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醒[超话]#
从快乐男声到蘑菇屋再到快乐再出发，是我从年轻貌美到如今徐娘半老的十五年，也是他从顶峰跌落，又苦苦挣扎的十五年。这十五年里，我把自己活成了碌碌无为的样子，而他，却仍然在顽强的坚持！坚持自己的态度，坚持自己的输出，当我再次看到他，当我再次听到他，听了分裂，听了北京city，听了心世界，我都惊呆了，这是个多么勇敢的人，是个多么超前的人啊！作为偶像，想的不是要固粉赚钱，想的不是随波逐流，想的是揭露乱像，嘲讽世事。这样的作品犀利，真实，却不可能红[允悲]他不知道吗！他肯定知道的，人世间的勇气不是无知者无畏，而是知道仍然义无反顾的选择！这是我十五年后爱上他的原因，不是爱他的颜，而是爱他的言！
从快乐男声到蘑菇屋再到快乐再出发，是我从年轻貌美到如今徐娘半老的十五年，也是他从顶峰跌落，又苦苦挣扎的十五年。这十五年里，我把自己活成了碌碌无为的样子，而他，却仍然在顽强的坚持！坚持自己的态度，坚持自己的输出，当我再次看到他，当我再次听到他，听了分裂，听了北京city，听了心世界，我都惊呆了，这是个多么勇敢的人，是个多么超前的人啊！作为偶像，想的不是要固粉赚钱，想的不是随波逐流，想的是揭露乱像，嘲讽世事。这样的作品犀利，真实，却不可能红[允悲]他不知道吗！他肯定知道的，人世间的勇气不是无知者无畏，而是知道仍然义无反顾的选择！这是我十五年后爱上他的原因，不是爱他的颜，而是爱他的言！
北京的邢先生在某酒行买了3瓶茅台酒，花了42000元。结果有2瓶是空的，还有1瓶酒也只剩下了半瓶。当邢先生质问酒行老板时，老板却称跑酒是正常现象，不能退。邢先生不服，将该酒行诉至法院。
邢先生爱喝酒，也爱收藏酒，特别是那种有年份的老酒，深得邢先生的喜爱。邢先生的朋友都知道他好这口，所以他们在遇到好酒时，都会通知邢先生。某日，邢先生得知某酒行有几瓶老的茅台酒销售，就拉上了好友万先生一起去看看。
邢先生来到该酒行询问了一下，酒行老板便将那款30年的经典茅台拿了出来。邢先生见状，喜出望外，二话不说就要买下这仅剩的3瓶茅台酒。双方经过一番商议，最终邢先生以14000元一瓶的价格，将3瓶茅台酒买下。由于邢先生没带够钱，所以最终由万先生代付了。
3瓶30年的茅台酒到手后，邢先生也心满意足地回家了，可当他准备把这3瓶茅台酒放入自家的展柜时，突然感觉有两瓶酒实在太轻了。邢先生拿来电筒一照，发现竟然有两瓶酒是空的，还有一瓶也只剩下了半瓶。
邢先生又仔细检查了瓶身，发现瓶口处有油印，瓶身上也像被敷过油膜一样，有种滑腻腻的感觉。邢先生知道自己上当了，于是气冲冲地来到该酒行，并要求退货。同时，为了保留证据，邢先生全程录音录像。
果然邢先生的谨慎是对的，因为酒行老板开始扯皮了，他称这3瓶茅台酒是收来的，但保证是正品。同时，酒店老板表示，跑酒是正常现象，既然酒都卖了，那就不能退。
见对方态度如此坚决，邢先生便直接带着茅台酒和相关证据来到了法院，并将酒行给告了。同时，邢先生还向法院申请了对茅台酒的鉴定，如果是假酒，就要求退一赔十。
1、我们对本案感到很好奇，就是邢先生在买酒的时候，为什么不拆开看一下？
另外，这有酒液和没酒液，掂掂分量就知道了，为什么邢先生回到家后才发现？如果邢先生能当场打开查看，就没那么多事情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邢先生的本意不是购买茅台酒瓶，而是购买茅台酒。而该酒行将空酒瓶卖给了邢先生，这可能存在消费欺诈行为。
有网友表示，如果酒行并不知道茅台酒是空瓶，这种算不算消费欺诈？
消费欺诈是指，商家明知商品有假，却隐瞒真相，使被欺诈人陷入错误认识，并希望或放任这种错误结果的发生。
我们认为，如果酒行在收酒时，酒瓶里是有酒液的，且没有拆封过，在将酒卖给邢先生时，并不知道是空酒瓶，那酒行就不存在欺诈行为，但仍需要承担违约责任。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消费者与经营者有约定的，可按照约定履行各自义务。没有约定的，消费者可以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及时退货，或者要求经营者更换、修理等。
2、邢先生将酒行诉至了法院，并申请了鉴定，最终能否得到法院支持退一赔十呢？
面对邢先生的主张，酒行辩称：
第一、这个酒钱是万先生支付的，邢先生并不是合同的主体，无权起诉酒行。
第二、酒行不认可存在消费欺诈行为，并且茅台30年经典是藏酒，不属于大众消费品，不能适用退一赔十的规定。
第三、这3瓶茅台酒是通过正规渠道收来的，原始包装，跑酒问题与酒行无关。
其实，酒行的这三点主张，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在强词夺理。
首先，酒钱虽然是万先生付的，但买酒之人是邢先生无疑，万先生只是帮忙垫付，而且酒也在邢先生手中，到时候让万先生出个证明即可。
其次，这个30年的茅台酒虽然稀少，但仍属于大众消费品，不影响消费者主张权利。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
第三，这跑酒问题应该是在酒行发生的，不可能就邢先生买回去的这点功夫，整瓶酒都跑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跑酒是指酒液挥发，并不是漏酒。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酒行存在履行上的瑕疵，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
3、那半瓶茅台酒是真是假？
法院受理此案后，请了茅台厂家对那半瓶酒进行了鉴定，鉴定报告显示是：“非法生产，假冒产品”。
既然如此，在酒行拿不出证据证明自己不知情，也无法提供这3瓶茅台酒的收购渠道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认定酒行存在消费欺诈行为。另外，从常识判断，作为一个酒行，在收酒时怎么可能不检查呢？
根据《食品安全法》的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
最终，法院认定酒行卖给邢先生的是假酒，并判决酒行在7日内退还购酒款42000元，邢先生需将3瓶茅台酒退还给酒行，如不能退还，则需要折价抵偿。另外，判决酒行在7日内赔偿邢先生42万元。
对于此事，你们怎么看？
邢先生爱喝酒，也爱收藏酒，特别是那种有年份的老酒，深得邢先生的喜爱。邢先生的朋友都知道他好这口，所以他们在遇到好酒时，都会通知邢先生。某日，邢先生得知某酒行有几瓶老的茅台酒销售，就拉上了好友万先生一起去看看。
邢先生来到该酒行询问了一下，酒行老板便将那款30年的经典茅台拿了出来。邢先生见状，喜出望外，二话不说就要买下这仅剩的3瓶茅台酒。双方经过一番商议，最终邢先生以14000元一瓶的价格，将3瓶茅台酒买下。由于邢先生没带够钱，所以最终由万先生代付了。
3瓶30年的茅台酒到手后，邢先生也心满意足地回家了，可当他准备把这3瓶茅台酒放入自家的展柜时，突然感觉有两瓶酒实在太轻了。邢先生拿来电筒一照，发现竟然有两瓶酒是空的，还有一瓶也只剩下了半瓶。
邢先生又仔细检查了瓶身，发现瓶口处有油印，瓶身上也像被敷过油膜一样，有种滑腻腻的感觉。邢先生知道自己上当了，于是气冲冲地来到该酒行，并要求退货。同时，为了保留证据，邢先生全程录音录像。
果然邢先生的谨慎是对的，因为酒行老板开始扯皮了，他称这3瓶茅台酒是收来的，但保证是正品。同时，酒店老板表示，跑酒是正常现象，既然酒都卖了，那就不能退。
见对方态度如此坚决，邢先生便直接带着茅台酒和相关证据来到了法院，并将酒行给告了。同时，邢先生还向法院申请了对茅台酒的鉴定，如果是假酒，就要求退一赔十。
1、我们对本案感到很好奇，就是邢先生在买酒的时候，为什么不拆开看一下？
另外，这有酒液和没酒液，掂掂分量就知道了，为什么邢先生回到家后才发现？如果邢先生能当场打开查看，就没那么多事情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邢先生的本意不是购买茅台酒瓶，而是购买茅台酒。而该酒行将空酒瓶卖给了邢先生，这可能存在消费欺诈行为。
有网友表示，如果酒行并不知道茅台酒是空瓶，这种算不算消费欺诈？
消费欺诈是指，商家明知商品有假，却隐瞒真相，使被欺诈人陷入错误认识，并希望或放任这种错误结果的发生。
我们认为，如果酒行在收酒时，酒瓶里是有酒液的，且没有拆封过，在将酒卖给邢先生时，并不知道是空酒瓶，那酒行就不存在欺诈行为，但仍需要承担违约责任。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消费者与经营者有约定的，可按照约定履行各自义务。没有约定的，消费者可以自收到商品之日起7日内及时退货，或者要求经营者更换、修理等。
2、邢先生将酒行诉至了法院，并申请了鉴定，最终能否得到法院支持退一赔十呢？
面对邢先生的主张，酒行辩称：
第一、这个酒钱是万先生支付的，邢先生并不是合同的主体，无权起诉酒行。
第二、酒行不认可存在消费欺诈行为，并且茅台30年经典是藏酒，不属于大众消费品，不能适用退一赔十的规定。
第三、这3瓶茅台酒是通过正规渠道收来的，原始包装，跑酒问题与酒行无关。
其实，酒行的这三点主张，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在强词夺理。
首先，酒钱虽然是万先生付的，但买酒之人是邢先生无疑，万先生只是帮忙垫付，而且酒也在邢先生手中，到时候让万先生出个证明即可。
其次，这个30年的茅台酒虽然稀少，但仍属于大众消费品，不影响消费者主张权利。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
第三，这跑酒问题应该是在酒行发生的，不可能就邢先生买回去的这点功夫，整瓶酒都跑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跑酒是指酒液挥发，并不是漏酒。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酒行存在履行上的瑕疵，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
3、那半瓶茅台酒是真是假？
法院受理此案后，请了茅台厂家对那半瓶酒进行了鉴定，鉴定报告显示是：“非法生产，假冒产品”。
既然如此，在酒行拿不出证据证明自己不知情，也无法提供这3瓶茅台酒的收购渠道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认定酒行存在消费欺诈行为。另外，从常识判断，作为一个酒行，在收酒时怎么可能不检查呢？
根据《食品安全法》的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
最终，法院认定酒行卖给邢先生的是假酒，并判决酒行在7日内退还购酒款42000元，邢先生需将3瓶茅台酒退还给酒行，如不能退还，则需要折价抵偿。另外，判决酒行在7日内赔偿邢先生42万元。
对于此事，你们怎么看？
#我在边疆望北京# 【云南检察机关依法能动履行“四大检察”职能 10年办理案件205.4万余件】“依法能动履行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职能，办理各类案件205.4万余件，以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云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9月19日，在“云南这十年”系列新闻发布会检察工作专场发布会上，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检察长黄为华介绍。
与大局同向
切实维护边疆稳固。共批捕各类犯罪嫌疑人36.63万余人，起诉59.57万余人。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依法批捕起诉“3·01”昆明火车站暴恐案、湄公河中国船员遇害案等重大案件。坚决扛牢强边固防与疫情防控政治责任，2013年以来起诉跨境犯罪104084人，2020年以来起诉破坏疫情防控秩序犯罪856人。坚持“是黑恶犯罪一个不放过、不是黑恶犯罪一个不凑数”，起诉黑恶犯罪16457人、保护伞479人，公诉孙小果案、乔氏家族案等一批重大复杂涉黑涉恶案件。
倾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依法保护安商惠企的营商环境。出台服务“六稳”“六保”、依法保护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保障和服务营造一流营商环境等意见，积极服务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开放平台建设，稳慎推进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与省工商联共同开辟护航民企绿色通道。起诉非法经营、逃税骗税、侵犯知识产权、洗钱等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26265人。
主动护航生态文明建设。围绕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探索构建惩治犯罪与修复生态、纠正违法与源头治理、维护公益与促进发展相统一的生态环境检察工作机制，牵头建立长江上游六省(区、市)检察机关生态保护跨区域协作机制，打造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生态检察”品牌。依法办理涉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公益诉讼案件16514件，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湖泊革命”和环保督察问题整改。
与人民同心
守护人民群众“钱袋子”。突出打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传销等涉众型经济犯罪，起诉4273人。严厉打击整治电信网络诈骗、养老诈骗等犯罪，起诉12458人。对“e租宝”、红河“皇家资产”等案件履行监督办案职责，推动追赃挽损。
守护老百姓“舌尖上”“头顶上”“脚底下”的安全。坚决打击非法制售“地沟油“”毒米线”、非法经营疫苗等危害群众健康权益的犯罪，起诉650人。对农产品生产、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开展公益诉讼特色小专项监督。依法打击和预防高空抛物违法犯罪行为。高度关注人民群众“脚底下的安全”，促进整改窨井盖安全隐患22.6万余个。
守护“少年的你”。推动建立党委领导的三级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工作协调机制，充分发挥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各级检察院的优势，促进形成未成年人保护合力。加强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零容忍”。加强未成年人法治教育，1480名检察长或检察官担任2344所中小学校法治副校长。探索建立“军娃”全方位司法保护机制。
纾解群众“急难愁盼”。畅通涉法涉诉信访渠道，推行基层检察院领导包案办理首次申诉信访案件，把矛盾尽可能化解在基层、首办环节，打造新时代“枫桥经验”云南检察版。积极推行检察听证制度，探索多元化救助机制，依法支持起诉，帮助特殊群体兑现劳动报酬、赡养费、抚养费等4.6亿余元。
与法治同轨
做优刑事检察。全面推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认真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积极投入禁毒人民战争，起诉毒品犯罪70870人。依法监督纠正钱仁风案、施伟案、卢荣新案等社会影响较大的冤错案件。建立巡回检察与派驻检察相结合的制度，纠正减假暂不当27597件，维护“大墙内”的公平正义。
做强民事检察。强化民事权利综合保护，构建抗诉、再审检察建议、支持起诉并举的多元化民事诉讼监督格局，多项数据居全国前列。组织开展虚假诉讼专项监督活动，探索建立与法院、公安联合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机制，对1008件虚假诉讼提出监督意见。会同省法院制定民事执行与法律监督协作工作措施，规范民事执行和法律监督。
做实行政检察。积极承担维护司法公正、促进依法行政的双重责任，对认为确有错误的行政诉讼裁判提出抗诉或再审检察建议，推动“案结事了政和”。推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促使869件行政争议案件从“程序空转”走向“峰回路转”。
做好公益诉讼检察。牢记“公共利益代表”职责，共受理各类公益诉讼案件线索37179件，立案34585件，发布公告和发出诉前检察建议31167件，起诉1431件，21件案件被最高人民检察院作为全国典型案例发布。
与改革同频
检察人员分类管理全面实行，全省先后遴选检察官3593名。人财物省级统管改革全面完成。检察官职业保障改革工作经验在全国检察长会议上交流。内设机构调整重塑，全省三级检察院内设机构由2367个精简至1109个，其中，业务机构占比近70%。
突出“明责”，修订细化检察官权力清单;强化“履责”，实行领导干部直接办案通报制度;做实“督责”，细化机构、部门监督管理职责;科学“考责”，完善以质量、效率、效果为核心指标的业绩考评体系;严肃“追责”，推动惩戒工作实质化运行，全面落实“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的司法责任制。
以大数据赋能法律监督。积极探索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推进数字检察建设，全面应用政法跨部门大数据办案平台与检察业务2.0的对接融合，打破“数据壁垒”，各项流程的网上协同办案率达90%以上;建立防篡改、安全认证等数据安全机制，形成“一案一卷”的整体数字卷宗体系;建成网上阅卷系统，实现律师阅卷“一次都不用跑”，用数字革命驱动新时代法律监督提质增效。（记者 杨阳洋）
与大局同向
切实维护边疆稳固。共批捕各类犯罪嫌疑人36.63万余人，起诉59.57万余人。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依法批捕起诉“3·01”昆明火车站暴恐案、湄公河中国船员遇害案等重大案件。坚决扛牢强边固防与疫情防控政治责任，2013年以来起诉跨境犯罪104084人，2020年以来起诉破坏疫情防控秩序犯罪856人。坚持“是黑恶犯罪一个不放过、不是黑恶犯罪一个不凑数”，起诉黑恶犯罪16457人、保护伞479人，公诉孙小果案、乔氏家族案等一批重大复杂涉黑涉恶案件。
倾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依法保护安商惠企的营商环境。出台服务“六稳”“六保”、依法保护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保障和服务营造一流营商环境等意见，积极服务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开放平台建设，稳慎推进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与省工商联共同开辟护航民企绿色通道。起诉非法经营、逃税骗税、侵犯知识产权、洗钱等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26265人。
主动护航生态文明建设。围绕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探索构建惩治犯罪与修复生态、纠正违法与源头治理、维护公益与促进发展相统一的生态环境检察工作机制，牵头建立长江上游六省(区、市)检察机关生态保护跨区域协作机制，打造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生态检察”品牌。依法办理涉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公益诉讼案件16514件，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湖泊革命”和环保督察问题整改。
与人民同心
守护人民群众“钱袋子”。突出打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传销等涉众型经济犯罪，起诉4273人。严厉打击整治电信网络诈骗、养老诈骗等犯罪，起诉12458人。对“e租宝”、红河“皇家资产”等案件履行监督办案职责，推动追赃挽损。
守护老百姓“舌尖上”“头顶上”“脚底下”的安全。坚决打击非法制售“地沟油“”毒米线”、非法经营疫苗等危害群众健康权益的犯罪，起诉650人。对农产品生产、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开展公益诉讼特色小专项监督。依法打击和预防高空抛物违法犯罪行为。高度关注人民群众“脚底下的安全”，促进整改窨井盖安全隐患22.6万余个。
守护“少年的你”。推动建立党委领导的三级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工作协调机制，充分发挥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各级检察院的优势，促进形成未成年人保护合力。加强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零容忍”。加强未成年人法治教育，1480名检察长或检察官担任2344所中小学校法治副校长。探索建立“军娃”全方位司法保护机制。
纾解群众“急难愁盼”。畅通涉法涉诉信访渠道，推行基层检察院领导包案办理首次申诉信访案件，把矛盾尽可能化解在基层、首办环节，打造新时代“枫桥经验”云南检察版。积极推行检察听证制度，探索多元化救助机制，依法支持起诉，帮助特殊群体兑现劳动报酬、赡养费、抚养费等4.6亿余元。
与法治同轨
做优刑事检察。全面推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认真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积极投入禁毒人民战争，起诉毒品犯罪70870人。依法监督纠正钱仁风案、施伟案、卢荣新案等社会影响较大的冤错案件。建立巡回检察与派驻检察相结合的制度，纠正减假暂不当27597件，维护“大墙内”的公平正义。
做强民事检察。强化民事权利综合保护，构建抗诉、再审检察建议、支持起诉并举的多元化民事诉讼监督格局，多项数据居全国前列。组织开展虚假诉讼专项监督活动，探索建立与法院、公安联合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机制，对1008件虚假诉讼提出监督意见。会同省法院制定民事执行与法律监督协作工作措施，规范民事执行和法律监督。
做实行政检察。积极承担维护司法公正、促进依法行政的双重责任，对认为确有错误的行政诉讼裁判提出抗诉或再审检察建议，推动“案结事了政和”。推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促使869件行政争议案件从“程序空转”走向“峰回路转”。
做好公益诉讼检察。牢记“公共利益代表”职责，共受理各类公益诉讼案件线索37179件，立案34585件，发布公告和发出诉前检察建议31167件，起诉1431件，21件案件被最高人民检察院作为全国典型案例发布。
与改革同频
检察人员分类管理全面实行，全省先后遴选检察官3593名。人财物省级统管改革全面完成。检察官职业保障改革工作经验在全国检察长会议上交流。内设机构调整重塑，全省三级检察院内设机构由2367个精简至1109个，其中，业务机构占比近70%。
突出“明责”，修订细化检察官权力清单;强化“履责”，实行领导干部直接办案通报制度;做实“督责”，细化机构、部门监督管理职责;科学“考责”，完善以质量、效率、效果为核心指标的业绩考评体系;严肃“追责”，推动惩戒工作实质化运行，全面落实“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的司法责任制。
以大数据赋能法律监督。积极探索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推进数字检察建设，全面应用政法跨部门大数据办案平台与检察业务2.0的对接融合，打破“数据壁垒”，各项流程的网上协同办案率达90%以上;建立防篡改、安全认证等数据安全机制，形成“一案一卷”的整体数字卷宗体系;建成网上阅卷系统，实现律师阅卷“一次都不用跑”，用数字革命驱动新时代法律监督提质增效。（记者 杨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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