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月究竟可怕不可怕？】

来说说血月，毕竟问的人蛮多的。

老铁粉们看到下面这张图应该会眼熟，这是我去年5月聊在凶日的那个血月用的文章头图。21世纪了，我们还是要有科学的态度，然后用魔法打败魔法。这回老话重提。

今年的这个血月，在农历十月十五，人们能同时看到“月掩天王星”“日月合璧”以及“红月亮”等特别景观。月全蚀的时间从今晚18时59分，到20时49分。这段时间里，原则上的确不适合像往日满月一般，输出祈福类愿望。

很长一段时间，玄都是天文学。古代人不喜欢月食，更不喜欢血月，有被记录过的跟月食相关的恐怖故事都有不少。这是认知所限。甚至还有“血月出，妖孽现”的民间说法。将心比心一下，月亮变色，势必会吓坏那些对天文异象认知不全的古人了。古籍有记：月若变色，将有灾殃。青为饥而忧，赤为争与兵，黄为德与喜，白为旱与丧，黑为水，人病且死。历史记载的血月，基本都和凶兆挂钩。

而《易》曰："圣人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星象，我们是要重视的。但因古人认知不全而衍生的魔幻言论，我们是要无视的。作为现代人，大伙儿应该已经不需要我额外罗列出这些天象的科学原理了，用科学的眼光来看待血月。你看，去年都发生过一次了，这种星象虽然算是特别，但并不算罕有。

阴至盛阳至衰，这样的能量极端不平衡的天象，也是会对我们的蓝色星球产生影响的，至少潮汐和气候容易因此变化，血月影响更多的是人们的情绪稳定性。

所以今晚的血月时段，体质弱和心态不稳的朋友们可以注意——
1、不去看血月，也不要去拍
2、早点回家，不要留恋夜场
3、休养生息，依靠冥想调节情绪
4、年轻男女忌同房

我们不是狼，看到月亮不会狼变，也不要过度紧张了。

【文摘：中国传统文化特点】中国文化可以说是有技术无科学，有技无科，因此，容易理解技术不容易理解科学。中国传统文化对待知识是什么态度？中国古代传统文化里知识本身没有独立的地位，读书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学而优则仕嘛，读书做官，最不济读书是为了养家糊口，为了孝顺父母，为了光宗耀祖，也可以说得好一点，为了振兴中华，为了民族复兴。很少有人说我就喜欢读书。所以传统文化推崇的是把读书作为达成更高尚目的的手段，缺乏超功利的精神，有一种极为强大的功利主义的考虑。

#喜欢的书# 当然,如果历史地来看,我们也并不难理解西方现代主义者与“五四”知识分子的不同的哲学解读。“五四”时代的中国处于西方现代性和现代化叙述的开端,因此,类似于早期的西方现代主义者,中国对技术与科学满怀赞美之情,这种态度完全不同于所谓高度现代主义者对于科学技术所表现出的不信任态度。

在西方,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最初10年的早期现代主义文化,包括了技术领域的飞速发展,以及艺术领域中科幻小说的激增和未来派的建立。在《时空文化,1880—1918》一书中,斯蒂芬·科恩(Stephen Kern)仔细提供了科学、技术、艺术、文学、哲学等方面的例证来证明上述的观点。西方早期现代主义者对速度和进步的赞成与“五四”的模仿行为之间存在着某种“时间上的滞后”。这种滞后性表明,中国对“普遍”现代性的参与已然“晚”了;由此,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同步的渴望只能是一个幻想。线性时间观意识无法成就“五四”知识分子与西方同时代的梦想。

与存在主义和柏格森的哲学相比,精神分析学说在中国更受欢迎。它不仅出现在文学圈里,而且在学术圈也备受欢迎。有关此学说,中国人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研究成果。而这也正体现了“五四”集体进步之意识形态的不严密之处。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意味着科学的又一个新前沿,这一理论表达了对个体性的一般性认同(即“五四”反传统的基础)。然而,除此之外,精神分析好像并未在集体方面表现出多大的作用。它既未允诺一个美好的未来,也很难对即时的社会变革产生显见的促进作用。相反,由于对记忆的过重依赖,精神分析学说倒是极有理由被认作为是一种有关过去的哲学。弗洛伊德理论认为,各种精神错乱都来源于患者过去的错乱,比如婴儿时期的性欲、童年的创伤经验或是刚刚过去的苦难。为了对患者不正常的现状作出合理的解释,精神分析的主要手段是探究出患者潜意识中被压抑的欲望和知识。因此,精神分析学说事实上是一种通过解释过去以理解和处理当下的方式。

精神分析学说并非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和向内看。同时,这一学说并不探询外部的具体进步,而是钻研潜意识的深处。在此过程中,线性时间观被打乱;为便于仔细观察,时间不得不来回地跳跃,被放慢、被倒转,或被空间化。

尽管弗洛伊德学说与“五四”明显不能兼容,但精神分析学说仍然能够被用来支持“五四”时期的目的论。朱光潜(1897—1986)的《福鲁德的隐意识与心理分析》一文(1921年)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例证。作为一位极端博学的学者,朱光潜以学贯中西而著称,他后来成为了现代中国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在这篇早期的论文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种融通中西的做法,朱光潜自如地从中国经典中撷取材料来对精神分析学说进行解释。朱光潜结合了梦的心理学、神话、精神疗法、艺术、宗教、精神分析、教育等等的因素,对弗洛伊德的隐意识概念作了简要的概括。他坚持认为,精神分析和精神疗法都是科学的方法。就“隐意识在教育学中所发挥的作用”这一论题来说,朱光潜对此的理论化处理与传统的解释大相径庭。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对弗洛伊德的实用主义解释是如何与“五四”目的论相适应的。

朱光潜将隐意识形容为一股需要正确“轨道”和“流路”的水流,唯其如此,隐意识才不至于导致疯癫、癔病或其他心理问题。他解释道,将个体生命置于强大的外在压力之下,迫使个人遵守社会规范,“把所有的个性统统打入十八层地狱”,由此,将个体的隐意识都压抑作一团。相反的,在一个尊崇自由、个体不受到无意义束缚的社会,个体就较少受到压抑。

中国社会显然属于前一种社会,于是我们必须对孩童教育进行变革。朱光潜指出,中国的孩子不被允许去发现自己的欲望,因此他们道德和智力的自然发展就都受到了阻碍。他认为,学校和家庭应该鼓励孩子的自由思想,允许他们培养起自己的独立和自尊,进而对事情作出自己的判断。这也可以使得孩子远离那些需要被压抑的“坏的欲望”,而他们的潜力则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泄”。假若欲望不被允许释放,隐意识则会“泛滥横流”,最终引发病理学问题。正因为此,朱光潜劝告父母、兄长、老师和其他教育者都尽快受到上面事实的启发,允许孩子“走上天性自然发展的必由之路”。

在这里,精神分析被提升为一种鼓励“自然”和对自我欲望的认知“更少压抑”的崭新教育方法的理论基础。在“五四”的语境下,这种允许孩子“自然发展”的呼声与鲁迅《狂人日记》结尾狂人“救救孩子!救救孩子!”的著名吁请形成了某种回应。正如鲁迅所揭示的那样,如果社会弥漫着不近人情的腐败,甚至达到了近乎同类相食的状态,那么,孩子便是未被社会堕落所污染的唯一清白的人群,是美好未来的唯一希望。尽管朱光潜让孩子自然成长的呼吁并未十分清晰地表达出一个目的论意义上的精神分析概念,但他对孩童教育应在社会建构层面发挥实际效用的呼吁,却包含了一个指向未来的、实用主义的远景展望。简言之,精神分析学说通过将个体从压抑中解放出来的方式服务于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