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壁纸# #羊村的扛把子# #散文#
春天是从饥饿开始的。也许这是一个嘲笑，既是对春天的，也是对那个时代的。
春节过后，准确一点应该是元宵过后，农家的存粮吃得差不多了，早稻还未播种。饥饿就像幽灵一般，悄悄地溜进村庄，走进年味还没走远的一家一户的宅子里，让农家陷入青黄不接的苦难。更要命的是白天越来越长，白天长就意味着清醒的时间长，挨饿的时间就长。
一九六三年的那个春天，国家刚刚度过“三年困难”时期，农家的生活还十分艰难，不识时务的我，竟蹦蹦跳跳地来到这个世界。由于母亲没有一顿能够吃饱，这位高龄的母亲自然没有多少乳汁来喂养我，所以，很多的时候，我都是在饥饿之中度过。让我从娘肚里一蹦出来，就扎扎实实地感受那饥饿的春天。
几乎整个春天，我们都只得靠青菜、蚕豆、红薯度日。烧糊的锅巴，添上几碗茶水，加工成稀粥，就是我们难得的美味。红薯、蚕豆，现在偶尔尝尝，感觉味道还不错，甚至味道好的比米饭还要好吃很多倍。可那时候，把它们掺和在米里一起煮，开饭的时候，红薯、蚕豆上面只是粘着几粒米饭而已，一落肚，便在胃里膨胀，给人一种饱腹感，吃多了，胃里便会冒酸水，异常难受。
母亲似乎没有任何食欲，我从来没有见过她对哪一种食物有特别的欲望，她总是默默的先尽我们享用，剩下的食物，她随便吃一点。每次吃饭，母亲总是把好一点的饭菜留给我们。有时候，晚餐就是喝点粥，不够分配，母亲自己只好喝点锅巴糊充饥。我常听母亲说：“要是有饭吃，就是没有菜，光米饭也能吃两碗。”二姐曾告诉我：母亲太苦了，她也得有营养，不然身体垮了，全家人都得喝西北风。母亲知道后把我拉进怀里，含着泪说：“九满，你们小，正是长身子骨的时候，吃好一点长身体，你们得好好成长。”
饥饿的春天，难得打一回牙祭。只有在生日这天，母亲也许会给我几枚带着她体温的硬币，让我去集市饱饱口福。所以，一进入农历三月，我就一天天地数着日子，盼望生日那天快快到来。因此，生日便成了我儿时最美的期盼，那种渴望，那种期待，绝不亚于现代都市人对春天的企盼。
一九七一年春天，我好不容易熬到生日这天，一起床便提醒母亲：“妈妈，今天是我的生日！”然而，等待我的不是硬币，甚至连米饭都没有，而是一锅煮熟的蚕豆。饥肠辘辘的我，夹了几颗蚕豆含在嘴里咀嚼，试图把嚼碎了的蚕豆咽下去，却干呕了一阵，吐出几口酸水，眼前发黑，虚弱的坐在门槛上喘息。之后，背着书包上学去了。母亲看着儿子瘦弱的背影，母爱在她的心里燃烧，她便去找邻居借了半碗米饭，托小伙伴带去学校给我。当我拿到那碗饭的时候，热泪从我的眼眶中滚出，嘴唇不停地痉挛着，每吃一勺饭我就滚出一串泪珠。感觉整个空气中都弥漫着饭的清香，多香的饭啊！唉！这才是世界上最美的味道，更是饥肠辘辘的胃里急需的味道。
在那些漫漫长夜里，蚊子在阴暗处纵情狂欢，公蚊子们让所有的母蚊子都怀上了超出常量的胎儿。它们凄凉激越的呜叫声，扰得人心神不宁。饥饿的乌鸦在人们头上低飞，观察，它们不愉快的叫声，宛如寡妇含义模糊的抽泣，助长了老百姓的饥饿心理。
那时候，整个春天，我们就一件事：填饱肚子。所以，每天想的就是食物和如何才能搞到食物，几个小屁孩，就像一群饥饿的野狗，成天在村子里嗅来嗅去，寻找可以果腹的食物。许多在今天看来根本不能入口的东西，在当时却是我们的美味佳肴，久而久之，让我们练就了一口锋利的牙齿，世界上大概没有我们咬不动的食物。
几度春花开，几度夕阳红，我却粘在地上不肯往上长，按遗传我应该是中等身材的男孩，可是，这一遗传基因被营养不良彻底地熄灭了，我甚至觉得自己的脑子也饿坏了。这引起了家人的恐慌：莫非是个小矮人！好在基因的不屈不挠，最终还是把我的海拔推高到162厘米。
春天是一个怎样的季节？白居易说“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在诗人的世界里，春天是一个黄莺燕子们争抢栖息地的季节。对于在那个年代走过来的我来说，让我刻骨铭心的是：春天是一个牲畜与人争抢食物的季节。刚刚从地里挖回来的芋头，或是在土里才长到半尺高的青菜，人要吃，猪要吃，鸡鸭也要吃。我甚至驱赶鸡鸭，不让它们吃，希望从它们嘴里抢些食物来充饥。六岁那年，我就因与猪争抢萝卜而被它咬伤，看着儿子流血的肚皮，母亲忍不住打了饥得“哦哦叫”的猪几棍。但我发现母亲眼角有少许的泪花，这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年妇女的泪，直到现在，我都无法知道母亲是在心痛猪还是她的儿子。
长期的饥饿，使我从小就懂得食物对于人类是多么的重要，所以，我对现代人赏油菜花、桃花、梨花之类的事情非常不解，我对春天的感觉是“桃花开，梨花败，一日三餐不得夜”的那种忍饥挨饿。把春天描绘成莺歌燕舞、风和日丽，抑或发出“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之类的感慨，统统都是在填饱肚子之后才有的事情。不然，那田埂上、水车旁、灶台边哭着闹着要吃要喝的小矮人，怎么能够走到今天！
春天是从饥饿开始的。也许这是一个嘲笑，既是对春天的，也是对那个时代的。
春节过后，准确一点应该是元宵过后，农家的存粮吃得差不多了，早稻还未播种。饥饿就像幽灵一般，悄悄地溜进村庄，走进年味还没走远的一家一户的宅子里，让农家陷入青黄不接的苦难。更要命的是白天越来越长，白天长就意味着清醒的时间长，挨饿的时间就长。
一九六三年的那个春天，国家刚刚度过“三年困难”时期，农家的生活还十分艰难，不识时务的我，竟蹦蹦跳跳地来到这个世界。由于母亲没有一顿能够吃饱，这位高龄的母亲自然没有多少乳汁来喂养我，所以，很多的时候，我都是在饥饿之中度过。让我从娘肚里一蹦出来，就扎扎实实地感受那饥饿的春天。
几乎整个春天，我们都只得靠青菜、蚕豆、红薯度日。烧糊的锅巴，添上几碗茶水，加工成稀粥，就是我们难得的美味。红薯、蚕豆，现在偶尔尝尝，感觉味道还不错，甚至味道好的比米饭还要好吃很多倍。可那时候，把它们掺和在米里一起煮，开饭的时候，红薯、蚕豆上面只是粘着几粒米饭而已，一落肚，便在胃里膨胀，给人一种饱腹感，吃多了，胃里便会冒酸水，异常难受。
母亲似乎没有任何食欲，我从来没有见过她对哪一种食物有特别的欲望，她总是默默的先尽我们享用，剩下的食物，她随便吃一点。每次吃饭，母亲总是把好一点的饭菜留给我们。有时候，晚餐就是喝点粥，不够分配，母亲自己只好喝点锅巴糊充饥。我常听母亲说：“要是有饭吃，就是没有菜，光米饭也能吃两碗。”二姐曾告诉我：母亲太苦了，她也得有营养，不然身体垮了，全家人都得喝西北风。母亲知道后把我拉进怀里，含着泪说：“九满，你们小，正是长身子骨的时候，吃好一点长身体，你们得好好成长。”
饥饿的春天，难得打一回牙祭。只有在生日这天，母亲也许会给我几枚带着她体温的硬币，让我去集市饱饱口福。所以，一进入农历三月，我就一天天地数着日子，盼望生日那天快快到来。因此，生日便成了我儿时最美的期盼，那种渴望，那种期待，绝不亚于现代都市人对春天的企盼。
一九七一年春天，我好不容易熬到生日这天，一起床便提醒母亲：“妈妈，今天是我的生日！”然而，等待我的不是硬币，甚至连米饭都没有，而是一锅煮熟的蚕豆。饥肠辘辘的我，夹了几颗蚕豆含在嘴里咀嚼，试图把嚼碎了的蚕豆咽下去，却干呕了一阵，吐出几口酸水，眼前发黑，虚弱的坐在门槛上喘息。之后，背着书包上学去了。母亲看着儿子瘦弱的背影，母爱在她的心里燃烧，她便去找邻居借了半碗米饭，托小伙伴带去学校给我。当我拿到那碗饭的时候，热泪从我的眼眶中滚出，嘴唇不停地痉挛着，每吃一勺饭我就滚出一串泪珠。感觉整个空气中都弥漫着饭的清香，多香的饭啊！唉！这才是世界上最美的味道，更是饥肠辘辘的胃里急需的味道。
在那些漫漫长夜里，蚊子在阴暗处纵情狂欢，公蚊子们让所有的母蚊子都怀上了超出常量的胎儿。它们凄凉激越的呜叫声，扰得人心神不宁。饥饿的乌鸦在人们头上低飞，观察，它们不愉快的叫声，宛如寡妇含义模糊的抽泣，助长了老百姓的饥饿心理。
那时候，整个春天，我们就一件事：填饱肚子。所以，每天想的就是食物和如何才能搞到食物，几个小屁孩，就像一群饥饿的野狗，成天在村子里嗅来嗅去，寻找可以果腹的食物。许多在今天看来根本不能入口的东西，在当时却是我们的美味佳肴，久而久之，让我们练就了一口锋利的牙齿，世界上大概没有我们咬不动的食物。
几度春花开，几度夕阳红，我却粘在地上不肯往上长，按遗传我应该是中等身材的男孩，可是，这一遗传基因被营养不良彻底地熄灭了，我甚至觉得自己的脑子也饿坏了。这引起了家人的恐慌：莫非是个小矮人！好在基因的不屈不挠，最终还是把我的海拔推高到162厘米。
春天是一个怎样的季节？白居易说“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在诗人的世界里，春天是一个黄莺燕子们争抢栖息地的季节。对于在那个年代走过来的我来说，让我刻骨铭心的是：春天是一个牲畜与人争抢食物的季节。刚刚从地里挖回来的芋头，或是在土里才长到半尺高的青菜，人要吃，猪要吃，鸡鸭也要吃。我甚至驱赶鸡鸭，不让它们吃，希望从它们嘴里抢些食物来充饥。六岁那年，我就因与猪争抢萝卜而被它咬伤，看着儿子流血的肚皮，母亲忍不住打了饥得“哦哦叫”的猪几棍。但我发现母亲眼角有少许的泪花，这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年妇女的泪，直到现在，我都无法知道母亲是在心痛猪还是她的儿子。
长期的饥饿，使我从小就懂得食物对于人类是多么的重要，所以，我对现代人赏油菜花、桃花、梨花之类的事情非常不解，我对春天的感觉是“桃花开，梨花败，一日三餐不得夜”的那种忍饥挨饿。把春天描绘成莺歌燕舞、风和日丽，抑或发出“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之类的感慨，统统都是在填饱肚子之后才有的事情。不然，那田埂上、水车旁、灶台边哭着闹着要吃要喝的小矮人，怎么能够走到今天！
#羊村的扛把子# #散文#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香，所以第二天也不再晕船了，精神也为之一爽。望着前天还奔腾咆哮的大海，一下子竟这么平静柔和，真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那位引诱我上船的朋友唯恐我真的下定决心不再航海，就过来看我。"喂，鲍勃，"他拍拍我的肩膀说，"你现在觉得怎样？我说，那天晚上吹起一点微风，一定把你吓坏了吧？""你说那是一点微风？"我说，"那是一场可怕的风暴啊！""风暴？你这傻瓜，"他回答说，"你把那也叫风暴？那算得了什么！只要船稳固，海面宽阔，像这样的一点风我们根本不放在眼里。当然，你初次出海，也难怪你，鲍勃。来吧，我们弄碗甜酒喝喝，把那些事统统忘掉吧！你看，天气多好啊！"我不想详细叙述这段伤心事。
简单一句话，我们因循一般水手的生活方式，调制了甜酒，我被灌得酩酊大醉。那天晚上，我尽情喝酒胡闹，把对自己过去行为的忏悔与反省，以及对未来下的决心，统统丢到九霄云外去了。简而言之，风暴一过，大海又平静如镜，我头脑里纷乱的思绪也随之一扫而光，怕被大海吞没的恐惧也消失殆尽，我热衷航海的愿望又重新涌上心头。我把自己在危难中下的决心和发的誓言一概丢之脑后。有时，我也发现，那些忏悔和决心也不时地会回到脑海里来。但我却竭力摆脱它们，并使自己振作起来，就好像自己要从某种坏情绪中振作起来似的。因此，我就和水手们一起照旧喝酒胡闹。不久，我就控制了自己的冲动，不让那些正经的念头死灰复燃。不到五六天，我就像那些想摆脱良心谴责的年轻人那样，完全战胜了良心。为此，我必定会遭受新的灾难。上帝见我不思悔改，就决定毫不宽恕地惩罚我，并且，这完全是我自作自受，无可推诿。既然我自己没有把平安渡过第一次灾难看作是上帝对我的拯救，下一次大祸临头就会变本加厉；那时，就连船上那些最凶残阴险、最胆大包天的水手，也都要害怕，都要求饶。
出海第六天，我们到达雅茅斯锚地①。在大风暴之后，我们的船没有走多少路，因为尽管天气晴朗，但却一直刮着逆风，因此，我们不得不在这海中停泊处抛锚。逆风吹了七八天，风是从西南方向吹来的。在此期间，许多从纽卡斯尔来的船只也都到这一开放锚地停泊，因为这儿是海上来往必经的港口，船只都在这儿等候顺风，驶入耶尔河。
我们本来不该在此停泊太久，而是应该趁着潮水驶入河口。无奈风刮得太紧，而停了四五天之后，风势更猛。但这块锚地素来被认为是个良港，加上我们的锚十分牢固，船上的锚索、辘轳、缆篷等一应设备均十分结实，因此水手们对大风都满不在乎，而且一点也不害怕，照旧按他们的生活方式休息作乐。到第八天早晨，风势骤然增大。于是全体船员都动员起来，一起动手落下了中帆，并把船上的一切物件都安顿好，使船能顶住狂风，安然停泊。到了中午，大海卷起了狂澜。我们的船头好几次钻入水中，打进了很多水。有一两次，我们以为脱了船锚，因此，船长下令放下备用大锚。这样，我们在船头下了两个锚，并把锚索放到最长的限度。
这时，风暴来势大得可怕，我看到，连水手们的脸上也显出惊恐的神色。船长虽然小心谨慎，力图保牢自己的船，但当他出入自己的舱房而从我的舱房边经过时，我好几次听到他低声自语，"上帝啊，可怜我们吧！我们都活不了啦！我们都要完蛋了！"他说了不少这一类的话。在最初的一阵纷乱中，我不知所措，只是一动不动地躺在自己的船舱里--我的舱房在船头，我无法形容我当时的心情。最初，我没有像第一次那样忏悔，而是变得麻木不仁了。我原以为死亡的痛苦已经过去，这次的风暴与上次一样也会过去。但我前面说过，当船长从我舱房边经过，并说我们都要完蛋了时，可把我吓坏了。我走出自己的舱房向外一看，只见满目凄凉；这种惨景我以前从未见过：海上巨浪滔天，每隔三四分钟就向我们扑来。再向四面一望，境况更是悲惨。我们发现，原来停泊在我们附近的两艘船，因为载货重，已经把船侧的桅杆都砍掉了。突然，我们船上的人惊呼起来。原来停在我们前面约一海里远的一艘船已沉没了。另外两艘船被狂风吹得脱了锚，只得冒险离开锚地驶向大海，连船上的桅杆也一根不剩了。小船的境况要算最好了，因为在海上小船容易行驶。但也有两三只小船被风刮得从我们船旁飞驰而过，船上只剩下角帆而向外海飘去。
到了傍晚，大副和水手长恳求船长砍掉前桅；此事船长当然是绝不愿意干的。但水手长抗议说，如果船长不同意砍掉前桅，船就会沉没。这样，船长也只好答应了。但船上的前桅一砍下来，主桅随风摇摆失去了控制，船也随着剧烈摇晃，于是他们又只得把主桅也砍掉。这样就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甲板了。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香，所以第二天也不再晕船了，精神也为之一爽。望着前天还奔腾咆哮的大海，一下子竟这么平静柔和，真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那位引诱我上船的朋友唯恐我真的下定决心不再航海，就过来看我。"喂，鲍勃，"他拍拍我的肩膀说，"你现在觉得怎样？我说，那天晚上吹起一点微风，一定把你吓坏了吧？""你说那是一点微风？"我说，"那是一场可怕的风暴啊！""风暴？你这傻瓜，"他回答说，"你把那也叫风暴？那算得了什么！只要船稳固，海面宽阔，像这样的一点风我们根本不放在眼里。当然，你初次出海，也难怪你，鲍勃。来吧，我们弄碗甜酒喝喝，把那些事统统忘掉吧！你看，天气多好啊！"我不想详细叙述这段伤心事。
简单一句话，我们因循一般水手的生活方式，调制了甜酒，我被灌得酩酊大醉。那天晚上，我尽情喝酒胡闹，把对自己过去行为的忏悔与反省，以及对未来下的决心，统统丢到九霄云外去了。简而言之，风暴一过，大海又平静如镜，我头脑里纷乱的思绪也随之一扫而光，怕被大海吞没的恐惧也消失殆尽，我热衷航海的愿望又重新涌上心头。我把自己在危难中下的决心和发的誓言一概丢之脑后。有时，我也发现，那些忏悔和决心也不时地会回到脑海里来。但我却竭力摆脱它们，并使自己振作起来，就好像自己要从某种坏情绪中振作起来似的。因此，我就和水手们一起照旧喝酒胡闹。不久，我就控制了自己的冲动，不让那些正经的念头死灰复燃。不到五六天，我就像那些想摆脱良心谴责的年轻人那样，完全战胜了良心。为此，我必定会遭受新的灾难。上帝见我不思悔改，就决定毫不宽恕地惩罚我，并且，这完全是我自作自受，无可推诿。既然我自己没有把平安渡过第一次灾难看作是上帝对我的拯救，下一次大祸临头就会变本加厉；那时，就连船上那些最凶残阴险、最胆大包天的水手，也都要害怕，都要求饶。
出海第六天，我们到达雅茅斯锚地①。在大风暴之后，我们的船没有走多少路，因为尽管天气晴朗，但却一直刮着逆风，因此，我们不得不在这海中停泊处抛锚。逆风吹了七八天，风是从西南方向吹来的。在此期间，许多从纽卡斯尔来的船只也都到这一开放锚地停泊，因为这儿是海上来往必经的港口，船只都在这儿等候顺风，驶入耶尔河。
我们本来不该在此停泊太久，而是应该趁着潮水驶入河口。无奈风刮得太紧，而停了四五天之后，风势更猛。但这块锚地素来被认为是个良港，加上我们的锚十分牢固，船上的锚索、辘轳、缆篷等一应设备均十分结实，因此水手们对大风都满不在乎，而且一点也不害怕，照旧按他们的生活方式休息作乐。到第八天早晨，风势骤然增大。于是全体船员都动员起来，一起动手落下了中帆，并把船上的一切物件都安顿好，使船能顶住狂风，安然停泊。到了中午，大海卷起了狂澜。我们的船头好几次钻入水中，打进了很多水。有一两次，我们以为脱了船锚，因此，船长下令放下备用大锚。这样，我们在船头下了两个锚，并把锚索放到最长的限度。
这时，风暴来势大得可怕，我看到，连水手们的脸上也显出惊恐的神色。船长虽然小心谨慎，力图保牢自己的船，但当他出入自己的舱房而从我的舱房边经过时，我好几次听到他低声自语，"上帝啊，可怜我们吧！我们都活不了啦！我们都要完蛋了！"他说了不少这一类的话。在最初的一阵纷乱中，我不知所措，只是一动不动地躺在自己的船舱里--我的舱房在船头，我无法形容我当时的心情。最初，我没有像第一次那样忏悔，而是变得麻木不仁了。我原以为死亡的痛苦已经过去，这次的风暴与上次一样也会过去。但我前面说过，当船长从我舱房边经过，并说我们都要完蛋了时，可把我吓坏了。我走出自己的舱房向外一看，只见满目凄凉；这种惨景我以前从未见过：海上巨浪滔天，每隔三四分钟就向我们扑来。再向四面一望，境况更是悲惨。我们发现，原来停泊在我们附近的两艘船，因为载货重，已经把船侧的桅杆都砍掉了。突然，我们船上的人惊呼起来。原来停在我们前面约一海里远的一艘船已沉没了。另外两艘船被狂风吹得脱了锚，只得冒险离开锚地驶向大海，连船上的桅杆也一根不剩了。小船的境况要算最好了，因为在海上小船容易行驶。但也有两三只小船被风刮得从我们船旁飞驰而过，船上只剩下角帆而向外海飘去。
到了傍晚，大副和水手长恳求船长砍掉前桅；此事船长当然是绝不愿意干的。但水手长抗议说，如果船长不同意砍掉前桅，船就会沉没。这样，船长也只好答应了。但船上的前桅一砍下来，主桅随风摇摆失去了控制，船也随着剧烈摇晃，于是他们又只得把主桅也砍掉。这样就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甲板了。
#美历史学家称美国正进行秘密生物武器项目#【美历史学家接受《环球时报》专访：#美国正进行秘密生物武器项目# 】 美国德特里克堡军事基地和设在乌克兰等近30个国家的300多个生物实验室到底干了什么？美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凯近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我认为美国正在进行一个秘密的生物武器项目”。杰弗里·凯长期致力于研究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实施细菌战的黑历史，退休前在旧金山开设心理诊所帮助遭受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虐待的人。他著有《关塔那摩的掩盖》一书，揭露美国使用酷刑的恶行。他告诉记者，美方近年来公布的文件已“实锤”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生物武器，而且，作为唯一在多场战争中使用过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国家，美国仍表现出继续使用相关武器的危险倾向，令世人担心。更重要的是，美国政府一直试图掩盖真相，为所欲为，反对《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建立核查机制。而国际社会需要做的就是敦促美国公开更多信息，并组建由高级别的权威人士参与的调查团。
“美军在朝鲜战争中使用同侵华日军731部队高度相似的生物武器”
环球时报：您长期研究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实施细菌战的史料，并将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公布的与细菌战有关的文件称为“能证明美国实施细菌战黑历史拼图中的最后一块”。在查阅CIA的解密文件后，您发现了什么？为什么说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进行了细菌战？
杰弗里·凯：我们可以百分之百确定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进行细菌战。这是基于多年来数百名目击者向不同调查人员提供的证据、美国国防部未经审查的可以查阅的文件、CIA已解密的朝鲜战争期间美方截获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联络记录，以及美国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军官关于细菌战行动的一些近代声明。
2010年，也就是朝鲜战争爆发60周年之际，CIA决定解密一些高度机密的文件。我发现其中有20多份中朝两军内部通报遭遇美国细菌战打击的实际内容。这些文件由美国安全部门拦截并进行翻译和分析。我从这些文件中找到很多中朝军队向他们的指挥官报告受到细菌武器攻击的情况，如需要滴滴涕来帮助杀死被感染的昆虫、供给遭到破坏、因生物武器攻击部队无法行动等。这些美方实时获取的联络记录，证明了细菌攻击的发生。
环球时报：提到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使用生物武器，我们想知道，为什么直到近些年，美国的战争罪行才被CIA解密的文件所证实呢？
杰弗里·凯：在美国，很多关于朝鲜战争的资料都属于机密，而且有的至今仍未脱密。我也是近期才非常震惊地发现，在冷战期间，从1951年到1965年，美国海关等部门截获大量来自苏联、中国、朝鲜以及东欧国家的材料，包含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生物武器的事实。但美国方面宣称，“这些都是相关国家的政治宣传”，并将材料销毁。
环球时报：二战接近尾声时，美国加紧改进细菌武器，并与侵华日军731部队这样的恶魔勾搭在一起。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与侵华日军731部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罪恶滔天的731部队负责人石井四郎曾是德堡的生物武器顾问。您认为，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的生物武器可能同日军731部队有关联，并提议国际社会应组建调查团对此进行调查。为什么推动调查这样难？阻力在哪里？
杰弗里·凯：美军在细菌战中使用的生物武器同日军731部队当年研究的生物武器高度相似。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完全相同，因为很多文件是机密的。但对任何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来说，两者有关联是非常可能的。美国陆军化学兵团主要负责美国生物战计划，该兵团在1953年的一份内部文件中提到朝鲜的“有限战争”，以及如何为了提高短期战斗效能把使用生物武器作为“临时政策”。我认为这些“临时政策性武器”就是日军731部队采取的武器类型，比如羽毛炸弹（让鸟类的羽毛沾染病毒），以及在中国使用的昆虫武器等。在美国与日军731部队和石井四郎签订协议后，朝鲜战场实际上成为美国从日本手中“继承”的生物武器遗产的大规模实验地。
至于说为什么推动对美国的调查这么难，或者说为什么让人们对这件事感兴趣这么难，一部分原因是冷战遗留问题，美国政府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对任何揭露自己罪行的人都非常敌视。我们可以看看朱利安·阿桑奇的遭遇。阿桑奇曝光了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罪行，下场是他今天仍在英国的监狱中，正与拒绝被引渡到美国做斗争。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很令人震惊，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就像是一个已将控制渗透到学术界和媒体的极权政府，一些人担心如果推动美国公开使用生物武器的资料或呼吁对此展开调查就会葬送他们的职业生涯。所以，他们什么都不说。人们害怕采取行动，这一幕我见多了，这很可悲。
“美国不敢公布全球生物实验室真相”
环球时报：最近几年，国际社会对美国本土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以及美国设在全球，特别是俄罗斯周边（独联体国家）的大量生物实验室存在质疑。哈萨克斯坦等多国曾出现怪异的生物病毒灾难，有关让美国将这些实验室真相公之于众的呼声此起彼伏。美国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规定？对美国在全球搞300多家生物实验室的做法，您是否感到担忧？
杰弗里·凯：是的，很多人担心美国，可能还有一些别的国家，正在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这些实验室里有很多秘密——俄乌冲突升级后，乌克兰实验室的有关文件被销毁、带走或者移除。美国政府或许会说他们在海外的生物实验室主要是为了与各国合作监测现存的生物威胁，这些威胁包括来自自然界和可能来自其他国家的生物武器攻击。但实际上，每个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生物武器计划进行过深入了解甚至稍有认知的人都知道，研究是出于防御的目的，比如监测生物病原体，还是用于攻击的目的，这之间通常只有极其细微的界限。事实上，我在研究朝鲜战争时发现，不止一次的生物武器研究被确认打着所谓“防御性生物武器研究”的旗号。早在1948年，美国陆军化学兵团顾问委员会主席就曾说过：“利用昆虫作为媒介投放生物制剂的进攻性应用被所谓‘控制昆虫’的防御性研究所掩盖。”
我们现在没法确切地说美国在掩盖什么，但我们确实知道美国一直以来在反对什么。长期以来，美国在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这导致该国际公约“没有牙齿”，美国可以为所欲为，不会被审查。
环球时报：美国政府最近就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的问题发出混乱和自相矛盾的信息，您觉得美国在乌克兰境内的生物实验室到底在干什么？美国为何一再拒绝国际社会调查其海外生物实验室的要求？他们在担心或害怕什么？
杰弗里·凯：美国需要公开能说明这些实验室在干什么的有关文件。但问题是，他们不会这么做。我认为美国也需要公开七八十年前生物战计划的全部真相，因为除非你了解美国生物战的历史和秘密，了解生物战计划与CIA及学术界的关系等，你才能真正了解这些实验室到底在干什么。但现在，你在美国听到的都是关于俄罗斯的坏话，因为俄罗斯指责美国利用鸟类传播生物病原体。美国长期以来，特别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直有研究鸟类迁徙模式和病原体的计划，并将其作为生物战计划的一部分向德特里克堡报告。美国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公开所有的档案，我们需要解密可以追溯到包括二战末期、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时期的文件，以便我们可以弄清楚美国在数百个生物实验室中所做的事情。但他们不敢这么做，是因为害怕一旦这么做会被证明美国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早在上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政府就决定将其所有正在进行的生物武器研究高度保密，这种保密性一直持续到今天。我仍在尝试收集信息，但我认为一个秘密的生物武器项目正在进行。
“美国有再次使用这些武器的危险倾向”
环球时报：让我们再谈谈德特里克堡。您曾表示：“德特里克堡过去曾是、现在仍是美国生物战的研究中心。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他们就与CIA密切合作，在德特里克堡成立‘特种作战部’，专门从事生物武器制造。”您还注意到，美军在朝鲜战争中实施细菌战后，德特里克堡多名生物武器研究人员接连暴毙，而美国军方从未公布对此事进行的调查情况。美国民间对此为什么保持沉默？
杰弗里·凯：美国公众保持沉默是因为他们并不真正了解德特里克堡发生的一切。美国公众被告知谎言，或者他们只是不想知道——总相信政府是好的，没有做坏事或犯可怕的罪行，这是人类的基本心理。这是一种盲从，而美国文化一直鼓励这种盲从。多年来，德特里克堡一直是美国生物战研究的中心。其他一些地区和地方，比如犹他州的达格韦试验场也与美国生物武器实验计划相关，现在又加上这些海外实验室。德特里克堡的一切都是保密的，这种保密文化已延续好几代人，而且整个美国的政治文化都在强化它，很难被打破。
环球时报：从朝鲜战争看，美国细菌战得到“实锤”，有了这样的黑历史，加上各种证据不断被发现，国际社会如何才能对美国在全球的生物实验室进行深入调查？您又有什么建议？
杰弗里·凯：首先，我们需要曝光更多的信息。如果人们不知道信息，就不会对美国政府采取行动或施加压力。（美国）没有理由对几十年前发生的事情隐瞒，除非曝光当时发生的战争罪行会令其感到尴尬。一切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相关的信息都应公开。日本否认731部队使用细菌战的情况，这非常糟糕。美国几乎同样糟糕。美国（过去）不承认自己也使用过生化武器，而且多年来一直掩盖他们与日本细菌战部队的联盟关系。所以，我们需要曝光他们，需要对这些战争罪行进行调查。据我所知，中国1952年邀请科学家到中国调查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在中国东北地区使用细菌战的情况，他们成立了一个细菌战国际调查团，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科学家。这个调查团由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带领。我们需要这种级别的权威人士参与调查，这样世界才能相信调查的结果。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要求美国公开相关信息。
环球时报：美国在二战中对日本使用过核武器，在朝鲜战争中使用过生物武器，在越南战争使用过“橙剂”等化学武器，可以说，美国是唯一在实战中使用这三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您如何定义美国的这些行为？
杰弗里·凯：仅就现当代历史而言，最先为人所知的是德国在一战期间用鼻涕虫和病原体来攻击敌方的牲畜，比如马和羊。日本则是第一个大规模使用生化武器对付人类的国家。从上世纪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日本通过侵华日军731部队和相关军事单位使用细菌作为武器。后来，美国政府在朝鲜战争期间也使用生物武器。美国还被指控在古巴和东德使用过生物武器。
显然，无论是对朝鲜、中国、古巴等国使用生物武器，还是对越南使用化学武器，这些都是犯罪。虽然我主要致力于揭露美国使用生物武器的罪行，但其他武器同样可怕，都是危险的。美国已表现出使用这些武器的危险倾向，世界上很多人担心美国会再次使用它们。（《环球时报》3月23日7版文章，作者于金翠）
“美军在朝鲜战争中使用同侵华日军731部队高度相似的生物武器”
环球时报：您长期研究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实施细菌战的史料，并将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公布的与细菌战有关的文件称为“能证明美国实施细菌战黑历史拼图中的最后一块”。在查阅CIA的解密文件后，您发现了什么？为什么说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进行了细菌战？
杰弗里·凯：我们可以百分之百确定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进行细菌战。这是基于多年来数百名目击者向不同调查人员提供的证据、美国国防部未经审查的可以查阅的文件、CIA已解密的朝鲜战争期间美方截获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联络记录，以及美国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军官关于细菌战行动的一些近代声明。
2010年，也就是朝鲜战争爆发60周年之际，CIA决定解密一些高度机密的文件。我发现其中有20多份中朝两军内部通报遭遇美国细菌战打击的实际内容。这些文件由美国安全部门拦截并进行翻译和分析。我从这些文件中找到很多中朝军队向他们的指挥官报告受到细菌武器攻击的情况，如需要滴滴涕来帮助杀死被感染的昆虫、供给遭到破坏、因生物武器攻击部队无法行动等。这些美方实时获取的联络记录，证明了细菌攻击的发生。
环球时报：提到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使用生物武器，我们想知道，为什么直到近些年，美国的战争罪行才被CIA解密的文件所证实呢？
杰弗里·凯：在美国，很多关于朝鲜战争的资料都属于机密，而且有的至今仍未脱密。我也是近期才非常震惊地发现，在冷战期间，从1951年到1965年，美国海关等部门截获大量来自苏联、中国、朝鲜以及东欧国家的材料，包含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生物武器的事实。但美国方面宣称，“这些都是相关国家的政治宣传”，并将材料销毁。
环球时报：二战接近尾声时，美国加紧改进细菌武器，并与侵华日军731部队这样的恶魔勾搭在一起。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与侵华日军731部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罪恶滔天的731部队负责人石井四郎曾是德堡的生物武器顾问。您认为，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的生物武器可能同日军731部队有关联，并提议国际社会应组建调查团对此进行调查。为什么推动调查这样难？阻力在哪里？
杰弗里·凯：美军在细菌战中使用的生物武器同日军731部队当年研究的生物武器高度相似。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完全相同，因为很多文件是机密的。但对任何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来说，两者有关联是非常可能的。美国陆军化学兵团主要负责美国生物战计划，该兵团在1953年的一份内部文件中提到朝鲜的“有限战争”，以及如何为了提高短期战斗效能把使用生物武器作为“临时政策”。我认为这些“临时政策性武器”就是日军731部队采取的武器类型，比如羽毛炸弹（让鸟类的羽毛沾染病毒），以及在中国使用的昆虫武器等。在美国与日军731部队和石井四郎签订协议后，朝鲜战场实际上成为美国从日本手中“继承”的生物武器遗产的大规模实验地。
至于说为什么推动对美国的调查这么难，或者说为什么让人们对这件事感兴趣这么难，一部分原因是冷战遗留问题，美国政府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对任何揭露自己罪行的人都非常敌视。我们可以看看朱利安·阿桑奇的遭遇。阿桑奇曝光了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罪行，下场是他今天仍在英国的监狱中，正与拒绝被引渡到美国做斗争。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很令人震惊，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就像是一个已将控制渗透到学术界和媒体的极权政府，一些人担心如果推动美国公开使用生物武器的资料或呼吁对此展开调查就会葬送他们的职业生涯。所以，他们什么都不说。人们害怕采取行动，这一幕我见多了，这很可悲。
“美国不敢公布全球生物实验室真相”
环球时报：最近几年，国际社会对美国本土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以及美国设在全球，特别是俄罗斯周边（独联体国家）的大量生物实验室存在质疑。哈萨克斯坦等多国曾出现怪异的生物病毒灾难，有关让美国将这些实验室真相公之于众的呼声此起彼伏。美国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规定？对美国在全球搞300多家生物实验室的做法，您是否感到担忧？
杰弗里·凯：是的，很多人担心美国，可能还有一些别的国家，正在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这些实验室里有很多秘密——俄乌冲突升级后，乌克兰实验室的有关文件被销毁、带走或者移除。美国政府或许会说他们在海外的生物实验室主要是为了与各国合作监测现存的生物威胁，这些威胁包括来自自然界和可能来自其他国家的生物武器攻击。但实际上，每个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生物武器计划进行过深入了解甚至稍有认知的人都知道，研究是出于防御的目的，比如监测生物病原体，还是用于攻击的目的，这之间通常只有极其细微的界限。事实上，我在研究朝鲜战争时发现，不止一次的生物武器研究被确认打着所谓“防御性生物武器研究”的旗号。早在1948年，美国陆军化学兵团顾问委员会主席就曾说过：“利用昆虫作为媒介投放生物制剂的进攻性应用被所谓‘控制昆虫’的防御性研究所掩盖。”
我们现在没法确切地说美国在掩盖什么，但我们确实知道美国一直以来在反对什么。长期以来，美国在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这导致该国际公约“没有牙齿”，美国可以为所欲为，不会被审查。
环球时报：美国政府最近就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的问题发出混乱和自相矛盾的信息，您觉得美国在乌克兰境内的生物实验室到底在干什么？美国为何一再拒绝国际社会调查其海外生物实验室的要求？他们在担心或害怕什么？
杰弗里·凯：美国需要公开能说明这些实验室在干什么的有关文件。但问题是，他们不会这么做。我认为美国也需要公开七八十年前生物战计划的全部真相，因为除非你了解美国生物战的历史和秘密，了解生物战计划与CIA及学术界的关系等，你才能真正了解这些实验室到底在干什么。但现在，你在美国听到的都是关于俄罗斯的坏话，因为俄罗斯指责美国利用鸟类传播生物病原体。美国长期以来，特别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直有研究鸟类迁徙模式和病原体的计划，并将其作为生物战计划的一部分向德特里克堡报告。美国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公开所有的档案，我们需要解密可以追溯到包括二战末期、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时期的文件，以便我们可以弄清楚美国在数百个生物实验室中所做的事情。但他们不敢这么做，是因为害怕一旦这么做会被证明美国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早在上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政府就决定将其所有正在进行的生物武器研究高度保密，这种保密性一直持续到今天。我仍在尝试收集信息，但我认为一个秘密的生物武器项目正在进行。
“美国有再次使用这些武器的危险倾向”
环球时报：让我们再谈谈德特里克堡。您曾表示：“德特里克堡过去曾是、现在仍是美国生物战的研究中心。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他们就与CIA密切合作，在德特里克堡成立‘特种作战部’，专门从事生物武器制造。”您还注意到，美军在朝鲜战争中实施细菌战后，德特里克堡多名生物武器研究人员接连暴毙，而美国军方从未公布对此事进行的调查情况。美国民间对此为什么保持沉默？
杰弗里·凯：美国公众保持沉默是因为他们并不真正了解德特里克堡发生的一切。美国公众被告知谎言，或者他们只是不想知道——总相信政府是好的，没有做坏事或犯可怕的罪行，这是人类的基本心理。这是一种盲从，而美国文化一直鼓励这种盲从。多年来，德特里克堡一直是美国生物战研究的中心。其他一些地区和地方，比如犹他州的达格韦试验场也与美国生物武器实验计划相关，现在又加上这些海外实验室。德特里克堡的一切都是保密的，这种保密文化已延续好几代人，而且整个美国的政治文化都在强化它，很难被打破。
环球时报：从朝鲜战争看，美国细菌战得到“实锤”，有了这样的黑历史，加上各种证据不断被发现，国际社会如何才能对美国在全球的生物实验室进行深入调查？您又有什么建议？
杰弗里·凯：首先，我们需要曝光更多的信息。如果人们不知道信息，就不会对美国政府采取行动或施加压力。（美国）没有理由对几十年前发生的事情隐瞒，除非曝光当时发生的战争罪行会令其感到尴尬。一切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相关的信息都应公开。日本否认731部队使用细菌战的情况，这非常糟糕。美国几乎同样糟糕。美国（过去）不承认自己也使用过生化武器，而且多年来一直掩盖他们与日本细菌战部队的联盟关系。所以，我们需要曝光他们，需要对这些战争罪行进行调查。据我所知，中国1952年邀请科学家到中国调查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在中国东北地区使用细菌战的情况，他们成立了一个细菌战国际调查团，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科学家。这个调查团由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带领。我们需要这种级别的权威人士参与调查，这样世界才能相信调查的结果。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要求美国公开相关信息。
环球时报：美国在二战中对日本使用过核武器，在朝鲜战争中使用过生物武器，在越南战争使用过“橙剂”等化学武器，可以说，美国是唯一在实战中使用这三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您如何定义美国的这些行为？
杰弗里·凯：仅就现当代历史而言，最先为人所知的是德国在一战期间用鼻涕虫和病原体来攻击敌方的牲畜，比如马和羊。日本则是第一个大规模使用生化武器对付人类的国家。从上世纪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日本通过侵华日军731部队和相关军事单位使用细菌作为武器。后来，美国政府在朝鲜战争期间也使用生物武器。美国还被指控在古巴和东德使用过生物武器。
显然，无论是对朝鲜、中国、古巴等国使用生物武器，还是对越南使用化学武器，这些都是犯罪。虽然我主要致力于揭露美国使用生物武器的罪行，但其他武器同样可怕，都是危险的。美国已表现出使用这些武器的危险倾向，世界上很多人担心美国会再次使用它们。（《环球时报》3月23日7版文章，作者于金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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