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画德兴】话说德兴银山银矿遗址的价值#德兴# 话说德兴银山银矿遗址的价值
银山银矿遗址，位于德兴市银城街道天门山居委会南山坞至马脑坞一带。遗址总面积约2.14平方公里。采矿区有矿洞、巷道194处，另有大型露采坑、槽坑和大量废石堆积，地下开采深度达侵蚀基准面100米以下。国内外矿冶考古专家认为，银山采矿盛期为唐宋，它是目前中国开采时间最早、矿山规模最大、采冶技术最为先进的一处大型银矿遗址。采矿区保护范围：东至银城与苗圃山脊分水岭，南至南山坞正湾南面山脊，西至银山矿区北面山脚，北至马脑坞山脚。建设控制地带：遗址保护范围周围外延50米。2008年12月银山银矿遗址载入国家文物局编纂的文物普查专辑《2008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重要新发现》。2013年5月3日，国务院公布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银山银矿遗址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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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山银矿遗址点多面广，矿井形式丰富。有横井、竖井、斜井、盲井等，采矿区与冶炼区齐全，矿渣堆积丰富。保存的矿冶遗迹宏伟壮观，地形地貌原始古朴。银山银矿遗址对研究我国银矿的开采与冶炼技术发展史，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社会价值。
01
历史价值
银山古银矿是唐宋时期的一座大型银矿山，是唐宋时期中国白银生产的重要基地。银山古银矿在此期间的白银产量史书记载颇多。《文献通考》卷十八记载：“贞观初，御史权万纪上言，宣、饶二州银大发，采之岁可得数百万缗。”《太平寰宇记》卷一○七记载：“总章二年（609），邑人邓远上列取银之利。上元二年（675）因置场监，令百姓任便采取，官司什二税之，其场即以邓公为名。”夏湘蓉、李仲钧、王根元编写的《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一书中评述：“岁产量就有十余万两之多。银山银矿的税率，有百分之七和百分之二十两种不同的记载。如按百分之七计算，元和初岁产银应为十七万两。又如包括德兴银山的十余万两在内，那么，饶州银山的年产量约占当时全国银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九。”《太平广记》卷104《银山老人条》引《报应记》云：“采户逾万，并是草屋，延和中（712年）火发，万室皆尽。”据路甬祥主编的《中国古代金属矿和煤矿开采工程技术史》考证，《太平广记》中的“银山老人”乃饶州银山老人，即德兴一带。这里是唐代银产量最大的银矿区，民间的开采者竟达万户以上，足见当时民间采矿的兴盛和开采大势。《唐六典》卷20记：右藏署，“掌握邦国宝货之事”。列举唐产银地“饶、道、宜、永、安南、邕等州”，以饶州为首，则饶州首推银山。北宋至道三年（997），邓公场课银14.5万两。天禧五年（1021），以银山为主要产地的德兴县产银达88.3万两，为全国之首。北宋初期至天禧五年，银场有三监、三务、五十一场，饶州德兴邓公场位列诸矿之冠。正因为德兴采银业如此兴旺，到太平兴国元年特在德兴设市银院。综上所述，从唐代中期至北宋早期银山银矿一直是中国第一大银矿，引领风骚长达三百余年。
02
科学价值
唐宋时期的德兴银山银矿遗存表明，这是一座大型矿山，其规模和采矿冶炼技术均代表当时国内先进水平，在中国矿冶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银山银矿具有当时的先进采冶水平，矿山开拓规模大，地下开拓系统乃至矿山整体布局科学合理。所谓开拓范围大，包括矿山规模大、露采规模大、地下井深大三个方面。
矿山规模大：《太平广记》载：“饶州银山，采户逾万”，矿山规模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元和郡县图志》言，银山每岁出银十余万两，收税山银千两。据历史数据统计，银山矿产出的白银相当元和时全国银产量的59%，宣宗时总额的28%。由此可见，银山矿作为唐王朝第一大银矿，其经济和政治地位举足轻重。
露采规模大：民国27年，江西省地质调查所地质学者夏湘蓉、刘辉泗来德兴调查地质和矿产资源，并依据调查所得编撰《德兴县矿产志》（载《江西地质调查所地质汇刊第3号》）。该志载述：“银山山高约130-150公尺，峰岗错出。其间古时之废井，虽历千年仍有遗迹可考，而废石沿山坡堆积，延长约二里，高达百公尺，犹可藉以推想昔日工程之伟大。银井位于县城东约半里，井旁为古时冶银处（昔称邓公场），炼渣堆积如山，遥望之一片黑色，面积约计达一方里以上。”银山采掘之历史，亘四百余年，产量之丰，可以想见。矿产志介绍了古银山银矿的露天开采情况：“银山在西南里许山坝上，有一狭长深沟，沿山坡直上，走向约为东西，因无路可通，未至近前观察，但其为古人沿矿脉露头作露天开掘之遗迹。”夏、刘两位地质学者认为，“银山之银矿，就矿山遗迹及历史记载考之，其藏量丰富，殊无足疑，第因采掘历史悠久，地面易采部分，殊已告罄。”卢本珊在《中国古代金属矿和煤矿开采工程技术史》一书中述及上世纪70年代所见银山古银矿遗存：“江西德兴银山高约130-150米，矿床为低温热液，矿体多呈扁豆体，薄者2米，厚达20米，充填于千枚岩中并交代变质古火山岩，规模大，含银量特富，矿体上部出露地表，因而被古人充分进行露天开采。露采位于银山西南山坡上，沿矿脉由低向高向山坡直上，开凿一狭长的凹陷露天采场，走向为东西。”近年，市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对银山古银矿遗存进行考察调查。考察调查所见，遗存在南山坞的1、2号塌陷区，其上部应是古代二大露采坑，其底部则是古代地下采场，由于地下被采空，故形成大塌陷坑。全封闭的露采坑大多呈椭圆形，长径约500米、短径约300米，这种露采坑矿体处于山脊中部。还有一种是矿体处于山坡，往往形成单壁壑沟式山坡露天矿。在仙人架板、十八脚均有这种垫堑沟式露采探槽，长120-100米，宽9-12米，深5-13米。
地下井深大：银山古银矿的地下开采距地表深达30-40米，采用竖井和平巷、斜巷联合开拓。井巷采场位于矿体内部，采掘方向沿矿体走向。当井巷开拓到纵深处时，往往形成地下主采场，高度一般都有3-8米，采场面积有的达50平方米以上。井巷和采场设计施工都在矿体内。采空区的布局方法采用宝塔形，即几个叠压的采空区，上面比下面大，在平面投影上，由西北往东南方向错位布置，避免完全重叠，形成下层采场的围岩成为上层采场的矿柱，其布局反映了唐宋工匠对于地下管理的认识处于一个很高水平。这样设计，有利于地下开拓规模进一步扩大，使地下回采工艺达到了新的水平。竖井有大中小型之别，大井筒直径达3米，深度达30-40米不等，井底两对壁有巷道延伸至地下深部采矿。
科学布局的地下开拓系统是古银山矿先进技术水平的体现。古银山矿的地下开拓方法灵活多样，适应了矿体地质构造，符合安全开采的要求。地下开拓系统主要是平巷、斜巷沿矿体走向开拓，常常在巷道的尽头开拓采场。为追踪富矿，往往根据矿脉走向，采用树枝状不规则矿洞挖取富矿，扩大采掘面。还有一种方法是当平巷或斜巷向前掘进一段后，开掘大的地下采场，采取留柱空场法，即房柱法采矿，以此最大限度地开采富矿带，并保证采空区的稳定性。
银山矿的布局及其设计思想在当时是先进的。矿山的平面布置结合了地形、地质条件和生产工艺要求，做到有利生产。古代矿山工业场地包括井架、井口棚、筛分场、选矿场、贮矿场、废石场以及工具制造场。当时矿工使用的瓷陶器有罐、壶、碗、灯等，主要是饮食器，大多在矿洞前废石堆内发现。同时还发现兽骨，竹火签头、木炭等，说明当时矿工大多数时间在作业区野外露餐。另外，从采集到的唐代青瓷器残件和宋代青白瓷残件的分布点判断，似乎可以看到唐宋时期矿区分布规律：唐代采区主要在银城洎水河沿的低山处，即南山坞一带；宋代矿区主要分布在路途更远的山腰中段以上。露采坑，唐代选择围岩含砂石土的封闭式椭圆形大坑。宋代则改为剥离比更少，含富矿的全裸露坚硬岩石矿，多采用长达百余米的探槽法。
银井
古代冶银场集中于矿山西北角的铁石山，冶炼场一带分布有水井群。宋太平兴国元年（976）设立的市银院即官府收购银矿石或银锭，核收银山税的专门机构也设于此。从《德兴县志》有关银城的古代城廓图看，旧时的官署机构，以及书院、寺庙、塔等城市地标性的建筑都在铁石山冶炼场一带。虽是明清建筑，但仍是历史传承地。后人为纪念邓公场创办者邓远而兴建的邓公祠在铁石山，北宋江南名楼聚远楼旧址亦在这一带。银山古银矿的开发，带来了城市的繁荣，德兴县城以银城为名就是最好的诠释。
03
社会价值
银山古银矿遗存是中国迄今所见保存矿山历史风貌和矿业遗迹最为丰富、规模最大、年代最为久远的银矿业遗存。银山古银矿规模不仅在国内首屈一指，在世界现存的银矿山中也是少见的。
在此，我们不妨将古银山矿及其遗存与欧州、亚州的著名古银矿及其遗存作一比较，看看银山古银矿及其遗存在世界银采冶业中的历史地位和价值。银山矿的始采年代约公元616年，时值盛唐时代。以采矿、冶炼为主，采用民采官收，官方监管制度。矿冶技术为露采和地下开采相结合，灰吹法炼银。生产环境与城镇关联，人文传说丰富，传说有神鹿。银山古银矿为唐代至北宋前期中国最大的银矿。值得一提的是，银山银矿至今还在正常生产。银山银采冶遗址是当今国内历史风貌和采冶遗迹最为丰富完整，规模最大、年代最为久远的古银采业遗存。德国的格拉斯拉尔银矿，始采于德意志王公时代（约公元968年），为御用矿山。今银矿周边存有古城和古今采银遗迹，环境与古城关联，传说有神马。格拉斯拉尔银矿遗址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亚州的日本石见银矿，始采于江户时代（约公元1564年），遗存有古城和开采冶炼遗迹。使用灰吹法炼银，矿山属海岛矿山。石见银矿遗址近年亦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国内其它古银矿遗址，大多为明代遗存，少数为宋代遗存，规模和历史风貌的丰富和完整等方面均不及银山古银矿遗址。综上所述，银山古银矿是目前国内，乃至世界上已知的开采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银矿之一；银山古银矿遗址是国内外罕见的古银采业遗存，是人类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遗产。
银山银矿遗址，位于德兴市银城街道天门山居委会南山坞至马脑坞一带。遗址总面积约2.14平方公里。采矿区有矿洞、巷道194处，另有大型露采坑、槽坑和大量废石堆积，地下开采深度达侵蚀基准面100米以下。国内外矿冶考古专家认为，银山采矿盛期为唐宋，它是目前中国开采时间最早、矿山规模最大、采冶技术最为先进的一处大型银矿遗址。采矿区保护范围：东至银城与苗圃山脊分水岭，南至南山坞正湾南面山脊，西至银山矿区北面山脚，北至马脑坞山脚。建设控制地带：遗址保护范围周围外延50米。2008年12月银山银矿遗址载入国家文物局编纂的文物普查专辑《2008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重要新发现》。2013年5月3日，国务院公布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银山银矿遗址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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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山银矿遗址点多面广，矿井形式丰富。有横井、竖井、斜井、盲井等，采矿区与冶炼区齐全，矿渣堆积丰富。保存的矿冶遗迹宏伟壮观，地形地貌原始古朴。银山银矿遗址对研究我国银矿的开采与冶炼技术发展史，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社会价值。
01
历史价值
银山古银矿是唐宋时期的一座大型银矿山，是唐宋时期中国白银生产的重要基地。银山古银矿在此期间的白银产量史书记载颇多。《文献通考》卷十八记载：“贞观初，御史权万纪上言，宣、饶二州银大发，采之岁可得数百万缗。”《太平寰宇记》卷一○七记载：“总章二年（609），邑人邓远上列取银之利。上元二年（675）因置场监，令百姓任便采取，官司什二税之，其场即以邓公为名。”夏湘蓉、李仲钧、王根元编写的《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一书中评述：“岁产量就有十余万两之多。银山银矿的税率，有百分之七和百分之二十两种不同的记载。如按百分之七计算，元和初岁产银应为十七万两。又如包括德兴银山的十余万两在内，那么，饶州银山的年产量约占当时全国银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九。”《太平广记》卷104《银山老人条》引《报应记》云：“采户逾万，并是草屋，延和中（712年）火发，万室皆尽。”据路甬祥主编的《中国古代金属矿和煤矿开采工程技术史》考证，《太平广记》中的“银山老人”乃饶州银山老人，即德兴一带。这里是唐代银产量最大的银矿区，民间的开采者竟达万户以上，足见当时民间采矿的兴盛和开采大势。《唐六典》卷20记：右藏署，“掌握邦国宝货之事”。列举唐产银地“饶、道、宜、永、安南、邕等州”，以饶州为首，则饶州首推银山。北宋至道三年（997），邓公场课银14.5万两。天禧五年（1021），以银山为主要产地的德兴县产银达88.3万两，为全国之首。北宋初期至天禧五年，银场有三监、三务、五十一场，饶州德兴邓公场位列诸矿之冠。正因为德兴采银业如此兴旺，到太平兴国元年特在德兴设市银院。综上所述，从唐代中期至北宋早期银山银矿一直是中国第一大银矿，引领风骚长达三百余年。
02
科学价值
唐宋时期的德兴银山银矿遗存表明，这是一座大型矿山，其规模和采矿冶炼技术均代表当时国内先进水平，在中国矿冶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银山银矿具有当时的先进采冶水平，矿山开拓规模大，地下开拓系统乃至矿山整体布局科学合理。所谓开拓范围大，包括矿山规模大、露采规模大、地下井深大三个方面。
矿山规模大：《太平广记》载：“饶州银山，采户逾万”，矿山规模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元和郡县图志》言，银山每岁出银十余万两，收税山银千两。据历史数据统计，银山矿产出的白银相当元和时全国银产量的59%，宣宗时总额的28%。由此可见，银山矿作为唐王朝第一大银矿，其经济和政治地位举足轻重。
露采规模大：民国27年，江西省地质调查所地质学者夏湘蓉、刘辉泗来德兴调查地质和矿产资源，并依据调查所得编撰《德兴县矿产志》（载《江西地质调查所地质汇刊第3号》）。该志载述：“银山山高约130-150公尺，峰岗错出。其间古时之废井，虽历千年仍有遗迹可考，而废石沿山坡堆积，延长约二里，高达百公尺，犹可藉以推想昔日工程之伟大。银井位于县城东约半里，井旁为古时冶银处（昔称邓公场），炼渣堆积如山，遥望之一片黑色，面积约计达一方里以上。”银山采掘之历史，亘四百余年，产量之丰，可以想见。矿产志介绍了古银山银矿的露天开采情况：“银山在西南里许山坝上，有一狭长深沟，沿山坡直上，走向约为东西，因无路可通，未至近前观察，但其为古人沿矿脉露头作露天开掘之遗迹。”夏、刘两位地质学者认为，“银山之银矿，就矿山遗迹及历史记载考之，其藏量丰富，殊无足疑，第因采掘历史悠久，地面易采部分，殊已告罄。”卢本珊在《中国古代金属矿和煤矿开采工程技术史》一书中述及上世纪70年代所见银山古银矿遗存：“江西德兴银山高约130-150米，矿床为低温热液，矿体多呈扁豆体，薄者2米，厚达20米，充填于千枚岩中并交代变质古火山岩，规模大，含银量特富，矿体上部出露地表，因而被古人充分进行露天开采。露采位于银山西南山坡上，沿矿脉由低向高向山坡直上，开凿一狭长的凹陷露天采场，走向为东西。”近年，市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对银山古银矿遗存进行考察调查。考察调查所见，遗存在南山坞的1、2号塌陷区，其上部应是古代二大露采坑，其底部则是古代地下采场，由于地下被采空，故形成大塌陷坑。全封闭的露采坑大多呈椭圆形，长径约500米、短径约300米，这种露采坑矿体处于山脊中部。还有一种是矿体处于山坡，往往形成单壁壑沟式山坡露天矿。在仙人架板、十八脚均有这种垫堑沟式露采探槽，长120-100米，宽9-12米，深5-13米。
地下井深大：银山古银矿的地下开采距地表深达30-40米，采用竖井和平巷、斜巷联合开拓。井巷采场位于矿体内部，采掘方向沿矿体走向。当井巷开拓到纵深处时，往往形成地下主采场，高度一般都有3-8米，采场面积有的达50平方米以上。井巷和采场设计施工都在矿体内。采空区的布局方法采用宝塔形，即几个叠压的采空区，上面比下面大，在平面投影上，由西北往东南方向错位布置，避免完全重叠，形成下层采场的围岩成为上层采场的矿柱，其布局反映了唐宋工匠对于地下管理的认识处于一个很高水平。这样设计，有利于地下开拓规模进一步扩大，使地下回采工艺达到了新的水平。竖井有大中小型之别，大井筒直径达3米，深度达30-40米不等，井底两对壁有巷道延伸至地下深部采矿。
科学布局的地下开拓系统是古银山矿先进技术水平的体现。古银山矿的地下开拓方法灵活多样，适应了矿体地质构造，符合安全开采的要求。地下开拓系统主要是平巷、斜巷沿矿体走向开拓，常常在巷道的尽头开拓采场。为追踪富矿，往往根据矿脉走向，采用树枝状不规则矿洞挖取富矿，扩大采掘面。还有一种方法是当平巷或斜巷向前掘进一段后，开掘大的地下采场，采取留柱空场法，即房柱法采矿，以此最大限度地开采富矿带，并保证采空区的稳定性。
银山矿的布局及其设计思想在当时是先进的。矿山的平面布置结合了地形、地质条件和生产工艺要求，做到有利生产。古代矿山工业场地包括井架、井口棚、筛分场、选矿场、贮矿场、废石场以及工具制造场。当时矿工使用的瓷陶器有罐、壶、碗、灯等，主要是饮食器，大多在矿洞前废石堆内发现。同时还发现兽骨，竹火签头、木炭等，说明当时矿工大多数时间在作业区野外露餐。另外，从采集到的唐代青瓷器残件和宋代青白瓷残件的分布点判断，似乎可以看到唐宋时期矿区分布规律：唐代采区主要在银城洎水河沿的低山处，即南山坞一带；宋代矿区主要分布在路途更远的山腰中段以上。露采坑，唐代选择围岩含砂石土的封闭式椭圆形大坑。宋代则改为剥离比更少，含富矿的全裸露坚硬岩石矿，多采用长达百余米的探槽法。
银井
古代冶银场集中于矿山西北角的铁石山，冶炼场一带分布有水井群。宋太平兴国元年（976）设立的市银院即官府收购银矿石或银锭，核收银山税的专门机构也设于此。从《德兴县志》有关银城的古代城廓图看，旧时的官署机构，以及书院、寺庙、塔等城市地标性的建筑都在铁石山冶炼场一带。虽是明清建筑，但仍是历史传承地。后人为纪念邓公场创办者邓远而兴建的邓公祠在铁石山，北宋江南名楼聚远楼旧址亦在这一带。银山古银矿的开发，带来了城市的繁荣，德兴县城以银城为名就是最好的诠释。
03
社会价值
银山古银矿遗存是中国迄今所见保存矿山历史风貌和矿业遗迹最为丰富、规模最大、年代最为久远的银矿业遗存。银山古银矿规模不仅在国内首屈一指，在世界现存的银矿山中也是少见的。
在此，我们不妨将古银山矿及其遗存与欧州、亚州的著名古银矿及其遗存作一比较，看看银山古银矿及其遗存在世界银采冶业中的历史地位和价值。银山矿的始采年代约公元616年，时值盛唐时代。以采矿、冶炼为主，采用民采官收，官方监管制度。矿冶技术为露采和地下开采相结合，灰吹法炼银。生产环境与城镇关联，人文传说丰富，传说有神鹿。银山古银矿为唐代至北宋前期中国最大的银矿。值得一提的是，银山银矿至今还在正常生产。银山银采冶遗址是当今国内历史风貌和采冶遗迹最为丰富完整，规模最大、年代最为久远的古银采业遗存。德国的格拉斯拉尔银矿，始采于德意志王公时代（约公元968年），为御用矿山。今银矿周边存有古城和古今采银遗迹，环境与古城关联，传说有神马。格拉斯拉尔银矿遗址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亚州的日本石见银矿，始采于江户时代（约公元1564年），遗存有古城和开采冶炼遗迹。使用灰吹法炼银，矿山属海岛矿山。石见银矿遗址近年亦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国内其它古银矿遗址，大多为明代遗存，少数为宋代遗存，规模和历史风貌的丰富和完整等方面均不及银山古银矿遗址。综上所述，银山古银矿是目前国内，乃至世界上已知的开采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银矿之一；银山古银矿遗址是国内外罕见的古银采业遗存，是人类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遗产。
【义以为质，《论语》中的名利观】《论语》在重道、崇德、尚仁的主旨中，鲜明阐述了君子的名利观。作为一种主张积极入世的理论，儒家通常并不回避常人对名利富贵的追求，但强调这种追求应该遵从仁义道德。并且，儒家认为，名利富贵虽好，但世上还有比名利更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是仁义。不回避名利，但将仁义置于名利之上，构成了君子的名利观。#每天读国学#
《论语》倡导安贫乐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礼且具有高度内在同一性的利益观，强调用行舍藏、重在内求的名位观。两者互为交融、映射形成，反映出君子追求仁义、反求诸己、淡泊名利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构成君子人格的基本属性。
君子之于“利”：义以为质
关于儒家的财富观，一言以蔽之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认为，君子看重的是道义，小人看重的是利益。对于义利的态度，可以将君子和小人区分开来。小人追求个人利益，也只追求个人利益，因此将利置于义之上；君子亦会追求个人利益，但会先考虑所得是否合于义，“义以为质”，以义为原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细读《论语》各章文本，按照从贫到富不同程度，似可将君子之于“利”分为三重维度，即安贫乐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礼。三者虽贫富程度不同，在名利观上却具有内在的同一性。以三者分析不同人的不同境遇与作为，没有特别的高下之分。
“安贫乐道”是最早由先秦儒家倡导的一种处世态度和人生境界，核心是超越物质的欲望，在理想的追求中达到精神上的满足。安贫乐道的理念在《论语》各章节随处可见，如开篇《学而》中孔子倡导“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在《述而》中又进一步表明心志，“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看来，作为一个君子，不应当过多地讲究自己的饮食与居处，食不必追求饱足，住不必追求安逸。君子应当把注意力放在做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对于有理想的人来讲，即使贫苦也是乐在其中的。
在孔门诸弟子中，最能安贫乐道者非颜回莫属。《雍也》篇中专门记有孔子对颜回由衷的赞誉，“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于是，箪食瓢饮成为后世君子安贫乐道的象征。颜回何以能做到“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呢？知徒莫如师，孔子一语中的：“其心三月不违仁。”颜回能够长时间不违背仁德的原则。所谓安贫乐道，即胸怀仁德之正道，如此心中便会不断地有充实之感，就不会因身外之物的多寡而烦扰。
“在陈绝粮”一节更具师徒论道的典型性。孔门师徒一行在陈国断绝了粮食，跟随的人都饿得爬不起来，于是子路很不高兴地来见师父说：“君子也有穷得毫无办法的时候吗？”面对子路的抱怨与困惑，孔子点明了困顿之际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在困窘时还能固守正道，小人一困窘就会胡作非为。顺境往往不易检验人的心性，置身困境，就能分辨出人能否有所坚守。在困顿时、不得志时还能贫贱不移、不失节操者，才是合格的真君子。钱穆先生说“仁者之心得自天赋，处常境而疏忽，遭变故而摇移。人之不仁非由于难得之，乃由于轻去之。惟君子能安处一切境遇而不去仁，是故谓之君子”，就是这个道理。
正是恪守正道，君子才能够做到“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小人却“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君子哪怕一顿饭的时间也不会离开仁，即便是在最容易与仁背道而驰的两种情形——忙乱、颠沛流离中，也是这样。而小人既不能够长久地安于穷困，也不能够长久地处于安乐之中，因为没有仁德的人长久地处在贫困或安乐之中都会更加堕落。
以上，正如《中庸》所言，“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守着正道，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遵循天命，去做应该做的事。处于富贵的地位，就做富贵应该做的事；处于贫贱的状况，就安于贫苦；处于边远地区，就做在边远地区应该做的事；处于患难之中，就做在患难之中应该做的事。君子没有什么情况是不能安然自得的。而小人却铤而走险妄图获得非分的东西。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安贫乐道的境界之外，儒家并不否定人对名利富贵的追求，但强调这种追求应服从仁义道德。
在《里仁》篇中，孔子阐述了富贵当“取之有道”的鲜明态度。“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名利富贵，是人正常的欲求，但是以不正当的手段得到它们，君子不享受。君子当持守“仁”，因追名逐利而背离“仁”的准则的，便不能称之为君子。
随后《述而》篇对“取之有道”有进一步的论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意思是说财富如果可以合理求得的话，即使是做手拿鞭子的差役，我也愿意。如果不能合理求得，我还是做自己所爱好的事。这里“从吾所好”，就是说要遵循本心，坚守正道，正与安贫乐道相通。
“富而好礼”出自《学而》篇，源于孔门弟子子贡的提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贡擅长经商获利，并在孔氏四门中以“言语”著称。是时，子贡从自身为人治学经历出发，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做到虽贫穷而不巴结奉承别人，富有而不盛气凌人，已经很是难能可贵，可以称为“君子”了，于是就此向老师请教。孔子却认为，“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固然难得，然而更高的境界当是“贫而乐，富而好礼”。子贡恍然大悟，回应说这就需要进一步修炼，像是对待骨、角、象牙、玉石一样，一遍遍不断打磨精进，先开料，再糙锉，然后磨光。
朱熹后来注释说，“常人溺于贫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表现为贫多求、故易谄，富有恃、故易骄。在此基础上，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乃皆知所自守也，然尚未超脱贫富的窒碍。最高的境界当是乐道则忘其贫，好礼则安于处善。因此，安贫乐道与富而好礼具有同一性，相辅相成。
后来，虽然孔子再次强调“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对于“富而好礼”在后文中却没有进一步的说明。然而在后世方志、碑铭中，常见士绅之家“富而好礼”之举：平素对亲邻多有帮助，周济米粮，恤养孤贫，甚至焚烧亲邻借债的契约，遇有灾荒时更是加意如此。在地方社会中，常常不吝银钱积极修桥补路、修缮城墙衙署、设立学校，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无论方志还是碑铭的撰写者多是饱受儒家伦理浸润的文人士绅，上述义举本质上体现了儒家“富而好礼”的基本价值导向。
君子之于“名”：求其在我
《学而》开篇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篇尾复行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意即别人不知晓、不了解我，大可不必愠恼、忧忿，君子所虑所急者当在于自己不了解别人。《里仁》篇全面阐述了对名誉地位的态度，“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这里，“位”即职位，有官守者各立于其位。意思是说不发愁没有职位，而是发愁没有任职的本领；不怕没有人知道自己，去追求足以使别人知晓自己的本领好了。《宪问》等篇再次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对于名位，儒家强调不要去关注名位本身，而要关注自身是否有本领、德行能配得上这名位。即使别人对自己不了解，也不去计较埋怨，因为这种情绪是没必要的，重要的是修炼自身。君子求其在我，是为内求。
对于是否出仕为官，儒家秉持中和立场，既不避位，亦不汲汲以求，整体观点是用行舍藏，被任用就行其道，不被任用就退隐。《论语》中有不少这样的例证。蘧伯玉被孔子赞誉为真君子，“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这里的“怀”即收而藏之，并有秉守本心、固善其身之意。南宫适“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孔子以兄之子妻之”。因之进退有度，孔子以兄长之女相许。弟子原思（名宪）问耻，孔子答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这是《宪问》篇首章首句，“谷”者禄也，国家政治清明时可以做官领俸禄，政治黑暗时仍然这样做就是耻辱了。
又有弟子闵子骞拒绝出任费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闵子骞也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为人孝顺、性格正直。当权的鲁国贵族季氏听闻闵子骞的贤名，想请闵子骞出任费宰，以笼络人心。然而季氏平日所为为闵子骞所不齿，闵子骞便婉言拒绝，否则就要逃到齐国去。
蘧伯玉、南宫适、闵子骞的经历，含有鲜明的用行舍藏之意。正如孔子所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用我者则行此道于世，不能有用我者则藏此道在身。用舍在外，行藏在我。诚如前言，君子之道贵在内求。
对于名位，儒家最为推崇赞誉的境界是辞让天下，为而不有、为而不恃。泰伯三以天下让，孔子赞誉不已：“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孔子最为推崇尧、舜、禹三代圣贤对天下为而不有、为而不恃的境界，“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这里的“不与”，何晏批注是“不求”的意思。舜和禹得到天下，不是自己求的。那他们何以有天下？正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崇高，才华能力很强，是德行感召的，所以孔子极其赞叹。不仅如此，他们更以天下之罪为己罪，舜以命禹“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无独有偶，武王克商后大封于庙，亦言称“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表明不仅不以天下私有，更以百姓之罪为己罪，境界非常高远。
《论语》倡导安贫乐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礼且具有高度内在同一性的利益观，强调用行舍藏、重在内求的名位观。两者互为交融、映射形成，反映出君子追求仁义、反求诸己、淡泊名利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构成君子人格的基本属性。
君子之于“利”：义以为质
关于儒家的财富观，一言以蔽之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认为，君子看重的是道义，小人看重的是利益。对于义利的态度，可以将君子和小人区分开来。小人追求个人利益，也只追求个人利益，因此将利置于义之上；君子亦会追求个人利益，但会先考虑所得是否合于义，“义以为质”，以义为原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细读《论语》各章文本，按照从贫到富不同程度，似可将君子之于“利”分为三重维度，即安贫乐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礼。三者虽贫富程度不同，在名利观上却具有内在的同一性。以三者分析不同人的不同境遇与作为，没有特别的高下之分。
“安贫乐道”是最早由先秦儒家倡导的一种处世态度和人生境界，核心是超越物质的欲望，在理想的追求中达到精神上的满足。安贫乐道的理念在《论语》各章节随处可见，如开篇《学而》中孔子倡导“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在《述而》中又进一步表明心志，“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看来，作为一个君子，不应当过多地讲究自己的饮食与居处，食不必追求饱足，住不必追求安逸。君子应当把注意力放在做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对于有理想的人来讲，即使贫苦也是乐在其中的。
在孔门诸弟子中，最能安贫乐道者非颜回莫属。《雍也》篇中专门记有孔子对颜回由衷的赞誉，“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于是，箪食瓢饮成为后世君子安贫乐道的象征。颜回何以能做到“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呢？知徒莫如师，孔子一语中的：“其心三月不违仁。”颜回能够长时间不违背仁德的原则。所谓安贫乐道，即胸怀仁德之正道，如此心中便会不断地有充实之感，就不会因身外之物的多寡而烦扰。
“在陈绝粮”一节更具师徒论道的典型性。孔门师徒一行在陈国断绝了粮食，跟随的人都饿得爬不起来，于是子路很不高兴地来见师父说：“君子也有穷得毫无办法的时候吗？”面对子路的抱怨与困惑，孔子点明了困顿之际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在困窘时还能固守正道，小人一困窘就会胡作非为。顺境往往不易检验人的心性，置身困境，就能分辨出人能否有所坚守。在困顿时、不得志时还能贫贱不移、不失节操者，才是合格的真君子。钱穆先生说“仁者之心得自天赋，处常境而疏忽，遭变故而摇移。人之不仁非由于难得之，乃由于轻去之。惟君子能安处一切境遇而不去仁，是故谓之君子”，就是这个道理。
正是恪守正道，君子才能够做到“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小人却“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君子哪怕一顿饭的时间也不会离开仁，即便是在最容易与仁背道而驰的两种情形——忙乱、颠沛流离中，也是这样。而小人既不能够长久地安于穷困，也不能够长久地处于安乐之中，因为没有仁德的人长久地处在贫困或安乐之中都会更加堕落。
以上，正如《中庸》所言，“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守着正道，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遵循天命，去做应该做的事。处于富贵的地位，就做富贵应该做的事；处于贫贱的状况，就安于贫苦；处于边远地区，就做在边远地区应该做的事；处于患难之中，就做在患难之中应该做的事。君子没有什么情况是不能安然自得的。而小人却铤而走险妄图获得非分的东西。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安贫乐道的境界之外，儒家并不否定人对名利富贵的追求，但强调这种追求应服从仁义道德。
在《里仁》篇中，孔子阐述了富贵当“取之有道”的鲜明态度。“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名利富贵，是人正常的欲求，但是以不正当的手段得到它们，君子不享受。君子当持守“仁”，因追名逐利而背离“仁”的准则的，便不能称之为君子。
随后《述而》篇对“取之有道”有进一步的论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意思是说财富如果可以合理求得的话，即使是做手拿鞭子的差役，我也愿意。如果不能合理求得，我还是做自己所爱好的事。这里“从吾所好”，就是说要遵循本心，坚守正道，正与安贫乐道相通。
“富而好礼”出自《学而》篇，源于孔门弟子子贡的提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贡擅长经商获利，并在孔氏四门中以“言语”著称。是时，子贡从自身为人治学经历出发，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做到虽贫穷而不巴结奉承别人，富有而不盛气凌人，已经很是难能可贵，可以称为“君子”了，于是就此向老师请教。孔子却认为，“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固然难得，然而更高的境界当是“贫而乐，富而好礼”。子贡恍然大悟，回应说这就需要进一步修炼，像是对待骨、角、象牙、玉石一样，一遍遍不断打磨精进，先开料，再糙锉，然后磨光。
朱熹后来注释说，“常人溺于贫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表现为贫多求、故易谄，富有恃、故易骄。在此基础上，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乃皆知所自守也，然尚未超脱贫富的窒碍。最高的境界当是乐道则忘其贫，好礼则安于处善。因此，安贫乐道与富而好礼具有同一性，相辅相成。
后来，虽然孔子再次强调“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对于“富而好礼”在后文中却没有进一步的说明。然而在后世方志、碑铭中，常见士绅之家“富而好礼”之举：平素对亲邻多有帮助，周济米粮，恤养孤贫，甚至焚烧亲邻借债的契约，遇有灾荒时更是加意如此。在地方社会中，常常不吝银钱积极修桥补路、修缮城墙衙署、设立学校，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无论方志还是碑铭的撰写者多是饱受儒家伦理浸润的文人士绅，上述义举本质上体现了儒家“富而好礼”的基本价值导向。
君子之于“名”：求其在我
《学而》开篇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篇尾复行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意即别人不知晓、不了解我，大可不必愠恼、忧忿，君子所虑所急者当在于自己不了解别人。《里仁》篇全面阐述了对名誉地位的态度，“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这里，“位”即职位，有官守者各立于其位。意思是说不发愁没有职位，而是发愁没有任职的本领；不怕没有人知道自己，去追求足以使别人知晓自己的本领好了。《宪问》等篇再次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对于名位，儒家强调不要去关注名位本身，而要关注自身是否有本领、德行能配得上这名位。即使别人对自己不了解，也不去计较埋怨，因为这种情绪是没必要的，重要的是修炼自身。君子求其在我，是为内求。
对于是否出仕为官，儒家秉持中和立场，既不避位，亦不汲汲以求，整体观点是用行舍藏，被任用就行其道，不被任用就退隐。《论语》中有不少这样的例证。蘧伯玉被孔子赞誉为真君子，“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这里的“怀”即收而藏之，并有秉守本心、固善其身之意。南宫适“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孔子以兄之子妻之”。因之进退有度，孔子以兄长之女相许。弟子原思（名宪）问耻，孔子答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这是《宪问》篇首章首句，“谷”者禄也，国家政治清明时可以做官领俸禄，政治黑暗时仍然这样做就是耻辱了。
又有弟子闵子骞拒绝出任费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闵子骞也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为人孝顺、性格正直。当权的鲁国贵族季氏听闻闵子骞的贤名，想请闵子骞出任费宰，以笼络人心。然而季氏平日所为为闵子骞所不齿，闵子骞便婉言拒绝，否则就要逃到齐国去。
蘧伯玉、南宫适、闵子骞的经历，含有鲜明的用行舍藏之意。正如孔子所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用我者则行此道于世，不能有用我者则藏此道在身。用舍在外，行藏在我。诚如前言，君子之道贵在内求。
对于名位，儒家最为推崇赞誉的境界是辞让天下，为而不有、为而不恃。泰伯三以天下让，孔子赞誉不已：“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孔子最为推崇尧、舜、禹三代圣贤对天下为而不有、为而不恃的境界，“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这里的“不与”，何晏批注是“不求”的意思。舜和禹得到天下，不是自己求的。那他们何以有天下？正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崇高，才华能力很强，是德行感召的，所以孔子极其赞叹。不仅如此，他们更以天下之罪为己罪，舜以命禹“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无独有偶，武王克商后大封于庙，亦言称“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表明不仅不以天下私有，更以百姓之罪为己罪，境界非常高远。
谈谈存放六堡茶
文/彭庆中
六堡茶存储过程中其品质仍然不断变化，存放环境的温度、湿度、氧气、光线等因素直接影响六堡茶品质
谈谈存放六堡茶
有经验的茶友都知道，在一定的时间内，六堡茶越陈越佳，所以很多茶友都喜欢多买些存着，边喝边放，感受六堡茶随着岁月慢慢老去所带来的变化。六堡茶该如何存放呢？家庭中存放六堡茶须注意些什么呢？
从主要因素而言，影响茶叶存储、导致其发生变化、陈化的四大因素是温度、湿度、氧气、光线，再有就是陈放环境的干净、气味等。六堡茶的存储，需将这些因素加以分析，其中恰当的温度湿度等为利于陈化的因素，阳光直射、杂味串味等为劣变因素则须注意避免。
书上的方法并非都正确
一直以来，我们看到很多书上都有关于茶的存储的方法，比如常见的“石灰块保藏法”“热水瓶保藏法”“抽真空贮藏法”等。这些方法对不对呢？
客观地说，这些方法都正确，只不过不适合我们常常说到的六堡茶存储而已，或者可以说，对于六堡茶或者是普洱茶而言，这些做法是不正确的。
一直以来，平常看到的很多茶书都会说到茶的存储，而且这类茶的普及读物多半不会针对不同茶的分类而提出不同的存储方法，而单一地介绍一大堆“抽真空”、“密闭”、“低温”等措施，往往会误导很多新茶友。中国是茶的发源地，茶的品种非常多。茶行业中就有“茶叶学到老，茶名记不了”的说法。确实，中国茶叶种类很多，权威分类中基本大类就有绿茶、红茶、黑茶、青茶、白茶、黄茶等，其在种植、加工、品饮、存储等都各有其特性，不可一概而论。
由于过去绿茶是主要消费的品种，所以，很多普及类茶叶书籍介绍的常识多是以绿茶为主。而书中的“石灰块保藏法”、“热水瓶保藏法”、“抽气贮藏法”多是指绿茶而言的，而“抽真空”、“冷藏”等做法，也常见于闽南乌龙茶如铁观音、本山等。因此，新茶友必须了解这点，存茶也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否则容易踏入误区，“尽信书不如无书”了。
锡罐不太适合存储六堡茶
从前，很多茶客认为，储装茶叶以锡器最好，至今仍有一些老茶客有这样的看法。还有书上说从古至今已被公认为保存茶叶的最佳器皿。现在，市场上好的锡罐还非常昂贵而畅销。
锡罐的兴起应该是在陶罐、瓷瓶、漆盒（漆器的茶器具由于其难以消除的油漆味道而没有太流行）之后。锡罐流行始于明清两代，一则金属制品罐口紧密，而锡又较软而密封功能不错，二来质地光泽明亮，表面很容易做上精美的浮雕，造型又可多变，一经出现，便迅速风行。清末之后，随着手工业、现代工业的逐步发展，饮茶之风兴起，居家必备各式锡罐。纯锡熔点低，不需高温便可熔解，锡版成型之后镌刻容易，加之能工巧匠各出奇技，雕刻繁复精美的花纹，而更为盛行。
在明清两代，粤东潮汕各地陆续发现锡锌等混生的矿脉，潮汕即成锡矿产区。后来，马来西亚也发现了锡矿，开始了开采。潮汕盛行喝茶，将饮茶之风带到马来西亚的也有潮汕、闽南及两广人，他们对茶也是情有独钟，一时间，生产加工锡器皿的锡罐的行业配套便因应市场需要迅速跟上，并向各地推广，清末至民国期间锡罐一时风行各地。
但是，人们很早就发现，锡罐并不是特别适宜用来贮藏东西。因锡极易氧化，虽然新品出来，令人眼前一亮，但时间长了，都会氧化发灰发暗。不过，即使现代工艺逐步解决了锡罐易于氧化变暗的问题，但由于其质地软、过于密闭等特点，锡罐还是不太适合存储六堡茶的。因为，六堡茶的陈化需要氧气、适合的温度湿度环境。
避免阳光直射和雨淋
有一些茶友提出，用玻璃瓶或玻璃罐来存储六堡茶，其实这个做法欠妥。在茶的存储中，避光是一个很重要的要求。
在茶叶中，光照会加速茶中芳香类物质的分解，促进脂类化合物的氧化。光使茶叶中的脂肪酸氧化生成了反-2-链烯醛和庚醛，使原有的香气变坏，形成强烈杂味（有人称之日晒味），有资料表明，贮藏在透光玻璃瓶比贮藏在木盒中的干茶变质更快。
记得小时候，印象中我们梧州很多茶叶店在售卖茶叶的时候，大多曾采用过玻璃坛罐装着茶叶。这种做法其实是一种无奈的做法，毕竟商家要向顾客展示所售茶叶的色泽和形状。不过，据向一些年老的茶商了解，按他们的经验，这类“露光”展示存放的茶叶，必须尽快清货，快则半月，多则几月茶就会慢慢劣变、色泽变得暗哑，香气变弱甚至变异。
梧州地处亚热带，四季分明，冬春空气湿度较大，夏秋高温干燥，是比较理想的存放气候。而在北方，在秋冬季节往往会过于干燥，春季也不如南方潮湿，没有南方地区典型的每年干湿冷热循环一次的气候变化，而这点对于六堡茶的陈放是很有利的。就如同过去曾经将搬进搬出防空洞作为六堡茶的工艺流程的效果一样。
六堡茶对存放地点并不挑剔，不论是空间大或小，是阁楼还是专有茶仓库，只要不受阳光直射，不受雨淋。基本是适宜存放。
存放六堡茶器具的材质有瓷器、陶器、竹篾编织物、竹木器物等几大类。用瓷瓮放置六堡茶得留心，厂家茶特别是带略带酸气的新茶，偏于潮湿不宜放入这种容器，还是放入竹编箩筐或陶瓮较好。瓷瓮以存放陈茶为宜，特别是已经非常完美的老茶，用瓷质的容器放置，更为适宜。陶罐细分为上釉与不上釉两大类。上釉的陶瓮保湿度较佳，活性适中，同样适合放置陈茶。不上釉的陶瓮、竹编箩筐、竹木器物以及葫芦等，透气性好，有温湿度变化，利于茶的转化，一般的六堡茶都可以放置。
竹木器物（或者是漆器）的话，就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因为新的竹木器具往往还有一些气味，漆器也是，衡量这些器物是否适合存茶，还是以其是否有异味为前提了。假如是经过长时间的晾放或采用工艺去除异味，这些竹筒、木盒、漆器之类存放茶叶，还是可以的。
放入这些容器前，六堡茶可以先用纸包好。纸的选用，最好是透气的无异味的玉扣纸、砂纸、生宣（不宜用熟宣，熟宣多有矾的气味）、棉纸、毛纸等，不宜使用塑料袋。一般家庭中如果放不了这么多坛坛罐罐，也可将六堡茶用纸包好后，存放于干净无味的装食品用的纸箱中。
正确把握通风和透气
一般茶书上，说到茶叶存放，大多都会写着“放置在阴凉通风之处”，对于六堡茶而言，此说值得商榷。尤其是梧州的冬春季节空气湿度很大，这种做法就必须小心，因为茶叶，容易吸潮。春季，如果增加了通风相反会令茶品很容易受潮。
六堡散茶可用纸包好或放入陶罐中，箩装茶、饼茶等可放入无味的纸箱中，并封好，做到“透气”就可（在春季“回南天”这点尤为重要，包装纸和纸箱有调节作用，可以挡住外界过多的湿气。）。可以封好度过春天雨季的茶品本身所含水分也不能太高，如果是新茶，本身含水很高，就在无雨的秋冬季就应该适当晾开透气，使其干燥。在春季湿度大的季节，不宜频频翻动纸箱，以免六堡茶受潮。
不过，也无需过于担心，即使是天气潮湿，对于存茶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只要你做到了上面几点，用包装纸和纸箱营造一个“湿度缓冲区”，就很足够了，建议不要使用除湿机或是空调的抽湿功能长时间“吸干”茶的水分，而以自然状况下的湿度存放为最佳。
即使是空气湿度不大的季节，也应该慎重看待这个“通风”，按一些茶人的经验，存放六堡茶的地方，不需要空气流动过快，也就是说不需要太“通风”。一般而言，经过充分沤堆发酵，发酵比较完全的六堡茶，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通风放置，去除堆味后，不宜存放在过于通风的环境中。甚至，如果是一定年份的发酵充分的六堡陈茶更要避免通风，基本保持透气即可，过于通风相反是对存茶不利的，这里须把握好这个“通风”的度。
农家茶、厂家茶宜分开放
茶很容易吸味，有一定经验的茶友都知道这点，有的茶友更有一些教训。所以，我们存放茶叶的地方都必须远离污染和味源如化学品香精、香皂、檀香、香木、樟脑等气味浓厚的物品。而且一旦染上杂味，是很难去除了的。花茶的窨制也是利用了茶易于吸味的原理生产出来的。六堡茶中，六堡农家茶（即传统工艺的六堡茶）以有其独特的风味，受到很多茶友的喜爱。但很多茶友同时也觉得困惑，农家茶、厂家六堡茶这两种茶一起存放，可以吗？
一般而言，很多农家茶品有其特有的松烟味、炭火味，与厂家六堡茶（后期渥堆发酵）气味有很明显不同，混放在一起，也会引起一定程度的“窜味”，是不适宜混放的。不过，由于茶友们手中的茶，往往都有各种独立的包装，不会真正“混”放，因此觉得“问题不大”，实在是没有分开存放的空间，这样的做法也未尝不可。不过，假如家里空间许可，还是分开存放为好。
说到这个包装，尤其需要注意异味，一些厂家商家往往会忽略了这点，在此提醒茶友们的注意。一款六堡茶拿回家中，请首先检查一下现有的包装是否有异味，特别是一些印刷的油墨味、锦盒包装味等等。如果发现有异味，请尽快地将茶取出，用干净砂纸简单包好，放置在通风处摊晾一段时间，或能补救。千万不能直接放置在有异味的包装内存放。
最后，强调一点，存放六堡茶温度和湿度是关键，根据季节变化和存放地点因地制宜，务实、灵活，个中既有效果又有乐趣。
文/彭庆中
六堡茶存储过程中其品质仍然不断变化，存放环境的温度、湿度、氧气、光线等因素直接影响六堡茶品质
谈谈存放六堡茶
有经验的茶友都知道，在一定的时间内，六堡茶越陈越佳，所以很多茶友都喜欢多买些存着，边喝边放，感受六堡茶随着岁月慢慢老去所带来的变化。六堡茶该如何存放呢？家庭中存放六堡茶须注意些什么呢？
从主要因素而言，影响茶叶存储、导致其发生变化、陈化的四大因素是温度、湿度、氧气、光线，再有就是陈放环境的干净、气味等。六堡茶的存储，需将这些因素加以分析，其中恰当的温度湿度等为利于陈化的因素，阳光直射、杂味串味等为劣变因素则须注意避免。
书上的方法并非都正确
一直以来，我们看到很多书上都有关于茶的存储的方法，比如常见的“石灰块保藏法”“热水瓶保藏法”“抽真空贮藏法”等。这些方法对不对呢？
客观地说，这些方法都正确，只不过不适合我们常常说到的六堡茶存储而已，或者可以说，对于六堡茶或者是普洱茶而言，这些做法是不正确的。
一直以来，平常看到的很多茶书都会说到茶的存储，而且这类茶的普及读物多半不会针对不同茶的分类而提出不同的存储方法，而单一地介绍一大堆“抽真空”、“密闭”、“低温”等措施，往往会误导很多新茶友。中国是茶的发源地，茶的品种非常多。茶行业中就有“茶叶学到老，茶名记不了”的说法。确实，中国茶叶种类很多，权威分类中基本大类就有绿茶、红茶、黑茶、青茶、白茶、黄茶等，其在种植、加工、品饮、存储等都各有其特性，不可一概而论。
由于过去绿茶是主要消费的品种，所以，很多普及类茶叶书籍介绍的常识多是以绿茶为主。而书中的“石灰块保藏法”、“热水瓶保藏法”、“抽气贮藏法”多是指绿茶而言的，而“抽真空”、“冷藏”等做法，也常见于闽南乌龙茶如铁观音、本山等。因此，新茶友必须了解这点，存茶也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否则容易踏入误区，“尽信书不如无书”了。
锡罐不太适合存储六堡茶
从前，很多茶客认为，储装茶叶以锡器最好，至今仍有一些老茶客有这样的看法。还有书上说从古至今已被公认为保存茶叶的最佳器皿。现在，市场上好的锡罐还非常昂贵而畅销。
锡罐的兴起应该是在陶罐、瓷瓶、漆盒（漆器的茶器具由于其难以消除的油漆味道而没有太流行）之后。锡罐流行始于明清两代，一则金属制品罐口紧密，而锡又较软而密封功能不错，二来质地光泽明亮，表面很容易做上精美的浮雕，造型又可多变，一经出现，便迅速风行。清末之后，随着手工业、现代工业的逐步发展，饮茶之风兴起，居家必备各式锡罐。纯锡熔点低，不需高温便可熔解，锡版成型之后镌刻容易，加之能工巧匠各出奇技，雕刻繁复精美的花纹，而更为盛行。
在明清两代，粤东潮汕各地陆续发现锡锌等混生的矿脉，潮汕即成锡矿产区。后来，马来西亚也发现了锡矿，开始了开采。潮汕盛行喝茶，将饮茶之风带到马来西亚的也有潮汕、闽南及两广人，他们对茶也是情有独钟，一时间，生产加工锡器皿的锡罐的行业配套便因应市场需要迅速跟上，并向各地推广，清末至民国期间锡罐一时风行各地。
但是，人们很早就发现，锡罐并不是特别适宜用来贮藏东西。因锡极易氧化，虽然新品出来，令人眼前一亮，但时间长了，都会氧化发灰发暗。不过，即使现代工艺逐步解决了锡罐易于氧化变暗的问题，但由于其质地软、过于密闭等特点，锡罐还是不太适合存储六堡茶的。因为，六堡茶的陈化需要氧气、适合的温度湿度环境。
避免阳光直射和雨淋
有一些茶友提出，用玻璃瓶或玻璃罐来存储六堡茶，其实这个做法欠妥。在茶的存储中，避光是一个很重要的要求。
在茶叶中，光照会加速茶中芳香类物质的分解，促进脂类化合物的氧化。光使茶叶中的脂肪酸氧化生成了反-2-链烯醛和庚醛，使原有的香气变坏，形成强烈杂味（有人称之日晒味），有资料表明，贮藏在透光玻璃瓶比贮藏在木盒中的干茶变质更快。
记得小时候，印象中我们梧州很多茶叶店在售卖茶叶的时候，大多曾采用过玻璃坛罐装着茶叶。这种做法其实是一种无奈的做法，毕竟商家要向顾客展示所售茶叶的色泽和形状。不过，据向一些年老的茶商了解，按他们的经验，这类“露光”展示存放的茶叶，必须尽快清货，快则半月，多则几月茶就会慢慢劣变、色泽变得暗哑，香气变弱甚至变异。
梧州地处亚热带，四季分明，冬春空气湿度较大，夏秋高温干燥，是比较理想的存放气候。而在北方，在秋冬季节往往会过于干燥，春季也不如南方潮湿，没有南方地区典型的每年干湿冷热循环一次的气候变化，而这点对于六堡茶的陈放是很有利的。就如同过去曾经将搬进搬出防空洞作为六堡茶的工艺流程的效果一样。
六堡茶对存放地点并不挑剔，不论是空间大或小，是阁楼还是专有茶仓库，只要不受阳光直射，不受雨淋。基本是适宜存放。
存放六堡茶器具的材质有瓷器、陶器、竹篾编织物、竹木器物等几大类。用瓷瓮放置六堡茶得留心，厂家茶特别是带略带酸气的新茶，偏于潮湿不宜放入这种容器，还是放入竹编箩筐或陶瓮较好。瓷瓮以存放陈茶为宜，特别是已经非常完美的老茶，用瓷质的容器放置，更为适宜。陶罐细分为上釉与不上釉两大类。上釉的陶瓮保湿度较佳，活性适中，同样适合放置陈茶。不上釉的陶瓮、竹编箩筐、竹木器物以及葫芦等，透气性好，有温湿度变化，利于茶的转化，一般的六堡茶都可以放置。
竹木器物（或者是漆器）的话，就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因为新的竹木器具往往还有一些气味，漆器也是，衡量这些器物是否适合存茶，还是以其是否有异味为前提了。假如是经过长时间的晾放或采用工艺去除异味，这些竹筒、木盒、漆器之类存放茶叶，还是可以的。
放入这些容器前，六堡茶可以先用纸包好。纸的选用，最好是透气的无异味的玉扣纸、砂纸、生宣（不宜用熟宣，熟宣多有矾的气味）、棉纸、毛纸等，不宜使用塑料袋。一般家庭中如果放不了这么多坛坛罐罐，也可将六堡茶用纸包好后，存放于干净无味的装食品用的纸箱中。
正确把握通风和透气
一般茶书上，说到茶叶存放，大多都会写着“放置在阴凉通风之处”，对于六堡茶而言，此说值得商榷。尤其是梧州的冬春季节空气湿度很大，这种做法就必须小心，因为茶叶，容易吸潮。春季，如果增加了通风相反会令茶品很容易受潮。
六堡散茶可用纸包好或放入陶罐中，箩装茶、饼茶等可放入无味的纸箱中，并封好，做到“透气”就可（在春季“回南天”这点尤为重要，包装纸和纸箱有调节作用，可以挡住外界过多的湿气。）。可以封好度过春天雨季的茶品本身所含水分也不能太高，如果是新茶，本身含水很高，就在无雨的秋冬季就应该适当晾开透气，使其干燥。在春季湿度大的季节，不宜频频翻动纸箱，以免六堡茶受潮。
不过，也无需过于担心，即使是天气潮湿，对于存茶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只要你做到了上面几点，用包装纸和纸箱营造一个“湿度缓冲区”，就很足够了，建议不要使用除湿机或是空调的抽湿功能长时间“吸干”茶的水分，而以自然状况下的湿度存放为最佳。
即使是空气湿度不大的季节，也应该慎重看待这个“通风”，按一些茶人的经验，存放六堡茶的地方，不需要空气流动过快，也就是说不需要太“通风”。一般而言，经过充分沤堆发酵，发酵比较完全的六堡茶，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通风放置，去除堆味后，不宜存放在过于通风的环境中。甚至，如果是一定年份的发酵充分的六堡陈茶更要避免通风，基本保持透气即可，过于通风相反是对存茶不利的，这里须把握好这个“通风”的度。
农家茶、厂家茶宜分开放
茶很容易吸味，有一定经验的茶友都知道这点，有的茶友更有一些教训。所以，我们存放茶叶的地方都必须远离污染和味源如化学品香精、香皂、檀香、香木、樟脑等气味浓厚的物品。而且一旦染上杂味，是很难去除了的。花茶的窨制也是利用了茶易于吸味的原理生产出来的。六堡茶中，六堡农家茶（即传统工艺的六堡茶）以有其独特的风味，受到很多茶友的喜爱。但很多茶友同时也觉得困惑，农家茶、厂家六堡茶这两种茶一起存放，可以吗？
一般而言，很多农家茶品有其特有的松烟味、炭火味，与厂家六堡茶（后期渥堆发酵）气味有很明显不同，混放在一起，也会引起一定程度的“窜味”，是不适宜混放的。不过，由于茶友们手中的茶，往往都有各种独立的包装，不会真正“混”放，因此觉得“问题不大”，实在是没有分开存放的空间，这样的做法也未尝不可。不过，假如家里空间许可，还是分开存放为好。
说到这个包装，尤其需要注意异味，一些厂家商家往往会忽略了这点，在此提醒茶友们的注意。一款六堡茶拿回家中，请首先检查一下现有的包装是否有异味，特别是一些印刷的油墨味、锦盒包装味等等。如果发现有异味，请尽快地将茶取出，用干净砂纸简单包好，放置在通风处摊晾一段时间，或能补救。千万不能直接放置在有异味的包装内存放。
最后，强调一点，存放六堡茶温度和湿度是关键，根据季节变化和存放地点因地制宜，务实、灵活，个中既有效果又有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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