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日利亚究竟是如何孕育出诺莱坞的#
在2018年多伦多电影节期间，Netflix购买了由Nollywood明星Genevieve Nnaji导演的喜剧电影《Lionheart》（中文译名：狮心女孩）全球独家发行权，这是第一部在尼日利亚制作完成的Netflix原创电影，业界普遍认为这是世界第一大流媒体平台与非洲电影产业之间新的开始，将开创非洲影视制作的里程碑。
《Lionheart》讲述了女孩Adaeze Obiagu想要替代自己生病的父亲来管理企业，而父亲想要将企业交给儿子Godwill，最终Adaeza和Godewill共同努力挽救公司于债务危机的故事。
随着非洲数字化发展的进程不断推进，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的非洲大陆上，影视制作也正在悄然发生变化。早在几年前Netflix就开始关注尼日利亚的电影业（也就是众所周知的Nollywood），从上线非洲电影内容到注资制作原创内容，这些投入给了了非洲影视制作行业巨大信心，人们对非洲的视频业务充满了遐想。
然而好的电影品牌不仅包含投资人，还包括演员、导演、制片方、以及遍布全球的发行网络。无论是Nollywood电影，还是非洲的影视业务，这些依旧需要很长的路要走。
笔者工作在尼日利亚，感受到最近几年内尼日利亚影视业务的飞速发展，因此想要以内容制作、分发为出发点思考未来在非洲大陆上将要发生的视频业务挑战与机遇。
用非洲人的方式讲述非洲故事的Nollywood无疑是正在升起的明星，潜力巨大。
20世纪70年代末期，尼日利亚从石油繁荣中获得大量财富，同任何新晋中产阶级社会一样，尼日利亚对于娱乐产品的需求大幅上升。观影文化成为了尼日利亚人民夜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相关商业也随之兴盛起来。但是，随着尼日利亚由于腐败引发经济危机，世界银行在20世纪80年代强迫其执行“结构性调整项目”。这导致尼日利亚货币(奈拉)迅速贬值，尼日利亚社会也因为这些严厉的紧缩措施而遭受重大打击。企业迅速倒闭，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必需品进口几乎不太可能。盗贼和恶棍肆虐街头，人们害怕得不敢出门。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曾经在约鲁巴移动剧院（一个尼日利亚民间艺术团体）有过拍摄家庭录像带经历的肯尼斯·奈步（KennethNnebue）为了摆脱累积的VHS磁带库存，决定在磁带上刻上内容。1992年他聘请克里斯·奥比·拉普（ChrisObiRapu）导演撰写剧本，指导拍摄一部低成本电影。他们在VCR上编辑，直接在VHS磁带上配音，并且给电影起了一个非常时尚的英语片名:《奴役中的生活》。这部质量低劣的电影据说卖掉了750,000张碟片，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启发了无数电影人及演职人员按照这种低成本的制作和发行模式进行电影制作。
大量的电影开始以类似的制作与销售渠道生产出来：平均拍摄时间不到10天，制作预算几乎不超过15,000美元。这些电影放在露天市场销售，每张碟片仅售2美元。电影主要的发行渠道高度依赖国内的传媒盗版网络，这个网络不仅将电影传遍尼日利亚，还将其带出了国门，传遍了世界。虽然畅销，制作人却得不到回报。
尼日利亚政府曾在1993年成立NFVCB 用于电影产品监管，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效果并不明显。虽然这些年经历了“Nollywood”品牌建立，很长时间的技术革新，但是这种制作发行模式已经深远地影响了非洲电影电视制作行业，并且被沿用至今。
近几年，非洲内容市场逐渐产生了变化，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付费电视运营商等给予非洲影视内容以传播平台；非洲经济的缓慢复苏以及院线的持续增多；破局者的加入，互联网渠道逐渐兴起；人们正在恢复对非洲文化的兴趣，外界投资的持续增多；日益增长的需求以及非洲各国对盗版的持续打击。
1非洲付费电视运营商对于非洲的内容生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Africa Magic 是南非报业集团旗下MultiChoice的分支机构，实际是由在DSTV及GOTV平台上播出的6个电影电视剧频道组成，这些频道在包括尼日利亚在内的50多个非洲国家播出，并且大受欢迎，已然形成了独特的品牌效应，也未非洲电影带来了持续的资金与平台支持。
Africa Magic Viewers' Choice Awards (AMVCA)是由Multichoice组织颁发的年度奖项，旨在表彰在电影电视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和机构，首届颁奖典礼与2013年3月9日在尼日利亚拉各斯举行，并在50多个国家现场直播，如今已经成为非洲地区具有影响力的电影盛典。这样的颁奖盛典为非洲影视人才的培养起到了积极作用。
African Movie Channel UK Limited于2005年在英国注册成立，在英国伦敦及尼日利亚拉各斯设有办事处，该公司旗下的AMC MOVIES 等一系列电影电视频道于2006年4月开始运营，为非洲及欧洲地区展示Nollywood及非洲其他地区电影电视剧，该公司还在2007年5月推出全球在线的On-Demand 频道，与英国电信（BT）合作在其BT Vision 下载上店提供电影电视剧的付费下载业务。
来自中国的付费电视品牌StarTimes 在其付费电视平台上也有引进AMC 等非洲影视频道，并且创办了如ST Nollywood等独家影视频道，并已形成独立的影视品牌，该公司还结合非洲多语言特色，扶持并创办了小语种影视频道。
2 经济缓慢复苏，非洲人逐渐回到电影院观看电影
《The Wedding Party》（中文译名婚礼派对）是2016年由尼日利亚很受欢迎的电视频道EbonyLife TV制作， Kemi Adetiba执导的浪漫喜剧，该电影于2016年9月8日在加拿大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及2016年11月26日在拉各斯的Eko Hotel 和 Suites首演。于2016年12月16日在全球发行，成为尼日利亚历史上电影票房收入最高的本土电影。2017年由续集The Wedding Party 2打破纪录。
在2016年，尼日利亚具有规模的电影院只有25家，而《The Wedding Party》为EbonyLife TV赚到了150万美金，可查到的数据显示，2017年尼日利亚电影屏幕总计为114块，相较之前有所增长。
在尼日利亚拉各斯，年轻人进入电影院观看电影已经不是一件稀罕事儿，在笔者看来，尼日利亚的电影院基本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具有舒适环境，3D、MAX、VIP厅于一体的高级别电影院，其电影票价一般在3000-6000当地币（10-20美金）不等；其次是与大型商超Shoprite 配套的大众电影院，环境较差，一般不会配套3D影厅，其票价为2000当地币（6美金）左右；另外还有分布在其他地区的小型影院，这样的影院一般观影效果会差一点，票价会在500-2000当地币（1.5-6美金）。
非洲的连锁影院也不鲜见，Silverbird Galleria公司成立于2004年，其母公司Silverbird Group是由Ben Murray-Bruce 于上世纪80年代成立的开展媒体与房地产业务的公司，并首次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建成了五屏电影院，为尼日利亚电影开创了新的纪元，该公司在西非地区拥有最大的连锁电影院，拥有70多块电影屏幕集中在尼日利亚的拉各斯、阿布贾、哈克特等地，同时他们的电视频道Silverbird TV也在各大付费电视平台上播出。
据普华永道2018年9月发布的2018-2022非洲地区娱乐与媒体展望报告（Entertainment and media outlook: 2018 – 2022 An African perspective）中指出尼日利亚2016-2017年电影院线收入年增长率高达40.7%，2017年其电影院线总收入为1300万美金，在2018-2022年，院线收入年增长速度将保持在8.0%以上，2022年将有望达到1900万美金。
3 破局者的华丽入场，带来了非洲影视的新活力
IROKO 一直被冠以非洲Netflix的称号，以带动非洲电影走向数字平台的破局者著称，如今IROKO向用户提供电影电视剧点播网站及APP服务，据行业观察者数据显示IROKO目前在全球拥有30.8万付费用户，而其在尼日利亚之外的用户占据月60%的比重。IROKO对非洲用户及其他地区用户进行区别收费，非洲地区用户只需支付10美金年费，而其他地区用户需支付50美金，如今IROKO每年约有750万美金投入到非洲电影电视剧的制作上。
IROKO由Jason Njoku 和 Bastian Gotter于2011年创立，短短几年已经成长为参天大树，其发展史也具有一定的传奇色彩。最初Jason Njoku 发现自己很难在线上渠道搜索到Nollywood电影，于是他从Nollywood的制作人手中购买了一些电影的线上传播版权，在YouTube上创建了属于自己的频道，这些电影超出预期地受到人们的喜爱，获得了很多播放及订阅用户。之后IROKO获得了高盛、Canal+以及老虎环球基金的支持，得以搭建自有平台，并推出了电视频道IROKO TV在StarTimes 及 MultiChoice 平台上播出。
如今，Nollywood电影在线上平台中已经不是稀缺资源，在笔者对尼日利亚YouTube用户最受欢迎的频道调研发现，Top10的收欢迎频道中Nollywood影视剧占据4位，并且第一、第二位都是Nollywood电影相关。
随着非洲移动互联网进程的推进，传统电视台、付费电视供应商也在逐步向线上转移，视频类运营公司将非洲本地化内容，尤其Nollywood影视剧作为保持竞争力的利器。
非洲的人口结构良好，尼日利亚人口平均年龄为18岁，25岁以下人口占比60%，年轻人是线上内容的主要消费力量，2018年非洲智能手机普及率为32%，总人口达到13亿，线上内容平台将在不久之后成为影视内容竞争的主战场，也是尼日利亚电影走向成功的重要根据地。
不得不说，Nollywood以及非洲电影产业的机遇与挑战并存。来自外部的持续投资将是未来Nollywood发展的关键。从自身而言，电影内容、拍摄质量、发行体系建设、盗版管控都是未来需要积极去应对的挑战。
尼日利亚的电影行业为尼日利亚人创造了丰富的就业机会，也带来了国民收入，尼日利亚政府表示希望通过推动Nollywood的发展来促进国家从石油经济的转型。
“我们需要Nollywood去歌颂我们的民族英雄”，尼日利亚电影人Udé如是说。作为投资人，在关注投入回报的同时，更应该关注对非洲文化的尊重与传播，用非洲方式去讲述非洲故事。
2018年11月，迪士尼公司发布了首支《狮子王》先导预告片，预告片一经发布，立即引起全球轰动，这部1994年制作发布的非洲题材动画电影将以“真人版”再次呈现在世人面前，将人们的视野拉回了非洲大地。25年过去，狮子王“辛巴”回归，而他脚下的王国却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太阳照常升起在非洲大地上，“Hakuna matata”，我的耳边不时传来少年时的乐曲，这句源自斯瓦西里语的语句意为“没有问题，不用担心！”。
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熟悉了！
在2018年多伦多电影节期间，Netflix购买了由Nollywood明星Genevieve Nnaji导演的喜剧电影《Lionheart》（中文译名：狮心女孩）全球独家发行权，这是第一部在尼日利亚制作完成的Netflix原创电影，业界普遍认为这是世界第一大流媒体平台与非洲电影产业之间新的开始，将开创非洲影视制作的里程碑。
《Lionheart》讲述了女孩Adaeze Obiagu想要替代自己生病的父亲来管理企业，而父亲想要将企业交给儿子Godwill，最终Adaeza和Godewill共同努力挽救公司于债务危机的故事。
随着非洲数字化发展的进程不断推进，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的非洲大陆上，影视制作也正在悄然发生变化。早在几年前Netflix就开始关注尼日利亚的电影业（也就是众所周知的Nollywood），从上线非洲电影内容到注资制作原创内容，这些投入给了了非洲影视制作行业巨大信心，人们对非洲的视频业务充满了遐想。
然而好的电影品牌不仅包含投资人，还包括演员、导演、制片方、以及遍布全球的发行网络。无论是Nollywood电影，还是非洲的影视业务，这些依旧需要很长的路要走。
笔者工作在尼日利亚，感受到最近几年内尼日利亚影视业务的飞速发展，因此想要以内容制作、分发为出发点思考未来在非洲大陆上将要发生的视频业务挑战与机遇。
用非洲人的方式讲述非洲故事的Nollywood无疑是正在升起的明星，潜力巨大。
20世纪70年代末期，尼日利亚从石油繁荣中获得大量财富，同任何新晋中产阶级社会一样，尼日利亚对于娱乐产品的需求大幅上升。观影文化成为了尼日利亚人民夜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相关商业也随之兴盛起来。但是，随着尼日利亚由于腐败引发经济危机，世界银行在20世纪80年代强迫其执行“结构性调整项目”。这导致尼日利亚货币(奈拉)迅速贬值，尼日利亚社会也因为这些严厉的紧缩措施而遭受重大打击。企业迅速倒闭，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必需品进口几乎不太可能。盗贼和恶棍肆虐街头，人们害怕得不敢出门。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曾经在约鲁巴移动剧院（一个尼日利亚民间艺术团体）有过拍摄家庭录像带经历的肯尼斯·奈步（KennethNnebue）为了摆脱累积的VHS磁带库存，决定在磁带上刻上内容。1992年他聘请克里斯·奥比·拉普（ChrisObiRapu）导演撰写剧本，指导拍摄一部低成本电影。他们在VCR上编辑，直接在VHS磁带上配音，并且给电影起了一个非常时尚的英语片名:《奴役中的生活》。这部质量低劣的电影据说卖掉了750,000张碟片，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启发了无数电影人及演职人员按照这种低成本的制作和发行模式进行电影制作。
大量的电影开始以类似的制作与销售渠道生产出来：平均拍摄时间不到10天，制作预算几乎不超过15,000美元。这些电影放在露天市场销售，每张碟片仅售2美元。电影主要的发行渠道高度依赖国内的传媒盗版网络，这个网络不仅将电影传遍尼日利亚，还将其带出了国门，传遍了世界。虽然畅销，制作人却得不到回报。
尼日利亚政府曾在1993年成立NFVCB 用于电影产品监管，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效果并不明显。虽然这些年经历了“Nollywood”品牌建立，很长时间的技术革新，但是这种制作发行模式已经深远地影响了非洲电影电视制作行业，并且被沿用至今。
近几年，非洲内容市场逐渐产生了变化，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付费电视运营商等给予非洲影视内容以传播平台；非洲经济的缓慢复苏以及院线的持续增多；破局者的加入，互联网渠道逐渐兴起；人们正在恢复对非洲文化的兴趣，外界投资的持续增多；日益增长的需求以及非洲各国对盗版的持续打击。
1非洲付费电视运营商对于非洲的内容生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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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缓慢复苏，非洲人逐渐回到电影院观看电影
《The Wedding Party》（中文译名婚礼派对）是2016年由尼日利亚很受欢迎的电视频道EbonyLife TV制作， Kemi Adetiba执导的浪漫喜剧，该电影于2016年9月8日在加拿大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及2016年11月26日在拉各斯的Eko Hotel 和 Suites首演。于2016年12月16日在全球发行，成为尼日利亚历史上电影票房收入最高的本土电影。2017年由续集The Wedding Party 2打破纪录。
在2016年，尼日利亚具有规模的电影院只有25家，而《The Wedding Party》为EbonyLife TV赚到了150万美金，可查到的数据显示，2017年尼日利亚电影屏幕总计为114块，相较之前有所增长。
在尼日利亚拉各斯，年轻人进入电影院观看电影已经不是一件稀罕事儿，在笔者看来，尼日利亚的电影院基本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具有舒适环境，3D、MAX、VIP厅于一体的高级别电影院，其电影票价一般在3000-6000当地币（10-20美金）不等；其次是与大型商超Shoprite 配套的大众电影院，环境较差，一般不会配套3D影厅，其票价为2000当地币（6美金）左右；另外还有分布在其他地区的小型影院，这样的影院一般观影效果会差一点，票价会在500-2000当地币（1.5-6美金）。
非洲的连锁影院也不鲜见，Silverbird Galleria公司成立于2004年，其母公司Silverbird Group是由Ben Murray-Bruce 于上世纪80年代成立的开展媒体与房地产业务的公司，并首次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建成了五屏电影院，为尼日利亚电影开创了新的纪元，该公司在西非地区拥有最大的连锁电影院，拥有70多块电影屏幕集中在尼日利亚的拉各斯、阿布贾、哈克特等地，同时他们的电视频道Silverbird TV也在各大付费电视平台上播出。
据普华永道2018年9月发布的2018-2022非洲地区娱乐与媒体展望报告（Entertainment and media outlook: 2018 – 2022 An African perspective）中指出尼日利亚2016-2017年电影院线收入年增长率高达40.7%，2017年其电影院线总收入为1300万美金，在2018-2022年，院线收入年增长速度将保持在8.0%以上，2022年将有望达到1900万美金。
3 破局者的华丽入场，带来了非洲影视的新活力
IROKO 一直被冠以非洲Netflix的称号，以带动非洲电影走向数字平台的破局者著称，如今IROKO向用户提供电影电视剧点播网站及APP服务，据行业观察者数据显示IROKO目前在全球拥有30.8万付费用户，而其在尼日利亚之外的用户占据月60%的比重。IROKO对非洲用户及其他地区用户进行区别收费，非洲地区用户只需支付10美金年费，而其他地区用户需支付50美金，如今IROKO每年约有750万美金投入到非洲电影电视剧的制作上。
IROKO由Jason Njoku 和 Bastian Gotter于2011年创立，短短几年已经成长为参天大树，其发展史也具有一定的传奇色彩。最初Jason Njoku 发现自己很难在线上渠道搜索到Nollywood电影，于是他从Nollywood的制作人手中购买了一些电影的线上传播版权，在YouTube上创建了属于自己的频道，这些电影超出预期地受到人们的喜爱，获得了很多播放及订阅用户。之后IROKO获得了高盛、Canal+以及老虎环球基金的支持，得以搭建自有平台，并推出了电视频道IROKO TV在StarTimes 及 MultiChoice 平台上播出。
如今，Nollywood电影在线上平台中已经不是稀缺资源，在笔者对尼日利亚YouTube用户最受欢迎的频道调研发现，Top10的收欢迎频道中Nollywood影视剧占据4位，并且第一、第二位都是Nollywood电影相关。
随着非洲移动互联网进程的推进，传统电视台、付费电视供应商也在逐步向线上转移，视频类运营公司将非洲本地化内容，尤其Nollywood影视剧作为保持竞争力的利器。
非洲的人口结构良好，尼日利亚人口平均年龄为18岁，25岁以下人口占比60%，年轻人是线上内容的主要消费力量，2018年非洲智能手机普及率为32%，总人口达到13亿，线上内容平台将在不久之后成为影视内容竞争的主战场，也是尼日利亚电影走向成功的重要根据地。
不得不说，Nollywood以及非洲电影产业的机遇与挑战并存。来自外部的持续投资将是未来Nollywood发展的关键。从自身而言，电影内容、拍摄质量、发行体系建设、盗版管控都是未来需要积极去应对的挑战。
尼日利亚的电影行业为尼日利亚人创造了丰富的就业机会，也带来了国民收入，尼日利亚政府表示希望通过推动Nollywood的发展来促进国家从石油经济的转型。
“我们需要Nollywood去歌颂我们的民族英雄”，尼日利亚电影人Udé如是说。作为投资人，在关注投入回报的同时，更应该关注对非洲文化的尊重与传播，用非洲方式去讲述非洲故事。
2018年11月，迪士尼公司发布了首支《狮子王》先导预告片，预告片一经发布，立即引起全球轰动，这部1994年制作发布的非洲题材动画电影将以“真人版”再次呈现在世人面前，将人们的视野拉回了非洲大地。25年过去，狮子王“辛巴”回归，而他脚下的王国却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太阳照常升起在非洲大地上，“Hakuna matata”，我的耳边不时传来少年时的乐曲，这句源自斯瓦西里语的语句意为“没有问题，不用担心！”。
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熟悉了！
【郭沫若的“创作谈”】1949年—1978年，这在新中国历史上是相当关键的时期，郭沫若57岁-86岁。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李斌将这一时期称为“晚年郭沫若”，在其新书《郭沫若书信中的当代中国》中还原了这位百科全书式文化巨人的人生面向。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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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如水，既平静又充满活力。而每一天的每一日，都是生命里的唯一。我们可以过的并不富裕，却不能缺少浪漫诗意。
于平凡的日子，每份遇见，每次经历，只需付出小小心意，便可捕捉平凡岁月里，点点滴滴的欢喜。随时光推移，认领属于自己的小确实。
凡事，请先相信，某一日便真能成为现实。不如先试着，将所有的美好堆积，成全彼此最暖心的回忆，永不褪色的曾经。 https://t.cn/RUv8K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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