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王一鸣：中国经济全球占比将提高实现就业目标需3%以上增长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新浪财经综合
日前，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行的第129期“经济每月谈”日程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指出，尽管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未设置经济目标，但中国经济增长的目标已经融入到其他目标之中，按照近年的就业弹性，新增900万就业需要3%或更高的经济增速来支撑。
他指出，即便今年GDP增速较去年有所下降，但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和地位还会上升：去年中国增速比全球平均水平高3.2个百分点，今年全球经济负增长或超3%，中国即便只实现2%~3%的正增长，也会比全球高出5到6个百分点。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近日在记者会上首次提出“规模性政策”，王一鸣认为，这是在整合前期碎片化的阶段性政策基础上形成的一揽子政策框架，中国提高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专项债，为企业减负等几项措施总规模已达6.1万亿，占GDP超过了6%，而西方主要经济的刺激规模大概占GDP10%，中国宏观政策力度并不小，同时也留有了余地。
他指出，全球国际分工“大三角”循环关系正在发生系统性调整，中国因此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需要利用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以及战略回旋空间大、产业体系完整等优势，建立一个完整的国内需求体系。同时，扩大开放，建设国际循环体系。
随着疫情在海外蔓延，国外产业链与供应链出现了“断点”，加之中国还面临着来自其他国家在技术“断供”上的战略遏制，维护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稳定也至关重要。
中国在全球经济中份额会进一步提升
王一鸣指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最鲜明的特征在于没有设定经济增速的量化目标，这主要是受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影响，体现了对困难挑战充分估计的底线思维，也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规律和实事求是的思路。
不过他强调，未设量化增速目标并不意味着增长无关紧要，因为没有经济增长的基本面，就没有落实“六稳”、“六保”的基础和条件，也无法实现就业和民生的目标任务。
他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的目标实际上已经融入到其他目标之中，《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新增900万就业的目标，去年GDP增速为6.1%，新增就业是1352万，按照近几年的就业弹性来推算，新增900万就业需要3%或更高的经济增速来支撑。
“即便今年GDP增速相较去年有明显的下降，但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和地位还会上升，这是因为我们今年的相对增长速度要明显高于去年：去年中国增速是6.1%，而全球是2.9%，中国比全球平均水平高3.2个百分点，IMF预测今年全球经济负增长3%，而且可能还要下调；中国即便只实现2%~3%的正增长，都会是比全球高出5到6个百分点。这要明显高于去年的水平。”
王一鸣表示，今年中国把稳就业、保民生、“六稳”和“六保”放在了优先地位，他认为，“六稳”是“六保”的基础和条件，“六保”是底线性要求，也是稳住经济基本盘的着力点和支撑。
“只有稳住就业，保住民生，才能解决老百姓(83.650, 0.00, 0.00%)的后顾之忧，这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同时，这也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内在要求。”
稳就业、保民生重在保市场主体
在王一鸣看来，稳就业首先要稳住现有的就业岗位，这需要落实好已有的阶段性减免社保、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就业补贴等政策，同时，推动生活服务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复工复业复市；针对外贸订单大幅下降，企业减员压力增大的情况，需要帮助外贸企业拓展订单渠道，推动出口转内销。
其次，稳就业还要积极增加新的就业岗位。“总理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新业态有1亿人就业，中国的零工经济也有2亿人就业，成都放开了3.6万个流动商贩的摊位，马上新增了10万人就业。”王一鸣指出，中国需要鼓励发展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
5月23日，在全国政协经济界联组会上，王一鸣做了题为“充分发挥新就业形态对‘保就业’的积极作用”的发言。
王一鸣指出，中国需要抓紧开工一批建设项目，同时，对就业困难的情况，政府可以提供一些公益性就业岗位，这也能形成新的就业岗位。
他表示，今年大学毕业生874万，就业压力很大，国有企事业单位可以扩大招收规模，同时要扩大研究生和专升本的招生规模。
在缓解就业压力上，《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到了以岗代训、扩大培训规模。王一鸣称，现在制造业、服务业场景都在从线下往线上转，其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差异很大，中国将采取措施资助企业“以训稳岗”，今明两年将有3500万人次通过失业保险结存来进行岗位培训，从而稳定就业。
在保民生方面，可以归纳为三个“扩大”：一是扩大失业保障范围，将参保不足1年的农民工等失业人员都纳入常住地保障。二是扩大低保保障范围，城乡困难家庭应保尽保；三是扩大社会救助覆盖面。
在王一鸣看来，稳就业、保民生重在保市场主体。在保企业等市场主体方面，中国采取了很多阶段性的减税降费、减免社保费、延期还本付息等政策。
他指出，此次《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阶段性政策要与制度性安排相结合，这或许意味着部分阶段性政策有可能在下一步会变成制度性安排，中国在中小企业税率，特别是小微企业税率上也有调整的空间。
占GDP超6%，中国刺激规模并不小
在宏观政策方面，王一鸣表示，疫情以后，中国出台了很多阶段性的政策，但是这些政策总体上是分散的，碎片化的。此次《政府工作报告》将这些政策重新整合，形成一揽子的政策框架。
“总理在答记者问的时候用的词叫‘规模性政策’，我的理解是，实际上把此前的分散的政策整合起来，形成一揽子政策，这些政策的力度还是很大的。尽管有人在记者会上说不如预期，但中国新增了1万亿赤字，发行了1万亿抗疫特别国债，新增1.6万亿专项债，全年为企业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仅这几项加总已达到6.1万亿，占GDP超过了6%，如果再加上其他的，这个份额还会更高。”
王一鸣指出，现在西方主要经济的刺激规模大概占GDP10%，相较而言，中国的刺激力度并不算小，中国明确表示“根据形势变化还可完善”，而且中国赤字率是3.6%“以上”，其上浮还有弹性空间。因此中国的宏观政策力度并不小，同时也留有了余地，既不搞过度刺激，也为下一步政策调整留出了空间。
“我觉得中国提出更大力度的宏观政策，可以有效对冲疫情带来的冲击，对冲外需收缩对中国经济带来的第二次冲击，增大中国的回旋空间。”
王一鸣强调，如今就业优先政策也是宏观政策的一部分，《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各地要清理取消对就业的不合理限制，促就业举措要应出尽出，拓岗位办法要能用尽用。
全球分工“大三角”循环面临系统性调整
中国近期提出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王一鸣认为，这是在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中国主动调整、面向未来的提出的大战略。
他表示，改革开放后，中国参与全球国际分工和大循环，全球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大三角”循环关系，即中国所在的东亚地区是生产制造中心，欧美是个消费中心与金融服务中心，中东、拉美等地是能源、资源供给地。
在他看来，从国际金融危机开始，“大三角”循环已经在发生系统性的调整，其背景是它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欧美国家的制造业大规模外移带来了制造业的空心化，国内的收入差距扩大带来国内矛盾对立，而这也带来了中美经贸摩擦，以及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遏制，疫情也加速了这种循环关系的重塑。
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这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影响。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最重要的是利用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战略回旋空间大的优势，以及产业体系完整的优势，来建立一个完整的国内需求体系。
王一鸣指出，以国内需求为主体，包括扩大消费，也包括扩大投资，此次《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扩大投资以“两新一重”为主要方向，中国在沿江高铁、沿海高铁、川藏铁路等重大项目上投资规模巨大，中国可能在“十四五”时期进一步研究烟大隧道，琼州海峡隧道等重大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其投资规模都非常大。
同时，中国还将积极推动开放，形成国际循环，而这种国际循环在布局上可能会更多地面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会更多地面向“一带一路”沿线。
此外，中国还要保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安全。随着疫情在海外蔓延，国外生产休克带来了产业链与供应链的“断供”，中国还面临着来自其他国家的战略遏制，包括美国对中国技术的“断供”，这需要中国提高产业链的竞争力，增加供应链的稳定性。
在疫情之下，中国的外贸和外资均出现了下滑。这为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带来了不小的挑战。王一鸣表示，中国将以开放来促改革，进一步压缩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确立负面清单制度，继续营造一流的营商环境，推动海南自贸港建设，打造制度性的开放高地。
他指出，《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中国要用改革开放的办法，稳就业、保民生、促消费，拉动市场、稳定增长，走出一条有效应对冲击、实现良性循环的新路子。
“中国经济既有周期性问题，也有结构性发展方式的问题，前者可以靠宏观政策来对冲，但后者只能靠改革的办法来解决，‘两会’前夕，中国出台了两个重要文件，这为新时期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明了方向。”他说。
原文链接：https://t.cn/A62eM64f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新浪财经综合
日前，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举行的第129期“经济每月谈”日程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指出，尽管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未设置经济目标，但中国经济增长的目标已经融入到其他目标之中，按照近年的就业弹性，新增900万就业需要3%或更高的经济增速来支撑。
他指出，即便今年GDP增速较去年有所下降，但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和地位还会上升：去年中国增速比全球平均水平高3.2个百分点，今年全球经济负增长或超3%，中国即便只实现2%~3%的正增长，也会比全球高出5到6个百分点。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近日在记者会上首次提出“规模性政策”，王一鸣认为，这是在整合前期碎片化的阶段性政策基础上形成的一揽子政策框架，中国提高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专项债，为企业减负等几项措施总规模已达6.1万亿，占GDP超过了6%，而西方主要经济的刺激规模大概占GDP10%，中国宏观政策力度并不小，同时也留有了余地。
他指出，全球国际分工“大三角”循环关系正在发生系统性调整，中国因此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需要利用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以及战略回旋空间大、产业体系完整等优势，建立一个完整的国内需求体系。同时，扩大开放，建设国际循环体系。
随着疫情在海外蔓延，国外产业链与供应链出现了“断点”，加之中国还面临着来自其他国家在技术“断供”上的战略遏制，维护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稳定也至关重要。
中国在全球经济中份额会进一步提升
王一鸣指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最鲜明的特征在于没有设定经济增速的量化目标，这主要是受国际疫情和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影响，体现了对困难挑战充分估计的底线思维，也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规律和实事求是的思路。
不过他强调，未设量化增速目标并不意味着增长无关紧要，因为没有经济增长的基本面，就没有落实“六稳”、“六保”的基础和条件，也无法实现就业和民生的目标任务。
他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的目标实际上已经融入到其他目标之中，《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新增900万就业的目标，去年GDP增速为6.1%，新增就业是1352万，按照近几年的就业弹性来推算，新增900万就业需要3%或更高的经济增速来支撑。
“即便今年GDP增速相较去年有明显的下降，但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和地位还会上升，这是因为我们今年的相对增长速度要明显高于去年：去年中国增速是6.1%，而全球是2.9%，中国比全球平均水平高3.2个百分点，IMF预测今年全球经济负增长3%，而且可能还要下调；中国即便只实现2%~3%的正增长，都会是比全球高出5到6个百分点。这要明显高于去年的水平。”
王一鸣表示，今年中国把稳就业、保民生、“六稳”和“六保”放在了优先地位，他认为，“六稳”是“六保”的基础和条件，“六保”是底线性要求，也是稳住经济基本盘的着力点和支撑。
“只有稳住就业，保住民生，才能解决老百姓(83.650, 0.00, 0.00%)的后顾之忧，这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同时，这也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内在要求。”
稳就业、保民生重在保市场主体
在王一鸣看来，稳就业首先要稳住现有的就业岗位，这需要落实好已有的阶段性减免社保、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就业补贴等政策，同时，推动生活服务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复工复业复市；针对外贸订单大幅下降，企业减员压力增大的情况，需要帮助外贸企业拓展订单渠道，推动出口转内销。
其次，稳就业还要积极增加新的就业岗位。“总理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新业态有1亿人就业，中国的零工经济也有2亿人就业，成都放开了3.6万个流动商贩的摊位，马上新增了10万人就业。”王一鸣指出，中国需要鼓励发展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
5月23日，在全国政协经济界联组会上，王一鸣做了题为“充分发挥新就业形态对‘保就业’的积极作用”的发言。
王一鸣指出，中国需要抓紧开工一批建设项目，同时，对就业困难的情况，政府可以提供一些公益性就业岗位，这也能形成新的就业岗位。
他表示，今年大学毕业生874万，就业压力很大，国有企事业单位可以扩大招收规模，同时要扩大研究生和专升本的招生规模。
在缓解就业压力上，《政府工作报告》还提到了以岗代训、扩大培训规模。王一鸣称，现在制造业、服务业场景都在从线下往线上转，其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差异很大，中国将采取措施资助企业“以训稳岗”，今明两年将有3500万人次通过失业保险结存来进行岗位培训，从而稳定就业。
在保民生方面，可以归纳为三个“扩大”：一是扩大失业保障范围，将参保不足1年的农民工等失业人员都纳入常住地保障。二是扩大低保保障范围，城乡困难家庭应保尽保；三是扩大社会救助覆盖面。
在王一鸣看来，稳就业、保民生重在保市场主体。在保企业等市场主体方面，中国采取了很多阶段性的减税降费、减免社保费、延期还本付息等政策。
他指出，此次《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阶段性政策要与制度性安排相结合，这或许意味着部分阶段性政策有可能在下一步会变成制度性安排，中国在中小企业税率，特别是小微企业税率上也有调整的空间。
占GDP超6%，中国刺激规模并不小
在宏观政策方面，王一鸣表示，疫情以后，中国出台了很多阶段性的政策，但是这些政策总体上是分散的，碎片化的。此次《政府工作报告》将这些政策重新整合，形成一揽子的政策框架。
“总理在答记者问的时候用的词叫‘规模性政策’，我的理解是，实际上把此前的分散的政策整合起来，形成一揽子政策，这些政策的力度还是很大的。尽管有人在记者会上说不如预期，但中国新增了1万亿赤字，发行了1万亿抗疫特别国债，新增1.6万亿专项债，全年为企业新增减负超过2.5万亿，仅这几项加总已达到6.1万亿，占GDP超过了6%，如果再加上其他的，这个份额还会更高。”
王一鸣指出，现在西方主要经济的刺激规模大概占GDP10%，相较而言，中国的刺激力度并不算小，中国明确表示“根据形势变化还可完善”，而且中国赤字率是3.6%“以上”，其上浮还有弹性空间。因此中国的宏观政策力度并不小，同时也留有了余地，既不搞过度刺激，也为下一步政策调整留出了空间。
“我觉得中国提出更大力度的宏观政策，可以有效对冲疫情带来的冲击，对冲外需收缩对中国经济带来的第二次冲击，增大中国的回旋空间。”
王一鸣强调，如今就业优先政策也是宏观政策的一部分，《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各地要清理取消对就业的不合理限制，促就业举措要应出尽出，拓岗位办法要能用尽用。
全球分工“大三角”循环面临系统性调整
中国近期提出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王一鸣认为，这是在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中国主动调整、面向未来的提出的大战略。
他表示，改革开放后，中国参与全球国际分工和大循环，全球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大三角”循环关系，即中国所在的东亚地区是生产制造中心，欧美是个消费中心与金融服务中心，中东、拉美等地是能源、资源供给地。
在他看来，从国际金融危机开始，“大三角”循环已经在发生系统性的调整，其背景是它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欧美国家的制造业大规模外移带来了制造业的空心化，国内的收入差距扩大带来国内矛盾对立，而这也带来了中美经贸摩擦，以及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遏制，疫情也加速了这种循环关系的重塑。
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这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影响。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最重要的是利用中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战略回旋空间大的优势，以及产业体系完整的优势，来建立一个完整的国内需求体系。
王一鸣指出，以国内需求为主体，包括扩大消费，也包括扩大投资，此次《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扩大投资以“两新一重”为主要方向，中国在沿江高铁、沿海高铁、川藏铁路等重大项目上投资规模巨大，中国可能在“十四五”时期进一步研究烟大隧道，琼州海峡隧道等重大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其投资规模都非常大。
同时，中国还将积极推动开放，形成国际循环，而这种国际循环在布局上可能会更多地面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会更多地面向“一带一路”沿线。
此外，中国还要保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安全。随着疫情在海外蔓延，国外生产休克带来了产业链与供应链的“断供”，中国还面临着来自其他国家的战略遏制，包括美国对中国技术的“断供”，这需要中国提高产业链的竞争力，增加供应链的稳定性。
在疫情之下，中国的外贸和外资均出现了下滑。这为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带来了不小的挑战。王一鸣表示，中国将以开放来促改革，进一步压缩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确立负面清单制度，继续营造一流的营商环境，推动海南自贸港建设，打造制度性的开放高地。
他指出，《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中国要用改革开放的办法，稳就业、保民生、促消费，拉动市场、稳定增长，走出一条有效应对冲击、实现良性循环的新路子。
“中国经济既有周期性问题，也有结构性发展方式的问题，前者可以靠宏观政策来对冲，但后者只能靠改革的办法来解决，‘两会’前夕，中国出台了两个重要文件，这为新时期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明了方向。”他说。
原文链接：https://t.cn/A62eM64f
“杀猪盘”是如何瞒天过海的？详情看[羞嗒嗒]（全文）特别紧急紧急媒体报道：美媒和外媒揭发美国中情局篷佩奥养的猪出栏，准备杀猪过“五一”，说是好大盘的猪。当时听到这消息后，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原来香港反对派“五一”要搞事，利用警方的手“杀猪”的意思！反对派大佬们已透过知情人证实。）也就是——中情局的“杀猪盘”！）
根据知情人透露：“杀猪盘”是指达到出栏的总称。通过警方的手杀出栏的“猪”。“杀猪盘”分为“养猪人”（中情局）；“看猪人”（美国驻港大使馆），“放猪人”是（香港外籍法官们）
美国中情局在香港 “杀猪盘”是如何瞒天过海形成的？
1、是香港回归时候，美国利用移民政策措施来诱惑。比如给多个“假美国户籍”也就是说的“双国籍”但不享受美国公民待遇，只是优惠！比如投资，留学，旅游！享受优惠而已！
2、用以上优惠来诱惑香港市民，然后用“优惠”加“威胁”说服当时的港府接受“过期”的《通识教育》课本，从而由思维上灌输西方教育，丑化中国形象，包括中国历史，中国政府，中国人民。从而中国香港人在认知上，自己从头到尾，从内至外的美化自己是高大尚的西方人。只是外表是中国人而已！（也就是内地人怎么叫都不会醒，只是港独在装，不愿意醒而已！）（除了部分港民是清醒的）
3、港府被中情局拿中软胁“要胁”！（驻港使馆的人和中情局分支机构的人不少。）——如果有亲人或投资在国外，那港府不敢有任何动作，最多保持中立。
4、用“多国法官”瘫痪“香港法治”！（也就是外媒和美媒“曝光”的“假法官”，“假法治”。“假律师”）
5、香港犯法或死人，只要够钱给律师和法官就搞定了。犯法之人一样逍遥法外。（外媒和美媒称：香港“优越的法治”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笑话”的地区）——当两个中国香港人打到头破血流时，一群洋人在私下里偷笑，不负责判案，只负责收钱放人。
6、香港出入境和免签政策：只有中国内地少到可怜，只有7天，导致超级过量外国人涌入香港，带来管理的难处。
（外媒和美媒同时见意：中国政府收回香港的入境权和免签权，法治权和教育权来管治香港，香港才能回归正常。
如果放权太大给港府，它掌控不了，港府的管理权早就给美国中情局+驻港使馆+外籍法官们控制了——如果继续给中情局控制的“大盘猪”们折腾的话，香港不但失去“金融中心”，而且还丢失土地，也会影响内地——外媒和美媒坚称：中国对香港问题只有速战速决，才能将香港隐定下来！）
根据知情人透露：“杀猪盘”是指达到出栏的总称。通过警方的手杀出栏的“猪”。“杀猪盘”分为“养猪人”（中情局）；“看猪人”（美国驻港大使馆），“放猪人”是（香港外籍法官们）
美国中情局在香港 “杀猪盘”是如何瞒天过海形成的？
1、是香港回归时候，美国利用移民政策措施来诱惑。比如给多个“假美国户籍”也就是说的“双国籍”但不享受美国公民待遇，只是优惠！比如投资，留学，旅游！享受优惠而已！
2、用以上优惠来诱惑香港市民，然后用“优惠”加“威胁”说服当时的港府接受“过期”的《通识教育》课本，从而由思维上灌输西方教育，丑化中国形象，包括中国历史，中国政府，中国人民。从而中国香港人在认知上，自己从头到尾，从内至外的美化自己是高大尚的西方人。只是外表是中国人而已！（也就是内地人怎么叫都不会醒，只是港独在装，不愿意醒而已！）（除了部分港民是清醒的）
3、港府被中情局拿中软胁“要胁”！（驻港使馆的人和中情局分支机构的人不少。）——如果有亲人或投资在国外，那港府不敢有任何动作，最多保持中立。
4、用“多国法官”瘫痪“香港法治”！（也就是外媒和美媒“曝光”的“假法官”，“假法治”。“假律师”）
5、香港犯法或死人，只要够钱给律师和法官就搞定了。犯法之人一样逍遥法外。（外媒和美媒称：香港“优越的法治”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笑话”的地区）——当两个中国香港人打到头破血流时，一群洋人在私下里偷笑，不负责判案，只负责收钱放人。
6、香港出入境和免签政策：只有中国内地少到可怜，只有7天，导致超级过量外国人涌入香港，带来管理的难处。
（外媒和美媒同时见意：中国政府收回香港的入境权和免签权，法治权和教育权来管治香港，香港才能回归正常。
如果放权太大给港府，它掌控不了，港府的管理权早就给美国中情局+驻港使馆+外籍法官们控制了——如果继续给中情局控制的“大盘猪”们折腾的话，香港不但失去“金融中心”，而且还丢失土地，也会影响内地——外媒和美媒坚称：中国对香港问题只有速战速决，才能将香港隐定下来！）
【中联办：所谓“中央干预香港内部事务” 是对基本法的故意曲解】日前，国务院港澳办和香港中联办发言人就香港个别议员搞“政治揽炒”予以谴责，有关谈话在香港社会引起广泛反响。4月17日，香港中联办发言人在接受媒体查询时回答了有关问题。发言人强调，中央对港工作部门依据中央授权履行职责，有权力也有责任对香港事务发言发声，香港社会少数人提出所谓中央干预香港内部事务之说，完全是对基本法的歪曲。
问：“两办”发言人日前谴责部分议员瘫痪立法会内委会，反对派提出“两办”无权“干预”立法会运作，违反《基本法》第二十二条。对此您有何评论？
答：中央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政策，但高度自治并非完全自治，特区享有的高度自治权，包括立法权，均来源于中央授权。被授权者须对授权者负责，授权者对所授出的权力拥有监督权，这个道理不言自明。
国务院港澳办和香港中联办是中央授权专责处理香港事务的机构，不是基本法第二十二条所指的一般意义上的“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当然有权代表中央政府，就涉及中央与特区关系事务、基本法正确实施、政治体制正常运作和社会整体利益等重大问题，行使监督权，关注并表明严正态度。这不仅是履职尽责的需要，也是宪法和基本法赋予的权力。否则这两个机构如何推动“一国两制”在香港贯彻落实？“两办”就立法会无法正常运作发声，其正当性、合法性毋庸置疑。少数人身为法律专业人士，完全了解这个逻辑，却拿第二十二条指责“两办”发声，不仅是对基本法的故意曲解，也是对社会民意的刻意误导。
应当说明的是，基本法赋予了香港立法机关法定权力，也同时规定了其法定职责。立法会议员有责任和义务依法履行职责，以共保立法会依照基本法正常履行职能。郭荣铿等一而再再而三地恶意“拉布”，阻碍内委会选举主席，导致各项经济民生法案无法正常审议，严重影响香港社会和市民利益，显然违背了基本法赋予立法会议员的法定职责。当立法会不能正常履行基本法赋予的宪制责任，特区政治体制无法正常运作，香港市民的整体利益不能得到有效保障，中央当然不能坐视不管,必须过问和监督，这是依法治港的需要，是确保香港稳定繁荣的需要,也是维护市民利益的需要。
我们注意到，就在广大市民强烈谴责反对派蓄意瘫痪立法会内委会之时，又有反对派议员对媒体声称，不排除在立法会否决第二轮政府防疫基金。正如社会人士所言，反对派这种为一己政治私利置香港市民人身安全和民生福祉于不顾的恶劣行径，已经令人“忍无可忍”。
问：有媒体评论，郭荣铿主持内委会主席选举，却蓄意拖延阻挠，导致内委会长达半年仍无法选出主席，是严重的滥用权力；但也有人辩称并不违背议事规则。您对此有何评论？
答：根据立法会议事规则和内务守则，郭荣铿的职责只限于主持内委会主席的选举，但他恶意解读规则，滥用主持权力，不但不积极主持主席选举，反而刻意阻碍，导致半年时间仍未选出内委会主席。这种肆意“拉布”，显然违反了议事规则，也有违内务守则有关主持选举的规定。郭荣铿的刻意滥权，造成内委会停摆，严重干扰立法会正常运作，严重阻碍立法会依据基本法履行职能，导致大量涉及经济民生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立法活动无法进行。这些行为已经违背其就职时关于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的誓言，更可能涉嫌触犯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我们注意到，已经有法律界人士剖析了郭荣铿滥权及其造成的恶果，也有不少社会人士呼吁必须让郭荣铿为其恶意“拉布”行为“埋单”。
恶意“拉布”的严重危害已经显现，梁君彦主席日前对此表达了忧虑，他指出目前共有14条法案有待内委会处理，另有89项附属法例因超过期限而未经内委会处理；有关终审法院首席法官任命的议案，亦有待内委会处理。有专业人士指出，随着内委会停摆，一些本可惠及纳税人、残障人士、房屋供应、公众健康保障等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法案，都未能得到及时审议。仅“税务宽免”条例，就涉及191万名纳税人、14.5万个法团及非法团业务。这些法案，如果不能在本届立法会剩余3个月会期内审议便会失效，这对广大市民来说将是重大损失。
必须指出，立法会议员作为民意代表，本应以维护市民利益和香港繁荣稳定为己任，反对派议员这种罔顾香港整体利益和民生福祉的行径已经引起社会公愤。连日来，香港社会各界和正义人士通过请愿抗议、发起联署、发表声明等方式，对郭荣铿的滥权行为表达强烈不满，对部分政客“只破坏不建设”表达强烈谴责。我们相信特区有关方面能够依法依规作出妥当处理，确保立法会正常运作，确保基本法的贯彻实施。
问：近日某西方媒体报道称，有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官表示，香港的司法系统面临日益严重的压迫。请问您对此有何回应？
答：回归以来，中央和内地一向充分尊重基本法赋予香港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尊重基本法规定的香港法官任命程序，从未干预香港法院对案件的审判。对这个问题，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最有发言权，他在4月15日发表的声明，已经说得很明确：“自2010年担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以来，从未在任何时间遇到或感受到内地机关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司法独立，包括委任法官的事宜”。如果有人或媒体再恶意炒作那些毫无事实根据的话题，只能理解为是别有用心，惟恐天下不乱。
问：行政长官日前说，中央对内委会瘫痪表态发声，完全“理所当然”；有立法会议员要求外国政府制裁香港，才是“赤裸裸的干预”。请问您对此如何看？
答：我们完全赞同林郑月娥行政长官的说法。长期以来，特别是“修例风波”发生后，香港一些政治人物频频到外国“告洋状”，卑躬屈膝地乞求外国政府或议会干预香港内部事务，鼓动他们取消香港独立关税区、限制高科技产品出口香港、出台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甚至反复乞求外国政府“制裁香港”。这种赤裸裸出卖香港和国家利益、毫无国家观念和民族尊严的行径，已经突破了“一国两制”底线，是祸国乱港行为。
从政者效忠自己的国家，是基本政治伦理。无论在哪个国家，从政者的党派可以不一，政见可有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决不能背弃出卖国家民族利益。香港立法会议员就职时，都曾宣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这里所说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忠诚于国家是必然要求。但部分议员公然勾结外部势力，以出卖香港和国家的利益来捞取政治本钱，谈何“尽忠职守”，遑论“服务民众”。奉劝那些颠倒黑白、内外勾结的政客，不要再为一己私利损害香港整体利益、危害国家安全，否则，最终总要为自己的行为“埋单”。
问：“两办”发言人日前谴责部分议员瘫痪立法会内委会，反对派提出“两办”无权“干预”立法会运作，违反《基本法》第二十二条。对此您有何评论？
答：中央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政策，但高度自治并非完全自治，特区享有的高度自治权，包括立法权，均来源于中央授权。被授权者须对授权者负责，授权者对所授出的权力拥有监督权，这个道理不言自明。
国务院港澳办和香港中联办是中央授权专责处理香港事务的机构，不是基本法第二十二条所指的一般意义上的“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当然有权代表中央政府，就涉及中央与特区关系事务、基本法正确实施、政治体制正常运作和社会整体利益等重大问题，行使监督权，关注并表明严正态度。这不仅是履职尽责的需要，也是宪法和基本法赋予的权力。否则这两个机构如何推动“一国两制”在香港贯彻落实？“两办”就立法会无法正常运作发声，其正当性、合法性毋庸置疑。少数人身为法律专业人士，完全了解这个逻辑，却拿第二十二条指责“两办”发声，不仅是对基本法的故意曲解，也是对社会民意的刻意误导。
应当说明的是，基本法赋予了香港立法机关法定权力，也同时规定了其法定职责。立法会议员有责任和义务依法履行职责，以共保立法会依照基本法正常履行职能。郭荣铿等一而再再而三地恶意“拉布”，阻碍内委会选举主席，导致各项经济民生法案无法正常审议，严重影响香港社会和市民利益，显然违背了基本法赋予立法会议员的法定职责。当立法会不能正常履行基本法赋予的宪制责任，特区政治体制无法正常运作，香港市民的整体利益不能得到有效保障，中央当然不能坐视不管,必须过问和监督，这是依法治港的需要，是确保香港稳定繁荣的需要,也是维护市民利益的需要。
我们注意到，就在广大市民强烈谴责反对派蓄意瘫痪立法会内委会之时，又有反对派议员对媒体声称，不排除在立法会否决第二轮政府防疫基金。正如社会人士所言，反对派这种为一己政治私利置香港市民人身安全和民生福祉于不顾的恶劣行径，已经令人“忍无可忍”。
问：有媒体评论，郭荣铿主持内委会主席选举，却蓄意拖延阻挠，导致内委会长达半年仍无法选出主席，是严重的滥用权力；但也有人辩称并不违背议事规则。您对此有何评论？
答：根据立法会议事规则和内务守则，郭荣铿的职责只限于主持内委会主席的选举，但他恶意解读规则，滥用主持权力，不但不积极主持主席选举，反而刻意阻碍，导致半年时间仍未选出内委会主席。这种肆意“拉布”，显然违反了议事规则，也有违内务守则有关主持选举的规定。郭荣铿的刻意滥权，造成内委会停摆，严重干扰立法会正常运作，严重阻碍立法会依据基本法履行职能，导致大量涉及经济民生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立法活动无法进行。这些行为已经违背其就职时关于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的誓言，更可能涉嫌触犯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我们注意到，已经有法律界人士剖析了郭荣铿滥权及其造成的恶果，也有不少社会人士呼吁必须让郭荣铿为其恶意“拉布”行为“埋单”。
恶意“拉布”的严重危害已经显现，梁君彦主席日前对此表达了忧虑，他指出目前共有14条法案有待内委会处理，另有89项附属法例因超过期限而未经内委会处理；有关终审法院首席法官任命的议案，亦有待内委会处理。有专业人士指出，随着内委会停摆，一些本可惠及纳税人、残障人士、房屋供应、公众健康保障等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法案，都未能得到及时审议。仅“税务宽免”条例，就涉及191万名纳税人、14.5万个法团及非法团业务。这些法案，如果不能在本届立法会剩余3个月会期内审议便会失效，这对广大市民来说将是重大损失。
必须指出，立法会议员作为民意代表，本应以维护市民利益和香港繁荣稳定为己任，反对派议员这种罔顾香港整体利益和民生福祉的行径已经引起社会公愤。连日来，香港社会各界和正义人士通过请愿抗议、发起联署、发表声明等方式，对郭荣铿的滥权行为表达强烈不满，对部分政客“只破坏不建设”表达强烈谴责。我们相信特区有关方面能够依法依规作出妥当处理，确保立法会正常运作，确保基本法的贯彻实施。
问：近日某西方媒体报道称，有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官表示，香港的司法系统面临日益严重的压迫。请问您对此有何回应？
答：回归以来，中央和内地一向充分尊重基本法赋予香港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尊重基本法规定的香港法官任命程序，从未干预香港法院对案件的审判。对这个问题，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最有发言权，他在4月15日发表的声明，已经说得很明确：“自2010年担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以来，从未在任何时间遇到或感受到内地机关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司法独立，包括委任法官的事宜”。如果有人或媒体再恶意炒作那些毫无事实根据的话题，只能理解为是别有用心，惟恐天下不乱。
问：行政长官日前说，中央对内委会瘫痪表态发声，完全“理所当然”；有立法会议员要求外国政府制裁香港，才是“赤裸裸的干预”。请问您对此如何看？
答：我们完全赞同林郑月娥行政长官的说法。长期以来，特别是“修例风波”发生后，香港一些政治人物频频到外国“告洋状”，卑躬屈膝地乞求外国政府或议会干预香港内部事务，鼓动他们取消香港独立关税区、限制高科技产品出口香港、出台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甚至反复乞求外国政府“制裁香港”。这种赤裸裸出卖香港和国家利益、毫无国家观念和民族尊严的行径，已经突破了“一国两制”底线，是祸国乱港行为。
从政者效忠自己的国家，是基本政治伦理。无论在哪个国家，从政者的党派可以不一，政见可有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决不能背弃出卖国家民族利益。香港立法会议员就职时，都曾宣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这里所说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忠诚于国家是必然要求。但部分议员公然勾结外部势力，以出卖香港和国家的利益来捞取政治本钱，谈何“尽忠职守”，遑论“服务民众”。奉劝那些颠倒黑白、内外勾结的政客，不要再为一己私利损害香港整体利益、危害国家安全，否则，最终总要为自己的行为“埋单”。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