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乐乐娱乐法日历# 热词：明星商演：时间短收益高，风险同样也不少
1 明星商演是什么？
“商演”即商业演出，指的是明星或表演团体以营利为主要目的而参加的演出活动，并由主办单位出售门票并支付报酬，或是由主办单位以“赞助”的名义支付报酬。经常关注娱乐动态的朋友们在不少明星的微博或其他社交平台上可以发现诸如“合作请联系xx（联系方式）”的字样，其实这里的“合作”主要便是活动主办单位邀约明星参加商业演出。
商业演出不同于演唱会，一场明星演唱会往往需要大型的表演场地并制定完善的表演流程，表演曲目众多，这就意味着主办单位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而歌手作为销量保证，举办一场演唱会也能获得巨大收入，并将因此获得一波宣传的机会。而商业演出的规模和时长远远少于演唱会，明星的商演报价也从几十万到百余万不等。尽管参加商演的收入不及演唱会，但是商业演出由于其时间短、收益高的特点，往往为各位艺人所青睐。例如，近日齐秦被曝商演报价为四首歌100万元，平均每首歌可以获得25万元的收入。可见，档期安排较满的明星，其收入无疑十分丰厚。如今，商演已经成为明星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
另一方面，不同于明星的商业广告代言，商业演出可以以更低的成本“借”到明星的热度，使商家可以通过明星的知名度为自己做一次宣传。因此，不少商家在筹办大型活动时都会邀请明星前来演出，商演市场需求不断。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娱乐产业的成熟，明星商演也越来越常见。在各种不同“咖位”不同领域的艺人飞往全国各地进行商演的同时，商演主办方和明星发生纠纷的事件也不时发生。明星在短时间高收益的商演中并不总能和主办方达成愉快合作，也会存在一定的风险，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艺人们在商演中可能会遭遇哪些风险吧。
2 商演被宣传为演唱会？合作需防范主办方“猫腻”
虽然商业演出和明星演唱会在规模、时长和明星报酬上存在巨大差别，但是现实中却有一些商演主办方有意将“商演”作为“演唱会”加以宣传，借此抬高票价并吸引粉丝购买。
例如，2018年歌手邓紫棋被曝“演唱会耍大牌”。观众称，邓紫棋在中山的演唱会上只唱了四首歌就退场，不少粉丝大失所望。而邓紫棋方在发现问题后立刻澄清，原来活动主办单位邀请邓紫棋一方参加的只是商业演出，却对外宣称为邓紫棋的演唱会，并声称邓紫棋会演唱6-8首歌，借此误导粉丝和购票者。其后，邓紫棋的经纪公司发表声明谴责主办方篡改演出形式及进行误导性宣传的行为，并声明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那么，主办方需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呢？
首先，主办方在对外售票和宣传的过程中涉及篡改演出形式误导购票者，这一行为有违商业信用，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的规定，主办单位的行为涉嫌虚假宣传，同时这一行为也违反了《营业性商业演出条例》第48条中商演广告不得误导欺骗公众的规定。对此，主办方应当承担相应的行政处罚责任，购票者和经纪公司可以将这一行为反映至当地文化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
同时，对于受到误导而误信其为演唱会的消费者，由于其购票行为已经与主办单位订立了合同，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合同因欺诈而归于无效或可撤销。主办单位的行为实际上不属于合同违约，而是构成侵权，应当承担侵权损害赔偿之责任。
对于艺人而言，邓紫棋一方在与主办单位订立演出合同后，可能在合同中约定相关条款。对于主办单位虚假宣传致使艺人声誉下降的，艺人在有合同约定的情况下可以主张违约责任。
这次事件对于艺人参加商业演出而言起到了提醒的作用。艺人不仅应当按照演出合同进行相应的表演，也需要对主办单位加以考察，尤其是对于主办单位的演出宣传等加以注意，以避免类似事件损害自己的声誉。
3 主办方除了虚假宣传，还可能威胁艺人人身安全？
由于明星商演合作的主办单位数量众多，其资质良莠不齐，如果不是长期合作对象，艺人团队很难对主办单位进行细致考察。同时，很多主办单位不懂行业规则或者合同意识淡漠，甚至缺乏对艺人的尊重。艺人与主办单位发生矛盾的现象并不少见，其中更有甚者会上升为对艺人人身安全的威胁。
2016年的胡夏商演事件便是艺人人身安全遭遇风险的典型案例。胡夏在参加商演的过程中按照合约约定演唱完指定歌曲后，却被主办方阻止离场。最终胡夏被迫在现场演唱赞助企业主题曲，多次演唱后方得以离场。
参加商演的艺人居然被主办单位以如此粗暴的方式限制人身自由并强迫演唱歌曲，此次事件因此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事实上，艺人及其团队在参加商演时并不了解主办单位，很有可能被主办单位提出不合理要求。通常，对于部分在合同义务之外的要求，艺人往往会在合理的限度内接受。而在合同的框架之下，艺人可以拒绝主办方提出的额外要求，主办方若因此拒绝履行合同义务的，构成合同违约。若主办单位强迫艺人演唱合同约定之外的曲目，并不构成演出合同的违约，但艺人方可以主张主办单位侵犯其人身自由等其他权利。
在胡夏事件中，主办方强迫胡夏演唱其他歌曲，并不构成合同违约，但是构成对艺人人身自由的侵犯。同时，强迫演唱企业主题曲和强迫道歉的行为，属于对艺人的侮辱，侵害艺人的名誉权。此次事件中胡夏可以报警解决困境或者在事后提起诉讼要求赔偿损失和精神损害赔偿。同时，《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23条规定，演出单位应当保障演出人员的安全，维护演出现场秩序。对于演出中艺人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可以向当地公安部门报告。
4 小结
虽然商业演出形式简单快捷且收益较高并因此受到许多艺人的青睐，但是商业的过程中也可能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上文所提到的邓紫棋和胡夏的商演纠纷是明星商演中遭遇风险的典型案例。对于艺人和经纪团队而言，商演虽然频繁，但是仍然要对主办单位加以考察，提前规避可能的风险，既是对自身的人身权利也是对粉丝合法权益的尊重与保护。
1 明星商演是什么？
“商演”即商业演出，指的是明星或表演团体以营利为主要目的而参加的演出活动，并由主办单位出售门票并支付报酬，或是由主办单位以“赞助”的名义支付报酬。经常关注娱乐动态的朋友们在不少明星的微博或其他社交平台上可以发现诸如“合作请联系xx（联系方式）”的字样，其实这里的“合作”主要便是活动主办单位邀约明星参加商业演出。
商业演出不同于演唱会，一场明星演唱会往往需要大型的表演场地并制定完善的表演流程，表演曲目众多，这就意味着主办单位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而歌手作为销量保证，举办一场演唱会也能获得巨大收入，并将因此获得一波宣传的机会。而商业演出的规模和时长远远少于演唱会，明星的商演报价也从几十万到百余万不等。尽管参加商演的收入不及演唱会，但是商业演出由于其时间短、收益高的特点，往往为各位艺人所青睐。例如，近日齐秦被曝商演报价为四首歌100万元，平均每首歌可以获得25万元的收入。可见，档期安排较满的明星，其收入无疑十分丰厚。如今，商演已经成为明星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
另一方面，不同于明星的商业广告代言，商业演出可以以更低的成本“借”到明星的热度，使商家可以通过明星的知名度为自己做一次宣传。因此，不少商家在筹办大型活动时都会邀请明星前来演出，商演市场需求不断。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娱乐产业的成熟，明星商演也越来越常见。在各种不同“咖位”不同领域的艺人飞往全国各地进行商演的同时，商演主办方和明星发生纠纷的事件也不时发生。明星在短时间高收益的商演中并不总能和主办方达成愉快合作，也会存在一定的风险，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艺人们在商演中可能会遭遇哪些风险吧。
2 商演被宣传为演唱会？合作需防范主办方“猫腻”
虽然商业演出和明星演唱会在规模、时长和明星报酬上存在巨大差别，但是现实中却有一些商演主办方有意将“商演”作为“演唱会”加以宣传，借此抬高票价并吸引粉丝购买。
例如，2018年歌手邓紫棋被曝“演唱会耍大牌”。观众称，邓紫棋在中山的演唱会上只唱了四首歌就退场，不少粉丝大失所望。而邓紫棋方在发现问题后立刻澄清，原来活动主办单位邀请邓紫棋一方参加的只是商业演出，却对外宣称为邓紫棋的演唱会，并声称邓紫棋会演唱6-8首歌，借此误导粉丝和购票者。其后，邓紫棋的经纪公司发表声明谴责主办方篡改演出形式及进行误导性宣传的行为，并声明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那么，主办方需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呢？
首先，主办方在对外售票和宣传的过程中涉及篡改演出形式误导购票者，这一行为有违商业信用，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的规定，主办单位的行为涉嫌虚假宣传，同时这一行为也违反了《营业性商业演出条例》第48条中商演广告不得误导欺骗公众的规定。对此，主办方应当承担相应的行政处罚责任，购票者和经纪公司可以将这一行为反映至当地文化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
同时，对于受到误导而误信其为演唱会的消费者，由于其购票行为已经与主办单位订立了合同，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合同因欺诈而归于无效或可撤销。主办单位的行为实际上不属于合同违约，而是构成侵权，应当承担侵权损害赔偿之责任。
对于艺人而言，邓紫棋一方在与主办单位订立演出合同后，可能在合同中约定相关条款。对于主办单位虚假宣传致使艺人声誉下降的，艺人在有合同约定的情况下可以主张违约责任。
这次事件对于艺人参加商业演出而言起到了提醒的作用。艺人不仅应当按照演出合同进行相应的表演，也需要对主办单位加以考察，尤其是对于主办单位的演出宣传等加以注意，以避免类似事件损害自己的声誉。
3 主办方除了虚假宣传，还可能威胁艺人人身安全？
由于明星商演合作的主办单位数量众多，其资质良莠不齐，如果不是长期合作对象，艺人团队很难对主办单位进行细致考察。同时，很多主办单位不懂行业规则或者合同意识淡漠，甚至缺乏对艺人的尊重。艺人与主办单位发生矛盾的现象并不少见，其中更有甚者会上升为对艺人人身安全的威胁。
2016年的胡夏商演事件便是艺人人身安全遭遇风险的典型案例。胡夏在参加商演的过程中按照合约约定演唱完指定歌曲后，却被主办方阻止离场。最终胡夏被迫在现场演唱赞助企业主题曲，多次演唱后方得以离场。
参加商演的艺人居然被主办单位以如此粗暴的方式限制人身自由并强迫演唱歌曲，此次事件因此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事实上，艺人及其团队在参加商演时并不了解主办单位，很有可能被主办单位提出不合理要求。通常，对于部分在合同义务之外的要求，艺人往往会在合理的限度内接受。而在合同的框架之下，艺人可以拒绝主办方提出的额外要求，主办方若因此拒绝履行合同义务的，构成合同违约。若主办单位强迫艺人演唱合同约定之外的曲目，并不构成演出合同的违约，但艺人方可以主张主办单位侵犯其人身自由等其他权利。
在胡夏事件中，主办方强迫胡夏演唱其他歌曲，并不构成合同违约，但是构成对艺人人身自由的侵犯。同时，强迫演唱企业主题曲和强迫道歉的行为，属于对艺人的侮辱，侵害艺人的名誉权。此次事件中胡夏可以报警解决困境或者在事后提起诉讼要求赔偿损失和精神损害赔偿。同时，《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23条规定，演出单位应当保障演出人员的安全，维护演出现场秩序。对于演出中艺人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可以向当地公安部门报告。
4 小结
虽然商业演出形式简单快捷且收益较高并因此受到许多艺人的青睐，但是商业的过程中也可能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上文所提到的邓紫棋和胡夏的商演纠纷是明星商演中遭遇风险的典型案例。对于艺人和经纪团队而言，商演虽然频繁，但是仍然要对主办单位加以考察，提前规避可能的风险，既是对自身的人身权利也是对粉丝合法权益的尊重与保护。
鼎琪·老碼頭店｜繼兩年前外灘店取得成功後，於去年底第二家店又全新開業；
店內的裝修仍舊是知名設計師曾建龍操刀，其風格依然秉持了：摩登、時尚、艷麗、當代的表現手法，氛圍感滿滿；
每道菜的出品也是在注重口味的同時，將顏值拉滿；做為以台州海鮮為主的餐廳，也融入了部分其他菜系的改良版，很有特色；
#手机摄影##带着微博去旅行##上海美食# https://t.cn/z8AGhV3
店內的裝修仍舊是知名設計師曾建龍操刀，其風格依然秉持了：摩登、時尚、艷麗、當代的表現手法，氛圍感滿滿；
每道菜的出品也是在注重口味的同時，將顏值拉滿；做為以台州海鮮為主的餐廳，也融入了部分其他菜系的改良版，很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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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乐乐娱乐法日历# 抵制抄袭！来自编剧的抗议
一、 编剧业界的联名抵制信
2020年底，一封联名信在平静已久的影视圈引起了巨大轰动。12月21日晚，编剧余飞、宋方金等人在微博平台发出了一封联名抵制信，该信由111名编剧、作家、制片人、导演联名签署，痛陈于正和郭敬明的抄袭劣迹，呼吁抵制有抄袭劣迹的二人。联名信发出一天后，联名宣布抵制的人数已达到156人之多，并包括琼瑶、汪海林、白一骢等业内知名编剧和作家庄羽等人。一时之间，大有编剧行业与于正、郭敬明展开决战之势。
这起百余名编剧联合抵制于正事件并非突然爆发。早在12月14日，影评人谭飞就曾因抄袭事件与于正在社交平台上隔空互呛，其后数名编剧开始征集业内意见并酝酿此封联名信。12月21日晚，一夜之间于正、郭敬明成为编剧业界千夫所指，编剧们希望影视平台主动拒绝过去有抄袭劣迹仍不知悔改的创作者，公众媒体不再为他们提供舞台。
二、 于正、郭敬明的抄袭往事
本次事件中，处于舆论漩涡中心的于正和郭敬明之所以成为编剧业界联名抵制的对象，与他们过去的抄袭事件不无关系。于正和郭敬明都曾被法院判定存在著作权侵权行为，“庄羽诉郭敬明”案、“琼瑶诉于正”案都是我国著作权侵权的经典案例。
01 郭敬明抄袭庄羽事件
庄羽诉郭敬明一案始于郭敬明第二部小说《梦里花落知多少》的发表。2003年11月，郭敬明小说《梦里花落知多少》发表，销售量超过百万。同年12月，作家庄羽起诉郭敬明，称《梦里花落知多少》一书剽窃了其于2002年发表的小说《圈里圈外》。法院审理认为，两部作品都是以现实中青年人的感情纠葛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从被控侵权情节、语句的数量来看，已经超出了“巧合”的程度；从实质性相似的程度来看，两部作品中相似的具体情节和语句普遍存在，整体认定被控侵权的情节构成了抄袭。因此，法院认定郭敬明未经许可剽窃了庄羽作品中具有独创性的人物关系、情节内容和语句，两部作品整体构成实质性相似，侵犯了庄羽的著作权。
02 于正抄袭琼瑶事件
琼瑶诉于正一案相比于前案而言，在时间上距离现在更近。2015年4月28日，琼瑶起诉于正，诉称于正作品《宫锁连城》多处抄袭琼瑶作品《梅花烙》，该案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关注。
在一审和二审中，琼瑶一方主张，陈喆（笔名琼瑶）为《梅花烙》的作者与著作权人；被告余征（笔名于正）于2012年至2013年间未经琼瑶许可，擅自采用《梅花烙》中的核心独创情节，创作出剧本《宫锁连城》；基于这一剧本摄制的电视连续剧《宫锁连城》，几乎完整套用了《梅花烙》中的全部核心人物关系与故事情节。据此，琼瑶一方主张于正和拍摄《梅花烙》的影视公司严重侵害其著作权。
于正一方则声称琼瑶并非剧本《梅花烙》的著作权人，且剧本的真实性存疑；同时，被侵权的人物关系和桥段并非著作权法所保护的表达；于正坚称被控作品是独立创作完成的。
法院判决认为，文学作品中的情节，既可以被视为抽象的情节概括，也可以是相对具体的情节展现，当情节具体到足以产生感知特定作品来源的程度，则足以作为表达而受到著作权法保护。法院对比发现，在人物设置和人物关系方面，剧本《宫锁连城》是在《梅花烙》基础上的改编和再创作；在情节方面，《梅花烙》中的21个情节中，3个情节属于公知素材，《宫锁连城》相对于其中9个情节构成实质性相似；在情节串联方面，《宫锁连城》在情节排布及推演上与《梅花烙》高度近似。因此法院认定《宫锁连城》与《梅花烙》整体上构成相似，余正构成对琼瑶作品的改编，侵害了对作品《梅花烙》的改编权。
以上两宗案例都是由法院明确认定郭敬明、于正存在抄袭行为的案例。而在法院作出判决后，二人除了按法院判决作出赔偿、停止侵权以外，却始终未向被侵权作品作者道歉。两人虽然有抄袭劣迹却始终未作出道歉，其后却仍能在影视娱乐圈频频发声露面，捞金无数，这也是本次抵制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
三、 联名抵制风波的余声
百余名编剧联名抵制事件之后，处于风暴中心的郭敬明和于正也终于发声。在2020年的最后一天，郭敬明发声向庄羽道歉，向公众及创作环境道歉；庄羽接收道歉之后，双方以《梦里花落知多少》、《圈里圈外》的版权收入共同成立反剽窃基金会帮助原创作品维权。而在同一天，于正也公开向琼瑶道歉。自此，编剧联名抵制事件似乎暂告一段落。
回顾此次抵制风波，作为有抄袭劣迹的作家和编剧，在法院判决后仍拒不道歉，并仍然在行业内取得成功，这是郭敬明和于正两人触犯行业众怒的重要原因。而此事件背后，也反映了当前影视圈的唯市场论、唯流量论的行业生态，长期下去“劣币驱逐良币”将可能成为业界常态。在《著作权法》为相关抄袭行为加以规制之余，行业相关规范却未能及时作出衔接。目前广电总局《关于加强有关广播电视节目、影视剧和网络视听节目制作传播管理的通知》虽然要求对存在“劣迹”的编剧、导演、演员等从业人员进行“封杀”，但是《通知》中提到的劣迹主要是吸毒、嫖娼等违法行为，而对于抄袭等道德失范问题则并未提及。这也使得抄袭作家和抄袭编剧得以继续从事影视行业，甚至因为自己的“抄袭”赚取更多流量，摇身一变成为业界人人尊称的老师。长此以往，存在抄袭劣迹的从业人员很有可能“劣币驱逐良币”，随之而来的是原创的萎缩和整体作品质量的下滑。因此，影视行业的抄袭风仍然有待破解。
本次编剧联名抵制事件，是对于今后行业内失范行为惩戒机制的一次有意义的尝试。郭敬明、于正在抵制事件后发声道歉，就是行业内从业人员集体行动效果的明证。类似于中国演出行业协会于今年试行的《演出行业演艺人员从业自律管理办法》，一部在影视编剧行业内的行业自律管理规范或可成为破除业内抄袭之风的一剂良方。随着我国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完善和行业内版权意识、维权意识的提高，相信影视编剧行业中的抄袭风气终将得到遏止。
一、 编剧业界的联名抵制信
2020年底，一封联名信在平静已久的影视圈引起了巨大轰动。12月21日晚，编剧余飞、宋方金等人在微博平台发出了一封联名抵制信，该信由111名编剧、作家、制片人、导演联名签署，痛陈于正和郭敬明的抄袭劣迹，呼吁抵制有抄袭劣迹的二人。联名信发出一天后，联名宣布抵制的人数已达到156人之多，并包括琼瑶、汪海林、白一骢等业内知名编剧和作家庄羽等人。一时之间，大有编剧行业与于正、郭敬明展开决战之势。
这起百余名编剧联合抵制于正事件并非突然爆发。早在12月14日，影评人谭飞就曾因抄袭事件与于正在社交平台上隔空互呛，其后数名编剧开始征集业内意见并酝酿此封联名信。12月21日晚，一夜之间于正、郭敬明成为编剧业界千夫所指，编剧们希望影视平台主动拒绝过去有抄袭劣迹仍不知悔改的创作者，公众媒体不再为他们提供舞台。
二、 于正、郭敬明的抄袭往事
本次事件中，处于舆论漩涡中心的于正和郭敬明之所以成为编剧业界联名抵制的对象，与他们过去的抄袭事件不无关系。于正和郭敬明都曾被法院判定存在著作权侵权行为，“庄羽诉郭敬明”案、“琼瑶诉于正”案都是我国著作权侵权的经典案例。
01 郭敬明抄袭庄羽事件
庄羽诉郭敬明一案始于郭敬明第二部小说《梦里花落知多少》的发表。2003年11月，郭敬明小说《梦里花落知多少》发表，销售量超过百万。同年12月，作家庄羽起诉郭敬明，称《梦里花落知多少》一书剽窃了其于2002年发表的小说《圈里圈外》。法院审理认为，两部作品都是以现实中青年人的感情纠葛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从被控侵权情节、语句的数量来看，已经超出了“巧合”的程度；从实质性相似的程度来看，两部作品中相似的具体情节和语句普遍存在，整体认定被控侵权的情节构成了抄袭。因此，法院认定郭敬明未经许可剽窃了庄羽作品中具有独创性的人物关系、情节内容和语句，两部作品整体构成实质性相似，侵犯了庄羽的著作权。
02 于正抄袭琼瑶事件
琼瑶诉于正一案相比于前案而言，在时间上距离现在更近。2015年4月28日，琼瑶起诉于正，诉称于正作品《宫锁连城》多处抄袭琼瑶作品《梅花烙》，该案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关注。
在一审和二审中，琼瑶一方主张，陈喆（笔名琼瑶）为《梅花烙》的作者与著作权人；被告余征（笔名于正）于2012年至2013年间未经琼瑶许可，擅自采用《梅花烙》中的核心独创情节，创作出剧本《宫锁连城》；基于这一剧本摄制的电视连续剧《宫锁连城》，几乎完整套用了《梅花烙》中的全部核心人物关系与故事情节。据此，琼瑶一方主张于正和拍摄《梅花烙》的影视公司严重侵害其著作权。
于正一方则声称琼瑶并非剧本《梅花烙》的著作权人，且剧本的真实性存疑；同时，被侵权的人物关系和桥段并非著作权法所保护的表达；于正坚称被控作品是独立创作完成的。
法院判决认为，文学作品中的情节，既可以被视为抽象的情节概括，也可以是相对具体的情节展现，当情节具体到足以产生感知特定作品来源的程度，则足以作为表达而受到著作权法保护。法院对比发现，在人物设置和人物关系方面，剧本《宫锁连城》是在《梅花烙》基础上的改编和再创作；在情节方面，《梅花烙》中的21个情节中，3个情节属于公知素材，《宫锁连城》相对于其中9个情节构成实质性相似；在情节串联方面，《宫锁连城》在情节排布及推演上与《梅花烙》高度近似。因此法院认定《宫锁连城》与《梅花烙》整体上构成相似，余正构成对琼瑶作品的改编，侵害了对作品《梅花烙》的改编权。
以上两宗案例都是由法院明确认定郭敬明、于正存在抄袭行为的案例。而在法院作出判决后，二人除了按法院判决作出赔偿、停止侵权以外，却始终未向被侵权作品作者道歉。两人虽然有抄袭劣迹却始终未作出道歉，其后却仍能在影视娱乐圈频频发声露面，捞金无数，这也是本次抵制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
三、 联名抵制风波的余声
百余名编剧联名抵制事件之后，处于风暴中心的郭敬明和于正也终于发声。在2020年的最后一天，郭敬明发声向庄羽道歉，向公众及创作环境道歉；庄羽接收道歉之后，双方以《梦里花落知多少》、《圈里圈外》的版权收入共同成立反剽窃基金会帮助原创作品维权。而在同一天，于正也公开向琼瑶道歉。自此，编剧联名抵制事件似乎暂告一段落。
回顾此次抵制风波，作为有抄袭劣迹的作家和编剧，在法院判决后仍拒不道歉，并仍然在行业内取得成功，这是郭敬明和于正两人触犯行业众怒的重要原因。而此事件背后，也反映了当前影视圈的唯市场论、唯流量论的行业生态，长期下去“劣币驱逐良币”将可能成为业界常态。在《著作权法》为相关抄袭行为加以规制之余，行业相关规范却未能及时作出衔接。目前广电总局《关于加强有关广播电视节目、影视剧和网络视听节目制作传播管理的通知》虽然要求对存在“劣迹”的编剧、导演、演员等从业人员进行“封杀”，但是《通知》中提到的劣迹主要是吸毒、嫖娼等违法行为，而对于抄袭等道德失范问题则并未提及。这也使得抄袭作家和抄袭编剧得以继续从事影视行业，甚至因为自己的“抄袭”赚取更多流量，摇身一变成为业界人人尊称的老师。长此以往，存在抄袭劣迹的从业人员很有可能“劣币驱逐良币”，随之而来的是原创的萎缩和整体作品质量的下滑。因此，影视行业的抄袭风仍然有待破解。
本次编剧联名抵制事件，是对于今后行业内失范行为惩戒机制的一次有意义的尝试。郭敬明、于正在抵制事件后发声道歉，就是行业内从业人员集体行动效果的明证。类似于中国演出行业协会于今年试行的《演出行业演艺人员从业自律管理办法》，一部在影视编剧行业内的行业自律管理规范或可成为破除业内抄袭之风的一剂良方。随着我国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完善和行业内版权意识、维权意识的提高，相信影视编剧行业中的抄袭风气终将得到遏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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