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劳模，我们的印象大多是领奖台上的光鲜亮丽，同事们眼中羡慕的娇子。可光环背后的故事，我们却不曾了解。
李坚，采购部物资室保管工。2021年参与完成公司重点工程项目锻件物资入厂投料工作，为JG分厂取样复验工作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日常工作中，她积极配合本部门及生产部的工作，合理组织各种运输、大型吊装车辆的装车投料工作，统筹安排物资装卸人员的工作顺序，既提高了工作效率、又降低了公司成本，为公司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做出了一定的贡献，2021年被评为哈汽劳模。
【家人的话】女儿的主要工作场所是在室外，作业环境不好不说，而且冬天冷、夏天热，但是她回家从来不说，我知道这是怕我们心疼、担心。她工作忙的时候会加班到很晚回来，为她准备的饭菜基本都凉透了，为了不耽误工作，有时病的疼痛难忍，也总要挺到节假日才去住院治疗。作为一名哈汽退休的老职工、老党员，我很支持女儿对待工作敬业的态度、也很感谢采购部领导对她工作的认可，更要感谢哈汽公司对她多年的培养，我深信咱们哈汽公司的发展会越来越好！

【#济宁# 运河名镇——谷亭镇】
京杭大运河在元代之前并不过境鱼台，而是绕道西线过洛阳。公元1283年，京杭大运河取直贯通之后，鱼台谷亭段泗水古道开始成为大运河上的重要一段。大运河是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便利了全国物资的转运，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至元(1264-1294年)后期，通过运河的漕米每年多达三十多万石。至元二十三年，元廷“增济州漕舟三千艘，役夫万二千人”。此后，通过运河转运漕粮的数目不断上升，南方物资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北方地区，“岁运米至京者五百万石”。当时南北大运河上十分繁忙，交通十分拥挤。据地方志中元代所撰《谷亭闸记》及《孟阳泊闸记》中载:“粮运商贾，率自漕河”“商旅转徙，仕宦往来，非舟楫无以济”“商贾连船，麦米自南而北，首尾不绝”。玉皇庙村出土大德九年《重修三清观玉皇庙之记》碑文中对此也有反映。

京杭大运河的过境，促进了沿岸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繁荣。特别是作为船只停靠之地的闸口地带谷亭，“谷亭者，水经所谓谷庭城，古济、泗合流之地也。上为菏河，下为秦梁。自会通河开。历为漕渠要镇”。在元代《谷亭闸记》中，“议者犹欲于谷亭镇创石闸”，明确记载谷亭在当时就是“镇”，证明作为水运要冲的谷亭，在建闸之前商业经济已经有了一定发展。谷亭建闸之后，更是发展成为古代京杭大运河上的著名聚落码头。在明嘉靖末运河改走湖区新河之前，谷亭镇一度相当繁荣，“凯樯如林、货物如山”“重镇，阛阓逶迤而列者万家”。

大运河的过境，使谷亭地位日趋增强，一跃而成为南北漕运重镇。元代时谷亭已经发展成为商业聚落，称谷亭镇。明代，朝廷视清运为国家经济命脉，对运河的管理极端重视。谷亭作为朝廷漕运官员驻扎地，成为重要的漕粮装船转运基地和往来船只主要停靠码头之一，有“漕运咽喉”之称。据康熙年间《鱼台县志·河渠志》记载:“昔之漕也……总由谷亭，县为绾毂……又东省之咽喉也。”鱼台是漕运要冲之地，扼守山东省的南大门。又记载:“自会通河开，历为漕渠要镇，明工部管河主事员驻之，河桥水驿在焉。南至湖陵，北至南阳，相距五十里。”

因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官府在谷亭建有谷亭闸和船只停靠码头。出于安全考虑，当时夜间很少行船，因而南来北往的漕运船只基本上都要停靠谷亭。仅明宣德七年一年内，有记载的经鱼台段运河北运漕粮就多达 700万石。其他民间私商货运数量没有统计，但查阅地方古代志书中的记载，其盛况概可想见。

便捷的水运交通促进了谷亭聚落的繁荣。据嘉靖年间《谷亭镇重修关圣庙记》记载:“谷亭乃鱼台重镇，阙围逶迤而列者万家。”以当时鱼台县总户数不过三千多户来看，即便有很多像秦统那样钟情谷亭面始终侨居者，但仅谷亭就有“万家”之说恐为夸辞，然而其繁盛景象财属不争之事实。谷亭临河村出土嘉靖年间“谷亭闸重修歇马亭碑记”碑文中也记载说:“谷学镇，去鱼台县(指县城。今王庙镇旧城)二十里，楼观弥望，漕河流其中。”同样印证了当时谷亭的繁荣景象。康熙年间《鱼台县志·风士志》又记载说:“邑有谷亭，河上一聚落也。贾人陈椽其中，鬻曲蘗，岁以千万。”商人在谷亭卖酒，每年就有“千万”的收人。鱼台出土的明嘉靖年间“胡明贤慕志铭”来看，在明中期，胡姓人家在谷亭东八里另一个较小的闸口八里湾闸经商，仅历一代人就从普通家庭发展为一方巨富:“家道勃兴。扩隘室而广厦千间，有楼台、有廊庑，而迤逦墙整周回数里;辟草赖而良田万亩”，以致“而江以南淮以北顺漕流而仕艘商舶，有经吾家居过者，莫不延访而宾礼之，其理来有委慎授节之意焉。”可见漕运给谷亭一带带来多么大的商业利润。

当时谷亭不仅是鲁西南地区最大的粮食集散地，而且也是地域性农副产品集散中心。谷亭镇发展成方圆百里内较大的商品交流中心。利用这种便利条件，很多鱼台人开始经商做生意。谷亭码头船只往来穿梭，岸上店铺鳞次栉比，各地域的各种货物充盈，商贾云集，一派繁华景象。

商品经济的繁荣带来民风民俗的变化,康熙年间《鱼台县志·风土·风俗》记载明时期鱼台风俗:“俗稍华侈，士好文采，民逐末利”，又载“逐末轻农”。古代以农业为本，以商业为末，很多时代都特别轻视和故意贬低经商行业，因而称当时鱼台人纷纷经商为“逐末利”。这种记载无疑也表现了谷亭民众对商业活动的参与度和从业热情。

明中后期，随着黄河不断泛滥，逐渐造成漕运渠道淤塞。官府疲于对南阳--谷亭--湖陵段大运河进行治理，形势的发展导致此段大运河已不堪漕运之用。地方志记载:“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河决飞云桥，运道告阻。乃开夏镇新河，以达南阳，此渠不复行舟。”黄河大决口之后致湾运再次告阻，在河道治理官员的考察建议下，朝廷下决心开通了南阳至夏镇的新航道，谷亭段运河被废置。随着漕运水道的北徙，谷亭亦随之走向衰落。据记载:“自运河北徙，市里为墟矣。”“自运河北徒。市里之业，亦稍替矣。”运河改道东北方向的湖区后，失去了优越的交通地理位置，加之明后期鱼台水患渐重，谷亭逐渐失去作为方圆百里内商业中心的地位走向衰落已是必然之势，慢慢沦落为地方性小集镇。此后，封建时代一直隶属鱼台的另一个古镇南阳，取代谷亭成为漕运官员驻扎地和船只停靠码头，逐渐发展成为运河上的历史名镇。但由于南阳地处水洼地带，虽然当时有陆路与岸上相通，但因地理偏狭，难以像谷亭镇一样发展成为大型商品集散中心。

因水患严重及运河航道东迁，鱼台传统商业重镇谷亭作为重要商品集散地的地位大为下降，商业活动衰落，渐渐沦落为地城性集市。但每遇到少有的风调雨顺之年，拥有肥田沃土的鱼台地域之收成往往“独胜他邑”。四方商人趋集谷亭进行贸易，就像又恢复了当年繁华的景象一般。

20世纪50年代初，谷亭再次成为闻名遐迩的商品集散中心。当时还隶属平原省湖西专署的鱼台县政府，顺应时代需求，在老谷亭街建了十八间经营用房。斗拱结构，内无夹山，靠墙摆放货架，砌起长长的柜台。分为日用百货区、布匹区、鞋帽区、五金区、副食区、酱菜区等等，在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堪称经营项目齐全，几乎含盖了当时全部生产生活所需品。此后直至20世纪80年代，数十年间，该处成为地域性商品供给中心，属于谷亭的地标式建筑，“十八间屋”的名号响彻方圆数十里，被几代人津津乐道、念念不忘。

有着数千年人文历程的谷亭，在历史长河排迎来送走着一段段辉煌岁月，见证着兴衰更迭。斗转星移，成为鱼台县城后，老谷亭街在风起云涌的时代大潮下扩展迅速，原谷亭村落居民纷纷移建新址，村居建设也经历了数度改造，由土房而瓦房，再到小楼，直至如今的高楼拔地而起、鳞次栉比。谷亭原居民和不断涌人县城的新居民们，共同在这方古老的热土上协作经营，就像历史上很多新迁居谷亭的人家一样，一旦扎根则世代相守、世谊绵绵。

谷亭记忆永在，让我们共同期待并续写新时代的谷亭传奇。(文/韩秀良)（寻访品牌）

【【千问千寻大运河】街边小吃到“非遗”代表，百年“耳朵眼”这样炼成……】绵延千里，流淌千年，大运河沟通南北，融合不同风俗，孕育了独特的大运河文化，也为后人留下了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得大运河之便利，天津市红桥区产生了众多的国家级、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2009年评为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耳朵眼”炸糕更是远近闻名，成为“天津三绝”之一。

　　源自运河畔

　　“九河下梢天津卫，三道浮桥两道关”，依海而生、因漕而兴的天津卫，运河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国家博物馆藏有一幅《潞河督运图》，作者是清乾隆时期镇江画家江萱，画卷描绘了潞河尾闾天津三岔河口一带的漕运盛景和民俗民风。画面以督运官舫为核心，向左右两侧展开，左面即是表现大运河漕运。

　　大运河漕运带来了物流，也就带来了人流。1892年，刘万春与外甥张魁元在天津北大关东侧买下一处小门脸房，开办刘记炸糕铺。由于炸糕铺坐落在耳朵眼胡同口，人们便把刘记炸糕诙谐地称为“耳朵眼炸糕”。

　　北大关在哪？如果问起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多人回答不出来，而在一百多年之前，这里是当时家喻户晓的繁华之地。最早是坐落在城厢北门外，南运河畔浮桥北端的收税关口，覆盖今天位于红桥区的北门外大街连通河北大街一带。

　　当年三岔河口、北大关周边商业最为繁荣，附近餐饮业极为发达，各种快餐小吃林林总总，竞争激烈。人口集聚，口味多样，大众小吃既要在做法上“拿得住”，还要格外适应市井生活和津沽的码头生态。

　　因为短工众多，要干粗重活，需吃解饱饭，这样的地域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造就了炸糕这一普通小吃。

　　而刘万春为使自制的炸糕能够胜出，从用料、质量、口感、风味各个环节进行改进。以优质糯米和红小豆为原料，制面、做馅、成坯、炸制。成品为规整的扁球形，脆壳色如黄金、面肉洁白如玉，豆馅绵甜适口；有浓郁的发酵香气，口感兼具脆、香、黏、软、甜，体现“讲究制作，追求口味”的匠心精神；严格选料、改良红豆馅炒制工艺，在制面环节研发出沥水、发酵等工艺；同时采取一系列独特做法，如在炸制环节用文火、旺火两次炸制，形成独有风味。

　　耳朵眼炸糕在往来的食客中尤受欢迎，在这里闯出了品牌。

　　至今，天津耳朵眼炸糕餐饮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朱晓昊回忆过去，仍对当年“小吃虽小，良心为上，技艺为先，口碑为大”的店训倍加推崇。

　　炸糕是传统美食，不仅味美，且寓意吉祥，有“步步高”之意，因此广受天津市民喜爱，往来食客老饕众多，以至于当年“耳朵眼炸糕店门前的电线杆子都是油亮的”。

　　闯出名堂之后，刘万春有了积蓄，盘下店铺上面的二层小楼，同时将制作技艺传授给三个儿子，使耳朵眼炸糕后继有人。新中国成立后，耳朵眼炸糕转为公私合营，成为国有品牌产品供不应求。

　　“非遗”代表

　　耳朵眼炸糕的发展，经历过私营、国营、私营的变换，朱晓昊认为，这块牌子要想在新时代继续焕发活力，需要与时俱进。

　　1978年，由天津市饮食公司正式定名为“耳朵眼炸糕店”，传统技艺的传承体制，也由家族传承转为师徒传承。朱学利等多位青年职工拜师学艺，使这项传统技艺有了第四代传人，焕发出新的活力。

　　2009年，天津第二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公布。耳朵眼炸糕制作技艺和狗不理包子制作技艺等入选天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12年，宝轩饮食集团收购了耳朵眼炸糕店，“耳朵眼”又转为了私营。此后，宝轩饮食集团朱晓昊成为了耳朵眼炸糕制作技艺第五代传人，并将耳朵眼朝着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模式发展下去。

　　“我接手的时候，‘耳朵眼’还是前店后厂那种国营模式，炸糕的制作并没有做到标准化，而且口味上也比较单一。”朱晓昊回忆，“可以说‘耳朵眼’这个品牌并没有发挥全部的价值，这就需要现代的经营模式，来让‘耳朵眼’重新焕发活力。”

门市部职工在手工制作炸糕（资料图）

　　打造“国潮”

　　要让“耳朵眼”焕发新活力，要从内、外两方面下功夫。“对内就是要创新口味、优化产品，用现在流行的话讲就是将传统产品打造成国潮产品，对外就是要有现代经营模式。”

　　早年间，传统的耳朵眼炸糕是用香油炸制的，那时候码头工人需要饱腹，所以香油炸制的炸糕很受欢迎，但是如今人们饮食更加健康，用香油炸制太腻，如今耳朵眼炸糕就改良了油的配方，更符合现代人口味。

　　耳朵眼炸糕的糯米如今也是多种糯米混合特制，从产地进货，馅料保留了传统特制技艺。“不符合时代要求的进行改良，符合时代且秘制的部分加以发扬。”朱晓昊他们不断尝试，“为了丰富产品，给市民们提供更多选择，我们还推出了红果、巧克力、香芋、葡萄馅料的炸糕，很受欢迎。”

　　不仅仅是炸糕的创新，“耳朵眼”还衍生出更多新产品，依据拥有优良糯米、优良馅料的优势，制作出驴打滚、凉果、水果酥等点心产品。

　　如今，“耳朵眼”除了在天津开设了二十家门脸店铺卖炸糕、点心，还在商场开设了中式点心铺，让这个品牌走入现代生活。

　　2012年为传承、弘扬传统品牌，“耳朵眼”投资建设生产加工基地，占地面积60亩，建筑面积超过30000平方米，在保持传统工艺的同时，提升了炸糕制作器具加工性能、改善了制作场所的环境条件。

　　“要将耳朵眼炸糕制作技艺发扬，不仅仅要依靠老师傅，还要有标准化的先进设备辅助生产，才能将小吃产品稳定、安全、标准化的生产出来。”朱晓昊带领团队干劲十足，“我们组建的耳朵眼管理团队也多是90后，我们这些‘新人’要将传统小吃发扬光大，就是要有新的思维、新的开拓。”如今，不仅仅是小吃、点心产品，“耳朵眼”还开设了“耳朵眼会馆”，在鼓楼、体北、五大道开设了店铺。

位于湖北路的“耳朵眼会馆”
　　“让‘耳朵眼’不仅局限于小吃、点心，还有高端商务菜系，这样才能让耳朵眼品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我们未来还将在全国以及国外开设耳朵眼店面，计划将天津小吃打包推介到全国、国外，这是我们未来发展的目标。”朱晓昊称，这是公司团队齐心协力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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