二是强化“三位一体”职能。《意见》从督政、督学和评估监测三个方面提出了改革目标。督政方面，构建对地方各级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分级教育督导机制，督促省、市、县三级政府履行教育责任。督学方面，建立国家统筹制定标准、地方为主组织实施，对学校进行督导的工作机制，指导学校不断提高教育质量。评估监测方面，建立教育督导部门统一归口管理、多方参与的教育评估监测机制，对各级各类学校办学行为和教育质量进行评估监测。这样既强化了“督”的作用，确保督得有力，又体现了“导”的职能，确保导得有效。
三是彰显中国特色。督促地方各级政府履行教育法定职责，是我国教育督导的鲜明特色。为此，《意见》对督政作出专门部署，要求重点督导党中央、国务院重大教育决策部署落实情况，主要包括办学标准执行、教育投入落实和经费管理、落实教师编制待遇、重大教育工程项目实施等情况。在督政方面，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已重点开展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评估验收，即将启动县域学前教育普及普惠评估认定、落实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收入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水平专项督导。
四是注重联合发力。《意见》重视发挥教育督导委员会各成员单位作用，明确要求健全各级教育督导机构工作规程，明晰相关单位职责，建立沟通联络机制，形成统一协调、分工负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意见》特别强调，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相关单位要安排专门人员负责联系教育督导工作，各位成员都要积极参加督导，履行应尽职责。作为督导委员会的成员，不能只“挂名”、不出力。
五是加强对下指导。《意见》提出，强化对地方各级教育督导机构的指导和管理，要求地方各级教育督导机构的年度工作计划、重大事项和督导结果须向上一级教育督导机构报告，在纵向上，教育督导职能一以贯之，形成体系。
强化问责
让督导增强威慑力
记者：这次改革的重中之重是强化问责。为此，《意见》有哪些具体考虑？
郑富芝：十次督查，不如一次问责。一段时期来，教育督导之所以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主要原因在于问责跟不上。督是督了，导也导了，问题发现不少，但没人担责，督导对象感觉不到压力。针对这一问题，《意见》从督导报告、反馈、整改、复查、激励、约谈、通报、问责等8个方面，设计了一整套制度，环环相扣，着力让问责落地。
这次深化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在问责上有几点考虑：一是依法问责。对于哪些事项要问责、如何问责等，都要有明确的法律法规依据。比如，《意见》明确，督学在督导过程中，发现违法办学、侵犯受教育者和教师及学校合法权益、教师师德失范等违法行为的，移交相关执法部门调查处理。二是分级实施。根据教育行政管辖关系，各级教育督导委员会分别负责对下一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各级各类学校进行问责。三是程序规范。在督导问题的定性、处罚措施的确定、问责决定的作出等各个环节，有一整套流程，做到规范有序，并让问责对象充分表达意见。四是公开透明。问责和处理结果要及时向社会公布。
《意见》在问责机制改革方面提出的一揽子举措，最重要、最具威慑作用的有四点： 一是与政绩考核挂钩。《意见》提出，在政策支持、资源配置和领导干部考核、任免、奖惩中要注意了解教育督导结果及整改情况；督导约谈记录要报送被督导单位所在地党委和政府以及上级部门备案，作为政绩和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二是与教育执法联动。《意见》特别强调，要整合教育监管力量，建立教育督导与教育行政审批、处罚、执法的联动机制。三是公示公开。《意见》要求，要充分利用政府门户网站、新闻媒体及新媒体等载体，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开督导报告，接受群众监督；对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教育决策部署不力和违反有关教育法律法规的行为，在新闻媒体予以曝光。四是连带责任。《意见》强调，被督导单位的主管部门要指导督促被督导单位落实整改意见，整改不力要负连带责任。
队伍建设
让督学配齐配强
记者：发挥督导作用，离不开高素质督学队伍。《意见》在督学队伍建设上有哪些举措？
郑富芝：这次改革高度重视督学队伍建设，主要提出四方面举措。一是配齐配强。《意见》明确提出了国家督学的基本素质要求，即讲政治、敢担当、懂教育。对督学数量也作出明确规定。二是严格管理。《意见》明确要求，督学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恪守职业操守，敢于碰硬，做到忠诚、干净、担当。对督学的违纪违规行为，要严肃处理。探索建立督学退出机制，不合格的要清除，不履职的要辞退。三是加强保障。《意见》明确要求各级政府将教育督导工作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由督导机构统筹使用，按规定妥善解决教育督导工作人员尤其是兼职督学因教育督导工作产生的通信、交通、食宿、劳务等费用。四是改革创新。《意见》明确要求，创新督学聘用方式，探索从退休时间不长且身体健康的干部中，聘用一批政治素质过硬、专业经历丰富、工作责任心强的督学，专门从事督政工作；从退休时间不长且身体健康的校长、教师、专家中，聘用一批业务优秀、工作敬业、有多岗位从业经验的督学，专门从事学校督导工作。
与此同时，创新督导方式方法，逐步形成由现代信息技术和大数据支撑的智能化督导体系。注重采取暗访、随机抽查等多种督导方式，不断提高针对性实效性。加强教育督导工作统筹，控制督导频次，避免增加基层负担。链接: https://t.cn/A6L9Q0BS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