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研2000家企业 2021中国制造业智能制造发展数据地图出炉
全文：https://t.cn/A6X7YJZb
2022年3月，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基于2万多家制造企业生产运行数据，研究发布了《智能制造发展指数报告（2021）》，对国内制造业智能化发展情况进行了系统分析和全面展现，多维度展现制造业在设计、生产、物流、销售、服务各环节的关键指标变化情况，直观地反映了2021年制造业的智能制造发展进程，刻画出一幅“中国制造业智能制造发展数据地图”。
引 言
“十三五”期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相关部门，通过试点示范应用、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培育、标准体系建设等多措并举，形成了央地紧密配合、多方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我国智能制造发展取得长足进步。
2021年12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了“到2025年，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水平明显提升”的转型升级目标，并指出“建立长效评价机制，鼓励第三方机构开展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评估，研究发布行业和区域智能制造发展指数。”
《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模型》（GB/T 39116-2020）是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指导下于2021 年5 月正式发布实施的国家标准，目前在全国大部分区域开展标准应用推广工作，已在31个行业大类、31个省市自治区中开展了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自诊断工作，为制造企业提升智能制造能力、主管部门了解产业发展现状提供了重要参考。
整体介绍
截至2021年12月，全国20000多家企业通过服务平台开展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自诊断，江苏、山东、北京、宁夏、陕西、江西等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高度重视，有效推动标准应用。通过对自诊断数据进行分析，以期反映现阶段我国智能制造的发展情况。
从区域参与增长率来看，2021年深圳、江苏、福建、山东以及北京市鼓励企业开展标准应用，辖区内完成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自诊断企业数量较2020年度有显著提升，增速位居全国前列。
根据服务平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69%的制造企业处于一级及以下水平，达到二级、三级的制造企业分别占比为15%以及7%，四级及以上制造企业占比达9%。2021年全国制造业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较2020年有所提升，一级及以下的低成熟度企业占比减少6个百分点，三级以上的高成熟度企业数量增加了5个百分点。
行业分布
本报告选取了自诊断数量300家以上的行业，作为数据样本进行综合分析。结果显示计算机电子设备、汽车、电器、食品、医药、专用设备制造、化学原料及制品、有色金属冶炼等行业的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水平位居国内前列。
从行业来看，离散型制造业的成熟度水平整体高于流程型制造业。离散型制造企业一级及以下占比约为67.1%，低于流程型制造企业的72.2%，处于二级、三级的离散型制造企业占比较流程型制造企业高出2.5个百分点，处于四级及以上的离散型制造企业数量较流程型制造企业高出2.7个百分点。
重点领域关键指标
01装备制造领域
装备制造领域具有研发技术壁垒高、客户定制化需求多、售后运维成本高、上下游产业关联度高以及应用领域广泛等特点。根据平台数据分析结果显示，装备制造业65%的企业开展了基于三维模型的数字化设计，13%的企业提供了产品的远程运维服务，10%的企业建立了产品的个性化定制平台。
02电子信息领域
电子信息领域对装备自动化程度要求偏高，对质量过程管控严格，具有信息系统覆盖广泛、生产运营管理高效等特点。根据平台数据分析结果显示，电子信息产业中18%的企业搭建了专用网络环境，42%的企业实现工业信息安全防护，35%的企业在质量检测环节应用了在线检测平台，37%的企业应用了自动化物流设备，7%的企业实现了生产智能运营决策。
03原材料领域
原材料领域具有大型制造装备密集、能源消耗总量大、碳排放与污染物排放强度高、作业安全要求严格等特点。根据平台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原材料领域中企业能源管理平台应用率达25%，碳排放统计率达21%，11%的企业针对大型制造设备进行预测性维护，11%的企业实现供应链协同。
04消费品领域
消费品工业对质量控制要求严格、对供应链稳定需求迫切，具备丰富的市场营销渠道。根据平台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消费品工业中电子商务平台应用率为11%，全流程质量追溯实现率达14%，12%的企业实现供应链协同。
未来展望
智能制造是制造强国建设主攻方向，也是制造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的主要路径，其发展水平直接关乎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为贯彻落实《“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中“提升制造业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水平”的转型升级目标，电子标准院将联合产学研用各方力量，持续加强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标准应用推广，充分发挥标准赋能作用，支撑我国智能制造水平再上新台阶。
全文：https://t.cn/A6X7YJZb
2022年3月，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基于2万多家制造企业生产运行数据，研究发布了《智能制造发展指数报告（2021）》，对国内制造业智能化发展情况进行了系统分析和全面展现，多维度展现制造业在设计、生产、物流、销售、服务各环节的关键指标变化情况，直观地反映了2021年制造业的智能制造发展进程，刻画出一幅“中国制造业智能制造发展数据地图”。
引 言
“十三五”期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相关部门，通过试点示范应用、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培育、标准体系建设等多措并举，形成了央地紧密配合、多方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我国智能制造发展取得长足进步。
2021年12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了“到2025年，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水平明显提升”的转型升级目标，并指出“建立长效评价机制，鼓励第三方机构开展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评估，研究发布行业和区域智能制造发展指数。”
《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模型》（GB/T 39116-2020）是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指导下于2021 年5 月正式发布实施的国家标准，目前在全国大部分区域开展标准应用推广工作，已在31个行业大类、31个省市自治区中开展了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自诊断工作，为制造企业提升智能制造能力、主管部门了解产业发展现状提供了重要参考。
整体介绍
截至2021年12月，全国20000多家企业通过服务平台开展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自诊断，江苏、山东、北京、宁夏、陕西、江西等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高度重视，有效推动标准应用。通过对自诊断数据进行分析，以期反映现阶段我国智能制造的发展情况。
从区域参与增长率来看，2021年深圳、江苏、福建、山东以及北京市鼓励企业开展标准应用，辖区内完成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自诊断企业数量较2020年度有显著提升，增速位居全国前列。
根据服务平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69%的制造企业处于一级及以下水平，达到二级、三级的制造企业分别占比为15%以及7%，四级及以上制造企业占比达9%。2021年全国制造业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较2020年有所提升，一级及以下的低成熟度企业占比减少6个百分点，三级以上的高成熟度企业数量增加了5个百分点。
行业分布
本报告选取了自诊断数量300家以上的行业，作为数据样本进行综合分析。结果显示计算机电子设备、汽车、电器、食品、医药、专用设备制造、化学原料及制品、有色金属冶炼等行业的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水平位居国内前列。
从行业来看，离散型制造业的成熟度水平整体高于流程型制造业。离散型制造企业一级及以下占比约为67.1%，低于流程型制造企业的72.2%，处于二级、三级的离散型制造企业占比较流程型制造企业高出2.5个百分点，处于四级及以上的离散型制造企业数量较流程型制造企业高出2.7个百分点。
重点领域关键指标
01装备制造领域
装备制造领域具有研发技术壁垒高、客户定制化需求多、售后运维成本高、上下游产业关联度高以及应用领域广泛等特点。根据平台数据分析结果显示，装备制造业65%的企业开展了基于三维模型的数字化设计，13%的企业提供了产品的远程运维服务，10%的企业建立了产品的个性化定制平台。
02电子信息领域
电子信息领域对装备自动化程度要求偏高，对质量过程管控严格，具有信息系统覆盖广泛、生产运营管理高效等特点。根据平台数据分析结果显示，电子信息产业中18%的企业搭建了专用网络环境，42%的企业实现工业信息安全防护，35%的企业在质量检测环节应用了在线检测平台，37%的企业应用了自动化物流设备，7%的企业实现了生产智能运营决策。
03原材料领域
原材料领域具有大型制造装备密集、能源消耗总量大、碳排放与污染物排放强度高、作业安全要求严格等特点。根据平台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原材料领域中企业能源管理平台应用率达25%，碳排放统计率达21%，11%的企业针对大型制造设备进行预测性维护，11%的企业实现供应链协同。
04消费品领域
消费品工业对质量控制要求严格、对供应链稳定需求迫切，具备丰富的市场营销渠道。根据平台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消费品工业中电子商务平台应用率为11%，全流程质量追溯实现率达14%，12%的企业实现供应链协同。
未来展望
智能制造是制造强国建设主攻方向，也是制造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的主要路径，其发展水平直接关乎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为贯彻落实《“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中“提升制造业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水平”的转型升级目标，电子标准院将联合产学研用各方力量，持续加强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标准应用推广，充分发挥标准赋能作用，支撑我国智能制造水平再上新台阶。
#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国伸向世界的黑手# 【一层层掀开美国面具！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军事帝国”伸向世界的黑手】#面具下的丑恶美利坚# 美国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拥有遍布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700-1000个海外军事基地。从一开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建设就和战争活动密切相关。在相关地区部署军队之前，美国会在当地建设生物实验室以获取医疗情报，从而采取预防措施，降低士兵的非战伤发病率。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环球网）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环球网）
【#中国创造一箭多星历史新纪录#】#我国成功发射22颗卫星#北京时间2022年2月27日11时06分，我国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运用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长征八号遥二运载火箭，将22颗卫星分别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并创造了我国一箭多星发射新的历史纪录。此前，我国一箭多星的发射记录由长征六号运载火箭创造，2015年9月20日，该型号火箭成功将20颗微小卫星送入太空。
一、新纪录由新构型创造
值得一提的是，刷新此次中国一箭多星新历史记录的长八遥二运载火箭，也是该型号火箭不带助推器的新构型的首飞。长征八号火箭副主任设计师陈晓飞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与遥一火箭相比，长八遥二火箭外形上最大的区别就是取消了两个助推器，从两级半构型变成了两级串联构型。这也是该型火箭瞄准未来发射市场需求而专门打造的一型火箭。
据了解，于2020年12月成功首飞的长八火箭是我国新一代主力中型运载火箭，该型火箭填补了我国太阳同步轨道运载能力3-4.5吨的能力空白，可以承担我国80%以上的中低轨发射任务。此次无助推的“光杆”型长八遥二运载火箭，运载能力就达到了3吨。火箭的整流罩高度也从8米缩短到5.4米，使得全箭关键部位的受载降低了。这样一来，火箭发射的放行条件可以适当放宽，有利于提高任务的发射概率，从而进一步提升火箭的任务适应性。
长八运载火箭项目办技术负责人胡辉彪介绍称，新构型的“光杆”型长八运载火箭的成功发射实现了“一举多得”的目标。首先是在长八火箭设计之初，就已经兼顾了有助推器和没有助推器两种状态，这次任务则检验无助推新构型的正确性、协调性和匹配性，对开拓中型主力火箭市场具有重要意义。其次是长八遥二火箭虽然一箭22星，但载荷总计只有不到2吨，“光杆”新构型的能力在3吨级，完全能够满足载荷要求。再者是这次发射任务的时间紧张，减少两个助推器，让研制周期缩短、研制成本降低。最后是发射任务的成功为长八火箭积累成功子样，推动型号走向成熟，为后续进入航天发射主战场打好基础，巩固长征八号在商业航天领域的主动权和主导权。
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目前，长征八号运载火箭总装的最快时间是23天，但在总装完成之后需要从位于天津的总装厂房海运至海南文昌发射场，再对火箭进行火工品安装、单元测试等工作，整个周期较长。但如果在海南文昌发射场旁就近建设新的总装测试厂房，就能把火箭发射场测试和出厂测试合二为一，火箭在完成总装、测试后直接就能转运到发射塔架准备发射，从而节省一系列测试、检查、转运的步骤，极大压缩火箭在发射场的周期。
经过火箭研制团队的努力，目前这一构想正在实现，火箭研制人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目前海南总装测试厂房已进入施工建设阶段，火箭发射工位也正在论证过程中。未来，长八运载火箭7天就能实现一次发射，一年就可发射50发，届时，长八运载火箭将真正担负起中国航天发射主力的重任。
二、一箭22星历史纪录如何实现
一次发射要将22颗大小、规格不一的卫星安全顺利地送达预定轨道，这一历史纪录究竟是如何实现的？
火箭院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副总指挥段保成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若想达成这一目标，首先要解决22名“乘客”在直径为4.2米的整流罩空间内的布局问题。
长八火箭副主任设计师陈晓飞介绍称，一箭发射22颗卫星在国内前所未有。由于每颗卫星形状各异，且有多个卫星尺寸较大，所以在最开始进行布局的时候，优先考虑如何有效利用整流罩内空间包络。
设计团队结合任务需求对传统的卫星结构进行梳理，最后设计出新的“三层式多星分配器”，为“乘客”提供三层“座椅”。“三层式多星分配器”从下到上分别由锥形支架、中心承力筒和圆盘平台组成。其中，锥形支架搭载2颗卫星，中心承力筒搭载14颗卫星，圆盘平台搭载6颗卫星，最终完美将22颗卫星装进整流罩中。
而在解决上车“乘坐”的问题后，22颗卫星的顺利“下车”成为研制团队新的考虑方向。长八火箭总体副主任设计师于龙介绍称，为了避免这22颗卫星在与火箭分离时不会出现碰撞的情况，设计团队根据卫星不同的分离机构，结合实际卫星布局位置，对所有的箭体和卫星偏差进行多轮仿真计算，让各卫星之间保留一定的近场分离过程中的动态间隙，从而保证近场分离安全性。
此外，由于卫星的太多数量，卫星在分离出去后进入轨道飞行时也存在碰撞的风险，因此远场分离的安全性也是设计人员需要考虑的重点。火箭院长八火箭轨道设计师李静琳告诉《环球时报》记者，22颗卫星加上一个火箭末级就是23个分离体，为了保证彼此之间分离的安全性，设计团队计算分析每一颗卫星运行的轨道参数，对23个分离体两两之间的相对距离进行长周期的仿真、观察和考核，并根据卫星布局，设计分离方案，最终采取了12次分离动作，依次将22颗卫星逐步分离出去，并通过不断调整末级箭体的姿态，实现不同卫星的分离方向调整，确保各个卫星近远场安全，让22颗卫星安心“下车”。
“本次任务一共需完成22星分离，共计完成12次分离动作，创造了中国航天的新纪录。可以说星箭分离中长八火箭宛如跳了一出‘芭蕾’，最终22颗星的释放就如‘天女散花’一般。”段保成介绍称。
另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火箭研制团队在完成多星分配器的设计工作后，还专门开展了星箭联合操作试验，在试验过程中对卫星的安装操作顺序以及布局位置进行了调整，并通过多轮仿真计算对星箭分离动作进行了优化设计，确保卫星从“上车”到“下车”全过程的安全。
此次搭载长八遥二运载火箭发射的22颗卫星，分别来自7家研制单位，这也创造了中国航天共享火箭“拼车”的新发射模式，长征八号运载火箭总指挥肖耘介绍称，这种全新的共享模式，为用户提供经济实惠的发射服务，发射卫星的门槛大大降低了。肖耘表示，未来人类进入太空的需求是越来越大，作为“国家队”，长八运载火箭团队有责任、更有能力通过努力来实现太空经济的共同繁荣，加速建设航天强国。（本报记者 樊巍 拍摄：史悦）
一、新纪录由新构型创造
值得一提的是，刷新此次中国一箭多星新历史记录的长八遥二运载火箭，也是该型号火箭不带助推器的新构型的首飞。长征八号火箭副主任设计师陈晓飞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与遥一火箭相比，长八遥二火箭外形上最大的区别就是取消了两个助推器，从两级半构型变成了两级串联构型。这也是该型火箭瞄准未来发射市场需求而专门打造的一型火箭。
据了解，于2020年12月成功首飞的长八火箭是我国新一代主力中型运载火箭，该型火箭填补了我国太阳同步轨道运载能力3-4.5吨的能力空白，可以承担我国80%以上的中低轨发射任务。此次无助推的“光杆”型长八遥二运载火箭，运载能力就达到了3吨。火箭的整流罩高度也从8米缩短到5.4米，使得全箭关键部位的受载降低了。这样一来，火箭发射的放行条件可以适当放宽，有利于提高任务的发射概率，从而进一步提升火箭的任务适应性。
长八运载火箭项目办技术负责人胡辉彪介绍称，新构型的“光杆”型长八运载火箭的成功发射实现了“一举多得”的目标。首先是在长八火箭设计之初，就已经兼顾了有助推器和没有助推器两种状态，这次任务则检验无助推新构型的正确性、协调性和匹配性，对开拓中型主力火箭市场具有重要意义。其次是长八遥二火箭虽然一箭22星，但载荷总计只有不到2吨，“光杆”新构型的能力在3吨级，完全能够满足载荷要求。再者是这次发射任务的时间紧张，减少两个助推器，让研制周期缩短、研制成本降低。最后是发射任务的成功为长八火箭积累成功子样，推动型号走向成熟，为后续进入航天发射主战场打好基础，巩固长征八号在商业航天领域的主动权和主导权。
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目前，长征八号运载火箭总装的最快时间是23天，但在总装完成之后需要从位于天津的总装厂房海运至海南文昌发射场，再对火箭进行火工品安装、单元测试等工作，整个周期较长。但如果在海南文昌发射场旁就近建设新的总装测试厂房，就能把火箭发射场测试和出厂测试合二为一，火箭在完成总装、测试后直接就能转运到发射塔架准备发射，从而节省一系列测试、检查、转运的步骤，极大压缩火箭在发射场的周期。
经过火箭研制团队的努力，目前这一构想正在实现，火箭研制人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目前海南总装测试厂房已进入施工建设阶段，火箭发射工位也正在论证过程中。未来，长八运载火箭7天就能实现一次发射，一年就可发射50发，届时，长八运载火箭将真正担负起中国航天发射主力的重任。
二、一箭22星历史纪录如何实现
一次发射要将22颗大小、规格不一的卫星安全顺利地送达预定轨道，这一历史纪录究竟是如何实现的？
火箭院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副总指挥段保成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若想达成这一目标，首先要解决22名“乘客”在直径为4.2米的整流罩空间内的布局问题。
长八火箭副主任设计师陈晓飞介绍称，一箭发射22颗卫星在国内前所未有。由于每颗卫星形状各异，且有多个卫星尺寸较大，所以在最开始进行布局的时候，优先考虑如何有效利用整流罩内空间包络。
设计团队结合任务需求对传统的卫星结构进行梳理，最后设计出新的“三层式多星分配器”，为“乘客”提供三层“座椅”。“三层式多星分配器”从下到上分别由锥形支架、中心承力筒和圆盘平台组成。其中，锥形支架搭载2颗卫星，中心承力筒搭载14颗卫星，圆盘平台搭载6颗卫星，最终完美将22颗卫星装进整流罩中。
而在解决上车“乘坐”的问题后，22颗卫星的顺利“下车”成为研制团队新的考虑方向。长八火箭总体副主任设计师于龙介绍称，为了避免这22颗卫星在与火箭分离时不会出现碰撞的情况，设计团队根据卫星不同的分离机构，结合实际卫星布局位置，对所有的箭体和卫星偏差进行多轮仿真计算，让各卫星之间保留一定的近场分离过程中的动态间隙，从而保证近场分离安全性。
此外，由于卫星的太多数量，卫星在分离出去后进入轨道飞行时也存在碰撞的风险，因此远场分离的安全性也是设计人员需要考虑的重点。火箭院长八火箭轨道设计师李静琳告诉《环球时报》记者，22颗卫星加上一个火箭末级就是23个分离体，为了保证彼此之间分离的安全性，设计团队计算分析每一颗卫星运行的轨道参数，对23个分离体两两之间的相对距离进行长周期的仿真、观察和考核，并根据卫星布局，设计分离方案，最终采取了12次分离动作，依次将22颗卫星逐步分离出去，并通过不断调整末级箭体的姿态，实现不同卫星的分离方向调整，确保各个卫星近远场安全，让22颗卫星安心“下车”。
“本次任务一共需完成22星分离，共计完成12次分离动作，创造了中国航天的新纪录。可以说星箭分离中长八火箭宛如跳了一出‘芭蕾’，最终22颗星的释放就如‘天女散花’一般。”段保成介绍称。
另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火箭研制团队在完成多星分配器的设计工作后，还专门开展了星箭联合操作试验，在试验过程中对卫星的安装操作顺序以及布局位置进行了调整，并通过多轮仿真计算对星箭分离动作进行了优化设计，确保卫星从“上车”到“下车”全过程的安全。
此次搭载长八遥二运载火箭发射的22颗卫星，分别来自7家研制单位，这也创造了中国航天共享火箭“拼车”的新发射模式，长征八号运载火箭总指挥肖耘介绍称，这种全新的共享模式，为用户提供经济实惠的发射服务，发射卫星的门槛大大降低了。肖耘表示，未来人类进入太空的需求是越来越大，作为“国家队”，长八运载火箭团队有责任、更有能力通过努力来实现太空经济的共同繁荣，加速建设航天强国。（本报记者 樊巍 拍摄：史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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