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第一次不需要去打工可以全心全意陪伴家人的长假，虽然觉得上班轻松带孩子更辛苦，但是也是隔了三年之久和家人离开群马县（虽然只是去了隔壁县[允悲]）。
哥哥一直想去长野县的国立宇宙电波观测站，
三年前就很想来的，因为疫情一直没有成行，
在深山老林的高原盆地，
车子也只能停在外围，必须自己走进去，手机也需要调成飞行模式，怕电波干扰探测。
周围啥都没有，是盆地，是旷野，除了观测站，建筑物为0，更别说便利店什么的了。
果然，搞科研的人都能耐得住寂寞，非普通人。
这样的地方却是哥哥心之所向的圣地。
要不是为了孩子，我们怎么可能来这种地方[允悲]。
果然，育儿是场修行，养育孩子的同时也在提升自己。 https://t.cn/RI4np7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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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og纪念册# 2022年8月11日晚，经历了三年多的疫情每次都在旁边，高发区中间，从没想过 它 会降临到身边[允悲] 万幸排查一晚没事了，一马路之隔的封控了唉……庆幸自己还能正常上下班生活，也开始了担心不安，慌的等待，凡事只有自己亲身经历体验了才能 懂 那份无助不安[允悲][打call]明天和意外真的不知道那个先来，好好开心活着吧，且行且珍惜吧[绿马][绿马][绿马][虎爪比心][虎爪比心][虎爪比心]
【#66岁儿子与89岁老母亲为赡养打官司#】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显现，近三年来北京一中院审理的赡养纠纷案件数量逐年增加，“老养老”赡养问题尤为突出，赡养案件原告为85周岁以上高龄老人，而被告即原告子女年龄也已达60周岁以上的情况越来越多。法官还发现，“老养老”问题以及低收入家庭养老问题、空巢老人精神赡养问题，这三种情况在有的家庭甚至重叠出现。那么，老年子女对于高龄父母究竟要如何赡养？法官表示，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时更注重调解工作，会与老年子女及其下一代沟通协调，努力促成当事人调解解决纠纷，避免矛盾激化。
“老养老”子女退休多病陷窘境，高龄老人需求和老年子女经济能力均需考量：
如今，赡养案件原告为85周岁以上高龄老人，而被告即原告子女年龄也已达60周岁以上的情况越来越多。父母和子女在年龄意义上皆为老年人，两辈人其实都需要子女的赡养。
89岁的李老太就是一起“老养老”赡养案件的原告。自打老伴儿去世后，她就开始独居生活。李老太称，自己一直没有工作，以前靠老伴儿的收入维持生活，老伴儿去世后，她就将自家的一间房屋对外出租，每月靠低保和3000元租金收入生活。但李老太感觉自己身体日渐衰老，虽有新农合医保，但日常所需自费药品、护理的开销日益增大，而自己唯一的儿子大龙平时不曾在经济上对她进行帮扶。无奈之下，李老太向法院起诉，要求儿子大龙按月支付赡养费2000元。
“我今年66岁，也是老年人了。我们夫妻退休工资不高，孩子毕业后也在家待业，还要靠我们两个人养活。我和妻子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病，长年看病吃药花销大，而母亲还有房租收入，钱是够花的。”因此，李老太的儿子只同意每月给付老母亲500元。对此李老太表示，以后去养老院或雇人照看费用都特别高，她需要攒点养老钱。
法院认为，李老太年逾古稀，经济收入低，儿子大龙应履行赡养义务。考虑到李老太日常开支、大龙收入情况等因素，法院酌定大龙每月支付李老太赡养费1000元。
北京一中院团河法庭吴扬新法官认为，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七条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一般而言，赡养费的标准包括当地的经济水平、被赡养人的实际需求、赡养人的经济能力等。根据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规定，赡养费的内容主要包括：老年人基本赡养费、老年人的生病治疗费、生活不能自理老人的护理费用、老年人的住房费用，以及必要的精神消费支出、必要的保险金费用。
“老养老”赡养案件，因父母与子女双方均为老年人，为了充分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法院审案确定赡养费标准时，除了考量被赡养老人实际需求，还着重审查和考量同为老年人的赡养人实际经济能力，并结合当地经济水平、个案因素等综合酌定赡养费数额。实践中，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时更注重调解工作，会与老年子女及其下一代沟通协调，努力促成当事人调解解决纠纷，避免矛盾激化，营造养老敬老的和谐氛围。
老龄化+低收入家庭养老难上加难，尽可能探望并提供力所能及经济扶助：
很多老人身体状况衰退，保姆费和养老院住院费日益增加。当低收入人群和社会老龄化两大社会难题重叠在一起，问题则变得更加复杂。低收入家庭养老类案件，一般表现为老人和子女双方的经济状况均不佳。需要被赡养的老人往往无收入，或因退休年限较早等自身收入较低；而作为赡养义务人的子女，有的退休工资微薄且自身家庭经济困难，有的则长年无业且无收入来源，靠最低生活保障生活。在诉讼中，有的子女提出自己经济困难，履行赡养义务能否不支付赡养费，而代之以探望老人提供精神抚慰的方式？
在北京生活的安老先生现年88岁，老伴去世多年，他的四个子女中有两位也已经过世了。安老先生每月退休工资为3000元，他起诉到法院，要求两个儿子今后每人每月给他1500元赡养费。
而安老先生的两个儿子大安和小安也都年过五十了。大安经济条件好于小安，每月有退休金5000元，他同意支付“合理”的赡养费用。小安平日给人打打零工，月收入仅2300元左右。小安提出，他与老父亲居住在同一小区，因自身收入较低无力支付赡养费，但可通过经常探望老父亲，给予其精神抚慰的方式履行赡养义务。
在庭审中，安老先生并不同意小儿子的提议，认为既然子女和自己不住在一起，自己还是拿到赡养费比较有保障，如果自己有事，同住一个小区的儿子过来很方便，还是可以帮忙照顾一下的。经法院询问，老人坚持要求两子女以支付赡养费的方式进行赡养。最终，法院判决大安每月向安老先生支付1000元赡养费、小安每月支付400元赡养费。
吴扬新法官认为，赡养义务系子女的法定义务，不因子女经济困难而免除。赡养可以是赡养人与被赡养人共同生活直接履行赡养义务，也可采用提供生活费的方式承担经济责任。老年人主张子女给付赡养费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但关于赡养费数额，既要根据赡养人经济负担能力确定，又要照顾到被赡养人实际生活需要。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子女应尊重被赡养人对赡养方式的选择，尽可能顺遂长辈意愿，同时尽可能地对父亲探望、陪伴，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提供经济扶助。父母一方在保证自己生活质量的前提下，亦要充分考虑子女的家庭生活需要，与子女心平气和协商赡养费事宜。
“空巢老人”精神赡养案增多，子女不能因此拒付赡养费并要“常回家看看”：
随着“空巢家庭”越来越多，老人独自生活的比例逐渐增大。社会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许多老人在经济自足的基础上，更渴求子女的精神赡养与亲情关怀。一些高龄老人不主张赡养费，仅要求子女给予精神上持续性慰藉的精神赡养类案件亦逐渐增加。
因曾反对女儿的婚事，杨老太和女儿王女士一直关系紧张，双方互不联系。王女士婚后多年来没回家看望母亲。杨老太给女儿打电话、发信息，女儿均不予回复。思念女儿心切的杨老太遂起诉要求女儿对她予以照料，定期每月探望一次，而未主张赡养费。法院认为，王女士与母亲断绝联系，未尽到完整的赡养义务，现杨老太要求女儿每月探望一次，符合常理。最终，法院判决支持了杨老太的诉讼请求。
老张是一家公司的股东，名下资产较多。他与儿子张先生曾因经营公司理念不同，经常发生争执。张先生以在外出差为由，常年不回家看望老张。于是，老张起诉要求儿子每月支付赡养费2万元，并至少每隔半年回家探望他一次。
“我不是不探望，是老出差，忙过这段就回去。”张先生还称，虽然他年薪不低，但他父亲生活富足，财产收入远高于自己，无需他付赡养费。法院经审理，判决支持了老张主张探望的诉讼请求，并酌情判令张先生给付每月赡养费5000元。
吴扬新法官认为，赡养父母是成年子女应尽的法定义务，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加以改变，也不得附加任何条件进行限制。因此，子女不得以老年人经济条件比自己好为由，拒付赡养费。
根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因此，赡养老人并非单纯是经济上的问题，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方面更需要子女的关照。有些老人经济上比较富足，但在精神上更需要子女的慰藉。子女应该在百忙之中“常回家看看”，倾听父母的需要，让老人精神上有所寄托，消除孤独感、危机感。（文中当事人为化名） 。（北京晚报 记者林靖）
“老养老”子女退休多病陷窘境，高龄老人需求和老年子女经济能力均需考量：
如今，赡养案件原告为85周岁以上高龄老人，而被告即原告子女年龄也已达60周岁以上的情况越来越多。父母和子女在年龄意义上皆为老年人，两辈人其实都需要子女的赡养。
89岁的李老太就是一起“老养老”赡养案件的原告。自打老伴儿去世后，她就开始独居生活。李老太称，自己一直没有工作，以前靠老伴儿的收入维持生活，老伴儿去世后，她就将自家的一间房屋对外出租，每月靠低保和3000元租金收入生活。但李老太感觉自己身体日渐衰老，虽有新农合医保，但日常所需自费药品、护理的开销日益增大，而自己唯一的儿子大龙平时不曾在经济上对她进行帮扶。无奈之下，李老太向法院起诉，要求儿子大龙按月支付赡养费2000元。
“我今年66岁，也是老年人了。我们夫妻退休工资不高，孩子毕业后也在家待业，还要靠我们两个人养活。我和妻子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病，长年看病吃药花销大，而母亲还有房租收入，钱是够花的。”因此，李老太的儿子只同意每月给付老母亲500元。对此李老太表示，以后去养老院或雇人照看费用都特别高，她需要攒点养老钱。
法院认为，李老太年逾古稀，经济收入低，儿子大龙应履行赡养义务。考虑到李老太日常开支、大龙收入情况等因素，法院酌定大龙每月支付李老太赡养费1000元。
北京一中院团河法庭吴扬新法官认为，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七条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一般而言，赡养费的标准包括当地的经济水平、被赡养人的实际需求、赡养人的经济能力等。根据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规定，赡养费的内容主要包括：老年人基本赡养费、老年人的生病治疗费、生活不能自理老人的护理费用、老年人的住房费用，以及必要的精神消费支出、必要的保险金费用。
“老养老”赡养案件，因父母与子女双方均为老年人，为了充分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法院审案确定赡养费标准时，除了考量被赡养老人实际需求，还着重审查和考量同为老年人的赡养人实际经济能力，并结合当地经济水平、个案因素等综合酌定赡养费数额。实践中，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时更注重调解工作，会与老年子女及其下一代沟通协调，努力促成当事人调解解决纠纷，避免矛盾激化，营造养老敬老的和谐氛围。
老龄化+低收入家庭养老难上加难，尽可能探望并提供力所能及经济扶助：
很多老人身体状况衰退，保姆费和养老院住院费日益增加。当低收入人群和社会老龄化两大社会难题重叠在一起，问题则变得更加复杂。低收入家庭养老类案件，一般表现为老人和子女双方的经济状况均不佳。需要被赡养的老人往往无收入，或因退休年限较早等自身收入较低；而作为赡养义务人的子女，有的退休工资微薄且自身家庭经济困难，有的则长年无业且无收入来源，靠最低生活保障生活。在诉讼中，有的子女提出自己经济困难，履行赡养义务能否不支付赡养费，而代之以探望老人提供精神抚慰的方式？
在北京生活的安老先生现年88岁，老伴去世多年，他的四个子女中有两位也已经过世了。安老先生每月退休工资为3000元，他起诉到法院，要求两个儿子今后每人每月给他1500元赡养费。
而安老先生的两个儿子大安和小安也都年过五十了。大安经济条件好于小安，每月有退休金5000元，他同意支付“合理”的赡养费用。小安平日给人打打零工，月收入仅2300元左右。小安提出，他与老父亲居住在同一小区，因自身收入较低无力支付赡养费，但可通过经常探望老父亲，给予其精神抚慰的方式履行赡养义务。
在庭审中，安老先生并不同意小儿子的提议，认为既然子女和自己不住在一起，自己还是拿到赡养费比较有保障，如果自己有事，同住一个小区的儿子过来很方便，还是可以帮忙照顾一下的。经法院询问，老人坚持要求两子女以支付赡养费的方式进行赡养。最终，法院判决大安每月向安老先生支付1000元赡养费、小安每月支付400元赡养费。
吴扬新法官认为，赡养义务系子女的法定义务，不因子女经济困难而免除。赡养可以是赡养人与被赡养人共同生活直接履行赡养义务，也可采用提供生活费的方式承担经济责任。老年人主张子女给付赡养费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但关于赡养费数额，既要根据赡养人经济负担能力确定，又要照顾到被赡养人实际生活需要。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子女应尊重被赡养人对赡养方式的选择，尽可能顺遂长辈意愿，同时尽可能地对父亲探望、陪伴，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提供经济扶助。父母一方在保证自己生活质量的前提下，亦要充分考虑子女的家庭生活需要，与子女心平气和协商赡养费事宜。
“空巢老人”精神赡养案增多，子女不能因此拒付赡养费并要“常回家看看”：
随着“空巢家庭”越来越多，老人独自生活的比例逐渐增大。社会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许多老人在经济自足的基础上，更渴求子女的精神赡养与亲情关怀。一些高龄老人不主张赡养费，仅要求子女给予精神上持续性慰藉的精神赡养类案件亦逐渐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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