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张向荣：“老先生”的纸上造园 】
凡是踏足过中式园林的，没有人不深深喜爱。于我，则无论是家乡的北方小园十笏园，还是久居北京常常会去的各个公园，以及每次去苏州出差都会去的网师园、拙政园等，这些年游览过的中式园林数量可观。但是，囿于自己的学养，我一直以为园林建筑是专业性很强的学科，作为建筑工业、土木工程的门外汉，自己只能从古典美学的角度来体悟、欣赏，从未想到将园林艺术与中国深厚的古代文化和学术建立联系。所以，自己多年来游览众园，除了赏心悦目，新知收获寥寥。
拿到曹汛先生《中国造园艺术》一书时，我特意拍下了封面发给一位业内颇有建树的建筑师朋友。我什么也没问，朋友却心领神会，回复我说：“你好好读读吧，曹汛先生是一位老先生。”
“老先生”？这三个字倒是耐人寻味。但直到我读完全书之后，才理解朋友所说的“老先生”是什么意思。
其一，是作者身份的“老派”。
诚如我以往认为园林是一门专业学科，所以研究园林的学者当然是专家了，最多也就在鉴赏方面与美学有些关系。直到读了曹汛先生这本书，才发现我谬之大矣。
研究园林，实际上与中国古代文学、考古学、文献学、历史学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远不只是一种“工科”或泛泛而谈的“美学”。书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收录的《陆游钗头凤的错解错传和绍兴沈园的错认错定》《石涛叠山“人间孤品”，一个媕浅而粗疏的园林童话》《网师园的历史变迁》这三篇雄文。其中，关于陆游和沈园的文章尤为漂亮，以充分的论据、严密的论证逻辑，证明了陆游《钗头凤》一词并非写于绍兴，与沈园也无关，而是写于四川；同理，南宋的沈园与今天作为旅游景点的沈园也完全不是一回事，对这个历史上美丽的错误进行了精审考订，还其真实。
即使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专业人士，恐怕也有很多人不知道《钗头凤》背后的真相，这篇文章透露出曹先生对古代文学文献极为熟悉，将园林与古代文学文化的考证结合起来，令读者大呼过瘾，拍案叫绝。另外两篇对所谓现存石涛造园的辨误，对网师园内因为历史变迁导致的拙劣败笔的指瑕，曹汛也都做了梳理和考证。总之，这三篇文章从方法看，完全可以是文史考古研究的典范之作，绝不仅局限于园林领域。
这就是曹汛的“老派”之处，他虽然是建筑学专家，但底色是一位文史学者。就像他的老师梁思成、林徽因，他不仅有着扎实的专业水平，还有着深厚的文史学术能力，这是研究中国园林所不可或缺的，正如曹汛先生自己所说：“我受益于陈垣先生的史源学和年代学。”
另外，尤为令我感到曹汛先生“老派”的一点，就是他在文章中对各种错误、虚张声势的不良现象予以毫不留情的批评，也不为他人讳，涉及到的同仁学者、地方单位、利益主体，都会指名道姓。这些批评显然出于公心，这种风骨显得格外珍贵。
其二，是对中国园林的基础性“先导性”研究。
《中国造园艺术》里，收录了不少作者写于上世纪80年代的文章，有的是宏观的通论，有的是人物的梳理，初读觉得“卑之无甚高论”，但细思其年代，品味其术语，才慢慢知道这些今天看起来比较平淡、比较基础的文章，在当时却是有开创之功的。
例如，他呈现了中国造园艺术的不同历史时期和各时期对诗情画意的理解、对叠山理水技巧的不同运用、不同时期造园家身份的变化。指出了中国造园艺术的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魏晋南北朝以前，人工叠山倾向于整个摹仿真山，规模巨大，例如秦始皇“筑土为蓬莱山”、汉代建章宫“宫内苑聚土为山”，这一阶段实际上是一种复制自然的“自然主义”；第二阶段是魏晋以后，随着诗情画意的融入，讲究“神游万仞”，于是出现了“小山假景”，依然摹仿真山，但尺度极力缩小，讲求“小中见大”，这与当时老庄玄学思想的兴起不无关系；第三阶段则是明清时期，不同于第二阶段文人、画士主导造园，这一时期是职业造园家驾驭诗情画意，一种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混合开始呈现，即摹写自然只呈现山脚，如同描绘龙则只精雕细琢龙爪，一面确实如同身临其境，一面又引人遐想。
曹先生在书中并不拘泥于理论的探讨，而是全部立足于具体的案例，在考察具体园林的布置、沿革中呈现中国造园艺术的成就，同时也寄托了他作为一个学者的时代责任感：中国造园艺术的辉煌终止于道光年间，随着乱世到来，园林自然也荒芜了，而国人的审美趣味在经历长期动乱以后也跌至低谷，作者在文中偶有流露出不满的同时，也寄托着凭借自己所学扭转这一局面的愿望。这或许就是作者写下相关文章的动力。
其三，是对东西方园林艺术比较的“生发启悟”。
曹汛先生介绍说，世界造园史的三大体系是中国、西亚和古希腊，而古代西亚的体系随着历史上各种动荡演变而衰落湮没，古希腊的体系后来则发展成为欧洲系统，其中的卓越代表当数意大利的台地园、法国的几何形花园、英国的自然风致园。继承了古希腊体系的欧洲造园系统一向注重规整、严谨、对称等几何图形的美感，这一点与中国造园艺术极为不同。
在中国人看来，造园艺术的最高准则，就是“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换言之，我国的自然山水园，无不以再现自然丘壑为主要意趣。通过安排由植物、山水、建筑、装饰等构成的园林来直接摹仿自然山水。因而，叠山理水的手法技巧和其中蕴含的诗情画意，就成了理解中国造园艺术的关键。
这种不同，从美学的角度看，可以视为东西方对“摹仿”有着不同的理解。事实上，欧洲的造园艺术曾经历过一个受到中国造园艺术冲击和影响的时期。著名观念史家洛夫乔伊发现，中国造园艺术在欧洲的传播影响了英国造园艺术的形态，并很自然地在18世纪作为浪漫主义的一种“中国起源”，对当时欧洲的文艺思潮产生了实际作用。而洛夫乔伊文中所说的“中国造园艺术”，实际上指的是中国造园艺术在明清时期的发展阶段所呈现的形态。规律性、一致性、明显的均衡和对应，日渐被视为艺术作品的重要缺陷，而这些特征本来正是古希腊传统遗留下来、新古典主义时期被发扬光大的艺术标准。而不规则、非对称、变化、出人意料以及避免使整个构思一览无余的简单和一致，成了更高一级的审美特性。这种变化体现在英国式或所谓“自然的”造园风格上，也体现在对中国园林、中国建筑的欣赏上，这二者在当时被称为“英华趣味”（le gout anglo-chinois）。在18世纪上半叶的艺术鉴赏家和批评家那里，这个词代表一种基本美学原则：不规则的不同运用，回归摹仿自然的不同方式，这个自然不是几何的、规整的、齐一的，而是摆脱了形式而自具特色的、变化无尽的自然。总之，英国园林的趣味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中国园林的理想化。
老派、先导性、生发启悟，就是我理解的“老先生”三个字的意义。
* 《“老先生”的纸上造园》一文首发于2020年1月5日《南方日报》“读书”专栏，作者张向荣。
附：《中国造园艺术》内容及作者简介
《中国造园艺术》是建筑学家、园林学家曹汛先生多年研究成果的首次结集。本书收录《陆游〈钗头凤〉的错解错传和绍兴沈园的错认错定》《石涛叠山“人间孤品”，一个媕浅而粗疏的园林童话》等曹汛先生的代表性文章，材料翔实，证据充分，纠正了流传数十年、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大错案。“破旧”之外更长于“立新”。本书不仅对中国古代造园艺术进行了精到的介绍，还将园林建筑纳入艺术的视角加以审视，对园林建筑艺术进行总结，提纲挈领地论述了中国园林的历史脉络、艺术特征和国际地位，奠定了风景园林历史理论的基础。更难能可贵的是，本书还对一些造园名家加以介绍，本书收录的对计成、张南垣、叶洮和戈裕良等造园名家的研究，展示了中国园林艺术“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蓬勃气象，议论精湛，见解高妙，从中可领略一代学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淳雅古风。
《中国造园艺术》一书的作者曹汛，1935年6月28日出生在辽宁盖县，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园林学家、文史学家，兼善绘画与建筑画。1961年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师从于梁思成、林徽因，曾任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高级建筑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特聘教授、台湾树德大学建筑系特聘教授，20世纪90年代在北京林业大学教授《中国园林史》，现为北京建筑大学教授。已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涉及建筑、园林、考古、艺术和文学等诸多领域。治学严谨，尤精于史源学、年代学考证，擅长攻解学术难题和考断无头公案。
凡是踏足过中式园林的，没有人不深深喜爱。于我，则无论是家乡的北方小园十笏园，还是久居北京常常会去的各个公园，以及每次去苏州出差都会去的网师园、拙政园等，这些年游览过的中式园林数量可观。但是，囿于自己的学养，我一直以为园林建筑是专业性很强的学科，作为建筑工业、土木工程的门外汉，自己只能从古典美学的角度来体悟、欣赏，从未想到将园林艺术与中国深厚的古代文化和学术建立联系。所以，自己多年来游览众园，除了赏心悦目，新知收获寥寥。
拿到曹汛先生《中国造园艺术》一书时，我特意拍下了封面发给一位业内颇有建树的建筑师朋友。我什么也没问，朋友却心领神会，回复我说：“你好好读读吧，曹汛先生是一位老先生。”
“老先生”？这三个字倒是耐人寻味。但直到我读完全书之后，才理解朋友所说的“老先生”是什么意思。
其一，是作者身份的“老派”。
诚如我以往认为园林是一门专业学科，所以研究园林的学者当然是专家了，最多也就在鉴赏方面与美学有些关系。直到读了曹汛先生这本书，才发现我谬之大矣。
研究园林，实际上与中国古代文学、考古学、文献学、历史学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远不只是一种“工科”或泛泛而谈的“美学”。书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收录的《陆游钗头凤的错解错传和绍兴沈园的错认错定》《石涛叠山“人间孤品”，一个媕浅而粗疏的园林童话》《网师园的历史变迁》这三篇雄文。其中，关于陆游和沈园的文章尤为漂亮，以充分的论据、严密的论证逻辑，证明了陆游《钗头凤》一词并非写于绍兴，与沈园也无关，而是写于四川；同理，南宋的沈园与今天作为旅游景点的沈园也完全不是一回事，对这个历史上美丽的错误进行了精审考订，还其真实。
即使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专业人士，恐怕也有很多人不知道《钗头凤》背后的真相，这篇文章透露出曹先生对古代文学文献极为熟悉，将园林与古代文学文化的考证结合起来，令读者大呼过瘾，拍案叫绝。另外两篇对所谓现存石涛造园的辨误，对网师园内因为历史变迁导致的拙劣败笔的指瑕，曹汛也都做了梳理和考证。总之，这三篇文章从方法看，完全可以是文史考古研究的典范之作，绝不仅局限于园林领域。
这就是曹汛的“老派”之处，他虽然是建筑学专家，但底色是一位文史学者。就像他的老师梁思成、林徽因，他不仅有着扎实的专业水平，还有着深厚的文史学术能力，这是研究中国园林所不可或缺的，正如曹汛先生自己所说：“我受益于陈垣先生的史源学和年代学。”
另外，尤为令我感到曹汛先生“老派”的一点，就是他在文章中对各种错误、虚张声势的不良现象予以毫不留情的批评，也不为他人讳，涉及到的同仁学者、地方单位、利益主体，都会指名道姓。这些批评显然出于公心，这种风骨显得格外珍贵。
其二，是对中国园林的基础性“先导性”研究。
《中国造园艺术》里，收录了不少作者写于上世纪80年代的文章，有的是宏观的通论，有的是人物的梳理，初读觉得“卑之无甚高论”，但细思其年代，品味其术语，才慢慢知道这些今天看起来比较平淡、比较基础的文章，在当时却是有开创之功的。
例如，他呈现了中国造园艺术的不同历史时期和各时期对诗情画意的理解、对叠山理水技巧的不同运用、不同时期造园家身份的变化。指出了中国造园艺术的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魏晋南北朝以前，人工叠山倾向于整个摹仿真山，规模巨大，例如秦始皇“筑土为蓬莱山”、汉代建章宫“宫内苑聚土为山”，这一阶段实际上是一种复制自然的“自然主义”；第二阶段是魏晋以后，随着诗情画意的融入，讲究“神游万仞”，于是出现了“小山假景”，依然摹仿真山，但尺度极力缩小，讲求“小中见大”，这与当时老庄玄学思想的兴起不无关系；第三阶段则是明清时期，不同于第二阶段文人、画士主导造园，这一时期是职业造园家驾驭诗情画意，一种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混合开始呈现，即摹写自然只呈现山脚，如同描绘龙则只精雕细琢龙爪，一面确实如同身临其境，一面又引人遐想。
曹先生在书中并不拘泥于理论的探讨，而是全部立足于具体的案例，在考察具体园林的布置、沿革中呈现中国造园艺术的成就，同时也寄托了他作为一个学者的时代责任感：中国造园艺术的辉煌终止于道光年间，随着乱世到来，园林自然也荒芜了，而国人的审美趣味在经历长期动乱以后也跌至低谷，作者在文中偶有流露出不满的同时，也寄托着凭借自己所学扭转这一局面的愿望。这或许就是作者写下相关文章的动力。
其三，是对东西方园林艺术比较的“生发启悟”。
曹汛先生介绍说，世界造园史的三大体系是中国、西亚和古希腊，而古代西亚的体系随着历史上各种动荡演变而衰落湮没，古希腊的体系后来则发展成为欧洲系统，其中的卓越代表当数意大利的台地园、法国的几何形花园、英国的自然风致园。继承了古希腊体系的欧洲造园系统一向注重规整、严谨、对称等几何图形的美感，这一点与中国造园艺术极为不同。
在中国人看来，造园艺术的最高准则，就是“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换言之，我国的自然山水园，无不以再现自然丘壑为主要意趣。通过安排由植物、山水、建筑、装饰等构成的园林来直接摹仿自然山水。因而，叠山理水的手法技巧和其中蕴含的诗情画意，就成了理解中国造园艺术的关键。
这种不同，从美学的角度看，可以视为东西方对“摹仿”有着不同的理解。事实上，欧洲的造园艺术曾经历过一个受到中国造园艺术冲击和影响的时期。著名观念史家洛夫乔伊发现，中国造园艺术在欧洲的传播影响了英国造园艺术的形态，并很自然地在18世纪作为浪漫主义的一种“中国起源”，对当时欧洲的文艺思潮产生了实际作用。而洛夫乔伊文中所说的“中国造园艺术”，实际上指的是中国造园艺术在明清时期的发展阶段所呈现的形态。规律性、一致性、明显的均衡和对应，日渐被视为艺术作品的重要缺陷，而这些特征本来正是古希腊传统遗留下来、新古典主义时期被发扬光大的艺术标准。而不规则、非对称、变化、出人意料以及避免使整个构思一览无余的简单和一致，成了更高一级的审美特性。这种变化体现在英国式或所谓“自然的”造园风格上，也体现在对中国园林、中国建筑的欣赏上，这二者在当时被称为“英华趣味”（le gout anglo-chinois）。在18世纪上半叶的艺术鉴赏家和批评家那里，这个词代表一种基本美学原则：不规则的不同运用，回归摹仿自然的不同方式，这个自然不是几何的、规整的、齐一的，而是摆脱了形式而自具特色的、变化无尽的自然。总之，英国园林的趣味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中国园林的理想化。
老派、先导性、生发启悟，就是我理解的“老先生”三个字的意义。
* 《“老先生”的纸上造园》一文首发于2020年1月5日《南方日报》“读书”专栏，作者张向荣。
附：《中国造园艺术》内容及作者简介
《中国造园艺术》是建筑学家、园林学家曹汛先生多年研究成果的首次结集。本书收录《陆游〈钗头凤〉的错解错传和绍兴沈园的错认错定》《石涛叠山“人间孤品”，一个媕浅而粗疏的园林童话》等曹汛先生的代表性文章，材料翔实，证据充分，纠正了流传数十年、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大错案。“破旧”之外更长于“立新”。本书不仅对中国古代造园艺术进行了精到的介绍，还将园林建筑纳入艺术的视角加以审视，对园林建筑艺术进行总结，提纲挈领地论述了中国园林的历史脉络、艺术特征和国际地位，奠定了风景园林历史理论的基础。更难能可贵的是，本书还对一些造园名家加以介绍，本书收录的对计成、张南垣、叶洮和戈裕良等造园名家的研究，展示了中国园林艺术“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蓬勃气象，议论精湛，见解高妙，从中可领略一代学人“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淳雅古风。
《中国造园艺术》一书的作者曹汛，1935年6月28日出生在辽宁盖县，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园林学家、文史学家，兼善绘画与建筑画。1961年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师从于梁思成、林徽因，曾任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高级建筑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特聘教授、台湾树德大学建筑系特聘教授，20世纪90年代在北京林业大学教授《中国园林史》，现为北京建筑大学教授。已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涉及建筑、园林、考古、艺术和文学等诸多领域。治学严谨，尤精于史源学、年代学考证，擅长攻解学术难题和考断无头公案。
解读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明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文明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之一，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质要求。作为一种价值理念，世界历史进程的时代要求、中华民族的深厚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实践，决定着社会主义文明的深刻内涵以及构建路径。
什么是文明
从国家层面来讲，文明是指国家发展的状态，即国家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这是唯物史观对文明的根本定义。马克思说：“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恩格斯说：“文明时代是学会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产生的时期。”在他们看来，文明是物质与文化的增长，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制度建设，最终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我们熟悉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都包含于国家发展的状态之中。
从社会层面来讲，文明是社会秩序的确立。在中国，“文明”一词最早见于《周易》。该书中多次出现“天下文明”等描述。唐人孔颖达注解说“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其意指社会文教昌达、文德彰显而形成的王者修德、民风淳朴、风调雨顺的和谐景象。
从人的层面来讲，文明则是指人的教养和开化状态。《尚书·舜典》称赞舜“浚哲文明”，就是指他非常谦恭，品德高尚，很受人爱戴的意思；《礼记·乐记》说：“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文明是谦恭有礼，是内在的德行开放出来的一枝鲜花。西方的“文明”一词包含有脱离野蛮的开化之意。所以，文明有人的端庄优雅有教养之意。
文明与文化是紧密相连但有区别的概念。在国家层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文化具有以文德化育之意，是教化的意思，这是文明所不具备的。现代的文化则是人们创造的文艺产品及人们的各种生活方式。而文明则是指国家的所有财富，等同于国家这个文明体本身。同时，文明更侧重于指称社会的进步状态，是国家发展的灵魂，与文化明显不同。在个人层面，文化指人们拥有的知识，文明则是指人们的素质和修养。有文化不等同于有教养，二者之间有明显的区别。
文明作为一种价值判断标准和价值取向，其构建路径由世界历史进程的时代要求、中华民族的深厚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实践的内容所决定。
第一，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摒弃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马克思主义认为，“资产阶级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但是,资产阶级却“把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以及这个阶级统治的条件描绘为文明的统治,描绘为物质生产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交往关系的必要条件。”通过这点，“统治阶级把自己与整个社会等同起来了。所以文明时代越是向前进展,它就越是不得不给它所必然产生的种种坏事披上爱的外衣,不得不粉饰它们,或者否认它们——一句话,即实行流俗的伪善”。而“每当资产阶级秩序的奴隶和被压迫者起来反对主人的时候，这种秩序的文明和正义就显示出自己的凶残面目。那时,这种文明和正义就是赤裸裸的野蛮和无法无天的报复。” 因此，“资本主义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我们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足中国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构建在人人平等、尊重每个人自由发展权利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它将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出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为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二，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下大力气进行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培育现代国家、社会、公民，重构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思想与道义基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培育的是一种有别于西方文明的新文明，其在社会层面上表现为培育新型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在个人层面上表现为培育有高度素养的现代公民。社会主义文明这一新文明中不仅有中华古代文明的历史传承，还要注重引入民主自由法治等这些现代社会的新特质。这些新特质既是现代社会中人们实践的共识和价值诉求，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趋势和必然要求，更是凝聚中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伟大中国梦的思想道义基础和精神纽带。因此，要将文明的实现路径与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伟大成就联系起来，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贯穿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
概括来说，文明是一种过程，在文明建设的路上，我们任重道远。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从文明的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的角度指出，文明是历经数百年逐步演变的结果，是心理逐步积淀规范的结果。正是宏观的国家、社会和微观的人之间的互动激荡形成了个人、社会乃至国家的整个文明的进程轨迹。文明和国家形成的进程不是单线式的，而是阵发式和震荡式的；长期看来，它朝着人的情绪愈得到控制、社会愈益整合的方向前进。正如埃利亚斯所说：“只有在国际和国内的紧张关系解决和克服之后，我们才能有权说，我们是文明化了。”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文明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之一，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质要求。作为一种价值理念，世界历史进程的时代要求、中华民族的深厚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实践，决定着社会主义文明的深刻内涵以及构建路径。
什么是文明
从国家层面来讲，文明是指国家发展的状态，即国家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这是唯物史观对文明的根本定义。马克思说：“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恩格斯说：“文明时代是学会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产生的时期。”在他们看来，文明是物质与文化的增长，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制度建设，最终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我们熟悉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都包含于国家发展的状态之中。
从社会层面来讲，文明是社会秩序的确立。在中国，“文明”一词最早见于《周易》。该书中多次出现“天下文明”等描述。唐人孔颖达注解说“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其意指社会文教昌达、文德彰显而形成的王者修德、民风淳朴、风调雨顺的和谐景象。
从人的层面来讲，文明则是指人的教养和开化状态。《尚书·舜典》称赞舜“浚哲文明”，就是指他非常谦恭，品德高尚，很受人爱戴的意思；《礼记·乐记》说：“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文明是谦恭有礼，是内在的德行开放出来的一枝鲜花。西方的“文明”一词包含有脱离野蛮的开化之意。所以，文明有人的端庄优雅有教养之意。
文明与文化是紧密相连但有区别的概念。在国家层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文化具有以文德化育之意，是教化的意思，这是文明所不具备的。现代的文化则是人们创造的文艺产品及人们的各种生活方式。而文明则是指国家的所有财富，等同于国家这个文明体本身。同时，文明更侧重于指称社会的进步状态，是国家发展的灵魂，与文化明显不同。在个人层面，文化指人们拥有的知识，文明则是指人们的素质和修养。有文化不等同于有教养，二者之间有明显的区别。
文明作为一种价值判断标准和价值取向，其构建路径由世界历史进程的时代要求、中华民族的深厚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实践的内容所决定。
第一，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摒弃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马克思主义认为，“资产阶级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但是,资产阶级却“把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以及这个阶级统治的条件描绘为文明的统治,描绘为物质生产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交往关系的必要条件。”通过这点，“统治阶级把自己与整个社会等同起来了。所以文明时代越是向前进展,它就越是不得不给它所必然产生的种种坏事披上爱的外衣,不得不粉饰它们,或者否认它们——一句话,即实行流俗的伪善”。而“每当资产阶级秩序的奴隶和被压迫者起来反对主人的时候，这种秩序的文明和正义就显示出自己的凶残面目。那时,这种文明和正义就是赤裸裸的野蛮和无法无天的报复。” 因此，“资本主义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我们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足中国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构建在人人平等、尊重每个人自由发展权利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它将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出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为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二，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下大力气进行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培育现代国家、社会、公民，重构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思想与道义基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培育的是一种有别于西方文明的新文明，其在社会层面上表现为培育新型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在个人层面上表现为培育有高度素养的现代公民。社会主义文明这一新文明中不仅有中华古代文明的历史传承，还要注重引入民主自由法治等这些现代社会的新特质。这些新特质既是现代社会中人们实践的共识和价值诉求，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趋势和必然要求，更是凝聚中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伟大中国梦的思想道义基础和精神纽带。因此，要将文明的实现路径与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伟大成就联系起来，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贯穿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
概括来说，文明是一种过程，在文明建设的路上，我们任重道远。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从文明的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的角度指出，文明是历经数百年逐步演变的结果，是心理逐步积淀规范的结果。正是宏观的国家、社会和微观的人之间的互动激荡形成了个人、社会乃至国家的整个文明的进程轨迹。文明和国家形成的进程不是单线式的，而是阵发式和震荡式的；长期看来，它朝着人的情绪愈得到控制、社会愈益整合的方向前进。正如埃利亚斯所说：“只有在国际和国内的紧张关系解决和克服之后，我们才能有权说，我们是文明化了。”
#先睹为快#《考古剩语》汇集了徐苹芳先生为海内外学者所作序文、书评、师友杂识，以及对历史考古学的宏观思考，所论涵盖秦汉以后历史考古，篇篇由其深厚的学养和真诚的良知所发。文集中学术研究与价值操守、文化关怀相互支援，有机结合，将所序著作、所忆学者的论题置入一个更为深广的脉络之中，以引领读者进入一个更为“广大精微”的意义世界。https://t.cn/A6ZjWP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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