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一些周末时光，看着风景莫名其妙想明白好多事情
4：周一下班回到家看到某l走之前整理的，但感动不超过三秒，因为发现他一包零食都没留给我
5：早上吃到办公室姐姐给的小蛋糕，原因是昨天是万圣节……
6：蟹蟹你花／西／子，十二小时收到快递的快乐是你给的
7：肥肠孤独的时候大概理解了长辈对老乡的执念
8：买lansam吹风机的理由又多了一个
9：怎么说呢就是说呢继续热爱继续热泪盈眶叭
10：某l说大悦城新开了一家奶茶店给我点了外卖，回家一看是koi诶，上一次喝koi还是在厦门
11-12：真的很喜欢每天和同事斗嘴哈哈哈，坚持的理由又多了一个
4：周一下班回到家看到某l走之前整理的，但感动不超过三秒，因为发现他一包零食都没留给我
5：早上吃到办公室姐姐给的小蛋糕，原因是昨天是万圣节……
6：蟹蟹你花／西／子，十二小时收到快递的快乐是你给的
7：肥肠孤独的时候大概理解了长辈对老乡的执念
8：买lansam吹风机的理由又多了一个
9：怎么说呢就是说呢继续热爱继续热泪盈眶叭
10：某l说大悦城新开了一家奶茶店给我点了外卖，回家一看是koi诶，上一次喝koi还是在厦门
11-12：真的很喜欢每天和同事斗嘴哈哈哈，坚持的理由又多了一个
上周主场输给了芝加哥熊，新英格兰爱国者丢尽了颜面，也让自己本周和喷气机的比赛变成了本赛季的生死战，好在球队在面对压力时没有崩盘，至少在比赛中比对手发挥得出色，加上一点点运气，得以从纽约全身而退。
上周沸沸扬扬的四分卫风波显然对爱国者没有一点好处，于是本周主教练Bill Belichick早早就确定了首发四分卫，并且让Mac Jones打满了全场。35传，24中，194码，1个TD，1个抄截，外加一个被吹回来的pick 6和一个第四节的drop INT，单看这样的成绩很难让人满意。
面对对手实力不俗的防守，爱国者出人意料地打起了传球，而且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Mac Jones一共35次后撤传球，shotgun列阵高达31次，仅有的4次under center中1次是screen pass，3次是play action。这样的安排给进攻锋线带来了挑战，很遗憾在David Andrews缺阵的情况下，他们本场的表现不敢恭维。数据倒在其次，只需看一眼爱国者用人的纠结，就能体会锋线教练的无奈。比赛开始时，爱国者的右截锋是Cannon，左护锋是Strange，比赛中Cannon表现不佳，Wynn替补右截锋出场，随后送出擒杀，接着Cannon回来替换Wynn，表现依旧不理想，Jones的第一个抄截他其实要负首要责任。在另外一侧，Strange送出2次犯规，然后第三节送出擒杀，教练组无奈把他放上了板凳，Wynn重新上场改任左护锋，直到比赛结束。锋线上表现尚可的只有Trent Brown和Owenu两人，替补中锋Ferentz没有能力为队友提供呼应和掩护，可能是本场比赛锋线表现糟糕的主要原因之一。未来几周，Andrews的回归应该能解决Strange的问题，但是右截锋的位置仍然是球队的隐患。
爱国者的进攻让人看得很是郁闷，但是由于防守给力，本场比赛能明显地看出，Patricia在强行植入自己对于进攻的理解，这还是今年的第一次。高达90%的shotgun阵型，创下了爱国者本赛季使用该阵型频率的新纪录。而在传球思路上，爱国者选择了option的概念，无论是QB的选择，还是接球手的跑位，都是如此，例如那次失败了的四档转换。但是这种打法的关键之处，在于四分卫和接球手要对对手的防守有着同样的阅读，可是本场比赛二者不合拍的情况却非常常见（被吹掉了的pick 6），所以场上的表现便是四分卫犹犹豫豫，接球手不知所措。同时在Patricia的某些play中，flat area起到的作用应该是牵扯防守的注意力（zone sucker），他认为真正的机会应该在后场出现，但是实战的效果和教练的设想似乎有所出入。
仔细回看本场比赛的录像，Mac Jones真正的表现要比实时的观感好上许多。他的很多次传球都很精彩，其中不乏大码数的三档转换。Jones真正的低级失误可能只有一个，第四节的第一个drive，三档6，没看到中线卫就传球，险些被对手超截。爱国者finish drive的办法不多，四分卫接球手不合拍，加上四分卫自己的低级失误，让观众对爱国者进攻的负面印象被放大，这也许是为什么看过比赛的球迷觉得爱国者进攻让人难以忍受的原因。单纯的从执行的角度上讲，个人认为Mac Jones和Matt Patricia的配合有所进步，至少在局外人看来，明白了他们到底追求的是什么样的打法。Shotgun + option，如果这是全队认可的发展方式，那就一条道走到黑，把它坚持到底。
上周被对手的地面进攻冲得七零八落，爱国者的防跑本场没有给对手太多的机会。在明显的冲球档，爱国者坚定地使用自己的3 man front，Guy，Godchaux，Wise三个人组成的防守锋线没有在比赛中吃亏，这点其实多少有些意外。在Box里，顶替Dugger出场的安全卫Peppers让爱国者的3-4 sub和base没有太大的区别，他的若干次擒抱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说到擒抱，相比于上周13次missed tackle，爱国者本场比赛只有6次，而且几乎没有在跑防时错失擒抱，这和MNF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能抓住对手，才能给自己的对友创造完成阻截的机会。跑防的出色，让爱国者把对手的进攻逼进了自己的舒适圈，因为地面受阻，喷气机只能让Wilson传球。爱国者的四人冲传时常能够突破对手的口袋，把Wilson挤出保护圈，让他在跑动中传球。爱国者的防守球员在赛后说，他们预期这样的战术会迫使对方犯错，只是没想到对手也因此完成了若干个大码数的传球。没有什么球队能够单凭broken play就能赢得比赛的胜利，这场比赛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说到本场发挥出色的球员，跑卫Stevenson首当其冲，其Blount + Lewis的属性已经让他成为爱国者进攻组不可或缺的武器。不仅仅可以列在后场，还可以去槽卫，亦可冲可接，爱国者要控制对他的使用。防守端锋Deatrich Wise可能是最不起眼却最为重要的防守球员。作为端锋，几乎打满全场，他的技术特点让他在场上的站位十分灵活，可以胜任多个位置，使得爱国者在人员不变的情况下可以有不同的战术选择。他对四分卫的有效压迫也是Judon本赛季发挥出色的主要原因之一。
最后另起一行，单说一句踢球手Nick Folk —— 真·大腿。
本周过后，成绩回到4胜4负，尤其在客场啃掉喷气机，结果总是令人欣慰。但归根结底我们想看到的，是爱国者在进攻上持续的进步。和喷气机的比赛让我们看出了端倪，希望下场和小马的比赛能让人看到希望。
#始发狐狸堡# | #爱国者赛后总结#
上周沸沸扬扬的四分卫风波显然对爱国者没有一点好处，于是本周主教练Bill Belichick早早就确定了首发四分卫，并且让Mac Jones打满了全场。35传，24中，194码，1个TD，1个抄截，外加一个被吹回来的pick 6和一个第四节的drop INT，单看这样的成绩很难让人满意。
面对对手实力不俗的防守，爱国者出人意料地打起了传球，而且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Mac Jones一共35次后撤传球，shotgun列阵高达31次，仅有的4次under center中1次是screen pass，3次是play action。这样的安排给进攻锋线带来了挑战，很遗憾在David Andrews缺阵的情况下，他们本场的表现不敢恭维。数据倒在其次，只需看一眼爱国者用人的纠结，就能体会锋线教练的无奈。比赛开始时，爱国者的右截锋是Cannon，左护锋是Strange，比赛中Cannon表现不佳，Wynn替补右截锋出场，随后送出擒杀，接着Cannon回来替换Wynn，表现依旧不理想，Jones的第一个抄截他其实要负首要责任。在另外一侧，Strange送出2次犯规，然后第三节送出擒杀，教练组无奈把他放上了板凳，Wynn重新上场改任左护锋，直到比赛结束。锋线上表现尚可的只有Trent Brown和Owenu两人，替补中锋Ferentz没有能力为队友提供呼应和掩护，可能是本场比赛锋线表现糟糕的主要原因之一。未来几周，Andrews的回归应该能解决Strange的问题，但是右截锋的位置仍然是球队的隐患。
爱国者的进攻让人看得很是郁闷，但是由于防守给力，本场比赛能明显地看出，Patricia在强行植入自己对于进攻的理解，这还是今年的第一次。高达90%的shotgun阵型，创下了爱国者本赛季使用该阵型频率的新纪录。而在传球思路上，爱国者选择了option的概念，无论是QB的选择，还是接球手的跑位，都是如此，例如那次失败了的四档转换。但是这种打法的关键之处，在于四分卫和接球手要对对手的防守有着同样的阅读，可是本场比赛二者不合拍的情况却非常常见（被吹掉了的pick 6），所以场上的表现便是四分卫犹犹豫豫，接球手不知所措。同时在Patricia的某些play中，flat area起到的作用应该是牵扯防守的注意力（zone sucker），他认为真正的机会应该在后场出现，但是实战的效果和教练的设想似乎有所出入。
仔细回看本场比赛的录像，Mac Jones真正的表现要比实时的观感好上许多。他的很多次传球都很精彩，其中不乏大码数的三档转换。Jones真正的低级失误可能只有一个，第四节的第一个drive，三档6，没看到中线卫就传球，险些被对手超截。爱国者finish drive的办法不多，四分卫接球手不合拍，加上四分卫自己的低级失误，让观众对爱国者进攻的负面印象被放大，这也许是为什么看过比赛的球迷觉得爱国者进攻让人难以忍受的原因。单纯的从执行的角度上讲，个人认为Mac Jones和Matt Patricia的配合有所进步，至少在局外人看来，明白了他们到底追求的是什么样的打法。Shotgun + option，如果这是全队认可的发展方式，那就一条道走到黑，把它坚持到底。
上周被对手的地面进攻冲得七零八落，爱国者的防跑本场没有给对手太多的机会。在明显的冲球档，爱国者坚定地使用自己的3 man front，Guy，Godchaux，Wise三个人组成的防守锋线没有在比赛中吃亏，这点其实多少有些意外。在Box里，顶替Dugger出场的安全卫Peppers让爱国者的3-4 sub和base没有太大的区别，他的若干次擒抱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说到擒抱，相比于上周13次missed tackle，爱国者本场比赛只有6次，而且几乎没有在跑防时错失擒抱，这和MNF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能抓住对手，才能给自己的对友创造完成阻截的机会。跑防的出色，让爱国者把对手的进攻逼进了自己的舒适圈，因为地面受阻，喷气机只能让Wilson传球。爱国者的四人冲传时常能够突破对手的口袋，把Wilson挤出保护圈，让他在跑动中传球。爱国者的防守球员在赛后说，他们预期这样的战术会迫使对方犯错，只是没想到对手也因此完成了若干个大码数的传球。没有什么球队能够单凭broken play就能赢得比赛的胜利，这场比赛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说到本场发挥出色的球员，跑卫Stevenson首当其冲，其Blount + Lewis的属性已经让他成为爱国者进攻组不可或缺的武器。不仅仅可以列在后场，还可以去槽卫，亦可冲可接，爱国者要控制对他的使用。防守端锋Deatrich Wise可能是最不起眼却最为重要的防守球员。作为端锋，几乎打满全场，他的技术特点让他在场上的站位十分灵活，可以胜任多个位置，使得爱国者在人员不变的情况下可以有不同的战术选择。他对四分卫的有效压迫也是Judon本赛季发挥出色的主要原因之一。
最后另起一行，单说一句踢球手Nick Folk —— 真·大腿。
本周过后，成绩回到4胜4负，尤其在客场啃掉喷气机，结果总是令人欣慰。但归根结底我们想看到的，是爱国者在进攻上持续的进步。和喷气机的比赛让我们看出了端倪，希望下场和小马的比赛能让人看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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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铭 | 文化史，从梁启超那里“再出发”】
近来国内讨论新史学、历史人类学之类的学者，人数渐渐多了起来。这些学术新名目，易于使人肃然起敬，也易于使人联想到“东施效颦”。新名目下的确帮助了学者创作出他们的佳作。但与此同时，时下与这些新名目相关的研究，却也有不可否认地存在其不尽人意之处。例如，最近一本关于文化史的英文之作被翻译出版，国内学界便热烈地讨论起文化史来。不少人会回到那本译作，以求对文化史追本溯源，未料及，过去一百年里国内前辈采用“文化史”来形容不同于其史学类型者，其实不少。其中，一个杰出的例子，是梁启超的《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时下国人所言之“文化史”，与任公当年之定义固然有所不同，可任公当年已有“文化史”之论述，缘何我辈又要舍近求远，到英语世界去“取经”？国人对于“西天取经”的热衷，恐还是好的解释。不过这点并不构成一个“禁止”我辈在“本地”找寻学问之源的理由。
梁氏《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写完于《中国历史研究法》发表之后一年(约在1922年底)，其副题是“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既是“修补及修正”，就不是全盘推翻。这篇文章介于1921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与1926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篇》之间。梁启超的两部历史哲学之作之间有全然不同的历史精神：前者更强调以历史来“记述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后者则迥异，侧重“旧史学”的人、事、物、地方、断代之专史。《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乃是梁氏从“新史学”倒过来过渡到“旧史学”的桥梁(我给新旧史学打上引号，是因为二者的区分本难断定)。
在这篇值得当下文化史细细品读的文章中，梁启超指出，“历史为人类活动所造成，而人类活动有两种：一种是属于自然系者，一种是属于文化系者”，而历史中人类“自然系的活动”与“文化系的活动”之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区别：
梁启超认为，不同于注重“自然系的活动”的一般历史研究，文化史研究的特殊性在于它遵循的“法则”，应是非归纳法、非因果律、带有知识进化之坚持的。
在梁启超看来，文化史有以下三个大意味：
其一，文化史意味着，历史研究不应秉持自然科学的归纳法，而应另辟蹊径。“归纳法最大的工作是求‘共相’，把许多事物相异的属性剔去，相同的属性抽出，各归各类，以规定该事物之内容及行历何如。这种方法应用到史学，却是绝对不可能。”这是“因为历史现象只是‘一躺过’，自古及今，从没有同铸一型的史迹”。史迹之所以难以有“共相”，是因为它本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反影，而各人自由意志之内容，绝对不会从同”。梁启超主张，“史家的工作，和自然科学家正相反，专务求‘不共相’”。
其二，文化史又意味着，自然科学的因果律，不能解释历史，而佛家的“互缘”才可解释历史。有关于此，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已有初步诠释，而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中，他更明确地指出，治史者不应“因为想令自己所爱的学问取得科学资格，便努力要发明史中因果”。“因果是什么？‘有甲必有乙，必有甲才能有乙，于是命甲为乙之因，命乙为甲之果’。所以因果律也叫做‘必然的法则’”。梁启超强调，与自然科学不同，文化史是关于“自由意志”的学问，“‘必然’与‘自由’，是两极端，既必然便没有自由，既自由便没有必然。我们既承认历史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当然不能又认他受因果必然法则的支配”。史迹不见得有必要的“因”，人的意志也不必然有其想当然的“果”，所以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互缘即“互相为缘”。了“佛典上常说的譬喻，‘相待如交芦’，这件事和那件事有不断的连带关系，你靠我、我靠你才能成立。就在这种关系状态之下，前波后波，衔接动荡，便成一个广大渊深的文化史海”。
其三，文化史还意味着，人类自然系的活动是不进化的，文化系的活动才是进化的，旧史学的“治乱论”依旧是文化史研究中有解释力的框架。从这个角度看，文化史的内涵有两面。首先，旧史学的治乱论，依旧比进化主义史学观有价值。他说，“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句话可以说是代表旧史家之共同的观念……我们平心一看，几千年中国历史，是不是一治一乱的在那里循环？何止中国，全世界只怕也是如此。埃及呢，能说现在比‘三十王朝’的时候进化吗？印度呢，能说现在比优波尼沙昙成书、释迦牟尼出世的时候进化吗？说孟子、荀卿一定比孔子进化，董仲舒、郑康成一定比孟、荀进化，朱熹、陆九渊一定比董、郑进化，顾炎武、戴震一定比朱、陆进化，无论如何，恐说不去。说陶潜比屈原进化，杜甫比陶潜进化；但丁比荷马进化，索士比亚比但丁进化，摆伦比索士比亚进化，说黑格儿比康德进化，倭铿、柏格森、罗素比黑格儿进化；这些话都从那里说起？又如汉、唐、宋、明、清各朝政治比较，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亚历山大、该撒、拿破仑等辈人物比较，又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所以从这方面找进化的论据，我敢说一定全然失败完结。”说到物质文明，梁启超认为，人们常以为这方面的历史的进化轨迹是清晰的，如从渔猎到游牧，从游牧到耕稼，从耕稼到工商等等，因“都是前人所未曾梦见”，故“许多人得意极了，说是我们人类大大进化”。但“细按下去”，从物质文明的进化对于人类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问题看，“现在点电灯、坐火船的人类，所过的日子，比起从前点油灯、坐帆船的人类，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特别舒服处来”，而与此同时，物质文明也时常得而复失，“可见物质文明这样东西，根柢脆薄得很，霎时间电光石火一般发达，在历史上原值不了几文钱”。在对进化主义的历史观加以以上批判之同时，梁启超，“只有心的文明，是创造的进化的。”“心的文明”的进化又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1)“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确一天比一天认得真切，而且事实上确也著著向上进行”；(2)“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我们积储的遗产，的确一天比一天扩大。”梁启超认为，只有在这两个方面，人类可以说是进化的，其他的所有方面，都应“编在‘一治一乱’的循环圈内了”。
“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广泛综合了德国历史哲学的自由意志论、佛家互缘论及孟子治乱论，对此前新史学家偏信的进化主义、科学主义及“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加以深刻检讨。
可见，在梁启超那里，文化史的意味，远比我们今日想象的更伟大而沉重。
今日在新史学与历史人类学中谈文化者不少。“文化”是什么？文化学大师威廉姆斯(RaymondWilliams)曾说，数百种文化定义，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人类学型的，即，以“文化”指人们共享的生活方式及其背后的价值体系。这一意义上的文化，在群体内，不可区分其有无。另一类是常识型的，其含义接近“文明”，是可拥有或可丧失、可占有或可缺乏的东西。文化学基于一个汇合展开研究，汇合指的是人类学型的“文化”与常识型的“文化”的融通。文化学要么可以通过作为集体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的文化来考察作为“阶级差异”的表征体系的“文化”，要么可以通过作为“阶级差异”的表征体系的“文化”来探究集体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二者殊途同归。
英语世界的文化史，出现这种汇合论，不是偶然的。文化这个概念本与德国近代思想关系更紧密，英语世界近代思想中相对更独到的观念是“文明”这一接近威廉姆斯笔下的“常识式”定义。我们可以认为，威氏文化论的汇合，本身就是英式的文明与德式的文化的汇合。这一汇合固然是有新意和价值的，但我们不应忘记，其汇合后可能存在的内在紧张关系，依旧是值得关注的。
可以说，有两种文化史，一种认为历史就是文化，意思是说，历史的“变”是表面的，历史背后的文化“不变”，是一种“永恒”；另一种认为文化有历史，学者可以集中研究那些“上层建筑”之变，来看“结构的历史转型”。
在新史学、历史人类学、文化史这些相关名目下展开叙事的中国学者，在展开“模仿性实践”之前，本有必要深究欧洲近代学术观念的源流，但因我们处在一个学术“以名占实”的阶段，鲜有学者能够“自拔”。学界通常的作为是，不由分说，“占领学术领地”。在这情况下，出现一些大家觉得属于“怪现状”之类的现象(有太多学者误将新史学当作进化主义或疑古主义的历史学，有太多学者误将历史人类学当作明清社会经济史，有太多学者误将文化史当作各种“文化”)，实属必然。
在目前的这一学术状况下，回味梁启超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展开的对于的德国自由意志论、佛家互缘论、孟子治乱论的综合、对于因果论、进化论及庸俗唯物论的批判，想必可以有良多的收获。于我看，如今时髦的“后现代主义”，不过也是对于因果论、进化论及庸俗唯物论的批判，而梁任公不仅有这一批判，还曾提出的建设性意见，这实在不可多得。
梁启超的文化史，远比今日我们模仿的英语世界的一般文化史志向远大；在中国重新推崇文化史，有必要从他的志向出发。
（来源：新史学2022）
近来国内讨论新史学、历史人类学之类的学者，人数渐渐多了起来。这些学术新名目，易于使人肃然起敬，也易于使人联想到“东施效颦”。新名目下的确帮助了学者创作出他们的佳作。但与此同时，时下与这些新名目相关的研究，却也有不可否认地存在其不尽人意之处。例如，最近一本关于文化史的英文之作被翻译出版，国内学界便热烈地讨论起文化史来。不少人会回到那本译作，以求对文化史追本溯源，未料及，过去一百年里国内前辈采用“文化史”来形容不同于其史学类型者，其实不少。其中，一个杰出的例子，是梁启超的《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时下国人所言之“文化史”，与任公当年之定义固然有所不同，可任公当年已有“文化史”之论述，缘何我辈又要舍近求远，到英语世界去“取经”？国人对于“西天取经”的热衷，恐还是好的解释。不过这点并不构成一个“禁止”我辈在“本地”找寻学问之源的理由。
梁氏《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写完于《中国历史研究法》发表之后一年(约在1922年底)，其副题是“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既是“修补及修正”，就不是全盘推翻。这篇文章介于1921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与1926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篇》之间。梁启超的两部历史哲学之作之间有全然不同的历史精神：前者更强调以历史来“记述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后者则迥异，侧重“旧史学”的人、事、物、地方、断代之专史。《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乃是梁氏从“新史学”倒过来过渡到“旧史学”的桥梁(我给新旧史学打上引号，是因为二者的区分本难断定)。
在这篇值得当下文化史细细品读的文章中，梁启超指出，“历史为人类活动所造成，而人类活动有两种：一种是属于自然系者，一种是属于文化系者”，而历史中人类“自然系的活动”与“文化系的活动”之间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区别：
梁启超认为，不同于注重“自然系的活动”的一般历史研究，文化史研究的特殊性在于它遵循的“法则”，应是非归纳法、非因果律、带有知识进化之坚持的。
在梁启超看来，文化史有以下三个大意味：
其一，文化史意味着，历史研究不应秉持自然科学的归纳法，而应另辟蹊径。“归纳法最大的工作是求‘共相’，把许多事物相异的属性剔去，相同的属性抽出，各归各类，以规定该事物之内容及行历何如。这种方法应用到史学，却是绝对不可能。”这是“因为历史现象只是‘一躺过’，自古及今，从没有同铸一型的史迹”。史迹之所以难以有“共相”，是因为它本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反影，而各人自由意志之内容，绝对不会从同”。梁启超主张，“史家的工作，和自然科学家正相反，专务求‘不共相’”。
其二，文化史又意味着，自然科学的因果律，不能解释历史，而佛家的“互缘”才可解释历史。有关于此，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已有初步诠释，而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中，他更明确地指出，治史者不应“因为想令自己所爱的学问取得科学资格，便努力要发明史中因果”。“因果是什么？‘有甲必有乙，必有甲才能有乙，于是命甲为乙之因，命乙为甲之果’。所以因果律也叫做‘必然的法则’”。梁启超强调，与自然科学不同，文化史是关于“自由意志”的学问，“‘必然’与‘自由’，是两极端，既必然便没有自由，既自由便没有必然。我们既承认历史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当然不能又认他受因果必然法则的支配”。史迹不见得有必要的“因”，人的意志也不必然有其想当然的“果”，所以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互缘即“互相为缘”。了“佛典上常说的譬喻，‘相待如交芦’，这件事和那件事有不断的连带关系，你靠我、我靠你才能成立。就在这种关系状态之下，前波后波，衔接动荡，便成一个广大渊深的文化史海”。
其三，文化史还意味着，人类自然系的活动是不进化的，文化系的活动才是进化的，旧史学的“治乱论”依旧是文化史研究中有解释力的框架。从这个角度看，文化史的内涵有两面。首先，旧史学的治乱论，依旧比进化主义史学观有价值。他说，“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句话可以说是代表旧史家之共同的观念……我们平心一看，几千年中国历史，是不是一治一乱的在那里循环？何止中国，全世界只怕也是如此。埃及呢，能说现在比‘三十王朝’的时候进化吗？印度呢，能说现在比优波尼沙昙成书、释迦牟尼出世的时候进化吗？说孟子、荀卿一定比孔子进化，董仲舒、郑康成一定比孟、荀进化，朱熹、陆九渊一定比董、郑进化，顾炎武、戴震一定比朱、陆进化，无论如何，恐说不去。说陶潜比屈原进化，杜甫比陶潜进化；但丁比荷马进化，索士比亚比但丁进化，摆伦比索士比亚进化，说黑格儿比康德进化，倭铿、柏格森、罗素比黑格儿进化；这些话都从那里说起？又如汉、唐、宋、明、清各朝政治比较，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亚历山大、该撒、拿破仑等辈人物比较，又是否有进化不进化之可言？所以从这方面找进化的论据，我敢说一定全然失败完结。”说到物质文明，梁启超认为，人们常以为这方面的历史的进化轨迹是清晰的，如从渔猎到游牧，从游牧到耕稼，从耕稼到工商等等，因“都是前人所未曾梦见”，故“许多人得意极了，说是我们人类大大进化”。但“细按下去”，从物质文明的进化对于人类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问题看，“现在点电灯、坐火船的人类，所过的日子，比起从前点油灯、坐帆船的人类，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特别舒服处来”，而与此同时，物质文明也时常得而复失，“可见物质文明这样东西，根柢脆薄得很，霎时间电光石火一般发达，在历史上原值不了几文钱”。在对进化主义的历史观加以以上批判之同时，梁启超，“只有心的文明，是创造的进化的。”“心的文明”的进化又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1)“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确一天比一天认得真切，而且事实上确也著著向上进行”；(2)“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我们积储的遗产，的确一天比一天扩大。”梁启超认为，只有在这两个方面，人类可以说是进化的，其他的所有方面，都应“编在‘一治一乱’的循环圈内了”。
“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广泛综合了德国历史哲学的自由意志论、佛家互缘论及孟子治乱论，对此前新史学家偏信的进化主义、科学主义及“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加以深刻检讨。
可见，在梁启超那里，文化史的意味，远比我们今日想象的更伟大而沉重。
今日在新史学与历史人类学中谈文化者不少。“文化”是什么？文化学大师威廉姆斯(RaymondWilliams)曾说，数百种文化定义，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人类学型的，即，以“文化”指人们共享的生活方式及其背后的价值体系。这一意义上的文化，在群体内，不可区分其有无。另一类是常识型的，其含义接近“文明”，是可拥有或可丧失、可占有或可缺乏的东西。文化学基于一个汇合展开研究，汇合指的是人类学型的“文化”与常识型的“文化”的融通。文化学要么可以通过作为集体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的文化来考察作为“阶级差异”的表征体系的“文化”，要么可以通过作为“阶级差异”的表征体系的“文化”来探究集体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二者殊途同归。
英语世界的文化史，出现这种汇合论，不是偶然的。文化这个概念本与德国近代思想关系更紧密，英语世界近代思想中相对更独到的观念是“文明”这一接近威廉姆斯笔下的“常识式”定义。我们可以认为，威氏文化论的汇合，本身就是英式的文明与德式的文化的汇合。这一汇合固然是有新意和价值的，但我们不应忘记，其汇合后可能存在的内在紧张关系，依旧是值得关注的。
可以说，有两种文化史，一种认为历史就是文化，意思是说，历史的“变”是表面的，历史背后的文化“不变”，是一种“永恒”；另一种认为文化有历史，学者可以集中研究那些“上层建筑”之变，来看“结构的历史转型”。
在新史学、历史人类学、文化史这些相关名目下展开叙事的中国学者，在展开“模仿性实践”之前，本有必要深究欧洲近代学术观念的源流，但因我们处在一个学术“以名占实”的阶段，鲜有学者能够“自拔”。学界通常的作为是，不由分说，“占领学术领地”。在这情况下，出现一些大家觉得属于“怪现状”之类的现象(有太多学者误将新史学当作进化主义或疑古主义的历史学，有太多学者误将历史人类学当作明清社会经济史，有太多学者误将文化史当作各种“文化”)，实属必然。
在目前的这一学术状况下，回味梁启超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展开的对于的德国自由意志论、佛家互缘论、孟子治乱论的综合、对于因果论、进化论及庸俗唯物论的批判，想必可以有良多的收获。于我看，如今时髦的“后现代主义”，不过也是对于因果论、进化论及庸俗唯物论的批判，而梁任公不仅有这一批判，还曾提出的建设性意见，这实在不可多得。
梁启超的文化史，远比今日我们模仿的英语世界的一般文化史志向远大；在中国重新推崇文化史，有必要从他的志向出发。
（来源：新史学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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