渗入血液中的创新精神——以色列访问记
5月12日至14日，新华社代表团访问以色列，接连拜访了6家机构和企业，“创新”是贯穿整个访问过程的一个关键词。以色列，这个被誉为“创新的国度”会有怎样的创新奥妙？我们试图探个究竟。
当创新成为“生态”
耶路撒冷风投基金（Jerusalem Venture Partners, JVP）总部，是我们访问的第一站。走进总部，迎面看见几个男女青年站在草地上聊天，一问才知道，原来他们正在为一个创新项目进行“头脑风暴”。
JVP创始人兼董事长埃雷尔马格利特一见到我们便说，“创新改变了以色列”，“创新改变了社会”。
这一说法并不夸张。数据显示，高科技产业为以色列提供了约三分之一的就业岗位，产值则占到了以色列GDP的一半以上。在纳斯达克上市的高科技企业中，以色列企业总数排在第二位，数量仅次于美国。
创新，需要智慧火花，也需要资金投入。在创新的过程中，风投基金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JVP为例，该基金目前掌管着约12亿美元的资金，拥有8支基金，向以色列、美国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120多家创新领域的公司进行投资，是全球顶级风投机构之一。
但JVP不仅仅是伯乐那么简单。据马格利特介绍，JVP目前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工业4.0、网络安全、数字健康、食品安全、新媒体、影视制作、海洋和沙漠研究等7个领域的创新科技，旨在培育可以引领行业的大企业，他们看重的是投资生态系统。
确实，以色列拥有独特的创新实力，并不仅仅是个体的智慧，更主要的是拥有良好的创新生态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企业家、人才队伍、高校科研、军队、政府机构、金融机构等建立起紧密的联系。
关于创新生态一说，在我们对以色列创新局、特拉维夫大学、《国土报》、地区合作部的访问中也得到了印证。
调查显示，以色列的创新生态链，一般来说包含六个要素，即初创企业、工程师、研究型大学、风险投资、政府和大企业,它们相互协同、相互作用，不断演绎着从发明到创新的过程。
从中不难看出，JVP的成功得益于以色列的良好创新生态环境，同时，它又是生态链上的重要一环。正因为环境使然，以色列的创新始终保持着活水源头。
在800多万人口的以色列，不存在一个庞大的国内市场，因此初创企业从一开始就必须面向全世界。马格利特说，无论何时提出科技创新计划，必须是一个国际化的计划，必须要与中国、美国、欧洲或其他国家进行合作。JVP则在其中起到重要的穿针引线的作用。
灵巧的“有形之手”
说到创新，就不能不提政府的作用。人们通常把政府的作用比喻为“有形之手”。
在以色列的创新生态中，创新局则被视为最重要的“政府之手”。我们见到创新局首席执行官阿哈龙阿哈龙时，他刚结束一个重要会议。阿哈龙笑着说，总是忙得连喘气的时间都没有。
据介绍，创新局每年有5亿美元的财政资金，专项贷款给科技领域的初创公司，贷款利率几乎为零。一般而言，初创公司研发资金的30%至50%可来自创新局的贷款，有时比例可达85%。在以色列，即便是在家里办公的初创公司也可申请资金支持。
如果项目成功了，政府收回贷款；如果失败了，贷款也无需归还，从而鼓励大家勇敢去创业。
当问起政府可从中受益多少时，阿哈龙说，政府给予初创企业资金支持，并非看重从中挣多少钱，1美元的投入往往可以为以色列经济创造5美元至8美元的产值。
但政府也绝不是大包大揽。初创公司必须同时将目光投向资本市场，接受“市场之手”的考验。“他们必须懂得如何从私人领域募集资金，如果募集不到，说明他们的项目不好。那样也得不到我们的贷款扶持。”阿哈龙说。
政府一般不参与具体项目决策。在创新局，有200多名技术评估专家，从技术描述、全球市场潜力、市场和技术团队、对以色列经济影响等4个方面进行评估。每年全国有4000多个申请项目，其中约1500个成功获批，初创早期公司孵化成功率在6%至12%，中小企业成功率则更高。
阿哈龙说，创新局的使命就是要增强以色列的创新生态体系，早期阶段的初创公司、成长型公司、跨国公司、融入创新的制造商等都是服务对象。
更具特色的是，政府与民间资金“共担风险，但不一定共享收益”，如果所投项目获得成功，政府资金可逐步退出，然后转身扶持新的企业。
政府角色到位了，市场自然不会缺位。统计显示，2018年以色列民用高科技研发支出占GDP的4.3%。以色列人均初创公司数量在全球名列前茅，同时还有350多家跨国公司在以色列设有研发中心。
中以创新合作大有可为
以色列是一个创新强国，中国是一个创新大国。我们访问当然离不开中以合作的话题。2017年3月，中以两国确定了“创新全面伙伴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伙伴关系前面冠以“创新”，可见中以合作的重点所在。
在以色列访问，我们感受到了方兴未艾的合作势头。据介绍，中国企业在以色列的投资总额约有7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在科技领域。在JVP,话匣刚一打开，对方便提到了阿里巴巴的投资；在创新局，当问起与中国的合作情况时，阿哈龙兴奋地告诉我们，创新局与中国多个省市签有合作协议。
以色列地区合作部部长察希哈内格比已经7次访问中国，在他看来，中以关系处于上升势头，经贸关系紧密，尤其在科技创新领域合作项目不断增加。
在以色列创新体系中，大学是重要的一环。特拉维夫大学负责人向我们介绍，学校的学术成果商业化占比很高，作为以色列大量初创企业的源头，特大与中国30多所大学签署学术合作协议，包括清华、北大、复旦等。
据以色列当地人介绍，这几年来自中国的代表团很多，既有国家部委，也有各地方，还有企业、高校等。目标大多一致，就是借鉴创新经验，寻求创新合作。
当前，中国正朝着创新型国家建设迈进，以开放的姿态吸收、借鉴世界一切创新成果，携手为人类创造更加美好生活贡献创新智慧，这是责任所系。
我们也希望这样的借鉴不要停留在表面，而是要吃透以色列的创新精神、创新文化和创新生态，更多从机制上加以吸收借鉴。
当然，以色列有以色列的特点，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但创新的理念应该是共通的。我们更深知，创新精神，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行业、个体而言，都是最为珍贵的，因为唯有创新，才能永葆生机和活力。
5月12日至14日，新华社代表团访问以色列，接连拜访了6家机构和企业，“创新”是贯穿整个访问过程的一个关键词。以色列，这个被誉为“创新的国度”会有怎样的创新奥妙？我们试图探个究竟。
当创新成为“生态”
耶路撒冷风投基金（Jerusalem Venture Partners, JVP）总部，是我们访问的第一站。走进总部，迎面看见几个男女青年站在草地上聊天，一问才知道，原来他们正在为一个创新项目进行“头脑风暴”。
JVP创始人兼董事长埃雷尔马格利特一见到我们便说，“创新改变了以色列”，“创新改变了社会”。
这一说法并不夸张。数据显示，高科技产业为以色列提供了约三分之一的就业岗位，产值则占到了以色列GDP的一半以上。在纳斯达克上市的高科技企业中，以色列企业总数排在第二位，数量仅次于美国。
创新，需要智慧火花，也需要资金投入。在创新的过程中，风投基金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JVP为例，该基金目前掌管着约12亿美元的资金，拥有8支基金，向以色列、美国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120多家创新领域的公司进行投资，是全球顶级风投机构之一。
但JVP不仅仅是伯乐那么简单。据马格利特介绍，JVP目前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工业4.0、网络安全、数字健康、食品安全、新媒体、影视制作、海洋和沙漠研究等7个领域的创新科技，旨在培育可以引领行业的大企业，他们看重的是投资生态系统。
确实，以色列拥有独特的创新实力，并不仅仅是个体的智慧，更主要的是拥有良好的创新生态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企业家、人才队伍、高校科研、军队、政府机构、金融机构等建立起紧密的联系。
关于创新生态一说，在我们对以色列创新局、特拉维夫大学、《国土报》、地区合作部的访问中也得到了印证。
调查显示，以色列的创新生态链，一般来说包含六个要素，即初创企业、工程师、研究型大学、风险投资、政府和大企业,它们相互协同、相互作用，不断演绎着从发明到创新的过程。
从中不难看出，JVP的成功得益于以色列的良好创新生态环境，同时，它又是生态链上的重要一环。正因为环境使然，以色列的创新始终保持着活水源头。
在800多万人口的以色列，不存在一个庞大的国内市场，因此初创企业从一开始就必须面向全世界。马格利特说，无论何时提出科技创新计划，必须是一个国际化的计划，必须要与中国、美国、欧洲或其他国家进行合作。JVP则在其中起到重要的穿针引线的作用。
灵巧的“有形之手”
说到创新，就不能不提政府的作用。人们通常把政府的作用比喻为“有形之手”。
在以色列的创新生态中，创新局则被视为最重要的“政府之手”。我们见到创新局首席执行官阿哈龙阿哈龙时，他刚结束一个重要会议。阿哈龙笑着说，总是忙得连喘气的时间都没有。
据介绍，创新局每年有5亿美元的财政资金，专项贷款给科技领域的初创公司，贷款利率几乎为零。一般而言，初创公司研发资金的30%至50%可来自创新局的贷款，有时比例可达85%。在以色列，即便是在家里办公的初创公司也可申请资金支持。
如果项目成功了，政府收回贷款；如果失败了，贷款也无需归还，从而鼓励大家勇敢去创业。
当问起政府可从中受益多少时，阿哈龙说，政府给予初创企业资金支持，并非看重从中挣多少钱，1美元的投入往往可以为以色列经济创造5美元至8美元的产值。
但政府也绝不是大包大揽。初创公司必须同时将目光投向资本市场，接受“市场之手”的考验。“他们必须懂得如何从私人领域募集资金，如果募集不到，说明他们的项目不好。那样也得不到我们的贷款扶持。”阿哈龙说。
政府一般不参与具体项目决策。在创新局，有200多名技术评估专家，从技术描述、全球市场潜力、市场和技术团队、对以色列经济影响等4个方面进行评估。每年全国有4000多个申请项目，其中约1500个成功获批，初创早期公司孵化成功率在6%至12%，中小企业成功率则更高。
阿哈龙说，创新局的使命就是要增强以色列的创新生态体系，早期阶段的初创公司、成长型公司、跨国公司、融入创新的制造商等都是服务对象。
更具特色的是，政府与民间资金“共担风险，但不一定共享收益”，如果所投项目获得成功，政府资金可逐步退出，然后转身扶持新的企业。
政府角色到位了，市场自然不会缺位。统计显示，2018年以色列民用高科技研发支出占GDP的4.3%。以色列人均初创公司数量在全球名列前茅，同时还有350多家跨国公司在以色列设有研发中心。
中以创新合作大有可为
以色列是一个创新强国，中国是一个创新大国。我们访问当然离不开中以合作的话题。2017年3月，中以两国确定了“创新全面伙伴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伙伴关系前面冠以“创新”，可见中以合作的重点所在。
在以色列访问，我们感受到了方兴未艾的合作势头。据介绍，中国企业在以色列的投资总额约有7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在科技领域。在JVP,话匣刚一打开，对方便提到了阿里巴巴的投资；在创新局，当问起与中国的合作情况时，阿哈龙兴奋地告诉我们，创新局与中国多个省市签有合作协议。
以色列地区合作部部长察希哈内格比已经7次访问中国，在他看来，中以关系处于上升势头，经贸关系紧密，尤其在科技创新领域合作项目不断增加。
在以色列创新体系中，大学是重要的一环。特拉维夫大学负责人向我们介绍，学校的学术成果商业化占比很高，作为以色列大量初创企业的源头，特大与中国30多所大学签署学术合作协议，包括清华、北大、复旦等。
据以色列当地人介绍，这几年来自中国的代表团很多，既有国家部委，也有各地方，还有企业、高校等。目标大多一致，就是借鉴创新经验，寻求创新合作。
当前，中国正朝着创新型国家建设迈进，以开放的姿态吸收、借鉴世界一切创新成果，携手为人类创造更加美好生活贡献创新智慧，这是责任所系。
我们也希望这样的借鉴不要停留在表面，而是要吃透以色列的创新精神、创新文化和创新生态，更多从机制上加以吸收借鉴。
当然，以色列有以色列的特点，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但创新的理念应该是共通的。我们更深知，创新精神，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行业、个体而言，都是最为珍贵的，因为唯有创新，才能永葆生机和活力。
我国科技期刊数量已居世界第三，但质量仍不够高，影响力不够强——科技期刊亟待“强身健体”
科技期刊发展待加快
中国SCI科技期刊发文数仅占我国SCI论文总数的9%，说明我国大部分优秀论文发表在SCI收录的国外期刊上
当前，中国正加速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迈进。作为科研成果交流和展示的载体，我国的科技期刊近年来也得到了稳步发展。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国内科技期刊发展的政策措施，科技期刊在出版能力、服务水平和国际影响力等方面也有较大提升。但是，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不应忽视国内科技期刊与国际知名科技期刊在影响力上的差距。
中科院昆明植物所研究员、《Plant Diversity》（《植物多样性》）主编周浙昆对笔者说：“自从当了杂志主编，能否约来好稿成为我最发愁的事，有时不得不到处求人。”
周浙昆说，和很多学科一样，植物多样性领域研究的高水平论文多数发表在国外期刊上。“国内科技期刊缺少稳定、高质量的稿源，影响因子升不上去，反过来又加剧了办刊的困难。”
缺好稿的问题并非《植物多样性》独有。数据显示，2007~2016年，中国机构在SCI（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中国科技期刊上发文数仅占中国SCI论文总数的9%，说明我国大部分优秀论文发表在SCI收录的国外期刊上。
今年1月，中国科协发布了《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17）》（以下简称《蓝皮书》），首次摸清了科技期刊的家底。截至2016年底，我国科技期刊达5020种，总量仅次于美国和英国，位居世界第三，但刊物的学术质量总体不够高，影响力不够强。专家表示，一些科研人员为了获得同行认可，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往往选择在国际主流英文刊物上发表论文。
“我自己也是科研人员，很理解投稿人的选择，我们研究组的论文也很少投给国内期刊，谁不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在更好的平台上展示？”周浙昆说。
国际科技成果交流的主要载体是英文期刊。近年来我国英文科技期刊加速发展，目前的302种英文科技期刊中有近1/3为2010~2016年之间创办。不过，在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彭斌看来，相比科研产出，我国英文期刊规模仍然较小、影响力较弱，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都难以满足国际学术交流的需求。
彭斌介绍，2016年《期刊引证报告》显示，当前中国大陆出版的英文科技期刊只有179种被SCI收录，占SCI期刊总数的2%左右，其中位于Q1区（同类期刊中影响因子位列前25%）的仅34种。而美国被SCI收录的期刊有2962种，位于Q1区的期刊约700种。
此外，在很多前沿和热点领域，我国英文科技期刊几乎是空白。彭斌说，以神经科学为例，该领域收录的SCI期刊有259种，其中只有1种由中国的出版单位出版。
“与其他非英语母语国家相比，我国英文科技期刊的占比也较低，仅占科技期刊总量的6%左右，而德国超过50%，日本也超过20%。我国英文科技期刊数量较少、影响力较弱，这是导致我国科学家将大多数一流科研成果发表在国际期刊上的重要原因。”彭斌表示。
专家表示，近年来我国科研水平大幅提升，但科技期刊发展相对滞后，与科研大国地位不匹配，众多优秀高水平论文选择在国外发表，会影响在国际科技界的话语权。
“小作坊”模式须改变
我国科技期刊相对较弱，与一直以来分散办刊的模式，以及产业化、市场化程度低有一定关系
我国科技期刊总量不小，为何高质量、有国际影响力的少？专家表示，我国科技期刊相对较弱，与一直以来分散办刊的模式，以及产业化、市场化程度低有一定关系。
彭斌说，参照国际著名科技期刊发展的经验，集群化、市场化发展是科技期刊做大做强的重要途径。国际上施普林格、爱思唯尔、威利、泰勒四大集团出版了全球约15%的期刊。它们不仅建立了成熟的运营、管理、服务体系，而且依托期刊积聚了海量优质资源，搭建了有影响力的科技期刊出版平台，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而我国科技期刊总体上还停留在“小、散、弱”的小作坊时代，集团化建设步伐缓慢，市场化程度低，难以获得规模经济效益。
长期以来，我国科技期刊实行主管、主办和出版的三级管理体系。据《蓝皮书》统计，我国科技期刊的主管、主办和出版单位较为分散，5020种期刊共有1375个主管单位、4381个出版单位。平均每个出版单位出版1.15本期刊，仅出版1种期刊的出版单位就有4205家，占期刊总数的84%。
“与国际上科技期刊主要由专业出版机构出版不同，我国科技期刊仍然由期刊编辑部分散出版，重编辑、轻出版、轻运营，出版效率和水平都不够高。”彭斌说。
彭斌说，大型出版机构拥有功能完善的集采编、出版、发布、信息服务为一体的数字化出版平台。而“小作坊”式的出版方式难以满足信息时代数字化、网络化的出版、传播和信息服务需求。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杂志社编审任胜利说，通常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下，单一的期刊难以与集约化发展的期刊群竞争。“我国科技期刊产业集中度低，造成学术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较弱，缺少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品牌期刊。”
对于我国科技期刊出版的“小作坊”模式，《蓝皮书》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恩哥分析指出，由于主管主办单位多元化，科技期刊多部门交叉管理，自身产权、所有权等不甚明确，造成这些出版资源整合较难推进。
王恩哥说，国际上一些知名的科技期刊有上百年甚至数百年的历史，而我国科技期刊从改革开放以后才得到正常发展，中国科技期刊的繁荣与飞跃仅仅用了不到40年的时间，“建立期刊影响力和信誉，形成成熟的运行管理、传播模式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唯SCI评价导向不利期刊发展
一定程度上可能加剧优质稿件外流，进一步挤压国内优质期刊的空间
优质稿件外流，除国内期刊自身质量不够高外，现有的科研评价导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这种局面的形成。
“现有的考核更多关注发表了多少SCI论文，像《植物多样性》这样不是SCI的期刊往往会遭到冷落。”周浙昆说。
即便同样是SCI论文，发表在国内外期刊上，在考核评价时也会因为“出身”不同而被区别对待。《电子学报》（英文版）总编诸叶梅说，一些高校对于在国外期刊上发表的文章评分较高。比如，在国外SCI期刊发表文章算5分，在国内期刊刊发就只有3分，有的只有1分。“在电子信息领域，《电子学报》属于质量很高的期刊，但由于评分的规定，一些稿子只有被国外退稿后，才会拿到这里来发表。”
受访专家表示，当前科研管理中过于看重SCI等国外数据库收录评价导向，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优质稿件的外流，进一步挤压了国内优质期刊的空间。
“在相对单一的SCI考核体系下，我国中文科技期刊处于中下游水平，缺乏高质量稿源支撑。”彭斌说。
近日，中国科协召开了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建设主编座谈会。座谈会上，《物理化学学报》主编刘忠范院士认为，研究评价应着重看成果本身是否在科学研究中取得重大突破，而不是在CNS（《细胞》《自然》《科学》）期刊上发表了多少论文。
任胜利说，这些年，国际期刊出版机构对我国学术资源和市场的关注度不断提高，在现有的学术评价体系下，它们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一些国际知名的科技出版机构在中国开设分支部门，越来越多地邀请国内科学家担任编委，争取我国的科技出版资源，加剧了我国本土科技期刊的发展压力。
一些受访专家表示，大量优质稿件发表在国外出版机构的期刊上，既交出了科技成果的首发权，还可能带来科研经费浪费。随着科研实力的增长，我国有必要加快提升我国科技期刊的质量和影响力，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步伐。
专家普遍认为，随着科研经费投入持续大幅增加，我国的学术论文无论数量还是影响力都出现了快速的增长，给科技期刊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专家表示，只要有针对性地出台一些解决问题的政策措施，加大市场化、专业化运营，相信我国的科技期刊会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
喻思南
科技期刊发展待加快
中国SCI科技期刊发文数仅占我国SCI论文总数的9%，说明我国大部分优秀论文发表在SCI收录的国外期刊上
当前，中国正加速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迈进。作为科研成果交流和展示的载体，我国的科技期刊近年来也得到了稳步发展。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国内科技期刊发展的政策措施，科技期刊在出版能力、服务水平和国际影响力等方面也有较大提升。但是，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不应忽视国内科技期刊与国际知名科技期刊在影响力上的差距。
中科院昆明植物所研究员、《Plant Diversity》（《植物多样性》）主编周浙昆对笔者说：“自从当了杂志主编，能否约来好稿成为我最发愁的事，有时不得不到处求人。”
周浙昆说，和很多学科一样，植物多样性领域研究的高水平论文多数发表在国外期刊上。“国内科技期刊缺少稳定、高质量的稿源，影响因子升不上去，反过来又加剧了办刊的困难。”
缺好稿的问题并非《植物多样性》独有。数据显示，2007~2016年，中国机构在SCI（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中国科技期刊上发文数仅占中国SCI论文总数的9%，说明我国大部分优秀论文发表在SCI收录的国外期刊上。
今年1月，中国科协发布了《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17）》（以下简称《蓝皮书》），首次摸清了科技期刊的家底。截至2016年底，我国科技期刊达5020种，总量仅次于美国和英国，位居世界第三，但刊物的学术质量总体不够高，影响力不够强。专家表示，一些科研人员为了获得同行认可，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往往选择在国际主流英文刊物上发表论文。
“我自己也是科研人员，很理解投稿人的选择，我们研究组的论文也很少投给国内期刊，谁不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在更好的平台上展示？”周浙昆说。
国际科技成果交流的主要载体是英文期刊。近年来我国英文科技期刊加速发展，目前的302种英文科技期刊中有近1/3为2010~2016年之间创办。不过，在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彭斌看来，相比科研产出，我国英文期刊规模仍然较小、影响力较弱，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都难以满足国际学术交流的需求。
彭斌介绍，2016年《期刊引证报告》显示，当前中国大陆出版的英文科技期刊只有179种被SCI收录，占SCI期刊总数的2%左右，其中位于Q1区（同类期刊中影响因子位列前25%）的仅34种。而美国被SCI收录的期刊有2962种，位于Q1区的期刊约700种。
此外，在很多前沿和热点领域，我国英文科技期刊几乎是空白。彭斌说，以神经科学为例，该领域收录的SCI期刊有259种，其中只有1种由中国的出版单位出版。
“与其他非英语母语国家相比，我国英文科技期刊的占比也较低，仅占科技期刊总量的6%左右，而德国超过50%，日本也超过20%。我国英文科技期刊数量较少、影响力较弱，这是导致我国科学家将大多数一流科研成果发表在国际期刊上的重要原因。”彭斌表示。
专家表示，近年来我国科研水平大幅提升，但科技期刊发展相对滞后，与科研大国地位不匹配，众多优秀高水平论文选择在国外发表，会影响在国际科技界的话语权。
“小作坊”模式须改变
我国科技期刊相对较弱，与一直以来分散办刊的模式，以及产业化、市场化程度低有一定关系
我国科技期刊总量不小，为何高质量、有国际影响力的少？专家表示，我国科技期刊相对较弱，与一直以来分散办刊的模式，以及产业化、市场化程度低有一定关系。
彭斌说，参照国际著名科技期刊发展的经验，集群化、市场化发展是科技期刊做大做强的重要途径。国际上施普林格、爱思唯尔、威利、泰勒四大集团出版了全球约15%的期刊。它们不仅建立了成熟的运营、管理、服务体系，而且依托期刊积聚了海量优质资源，搭建了有影响力的科技期刊出版平台，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而我国科技期刊总体上还停留在“小、散、弱”的小作坊时代，集团化建设步伐缓慢，市场化程度低，难以获得规模经济效益。
长期以来，我国科技期刊实行主管、主办和出版的三级管理体系。据《蓝皮书》统计，我国科技期刊的主管、主办和出版单位较为分散，5020种期刊共有1375个主管单位、4381个出版单位。平均每个出版单位出版1.15本期刊，仅出版1种期刊的出版单位就有4205家，占期刊总数的84%。
“与国际上科技期刊主要由专业出版机构出版不同，我国科技期刊仍然由期刊编辑部分散出版，重编辑、轻出版、轻运营，出版效率和水平都不够高。”彭斌说。
彭斌说，大型出版机构拥有功能完善的集采编、出版、发布、信息服务为一体的数字化出版平台。而“小作坊”式的出版方式难以满足信息时代数字化、网络化的出版、传播和信息服务需求。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杂志社编审任胜利说，通常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下，单一的期刊难以与集约化发展的期刊群竞争。“我国科技期刊产业集中度低，造成学术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较弱，缺少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品牌期刊。”
对于我国科技期刊出版的“小作坊”模式，《蓝皮书》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恩哥分析指出，由于主管主办单位多元化，科技期刊多部门交叉管理，自身产权、所有权等不甚明确，造成这些出版资源整合较难推进。
王恩哥说，国际上一些知名的科技期刊有上百年甚至数百年的历史，而我国科技期刊从改革开放以后才得到正常发展，中国科技期刊的繁荣与飞跃仅仅用了不到40年的时间，“建立期刊影响力和信誉，形成成熟的运行管理、传播模式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唯SCI评价导向不利期刊发展
一定程度上可能加剧优质稿件外流，进一步挤压国内优质期刊的空间
优质稿件外流，除国内期刊自身质量不够高外，现有的科研评价导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这种局面的形成。
“现有的考核更多关注发表了多少SCI论文，像《植物多样性》这样不是SCI的期刊往往会遭到冷落。”周浙昆说。
即便同样是SCI论文，发表在国内外期刊上，在考核评价时也会因为“出身”不同而被区别对待。《电子学报》（英文版）总编诸叶梅说，一些高校对于在国外期刊上发表的文章评分较高。比如，在国外SCI期刊发表文章算5分，在国内期刊刊发就只有3分，有的只有1分。“在电子信息领域，《电子学报》属于质量很高的期刊，但由于评分的规定，一些稿子只有被国外退稿后，才会拿到这里来发表。”
受访专家表示，当前科研管理中过于看重SCI等国外数据库收录评价导向，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优质稿件的外流，进一步挤压了国内优质期刊的空间。
“在相对单一的SCI考核体系下，我国中文科技期刊处于中下游水平，缺乏高质量稿源支撑。”彭斌说。
近日，中国科协召开了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建设主编座谈会。座谈会上，《物理化学学报》主编刘忠范院士认为，研究评价应着重看成果本身是否在科学研究中取得重大突破，而不是在CNS（《细胞》《自然》《科学》）期刊上发表了多少论文。
任胜利说，这些年，国际期刊出版机构对我国学术资源和市场的关注度不断提高，在现有的学术评价体系下，它们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一些国际知名的科技出版机构在中国开设分支部门，越来越多地邀请国内科学家担任编委，争取我国的科技出版资源，加剧了我国本土科技期刊的发展压力。
一些受访专家表示，大量优质稿件发表在国外出版机构的期刊上，既交出了科技成果的首发权，还可能带来科研经费浪费。随着科研实力的增长，我国有必要加快提升我国科技期刊的质量和影响力，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步伐。
专家普遍认为，随着科研经费投入持续大幅增加，我国的学术论文无论数量还是影响力都出现了快速的增长，给科技期刊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专家表示，只要有针对性地出台一些解决问题的政策措施，加大市场化、专业化运营，相信我国的科技期刊会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
喻思南
2019年世界卵巢癌日座谈会在京举行
2019-05-08 15:07:18 来源: 中国科技网—科技日报 作者: 马爱平
在妇女健康领域，相较于乳腺癌和宫颈癌，卵巢癌一直以来都是被严重低估的隐形杀手，其死亡率高居妇科恶性肿瘤之首。我国乳腺癌的五年生存率已达80%，宫颈癌五年生存率近60%，但晚期卵巢癌五年生存率仅为39%。另外据国家癌症中心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恶性肿瘤5年生存率已从10年前的30.9%提升到40.5%，而卵巢癌5年生存率仅提高0.4%，几乎无明显改善。
在5月8日第七个世界卵巢癌日前夕，由人民日报社《健康时报》主办的“捍卫妇女健康，携手抗击卵巢癌”座谈会在京举行。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执行会长宋瑞霖，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妇瘤科主任吴令英教授，再鼎医药首席商务官、大中华区总裁梁怡以及大型卵巢癌患者平台“觅健”创始人刘文桂基于中国卵巢癌治疗现状及卵巢癌患者的困境，呼吁各方携手，为卵巢患者提供更多、更好的治疗选择，提高卵巢癌临床诊疗水平，帮助患者及家属共同抗击卵巢癌。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名誉主任郎景和表示：“卵巢癌是威胁妇女健康和生命的主要敌人，过去我们研究了几十年依然没有完全改变卵巢癌沉重的疾病诊疗现状。希望社会、公众、医生等各界共同携手，逐步建立及完善筛查机制，并结合手术、化疗、PARP抑制剂和免疫治疗等新手段，一起攻克卵巢癌这一妇科肿瘤中的堡垒。”
患者真实困境：高复发、担心未来“无药可用”
卵巢癌是中国发病率最高的妇科肿瘤之一，2014年中国约有51000例女性被确诊为卵巢癌，约23000例女性死于卵巢癌。根据国家癌症中心基于2003至2015年的中国癌症患者数据，卵巢癌患者5年生存率近十年来无明显变化。传统化疗手段无法显著延长肿瘤复发的间隔时间和生存期，晚期卵巢癌的复发率高达85%。铂敏感复发卵巢癌患者的治疗手段仍然非常有限，临床上亟需可以有效延长含铂化疗的响应周期，延缓卵巢癌的复发的新的治疗方案，让更多中国卵巢癌患者获益。
“由于卵巢癌发病隐匿，且缺乏有效筛查手段，70%的患者就诊时已处于晚期，并且经过初次治疗后，70%的患者都会复发。同时每次治疗后，患者的复发周期大部分会逐步缩短、耐药，这也是造成卵巢癌预后不佳的主要原因。”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妇瘤科主任吴令英教授指出，“因此延缓卵巢癌的复发，一直是临床专家面临的巨大挑战。”
国内大型患者平台“觅健”创始人刘文桂分享了近期在“觅健”平台上进行的卵巢癌患者调研：有67%的患者认为“即使目前治疗效果还行，但仍然非常担心复发”，然而有69%的患者及家属尚不了解维持治疗是延缓复发的关键，她们担忧复发之后无药可治。
基于对患者长期深入的观察，刘文桂表示：“近些年来，随着靶向治疗、免疫疗法、以及以CAR-T为代表的细胞疗法的不断突破，肺癌、乳腺癌以及血液肿瘤的患者有了越来越多的治疗选择。但是卵巢癌的治疗选择却非常有限，许多患者都担心复发后将面临‘无药可用’的困境。”
鼓励创新，中国医药创新发展正面临最好的时代
自“十八大”以来，在以重大新药创制专项为代表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下，我国卫生健康领域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其中，鼓励针对包括癌症在内的严重威胁我国人民健康的十类重大疾病研制重大药物，使我国的新药研发能力得到了较大的提升。如目前最前沿的免疫治疗领域，继两款进口免疫治疗药物获批后，仅相隔5个月，国产原研的两种免疫治疗药物就相继获批，提高了肺癌、黑色素瘤、淋巴瘤等患者的可及性及用药选择。
从重大新药创制专项到《健康中国2030》战略规划纲要，从创新药加速审评审批到各项医保目录调整，政策和市场环境都在为本土创新提供机会，帮助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执行会长宋瑞霖表示：“虽然相比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目前阶段中国的药品创新水平仍然存在很大差距，但是近年来药品审评审批改革大大促进了新药上市和引入，同时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也成就斐然。尤其在2018年，就有10个一类新药获批上市，有力填补了相关疾病领域的重要空白，实现了新药研发方面的突破，可以说中国医药创新的发展正面临最好的时代。”
宋瑞霖指出，中国医药创新对促进中国医药健康产业发展、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和医疗需求，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只有民族医药企业的发展才能解决中国人用药的根本问题。正是因为有了本土创新药的努力和坚持，我们的肿瘤患者才能不再只依赖进口药物来拯救生命。
“药物创新必须要坚持需求导向，在肿瘤领域，很多企业愿意把投入放在大的癌种，做最火的靶点，往往忽视了很多其实同样重要的小癌种患者的真实需求。中国医药要想真正实现创新，一定不能只做跟随者，要向引领者的角色转变。在卵巢癌领域，我们也希望尽快看到这样的转变，让本土创新可以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宋瑞霖强调。
抗击卵巢癌，本土创新责无旁贷
作为本土创新医药企业的代表，再鼎医药首席商务官、大中华区总裁梁怡表示：“相对于肺癌、肝癌、胃癌等在中国认知度和受重视程度较高的大癌种，卵巢癌受到的重视远远不够。肺癌、乳腺癌这类高发恶性肿瘤，研发密集，患者选择较多，而卵巢癌患者除了手术和化疗之外，治疗选择非常有限。一直以来我们高度关注患者最迫切的医疗需求，希望将同类最优或同类首创的治疗方案，以最快的速度带给中国患者。”
2018年11月，再鼎医药用于铂敏感复发性卵巢癌治疗的临床亟需创新药尼拉帕利获得国家十三五“重大新药创制”重大科技专项立项支持。尼拉帕利是全球首个获批的适用于所有铂敏感复发卵巢癌患者群体、而无论BRCA是否突变的PARP抑制剂。不管患者是否存在胚系BRCA突变，尼拉帕利都能不同程度延长卵巢癌患者中位无进展生存期。
在卵巢癌患者调研中也发现，有一部分患者和患者家属尽管了解PARP抑制剂，但国内上市的相关药物稀缺，让他们没有可以比较和选择的余地，高达99%的患者期待能有更多的PARP抑制剂能供选择使用。据吴令英教授介绍，近年来，随着PARP抑制剂的问世和应用，比如尼拉帕利，高效低毒的维持治疗已成为临床和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其能够显著延缓患者复发，给予了卵巢癌患者更多生存希望。
据了解，今年1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已将则乐®（尼拉帕利）作为对含铂化疗完全或部分缓解的复发性上皮性卵巢癌、输卵管癌或原发性腹膜卵巢癌成人患者维持治疗的新药上市申请纳入优先审评。“正是基于对卵巢癌患者需求的理解，我们与专家一起不断探索包括尼拉帕利在内的卵巢癌创新治疗方案，及其对中国患者的可及性。过去五年，我们见证了为患者谋求福祉的中国速度。”梁怡表示，“如今，政策与环境支持着中国药企向更高水平的研发与创新迈进。未来我们也希望与各方通力合作，用创新药物为中国患者缔造奇迹，这也是再鼎作为民族创新药企的初心和担当。”
从左到右：刘文桂，梁怡，宋瑞霖，吴令英；健康时报代表：赵安平，寇晓雯（图一）
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妇瘤科主任吴令英教授（图二）
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执行会长宋瑞霖（图三）
再鼎医药首席商务官、大中华区总裁梁怡（图四）
2019-05-08 15:07:18 来源: 中国科技网—科技日报 作者: 马爱平
在妇女健康领域，相较于乳腺癌和宫颈癌，卵巢癌一直以来都是被严重低估的隐形杀手，其死亡率高居妇科恶性肿瘤之首。我国乳腺癌的五年生存率已达80%，宫颈癌五年生存率近60%，但晚期卵巢癌五年生存率仅为39%。另外据国家癌症中心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恶性肿瘤5年生存率已从10年前的30.9%提升到40.5%，而卵巢癌5年生存率仅提高0.4%，几乎无明显改善。
在5月8日第七个世界卵巢癌日前夕，由人民日报社《健康时报》主办的“捍卫妇女健康，携手抗击卵巢癌”座谈会在京举行。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执行会长宋瑞霖，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妇瘤科主任吴令英教授，再鼎医药首席商务官、大中华区总裁梁怡以及大型卵巢癌患者平台“觅健”创始人刘文桂基于中国卵巢癌治疗现状及卵巢癌患者的困境，呼吁各方携手，为卵巢患者提供更多、更好的治疗选择，提高卵巢癌临床诊疗水平，帮助患者及家属共同抗击卵巢癌。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名誉主任郎景和表示：“卵巢癌是威胁妇女健康和生命的主要敌人，过去我们研究了几十年依然没有完全改变卵巢癌沉重的疾病诊疗现状。希望社会、公众、医生等各界共同携手，逐步建立及完善筛查机制，并结合手术、化疗、PARP抑制剂和免疫治疗等新手段，一起攻克卵巢癌这一妇科肿瘤中的堡垒。”
患者真实困境：高复发、担心未来“无药可用”
卵巢癌是中国发病率最高的妇科肿瘤之一，2014年中国约有51000例女性被确诊为卵巢癌，约23000例女性死于卵巢癌。根据国家癌症中心基于2003至2015年的中国癌症患者数据，卵巢癌患者5年生存率近十年来无明显变化。传统化疗手段无法显著延长肿瘤复发的间隔时间和生存期，晚期卵巢癌的复发率高达85%。铂敏感复发卵巢癌患者的治疗手段仍然非常有限，临床上亟需可以有效延长含铂化疗的响应周期，延缓卵巢癌的复发的新的治疗方案，让更多中国卵巢癌患者获益。
“由于卵巢癌发病隐匿，且缺乏有效筛查手段，70%的患者就诊时已处于晚期，并且经过初次治疗后，70%的患者都会复发。同时每次治疗后，患者的复发周期大部分会逐步缩短、耐药，这也是造成卵巢癌预后不佳的主要原因。”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妇瘤科主任吴令英教授指出，“因此延缓卵巢癌的复发，一直是临床专家面临的巨大挑战。”
国内大型患者平台“觅健”创始人刘文桂分享了近期在“觅健”平台上进行的卵巢癌患者调研：有67%的患者认为“即使目前治疗效果还行，但仍然非常担心复发”，然而有69%的患者及家属尚不了解维持治疗是延缓复发的关键，她们担忧复发之后无药可治。
基于对患者长期深入的观察，刘文桂表示：“近些年来，随着靶向治疗、免疫疗法、以及以CAR-T为代表的细胞疗法的不断突破，肺癌、乳腺癌以及血液肿瘤的患者有了越来越多的治疗选择。但是卵巢癌的治疗选择却非常有限，许多患者都担心复发后将面临‘无药可用’的困境。”
鼓励创新，中国医药创新发展正面临最好的时代
自“十八大”以来，在以重大新药创制专项为代表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下，我国卫生健康领域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其中，鼓励针对包括癌症在内的严重威胁我国人民健康的十类重大疾病研制重大药物，使我国的新药研发能力得到了较大的提升。如目前最前沿的免疫治疗领域，继两款进口免疫治疗药物获批后，仅相隔5个月，国产原研的两种免疫治疗药物就相继获批，提高了肺癌、黑色素瘤、淋巴瘤等患者的可及性及用药选择。
从重大新药创制专项到《健康中国2030》战略规划纲要，从创新药加速审评审批到各项医保目录调整，政策和市场环境都在为本土创新提供机会，帮助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执行会长宋瑞霖表示：“虽然相比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目前阶段中国的药品创新水平仍然存在很大差距，但是近年来药品审评审批改革大大促进了新药上市和引入，同时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也成就斐然。尤其在2018年，就有10个一类新药获批上市，有力填补了相关疾病领域的重要空白，实现了新药研发方面的突破，可以说中国医药创新的发展正面临最好的时代。”
宋瑞霖指出，中国医药创新对促进中国医药健康产业发展、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和医疗需求，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只有民族医药企业的发展才能解决中国人用药的根本问题。正是因为有了本土创新药的努力和坚持，我们的肿瘤患者才能不再只依赖进口药物来拯救生命。
“药物创新必须要坚持需求导向，在肿瘤领域，很多企业愿意把投入放在大的癌种，做最火的靶点，往往忽视了很多其实同样重要的小癌种患者的真实需求。中国医药要想真正实现创新，一定不能只做跟随者，要向引领者的角色转变。在卵巢癌领域，我们也希望尽快看到这样的转变，让本土创新可以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宋瑞霖强调。
抗击卵巢癌，本土创新责无旁贷
作为本土创新医药企业的代表，再鼎医药首席商务官、大中华区总裁梁怡表示：“相对于肺癌、肝癌、胃癌等在中国认知度和受重视程度较高的大癌种，卵巢癌受到的重视远远不够。肺癌、乳腺癌这类高发恶性肿瘤，研发密集，患者选择较多，而卵巢癌患者除了手术和化疗之外，治疗选择非常有限。一直以来我们高度关注患者最迫切的医疗需求，希望将同类最优或同类首创的治疗方案，以最快的速度带给中国患者。”
2018年11月，再鼎医药用于铂敏感复发性卵巢癌治疗的临床亟需创新药尼拉帕利获得国家十三五“重大新药创制”重大科技专项立项支持。尼拉帕利是全球首个获批的适用于所有铂敏感复发卵巢癌患者群体、而无论BRCA是否突变的PARP抑制剂。不管患者是否存在胚系BRCA突变，尼拉帕利都能不同程度延长卵巢癌患者中位无进展生存期。
在卵巢癌患者调研中也发现，有一部分患者和患者家属尽管了解PARP抑制剂，但国内上市的相关药物稀缺，让他们没有可以比较和选择的余地，高达99%的患者期待能有更多的PARP抑制剂能供选择使用。据吴令英教授介绍，近年来，随着PARP抑制剂的问世和应用，比如尼拉帕利，高效低毒的维持治疗已成为临床和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其能够显著延缓患者复发，给予了卵巢癌患者更多生存希望。
据了解，今年1月，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已将则乐®（尼拉帕利）作为对含铂化疗完全或部分缓解的复发性上皮性卵巢癌、输卵管癌或原发性腹膜卵巢癌成人患者维持治疗的新药上市申请纳入优先审评。“正是基于对卵巢癌患者需求的理解，我们与专家一起不断探索包括尼拉帕利在内的卵巢癌创新治疗方案，及其对中国患者的可及性。过去五年，我们见证了为患者谋求福祉的中国速度。”梁怡表示，“如今，政策与环境支持着中国药企向更高水平的研发与创新迈进。未来我们也希望与各方通力合作，用创新药物为中国患者缔造奇迹，这也是再鼎作为民族创新药企的初心和担当。”
从左到右：刘文桂，梁怡，宋瑞霖，吴令英；健康时报代表：赵安平，寇晓雯（图一）
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妇瘤科主任吴令英教授（图二）
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执行会长宋瑞霖（图三）
再鼎医药首席商务官、大中华区总裁梁怡（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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