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镍产业变革看镍期货事件影响##沪镍##沪镍期货# 】
近日，“LME镍期货事件”在全球市场上引发轩然大波。事件发生后，LME采取了临时停牌、设置涨跌停板新规、允许企业移仓缓解交割压力、积极斡旋多空双方协议平仓等措施。伦敦时间3月16日上午8时，LME重新开盘，但是从开盘后的交易情况看，系统尚未完全恢复正常运行。不过，为了维护英国金融产业秩序及百年品牌口碑，LME正在努力使系统恢复。
此次事件的发生因素是多方面的。从全球镍产业变革的角度来看，传统的镍定价机制和新发展形势之间的矛盾，是由于现有镍期货合约的设计跟不上全球镍产业的巨大变化导致的。
全球镍产业链
逐渐呈现“东进西退”格局
从地域变化来看，2001年—2021年，中国原生镍消费量全球占比从4.5%提高到56%；中国不锈钢产量全球占比从3.7%提高到56%。其间，2005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镍消费国以及全球第一大不锈钢生产国；2009年，中国超越俄罗斯成为全球原生镍产量最大的国家；2021年，印尼超越中国成为第一大镍生产国，中印两国产量份额占到全球总量的60%，在中国企业的推动下，印尼跃居为全球第二大不锈钢生产国；同年，中国三元前驱体产量全球占比达78%；三元正极材料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60%。
从产品结构变化来看，2012年，全球原生镍产量中的一级镍（电解镍板、镍豆、镍珠）产量占比为51%，二级镍（镍铁、镍生铁、烧结氧化镍、通用镍）产量占比为38%，镍盐（硫酸镍、硝酸镍等）产量占比为11%。2021年，全球原生镍产量中的一级镍产量占比为33%，镍生铁产量占比近50%，其余是传统镍铁和镍盐。在未来的全球镍产品结构中，一级镍的产量占比将继续下降，镍生铁和硫酸镍的产量比重将继续提高。预计到2025年，全球原生镍产量中的一级镍产量占比为17.7%，镍生铁、镍铁和镍盐产量占比合计为82.2%。
影响镍价变化的主要变量
1980年—2021年的41年间，全球镍价走势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01年之前，美国、日本和欧洲是当时镍生产和消费的主力国家和地区，定价主体和影响因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第二阶段是2001年—2010年，中国加入WTO后，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快速发展，迎来“黄金10年期”，市场的供不应求刺激了价格的不断上涨，中国镍企正式进入全球视野。
第三阶段是2011年—2016年，中国、印尼、菲律宾主导了全球镍的供应，红土镍矿成为“市场新宠”，镍价总体呈现向下趋势。
第四阶段是2017年至全球EV大发展阶段，镍的应用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中国在全球镍市场的影响力逐年提升。
LME作为全球有色金属的定价权威，对市场价格影响较大。但是，它也是以美国、日本和欧洲为生产和消费主体的时代产物。2001年，中国进入全球市场，在供需两方面都显示出了巨大的影响力。随着全球镍生产消费重心向亚洲，尤其是向中国转移，中国已经成为影响镍市场价格因素的最大变量。
从近期国内现货市场的表现来看，产业链客户对镍价体现出了基本的判断，国内现货市场成交会影响期货市场盘面。在LME报价缺失之前，国内期货交易所的运行正常，从而稳定了市场情绪。在LME开盘后，国内镍期货、现货市场价格对LME产生了一定的引导作用。可以说，此次“镍期货事件”不仅反映出中国在期货市场定价影响力的提升，更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镍实体产业链价格话语权的体现。
满足新兴市场的保值需求
迫在眉睫
新能源汽车的发展给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消费预期。根据IEA数据，以“2030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4600万辆、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3000Gwh、新能源汽车渗透率50%”来测算，2021年—2030年，全球原生镍消费量的复合增长率为6%，动力电池行业镍需求的复合增长率超过40%。
为了满足电池行业的巨大需求，近年来，大量的资金涌向印尼，使其成为全球镍投资的热土。但一些国外传统镍生产企业，因为种种原因产量不增反降。随着供应端产业链（镍生铁、高冰镍、镍湿法中间品、高冰镍、硫酸镍）的异军突起和消费端（三元前驱体、正极材料、电池、汽车）新能源产业链的蓬勃发展，硫酸镍产业链企业为应对镍价波动，都存在保值需求。作为新兴且快速增长的市场，相关企业数量逐年增加，这些企业也成为近几年国内外各大交易所争相开发的潜在客户。但是，现阶段国内外期货交易所都是以电解镍为交易标的，没有一款合约完全适合他们的产品。交易所如何满足这些新兴市场和新兴客户群的保值需求？笔者认为，建议国内外期货交易所与时俱进，开发新合约，如流通量较大的镍生铁或者硫酸镍等。
未来镍价终将回归理性
伦敦时间3月16日，LME重新开始交易，目前绝对价格高于国内。那么，国际国内还能保持过去跨市套利、价差收敛的模式吗？未来镍价大致会稳定在什么区间？笔者认为，价值决定价格，价格围绕价值波动。从LME开始镍交易以来的几个关键节点，可以分析出镍的价值以及后续镍价的大致走势。
1979年，LME开始镍的交易。从1980年—2021年LME 3个月期货价格年均价来看，1980年以来的平均价为11310美元/吨；2001年以来的均价为15798美元/吨；2005年（菲律宾、印尼红土镍矿进入供应端，中国开始生产镍生铁）以来的均价为17389美元/吨；2017年（三元动力电池走进视线）以来的均价为13991美元/吨。2000年—2021年，2007年的年度价格最高，为36126美元/吨。若考虑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2001年—2021年LME 3个月期货均价为22979美元/吨。
2021年四季度，市场普遍认为2022年的镍价走势为前高后低。笔者认为，一方面，印尼新增镍项目的投产主要是为了满足电池、汽车等下游领域不断增长的需求增量；另一方面，美国、韩国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对电池金属日益重视，对镍等战略金属存在非常规需求的可能。现阶段，全球镍市场还没有到挤出高成本存量的阶段，后市不应过分悲观。
以20多年跨越经济周期的镍价运行数据为基础，综合考虑影响镍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笔者认为，预计2022年二季度伦镍价格在30000美元/吨波动。下半年，考虑到印尼新项目的投产进度及高价对消费的抑制，价格可能回落至22000美元/吨上下。
新形势下的新问题
近期“镍期货事件”的发生，会不会影响到企业参与期货的积极性？对未来新开的品种有何借鉴？笔者认为，短期内的冲击不可避免，但由于镍具有特殊性，对于多数有色金属品种而言，多年的运行经验表明，现行的机制基本能满足行业发展要求。当然，相关企业主动进行自查，防患于未然很有必要。
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清洁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占比提升，以及全球电动汽车迎来发展高潮。近年来，镍、钴、锂、硅的市场占比越来越大，参与者众多。上期所多次强调：“要服务新兴的新能源产业”，广期所也计划推出锂、硅期货，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已经推出了锂的期货合约，伦敦金属交易所也在计划推出一些新的电池金属合约。由此可见，各大期货交易所对新兴产业和市场都高度重视。
近日，“LME镍期货事件”在全球市场上引发轩然大波。事件发生后，LME采取了临时停牌、设置涨跌停板新规、允许企业移仓缓解交割压力、积极斡旋多空双方协议平仓等措施。伦敦时间3月16日上午8时，LME重新开盘，但是从开盘后的交易情况看，系统尚未完全恢复正常运行。不过，为了维护英国金融产业秩序及百年品牌口碑，LME正在努力使系统恢复。
此次事件的发生因素是多方面的。从全球镍产业变革的角度来看，传统的镍定价机制和新发展形势之间的矛盾，是由于现有镍期货合约的设计跟不上全球镍产业的巨大变化导致的。
全球镍产业链
逐渐呈现“东进西退”格局
从地域变化来看，2001年—2021年，中国原生镍消费量全球占比从4.5%提高到56%；中国不锈钢产量全球占比从3.7%提高到56%。其间，2005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镍消费国以及全球第一大不锈钢生产国；2009年，中国超越俄罗斯成为全球原生镍产量最大的国家；2021年，印尼超越中国成为第一大镍生产国，中印两国产量份额占到全球总量的60%，在中国企业的推动下，印尼跃居为全球第二大不锈钢生产国；同年，中国三元前驱体产量全球占比达78%；三元正极材料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60%。
从产品结构变化来看，2012年，全球原生镍产量中的一级镍（电解镍板、镍豆、镍珠）产量占比为51%，二级镍（镍铁、镍生铁、烧结氧化镍、通用镍）产量占比为38%，镍盐（硫酸镍、硝酸镍等）产量占比为11%。2021年，全球原生镍产量中的一级镍产量占比为33%，镍生铁产量占比近50%，其余是传统镍铁和镍盐。在未来的全球镍产品结构中，一级镍的产量占比将继续下降，镍生铁和硫酸镍的产量比重将继续提高。预计到2025年，全球原生镍产量中的一级镍产量占比为17.7%，镍生铁、镍铁和镍盐产量占比合计为82.2%。
影响镍价变化的主要变量
1980年—2021年的41年间，全球镍价走势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01年之前，美国、日本和欧洲是当时镍生产和消费的主力国家和地区，定价主体和影响因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第二阶段是2001年—2010年，中国加入WTO后，全球大宗商品市场快速发展，迎来“黄金10年期”，市场的供不应求刺激了价格的不断上涨，中国镍企正式进入全球视野。
第三阶段是2011年—2016年，中国、印尼、菲律宾主导了全球镍的供应，红土镍矿成为“市场新宠”，镍价总体呈现向下趋势。
第四阶段是2017年至全球EV大发展阶段，镍的应用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中国在全球镍市场的影响力逐年提升。
LME作为全球有色金属的定价权威，对市场价格影响较大。但是，它也是以美国、日本和欧洲为生产和消费主体的时代产物。2001年，中国进入全球市场，在供需两方面都显示出了巨大的影响力。随着全球镍生产消费重心向亚洲，尤其是向中国转移，中国已经成为影响镍市场价格因素的最大变量。
从近期国内现货市场的表现来看，产业链客户对镍价体现出了基本的判断，国内现货市场成交会影响期货市场盘面。在LME报价缺失之前，国内期货交易所的运行正常，从而稳定了市场情绪。在LME开盘后，国内镍期货、现货市场价格对LME产生了一定的引导作用。可以说，此次“镍期货事件”不仅反映出中国在期货市场定价影响力的提升，更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镍实体产业链价格话语权的体现。
满足新兴市场的保值需求
迫在眉睫
新能源汽车的发展给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消费预期。根据IEA数据，以“2030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4600万辆、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3000Gwh、新能源汽车渗透率50%”来测算，2021年—2030年，全球原生镍消费量的复合增长率为6%，动力电池行业镍需求的复合增长率超过40%。
为了满足电池行业的巨大需求，近年来，大量的资金涌向印尼，使其成为全球镍投资的热土。但一些国外传统镍生产企业，因为种种原因产量不增反降。随着供应端产业链（镍生铁、高冰镍、镍湿法中间品、高冰镍、硫酸镍）的异军突起和消费端（三元前驱体、正极材料、电池、汽车）新能源产业链的蓬勃发展，硫酸镍产业链企业为应对镍价波动，都存在保值需求。作为新兴且快速增长的市场，相关企业数量逐年增加，这些企业也成为近几年国内外各大交易所争相开发的潜在客户。但是，现阶段国内外期货交易所都是以电解镍为交易标的，没有一款合约完全适合他们的产品。交易所如何满足这些新兴市场和新兴客户群的保值需求？笔者认为，建议国内外期货交易所与时俱进，开发新合约，如流通量较大的镍生铁或者硫酸镍等。
未来镍价终将回归理性
伦敦时间3月16日，LME重新开始交易，目前绝对价格高于国内。那么，国际国内还能保持过去跨市套利、价差收敛的模式吗？未来镍价大致会稳定在什么区间？笔者认为，价值决定价格，价格围绕价值波动。从LME开始镍交易以来的几个关键节点，可以分析出镍的价值以及后续镍价的大致走势。
1979年，LME开始镍的交易。从1980年—2021年LME 3个月期货价格年均价来看，1980年以来的平均价为11310美元/吨；2001年以来的均价为15798美元/吨；2005年（菲律宾、印尼红土镍矿进入供应端，中国开始生产镍生铁）以来的均价为17389美元/吨；2017年（三元动力电池走进视线）以来的均价为13991美元/吨。2000年—2021年，2007年的年度价格最高，为36126美元/吨。若考虑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2001年—2021年LME 3个月期货均价为22979美元/吨。
2021年四季度，市场普遍认为2022年的镍价走势为前高后低。笔者认为，一方面，印尼新增镍项目的投产主要是为了满足电池、汽车等下游领域不断增长的需求增量；另一方面，美国、韩国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对电池金属日益重视，对镍等战略金属存在非常规需求的可能。现阶段，全球镍市场还没有到挤出高成本存量的阶段，后市不应过分悲观。
以20多年跨越经济周期的镍价运行数据为基础，综合考虑影响镍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笔者认为，预计2022年二季度伦镍价格在30000美元/吨波动。下半年，考虑到印尼新项目的投产进度及高价对消费的抑制，价格可能回落至22000美元/吨上下。
新形势下的新问题
近期“镍期货事件”的发生，会不会影响到企业参与期货的积极性？对未来新开的品种有何借鉴？笔者认为，短期内的冲击不可避免，但由于镍具有特殊性，对于多数有色金属品种而言，多年的运行经验表明，现行的机制基本能满足行业发展要求。当然，相关企业主动进行自查，防患于未然很有必要。
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清洁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占比提升，以及全球电动汽车迎来发展高潮。近年来，镍、钴、锂、硅的市场占比越来越大，参与者众多。上期所多次强调：“要服务新兴的新能源产业”，广期所也计划推出锂、硅期货，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已经推出了锂的期货合约，伦敦金属交易所也在计划推出一些新的电池金属合约。由此可见，各大期货交易所对新兴产业和市场都高度重视。
海河水利史
海河水系有漳卫、子牙、大清、永定、潮白等河。历史上各河河道变迁很多。黄河北流时曾与漳卫、子牙等水系相混。后原海河水系各河又汇入海河，于大沽口入渤海。海河水利可分为五个时期。
先秦至南北朝（589以前）河道治理。海河水系的整治，最早见于《禹贡》所记治水传说。相传公元前2000多年前，禹对当时与黄河下游交叉通连的属于今漳卫、子牙以及大清等水系，进行过治导。北魏熙平二年(517)左右，海河流域连年大雨，洪涝泛滥，遍及今漳卫、子牙、大清、永定、潮白及蓟运等水系。当时洪涝重灾区是冀州（约今河北省衡水地区，沧州地区南部）、定州（约今石家庄地区、邢台地区北部，保定地区南部）、瀛州(约今天津市南部，河北省沧州、保定两地区北部)、幽州（约今北京市、天津市北部，河北省廊坊地区及唐山地区西部）。针对洪涝灾情，崔楷提出一整套抗洪、排涝、除碱、营田等治理规划，着重指出要多置水口，分流入海。这是海河治理史上在明清以前仅见的全面整治规划方案。这种多途入海，分道行洪排涝的规划思想，经过长时间的检验，一直成为海河治理的基本措施之一(例如：明清时期南、北运河广开减河，分洪入海；1963年后，陆续新建或扩建漳卫、子牙、滏阳、永定、潮白等新河)。崔楷的治理方案，当时虽经批准实施，但兴工未久，旋即停罢，无从考究其具体效果。
灌溉。战国魏文侯时，海河流域出现引用多沙河流淤灌田地的典型（见引漳十二渠），两汉及东魏有维修、改建记载。西汉时有太白渠及乌子堰等工程，位于今子牙水系石津灌区。东汉时，漳卫水系的上党(在今山西长治地区)、汲县等地有过几次修治引灌;潮白水系在今顺义一带开种稻田8000余顷。三国魏嘉平二年(250)，在今北京市境内出现永定河灌溉史上的大灌区（见戾陵堰），西晋、北魏、北齐及唐代有重修的记载。北魏、北齐还曾整修过位于今房涞涿灌区的古督亢陂。
航运。东汉时，子牙水系开凿蒲吾渠，筹划滹沱河通漕至山西；永定水系有利用湿水(今永定河)通漕的记载。建安九年至十八年(204～213)，曹操在海河流域开凿一系列联络天然水道的人工运渠，从拦截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开始，陆续修建了平虏渠、泉州渠、新河、利漕渠等运渠，从而首次实现黄河、海河、滦河三大流域水系的航运沟通，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隋至北宋(589～1127)航运。隋代开永济渠，水运从黄河航行直至今北京城南。唐代持续通航。五代时有幽州（今北京市）府东南河路通漕的记载。唐代为避免海运风险，曾重修平虏渠、泉州渠等局部河段，连通鲍丘河下游(相当今蓟运河)运粮到渔阳(今蓟县)。
农田水利。唐代灌溉工程，漳卫水系有金凤渠、菊花渠、利物渠等，子牙水系有太白渠、大唐渠、礼教渠、广润陂等，潮白水系有孤山陂、渠河塘等。北宋熙宁二年至九年(1069～1076)，王安石变法，大兴农田水利，特别是利用多沙河流引洪淤灌、放淤，形成空前高潮。在海河流域曾引用漳河、洺河、滹沱河、葫芦河以及沈苑河（今府河）等进行淤灌、放淤。这些水系有的还结合进行疏导排水工程。
塘泊蓄水。这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工程措施。北宋早期，宋、辽对峙，分界线西起今河北省徐水，中经雄、霸等县，东抵天津海口。分界线南侧，宋方采取蓄水御敌，兴建了东西长600里（直线距约400余里）、南北宽50～100里的大型塘泊工程。据《宋史·河渠志》等文献记载，当时塘泊共九区，其中东起沧州泥沽海口（今天津小直沽口），西至保州（今河北省保定）有七区，各塘深约5～10尺余。另自安肃军(今徐水)、广信军(今徐水遂城镇)之西至保州西北沈苑泊;自保州西合鸡距等泉，开成稻田、方田，水深3～5尺，称为西塘泊。现在的白洋淀、东淀以及天津以南各洼地，大都是北宋塘泊的遗迹。
金、元时期(1127～1368)航运。金贞元元年(1153)，在今北京建都，定名中都。据《金史·河渠志》记载，当时中都所需粮食等物资供应，主要依靠位于今漳卫及子牙等水系的3府、12州及其所属34县的水运，统称漕河。金代中都至通州的运输，原先在通州城北的潞水（今潮白河）西侧，有条水道（相当今坝河，金代人曾称之为运河或漕渠）可通中都城北，但水源缺乏，不能维持航运。为了增辟水源，接济该河漕运，大定十二年(1172)，曾试开引卢沟水(今永定河)的金口河，因水沙不能控制，未成功。泰和五年(1205)，中都至通州间改凿漕渠。这是条新线（今通惠河前身），约长50里。水源来自高梁河及白莲潭（相当后代的积水潭）诸水，流量很小，因此由西向东采用分段拦河设闸的办法调节水量，最末一闸位于通州城西。这是海河流域航运史上建闸渠化的首次尝试，后元、明、清各代通惠河利用船闸通航，便是在此基础上的继承发展。元代水运方面，因金代闸河淤废，通州至都城常需陆运，郭守敬为了大都的城市供水和恢复京通水运，开发了较充裕的水源白浮等泉水，利用金闸河遗迹重开通惠河，建闸渠化，于至元三十年(1293)终于实现京杭运河全线连接通航。经历元、明、清三代，漕运通行600多年。
防洪。金代为了都城安全，注重卢沟河防洪，筑堤、堵口工程屡有兴建。卢沟以及滹沱、漳河等水系的防汛、抢险，金《河防令》有具体规定。元灭金后，扩建金中都为大都，继续加强对卢沟河的防洪。在海河各水系，先后修建过一些防洪设施。郭守敬即曾在漳河、滹沱等水系兴办过包括防洪在内的许多工程。
灌溉。金代白莲潭、高梁河都曾有过放水引灌的记载，大清水系的安肃（今徐水）、定兴也曾引河水溉田。元代在海河各水系修建过一些灌排设施。
明、清时期(1368～1911)。明、清以北京为首都，海河水利从金、元发展到明、清，逐渐形成固定不变，必须奉行的两大方针任务：一是要保证漕运畅通，京师粮食充裕；二是要确保首都防洪安全。这给海河流域全局性的除害兴利规划治理，增加了复杂性、艰巨性。
北京防洪。明、清对永定河的修防，较之前代更为重视。具体措施有修土堤及石堤，建减水坝，改下口（堤防末段接淀泊的河口），以及岁修、防汛抢险等。例如康熙三十七年(1698)起大举修堤，东达东淀、三角淀等淀泊区，后来发展到长达200里。又如从康熙三十七年至乾隆三十七年(1698～1772)间，下口改河就达六次，间隔最长的27年，短的仅3年。又如从乾隆三年至光绪二十年(1738～1894)间，上起北京卢沟桥下达永清县冰窖村，河道两岸就修建减水坝18座，其运用时间有长有短。至于筑堤、修埽、堵口等工程，更是史不绝书。
航运。京杭运河在海河流域境内的南、北运河段，从明弘治元年(?)至清光绪六年(1488?～1880)，南起四女寺，北至王家务，先后兴建减水闸坝7座，排泄洪涝。至于疏浚、修筑等工程，进行更为频繁。
农田水利。明董应举、徐光启、清陈仪、林则徐等，特别是明徐贞明，都积极提倡兴修水利。包括陈仪参加的清雍正年间大规模的水利营田，虽有一定成效，终难持久，除社会因素外，一个最重要的障碍是水源得不到保证。
民国时期(1912～1949)。海河水利工作基本停滞，灾害频繁，有关部门只进行地形测绘和某些规划设计，以及实施一些临时应急的工程措施。
海河水系有漳卫、子牙、大清、永定、潮白等河。历史上各河河道变迁很多。黄河北流时曾与漳卫、子牙等水系相混。后原海河水系各河又汇入海河，于大沽口入渤海。海河水利可分为五个时期。
先秦至南北朝（589以前）河道治理。海河水系的整治，最早见于《禹贡》所记治水传说。相传公元前2000多年前，禹对当时与黄河下游交叉通连的属于今漳卫、子牙以及大清等水系，进行过治导。北魏熙平二年(517)左右，海河流域连年大雨，洪涝泛滥，遍及今漳卫、子牙、大清、永定、潮白及蓟运等水系。当时洪涝重灾区是冀州（约今河北省衡水地区，沧州地区南部）、定州（约今石家庄地区、邢台地区北部，保定地区南部）、瀛州(约今天津市南部，河北省沧州、保定两地区北部)、幽州（约今北京市、天津市北部，河北省廊坊地区及唐山地区西部）。针对洪涝灾情，崔楷提出一整套抗洪、排涝、除碱、营田等治理规划，着重指出要多置水口，分流入海。这是海河治理史上在明清以前仅见的全面整治规划方案。这种多途入海，分道行洪排涝的规划思想，经过长时间的检验，一直成为海河治理的基本措施之一(例如：明清时期南、北运河广开减河，分洪入海；1963年后，陆续新建或扩建漳卫、子牙、滏阳、永定、潮白等新河)。崔楷的治理方案，当时虽经批准实施，但兴工未久，旋即停罢，无从考究其具体效果。
灌溉。战国魏文侯时，海河流域出现引用多沙河流淤灌田地的典型（见引漳十二渠），两汉及东魏有维修、改建记载。西汉时有太白渠及乌子堰等工程，位于今子牙水系石津灌区。东汉时，漳卫水系的上党(在今山西长治地区)、汲县等地有过几次修治引灌;潮白水系在今顺义一带开种稻田8000余顷。三国魏嘉平二年(250)，在今北京市境内出现永定河灌溉史上的大灌区（见戾陵堰），西晋、北魏、北齐及唐代有重修的记载。北魏、北齐还曾整修过位于今房涞涿灌区的古督亢陂。
航运。东汉时，子牙水系开凿蒲吾渠，筹划滹沱河通漕至山西；永定水系有利用湿水(今永定河)通漕的记载。建安九年至十八年(204～213)，曹操在海河流域开凿一系列联络天然水道的人工运渠，从拦截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开始，陆续修建了平虏渠、泉州渠、新河、利漕渠等运渠，从而首次实现黄河、海河、滦河三大流域水系的航运沟通，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隋至北宋(589～1127)航运。隋代开永济渠，水运从黄河航行直至今北京城南。唐代持续通航。五代时有幽州（今北京市）府东南河路通漕的记载。唐代为避免海运风险，曾重修平虏渠、泉州渠等局部河段，连通鲍丘河下游(相当今蓟运河)运粮到渔阳(今蓟县)。
农田水利。唐代灌溉工程，漳卫水系有金凤渠、菊花渠、利物渠等，子牙水系有太白渠、大唐渠、礼教渠、广润陂等，潮白水系有孤山陂、渠河塘等。北宋熙宁二年至九年(1069～1076)，王安石变法，大兴农田水利，特别是利用多沙河流引洪淤灌、放淤，形成空前高潮。在海河流域曾引用漳河、洺河、滹沱河、葫芦河以及沈苑河（今府河）等进行淤灌、放淤。这些水系有的还结合进行疏导排水工程。
塘泊蓄水。这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工程措施。北宋早期，宋、辽对峙，分界线西起今河北省徐水，中经雄、霸等县，东抵天津海口。分界线南侧，宋方采取蓄水御敌，兴建了东西长600里（直线距约400余里）、南北宽50～100里的大型塘泊工程。据《宋史·河渠志》等文献记载，当时塘泊共九区，其中东起沧州泥沽海口（今天津小直沽口），西至保州（今河北省保定）有七区，各塘深约5～10尺余。另自安肃军(今徐水)、广信军(今徐水遂城镇)之西至保州西北沈苑泊;自保州西合鸡距等泉，开成稻田、方田，水深3～5尺，称为西塘泊。现在的白洋淀、东淀以及天津以南各洼地，大都是北宋塘泊的遗迹。
金、元时期(1127～1368)航运。金贞元元年(1153)，在今北京建都，定名中都。据《金史·河渠志》记载，当时中都所需粮食等物资供应，主要依靠位于今漳卫及子牙等水系的3府、12州及其所属34县的水运，统称漕河。金代中都至通州的运输，原先在通州城北的潞水（今潮白河）西侧，有条水道（相当今坝河，金代人曾称之为运河或漕渠）可通中都城北，但水源缺乏，不能维持航运。为了增辟水源，接济该河漕运，大定十二年(1172)，曾试开引卢沟水(今永定河)的金口河，因水沙不能控制，未成功。泰和五年(1205)，中都至通州间改凿漕渠。这是条新线（今通惠河前身），约长50里。水源来自高梁河及白莲潭（相当后代的积水潭）诸水，流量很小，因此由西向东采用分段拦河设闸的办法调节水量，最末一闸位于通州城西。这是海河流域航运史上建闸渠化的首次尝试，后元、明、清各代通惠河利用船闸通航，便是在此基础上的继承发展。元代水运方面，因金代闸河淤废，通州至都城常需陆运，郭守敬为了大都的城市供水和恢复京通水运，开发了较充裕的水源白浮等泉水，利用金闸河遗迹重开通惠河，建闸渠化，于至元三十年(1293)终于实现京杭运河全线连接通航。经历元、明、清三代，漕运通行600多年。
防洪。金代为了都城安全，注重卢沟河防洪，筑堤、堵口工程屡有兴建。卢沟以及滹沱、漳河等水系的防汛、抢险，金《河防令》有具体规定。元灭金后，扩建金中都为大都，继续加强对卢沟河的防洪。在海河各水系，先后修建过一些防洪设施。郭守敬即曾在漳河、滹沱等水系兴办过包括防洪在内的许多工程。
灌溉。金代白莲潭、高梁河都曾有过放水引灌的记载，大清水系的安肃（今徐水）、定兴也曾引河水溉田。元代在海河各水系修建过一些灌排设施。
明、清时期(1368～1911)。明、清以北京为首都，海河水利从金、元发展到明、清，逐渐形成固定不变，必须奉行的两大方针任务：一是要保证漕运畅通，京师粮食充裕；二是要确保首都防洪安全。这给海河流域全局性的除害兴利规划治理，增加了复杂性、艰巨性。
北京防洪。明、清对永定河的修防，较之前代更为重视。具体措施有修土堤及石堤，建减水坝，改下口（堤防末段接淀泊的河口），以及岁修、防汛抢险等。例如康熙三十七年(1698)起大举修堤，东达东淀、三角淀等淀泊区，后来发展到长达200里。又如从康熙三十七年至乾隆三十七年(1698～1772)间，下口改河就达六次，间隔最长的27年，短的仅3年。又如从乾隆三年至光绪二十年(1738～1894)间，上起北京卢沟桥下达永清县冰窖村，河道两岸就修建减水坝18座，其运用时间有长有短。至于筑堤、修埽、堵口等工程，更是史不绝书。
航运。京杭运河在海河流域境内的南、北运河段，从明弘治元年(?)至清光绪六年(1488?～1880)，南起四女寺，北至王家务，先后兴建减水闸坝7座，排泄洪涝。至于疏浚、修筑等工程，进行更为频繁。
农田水利。明董应举、徐光启、清陈仪、林则徐等，特别是明徐贞明，都积极提倡兴修水利。包括陈仪参加的清雍正年间大规模的水利营田，虽有一定成效，终难持久，除社会因素外，一个最重要的障碍是水源得不到保证。
民国时期(1912～1949)。海河水利工作基本停滞，灾害频繁，有关部门只进行地形测绘和某些规划设计，以及实施一些临时应急的工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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