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郑注汇校》，王锷汇校
中华书局2020年1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本书小16开，平装，上下两册，书前有十几页彩图，余外全是文字。书前有刘晓东先生所作序言，序中谈到了《礼记》一书的沿革，先谈写本时代，而后谈到刻本时代：“至宋，刊版之术大行，而监、抚、建、蜀，刊文有异；经注疏音，置位非同。虽未能正定为一，然固后世刊本之祖也。有清一代，经学昌明，于小戴之记，若惠、顾、张、阮，续有雔校，惜于各本窥见未周，识辨未审，诚不能无憾焉。”此段谈及《礼记》在宋代的刻本大致可分为监本、抚州本、建阳本和蜀刻本，然各个版本文字注疏都有一定差异，进入清代，经学大兴，惠栋、顾千里、张敦仁、阮元等都对《礼记》有过系统的校勘和疏理，刘晓东先生认为这些疏理仍在缺憾，对于王锷先生的这部新作，刘晓东给出的评价是：
观王君之为此书也，以宋《纂图互注》本为底本，参校近三十种，举凡宋元旧椠，广揽殆尽，前修时贤之札记、批校、考异、考证、校记诸作，靡不集而酌取之。其详记异同，慎决是非，深得顾氏“不校之校”之旨，俾研阅者一本在案，众本兼揽，释单文之颛固，启异义之通解，其力勤而功伟矣！
可见，王锷的这部新作乃是以宋刻《纂图互注礼记》为底本。从凡例中得知，他总计参校了35种不同的版本，广泛搜集历代学者对于《礼记》的批校、考证等等，而后汇成此书，刘晓东认为，王锷的这部新书深得顾千里的“不校之校”之旨，研究《礼记》者，翻阅本书即可通览前贤对于每一条的不同看法，对于《礼记》研究，居功甚伟。
确如刘晓东先生所言，王锷的这部书乃是前人研究成果的汇编，这样的专著当然给相应的专家和学者提供了便利，但外行如我辈者，则可称“如睹天书”，能够做到这样的高度，何其难哉。洪亮吉曾在《又书三友人遗事》中讲到一个故事，当时在扬州一地，程晋芳、任大椿和顾九苞皆以读书广博称于世，汪中却评价说：“扬州一府，通者三人，不通者三人。”而他心目中的“通者”是王念孙、刘台拱和他本人，至于程晋芳等，在他看来都是“不通者”。后来有位自负的乡绅，拿着自己的文章去拜访汪中，恳求汪中评点，汪中看完后评价说：“汝不在不通之列。”乡绅大喜过望，认为这是极高的评价，没想到汪中又缓缓说：“汝再读三十年，可以望不通矣。”而今读到王锷先生所赠大作，忽然想起了这个故事，希望自己再刻苦读书三十年，以便忝列不通之列。
本书后有王锷先生所撰跋语，该跋可视为《礼记》一书的版本沿革历史。该跋首先称：“《礼记》之版本，大致可分为石经、经注和注疏三大类。唐开成石经是现存最早之《礼记》经文本。经注类有宋抚州本、余仁仲本、婺州本、绍熙本、岳本、嘉靖本等六种，注疏类有八行本、十行本、闽本、监本、毛本、殿本、四库本和阮刻本等八种，其中抚州本、余仁仲本、绍熙本、岳本、八行本、毛本、殿本和阮刻本等，清代以来，或翻刻，或影印。”
而后谈到了清乾隆四十八年武英殿翻刻的《御定仿宋相台岳氏五经》中的《礼记注疏》，称此书每卷之后所附的考证，其实就是校勘记，另外清嘉庆年间，顾千里为张敦仁校刻的抚州本，书内有《抚本礼记郑注考异》，阮元校刻的《十三经注疏》中有《礼记注疏校勘记》六十三卷，王锷认为“二者皆是汇校体式，罗列众本异文，考辨是非。”接着他又谈到：“吕友仁先生整理之《礼记正义》，以潘宗周重雕八行本为底本，校以抚州本、绍熙本和阮刻本等，是目前最佳之整理本。然囿于条件，前贤校勘，所用版本，参校成果，皆有遗憾。”
王锷先生源于以上的缺憾，所以下了十年工夫来汇校《礼记》一书，通过汇校，使得他对历代《礼记》版本有了清晰的认识，故其排出了如下座次：“《礼记》经注类版本中，抚州本最佳，余仁仲本次之，绍熙本最差；注疏类版本中，和珅本最佳，八行本次之，十行本最差。”幸运的是，寒斋藏有和珅翻刻的《附释音礼记注疏》，此书被王锷先生列为注疏类版本中之最佳，他同时谈到了和珅本的底本乃是元十行本，而元十行本是源自宋刘叔刚本。
以往研究者大多关注于版本之间的不同，王锷先生在此更进一步，他发现了同一版本印次不同，内容上也会有差异：“同一版本，印次不同，间有差异，足利本与八行本、国图藏抚州本《礼记释文》四卷与日本所藏，皆属比类；清末民国影宋本与原本之间，亦有差异，八行本与潘氏重雕本、绍熙本与四部丛刊影印本，皆居糨类。”
由此可见王锷先生心细如发，因为他认为：“此等异文，不可忽略，用以校勘，当作别本。”能够得出这么多研究成果，王锷自称“皆得益于《礼记郑注》汇校之作。”我虽然没能力通读全书，但通过他的这些疏理，使得我对王锷先生的研究思路有了清晰的认识，同时也对当今经学研究，尤其是《礼记郑注》研究的成果，有了概括性的了解。
中华书局2020年1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本书小16开，平装，上下两册，书前有十几页彩图，余外全是文字。书前有刘晓东先生所作序言，序中谈到了《礼记》一书的沿革，先谈写本时代，而后谈到刻本时代：“至宋，刊版之术大行，而监、抚、建、蜀，刊文有异；经注疏音，置位非同。虽未能正定为一，然固后世刊本之祖也。有清一代，经学昌明，于小戴之记，若惠、顾、张、阮，续有雔校，惜于各本窥见未周，识辨未审，诚不能无憾焉。”此段谈及《礼记》在宋代的刻本大致可分为监本、抚州本、建阳本和蜀刻本，然各个版本文字注疏都有一定差异，进入清代，经学大兴，惠栋、顾千里、张敦仁、阮元等都对《礼记》有过系统的校勘和疏理，刘晓东先生认为这些疏理仍在缺憾，对于王锷先生的这部新作，刘晓东给出的评价是：
观王君之为此书也，以宋《纂图互注》本为底本，参校近三十种，举凡宋元旧椠，广揽殆尽，前修时贤之札记、批校、考异、考证、校记诸作，靡不集而酌取之。其详记异同，慎决是非，深得顾氏“不校之校”之旨，俾研阅者一本在案，众本兼揽，释单文之颛固，启异义之通解，其力勤而功伟矣！
可见，王锷的这部新作乃是以宋刻《纂图互注礼记》为底本。从凡例中得知，他总计参校了35种不同的版本，广泛搜集历代学者对于《礼记》的批校、考证等等，而后汇成此书，刘晓东认为，王锷的这部新书深得顾千里的“不校之校”之旨，研究《礼记》者，翻阅本书即可通览前贤对于每一条的不同看法，对于《礼记》研究，居功甚伟。
确如刘晓东先生所言，王锷的这部书乃是前人研究成果的汇编，这样的专著当然给相应的专家和学者提供了便利，但外行如我辈者，则可称“如睹天书”，能够做到这样的高度，何其难哉。洪亮吉曾在《又书三友人遗事》中讲到一个故事，当时在扬州一地，程晋芳、任大椿和顾九苞皆以读书广博称于世，汪中却评价说：“扬州一府，通者三人，不通者三人。”而他心目中的“通者”是王念孙、刘台拱和他本人，至于程晋芳等，在他看来都是“不通者”。后来有位自负的乡绅，拿着自己的文章去拜访汪中，恳求汪中评点，汪中看完后评价说：“汝不在不通之列。”乡绅大喜过望，认为这是极高的评价，没想到汪中又缓缓说：“汝再读三十年，可以望不通矣。”而今读到王锷先生所赠大作，忽然想起了这个故事，希望自己再刻苦读书三十年，以便忝列不通之列。
本书后有王锷先生所撰跋语，该跋可视为《礼记》一书的版本沿革历史。该跋首先称：“《礼记》之版本，大致可分为石经、经注和注疏三大类。唐开成石经是现存最早之《礼记》经文本。经注类有宋抚州本、余仁仲本、婺州本、绍熙本、岳本、嘉靖本等六种，注疏类有八行本、十行本、闽本、监本、毛本、殿本、四库本和阮刻本等八种，其中抚州本、余仁仲本、绍熙本、岳本、八行本、毛本、殿本和阮刻本等，清代以来，或翻刻，或影印。”
而后谈到了清乾隆四十八年武英殿翻刻的《御定仿宋相台岳氏五经》中的《礼记注疏》，称此书每卷之后所附的考证，其实就是校勘记，另外清嘉庆年间，顾千里为张敦仁校刻的抚州本，书内有《抚本礼记郑注考异》，阮元校刻的《十三经注疏》中有《礼记注疏校勘记》六十三卷，王锷认为“二者皆是汇校体式，罗列众本异文，考辨是非。”接着他又谈到：“吕友仁先生整理之《礼记正义》，以潘宗周重雕八行本为底本，校以抚州本、绍熙本和阮刻本等，是目前最佳之整理本。然囿于条件，前贤校勘，所用版本，参校成果，皆有遗憾。”
王锷先生源于以上的缺憾，所以下了十年工夫来汇校《礼记》一书，通过汇校，使得他对历代《礼记》版本有了清晰的认识，故其排出了如下座次：“《礼记》经注类版本中，抚州本最佳，余仁仲本次之，绍熙本最差；注疏类版本中，和珅本最佳，八行本次之，十行本最差。”幸运的是，寒斋藏有和珅翻刻的《附释音礼记注疏》，此书被王锷先生列为注疏类版本中之最佳，他同时谈到了和珅本的底本乃是元十行本，而元十行本是源自宋刘叔刚本。
以往研究者大多关注于版本之间的不同，王锷先生在此更进一步，他发现了同一版本印次不同，内容上也会有差异：“同一版本，印次不同，间有差异，足利本与八行本、国图藏抚州本《礼记释文》四卷与日本所藏，皆属比类；清末民国影宋本与原本之间，亦有差异，八行本与潘氏重雕本、绍熙本与四部丛刊影印本，皆居糨类。”
由此可见王锷先生心细如发，因为他认为：“此等异文，不可忽略，用以校勘，当作别本。”能够得出这么多研究成果，王锷自称“皆得益于《礼记郑注》汇校之作。”我虽然没能力通读全书，但通过他的这些疏理，使得我对王锷先生的研究思路有了清晰的认识，同时也对当今经学研究，尤其是《礼记郑注》研究的成果，有了概括性的了解。
#方志动态# 清代江南私家园林典范——随园
随园是清代金陵名园，位于今南京市广州路中段两侧百步坡一带。东起干河沿、青岛路，西至随家仓、乌龙潭，以小仓山为中心。原为江宁织造隋赫德所有，称“隋园”，后衰败荒芜，沦为茶肆，乾隆十三年（1748），袁枚任江宁县令时花费三百金购得，易名“随园”。
袁枚，清代著名诗人，“性灵派”代表，其诗歌讲求性情个性，所作古体诗奔放纵肆，近体诗清新自然，与蒋士铨、赵翼并称“江右三大家”。曾任溧水、江浦、沭阳诸县县令，乾隆十年（1745），任江宁县令，推行法制，不避权贵，体察民情，有政声。乾隆十三年（1748）以丧父养母为由辞官，卜居南京。卸任时，江宁县百姓以“五步一杯酒，十步一折柳”相送。嘉庆三年（1798），袁枚逝世，葬于小仓山南岭（今五台山百步坡上）。著有《小仓山房集》《随园诗话》等。
随园是袁枚亲自设计的建筑佳品，他在此居住生活了50年。随园遵循了中国古典园林“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造园思想，袁枚的《随园记》云：“随其高为置江楼，随其下为置溪亭，随其夹涧为之桥，随其湍流为之舟；随其地之隆中而欹侧也，为缀峰岫，随其蓊郁而旷也，为设宦窔。或扶而起之，或挤而止之，皆随其丰杀繁瘠，就势取景，而莫之夭阏者。故仍名曰‘随园’，同其音，易其义。”纵观全园，旷奥相生，山环水抱，草木芳菲，构成富有江南水乡风貌的园林景观。随园的空间布局根据山水结构划分，分为北山、湖区和南山3个分区，北山区位于山地阳坡背山面水，生活环境优越，景观视线通透，分布着随园的主体建筑群，也是袁枚和家人的起居生活区。主要有内室、小仓山房、夏凉冬燠所、古柏奇峰、金石藏、环香处、小眠斋、水精域、蔚蓝天、绿净轩、嵰山红雪、书仓等。亭廊轩榭错落有致，花影压栏景色如画。其中，水精域、蔚蓝天、绿净轩、嵰山红雪诸景在各色琉璃花窗的晕染下，晶莹澄澈，在江南园林中独具一格。登上“南楼”，启窗可见龙舟山、鸡鸣塔、台城、孝陵。诗世界、悠然见南山、小栖霞阁和因树为屋等临湖而建，兼具游赏功能。湖区以水景为主，袁枚为浙江杭州人，为解思乡之苦，仿西湖景，设花港、六桥、南峰、北峰。此间，池水如镜，柳浪荷风，夹“双湖亭”。堤上建闸，使清波洄洑，称“回波闸”。另有鸳鸯亭、渡鹤桥点缀其中。对于南山分区，袁枚主张“弃其南，一椽不施，让云烟居，为吾养空游所”，仅仅有半山亭、柏亭及山上草堂、天风阁等，有所舍弃，懂得留白，让园林由天然去雕饰。随园西南部是袁氏祖茔，周边则是水田菜畦。
随园也是袁枚精神寄托的诗性世界。袁枚在随园落成之际，感叹道，“使吾官于此，则月一至焉；使吾居于此，则日日至焉；二者不可得兼，舍官而取园者也。”以官易园体现出袁枚急流勇退，归隐园林的智慧和洒脱。随园“柳谷”悬袁枚撰联：不作公卿，非无福命都缘懒。难成仙佛，为爱文章又恋花。“恋花”的袁枚在随园遍植花草，根据清李辑《鹤征后录》记载，随园有“梅百枝，竹万竿，桂十余丛”，当代学者于佳辰等统计随园内约有40种植物。袁枚尤爱象征品行高洁的梅花，“香雪海”绕以梅花七百余株，疏影横波，寒香成海。随园亭台楼阁名字中亦可窥见其懒作公卿，远离尘世的心态，如“因树为屋”源出东汉申屠蟠，其隐居治学，不愿出仕，躲藏于汉梁芒砀山之间，以树做房屋。“悠然见南山”取自东晋陶渊明《饮酒·其五》，陶渊明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而弃官，归田园居。
大文豪袁枚赋予随园浓厚的文化气息。“器用则檀梨文梓，雕漆枪金；玩物则晋帖唐碑，商彝夏鼎；图书则青田黄冻，名手雕镌；端砚则蕉叶青花，兼多古款，为大江南北富贵人家所未有也。” 随园主要建筑“小仓山房”悬李因培集句、沈补萝书楹帖，曰“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书仓”藏书万卷。另有“诗世界”阁楼内藏有当时名贤投赠诗。袁枚以诗名盛于当时，在随园居住的50年间，创作诗歌达六七千首，其晚年自号随园老人。所撰《随园二十四咏》吐纳烟景，尽显妙义。《随园诗话》刻印后，广为流传。当时的名公、巨卿、骚人、墨客齐聚随园，酬诗唱和，留下的诗翰集于“诗城”长廊，长达十丈。袁枚对此也颇为得意，他在《诗城诗》中写道：“十丈长廊万首诗，谁家斗富敢如斯？请看珠玉三千首，可胜珊瑚七尺枝。”随园还以“五图六记”闻名于世，其中五图是指由沈凤（凡民、补萝），罗聘（两峰）,张栋（看云），项穆之（莘甫）和王霖（春波），袁树（香亭）各绘一图，形成一卷。五图在咸丰、同治时期被毁。现南京博物院藏有袁起的《随园图》，南京市博物馆藏有袁起的《载酒访随园图》，同济大学藏有汪荣的《随园图》。袁枚为随园作专记六篇，见于《金陵园墅志》。
清代著名文学家蒋敦复盛赞随园“山水花木、亭台楼阁，占尽金陵”。清顾云《盋山志》中赞其是“天下所称名园者也”。其时，士人游金陵必访随园，民国陈诒绂《金陵园墅志》谓：“因园中四时皆花，益以虫鸟之音，雨雪之景，因之游人不断，盛时年游人量达十余万人，以致户限为穿，每年更易一二次，主人亦听其自由往来，惟绿净轩环房二十三间，非相识不能遽到”。
随园不设围墙，寻常百姓也可以入园。每逢正月十五，随园举行热闹的灯会，百姓可前往观灯。乾隆三十九年（1774）八月二十三日，袁枚母亲九十寿诞，随园张灯祝寿，倾城欢歌。《小仓山房诗集》载《山中行乐词》十二首，其四：
九十高堂寿，千灯上下张。环山生火树，摇水动珠光。
隔岸笙歌助，倾城仕女狂。此时一杯酒，真个紫霞觞。
袁枚临终遗言“身后随园得保三十年，余愿已足”。可《随园诗话批本》作者伍舒坤嘉庆二十四年（1819）第四次访随园，值袁枚作古22年，随园已沦为茶肆。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奠都天京（今南京），夏官丞相曾居随园，后因清军围城，太平军将小仓山辟为梯田，山峰为之削平，随园亦无人看管，日就倾圮，此时距袁枚作古56年，建园104年。
拟稿：吕晓红
审核：陆惠娣
发布：梁 刚
随园是清代金陵名园，位于今南京市广州路中段两侧百步坡一带。东起干河沿、青岛路，西至随家仓、乌龙潭，以小仓山为中心。原为江宁织造隋赫德所有，称“隋园”，后衰败荒芜，沦为茶肆，乾隆十三年（1748），袁枚任江宁县令时花费三百金购得，易名“随园”。
袁枚，清代著名诗人，“性灵派”代表，其诗歌讲求性情个性，所作古体诗奔放纵肆，近体诗清新自然，与蒋士铨、赵翼并称“江右三大家”。曾任溧水、江浦、沭阳诸县县令，乾隆十年（1745），任江宁县令，推行法制，不避权贵，体察民情，有政声。乾隆十三年（1748）以丧父养母为由辞官，卜居南京。卸任时，江宁县百姓以“五步一杯酒，十步一折柳”相送。嘉庆三年（1798），袁枚逝世，葬于小仓山南岭（今五台山百步坡上）。著有《小仓山房集》《随园诗话》等。
随园是袁枚亲自设计的建筑佳品，他在此居住生活了50年。随园遵循了中国古典园林“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造园思想，袁枚的《随园记》云：“随其高为置江楼，随其下为置溪亭，随其夹涧为之桥，随其湍流为之舟；随其地之隆中而欹侧也，为缀峰岫，随其蓊郁而旷也，为设宦窔。或扶而起之，或挤而止之，皆随其丰杀繁瘠，就势取景，而莫之夭阏者。故仍名曰‘随园’，同其音，易其义。”纵观全园，旷奥相生，山环水抱，草木芳菲，构成富有江南水乡风貌的园林景观。随园的空间布局根据山水结构划分，分为北山、湖区和南山3个分区，北山区位于山地阳坡背山面水，生活环境优越，景观视线通透，分布着随园的主体建筑群，也是袁枚和家人的起居生活区。主要有内室、小仓山房、夏凉冬燠所、古柏奇峰、金石藏、环香处、小眠斋、水精域、蔚蓝天、绿净轩、嵰山红雪、书仓等。亭廊轩榭错落有致，花影压栏景色如画。其中，水精域、蔚蓝天、绿净轩、嵰山红雪诸景在各色琉璃花窗的晕染下，晶莹澄澈，在江南园林中独具一格。登上“南楼”，启窗可见龙舟山、鸡鸣塔、台城、孝陵。诗世界、悠然见南山、小栖霞阁和因树为屋等临湖而建，兼具游赏功能。湖区以水景为主，袁枚为浙江杭州人，为解思乡之苦，仿西湖景，设花港、六桥、南峰、北峰。此间，池水如镜，柳浪荷风，夹“双湖亭”。堤上建闸，使清波洄洑，称“回波闸”。另有鸳鸯亭、渡鹤桥点缀其中。对于南山分区，袁枚主张“弃其南，一椽不施，让云烟居，为吾养空游所”，仅仅有半山亭、柏亭及山上草堂、天风阁等，有所舍弃，懂得留白，让园林由天然去雕饰。随园西南部是袁氏祖茔，周边则是水田菜畦。
随园也是袁枚精神寄托的诗性世界。袁枚在随园落成之际，感叹道，“使吾官于此，则月一至焉；使吾居于此，则日日至焉；二者不可得兼，舍官而取园者也。”以官易园体现出袁枚急流勇退，归隐园林的智慧和洒脱。随园“柳谷”悬袁枚撰联：不作公卿，非无福命都缘懒。难成仙佛，为爱文章又恋花。“恋花”的袁枚在随园遍植花草，根据清李辑《鹤征后录》记载，随园有“梅百枝，竹万竿，桂十余丛”，当代学者于佳辰等统计随园内约有40种植物。袁枚尤爱象征品行高洁的梅花，“香雪海”绕以梅花七百余株，疏影横波，寒香成海。随园亭台楼阁名字中亦可窥见其懒作公卿，远离尘世的心态，如“因树为屋”源出东汉申屠蟠，其隐居治学，不愿出仕，躲藏于汉梁芒砀山之间，以树做房屋。“悠然见南山”取自东晋陶渊明《饮酒·其五》，陶渊明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而弃官，归田园居。
大文豪袁枚赋予随园浓厚的文化气息。“器用则檀梨文梓，雕漆枪金；玩物则晋帖唐碑，商彝夏鼎；图书则青田黄冻，名手雕镌；端砚则蕉叶青花，兼多古款，为大江南北富贵人家所未有也。” 随园主要建筑“小仓山房”悬李因培集句、沈补萝书楹帖，曰“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书仓”藏书万卷。另有“诗世界”阁楼内藏有当时名贤投赠诗。袁枚以诗名盛于当时，在随园居住的50年间，创作诗歌达六七千首，其晚年自号随园老人。所撰《随园二十四咏》吐纳烟景，尽显妙义。《随园诗话》刻印后，广为流传。当时的名公、巨卿、骚人、墨客齐聚随园，酬诗唱和，留下的诗翰集于“诗城”长廊，长达十丈。袁枚对此也颇为得意，他在《诗城诗》中写道：“十丈长廊万首诗，谁家斗富敢如斯？请看珠玉三千首，可胜珊瑚七尺枝。”随园还以“五图六记”闻名于世，其中五图是指由沈凤（凡民、补萝），罗聘（两峰）,张栋（看云），项穆之（莘甫）和王霖（春波），袁树（香亭）各绘一图，形成一卷。五图在咸丰、同治时期被毁。现南京博物院藏有袁起的《随园图》，南京市博物馆藏有袁起的《载酒访随园图》，同济大学藏有汪荣的《随园图》。袁枚为随园作专记六篇，见于《金陵园墅志》。
清代著名文学家蒋敦复盛赞随园“山水花木、亭台楼阁，占尽金陵”。清顾云《盋山志》中赞其是“天下所称名园者也”。其时，士人游金陵必访随园，民国陈诒绂《金陵园墅志》谓：“因园中四时皆花，益以虫鸟之音，雨雪之景，因之游人不断，盛时年游人量达十余万人，以致户限为穿，每年更易一二次，主人亦听其自由往来，惟绿净轩环房二十三间，非相识不能遽到”。
随园不设围墙，寻常百姓也可以入园。每逢正月十五，随园举行热闹的灯会，百姓可前往观灯。乾隆三十九年（1774）八月二十三日，袁枚母亲九十寿诞，随园张灯祝寿，倾城欢歌。《小仓山房诗集》载《山中行乐词》十二首，其四：
九十高堂寿，千灯上下张。环山生火树，摇水动珠光。
隔岸笙歌助，倾城仕女狂。此时一杯酒，真个紫霞觞。
袁枚临终遗言“身后随园得保三十年，余愿已足”。可《随园诗话批本》作者伍舒坤嘉庆二十四年（1819）第四次访随园，值袁枚作古22年，随园已沦为茶肆。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奠都天京（今南京），夏官丞相曾居随园，后因清军围城，太平军将小仓山辟为梯田，山峰为之削平，随园亦无人看管，日就倾圮，此时距袁枚作古56年，建园104年。
拟稿：吕晓红
审核：陆惠娣
发布：梁 刚
#艺术之窗# 【难见“石门”】□ 严维佳
2021年阳历新年刚过，一则“关于利用汉中石门水库除险加固、清淤清库施工期间，实地勘察石门石刻遗迹，加大调查保护工作”的社情民意信息引起了我的关注。
一想到能有幸亲见距今约两千年的石门隧道及摩崖石刻，我激动得心潮涌动、夜不能寐。直觉告诉我，如果不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去一睹汉中石门的尊容，借机对石门摩崖石刻的保护利用建言献策，以后水库重新下闸蓄水，我们这一代有生之年将无缘再与石门邂逅，恐会留下终生遗憾。
机会难得，职责使然，事不宜迟。二月初，我与水利、文物、旅游、文化、文史方面的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一起乘车从汉中出发，沿316国道至褒河口北上，满怀憧憬地朝着石门水库而去。一路上关于石门及其石刻的故事被大家津津乐道，而我的思绪则随着前夜一口气读完的，原汉中市博物馆馆长郭荣章先生所著《石门石刻大全》一书所描绘的石门石刻的前世今生而浮想联翩……
据史料记载，秦岭巴山作为关中通往巴蜀的门户和屏障，自古以来分别形成了南北七条古蜀道，而其中又以穿越秦岭、连接关中的褒斜道历史最为悠久、文化最为灿烂、影响最为深远。据载，早在远古时期褒斜道就已成为通道，据《史记·周本纪》《正义》注，当年“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陕西古代道路交通史》记载，周幽王伐蜀、伐褒与褒姒北嫁入周王宫皆沿褒斜道往返汉川与周原之间。
褒斜栈道位于汉中以北三十里，因取道发源于秦岭的褒水、斜水两河谷而得名，全程约250公里。它最早为战国中晚期所开辟，《战国策·秦策》记载：“栈道千里，通于蜀汉”，《史记·货殖列传》记曰：“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自战国以来，先人们凿石架木，修筑栈道，再经历朝历代增修加固，栈道方畅通天碍，发挥着连通关蜀、沟通南北、繁荣经贸、利于辖治、行军用兵、融通文化的重要作用。可以说，褒斜栈道因其所筑最早、持续时间最久、栈道设施最完善、文化影响力最大，堪称“栈道之冠”。
说到汉中历史文化，必然会提及1961年即被列入国务院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褒斜道石门及其摩崖石刻。石门位于褒斜道南口4公里处，亦称“南谷口”，据《鄐君开通褒斜道》和《石门颂》记载，此乃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开凿的一段穿山通车隧道，因当时尚无隧道之名，故曰“石门”。古石门洞长约16米、宽4.2米，洞高不足4米，是用“火烧水激”法开山破石，历时数年开凿而成，是中国最早的人工穿山交通隧道，它代表了我国古代科学技术水平和劳动人民改造自然的能力，在世界史上处于领先地位。
随着褒斜栈道和石门隧道的开通，穿越石门南来北往深受其惠的百姓川流不息，加之隧道内无风雨侵蚀之忧，是勒石记事、颂功咏景、抒发情怀的绝佳之地，文人墨客、手艺匠工历经汉魏、唐宋直至明清，两千年间形成了浩瀚的石门摩崖石刻群，有确切记载的近二百品，其中又以被郭荣章先生誉为古拙兼容、饶有意趣的《鄐君开通褒斜道》，隶势劲健、斑斓多姿的《石门颂》，汉隶奇葩的《杨淮表纪》，简古质朴的《李君表》，魏书精品《石门铭》，隶书风范晏袤《山河堰落成记》，以及气势磅礴、妙趣横生的汉魏榜书题刻“石门”“石虎”“玉盆”“衮雪”等十三方摩崖石刻最具代表性和知名度，是研究中国最早摩崖石刻文化及栈道文化的精品力作，被称之为“石门十三品”，其因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极高的史料价值、艺术价值享誉古今，又被誉为“国之瑰宝”。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为兴修水利，解决汉中盆地及秦岭南麓浅山区及以下地区50万亩农田干旱缺水问题，国家决定在褒水出南谷口处修建石门水库，其坝址选在古石门隧道以南不足百米处（据说是因此处两山间距离最短造价低，且运送物料方便），褒斜古栈道及石门隧道遗址正好处于淹没区，这意味着以石门为中心的大量摩崖石刻将被淹没于盈盈碧波之下。我们无法用现代的眼光和角度去审视当年决策者的能力智慧，更不能脱离当时实际去评价广大建设者的诸多无奈，好在经过各级文物保护部门及文物工作者多方努力，将其中十三品具有极高历史和研究价值的汉魏石刻整体凿下，并移于古汉台（现汉中市博物馆）予以保护，然而石门隧道内外壁其余数百方石刻连同石门隧道遗址则随着水库大坝高耸、下闸蓄水，而逐渐淹没在高峡平湖之下……
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在尽享石门水库泽被千里、造福桑梓、丰衣足食、农富民强的同时，是否还记得沉眠于水下的石门与石刻，它们在混沌的水下库底是否安好？
随着中巴车沿褒河西岸川陕公路一直爬升，谷口不远处石门水库大坝已渐渐映入眼帘，只见坝顶上塔吊林立、车辆穿梭、施工繁忙。中巴车停下后，我们一行人在水库管理和施工人员陪同下迫不及待地朝着大坝坝顶而去。站在坝顶向右侧库区望去，只见坝前堆积着大量淤泥，呈灰白色状，由于库区泄洪、拉沙、排淤而冲出一条巨大的泥沟，两侧山体上水位线以下则寸草不生，与绿色山体形成鲜明对比，十分抢眼。
“看，那就是古石门鸡头关！”顺着文物专家手指的方向，大坝以北左前方百米处一片库底淤泥之上，白色山石堆中耸立着一座约十几米高的巨石，犹如公鸡的鸡冠，对照古石门洞旧照，我们看到的正是古石门隧道顶部的鸡头关，但根本看不到石门和栈道遗址，更不见石门石刻的踪影。根据工程人员测算，我们所处的石门水库大坝高程约海拔620米，目测淤积库底裸露高程约570米，而古石门隧道底大约位于海拔545米，以此推算古石门隧道应位于现空库淤积高度35米以下，所谓寻访石门遗址及石门残余石刻几无可能。
在与文物保护部门和水利及施工方现场商讨中，有人提出可否由人工开挖库底淤泥，让石门隧道及石门石刻重见于世，也有人提出修建一个水下石门石刻博物馆供游人参观游览。但经过大家反复论证：当年将位于石门隧道内及周边的十三品珍贵汉魏石刻凿下搬走，已属不幸之中的万幸，至于挖出石门原址难度太大、时机不成熟，这也意味着随着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完工后，石门隧道遗址及残余石门石刻很快又将沉没于水底。
既然重现石门石刻遗址已不可能，可否在重建汉中市博物馆新馆时专门建造一个石门石刻复原体验馆，将古石门隧道及褒斜栈道连同石门精品石刻按原形原大，用现代制景及声光电技术予以复原和重现呢？同时，为抢救性发掘石门石刻，可否利用蓄水前这最后时机，对现有库区淤积线以上部分，两侧山体当年连云栈道遗址上未被发现的摩崖石刻，利用无人机技术，组织专业团队立即着手开展一次溯源普查呢？文物旅游部门的同志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并表示已着手开展论证和普查工作。
离开大坝坝顶的时候，我是依依不舍的，三步一回头，用手机一遍遍朝着露出库底的石门隧道上方鸡头关拍照，尽管它早已没有了两千年前的雄伟壮阔，但我知道它代表了石门隧道和石门石刻两千年的精神和智慧，尽管它很快又将沉于库底难见天日，但它们的精神是永恒的，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有朝一日，后人们会用智慧和力量让它们重现辉煌。
值得庆幸的是，汉中市已决定兴建新的汉中市博物馆，以更好地重现石门景观，同时加大对散存石门摩崖石刻的收集与发掘。更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一大批专家学者和民间人士也在不遗余力地投身于石门石刻的研究、收藏与保护，他们中有筚路蓝缕、呕心沥血，集毕生精力写下《石门石刻大全》的八十多岁高龄的原汉中博物馆老馆长郭荣章；有倾其所有、痴心不改，几十年如一日修复、宣传、开发石门石刻的汉中民间蜀道石刻艺术博物馆馆长郭林森；有多年来致力于石门石刻研究与保护的专家学者梁中效、黄建中、黄宝柱、左汤泉；也有热心支持保护石门石刻的政协委员何宏斌、卢辉、李辉，他们对石门石刻的热爱也必将激励更多热心人士投身其间，义无反顾、奋勇前行。
近闻石门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已基本完工，不日将下闸蓄水，届时褒斜栈道和石门石刻将再次沉于水下。等到水库再一次除险加固，也许还得三十年或五十年，或许我们中许多人都已不在世，等不到与石门的再次邂逅了。眼下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积极呼吁，启动“褒斜道石门及其摩崖石刻”申报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工作，或许这样，这批“国之瑰宝”纵使身处湖底，也能散发芬芳、重现辉煌。
2021年阳历新年刚过，一则“关于利用汉中石门水库除险加固、清淤清库施工期间，实地勘察石门石刻遗迹，加大调查保护工作”的社情民意信息引起了我的关注。
一想到能有幸亲见距今约两千年的石门隧道及摩崖石刻，我激动得心潮涌动、夜不能寐。直觉告诉我，如果不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去一睹汉中石门的尊容，借机对石门摩崖石刻的保护利用建言献策，以后水库重新下闸蓄水，我们这一代有生之年将无缘再与石门邂逅，恐会留下终生遗憾。
机会难得，职责使然，事不宜迟。二月初，我与水利、文物、旅游、文化、文史方面的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一起乘车从汉中出发，沿316国道至褒河口北上，满怀憧憬地朝着石门水库而去。一路上关于石门及其石刻的故事被大家津津乐道，而我的思绪则随着前夜一口气读完的，原汉中市博物馆馆长郭荣章先生所著《石门石刻大全》一书所描绘的石门石刻的前世今生而浮想联翩……
据史料记载，秦岭巴山作为关中通往巴蜀的门户和屏障，自古以来分别形成了南北七条古蜀道，而其中又以穿越秦岭、连接关中的褒斜道历史最为悠久、文化最为灿烂、影响最为深远。据载，早在远古时期褒斜道就已成为通道，据《史记·周本纪》《正义》注，当年“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陕西古代道路交通史》记载，周幽王伐蜀、伐褒与褒姒北嫁入周王宫皆沿褒斜道往返汉川与周原之间。
褒斜栈道位于汉中以北三十里，因取道发源于秦岭的褒水、斜水两河谷而得名，全程约250公里。它最早为战国中晚期所开辟，《战国策·秦策》记载：“栈道千里，通于蜀汉”，《史记·货殖列传》记曰：“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自战国以来，先人们凿石架木，修筑栈道，再经历朝历代增修加固，栈道方畅通天碍，发挥着连通关蜀、沟通南北、繁荣经贸、利于辖治、行军用兵、融通文化的重要作用。可以说，褒斜栈道因其所筑最早、持续时间最久、栈道设施最完善、文化影响力最大，堪称“栈道之冠”。
说到汉中历史文化，必然会提及1961年即被列入国务院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褒斜道石门及其摩崖石刻。石门位于褒斜道南口4公里处，亦称“南谷口”，据《鄐君开通褒斜道》和《石门颂》记载，此乃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开凿的一段穿山通车隧道，因当时尚无隧道之名，故曰“石门”。古石门洞长约16米、宽4.2米，洞高不足4米，是用“火烧水激”法开山破石，历时数年开凿而成，是中国最早的人工穿山交通隧道，它代表了我国古代科学技术水平和劳动人民改造自然的能力，在世界史上处于领先地位。
随着褒斜栈道和石门隧道的开通，穿越石门南来北往深受其惠的百姓川流不息，加之隧道内无风雨侵蚀之忧，是勒石记事、颂功咏景、抒发情怀的绝佳之地，文人墨客、手艺匠工历经汉魏、唐宋直至明清，两千年间形成了浩瀚的石门摩崖石刻群，有确切记载的近二百品，其中又以被郭荣章先生誉为古拙兼容、饶有意趣的《鄐君开通褒斜道》，隶势劲健、斑斓多姿的《石门颂》，汉隶奇葩的《杨淮表纪》，简古质朴的《李君表》，魏书精品《石门铭》，隶书风范晏袤《山河堰落成记》，以及气势磅礴、妙趣横生的汉魏榜书题刻“石门”“石虎”“玉盆”“衮雪”等十三方摩崖石刻最具代表性和知名度，是研究中国最早摩崖石刻文化及栈道文化的精品力作，被称之为“石门十三品”，其因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极高的史料价值、艺术价值享誉古今，又被誉为“国之瑰宝”。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为兴修水利，解决汉中盆地及秦岭南麓浅山区及以下地区50万亩农田干旱缺水问题，国家决定在褒水出南谷口处修建石门水库，其坝址选在古石门隧道以南不足百米处（据说是因此处两山间距离最短造价低，且运送物料方便），褒斜古栈道及石门隧道遗址正好处于淹没区，这意味着以石门为中心的大量摩崖石刻将被淹没于盈盈碧波之下。我们无法用现代的眼光和角度去审视当年决策者的能力智慧，更不能脱离当时实际去评价广大建设者的诸多无奈，好在经过各级文物保护部门及文物工作者多方努力，将其中十三品具有极高历史和研究价值的汉魏石刻整体凿下，并移于古汉台（现汉中市博物馆）予以保护，然而石门隧道内外壁其余数百方石刻连同石门隧道遗址则随着水库大坝高耸、下闸蓄水，而逐渐淹没在高峡平湖之下……
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在尽享石门水库泽被千里、造福桑梓、丰衣足食、农富民强的同时，是否还记得沉眠于水下的石门与石刻，它们在混沌的水下库底是否安好？
随着中巴车沿褒河西岸川陕公路一直爬升，谷口不远处石门水库大坝已渐渐映入眼帘，只见坝顶上塔吊林立、车辆穿梭、施工繁忙。中巴车停下后，我们一行人在水库管理和施工人员陪同下迫不及待地朝着大坝坝顶而去。站在坝顶向右侧库区望去，只见坝前堆积着大量淤泥，呈灰白色状，由于库区泄洪、拉沙、排淤而冲出一条巨大的泥沟，两侧山体上水位线以下则寸草不生，与绿色山体形成鲜明对比，十分抢眼。
“看，那就是古石门鸡头关！”顺着文物专家手指的方向，大坝以北左前方百米处一片库底淤泥之上，白色山石堆中耸立着一座约十几米高的巨石，犹如公鸡的鸡冠，对照古石门洞旧照，我们看到的正是古石门隧道顶部的鸡头关，但根本看不到石门和栈道遗址，更不见石门石刻的踪影。根据工程人员测算，我们所处的石门水库大坝高程约海拔620米，目测淤积库底裸露高程约570米，而古石门隧道底大约位于海拔545米，以此推算古石门隧道应位于现空库淤积高度35米以下，所谓寻访石门遗址及石门残余石刻几无可能。
在与文物保护部门和水利及施工方现场商讨中，有人提出可否由人工开挖库底淤泥，让石门隧道及石门石刻重见于世，也有人提出修建一个水下石门石刻博物馆供游人参观游览。但经过大家反复论证：当年将位于石门隧道内及周边的十三品珍贵汉魏石刻凿下搬走，已属不幸之中的万幸，至于挖出石门原址难度太大、时机不成熟，这也意味着随着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完工后，石门隧道遗址及残余石门石刻很快又将沉没于水底。
既然重现石门石刻遗址已不可能，可否在重建汉中市博物馆新馆时专门建造一个石门石刻复原体验馆，将古石门隧道及褒斜栈道连同石门精品石刻按原形原大，用现代制景及声光电技术予以复原和重现呢？同时，为抢救性发掘石门石刻，可否利用蓄水前这最后时机，对现有库区淤积线以上部分，两侧山体当年连云栈道遗址上未被发现的摩崖石刻，利用无人机技术，组织专业团队立即着手开展一次溯源普查呢？文物旅游部门的同志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并表示已着手开展论证和普查工作。
离开大坝坝顶的时候，我是依依不舍的，三步一回头，用手机一遍遍朝着露出库底的石门隧道上方鸡头关拍照，尽管它早已没有了两千年前的雄伟壮阔，但我知道它代表了石门隧道和石门石刻两千年的精神和智慧，尽管它很快又将沉于库底难见天日，但它们的精神是永恒的，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有朝一日，后人们会用智慧和力量让它们重现辉煌。
值得庆幸的是，汉中市已决定兴建新的汉中市博物馆，以更好地重现石门景观，同时加大对散存石门摩崖石刻的收集与发掘。更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一大批专家学者和民间人士也在不遗余力地投身于石门石刻的研究、收藏与保护，他们中有筚路蓝缕、呕心沥血，集毕生精力写下《石门石刻大全》的八十多岁高龄的原汉中博物馆老馆长郭荣章；有倾其所有、痴心不改，几十年如一日修复、宣传、开发石门石刻的汉中民间蜀道石刻艺术博物馆馆长郭林森；有多年来致力于石门石刻研究与保护的专家学者梁中效、黄建中、黄宝柱、左汤泉；也有热心支持保护石门石刻的政协委员何宏斌、卢辉、李辉，他们对石门石刻的热爱也必将激励更多热心人士投身其间，义无反顾、奋勇前行。
近闻石门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已基本完工，不日将下闸蓄水，届时褒斜栈道和石门石刻将再次沉于水下。等到水库再一次除险加固，也许还得三十年或五十年，或许我们中许多人都已不在世，等不到与石门的再次邂逅了。眼下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积极呼吁，启动“褒斜道石门及其摩崖石刻”申报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工作，或许这样，这批“国之瑰宝”纵使身处湖底，也能散发芬芳、重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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