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文字可能会颠覆一些朋友的认知。如果觉得不适，欢迎把我踢出列表。
今天要讨论的话题和我自己的领域有关，也是在阅读文献和资料中产生的思考。
目前我正在进行鸟类学的研究，那么中国的鸟类学发展，实际上起步比西方国家晚数十年甚至百年，自大航海时代开始，西方的博物学研究已经初见雏形。
我国的鸟类学研究，可以说在新中国建国后才开始起步，在建国初期的艰苦条件下，显然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在80年代初，“科学的春天”的到来，激发了一大批动物学工作者的科研热情，中国的鸟类学研究及其他类群的研究这时候才开始正式形成系统。
我国是一个生物多样性大国，地理区系构成也相当复杂，很多地区的落后和封闭，原始蛮荒的自然环境，注定了中国的野生动物研究是艰难曲折的漫长道路。近十年来，因为经济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我们在野生动物的科研和调查过程中使用的方法和手段越来越高级，很多科研目的才得以实现，比如卫星技术对鸟类迁徙的监测、安放红外相机对人迹罕至的地区进行野生动物监控。而这些放在二十年前都是很难做到的，纯粹是咱们有钱了。
科学的进步是一个及其漫长的过程，虽然近十年来我们的科研手段在飞速发展，我们的野生动物研究依然是起步阶段，很多类群的最基本的信息我们依然是空白，比如一些高山鸟类的繁殖模式、小型鸟类的夜间迁徙模式、人类活动对于某些野生动物类群的影响，甚至与一些野生动物的生活史，我们至今都很模糊，这是一个需要时间去成就的事情。
我们这代人，包括再小一点的10后，童年可能或多或少都接触过一些科普和类科普的书籍或文学作品。文学作品的创作，当然可以跳脱生活，跳脱现实，天马行空的笔法是使各类文学作品从古至今大放光彩的原因之一。但是，如果标榜着“科普”的作品，连最起码的“科学”都做不到，这样的作品对一个人的成长，对一个人的科学观和自然观塑造完全起的是副作用。
沈石溪的小说，以及以其为代表的一些文学作品，是我极为反感的一类作品。
我并不是说不让人写动物小说，文学作品可以是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但是沈先生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和反感的一个点在于，他写的东西都自我标榜是现场观察的，是真实存在的，他只是把过程写下来。事实上，显然沈先生自己活跃的思维比大自然本身要魔幻很多了，他描绘的场景只存在于纸张里。
青少年正处于塑造世界观和自然观的关键时刻，这个时期的人摄入的知识量是其他年龄段的好几倍，很多知识甚至是终生受用的。当一本标榜着“科普”和“真实”的文学作品，进入少年少女的视野，其内容却又是虚假想入非非的，只能有害无利。
你当然要说了，那我们看科幻小说知道是假的，看水浒也不会真的去杀人，当然了，这是人的基本判断力，你本来就知道那是假的，你当然不会相信这个时代有时光机器，当然不会觉得在现代社会杀人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这是基于你对这个世界的了解，这是你所拥有的常识在告诉你，这些只是文学作品。
那么我现在要告诉你，斑羚飞渡根本不存在，有多少人至今还以为斑羚飞渡是真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实际上斑羚根本没有这样的行为，地球上的生物也没有可能做出这样违反物理学的行为，要不，你试着左脚蹬右脚飞个天？
我要告诉你，金雕根本不会再临死之际拔掉自己的喙、爪和羽毛，有多少人依然觉得猛禽会有这样魔幻的生活行为？猛禽的一生都在按季节不断换羽，而身体上的角质物是有磨损又有生长的。
我要告诉你，狼的生活模式和集群模式有很多种，不同地区的狼很可能因为季节和食物情况根本不会选择集群，狼群的浪漫爱情故事根本是人类的一厢情愿。
不得不承认，沈先生对文字确实有着十分优秀的把控能力，他的作品确实引人入胜，但是当他标榜着自己的作品是生态小说、科学描述的时候，我便无法承认他的作品是好的作品。
这叫又当又立。沈先生和其他一些作家们完全可以不以“科学小说”为噱头，他们的优秀功底完全不需要依赖这个噱头。但是当他们用了个“科学”这个噱头，就必须负起科学的责任，但是很显然，他们没有做到。
我早就说过，科研工作者，也就是科学家，不一定是科普工作者，科普工作者也不一定是科学家。你可以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科学家，但是你可能做不好科普的工作，同样的，你可以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科普工作者，但是你成不了一名科学家。一个科研成果的达成，往往需要数年，甚至数代人的努力，科学家的工作是解决科学的真理问题；而科普工作者的工作是面向大众，将已有的科学知识和成果输送给大众。而伪科学得罪了所有跟科学挂钩的人群。
我们究竟还有多少未知的科学问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本身都还没有答案。人类的文学创作，多少都是带有人类自己的情感和精神，当这种感情强加于野生动物身上时，无论是抽象的还是具象的，野生动物都会完全拒绝人类附会在它们身上的说辞，并依然我行我素地驰骋于荒野中。但是，对于想要了解野生动物的其他人类，对于正在塑造世界观的年轻人来说，这样混淆视听的作品，只会让他们离野生动物、离科学越来越远。
什么叫擦屁股，科学家和真正的科普工作者跟在伪科学后面纠正刻板印象和错误观念就是擦屁股。
一周以来，读了很多关于猛禽的文献，看了不少资料，深感无力和不安，即便我们看似已经这么熟知这些翱翔于天际的掠食者，实际上还有很多问题我们依然在发掘它们的真理。当伪科学对大众的认识造成影响，那么科学的普及就又离大众远了一点。
科学和伪科学，永远是对立的两方面，这也是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我这么痛恨伪科学的原因。科普的意义是，把科学的道理普及给大众，输送给大众正确的科学观和对自然的认识，而伪科学在毁掉输送链上的一切。
自然万物是绝对神奇的，斑羚可以在近乎垂直的峭壁上健步如飞，它们不需要魔幻的描述就已经是绝对优美的造物；兀鹫盘旋在高山上的时候，光是看它们翱翔的样子就已经能领悟很多东西，不需要人为地安装任何一厢情愿的插件。
科学的美丽，就是在于她的绝对真实，真实到当你真正触摸到科学现象的时候，你就会惊叹：原来这个世界本身就已经如此美丽非常。
是的，大自然不需要伪科学的一厢情愿。
【11:28补充:
我觉得我要说的，包括科普和文艺创作的关系和界限、科研科普的道路和难度、沈先生的文笔水平、科学事实不容戏说，等等一些方面，写得已经很清楚了，沈先生和其为代表的一些人，首先是标榜自己写的东西是科普读物、亲自所见的，以这个噱头进入青少年的视野，标榜自己的“真实”来歪曲事实，这才是我反感的原因，当然我也在文章中写出来了，如果你还要说“小说嘛看看得了”，没人不让你看小说，文艺创作也是自由的，这我也说了。我的中心思想你完全没捉到，完全对牛弹琴，我们谈论的都不是一个方向，那我觉得我这篇不适合你，也没必要在我这儿输出你的观点了。】
今天要讨论的话题和我自己的领域有关，也是在阅读文献和资料中产生的思考。
目前我正在进行鸟类学的研究，那么中国的鸟类学发展，实际上起步比西方国家晚数十年甚至百年，自大航海时代开始，西方的博物学研究已经初见雏形。
我国的鸟类学研究，可以说在新中国建国后才开始起步，在建国初期的艰苦条件下，显然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在80年代初，“科学的春天”的到来，激发了一大批动物学工作者的科研热情，中国的鸟类学研究及其他类群的研究这时候才开始正式形成系统。
我国是一个生物多样性大国，地理区系构成也相当复杂，很多地区的落后和封闭，原始蛮荒的自然环境，注定了中国的野生动物研究是艰难曲折的漫长道路。近十年来，因为经济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我们在野生动物的科研和调查过程中使用的方法和手段越来越高级，很多科研目的才得以实现，比如卫星技术对鸟类迁徙的监测、安放红外相机对人迹罕至的地区进行野生动物监控。而这些放在二十年前都是很难做到的，纯粹是咱们有钱了。
科学的进步是一个及其漫长的过程，虽然近十年来我们的科研手段在飞速发展，我们的野生动物研究依然是起步阶段，很多类群的最基本的信息我们依然是空白，比如一些高山鸟类的繁殖模式、小型鸟类的夜间迁徙模式、人类活动对于某些野生动物类群的影响，甚至与一些野生动物的生活史，我们至今都很模糊，这是一个需要时间去成就的事情。
我们这代人，包括再小一点的10后，童年可能或多或少都接触过一些科普和类科普的书籍或文学作品。文学作品的创作，当然可以跳脱生活，跳脱现实，天马行空的笔法是使各类文学作品从古至今大放光彩的原因之一。但是，如果标榜着“科普”的作品，连最起码的“科学”都做不到，这样的作品对一个人的成长，对一个人的科学观和自然观塑造完全起的是副作用。
沈石溪的小说，以及以其为代表的一些文学作品，是我极为反感的一类作品。
我并不是说不让人写动物小说，文学作品可以是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但是沈先生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和反感的一个点在于，他写的东西都自我标榜是现场观察的，是真实存在的，他只是把过程写下来。事实上，显然沈先生自己活跃的思维比大自然本身要魔幻很多了，他描绘的场景只存在于纸张里。
青少年正处于塑造世界观和自然观的关键时刻，这个时期的人摄入的知识量是其他年龄段的好几倍，很多知识甚至是终生受用的。当一本标榜着“科普”和“真实”的文学作品，进入少年少女的视野，其内容却又是虚假想入非非的，只能有害无利。
你当然要说了，那我们看科幻小说知道是假的，看水浒也不会真的去杀人，当然了，这是人的基本判断力，你本来就知道那是假的，你当然不会相信这个时代有时光机器，当然不会觉得在现代社会杀人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这是基于你对这个世界的了解，这是你所拥有的常识在告诉你，这些只是文学作品。
那么我现在要告诉你，斑羚飞渡根本不存在，有多少人至今还以为斑羚飞渡是真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实际上斑羚根本没有这样的行为，地球上的生物也没有可能做出这样违反物理学的行为，要不，你试着左脚蹬右脚飞个天？
我要告诉你，金雕根本不会再临死之际拔掉自己的喙、爪和羽毛，有多少人依然觉得猛禽会有这样魔幻的生活行为？猛禽的一生都在按季节不断换羽，而身体上的角质物是有磨损又有生长的。
我要告诉你，狼的生活模式和集群模式有很多种，不同地区的狼很可能因为季节和食物情况根本不会选择集群，狼群的浪漫爱情故事根本是人类的一厢情愿。
不得不承认，沈先生对文字确实有着十分优秀的把控能力，他的作品确实引人入胜，但是当他标榜着自己的作品是生态小说、科学描述的时候，我便无法承认他的作品是好的作品。
这叫又当又立。沈先生和其他一些作家们完全可以不以“科学小说”为噱头，他们的优秀功底完全不需要依赖这个噱头。但是当他们用了个“科学”这个噱头，就必须负起科学的责任，但是很显然，他们没有做到。
我早就说过，科研工作者，也就是科学家，不一定是科普工作者，科普工作者也不一定是科学家。你可以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科学家，但是你可能做不好科普的工作，同样的，你可以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科普工作者，但是你成不了一名科学家。一个科研成果的达成，往往需要数年，甚至数代人的努力，科学家的工作是解决科学的真理问题；而科普工作者的工作是面向大众，将已有的科学知识和成果输送给大众。而伪科学得罪了所有跟科学挂钩的人群。
我们究竟还有多少未知的科学问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本身都还没有答案。人类的文学创作，多少都是带有人类自己的情感和精神，当这种感情强加于野生动物身上时，无论是抽象的还是具象的，野生动物都会完全拒绝人类附会在它们身上的说辞，并依然我行我素地驰骋于荒野中。但是，对于想要了解野生动物的其他人类，对于正在塑造世界观的年轻人来说，这样混淆视听的作品，只会让他们离野生动物、离科学越来越远。
什么叫擦屁股，科学家和真正的科普工作者跟在伪科学后面纠正刻板印象和错误观念就是擦屁股。
一周以来，读了很多关于猛禽的文献，看了不少资料，深感无力和不安，即便我们看似已经这么熟知这些翱翔于天际的掠食者，实际上还有很多问题我们依然在发掘它们的真理。当伪科学对大众的认识造成影响，那么科学的普及就又离大众远了一点。
科学和伪科学，永远是对立的两方面，这也是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我这么痛恨伪科学的原因。科普的意义是，把科学的道理普及给大众，输送给大众正确的科学观和对自然的认识，而伪科学在毁掉输送链上的一切。
自然万物是绝对神奇的，斑羚可以在近乎垂直的峭壁上健步如飞，它们不需要魔幻的描述就已经是绝对优美的造物；兀鹫盘旋在高山上的时候，光是看它们翱翔的样子就已经能领悟很多东西，不需要人为地安装任何一厢情愿的插件。
科学的美丽，就是在于她的绝对真实，真实到当你真正触摸到科学现象的时候，你就会惊叹：原来这个世界本身就已经如此美丽非常。
是的，大自然不需要伪科学的一厢情愿。
【11:28补充:
我觉得我要说的，包括科普和文艺创作的关系和界限、科研科普的道路和难度、沈先生的文笔水平、科学事实不容戏说，等等一些方面，写得已经很清楚了，沈先生和其为代表的一些人，首先是标榜自己写的东西是科普读物、亲自所见的，以这个噱头进入青少年的视野，标榜自己的“真实”来歪曲事实，这才是我反感的原因，当然我也在文章中写出来了，如果你还要说“小说嘛看看得了”，没人不让你看小说，文艺创作也是自由的，这我也说了。我的中心思想你完全没捉到，完全对牛弹琴，我们谈论的都不是一个方向，那我觉得我这篇不适合你，也没必要在我这儿输出你的观点了。】
【企业管理】我们为什么要工作？
01电器的幸福指数
京东发布了一份特别有意思的报告《京东电器消费指数报告》，把家用电器作为衡量幸福感的维度，具体方法是这样的：
先让用户为自己所买的电器打分，范围从0到100，如果你认为购买该电器的目的是纯粹为了提高生活工作的效率，没有任何娱乐等提升幸福感的目的，那就是0分。
相反，如果你认为购买该电器的目的纯粹是为了提升幸福感，没有任何提高生活和工作效率的目的，那就是100分，以此类推50分就是幸福感和提升效率的目的各半，25分就是提升效率为主，提升幸福感为辅，75分就是提升幸福感为主，提升效率为辅。
最终的结果，最能提升幸福感的电器数码产品依次是游戏机、电视、音响、无人机、投影仪、相机、耳机和按摩椅，最能提升工作生活效率的电器数码产品是打印机、电脑、洗衣机、集成灶、剃须刀。
29个品类有16个低于50，更侧重于效率，总体上而言，电器数码产品提升的是效率，其次才是幸福感。
跟这个结论相吻合的是报告中各城市的“电器幸福感”，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平均指数41.93，低于36城市的平均数43.04。
这个报告还引用了哲学家康德的一句名言：“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
引用这句话的原因在于，报告认为，有一些数码电器，为了让人们效率更高，从而产生更多的休闲时间；但休闲时间多了之后，又需要更多的电器去消耗这些闲暇时间，于是就有了游戏机、电视和音响。
这就是这份报告所主张的“从电器为人类提供劳动力，到电器与人类共生”，但我听着怎么像一个典型的“消费主义阴谋论”：一部分商家负责卖给你节约时间的商品，一部分商家卖给你消耗时间的商品？
逻辑是不错，可事实根本不是这样的嘛。
游戏机是幸福感最强的商品，那怎么理解幸福感不怎么高的上海人和北京人，对游戏机的爱好却是全国第一和第二？
我的理解，正是因为上海北京太讲效率，生活节奏太快了，人都被逼疯了，才需要游戏机去放松一下，在这种需求下，游戏机恰恰让自己变成了“工具”而不是“目的”。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牵强的解读，很大一部分程度是康德的这句“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很容易让人误解，分清目的和工具（或“手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今天，让我们来读康德。
02什么是目的，什么是手段？
“手段”最不容易产生误解。
你每天早上被刺耳的闹钟吵醒，胡乱在脸上折腾几下，叼着山东煎饼挤地铁上班，背着老板励志语录，跟HR争论报销比例，想着再赚1000万就财务自由了，不用受这鸟气了。
明明不喜欢工作，但看在钱的份上，你还是忍受着痛苦而工作，这种工作，很明显只能算是“手段”。
所以说，人的大部分痛苦，都是来自于手段与目的的背离。
但“目的”又是什么呢？这就不容易定义了。
有人说，我很喜欢我的工作，我愿意加班，我愿意忍受低工资、苛刻的老板和无理的客户，这是不是目的呢？
在康德看来，是不是目的，要看你到底为什么喜欢？
有人喜欢这份工作，是因为这份工作的职业光环，光荣的人民警察和人民教师、万众瞩目的明星——这就还是“手段”，职业成了让你生产自我荣誉感的“工具”，你还是免不了为了工作而痛苦。
有人喜欢这份工作，是因为一个崇尚的理想，比如要当医生，拯救苍生，当政治家，造福百姓——这仍然是“手段”，职业成了你实现人生价值的“工具”。
照这么说，好像职业问题上，所有人都是“工具人”？也不一定。
有人说，我不知道自己喜欢不喜欢，但我就喜欢搞钱，凡是能搞钱的工作我都喜欢，不搞钱的工作——我根本不会做的好吧？
这就不是工具人，而是“目的人”了。
有人会说，这跟前面说的“为了钱而忍受工作”不是一样的吗？
当然不一样，前面，你不是“为了钱而忍受工作”，你是为了“有钱可以不工作”而“忍受工作”，对于你而言，钱也是工具，是“不工作”的工具。一旦赚到了可以不工作的钱了，你就不爱“搞钱”了。
而真正“爱搞钱”的人，根本没有钱赚够的那一天，一生都将为了钱而工作。
钱=工作=人生目的
为了“不工作”而工作，这听上去拧巴，做了更拧巴，“工具”和“目的”的冲突，这才是你痛苦的根源。
康德哲学中的“做某事的目的”，实际上跟我们平时说的“做某事的目的”不是一回事。真正的目的是这样的——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知道我以后要干这个，这个信念，越长大越坚定，高中以后就没起过要干别的事情的想法，从来没有想过……”
或者是这样的“毕业后换了几份工作，本来以为这一份也做不长，但从进公司的第一天，我就明白了，这里就是我换了那么多工作的原因，这就是冥冥中的天意。”
为什么康德对人生目的的看法这么古怪呢？
因为大部分人并不知道自己的人生目的，
甲：为什么要工作呢？
乙：因为要赚钱啊。
甲：为什么要赚钱呢？
乙：因为有了钱就可以不工作了，想做自己喜欢的XX事了？
甲：为什么喜欢做XX事呢？
乙：……
认为多问几个“为什么”就能找到答案的人，就太天真了。
有一部电影叫《盗梦空间》，筑梦师可以潜入你的梦中，人为植入一个信念。这么一来，就有一个问题：假如你一直有一个信念，你喜欢XXX，没有理由没有原因，那么你能判断这个信念是筑梦师植入的，还是你与生俱来的吗？
不能，因为梦的世界里，你并不真实存在，所以你不可能理解。
康德也有一个经典的比喻，某一个世界上所有人都戴着一副拿不下来的有色眼镜，每一个人的眼镜的颜色都不一样，他们看到的世界，也是不一样的，他们可以知道自己戴的是什么颜色的眼镜吗？
不知道，因为每一个人都戴眼镜，就没有人知道真实世界的颜色。
有色眼镜就像《盗梦空间》里被植入的信念，被康德称为“先验道德”，这就是每一个发自内心的、与生俱来的道德观——这里的“道德”是中性词。
康德提出“先验道德”的意义在于，既然你永远不知道“有色眼镜”是什么颜色的，那就不要去浪费时间发现世界的真实颜色了，而是把“有色世界”当成真正的世界，一切遵守你内心的“先验道德”。
因为康德这里的道德是先验的，因此它必须是发自内心的，而不受外界的影响。
康德的“先验道德”类似中国人最熟悉的王阳明的“心学”：确定了内心真实的想法，跟随内心去做事情，达到真正的知行合一。
无论是康德的“先验道德”，还是王阳明的“心学”，最难的都是要找到你真正发自内心相信的东西，好比——“你为什么要工作”？
03劳动是生活的第一需要
作为一枚70后，记得当年高考的时候，还背过“大庆精神”。什么是“大庆精神”呢？
不怕苦、不怕死、不为名、不为利，不讲工作条件好坏、不讲工作时间长短、不讲报酬多少、不分职务高低、不分份内份外、不分前线后方，一心要甩掉中国石油落后的帽子。
很明显，“大庆精神”时代的“工作”，是一种目的而非手段，工作是社会主义劳动者应尽的义务，所以要求大家“不为名、不为利”，要求大家“不讲工作条件好坏、不讲工作时间长短、不讲报酬多少”。
这话听上说有点不切实际，但这才符合“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的观点。
大家都学过，社会主义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共产主义是“按需分配，各尽所能”，到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劳动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生活的第一需要。
所以，在马克思的理想社会中，人人爱工作，与金钱无关，人人需要工作，与地位无关，工作是人类精神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不是很像康德的“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
虽然马克思的方法论源自黑格尔的辩证法，唯物主义源于费尔巴哈，但其认识的内核却更接近康德。
为什么大庆精神要求劳动者“不讲工作条件好坏、不讲工作时间长短、不讲报酬多少”呢？如果一件事是目的，那么这件事的本身就应该包含了全部意义，工作是生活的第一需要，工作的意义就是“先验道德”，我还需要知道为什么而工作吗？还要什么自行车啊？
但是，以1994年颁布的《劳动法》为转折点，劳动的本质就变了，劳动法的第三条规定：
“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
到了这里，“劳动”不再是义务，而是国家应该保障的权利。什么是“应该保障的权利”呢？就是当我们完成劳动任务时，法律应该保障我们获得合理报酬等等的权利。
更重要的是，“权利”与“义务”最大的区别在于，如果我们不想工作或不需要工作，完全可以放弃劳动的权利——可放弃的是手段，不可放弃的才是目的。
“劳动”从义务变成权利后，工作就变成了“手段”而不是“目的”。
不过，社会主义的《劳动法》与资本主义的《劳动法》还是有区别的，《劳动法》特意留了两个口子，一个是让公务员不受劳动法的保护，所以公务员的工作不是手段，而是“为人民服务”的崇尚目的，所以不存在996的问题；
另一个口子是第六条“国家提倡劳动者参加社会义务劳动”，就是说，国家需要你无偿劳动时，你不能讲价，一讲价就变成“工具人”了。
让工作成为“人的目的”的门，仍然开了一条缝。
01电器的幸福指数
京东发布了一份特别有意思的报告《京东电器消费指数报告》，把家用电器作为衡量幸福感的维度，具体方法是这样的：
先让用户为自己所买的电器打分，范围从0到100，如果你认为购买该电器的目的是纯粹为了提高生活工作的效率，没有任何娱乐等提升幸福感的目的，那就是0分。
相反，如果你认为购买该电器的目的纯粹是为了提升幸福感，没有任何提高生活和工作效率的目的，那就是100分，以此类推50分就是幸福感和提升效率的目的各半，25分就是提升效率为主，提升幸福感为辅，75分就是提升幸福感为主，提升效率为辅。
最终的结果，最能提升幸福感的电器数码产品依次是游戏机、电视、音响、无人机、投影仪、相机、耳机和按摩椅，最能提升工作生活效率的电器数码产品是打印机、电脑、洗衣机、集成灶、剃须刀。
29个品类有16个低于50，更侧重于效率，总体上而言，电器数码产品提升的是效率，其次才是幸福感。
跟这个结论相吻合的是报告中各城市的“电器幸福感”，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平均指数41.93，低于36城市的平均数43.04。
这个报告还引用了哲学家康德的一句名言：“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
引用这句话的原因在于，报告认为，有一些数码电器，为了让人们效率更高，从而产生更多的休闲时间；但休闲时间多了之后，又需要更多的电器去消耗这些闲暇时间，于是就有了游戏机、电视和音响。
这就是这份报告所主张的“从电器为人类提供劳动力，到电器与人类共生”，但我听着怎么像一个典型的“消费主义阴谋论”：一部分商家负责卖给你节约时间的商品，一部分商家卖给你消耗时间的商品？
逻辑是不错，可事实根本不是这样的嘛。
游戏机是幸福感最强的商品，那怎么理解幸福感不怎么高的上海人和北京人，对游戏机的爱好却是全国第一和第二？
我的理解，正是因为上海北京太讲效率，生活节奏太快了，人都被逼疯了，才需要游戏机去放松一下，在这种需求下，游戏机恰恰让自己变成了“工具”而不是“目的”。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牵强的解读，很大一部分程度是康德的这句“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很容易让人误解，分清目的和工具（或“手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今天，让我们来读康德。
02什么是目的，什么是手段？
“手段”最不容易产生误解。
你每天早上被刺耳的闹钟吵醒，胡乱在脸上折腾几下，叼着山东煎饼挤地铁上班，背着老板励志语录，跟HR争论报销比例，想着再赚1000万就财务自由了，不用受这鸟气了。
明明不喜欢工作，但看在钱的份上，你还是忍受着痛苦而工作，这种工作，很明显只能算是“手段”。
所以说，人的大部分痛苦，都是来自于手段与目的的背离。
但“目的”又是什么呢？这就不容易定义了。
有人说，我很喜欢我的工作，我愿意加班，我愿意忍受低工资、苛刻的老板和无理的客户，这是不是目的呢？
在康德看来，是不是目的，要看你到底为什么喜欢？
有人喜欢这份工作，是因为这份工作的职业光环，光荣的人民警察和人民教师、万众瞩目的明星——这就还是“手段”，职业成了让你生产自我荣誉感的“工具”，你还是免不了为了工作而痛苦。
有人喜欢这份工作，是因为一个崇尚的理想，比如要当医生，拯救苍生，当政治家，造福百姓——这仍然是“手段”，职业成了你实现人生价值的“工具”。
照这么说，好像职业问题上，所有人都是“工具人”？也不一定。
有人说，我不知道自己喜欢不喜欢，但我就喜欢搞钱，凡是能搞钱的工作我都喜欢，不搞钱的工作——我根本不会做的好吧？
这就不是工具人，而是“目的人”了。
有人会说，这跟前面说的“为了钱而忍受工作”不是一样的吗？
当然不一样，前面，你不是“为了钱而忍受工作”，你是为了“有钱可以不工作”而“忍受工作”，对于你而言，钱也是工具，是“不工作”的工具。一旦赚到了可以不工作的钱了，你就不爱“搞钱”了。
而真正“爱搞钱”的人，根本没有钱赚够的那一天，一生都将为了钱而工作。
钱=工作=人生目的
为了“不工作”而工作，这听上去拧巴，做了更拧巴，“工具”和“目的”的冲突，这才是你痛苦的根源。
康德哲学中的“做某事的目的”，实际上跟我们平时说的“做某事的目的”不是一回事。真正的目的是这样的——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知道我以后要干这个，这个信念，越长大越坚定，高中以后就没起过要干别的事情的想法，从来没有想过……”
或者是这样的“毕业后换了几份工作，本来以为这一份也做不长，但从进公司的第一天，我就明白了，这里就是我换了那么多工作的原因，这就是冥冥中的天意。”
为什么康德对人生目的的看法这么古怪呢？
因为大部分人并不知道自己的人生目的，
甲：为什么要工作呢？
乙：因为要赚钱啊。
甲：为什么要赚钱呢？
乙：因为有了钱就可以不工作了，想做自己喜欢的XX事了？
甲：为什么喜欢做XX事呢？
乙：……
认为多问几个“为什么”就能找到答案的人，就太天真了。
有一部电影叫《盗梦空间》，筑梦师可以潜入你的梦中，人为植入一个信念。这么一来，就有一个问题：假如你一直有一个信念，你喜欢XXX，没有理由没有原因，那么你能判断这个信念是筑梦师植入的，还是你与生俱来的吗？
不能，因为梦的世界里，你并不真实存在，所以你不可能理解。
康德也有一个经典的比喻，某一个世界上所有人都戴着一副拿不下来的有色眼镜，每一个人的眼镜的颜色都不一样，他们看到的世界，也是不一样的，他们可以知道自己戴的是什么颜色的眼镜吗？
不知道，因为每一个人都戴眼镜，就没有人知道真实世界的颜色。
有色眼镜就像《盗梦空间》里被植入的信念，被康德称为“先验道德”，这就是每一个发自内心的、与生俱来的道德观——这里的“道德”是中性词。
康德提出“先验道德”的意义在于，既然你永远不知道“有色眼镜”是什么颜色的，那就不要去浪费时间发现世界的真实颜色了，而是把“有色世界”当成真正的世界，一切遵守你内心的“先验道德”。
因为康德这里的道德是先验的，因此它必须是发自内心的，而不受外界的影响。
康德的“先验道德”类似中国人最熟悉的王阳明的“心学”：确定了内心真实的想法，跟随内心去做事情，达到真正的知行合一。
无论是康德的“先验道德”，还是王阳明的“心学”，最难的都是要找到你真正发自内心相信的东西，好比——“你为什么要工作”？
03劳动是生活的第一需要
作为一枚70后，记得当年高考的时候，还背过“大庆精神”。什么是“大庆精神”呢？
不怕苦、不怕死、不为名、不为利，不讲工作条件好坏、不讲工作时间长短、不讲报酬多少、不分职务高低、不分份内份外、不分前线后方，一心要甩掉中国石油落后的帽子。
很明显，“大庆精神”时代的“工作”，是一种目的而非手段，工作是社会主义劳动者应尽的义务，所以要求大家“不为名、不为利”，要求大家“不讲工作条件好坏、不讲工作时间长短、不讲报酬多少”。
这话听上说有点不切实际，但这才符合“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的观点。
大家都学过，社会主义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共产主义是“按需分配，各尽所能”，到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劳动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生活的第一需要。
所以，在马克思的理想社会中，人人爱工作，与金钱无关，人人需要工作，与地位无关，工作是人类精神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不是很像康德的“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
虽然马克思的方法论源自黑格尔的辩证法，唯物主义源于费尔巴哈，但其认识的内核却更接近康德。
为什么大庆精神要求劳动者“不讲工作条件好坏、不讲工作时间长短、不讲报酬多少”呢？如果一件事是目的，那么这件事的本身就应该包含了全部意义，工作是生活的第一需要，工作的意义就是“先验道德”，我还需要知道为什么而工作吗？还要什么自行车啊？
但是，以1994年颁布的《劳动法》为转折点，劳动的本质就变了，劳动法的第三条规定：
“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
到了这里，“劳动”不再是义务，而是国家应该保障的权利。什么是“应该保障的权利”呢？就是当我们完成劳动任务时，法律应该保障我们获得合理报酬等等的权利。
更重要的是，“权利”与“义务”最大的区别在于，如果我们不想工作或不需要工作，完全可以放弃劳动的权利——可放弃的是手段，不可放弃的才是目的。
“劳动”从义务变成权利后，工作就变成了“手段”而不是“目的”。
不过，社会主义的《劳动法》与资本主义的《劳动法》还是有区别的，《劳动法》特意留了两个口子，一个是让公务员不受劳动法的保护，所以公务员的工作不是手段，而是“为人民服务”的崇尚目的，所以不存在996的问题；
另一个口子是第六条“国家提倡劳动者参加社会义务劳动”，就是说，国家需要你无偿劳动时，你不能讲价，一讲价就变成“工具人”了。
让工作成为“人的目的”的门，仍然开了一条缝。
古代，有个商人外出做生意时，在街边看到一只乌鸦被关在笼子里，那叫声可怜极了。于是商人买了这只乌鸦，随后将它放生。没想到，商人这一举动竟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结局令人慨叹。
这是怎么回事呢？事情得从头说起。
话说，这商人名叫李彦，是个心地善良之人。这天，他在南下进货的时候，听见叫得撕心裂肺的声音，找了会儿，发现是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乌鸦。
李彦觉得乌鸦可怜极了，于是他上前对那个提着笼子的小孩问道：“这只乌鸦能否卖给我？”小孩道：“可以，不过要三锭银子。”
李彦立马应下，从腰包里拿出3锭银子交给小孩，拿到乌鸦后便将它放生。
李彦这举动被旁边一个名叫李立的马贩子看得一清二楚，他心下想道：“答应得那么爽快，还能随便掏出3锭银子买一只乌鸦又放生，一点都不心疼，定是个有钱又善良的人。”
下一秒，李立看见李彦身旁有一个皮箱，又知他是来此地进货，便猜到那皮箱里肯定有不少钱，于是他打起了坏主意。
李立朝着李彦走去，说道：“我看公子这马可累坏了，再这么下去，这匹马可就废了呀，公子要不考虑跟我租一匹马来分担货物？”
李彦听到这话，想着此次货物甚多，便立马答应下来。
随后，李立道：“我恰好要去城外办事，等下你出城的时候，我和你一块出去吧！”李彦是个爱结交好友的人，便同意了。
却说，他们出发后，李立一路上都在找话题，以消除李彦的戒备心。当他们聊得正欢时，恰巧来到一处荒无人烟的树林里，李立立马放慢脚步，走在李彦的后面，掏出他的棍子，朝着李彦的头砸了过去。
李彦被这一砸，顿时晕了过去。李立即刻在原地挖坑，将李彦给埋了。收拾干净后，便将李彦的皮箱拿走，以为人不知地不觉。
然而，无巧不成书，这一幕被李彦放生的那只乌鸦看得清清楚楚，仔仔细细。
次日，乌鸦一大早便到县衙里面到处乱串，在县令升堂时大叫，那叫声令人听了都觉得痛心。
县令见此，便开口对旁边的衙吏说道：“此乌鸦叫得如此令人心碎，定是有冤屈。”
没想到，县令刚说完，那乌鸦叫得更加悲凉，好像能听得懂县令讲的话。
县令讶异极了，对乌鸦说道：“若真是如我所说的一样，我便让衙吏跟着你去查看究竟。”
说罢，便吩咐一名衙役跟着乌鸦。吩咐完之后，乌鸦便开始往外飞，还不时回头看衙役走到哪里了。
最后，乌鸦带着衙役到城外的树林，来到埋着李彦的土堆面前停下，然后在那里哀嚎。
衙役见了这土堆，顿时明白此事不简单，于是加快脚步回到衙门，报告县令，乌鸦也跟了回来，在空中回旋惨叫。
县令听到衙役的汇报后，说道：“那定是冤屈之人了。”于是他带人一同到那土堆查看。挖开土堆一看，里面有一具身体，看着像才走不久。
随后，县令在那身体旁边发现了一条马鞭，由于没有其他线索，暂时无法断案，所以县令带着马鞭回到衙门。
当天晚上，县令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一个穿着朴素，但面相善良的人跪着对他说道：“求大人为我做主！”
县令问道：“你是何人？有何冤屈？”
那人道：“我叫李彦，昨日到此地进货，要离开的时候租了一匹马，走到城外时就遭到马主人的暗算。”
县令道：“马的主人是谁？”
李彦道：“此人非桃非李，非坐非行。”说罢，便消失了。
县令被惊醒，觉得此梦不简单，看着天也快亮了，于是他穿好衣服，坐在椅子上思考。
等到天亮时，县令立马升堂，然后对衙役们说道：“现在立马把城里出租马匹的人都抓起来。”
不久后，所有出租马匹的人都被抓来。县令问道：“你们当中有人害人性命，夺人钱财，还不速速招来！”
那几个人一同说道：“冤枉啊，县令老爷明察！”
县令又说道：“前日有个商人到此地进货，租了一匹马却遭到马主人暗算，那马鞭都落在那里，还不主动认罪？”
那些人还是不认，县令便让他们都上报自己的名字，当听到李立这个名字时，县令停顿了一会儿，捋着胡须思考：“非桃非李便是李，非行非坐便是立。”
想到这里，县令抬起头狠狠地盯着李立，然后放其他人离开，唯独将李立留了下来。
然而，到了这时候，李立还是嘴硬，说道：“为何县令老爷唯独留我下来，我是冤枉的呀！”
县令道：“哼！既然不如实招来，那便行刑，来人！上刑具！”
李立听到这话，顿时吓得瑟瑟发抖，慌乱之下，他便招了，说道：“我认我认，求县令老爷不要罚得太重。”然后将前日发生的事情一一招来。
最后，李立被判了斩刑。断案时，那乌鸦忽然飞到李立头上，对他猛啄一顿，啄得他头破血流，然后在所有人震惊的眼神中撞墙而亡。
所有人对乌鸦这一举动都感到惊异，县令道：“这是一只懂得感恩的乌鸦呀！人为鸦死，鸦为人亡。“
随后，县令命人把这只乌鸦埋着李彦旁边。
故事名为《乌鸦报恩传》，改编自《郭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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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怎么回事呢？事情得从头说起。
话说，这商人名叫李彦，是个心地善良之人。这天，他在南下进货的时候，听见叫得撕心裂肺的声音，找了会儿，发现是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乌鸦。
李彦觉得乌鸦可怜极了，于是他上前对那个提着笼子的小孩问道：“这只乌鸦能否卖给我？”小孩道：“可以，不过要三锭银子。”
李彦立马应下，从腰包里拿出3锭银子交给小孩，拿到乌鸦后便将它放生。
李彦这举动被旁边一个名叫李立的马贩子看得一清二楚，他心下想道：“答应得那么爽快，还能随便掏出3锭银子买一只乌鸦又放生，一点都不心疼，定是个有钱又善良的人。”
下一秒，李立看见李彦身旁有一个皮箱，又知他是来此地进货，便猜到那皮箱里肯定有不少钱，于是他打起了坏主意。
李立朝着李彦走去，说道：“我看公子这马可累坏了，再这么下去，这匹马可就废了呀，公子要不考虑跟我租一匹马来分担货物？”
李彦听到这话，想着此次货物甚多，便立马答应下来。
随后，李立道：“我恰好要去城外办事，等下你出城的时候，我和你一块出去吧！”李彦是个爱结交好友的人，便同意了。
却说，他们出发后，李立一路上都在找话题，以消除李彦的戒备心。当他们聊得正欢时，恰巧来到一处荒无人烟的树林里，李立立马放慢脚步，走在李彦的后面，掏出他的棍子，朝着李彦的头砸了过去。
李彦被这一砸，顿时晕了过去。李立即刻在原地挖坑，将李彦给埋了。收拾干净后，便将李彦的皮箱拿走，以为人不知地不觉。
然而，无巧不成书，这一幕被李彦放生的那只乌鸦看得清清楚楚，仔仔细细。
次日，乌鸦一大早便到县衙里面到处乱串，在县令升堂时大叫，那叫声令人听了都觉得痛心。
县令见此，便开口对旁边的衙吏说道：“此乌鸦叫得如此令人心碎，定是有冤屈。”
没想到，县令刚说完，那乌鸦叫得更加悲凉，好像能听得懂县令讲的话。
县令讶异极了，对乌鸦说道：“若真是如我所说的一样，我便让衙吏跟着你去查看究竟。”
说罢，便吩咐一名衙役跟着乌鸦。吩咐完之后，乌鸦便开始往外飞，还不时回头看衙役走到哪里了。
最后，乌鸦带着衙役到城外的树林，来到埋着李彦的土堆面前停下，然后在那里哀嚎。
衙役见了这土堆，顿时明白此事不简单，于是加快脚步回到衙门，报告县令，乌鸦也跟了回来，在空中回旋惨叫。
县令听到衙役的汇报后，说道：“那定是冤屈之人了。”于是他带人一同到那土堆查看。挖开土堆一看，里面有一具身体，看着像才走不久。
随后，县令在那身体旁边发现了一条马鞭，由于没有其他线索，暂时无法断案，所以县令带着马鞭回到衙门。
当天晚上，县令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一个穿着朴素，但面相善良的人跪着对他说道：“求大人为我做主！”
县令问道：“你是何人？有何冤屈？”
那人道：“我叫李彦，昨日到此地进货，要离开的时候租了一匹马，走到城外时就遭到马主人的暗算。”
县令道：“马的主人是谁？”
李彦道：“此人非桃非李，非坐非行。”说罢，便消失了。
县令被惊醒，觉得此梦不简单，看着天也快亮了，于是他穿好衣服，坐在椅子上思考。
等到天亮时，县令立马升堂，然后对衙役们说道：“现在立马把城里出租马匹的人都抓起来。”
不久后，所有出租马匹的人都被抓来。县令问道：“你们当中有人害人性命，夺人钱财，还不速速招来！”
那几个人一同说道：“冤枉啊，县令老爷明察！”
县令又说道：“前日有个商人到此地进货，租了一匹马却遭到马主人暗算，那马鞭都落在那里，还不主动认罪？”
那些人还是不认，县令便让他们都上报自己的名字，当听到李立这个名字时，县令停顿了一会儿，捋着胡须思考：“非桃非李便是李，非行非坐便是立。”
想到这里，县令抬起头狠狠地盯着李立，然后放其他人离开，唯独将李立留了下来。
然而，到了这时候，李立还是嘴硬，说道：“为何县令老爷唯独留我下来，我是冤枉的呀！”
县令道：“哼！既然不如实招来，那便行刑，来人！上刑具！”
李立听到这话，顿时吓得瑟瑟发抖，慌乱之下，他便招了，说道：“我认我认，求县令老爷不要罚得太重。”然后将前日发生的事情一一招来。
最后，李立被判了斩刑。断案时，那乌鸦忽然飞到李立头上，对他猛啄一顿，啄得他头破血流，然后在所有人震惊的眼神中撞墙而亡。
所有人对乌鸦这一举动都感到惊异，县令道：“这是一只懂得感恩的乌鸦呀！人为鸦死，鸦为人亡。“
随后，县令命人把这只乌鸦埋着李彦旁边。
故事名为《乌鸦报恩传》，改编自《郭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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