赢下每一程
金杯海狮王杭州上市发布专访
12月6日上午，位于杭州石祥东路上的浙江义诺通汽车发展有限公司内彩旗飞舞，人潮涌动。华晨雷诺金杯合资后的首款商务轻客---金杯海狮王在杭州隆重上市。新车发布会甫一结束，华晨雷诺金杯销售总监刘国伟及市场总监高瞻就在浙江义诺通二楼会议室接受了浙江媒体的采访。
杭州日报：我想问一下高总，因为金杯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是一个商用车品牌，现在金杯进入了新的时期，跟雷诺合作之后，有哪些变化？
高瞻：非常感谢这个问题，我简单说一下。这是我们合资之后，包括这次首款车型上市过程当中一直特别想向外界传递的一个信号。首先雷诺在欧洲来说，不管是从市场，还是技术的角度具有非常领先的地位，同时耕耘这么多年，它的沉淀非常充分。他在中国为什么选择金杯合作，更多是看中金杯在市场上面的用户口碑、沉淀的网络和庞大的客户基盘。在雷诺技术的沉淀，丰富的产品线和非常资深的运营方面来说，他能和金杯找到最大的合作点，用更好的质量和产品设计，包括用更棒的技术来借助金杯这个平台给中国市场提供更有竞争力的车型。
简单地说，雷诺通过质量、技术和产品进行全方位的提升，给金杯这个品牌、金杯的车型做一种质的提升，能够帮助产品以及整个产品的竞争力在市场上面更有突破性。现在从客户的口碑，包括从新车上市的反馈来看，很多老顾客给了我们非常多正面的评价，他们觉得合资之后明显感觉金杯这个车不仅仅是新车，甚至一些老车，时间很长的在售车型，它的质量都进行了全面的提升，这印证了软实力的植入，短期之内你可能看不见，但是通过时间逐步检验，可以看到我们做了哪些方面的工作。
第二个技术上面的提升，像这一款新车采用非常多雷诺的先进技术，也有很多外籍的工程师把雷诺的造车理念倾注在这一款车上，更多是打造适应中国市场使用场景，满足中国客户需求的这么一款产品，不仅仅是技术的植入，现在还有后续的雷诺车型在不断研发当中，短时间内大家可以看见陆续上市。
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雷诺在中国找到一个好平台、好伙伴，反过来我们借助合资方，雷诺方先进的技术、质量、产品上面的提升，可以满足金杯的焕新。
今日头条： 高总我想问一下金杯海狮王这款车在细分市场上面有哪些优势和亮点？
高瞻：首先不仅是乘用车，商用车也是一样，都是看脸的时代。所以，第一个商用车我们要打破原来老旧的面貌，以前一说到金杯都是面包车，这固然是金杯品牌深入人心的一个体现，他用一个产品定义了一个市场。
但是随着时代发展，我们客户在年轻化，市场在年轻化，把一个传统的生产工具提升魅力，造型和设计是绕不开的，不仅仅是一个好不好看的问题，更多的是理念的问题。
第一点，从设计上面来说，我们前脸的造型，从内外饰，甚至是车灯，都是采用家族化的设计脸谱，把代表品牌核心价值的设计语言传递给大家，内在我们也做了技术的提升，比如说，我们更加安全的车身，都经过法国团队专门的调校，不光是好看，还有内涵。
所以，从这两个纬度来说新车打破了传统面包车的形象，用一种全新的姿态展现在用户面前，金杯依旧是老百姓买得起的金杯，但同时也是拥有全新的造型，全新的技术，以及全新的调校，更年轻化、现代化、更富有商务气质的金杯。
网上车市：我想问一下刘总，前段时间华晨雷诺金杯与快狗达成战略合作，今天又和赤兔养车达成合作，请问这些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刘国伟：第一点，快狗和赤兔都是很好的商用车运营和维保平台，与这些平台的合作我们在尝试打造全新的商用车营销模式。举一个例子，快狗打车，货拉拉，滴滴现在加入到平台化运营，刚刚开始，在杭州，在西部地区滴滴货运开始运营，这些平台能够很精准地定位到客户的群体。
另外，华晨雷诺金杯的产品可靠性高，有很强大的维修保养网络覆盖，可以满足平台车型的可靠性和稳定性需求，而且用户多，运力强，车型的城市通过率好，节油。正好能满足快狗打车的运力需求和平台司机的用车需求。我们以快狗举例，快狗平台上面目前注册的司机有450万，其中大部分是金杯车主，平台上面车辆的平均年龄有10%都已经超过12年，这450多万注册的司机拥有的车辆平均年龄是8.7-8.9年左右，我们非常精准锁定这些换车的人群，合作之后，他们能够利用我们现在经销商的渠道去锁定他的运力，目前每天他们有20%的运力得不到满足，买我们华晨雷诺金杯车的这些车主都有机会到他们的平台上面去注册，他能够优先保障这些车主每天的货运单量的派发，司机优先会得到像快狗，像滴滴的这种派单。通过我们双方合作的优势互补，我的渠道既可以帮助这些司机潜在的车主去换车，也可以帮助快狗锁定运力的诉求，快狗又通过这样的合作，提升整体车辆的更新换代，所以，这种合作是双方的互补，这是我们跟快狗的合作。
我们今天为什么跟赤兔合作？赤兔跟快狗是一样的，快狗专注在司机的运力服务上面，但是赤兔现在专注在整个后市场，他在全中国目前有4000家左右的售后门店，现在做的事情想要把整个LCV的后市场全部做起来，比如说，他想要在明年有200家的直营店，1000家的加盟连锁店，同样他成为我们的新车销售的一个渠道，可以成为我们在一些地区的销售和售后的补充。
同时，华晨雷诺金杯在全国范围有覆盖细分市场98%的维修网点，与赤兔合作，能基本上实现全覆盖，并且提升用户的维修效率，及时响应用户的需求。赤兔恰恰把我们的发达的维修网络系统绑定起来，我们的这些潜在客户通过赤兔进行联系。除此以为，我们双方的合作未来更多还是在营销上面可以做到共赢，我们可以给用户提供一些专属的购车政策和礼包给到赤兔，这样我们双方形成互补，对我们来讲，我们和赤兔平台合作使得我们的产品和服务迅速覆盖更广泛的用户地区，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腾讯大浙网：我补充一点，像太保，后期有没有合作？
刘国伟：我们也是在谈，今天的发布会我们仅仅是签战略合作框架，其实落地起来有很多细节，我们跟赤兔刚刚在11月份接洽，您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都是在我们未来的计划当中，现在双方已经达到一致，我们先做一些试点，比如说他们在杭州有很多的潜在客户，我们先借助杭州经销商的力量，通过他们的呼叫中心通过它自己的平台推送专属的礼包，把这些线上的流量导入到我们线下的经销商的渠道当中，给经销商带来一些新的增长机会，如果这方面可以跑得通，我们把这个模式复制到全国去，一方面对于经销商来讲有一个线上线下的导流，第二个帮助服务网络更好地下沉。
腾讯大浙网：无论是销售端和售后端会做一些4S店之外的一些工作？
刘国伟：是的，有一些新的渠道的工作。
张宁：简单来说就是全新的营销模式和新零售概念。
刘国伟：是的，这是赤兔希望达成的，他们也是做新零售的突破，赤兔瞄准商用车这个全新的领域，开创自己新的模式，这与华晨雷诺金杯探索商用车新边界的意愿不谋而合，双方的合作是符合商用车市场发展趋势，迎合消费者互联网+时代的用车养车便捷需求，通过合作双方将共同探索商用车养护的新零售模式，实现互利共赢。
浙江车界：刘总，我想问一下，从汽车的制高点来说，杭州不像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请问华晨雷诺金杯选择在杭州上市有什么样的意义？
刘国伟：我是这样看的，对我们来讲不是说一定要找一个制高点做发布会，北京和上海的市场很大，但是我们更多地从我们合作伙伴经销商的层面出发，我们浙江义诺通对我们重要的经销商伙伴，从投资人钱总本身来讲，一直做金杯已经超过20年，对金杯这个品牌的忠诚度，对我们来讲非常宝贵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从整个市占率来讲在浙江省名列前茅，我们在浙江的市占率27%以上。在整个浙江省的份额远远高于我们全国的平均值，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今天为什么有剪彩，他们的新店今天正式开业，前段时间是试运营，综合考虑来说，我们选择在他们的新店开发布会也是为了庆祝其开业，我们也希望让其他的经销商看到，我们厂家更愿意支持经销商的发展，愿意与终端客户拉近距离的心愿。
金杯海狮王杭州上市发布专访
12月6日上午，位于杭州石祥东路上的浙江义诺通汽车发展有限公司内彩旗飞舞，人潮涌动。华晨雷诺金杯合资后的首款商务轻客---金杯海狮王在杭州隆重上市。新车发布会甫一结束，华晨雷诺金杯销售总监刘国伟及市场总监高瞻就在浙江义诺通二楼会议室接受了浙江媒体的采访。
杭州日报：我想问一下高总，因为金杯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是一个商用车品牌，现在金杯进入了新的时期，跟雷诺合作之后，有哪些变化？
高瞻：非常感谢这个问题，我简单说一下。这是我们合资之后，包括这次首款车型上市过程当中一直特别想向外界传递的一个信号。首先雷诺在欧洲来说，不管是从市场，还是技术的角度具有非常领先的地位，同时耕耘这么多年，它的沉淀非常充分。他在中国为什么选择金杯合作，更多是看中金杯在市场上面的用户口碑、沉淀的网络和庞大的客户基盘。在雷诺技术的沉淀，丰富的产品线和非常资深的运营方面来说，他能和金杯找到最大的合作点，用更好的质量和产品设计，包括用更棒的技术来借助金杯这个平台给中国市场提供更有竞争力的车型。
简单地说，雷诺通过质量、技术和产品进行全方位的提升，给金杯这个品牌、金杯的车型做一种质的提升，能够帮助产品以及整个产品的竞争力在市场上面更有突破性。现在从客户的口碑，包括从新车上市的反馈来看，很多老顾客给了我们非常多正面的评价，他们觉得合资之后明显感觉金杯这个车不仅仅是新车，甚至一些老车，时间很长的在售车型，它的质量都进行了全面的提升，这印证了软实力的植入，短期之内你可能看不见，但是通过时间逐步检验，可以看到我们做了哪些方面的工作。
第二个技术上面的提升，像这一款新车采用非常多雷诺的先进技术，也有很多外籍的工程师把雷诺的造车理念倾注在这一款车上，更多是打造适应中国市场使用场景，满足中国客户需求的这么一款产品，不仅仅是技术的植入，现在还有后续的雷诺车型在不断研发当中，短时间内大家可以看见陆续上市。
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雷诺在中国找到一个好平台、好伙伴，反过来我们借助合资方，雷诺方先进的技术、质量、产品上面的提升，可以满足金杯的焕新。
今日头条： 高总我想问一下金杯海狮王这款车在细分市场上面有哪些优势和亮点？
高瞻：首先不仅是乘用车，商用车也是一样，都是看脸的时代。所以，第一个商用车我们要打破原来老旧的面貌，以前一说到金杯都是面包车，这固然是金杯品牌深入人心的一个体现，他用一个产品定义了一个市场。
但是随着时代发展，我们客户在年轻化，市场在年轻化，把一个传统的生产工具提升魅力，造型和设计是绕不开的，不仅仅是一个好不好看的问题，更多的是理念的问题。
第一点，从设计上面来说，我们前脸的造型，从内外饰，甚至是车灯，都是采用家族化的设计脸谱，把代表品牌核心价值的设计语言传递给大家，内在我们也做了技术的提升，比如说，我们更加安全的车身，都经过法国团队专门的调校，不光是好看，还有内涵。
所以，从这两个纬度来说新车打破了传统面包车的形象，用一种全新的姿态展现在用户面前，金杯依旧是老百姓买得起的金杯，但同时也是拥有全新的造型，全新的技术，以及全新的调校，更年轻化、现代化、更富有商务气质的金杯。
网上车市：我想问一下刘总，前段时间华晨雷诺金杯与快狗达成战略合作，今天又和赤兔养车达成合作，请问这些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刘国伟：第一点，快狗和赤兔都是很好的商用车运营和维保平台，与这些平台的合作我们在尝试打造全新的商用车营销模式。举一个例子，快狗打车，货拉拉，滴滴现在加入到平台化运营，刚刚开始，在杭州，在西部地区滴滴货运开始运营，这些平台能够很精准地定位到客户的群体。
另外，华晨雷诺金杯的产品可靠性高，有很强大的维修保养网络覆盖，可以满足平台车型的可靠性和稳定性需求，而且用户多，运力强，车型的城市通过率好，节油。正好能满足快狗打车的运力需求和平台司机的用车需求。我们以快狗举例，快狗平台上面目前注册的司机有450万，其中大部分是金杯车主，平台上面车辆的平均年龄有10%都已经超过12年，这450多万注册的司机拥有的车辆平均年龄是8.7-8.9年左右，我们非常精准锁定这些换车的人群，合作之后，他们能够利用我们现在经销商的渠道去锁定他的运力，目前每天他们有20%的运力得不到满足，买我们华晨雷诺金杯车的这些车主都有机会到他们的平台上面去注册，他能够优先保障这些车主每天的货运单量的派发，司机优先会得到像快狗，像滴滴的这种派单。通过我们双方合作的优势互补，我的渠道既可以帮助这些司机潜在的车主去换车，也可以帮助快狗锁定运力的诉求，快狗又通过这样的合作，提升整体车辆的更新换代，所以，这种合作是双方的互补，这是我们跟快狗的合作。
我们今天为什么跟赤兔合作？赤兔跟快狗是一样的，快狗专注在司机的运力服务上面，但是赤兔现在专注在整个后市场，他在全中国目前有4000家左右的售后门店，现在做的事情想要把整个LCV的后市场全部做起来，比如说，他想要在明年有200家的直营店，1000家的加盟连锁店，同样他成为我们的新车销售的一个渠道，可以成为我们在一些地区的销售和售后的补充。
同时，华晨雷诺金杯在全国范围有覆盖细分市场98%的维修网点，与赤兔合作，能基本上实现全覆盖，并且提升用户的维修效率，及时响应用户的需求。赤兔恰恰把我们的发达的维修网络系统绑定起来，我们的这些潜在客户通过赤兔进行联系。除此以为，我们双方的合作未来更多还是在营销上面可以做到共赢，我们可以给用户提供一些专属的购车政策和礼包给到赤兔，这样我们双方形成互补，对我们来讲，我们和赤兔平台合作使得我们的产品和服务迅速覆盖更广泛的用户地区，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腾讯大浙网：我补充一点，像太保，后期有没有合作？
刘国伟：我们也是在谈，今天的发布会我们仅仅是签战略合作框架，其实落地起来有很多细节，我们跟赤兔刚刚在11月份接洽，您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都是在我们未来的计划当中，现在双方已经达到一致，我们先做一些试点，比如说他们在杭州有很多的潜在客户，我们先借助杭州经销商的力量，通过他们的呼叫中心通过它自己的平台推送专属的礼包，把这些线上的流量导入到我们线下的经销商的渠道当中，给经销商带来一些新的增长机会，如果这方面可以跑得通，我们把这个模式复制到全国去，一方面对于经销商来讲有一个线上线下的导流，第二个帮助服务网络更好地下沉。
腾讯大浙网：无论是销售端和售后端会做一些4S店之外的一些工作？
刘国伟：是的，有一些新的渠道的工作。
张宁：简单来说就是全新的营销模式和新零售概念。
刘国伟：是的，这是赤兔希望达成的，他们也是做新零售的突破，赤兔瞄准商用车这个全新的领域，开创自己新的模式，这与华晨雷诺金杯探索商用车新边界的意愿不谋而合，双方的合作是符合商用车市场发展趋势，迎合消费者互联网+时代的用车养车便捷需求，通过合作双方将共同探索商用车养护的新零售模式，实现互利共赢。
浙江车界：刘总，我想问一下，从汽车的制高点来说，杭州不像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请问华晨雷诺金杯选择在杭州上市有什么样的意义？
刘国伟：我是这样看的，对我们来讲不是说一定要找一个制高点做发布会，北京和上海的市场很大，但是我们更多地从我们合作伙伴经销商的层面出发，我们浙江义诺通对我们重要的经销商伙伴，从投资人钱总本身来讲，一直做金杯已经超过20年，对金杯这个品牌的忠诚度，对我们来讲非常宝贵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从整个市占率来讲在浙江省名列前茅，我们在浙江的市占率27%以上。在整个浙江省的份额远远高于我们全国的平均值，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今天为什么有剪彩，他们的新店今天正式开业，前段时间是试运营，综合考虑来说，我们选择在他们的新店开发布会也是为了庆祝其开业，我们也希望让其他的经销商看到，我们厂家更愿意支持经销商的发展，愿意与终端客户拉近距离的心愿。
网络犯罪案件办理中的程序问题与出路
检察日报 2020-11-09
作者：董斌
●可以考虑将同一案件的分级管辖作为司法机关提前介入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进而实现网络金融犯罪域内管辖合理高效的司法目标。
●可以考虑智能构建行刑联动平台，形成数据和线索的互通，一方面是可供检察机关掌握线索、提前介入案件和进行法律监督；另一方面，刑事案件办理后，也可借助机制探讨问题和移送线索，推动行政部门填补监管漏洞。
网络犯罪之所以存在独立研究价值，不仅在于其侵犯法益、违反规范的特殊性，也不仅是网络时代的行为与以工业时代为依据的刑事实体法之间存在脱轨风险，亦在于其行为特征给办案程序造成的问题。
对待这一命题，研究很难面面俱到。结合浙江杭州网络数字经济产业规模化水平优、金融科技普惠化范围广和社会治理智慧化程度高的特征，以及杭州地区网络犯罪呈现出的隐蔽性、集团化、非物态等样态，我们就网络犯罪案件办理过程中的程序问题提出一些见解，以窥这一复杂问题的豹之一斑。
网络犯罪办案程序问题的本体思考
网络犯罪案件的本体程序问题，指的是检察机关在本案过程中发现的，并且能够影响案件实体结论的程序问题，有三个值得考虑的方面。
第一，网络犯罪的管辖问题。网络金融犯罪缺乏地域之间的距离和界限，不但排除了犯罪活动的空间障碍，也形成了针对某类案件的犯罪团伙（如网络金融诈骗集团）。一方面，网络金融犯罪的遍在性特征给现行地域管辖的规则带来了冲击，使得实际管辖部门的侦查成本过高，浪费司法资源；另一方面，网络金融犯罪的规模化造成了上下级司法机关之间级别管辖的龃龉。为解决上述问题，在地域管辖上，可以“斯通公式”为理论起点，对网络金融犯罪的管辖泛化的倾向进行必要约束，建立以行为人为核心的地域管辖制度架构。在级别管辖上，从保障行为人利益的角度出发，形成并实施有依据的分级管辖的规则安排，特别是可以考虑将同一案件的分级管辖作为司法机关提前介入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进而实现网络金融犯罪域内管辖合理高效的司法目标。
第二，电子数据获取和审查的虚化问题。主要包括：扣押封存原始存储介质原则虚化，介质存储和数据流转过程安全虚化和电子数据实质审查虚化。随着司法实践中涉及电子数据的案件量增多，原有的取证和固定证据的模式（如将电子数据打印后签字捺印确认）存在着证据隐患和安全风险。若使用散列算法在提取时对电子数据计算完整性校验值进行记录，将审查判断时的结果与记录的完整性校验值相比对，有助于辨别数据是否被篡改。但技术的发展又使低级别的散列算法安全性受到了挑战。而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散列算法，使数据之间两两相互印证，形成数据锁链，并将数据分布存储在各个节点上，杜绝私下篡改，能有效保障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相较于散列算法等方式，将具有电子数据收集提取智能化、电子数据保管去中心化和电子数据审查的实质化的优势。
第三，证据抽样验证问题。为解决海量电子数据和分散于全球的涉案人员（如集资参与人）言词证据的证明效力，抽样验证规则作为一种蕴涵统计学原理的证明方法，或许可以成为互联网时代下的一种证据调取和审查的方式。当然，要论证抽样验证的合理性，必须建立在证明推定合理存在的基础上，进而达到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具体而言，至少需要经过四个步骤：一是判断证据能否抽样，比如嫌疑人供述即属于不得抽样获取的证据。二是建立合理规模的样本群，并依照一定的标准对样本群进行分割。三是根据不同的样本群判断所需的样本数量，单个样本重要性存在差异的样本群取样几率应当有所差别。四是制定形成具有针对性的抽样规则，使得抽样的结果能够反映总体的趋势。
网络犯罪办案程序问题的引申探索
网络犯罪案件的程序引申问题，指的是检察机关虽无法主导程序或起到决定性作用，但可以有效引导，促进社会治理合理化的问题。有三项值得探讨的内容。
第一，互联网企业的合规问题。眼下，风险社会所导致的刑事法律风险可能高于以往任何一个时期。这种法律风险可能不仅仅是国内的法律风险，国际规范、目标市场、材料来源地的规范能否有效遵守也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因此，网络时代的企业需要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和符合法律规定之间合理平衡。同时，刑法新增了部分互联网涉企罪名，虽刑事合规并非企业合规计划的重点，但却是企业合规计划的基石和必修课。就检察机关而言，一是要以日常监管强化风险防范，积极参与到企业日常合规体系构建中，延伸检察职能。二是对部门违规企业甚至涉及单位和员工犯罪的企业，不仅仅要落实谦抑刑事理念，更要推动问题企业合规整改，提升检察机关公信力。三是合规计划也可针对被害企业，检察机关可通过具体个案探索此方面的制度设计，进而成为从多个维度呵护企业经营，改善营商环境，推动社会治理的有效路径。
第二，有效行刑衔接的问题。当下，少量领域和地区存在着行政处罚缺失、行政监管弱化的问题导致了行刑衔接不畅。特别是，面对鱼龙混杂的社会新业态，行政机关在保护创新和预防违法方面需要做到有效平衡。检察机关应当从网络犯罪案件的办理中发现行政监管的缺失，提出合理的建议。同时，可以考虑智能构建行刑联动平台（至少形成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之间的沟通交流机制）。形成数据和线索的互通，一方面是可供检察机关掌握线索、提前介入案件和进行法律监督；另一方面，刑事案件办理后，也可借助机制探讨问题和移送线索，推动行政部门填补监管漏洞。进而通过打破数据壁垒，推动信息互通、工作联动，有效发挥部门数字化协同的整体效能。
第三，网络犯罪追赃挽损问题。网络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的财产追缴和处分问题，与检察机关的办案过程如影随形。一方面，在漫长的诉讼过程中，许多网络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的受害群众因为先行处置涉案财产不能或价值贬损而向办案检察机关不断信访。同时，又有群众希望通过资产在扣押期间增值而减少损失。另一方面，部分案件的投资人，还因为在财产追缴过程中出现的诉讼主体缺位或者财产追缴不到位而向检察机关寻求法律监督。面对网络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财产的处分困境，不仅仅是要加强追缴和监督力度，更要平衡好各方利益，形成顺畅的追赃和涉案财产分配工作机制。或许可以从以下方面考虑：一是持续构建前置的处分机制；二是利用公益诉讼的“等”外补位追缴财产主体；三是建立跨域协同和跨境协商的追缴方式；四是形成合理有效的处置规范，避免刑民裁判上的矛盾冲突，达到利益平衡和社会稳定的目标。
（作者系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副主任、全国重大刑事犯罪检察人才）
检察日报 2020-11-09
作者：董斌
●可以考虑将同一案件的分级管辖作为司法机关提前介入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进而实现网络金融犯罪域内管辖合理高效的司法目标。
●可以考虑智能构建行刑联动平台，形成数据和线索的互通，一方面是可供检察机关掌握线索、提前介入案件和进行法律监督；另一方面，刑事案件办理后，也可借助机制探讨问题和移送线索，推动行政部门填补监管漏洞。
网络犯罪之所以存在独立研究价值，不仅在于其侵犯法益、违反规范的特殊性，也不仅是网络时代的行为与以工业时代为依据的刑事实体法之间存在脱轨风险，亦在于其行为特征给办案程序造成的问题。
对待这一命题，研究很难面面俱到。结合浙江杭州网络数字经济产业规模化水平优、金融科技普惠化范围广和社会治理智慧化程度高的特征，以及杭州地区网络犯罪呈现出的隐蔽性、集团化、非物态等样态，我们就网络犯罪案件办理过程中的程序问题提出一些见解，以窥这一复杂问题的豹之一斑。
网络犯罪办案程序问题的本体思考
网络犯罪案件的本体程序问题，指的是检察机关在本案过程中发现的，并且能够影响案件实体结论的程序问题，有三个值得考虑的方面。
第一，网络犯罪的管辖问题。网络金融犯罪缺乏地域之间的距离和界限，不但排除了犯罪活动的空间障碍，也形成了针对某类案件的犯罪团伙（如网络金融诈骗集团）。一方面，网络金融犯罪的遍在性特征给现行地域管辖的规则带来了冲击，使得实际管辖部门的侦查成本过高，浪费司法资源；另一方面，网络金融犯罪的规模化造成了上下级司法机关之间级别管辖的龃龉。为解决上述问题，在地域管辖上，可以“斯通公式”为理论起点，对网络金融犯罪的管辖泛化的倾向进行必要约束，建立以行为人为核心的地域管辖制度架构。在级别管辖上，从保障行为人利益的角度出发，形成并实施有依据的分级管辖的规则安排，特别是可以考虑将同一案件的分级管辖作为司法机关提前介入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进而实现网络金融犯罪域内管辖合理高效的司法目标。
第二，电子数据获取和审查的虚化问题。主要包括：扣押封存原始存储介质原则虚化，介质存储和数据流转过程安全虚化和电子数据实质审查虚化。随着司法实践中涉及电子数据的案件量增多，原有的取证和固定证据的模式（如将电子数据打印后签字捺印确认）存在着证据隐患和安全风险。若使用散列算法在提取时对电子数据计算完整性校验值进行记录，将审查判断时的结果与记录的完整性校验值相比对，有助于辨别数据是否被篡改。但技术的发展又使低级别的散列算法安全性受到了挑战。而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散列算法，使数据之间两两相互印证，形成数据锁链，并将数据分布存储在各个节点上，杜绝私下篡改，能有效保障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相较于散列算法等方式，将具有电子数据收集提取智能化、电子数据保管去中心化和电子数据审查的实质化的优势。
第三，证据抽样验证问题。为解决海量电子数据和分散于全球的涉案人员（如集资参与人）言词证据的证明效力，抽样验证规则作为一种蕴涵统计学原理的证明方法，或许可以成为互联网时代下的一种证据调取和审查的方式。当然，要论证抽样验证的合理性，必须建立在证明推定合理存在的基础上，进而达到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具体而言，至少需要经过四个步骤：一是判断证据能否抽样，比如嫌疑人供述即属于不得抽样获取的证据。二是建立合理规模的样本群，并依照一定的标准对样本群进行分割。三是根据不同的样本群判断所需的样本数量，单个样本重要性存在差异的样本群取样几率应当有所差别。四是制定形成具有针对性的抽样规则，使得抽样的结果能够反映总体的趋势。
网络犯罪办案程序问题的引申探索
网络犯罪案件的程序引申问题，指的是检察机关虽无法主导程序或起到决定性作用，但可以有效引导，促进社会治理合理化的问题。有三项值得探讨的内容。
第一，互联网企业的合规问题。眼下，风险社会所导致的刑事法律风险可能高于以往任何一个时期。这种法律风险可能不仅仅是国内的法律风险，国际规范、目标市场、材料来源地的规范能否有效遵守也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因此，网络时代的企业需要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和符合法律规定之间合理平衡。同时，刑法新增了部分互联网涉企罪名，虽刑事合规并非企业合规计划的重点，但却是企业合规计划的基石和必修课。就检察机关而言，一是要以日常监管强化风险防范，积极参与到企业日常合规体系构建中，延伸检察职能。二是对部门违规企业甚至涉及单位和员工犯罪的企业，不仅仅要落实谦抑刑事理念，更要推动问题企业合规整改，提升检察机关公信力。三是合规计划也可针对被害企业，检察机关可通过具体个案探索此方面的制度设计，进而成为从多个维度呵护企业经营，改善营商环境，推动社会治理的有效路径。
第二，有效行刑衔接的问题。当下，少量领域和地区存在着行政处罚缺失、行政监管弱化的问题导致了行刑衔接不畅。特别是，面对鱼龙混杂的社会新业态，行政机关在保护创新和预防违法方面需要做到有效平衡。检察机关应当从网络犯罪案件的办理中发现行政监管的缺失，提出合理的建议。同时，可以考虑智能构建行刑联动平台（至少形成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之间的沟通交流机制）。形成数据和线索的互通，一方面是可供检察机关掌握线索、提前介入案件和进行法律监督；另一方面，刑事案件办理后，也可借助机制探讨问题和移送线索，推动行政部门填补监管漏洞。进而通过打破数据壁垒，推动信息互通、工作联动，有效发挥部门数字化协同的整体效能。
第三，网络犯罪追赃挽损问题。网络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的财产追缴和处分问题，与检察机关的办案过程如影随形。一方面，在漫长的诉讼过程中，许多网络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的受害群众因为先行处置涉案财产不能或价值贬损而向办案检察机关不断信访。同时，又有群众希望通过资产在扣押期间增值而减少损失。另一方面，部分案件的投资人，还因为在财产追缴过程中出现的诉讼主体缺位或者财产追缴不到位而向检察机关寻求法律监督。面对网络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财产的处分困境，不仅仅是要加强追缴和监督力度，更要平衡好各方利益，形成顺畅的追赃和涉案财产分配工作机制。或许可以从以下方面考虑：一是持续构建前置的处分机制；二是利用公益诉讼的“等”外补位追缴财产主体；三是建立跨域协同和跨境协商的追缴方式；四是形成合理有效的处置规范，避免刑民裁判上的矛盾冲突，达到利益平衡和社会稳定的目标。
（作者系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副主任、全国重大刑事犯罪检察人才）
网络犯罪案件办理中的程序问题与出路
检察日报 2020-11-09
作者：董斌
●可以考虑将同一案件的分级管辖作为司法机关提前介入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进而实现网络金融犯罪域内管辖合理高效的司法目标。
●可以考虑智能构建行刑联动平台，形成数据和线索的互通，一方面是可供检察机关掌握线索、提前介入案件和进行法律监督；另一方面，刑事案件办理后，也可借助机制探讨问题和移送线索，推动行政部门填补监管漏洞。
网络犯罪之所以存在独立研究价值，不仅在于其侵犯法益、违反规范的特殊性，也不仅是网络时代的行为与以工业时代为依据的刑事实体法之间存在脱轨风险，亦在于其行为特征给办案程序造成的问题。
对待这一命题，研究很难面面俱到。结合浙江杭州网络数字经济产业规模化水平优、金融科技普惠化范围广和社会治理智慧化程度高的特征，以及杭州地区网络犯罪呈现出的隐蔽性、集团化、非物态等样态，我们就网络犯罪案件办理过程中的程序问题提出一些见解，以窥这一复杂问题的豹之一斑。
网络犯罪办案程序问题的本体思考
网络犯罪案件的本体程序问题，指的是检察机关在本案过程中发现的，并且能够影响案件实体结论的程序问题，有三个值得考虑的方面。
第一，网络犯罪的管辖问题。网络金融犯罪缺乏地域之间的距离和界限，不但排除了犯罪活动的空间障碍，也形成了针对某类案件的犯罪团伙（如网络金融诈骗集团）。一方面，网络金融犯罪的遍在性特征给现行地域管辖的规则带来了冲击，使得实际管辖部门的侦查成本过高，浪费司法资源；另一方面，网络金融犯罪的规模化造成了上下级司法机关之间级别管辖的龃龉。为解决上述问题，在地域管辖上，可以“斯通公式”为理论起点，对网络金融犯罪的管辖泛化的倾向进行必要约束，建立以行为人为核心的地域管辖制度架构。在级别管辖上，从保障行为人利益的角度出发，形成并实施有依据的分级管辖的规则安排，特别是可以考虑将同一案件的分级管辖作为司法机关提前介入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进而实现网络金融犯罪域内管辖合理高效的司法目标。
第二，电子数据获取和审查的虚化问题。主要包括：扣押封存原始存储介质原则虚化，介质存储和数据流转过程安全虚化和电子数据实质审查虚化。随着司法实践中涉及电子数据的案件量增多，原有的取证和固定证据的模式（如将电子数据打印后签字捺印确认）存在着证据隐患和安全风险。若使用散列算法在提取时对电子数据计算完整性校验值进行记录，将审查判断时的结果与记录的完整性校验值相比对，有助于辨别数据是否被篡改。但技术的发展又使低级别的散列算法安全性受到了挑战。而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散列算法，使数据之间两两相互印证，形成数据锁链，并将数据分布存储在各个节点上，杜绝私下篡改，能有效保障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相较于散列算法等方式，将具有电子数据收集提取智能化、电子数据保管去中心化和电子数据审查的实质化的优势。
第三，证据抽样验证问题。为解决海量电子数据和分散于全球的涉案人员（如集资参与人）言词证据的证明效力，抽样验证规则作为一种蕴涵统计学原理的证明方法，或许可以成为互联网时代下的一种证据调取和审查的方式。当然，要论证抽样验证的合理性，必须建立在证明推定合理存在的基础上，进而达到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具体而言，至少需要经过四个步骤：一是判断证据能否抽样，比如嫌疑人供述即属于不得抽样获取的证据。二是建立合理规模的样本群，并依照一定的标准对样本群进行分割。三是根据不同的样本群判断所需的样本数量，单个样本重要性存在差异的样本群取样几率应当有所差别。四是制定形成具有针对性的抽样规则，使得抽样的结果能够反映总体的趋势。
网络犯罪办案程序问题的引申探索
网络犯罪案件的程序引申问题，指的是检察机关虽无法主导程序或起到决定性作用，但可以有效引导，促进社会治理合理化的问题。有三项值得探讨的内容。
第一，互联网企业的合规问题。眼下，风险社会所导致的刑事法律风险可能高于以往任何一个时期。这种法律风险可能不仅仅是国内的法律风险，国际规范、目标市场、材料来源地的规范能否有效遵守也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因此，网络时代的企业需要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和符合法律规定之间合理平衡。同时，刑法新增了部分互联网涉企罪名，虽刑事合规并非企业合规计划的重点，但却是企业合规计划的基石和必修课。就检察机关而言，一是要以日常监管强化风险防范，积极参与到企业日常合规体系构建中，延伸检察职能。二是对部门违规企业甚至涉及单位和员工犯罪的企业，不仅仅要落实谦抑刑事理念，更要推动问题企业合规整改，提升检察机关公信力。三是合规计划也可针对被害企业，检察机关可通过具体个案探索此方面的制度设计，进而成为从多个维度呵护企业经营，改善营商环境，推动社会治理的有效路径。
第二，有效行刑衔接的问题。当下，少量领域和地区存在着行政处罚缺失、行政监管弱化的问题导致了行刑衔接不畅。特别是，面对鱼龙混杂的社会新业态，行政机关在保护创新和预防违法方面需要做到有效平衡。检察机关应当从网络犯罪案件的办理中发现行政监管的缺失，提出合理的建议。同时，可以考虑智能构建行刑联动平台（至少形成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之间的沟通交流机制）。形成数据和线索的互通，一方面是可供检察机关掌握线索、提前介入案件和进行法律监督；另一方面，刑事案件办理后，也可借助机制探讨问题和移送线索，推动行政部门填补监管漏洞。进而通过打破数据壁垒，推动信息互通、工作联动，有效发挥部门数字化协同的整体效能。
第三，网络犯罪追赃挽损问题。网络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的财产追缴和处分问题，与检察机关的办案过程如影随形。一方面，在漫长的诉讼过程中，许多网络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的受害群众因为先行处置涉案财产不能或价值贬损而向办案检察机关不断信访。同时，又有群众希望通过资产在扣押期间增值而减少损失。另一方面，部分案件的投资人，还因为在财产追缴过程中出现的诉讼主体缺位或者财产追缴不到位而向检察机关寻求法律监督。面对网络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财产的处分困境，不仅仅是要加强追缴和监督力度，更要平衡好各方利益，形成顺畅的追赃和涉案财产分配工作机制。或许可以从以下方面考虑：一是持续构建前置的处分机制；二是利用公益诉讼的“等”外补位追缴财产主体；三是建立跨域协同和跨境协商的追缴方式；四是形成合理有效的处置规范，避免刑民裁判上的矛盾冲突，达到利益平衡和社会稳定的目标。
（作者系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副主任、全国重大刑事犯罪检察人才）
检察日报 2020-11-09
作者：董斌
●可以考虑将同一案件的分级管辖作为司法机关提前介入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进而实现网络金融犯罪域内管辖合理高效的司法目标。
●可以考虑智能构建行刑联动平台，形成数据和线索的互通，一方面是可供检察机关掌握线索、提前介入案件和进行法律监督；另一方面，刑事案件办理后，也可借助机制探讨问题和移送线索，推动行政部门填补监管漏洞。
网络犯罪之所以存在独立研究价值，不仅在于其侵犯法益、违反规范的特殊性，也不仅是网络时代的行为与以工业时代为依据的刑事实体法之间存在脱轨风险，亦在于其行为特征给办案程序造成的问题。
对待这一命题，研究很难面面俱到。结合浙江杭州网络数字经济产业规模化水平优、金融科技普惠化范围广和社会治理智慧化程度高的特征，以及杭州地区网络犯罪呈现出的隐蔽性、集团化、非物态等样态，我们就网络犯罪案件办理过程中的程序问题提出一些见解，以窥这一复杂问题的豹之一斑。
网络犯罪办案程序问题的本体思考
网络犯罪案件的本体程序问题，指的是检察机关在本案过程中发现的，并且能够影响案件实体结论的程序问题，有三个值得考虑的方面。
第一，网络犯罪的管辖问题。网络金融犯罪缺乏地域之间的距离和界限，不但排除了犯罪活动的空间障碍，也形成了针对某类案件的犯罪团伙（如网络金融诈骗集团）。一方面，网络金融犯罪的遍在性特征给现行地域管辖的规则带来了冲击，使得实际管辖部门的侦查成本过高，浪费司法资源；另一方面，网络金融犯罪的规模化造成了上下级司法机关之间级别管辖的龃龉。为解决上述问题，在地域管辖上，可以“斯通公式”为理论起点，对网络金融犯罪的管辖泛化的倾向进行必要约束，建立以行为人为核心的地域管辖制度架构。在级别管辖上，从保障行为人利益的角度出发，形成并实施有依据的分级管辖的规则安排，特别是可以考虑将同一案件的分级管辖作为司法机关提前介入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进而实现网络金融犯罪域内管辖合理高效的司法目标。
第二，电子数据获取和审查的虚化问题。主要包括：扣押封存原始存储介质原则虚化，介质存储和数据流转过程安全虚化和电子数据实质审查虚化。随着司法实践中涉及电子数据的案件量增多，原有的取证和固定证据的模式（如将电子数据打印后签字捺印确认）存在着证据隐患和安全风险。若使用散列算法在提取时对电子数据计算完整性校验值进行记录，将审查判断时的结果与记录的完整性校验值相比对，有助于辨别数据是否被篡改。但技术的发展又使低级别的散列算法安全性受到了挑战。而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散列算法，使数据之间两两相互印证，形成数据锁链，并将数据分布存储在各个节点上，杜绝私下篡改，能有效保障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相较于散列算法等方式，将具有电子数据收集提取智能化、电子数据保管去中心化和电子数据审查的实质化的优势。
第三，证据抽样验证问题。为解决海量电子数据和分散于全球的涉案人员（如集资参与人）言词证据的证明效力，抽样验证规则作为一种蕴涵统计学原理的证明方法，或许可以成为互联网时代下的一种证据调取和审查的方式。当然，要论证抽样验证的合理性，必须建立在证明推定合理存在的基础上，进而达到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具体而言，至少需要经过四个步骤：一是判断证据能否抽样，比如嫌疑人供述即属于不得抽样获取的证据。二是建立合理规模的样本群，并依照一定的标准对样本群进行分割。三是根据不同的样本群判断所需的样本数量，单个样本重要性存在差异的样本群取样几率应当有所差别。四是制定形成具有针对性的抽样规则，使得抽样的结果能够反映总体的趋势。
网络犯罪办案程序问题的引申探索
网络犯罪案件的程序引申问题，指的是检察机关虽无法主导程序或起到决定性作用，但可以有效引导，促进社会治理合理化的问题。有三项值得探讨的内容。
第一，互联网企业的合规问题。眼下，风险社会所导致的刑事法律风险可能高于以往任何一个时期。这种法律风险可能不仅仅是国内的法律风险，国际规范、目标市场、材料来源地的规范能否有效遵守也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因此，网络时代的企业需要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和符合法律规定之间合理平衡。同时，刑法新增了部分互联网涉企罪名，虽刑事合规并非企业合规计划的重点，但却是企业合规计划的基石和必修课。就检察机关而言，一是要以日常监管强化风险防范，积极参与到企业日常合规体系构建中，延伸检察职能。二是对部门违规企业甚至涉及单位和员工犯罪的企业，不仅仅要落实谦抑刑事理念，更要推动问题企业合规整改，提升检察机关公信力。三是合规计划也可针对被害企业，检察机关可通过具体个案探索此方面的制度设计，进而成为从多个维度呵护企业经营，改善营商环境，推动社会治理的有效路径。
第二，有效行刑衔接的问题。当下，少量领域和地区存在着行政处罚缺失、行政监管弱化的问题导致了行刑衔接不畅。特别是，面对鱼龙混杂的社会新业态，行政机关在保护创新和预防违法方面需要做到有效平衡。检察机关应当从网络犯罪案件的办理中发现行政监管的缺失，提出合理的建议。同时，可以考虑智能构建行刑联动平台（至少形成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之间的沟通交流机制）。形成数据和线索的互通，一方面是可供检察机关掌握线索、提前介入案件和进行法律监督；另一方面，刑事案件办理后，也可借助机制探讨问题和移送线索，推动行政部门填补监管漏洞。进而通过打破数据壁垒，推动信息互通、工作联动，有效发挥部门数字化协同的整体效能。
第三，网络犯罪追赃挽损问题。网络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的财产追缴和处分问题，与检察机关的办案过程如影随形。一方面，在漫长的诉讼过程中，许多网络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的受害群众因为先行处置涉案财产不能或价值贬损而向办案检察机关不断信访。同时，又有群众希望通过资产在扣押期间增值而减少损失。另一方面，部分案件的投资人，还因为在财产追缴过程中出现的诉讼主体缺位或者财产追缴不到位而向检察机关寻求法律监督。面对网络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财产的处分困境，不仅仅是要加强追缴和监督力度，更要平衡好各方利益，形成顺畅的追赃和涉案财产分配工作机制。或许可以从以下方面考虑：一是持续构建前置的处分机制；二是利用公益诉讼的“等”外补位追缴财产主体；三是建立跨域协同和跨境协商的追缴方式；四是形成合理有效的处置规范，避免刑民裁判上的矛盾冲突，达到利益平衡和社会稳定的目标。
（作者系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副主任、全国重大刑事犯罪检察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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