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都药市文化#【从文山药市到三七古道】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文山州）处于云贵高原东南部，是云南通往华南沿海地区和中国通往越南、东南亚的重要通道。几百年来文山渐次形成零散状态的药材交易集市，在文山道地药材的交易、集散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草医设摊到药农赶街
文山州蕴藏着丰富的药物资源，药物资源的开发利用有悠久的历史。由于文山州原住民没有留下传世的历史文本，因此目前尚未找到有关药材交易集市起源的文字记载。文山州所辖各市县，明代分别隶属临安府、广南府，清代分别隶属开化府、广南府、广西府维摩州。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由开化府知府汤大宾主持纂修的《开化府志》是该地的第一部综合性史志著作。因此，对于明代以前的药材集市状况，只能借助一些相关文献作出大致推断。
在医药没有明确分工的古代，少数民族地区通过家传、师承途径成长起来的民间草医，同样是既采药又看病。《文山县志》认为，从古至今，草医都是看病兼售药，病家诊费药费一起交付，药材通常自采自售，赶街时则设摊看病售药。
宋仁宗皇祐年间，滇东南地区的哈尼族首领龙海基因为协助狄青部将杨文广平叛有功，得到朝廷“世领六诏山区”的奖励。此后，东部沿海和中原地区的铁制农具和铸造技术传入包括文山在内的六诏山区，在生产力提高的基础上陆续形成定期举办的集市——草皮街或草坝街。有研究者由此推测，文山一带在宋代出现集市以后，因民族草医赶街时为人看病而将药材带进了草皮街集市。当药材的经济价值被人们认识，一部分山民通过各种途径掌握了辨别、采收药材的知识之后，上山采药者和集市卖药者逐渐多了起来。
文山州所辖各市县都先后出现了多个草皮街集市，相邻村镇举办集市的街日（街子天）通常按一定的间隔日期循序排开。草医每天出现在不同的集市，成为一定地域内的“走街医”。后来的一些卖药者也每天循集市而迁移售药地点，成为以售药为主业的“走街药商”。
在草皮街集市上进行交易售卖的物品多种多样，药材交易作为其中的一个大类，后来在集市上形成相对集中的交易区域。有少数集市演变成为以药材交易为主的药市，如文山恒丰药市（原佛寿街集市的一部分）和丘北县锦屏药市都是当地药材流量最大的中草药交易市场。马关县、麻栗坡县与越南相邻，两国边民肩挑马驮各种商品出入国境，以赶街的方式相互通商。几百年来，形成了都龙等多个边民互市点。每个街日，入境的越南边民少则几百人，多则上千人。交易商品中包含品种繁多的应季中药材。药材交易成为边民互市的一大特色。来到集市上参与药材交易的摊贩，以当地药农为主体，有民族草医，还有少数长期经营药材生意的药商，苗族药农占摊贩的比例占七成以上。
南国神草“金不换”
文山州所辖一市七县都位于北半球热带与温带的交界线——北回归线上。这里特有的地形、地貌、土壤和低纬度高原气候特别适合三七的生长。三七与人参、西洋参同为五加科人参属植物，是中国的特有物种。三七喜阴而畏冷寒，喜暖而忌强光，喜湿而怕积水，在文山一带长势最好。经过几个世纪的艰苦探索和辛勤培育，文山成为享誉世界的“三七之乡”。
原生三七的分布地域比较狭窄，仅为云南与广西的交界处。这里由于交通不便，与外界交流很少，因而至今尚未发现宋代以前有关三七的文字记载。明代初年，成书于1378年的《仙传外科秘方》（杨清叟撰著）一书中介绍了“飞龙夺命丹”，其中含有三七。这是“三七”之名第一次出现在中国文献中。明代《金瓶梅》第六十二回曾说到三七药：“广南镇守带的那三七药……不拘妇女甚崩漏之疾，用酒调五分末儿，吃下去即止。”这表明，明代后期在内陆某些地区已有不少人知晓三七的止血作用。
明代《本草纲目》第一次让世人对南国神草“金不换”——三七有了全面的了解。据传，在李时珍撰著《本草纲目》期间，广南府的两位军官千里迢迢将三七送到湖北蕲春，请李时珍予以鉴别。李时珍以前没有接触过三七，为验证其外用药效，特意在自己的手臂上划出一道伤口，然后涂敷三七粉末，结果伤口很快愈合。李时珍依据所获得的资料和自己的研究，在《本草纲目》中对三七作了比较详尽的介绍。
在野生三七无法满足需求的情况下，云南文山一带的药农开始进行三七的人工栽培试验。清道光年间担任云南巡抚的吴其濬在《植物名实图考》一书中，最早对三七的人工栽培作了确切记述。随着人工种植面积的扩大，三七不仅成为草皮街集市交易的主角，“不见三七不成市”，而且成为美味佳肴的配料，进入餐馆和寻常百姓家。清代初中期以后，三七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越来越高。乾隆年间《开化府志》载：“开化三七，在市出售，畅销全国。”
滇东南的“三七古道”
三七等文山地产药材外销的最大制约因素是运输。清乾隆年间《开化府志》记载，文山三七在当时主要有三条销售渠道：一是在开化府、广南府的本地集市上销售；二是向西运往蒙自、昆明等地销售；三是向东经过广西思恩府（今百色市）中转，沿水路进入岭南，在长江以南和中原地区销售。文山向西和向东很多路段没有行车的道路，只能依靠马帮来驮运。马帮是大西南地区特有的一种交通运输方式，一群赶马人及其骡马队按民间规约组织起来，运输民众需要的生活物资。
21世纪初，文山柳井彝族乡马边塘村进行新农村建设，拆除一栋颓败的老房子，在墙洞里发现一本已被烟气熏黑的布面账簿。其主人是出身民间中医世家的任树伯，账簿记录了他几次带领马帮运输、售卖三七的经历。
1907年，任树柏首次组建马帮，带领赶马人和13匹骡马，从文山柳井乡出发，驮运约半吨文山三七向中越边境进发。马帮一路上风餐露宿，遇山爬坡，过溪蹚水，穿过遍布荆棘、无人走过的原始密林，冒着遭遇猛兽攻击、土匪劫路的风险，经受断粮挨饿、蚊虫叮咬、疾病缠身等种种磨难，将药材运到红河畔的河口县。过口岸后，进入越南境内，马帮依然要走数百公里崎岖蜿蜒的山路。进入城市之前，任树柏将赶马人留在越南农村喂养骡马。最后，任树柏和随行的几个人将药材装上轮船，穿过琼州海峡，到达目的地香港。任树柏运到香港的文山三七大受欢迎，很快便销售一空，卖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好价钱。
1910年3月，滇越铁路全线通车后，任树柏和助手首先带领马帮将文山三七驮运到河口县老范寨火车站，装上火车，沿滇越铁路转运到越南海防港，然后再装上轮船，运往香港。其中有些三七经香港药材商之手，转卖到东南亚等地。任树柏等从文山出发经越南到香港，再从香港经越南返回文山，一来一回，少则三个月，多则半年左右。这条集马帮、火车、轮船于一体，以马帮为前导、起点在文山、中转站在越南、终点在香港的文山三七外贸通道，一直延续到1940年9月日军占领越南前夕。今天的文山人，将这条记录着冒险精神、励志故事的“商道”同滇西的“茶马古道”相比类，将其称为滇东南的“三七古道”。（王续琨 大连理工大学）
从草医设摊到药农赶街
文山州蕴藏着丰富的药物资源，药物资源的开发利用有悠久的历史。由于文山州原住民没有留下传世的历史文本，因此目前尚未找到有关药材交易集市起源的文字记载。文山州所辖各市县，明代分别隶属临安府、广南府，清代分别隶属开化府、广南府、广西府维摩州。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由开化府知府汤大宾主持纂修的《开化府志》是该地的第一部综合性史志著作。因此，对于明代以前的药材集市状况，只能借助一些相关文献作出大致推断。
在医药没有明确分工的古代，少数民族地区通过家传、师承途径成长起来的民间草医，同样是既采药又看病。《文山县志》认为，从古至今，草医都是看病兼售药，病家诊费药费一起交付，药材通常自采自售，赶街时则设摊看病售药。
宋仁宗皇祐年间，滇东南地区的哈尼族首领龙海基因为协助狄青部将杨文广平叛有功，得到朝廷“世领六诏山区”的奖励。此后，东部沿海和中原地区的铁制农具和铸造技术传入包括文山在内的六诏山区，在生产力提高的基础上陆续形成定期举办的集市——草皮街或草坝街。有研究者由此推测，文山一带在宋代出现集市以后，因民族草医赶街时为人看病而将药材带进了草皮街集市。当药材的经济价值被人们认识，一部分山民通过各种途径掌握了辨别、采收药材的知识之后，上山采药者和集市卖药者逐渐多了起来。
文山州所辖各市县都先后出现了多个草皮街集市，相邻村镇举办集市的街日（街子天）通常按一定的间隔日期循序排开。草医每天出现在不同的集市，成为一定地域内的“走街医”。后来的一些卖药者也每天循集市而迁移售药地点，成为以售药为主业的“走街药商”。
在草皮街集市上进行交易售卖的物品多种多样，药材交易作为其中的一个大类，后来在集市上形成相对集中的交易区域。有少数集市演变成为以药材交易为主的药市，如文山恒丰药市（原佛寿街集市的一部分）和丘北县锦屏药市都是当地药材流量最大的中草药交易市场。马关县、麻栗坡县与越南相邻，两国边民肩挑马驮各种商品出入国境，以赶街的方式相互通商。几百年来，形成了都龙等多个边民互市点。每个街日，入境的越南边民少则几百人，多则上千人。交易商品中包含品种繁多的应季中药材。药材交易成为边民互市的一大特色。来到集市上参与药材交易的摊贩，以当地药农为主体，有民族草医，还有少数长期经营药材生意的药商，苗族药农占摊贩的比例占七成以上。
南国神草“金不换”
文山州所辖一市七县都位于北半球热带与温带的交界线——北回归线上。这里特有的地形、地貌、土壤和低纬度高原气候特别适合三七的生长。三七与人参、西洋参同为五加科人参属植物，是中国的特有物种。三七喜阴而畏冷寒，喜暖而忌强光，喜湿而怕积水，在文山一带长势最好。经过几个世纪的艰苦探索和辛勤培育，文山成为享誉世界的“三七之乡”。
原生三七的分布地域比较狭窄，仅为云南与广西的交界处。这里由于交通不便，与外界交流很少，因而至今尚未发现宋代以前有关三七的文字记载。明代初年，成书于1378年的《仙传外科秘方》（杨清叟撰著）一书中介绍了“飞龙夺命丹”，其中含有三七。这是“三七”之名第一次出现在中国文献中。明代《金瓶梅》第六十二回曾说到三七药：“广南镇守带的那三七药……不拘妇女甚崩漏之疾，用酒调五分末儿，吃下去即止。”这表明，明代后期在内陆某些地区已有不少人知晓三七的止血作用。
明代《本草纲目》第一次让世人对南国神草“金不换”——三七有了全面的了解。据传，在李时珍撰著《本草纲目》期间，广南府的两位军官千里迢迢将三七送到湖北蕲春，请李时珍予以鉴别。李时珍以前没有接触过三七，为验证其外用药效，特意在自己的手臂上划出一道伤口，然后涂敷三七粉末，结果伤口很快愈合。李时珍依据所获得的资料和自己的研究，在《本草纲目》中对三七作了比较详尽的介绍。
在野生三七无法满足需求的情况下，云南文山一带的药农开始进行三七的人工栽培试验。清道光年间担任云南巡抚的吴其濬在《植物名实图考》一书中，最早对三七的人工栽培作了确切记述。随着人工种植面积的扩大，三七不仅成为草皮街集市交易的主角，“不见三七不成市”，而且成为美味佳肴的配料，进入餐馆和寻常百姓家。清代初中期以后，三七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越来越高。乾隆年间《开化府志》载：“开化三七，在市出售，畅销全国。”
滇东南的“三七古道”
三七等文山地产药材外销的最大制约因素是运输。清乾隆年间《开化府志》记载，文山三七在当时主要有三条销售渠道：一是在开化府、广南府的本地集市上销售；二是向西运往蒙自、昆明等地销售；三是向东经过广西思恩府（今百色市）中转，沿水路进入岭南，在长江以南和中原地区销售。文山向西和向东很多路段没有行车的道路，只能依靠马帮来驮运。马帮是大西南地区特有的一种交通运输方式，一群赶马人及其骡马队按民间规约组织起来，运输民众需要的生活物资。
21世纪初，文山柳井彝族乡马边塘村进行新农村建设，拆除一栋颓败的老房子，在墙洞里发现一本已被烟气熏黑的布面账簿。其主人是出身民间中医世家的任树伯，账簿记录了他几次带领马帮运输、售卖三七的经历。
1907年，任树柏首次组建马帮，带领赶马人和13匹骡马，从文山柳井乡出发，驮运约半吨文山三七向中越边境进发。马帮一路上风餐露宿，遇山爬坡，过溪蹚水，穿过遍布荆棘、无人走过的原始密林，冒着遭遇猛兽攻击、土匪劫路的风险，经受断粮挨饿、蚊虫叮咬、疾病缠身等种种磨难，将药材运到红河畔的河口县。过口岸后，进入越南境内，马帮依然要走数百公里崎岖蜿蜒的山路。进入城市之前，任树柏将赶马人留在越南农村喂养骡马。最后，任树柏和随行的几个人将药材装上轮船，穿过琼州海峡，到达目的地香港。任树柏运到香港的文山三七大受欢迎，很快便销售一空，卖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好价钱。
1910年3月，滇越铁路全线通车后，任树柏和助手首先带领马帮将文山三七驮运到河口县老范寨火车站，装上火车，沿滇越铁路转运到越南海防港，然后再装上轮船，运往香港。其中有些三七经香港药材商之手，转卖到东南亚等地。任树柏等从文山出发经越南到香港，再从香港经越南返回文山，一来一回，少则三个月，多则半年左右。这条集马帮、火车、轮船于一体，以马帮为前导、起点在文山、中转站在越南、终点在香港的文山三七外贸通道，一直延续到1940年9月日军占领越南前夕。今天的文山人，将这条记录着冒险精神、励志故事的“商道”同滇西的“茶马古道”相比类，将其称为滇东南的“三七古道”。（王续琨 大连理工大学）
「韩焕忠博士：20世纪的华严宗判教研究」导读：韩焕忠博士：20世纪的华严宗判教研究韩焕忠华严宗判教是天台宗“五时八教”以外又一种非常重要的教相判释，历来就备受佛教界和学术界的重视，在20世纪涌现的佛学研究成果中，对此多有述及。太虚大师《略说贤...韩焕忠博士：20世纪的华严宗判教研究
韩焕忠
华严宗判教是天台宗“五时八教”以外又一种非常重要的教相判释，历来就备受佛教界和学术界的重视，在20世纪涌现的佛学研究成果中，对此多有述及。
✨太虚大师《略说贤首义》为佛教界内部华严宗判教研究的代表作。 他在文中评价说：“贤首大师以三时、十仪、六宗、五教、三观立一家言，而第一时、第六宗、第五教、第三观之极品，则集中于六相、十玄。 然三时大同嘉祥三种*轮，于第二时更分三时，亦大同天台渐初、渐中、渐后，其十仪亦信天台化仪四教分析开立，而六宗第一随相法执宗所分小乘六宗，袭自慈恩，第二唯识法相宗至第六法界圆融宗固出创见，然此亦随所判‘分始’、‘空始’及终、顿、圆四教而来，故其根柢唯在于教，而五教实为贤首义之纲骨也。… 要之，贤首于佛果实智之境，宗依《华严》发挥者，实有足多，于明佛果利他权智之秘妙，则又多推天台依《法华》者为擅长耳。”[1] 指出了华严宗判教学说对三论宗、法相宗尤其是天台宗的借鉴和融会，以及华严、天台两家判教各自的殊胜之处。
✨周叔迦在《八宗概要》中叙述了华严宗所立五教的基本内容及断惑范围，并与天台宗的判教学说进行了比较，指出两家判教目的的差异。 他说：“贤首宗的判教与天台宗的判教在旨趣上是有所不同的。天台宗的判教，虽然是把各经论各派系不同的主张各各给以合法的地位而免除争论，但是更重要的是指导修行，考验观行。… 贤首宗的法界观，不是下根劣器所能企及，而其判教的目的在于弭争，使不同的主张各各有其地位，兼带可以使圆宗学人总摄各种不同的见解而归于圆教。” 他对法藏弟子慧苑的判教也有述及，认为“是慧苑并不能绍述法藏之学，致使贤首一宗几乎中断。”[2] 这自然是着眼于法藏所创华严义理的传承而得出的结论。
✨吕澂先生对《华严教义章》(即法藏所着《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的解说实际上就是专就华严宗判教而谈的。 他指出，判教、心性、修为是中国佛教的主要理论，而法藏之前就已经形成许多重要的判教学说。 他把华严宗的判教放到中国佛教发展史上进行考察，以慈恩宗依《解深密经》立三时教说是“突如其来地把中国原来的判教完全抛开”，而其后法藏的判教则“又恢复了中国佛教原来的系统，以天台宗的五时八教说为基础，用《华严宗》的说法加以修改，提出小、始、终、顿、圆五教判释的理论。”他看到了华严宗判教与当时佛教发展状况之间的不相协调，认为“佛教到贤首的时候，已经形成许多教，参差不齐，无论怎样会通，也还是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 贤首只好把各教都认作一结。它们互相交错，最后又都可以归于一音。 贤首的义学，可以说是代表了中国义学发展的最后阶段，从那以后就衰落了。”[3] 由此愈益显出法藏判教的意义重大。
✨方东美先生对华严宗的形上奥义非常欣赏，他从杜顺的五教止观入手，将五教判释视为层层升进的阶梯，循此可臻“彼是相需”、“相摄互涵”、“周遍含容”、“一体周匝”的华严理境。 他认为：“华严宗体系发为一派理想唯实论，博大精深，极能显扬中国人在哲学上所表现之广大和谐性。遮那佛教之成就宛若一部芳菲蓊勃之诗篇，一方面摄取文殊所代表之超越智慧，他方面又结合普贤所采取之伟大愿行，两者因圆果满，一体俱融，组成无穷广大之一真法界，顿使人人自觉本所固有之佛性妙如印海，一时炳现。”[4] 方氏的分疏显示了华严判教之于教理建构的重大意义，在世界哲学范围内凸现了华严圆教的殊胜性。
✨唐君毅先生则甚为推崇华严宗的判教，而对天台宗不能不有所褒贬。 他认为天台宗以《法华经》为圆教的原因，在于经中具有“开权显实”、“废权立实”的说法，但这自然也表明该经“有权可废，意在开显”。 而《华严经》则是如实演说佛的真实境界，本来就无权可废，而意在“直显”，正是“佛之本怀”。 《华严经》是“直依本教流出”，而《法华经》则是“摄末归本”，而其所摄归的“本”，正是《华严经》。 他从受教众生的根机高下利钝对两宗进行评判，认为天台宗义理较契于那些切实笃行的人，而华严宗义理则较适合那些利根上智。[5] 唐氏的解释，对于我们理解佛教史上台净合流、华严禅化等现象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发。
✨牟宗三先生对天台与华严两宗的佛学都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考察，他比较两宗判教，认为天台圆教是“圆具诸法”的圆教，而华严宗的“别教一乘圆教”是“缘理断九”，高居于其他佛教经典和理论之上，隔别不融，从而认定华严宗判教不如天台宗判教圆融、圆满。 但牟氏也认识到华严宗始教与终教的分判较之天台宗的别教有其细密之处，因此他将天台宗的别教分为始别教和终别教，使阿赖耶说与如来藏说两系佛法之间能有清晰而明确地分判。[6] 牟氏融合两宗判教，各取其长，使判释这一古老的学术方法得以重放异彩，展示出在现代学术研究中仍然具有的价值。
✨任继愈先生《汉唐佛教思想论集》是六、七十年代以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佛教的代表作。 该书对华严宗判教比较重视，认为从中可以“看出它的根本观点”、“看出它对唯物主义的坚决仇视，以及和其他宗派之间的异同”。 任先生根据宗密的《华严原人论》，对华严宗的判教观点进行了评论。 任先生认为，宗密的《原人论》“直接对世界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人类社会不平等富贵贫贱等作了明确的宗教唯心主义的解说”，宗密的“破痴迷”是“明确地对传统的唯物主义进行了攻击”，宗密的“斥偏浅”是佛教内部不同思想之间的斗争。 其中对人天教的批判“只不过埋怨人天教把因果报应的理论讲的简单化了，对宗教的宣传不利”，对小乘教的批判是因为“小乘佛教对唯物主义的让步”“有二元论的嫌疑”，对大乘法相教的批判是由于该教“没有彻底否定一切存在的实在性，他们的唯心主义不够彻底”，“把空头支票开得过远，对争取群众不利”，宗密对大乘破相教的赞赏是因为它是“最完全、最彻底的唯心主义宗教哲学”，对它的批判则是因为它“同时也给佛教立场带来一些破坏”。 因此宗密认为“只有‘一乘显性教’(华严宗)才能显示佛教最高、最圆满的真理”。[7] 任先生详于“破斥”而忽其“会通本末”的评述，带有极强烈的时代特色。
✨方立天先生对华严宗义理的研究用力颇深，对华严宗判教也相当重视，这充分体现他的《法藏评传》中。方先生在该书中详细解说了法藏五教、十宗、称法本教与逐机末教、同教一乘与别教一乘等教义内涵，并将法藏的判教置入中国佛教判教史中进行比较和评价。 方先生认为，法藏的判教“相对于以往的判教诸说，显示出一定的完备性”，表现在吸收天台宗的四教说与法相唯识宗的判教理论、沿着大乘有宗的思想途径进而融摄大乘空宗的学说并加以创造性的发展等方面。 但方先生同时也认为，法藏对三乘的区分、大乘与一乘的区分、判《华严经》为圆教、圆教中又分同教一乘圆教与别教一乘圆教等，分判不清，没有作出圆满的说明，所以说“法藏判教说虽然在某方面超过了天台宗，但是他的创造性和严谨性则比天台宗大为逊色”，“重视吸收天台宗的判教说，但又过多因袭，较少超越”。 方先生还指出，从判教中可以看出法藏“从有至空再到实有”、“由偏至圆”、“由渐至顿”、“由相对至绝对，由方便到究竟”四个鲜明的哲学倾向，反映出法藏重视有序思维、融合思维的佛教哲学思维方式的特质。[8] 这些说法都很客观、公正，是他人没有或很少提到的。
✨董群先生《融合的佛教――圭峰宗密的佛学思想研究》一书通过对宗密佛学思想的剖析，全面展示了宗密对中国佛教判教尤其是华严宗判教的运用与发展。 董先生以“融合的佛教”对宗密佛学作总体上的评价和界定，而宗密所作的融合，无论是儒佛道三教之间的融合，还是禅三宗与教三种之间的融合，或者渐修与顿悟之间的融合，都是以华严宗和南禅荷泽宗的“灵知真心”为本体论基础的融合，所以他自然会将所融合的各种思想和学说放到“灵知真心”的天平上进行称量一番。 董先生认为，宗密提出了中国佛教发展的融合方略，对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作出了批判性总结，对中印佛教特别是中国佛教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评价，在判教观上达到了中国佛教的最高水平，规范了后世佛教的发展道路，对中国佛教乃至中国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9] 董先生拓宽了华严经判教研究的视野，发掘了华严宗判教的文化意蕴，对人类的文化创造提供了某些启发。
[太阳]还有许多的研究成果，如魏道儒先生的《中国华严宗通史》，王仲尧先生的《隋唐佛教判教思想研究》等，都涉及到华严宗的判教学说。 魏先生对法藏、李通玄、慧苑、澄观、宗密的判教都有所评述，尤其是简述了道亭、师会、观复和希迪等宋代“华严四大家”对法藏《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的注释，使人们了解到华严宗判教在华严义学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和重大影响。[10] 但由于受通史体例的限制，魏先生在该书中对华严宗判教的研究只能是介绍性质的，未能得以充分的展开。 对于慧苑的四宗判教，论者历来以为是变乱华严家法，不能绍述前修，王仲尧先生则别具只眼，一反此论，认为慧苑的判教既符合佛教发展的历史实际，又具有学术上的严谨性，这无疑是跳出了宗派传承考量角度的学者之论。[11]
[心][太阳]总起来看，关于华严宗判教的研究成果是丰富多彩的，而且也是非常细致深入的。 一般都注意到将华严宗的判教与其他佛教判教，其中特别是天台宗的判教，进行比较，以凸现华严宗判教的特色，视野一般都集中在法藏、宗密等祖师的学说之中，这些成果对于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帮助人们掌握中国佛教的特质，理解高僧大德纵横捭阖于古今中外各种思想视域的心胸与气魄，都具有极大的启发性。 --------------------------------------------------------------------------------
[1]释太虚《略说贤首义》，黄夏年主编《太虚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2]周叔迦《八宗概要》，《周叔迦佛学论着集》，中华书局，1991年。
[3]吕澂《华严教义章略解》，黄夏年主编《吕澂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4]方东美《华严宗哲学》上、下册，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
[5]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卷三，学生书局。
[6]牟宗三《佛性与般若》(上、下册)，台湾学生书局。
[7]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
[8]方立天《法藏评传》，京华出版社，1995年版。
[9]董群《融合的佛教——圭峰宗密的佛学思想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
[10]魏道儒《中国华严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11]王仲尧《隋唐佛教判教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0年。
[编者按]
——本文原载《浙江佛教》1994年第1期
韩焕忠
华严宗判教是天台宗“五时八教”以外又一种非常重要的教相判释，历来就备受佛教界和学术界的重视，在20世纪涌现的佛学研究成果中，对此多有述及。
✨太虚大师《略说贤首义》为佛教界内部华严宗判教研究的代表作。 他在文中评价说：“贤首大师以三时、十仪、六宗、五教、三观立一家言，而第一时、第六宗、第五教、第三观之极品，则集中于六相、十玄。 然三时大同嘉祥三种*轮，于第二时更分三时，亦大同天台渐初、渐中、渐后，其十仪亦信天台化仪四教分析开立，而六宗第一随相法执宗所分小乘六宗，袭自慈恩，第二唯识法相宗至第六法界圆融宗固出创见，然此亦随所判‘分始’、‘空始’及终、顿、圆四教而来，故其根柢唯在于教，而五教实为贤首义之纲骨也。… 要之，贤首于佛果实智之境，宗依《华严》发挥者，实有足多，于明佛果利他权智之秘妙，则又多推天台依《法华》者为擅长耳。”[1] 指出了华严宗判教学说对三论宗、法相宗尤其是天台宗的借鉴和融会，以及华严、天台两家判教各自的殊胜之处。
✨周叔迦在《八宗概要》中叙述了华严宗所立五教的基本内容及断惑范围，并与天台宗的判教学说进行了比较，指出两家判教目的的差异。 他说：“贤首宗的判教与天台宗的判教在旨趣上是有所不同的。天台宗的判教，虽然是把各经论各派系不同的主张各各给以合法的地位而免除争论，但是更重要的是指导修行，考验观行。… 贤首宗的法界观，不是下根劣器所能企及，而其判教的目的在于弭争，使不同的主张各各有其地位，兼带可以使圆宗学人总摄各种不同的见解而归于圆教。” 他对法藏弟子慧苑的判教也有述及，认为“是慧苑并不能绍述法藏之学，致使贤首一宗几乎中断。”[2] 这自然是着眼于法藏所创华严义理的传承而得出的结论。
✨吕澂先生对《华严教义章》(即法藏所着《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的解说实际上就是专就华严宗判教而谈的。 他指出，判教、心性、修为是中国佛教的主要理论，而法藏之前就已经形成许多重要的判教学说。 他把华严宗的判教放到中国佛教发展史上进行考察，以慈恩宗依《解深密经》立三时教说是“突如其来地把中国原来的判教完全抛开”，而其后法藏的判教则“又恢复了中国佛教原来的系统，以天台宗的五时八教说为基础，用《华严宗》的说法加以修改，提出小、始、终、顿、圆五教判释的理论。”他看到了华严宗判教与当时佛教发展状况之间的不相协调，认为“佛教到贤首的时候，已经形成许多教，参差不齐，无论怎样会通，也还是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 贤首只好把各教都认作一结。它们互相交错，最后又都可以归于一音。 贤首的义学，可以说是代表了中国义学发展的最后阶段，从那以后就衰落了。”[3] 由此愈益显出法藏判教的意义重大。
✨方东美先生对华严宗的形上奥义非常欣赏，他从杜顺的五教止观入手，将五教判释视为层层升进的阶梯，循此可臻“彼是相需”、“相摄互涵”、“周遍含容”、“一体周匝”的华严理境。 他认为：“华严宗体系发为一派理想唯实论，博大精深，极能显扬中国人在哲学上所表现之广大和谐性。遮那佛教之成就宛若一部芳菲蓊勃之诗篇，一方面摄取文殊所代表之超越智慧，他方面又结合普贤所采取之伟大愿行，两者因圆果满，一体俱融，组成无穷广大之一真法界，顿使人人自觉本所固有之佛性妙如印海，一时炳现。”[4] 方氏的分疏显示了华严判教之于教理建构的重大意义，在世界哲学范围内凸现了华严圆教的殊胜性。
✨唐君毅先生则甚为推崇华严宗的判教，而对天台宗不能不有所褒贬。 他认为天台宗以《法华经》为圆教的原因，在于经中具有“开权显实”、“废权立实”的说法，但这自然也表明该经“有权可废，意在开显”。 而《华严经》则是如实演说佛的真实境界，本来就无权可废，而意在“直显”，正是“佛之本怀”。 《华严经》是“直依本教流出”，而《法华经》则是“摄末归本”，而其所摄归的“本”，正是《华严经》。 他从受教众生的根机高下利钝对两宗进行评判，认为天台宗义理较契于那些切实笃行的人，而华严宗义理则较适合那些利根上智。[5] 唐氏的解释，对于我们理解佛教史上台净合流、华严禅化等现象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发。
✨牟宗三先生对天台与华严两宗的佛学都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考察，他比较两宗判教，认为天台圆教是“圆具诸法”的圆教，而华严宗的“别教一乘圆教”是“缘理断九”，高居于其他佛教经典和理论之上，隔别不融，从而认定华严宗判教不如天台宗判教圆融、圆满。 但牟氏也认识到华严宗始教与终教的分判较之天台宗的别教有其细密之处，因此他将天台宗的别教分为始别教和终别教，使阿赖耶说与如来藏说两系佛法之间能有清晰而明确地分判。[6] 牟氏融合两宗判教，各取其长，使判释这一古老的学术方法得以重放异彩，展示出在现代学术研究中仍然具有的价值。
✨任继愈先生《汉唐佛教思想论集》是六、七十年代以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佛教的代表作。 该书对华严宗判教比较重视，认为从中可以“看出它的根本观点”、“看出它对唯物主义的坚决仇视，以及和其他宗派之间的异同”。 任先生根据宗密的《华严原人论》，对华严宗的判教观点进行了评论。 任先生认为，宗密的《原人论》“直接对世界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人类社会不平等富贵贫贱等作了明确的宗教唯心主义的解说”，宗密的“破痴迷”是“明确地对传统的唯物主义进行了攻击”，宗密的“斥偏浅”是佛教内部不同思想之间的斗争。 其中对人天教的批判“只不过埋怨人天教把因果报应的理论讲的简单化了，对宗教的宣传不利”，对小乘教的批判是因为“小乘佛教对唯物主义的让步”“有二元论的嫌疑”，对大乘法相教的批判是由于该教“没有彻底否定一切存在的实在性，他们的唯心主义不够彻底”，“把空头支票开得过远，对争取群众不利”，宗密对大乘破相教的赞赏是因为它是“最完全、最彻底的唯心主义宗教哲学”，对它的批判则是因为它“同时也给佛教立场带来一些破坏”。 因此宗密认为“只有‘一乘显性教’(华严宗)才能显示佛教最高、最圆满的真理”。[7] 任先生详于“破斥”而忽其“会通本末”的评述，带有极强烈的时代特色。
✨方立天先生对华严宗义理的研究用力颇深，对华严宗判教也相当重视，这充分体现他的《法藏评传》中。方先生在该书中详细解说了法藏五教、十宗、称法本教与逐机末教、同教一乘与别教一乘等教义内涵，并将法藏的判教置入中国佛教判教史中进行比较和评价。 方先生认为，法藏的判教“相对于以往的判教诸说，显示出一定的完备性”，表现在吸收天台宗的四教说与法相唯识宗的判教理论、沿着大乘有宗的思想途径进而融摄大乘空宗的学说并加以创造性的发展等方面。 但方先生同时也认为，法藏对三乘的区分、大乘与一乘的区分、判《华严经》为圆教、圆教中又分同教一乘圆教与别教一乘圆教等，分判不清，没有作出圆满的说明，所以说“法藏判教说虽然在某方面超过了天台宗，但是他的创造性和严谨性则比天台宗大为逊色”，“重视吸收天台宗的判教说，但又过多因袭，较少超越”。 方先生还指出，从判教中可以看出法藏“从有至空再到实有”、“由偏至圆”、“由渐至顿”、“由相对至绝对，由方便到究竟”四个鲜明的哲学倾向，反映出法藏重视有序思维、融合思维的佛教哲学思维方式的特质。[8] 这些说法都很客观、公正，是他人没有或很少提到的。
✨董群先生《融合的佛教――圭峰宗密的佛学思想研究》一书通过对宗密佛学思想的剖析，全面展示了宗密对中国佛教判教尤其是华严宗判教的运用与发展。 董先生以“融合的佛教”对宗密佛学作总体上的评价和界定，而宗密所作的融合，无论是儒佛道三教之间的融合，还是禅三宗与教三种之间的融合，或者渐修与顿悟之间的融合，都是以华严宗和南禅荷泽宗的“灵知真心”为本体论基础的融合，所以他自然会将所融合的各种思想和学说放到“灵知真心”的天平上进行称量一番。 董先生认为，宗密提出了中国佛教发展的融合方略，对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作出了批判性总结，对中印佛教特别是中国佛教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评价，在判教观上达到了中国佛教的最高水平，规范了后世佛教的发展道路，对中国佛教乃至中国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9] 董先生拓宽了华严经判教研究的视野，发掘了华严宗判教的文化意蕴，对人类的文化创造提供了某些启发。
[太阳]还有许多的研究成果，如魏道儒先生的《中国华严宗通史》，王仲尧先生的《隋唐佛教判教思想研究》等，都涉及到华严宗的判教学说。 魏先生对法藏、李通玄、慧苑、澄观、宗密的判教都有所评述，尤其是简述了道亭、师会、观复和希迪等宋代“华严四大家”对法藏《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的注释，使人们了解到华严宗判教在华严义学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和重大影响。[10] 但由于受通史体例的限制，魏先生在该书中对华严宗判教的研究只能是介绍性质的，未能得以充分的展开。 对于慧苑的四宗判教，论者历来以为是变乱华严家法，不能绍述前修，王仲尧先生则别具只眼，一反此论，认为慧苑的判教既符合佛教发展的历史实际，又具有学术上的严谨性，这无疑是跳出了宗派传承考量角度的学者之论。[11]
[心][太阳]总起来看，关于华严宗判教的研究成果是丰富多彩的，而且也是非常细致深入的。 一般都注意到将华严宗的判教与其他佛教判教，其中特别是天台宗的判教，进行比较，以凸现华严宗判教的特色，视野一般都集中在法藏、宗密等祖师的学说之中，这些成果对于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帮助人们掌握中国佛教的特质，理解高僧大德纵横捭阖于古今中外各种思想视域的心胸与气魄，都具有极大的启发性。 --------------------------------------------------------------------------------
[1]释太虚《略说贤首义》，黄夏年主编《太虚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2]周叔迦《八宗概要》，《周叔迦佛学论着集》，中华书局，1991年。
[3]吕澂《华严教义章略解》，黄夏年主编《吕澂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4]方东美《华严宗哲学》上、下册，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
[5]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卷三，学生书局。
[6]牟宗三《佛性与般若》(上、下册)，台湾学生书局。
[7]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
[8]方立天《法藏评传》，京华出版社，1995年版。
[9]董群《融合的佛教——圭峰宗密的佛学思想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
[10]魏道儒《中国华严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11]王仲尧《隋唐佛教判教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0年。
[编者按]
——本文原载《浙江佛教》199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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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不一样？美债曲线倒挂、股指下跌拉响衰退警报】
市场普遍认为，长期利率与短期利率的利差是未来经济走势的风向标，而今利率倒挂现象持续时间之长令金融市场机构深感不安。
21世纪经济报道特约研究员 王应贵
9月2日美国劳工部公布的8月份就业报告表明，美国就业市场依然强劲，但金融市场却担心美联储未来的加息力度，美股主要指数先涨后跌。与7月的52.6万相比，8月份新增了31.5万个就业机会，其中商业与专业服务、零售批发、休闲与款待、制造和金融服务分别增加了6.8万、5.9万、3.1万、2.2万和1.7万个岗位，火热的劳工市场开始降温，但不足为虑。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最近对治理通货膨胀的强硬表态使金融市场不得不思考未来加息节奏，而这份报告为加息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前面几次加息对就业市场影响较小。上周五，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3924.26点，较上周四下跌1.07%，纳斯达克以11630.86点报收，即跌1.31%;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收于3.195%;美元指数以109.575点报收，即微跌0.09%。
目前，利率变化成为投资者关注的焦点，因为利率影响到各大类资产的重新定价，由此而释放出的风险很大。市场普遍认为，长期利率与短期利率的利差是未来经济走势的风向标，而今利率倒挂现象持续时间之长令金融市场机构深感不安。同时，低于投资等级的投机性债券收益与即期国债收益曲线的基差在扩大，正抑制着华尔街企业并购交易业务，使得投行业务趋于平淡。利率市场的最新变化似乎预示着下一轮经济衰退会很快来临。尽管利率倒挂与经济衰退的联系缺乏实证研究支持，但在通胀居高不下的情形下经济衰退问题压在投资者心头。
利率曲线倒挂先于经济衰退吗?
利率曲线倒挂属于不正常现象。利率期限结构指各个利率期限之间的关系，而相关理论假设更加关注期限结构形态背后的经济意义。期限曲线斜率为正数，在图表中表现为曲线自左下方向右上方倾斜，即短期利率低于长期利率，表明金融市场状况正常，因为远期利率包含着流动性、违约事件等风险溢价。相反，如果期限曲线斜率为负数，即所谓的利率倒挂，在图表中表现为曲线自左上方向右下方倾斜，短期利率高于长期利率，属于不正常状况，反映了投资者的市场预期：当前金融市场风险性更高，而长期状况趋于稳定。例如，投资者认为，短期内经济会进入衰退，但长期前景向好。最后，利率曲线趋于水平线，表明经济非常低迷(如日本和欧元区)，因此未来货币政策深陷于困境之中。
上世纪九十年代兴起的信息技术革命极大地提高了金融信息的传播速度，大幅度降低了获取信息的成本，投资者可利用更多的信息作出投资与交易决策，因此利率倒挂现象引起市场越来越多的重视。美国本世纪的第一次经济衰退始于2000年第四季度，此前10年期与3月期(超短期利率)以及与2年期利率的利差同时降至低位(例如，2000年4月7日分别为-0.52和-0.04)，而且情况持续恶化。
在第二次经济风暴(2007-2009金融危机)来临之前，美国利率倒挂现象早已出现。从2005年下半年始，利差开始加速缩小，2006年初接近0，并一直持续至2007年5月30日(10年期与2年以及与3月期的利差分别为0.03和-0.01)，此后不久发生的金融危机给美国经济增长带来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创伤。在随后的十多年里，利差水平基本正常，量化宽松政策把短期利率降至历史超低水平，以抑制长期利率水平、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充分。然而，从2015年5月中旬开始，10年期与2年的利差开始跌破1(即100个基点)，但10月下旬回升至1以上;2017年5月17日再度破1，此后便一路走低，2020年2月21日才开始反弹;2015全年，10年期与3月期的利差比较坚挺，但后来缓慢缩小，从2018年开始10年期与2年期的利差处于同一水平，且2019年3月22日至10月11日多次出现负值。美国本应进入经济衰退，而疫情只不过将衰退的时间提前了。
从过去的经济增长可知，利差变化能较好预测到未来经济增长趋势，因此新一轮利差缩小自然会引起市场的恐慌。2022年金融市场开始承受较大的压力。10年期与2年期的利差从2021年11月底开始跌破1，之后便继续缩小，今年4月1日出现负值，7月至今多次出现负值;同时，10年期与3个月的利差保持稳定，但从7月开始大幅度缩小。如果美联储在9月、11月和12月会后连续加息，短期利率与长期利率的利差还会扩大，因为利率政策直接作用于短期利率市场(联邦基金利率)，不涉及中长期利率市场。
投资等级以下的债券收益与即期国债收益曲线的利差可反映当前美国金融状况及大型并购交易的活跃度。这些债券被称为投机性债券，主要用于企业并购交易(如杠杆收购leveraged buyout)，利差反映市场对风险的容忍度。每当金融危机来临时，利差迅速上升，有时高于基准国债800个基点，导致市场流动性蒸发，利息成本高，融资困难。洲际交易所(ICE)上市的美国高收益债券基差(美国银行编制)，由2022年1月3日的305个点上升至9月1日的508个点，投机性交易活动的资金成本显著大幅上升。鲍威尔明确表示，以经济发展为代价治理通货膨胀是可以接受的选项，那么美联储或许正导演一次经济衰退。
股票市场是经济的晴雨表吗?
与其它金融市场一样，股票市场本质上就是信息交换的效率市场，来自政府和企业公布的经济指标、调查结果、业绩发布、国内外政治经济及军事事件、自然灾害等信息深刻影响到企业股票的价值，因此股票指数变化迅速反映了投资者对未来经济发展的预期与共识。从统计角度看，股票指数属于领先指标，长期被投资界视为经济运行的晴雨表，预示着经济发展态势。美国经济运行跟股票指数变化趋势大体一致，但股票指数变化幅度明显大于GDP变化。
自九十年代信息技术(Web 1.0)革命以来，交易技术创新日新月异，加快了信息传播速度，丰富了交易渠道，为各类投资者提供了平等机会(普惠金融)，零售交易占比大幅度提高，股票市场具有了新特点。以股票指数波动率为例，1992至1999年，标准普尔指数季度波动率为6.41%，2000至2009年波动率上升至8.9%，2010至2019年波动率下降至6.48%，但2020至2022年第二季度飙升至13.42%。随着各种交易技术应用，投资者能快速解读各类信息，也可从Reddit了解散户投资者的交易想法，并通过罗宾汉免费交易平台轻松完成交易，所以股票指数对宏观经济信息极其敏感，指数走势比以往更好地反映当前季度GDP变化方向。
从时间线看，股票指数对GDP变化方向的预测越来越准确。本世纪初的衰退中，标准普尔500指数连续跌了四个季度，经济衰退始于第四个季度;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指数连续跌了6个季度，而从股指下跌的第二个季度开始计在随后的6个季度里，GDP就缩水了5个季度;在疫情暴发初期和2022年前两个季度，股票指数和GDP同时下跌，这表明两大经济指标的变化同步性越来越强。9月为本季度最后一个交易月，9月末能否收在3785.38点(第二季度末的收盘价)以上?关键取决于金融市场对美联储21日的加息力度的反应。
9月加息后美股有望企稳上攻
利差和股指变化是反映经济运行的两大指标，但不是唯一指标，因此投资者不能机械照搬，而是应该综合考虑全局要素，尤其是政治因素。在经济方面，利率倒挂的确令市场惴惴不安，但未来通货膨胀的变化应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此前，美联储对通货膨胀趋势的判断失误、加息和缩表的时机选择让央行声誉受损，目前必须表现出强硬姿态，否则今后更大的压力不仅来自金融市场，还将来自联邦政府机构。利率倒挂不会准确预测到经济衰退的时间，但从历史角度看，利率曲线倒挂的信号作用不容小觑，因为风险不断积累，总有一天会全面爆发。
美联储未来的货币政策最难预测。目前，治理通货膨胀是美联储工作的重心，而美联储工作失误又是通胀高企的原因之一，央行决策官员到底有多大的决心来控制通胀?在目前反全球化的逆流下，美国经济运行环境不同以前，树欲静而风不止，国际大环境改善是控制通胀的重要条件，仅靠美联储加息难以奏效。
在政治方面，美国将于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可能对金融市场产生重大影响。就共和党而言，前总统特朗普在党内的影响力很大，他提名的、在2020年大选后挺他的候选人在党内初选中大多过关，但一些候选人缺乏从政经验，或竞选经费不足，在与民主党候选人对决中难占优势。
近期，拜登及民主党人气回升，主要因素如下：由共和党倾向的法官所控制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共和党人掌控的红州近期开始严格限制堕胎;另一大因素是，民主党控制的国会通过了一系列与民生有关的法案。然而，这并不等于说，民主党至少能够保持众议院5席的微弱优势和参议院的50：50平局，因为选情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为中期选举留有较大的悬念。
鉴于目前的发展态势，油价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缓解了通胀压力，但这些价格会反复，服务价格和工资成本又具有很强的粘性，通胀压力还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笔者预计，美联储可能在9月21日加息50个基点，视通胀变化情况，11月2日可能再次加息50个基点，12月14日至多加25个基点。近期，标准普尔500指数料不会跌破3700点，在9月21日加息后或逐渐企稳后再上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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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过去的经济增长可知，利差变化能较好预测到未来经济增长趋势，因此新一轮利差缩小自然会引起市场的恐慌。2022年金融市场开始承受较大的压力。10年期与2年期的利差从2021年11月底开始跌破1，之后便继续缩小，今年4月1日出现负值，7月至今多次出现负值;同时，10年期与3个月的利差保持稳定，但从7月开始大幅度缩小。如果美联储在9月、11月和12月会后连续加息，短期利率与长期利率的利差还会扩大，因为利率政策直接作用于短期利率市场(联邦基金利率)，不涉及中长期利率市场。
投资等级以下的债券收益与即期国债收益曲线的利差可反映当前美国金融状况及大型并购交易的活跃度。这些债券被称为投机性债券，主要用于企业并购交易(如杠杆收购leveraged buyout)，利差反映市场对风险的容忍度。每当金融危机来临时，利差迅速上升，有时高于基准国债800个基点，导致市场流动性蒸发，利息成本高，融资困难。洲际交易所(ICE)上市的美国高收益债券基差(美国银行编制)，由2022年1月3日的305个点上升至9月1日的508个点，投机性交易活动的资金成本显著大幅上升。鲍威尔明确表示，以经济发展为代价治理通货膨胀是可以接受的选项，那么美联储或许正导演一次经济衰退。
股票市场是经济的晴雨表吗?
与其它金融市场一样，股票市场本质上就是信息交换的效率市场，来自政府和企业公布的经济指标、调查结果、业绩发布、国内外政治经济及军事事件、自然灾害等信息深刻影响到企业股票的价值，因此股票指数变化迅速反映了投资者对未来经济发展的预期与共识。从统计角度看，股票指数属于领先指标，长期被投资界视为经济运行的晴雨表，预示着经济发展态势。美国经济运行跟股票指数变化趋势大体一致，但股票指数变化幅度明显大于GDP变化。
自九十年代信息技术(Web 1.0)革命以来，交易技术创新日新月异，加快了信息传播速度，丰富了交易渠道，为各类投资者提供了平等机会(普惠金融)，零售交易占比大幅度提高，股票市场具有了新特点。以股票指数波动率为例，1992至1999年，标准普尔指数季度波动率为6.41%，2000至2009年波动率上升至8.9%，2010至2019年波动率下降至6.48%，但2020至2022年第二季度飙升至13.42%。随着各种交易技术应用，投资者能快速解读各类信息，也可从Reddit了解散户投资者的交易想法，并通过罗宾汉免费交易平台轻松完成交易，所以股票指数对宏观经济信息极其敏感，指数走势比以往更好地反映当前季度GDP变化方向。
从时间线看，股票指数对GDP变化方向的预测越来越准确。本世纪初的衰退中，标准普尔500指数连续跌了四个季度，经济衰退始于第四个季度;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指数连续跌了6个季度，而从股指下跌的第二个季度开始计在随后的6个季度里，GDP就缩水了5个季度;在疫情暴发初期和2022年前两个季度，股票指数和GDP同时下跌，这表明两大经济指标的变化同步性越来越强。9月为本季度最后一个交易月，9月末能否收在3785.38点(第二季度末的收盘价)以上?关键取决于金融市场对美联储21日的加息力度的反应。
9月加息后美股有望企稳上攻
利差和股指变化是反映经济运行的两大指标，但不是唯一指标，因此投资者不能机械照搬，而是应该综合考虑全局要素，尤其是政治因素。在经济方面，利率倒挂的确令市场惴惴不安，但未来通货膨胀的变化应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此前，美联储对通货膨胀趋势的判断失误、加息和缩表的时机选择让央行声誉受损，目前必须表现出强硬姿态，否则今后更大的压力不仅来自金融市场，还将来自联邦政府机构。利率倒挂不会准确预测到经济衰退的时间，但从历史角度看，利率曲线倒挂的信号作用不容小觑，因为风险不断积累，总有一天会全面爆发。
美联储未来的货币政策最难预测。目前，治理通货膨胀是美联储工作的重心，而美联储工作失误又是通胀高企的原因之一，央行决策官员到底有多大的决心来控制通胀?在目前反全球化的逆流下，美国经济运行环境不同以前，树欲静而风不止，国际大环境改善是控制通胀的重要条件，仅靠美联储加息难以奏效。
在政治方面，美国将于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可能对金融市场产生重大影响。就共和党而言，前总统特朗普在党内的影响力很大，他提名的、在2020年大选后挺他的候选人在党内初选中大多过关，但一些候选人缺乏从政经验，或竞选经费不足，在与民主党候选人对决中难占优势。
近期，拜登及民主党人气回升，主要因素如下：由共和党倾向的法官所控制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共和党人掌控的红州近期开始严格限制堕胎;另一大因素是，民主党控制的国会通过了一系列与民生有关的法案。然而，这并不等于说，民主党至少能够保持众议院5席的微弱优势和参议院的50：50平局，因为选情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为中期选举留有较大的悬念。
鉴于目前的发展态势，油价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缓解了通胀压力，但这些价格会反复，服务价格和工资成本又具有很强的粘性，通胀压力还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笔者预计，美联储可能在9月21日加息50个基点，视通胀变化情况，11月2日可能再次加息50个基点，12月14日至多加25个基点。近期，标准普尔500指数料不会跌破3700点，在9月21日加息后或逐渐企稳后再上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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