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商直播产业链现状调查：多数主播挣不到钱】要说目前什么行业最火，直播带货肯定是最受关注的领域之一。随着直播带货销售成绩不断创新高，带货主播们纷纷蹿红，这种新业态逐渐走出新高度。但在行业爆发背后，直播带货业内经历了怎样的变革？行业未来将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快速增长的行业规模能否延续？被不少人羡慕的电商直播，是否能不断创造财富奇迹？请看记者的调查。
前不久，“口红一哥”李佳琦再次登上网络热搜，只不过这次不是因为网络直播销售业绩，而是作为特殊人才落户上海。如今，热闹非凡的直播产业，吸引了大众、明星乃至各领域精英争相涌入，直播带货这趟“快车”已经对市场和经济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在直播带货多彩炫目的“滤镜”背后，资本如何开展商业运作？直播间里又有什么操作“门道”？带着读者对这个行业的好奇和疑问，记者近期展开了调查采访。
多数主播挣不到钱
于海宁，播音主持专业科班出身、研究生学历，担任过电视台主持人，形象、口才、综合能力都很不错。可即便如此，直播带货3个多月来，她还是真切体验到了新主播的“痛苦”。
“直播行业的头部效应很强，一些厂家就算亏本也要挤到知名主播的直播间，新主播想获得人气和流量非常难。”于海宁告诉记者，她的“宁后Carmen”淘宝直播间现有3600多个粉丝。跟她一同签约机构的15个主播，现在只剩下三四个了。做直播能不能成功，三五个月就能见分晓，人员更新节奏非常快。
于海宁所说的机构是指MCN(多频道网络产品形态)机构，一种把专业内容和生产联合起来，利用资本支持，保障内容持续输出，从而实现稳定变现的商业模式。“现在直播平台上，大多数带货主播更愿意签约MCN机构。”于海宁说。
据她介绍，主播与机构佣金基本是对半分成，机构主要负责对接供应链、提供线下场地、为主播配备助理和运营，提供的是资金、人员和行业资源。主播会参与选品，在直播中讲解并及时互动，把控节奏，主要投入的是时间、经验及综合能力。
“一个人根本玩不转，必须依靠团队。”于海宁感叹，直播带货涉及商家、机构、平台、主播等多方主体，包括前期的选品、直播环境搭建、流程脚本设计、主播讲品互动、流量运营、售后服务等，整个产业链比较长、环节多，哪一环掉链子都会影响结果。
以拍摄搞笑短视频为业的河南小伙任豪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了团队的重要性。去年，他说动5个好友成立6人直播小团队，分别负责剪辑、拍摄、营销、直播等工作，在抖音开设“吃货姐妹”账号，做起了直播带货。“主要带货零食和水果，商家都以河南本地为主。账号流量不算大，很少有企业主动找上门，大多还得靠我们自己主动寻找商家。”任豪说，一年过去了，如今账号已拥有近25万粉丝，前不久带货一款蛋黄酥，一场直播就卖出8000多单。
谈到主播收入，任豪告诉记者，直播看上去热闹，但实际收入并没有外界传说的那么高。他算了一笔账，一场直播佣金一般为销售额的20%至30%，其中，直播平台要扣除6%左右服务费，电商平台再扣除10%左右，最后主播拿到手中的钱可能不到10%。“真正赚钱的主播并不多，大部分主播还处于不赚不赔甚至是赔钱状态。”任豪说。
相比之下，一些有流量基础的博主直播带货就容易多了。“一级公共营养师、美容师、健康管理师、陕西省养生协会副会长、知名健康养生博主”——这是拥有420多万粉丝的张淋琳在新浪微博上的认证头衔。她告诉记者，2016年，她在映客直播时，1个小时结束后，6部手机都被好友“加爆”了。由于她直播的健康养生信息深受观众喜爱，因此粉丝忠诚度很高。
“我带货的产品有的是厂家主动推介给我的，有的是我主动找厂家联系的。不论哪种方式，我都会以专业态度筛选。价格虽然不会比其他渠道便宜，但我会给客户提供售前及售后的专业辅导，用专业知识和服务为产品增值。”张淋琳说，这种精准、专业化的带货模式让她从来不怕“掉粉”，一场直播下来实现10万元以上成交额很简单，平均每人消费可达600元到800元。
西南财经大学教授、西财智库首席研究员汤继强认为，客观而言，直播带货行业符合现代商业发展规律，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为客户提供良好体验，最大化实现商品价值。直播带货不仅可以刺激内需，同时作为一种销售渠道，可以让客户成为粉丝，保障产销链条，易实现长期复购。
系列问题浮出水面
“等了一个月都没发货，实在等不及了，咨询店家，才发现店铺已经关闭，客服也消失了……”一位网友在网络上这样吐糟自己的直播购物经历。6月29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6·18”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显示，监测期内共收集有关直播带货类吐槽信息112384条。“槽点”包括部分主播特别是“明星主播”在直播带货过程中涉嫌存在夸大宣传产品功效或使用极限词，产品货不对板，平台主播向网民兜售“三无”产品、假冒伪劣商品，直播粉丝数据、销售量数据造假等违规问题。
“电商直播改变了传统消费者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让‘人’找‘货’变成了‘货’找‘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认为，在市场上存在大量同质化产品的情况下，直播可以帮助消费者筛选，更快捷地匹配供需关系，有助于拉动消费。但与此同时，监管滞后、行业门槛低带来的产品质量差、售后服务跟不上、乱收费等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
深耕电商领域多年的奥利给传媒MCN创始人张浩也认同这一观点，“目前很多厂家绕过经销商等传统中间渠道自己开播卖货，他们有很强的议价权，推出大量‘9.9元包邮’‘6.9元包邮’的低价产品，可质量却无法保障，导致一些消费者购买低价劣质商品后无法退货退款，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行业健康发展”。
除此之外，张浩介绍，“坑位费+佣金”是目前众多带货主播采用的收费模式，其中坑位费一般在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企业交了坑位费才能获得被带货的资格，但大部分主播无法保证销售额，导致很多企业交了坑位费但销售情况不佳。不难想象，企业坑位费成本最终还是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长此以往，不仅不利于整个行业发展，还会产生更多低质低价产品。
在由平台、MCN、商家和主播组成的直播带货生态链上，马太效应正逐步显现。盘和林表示，如今一些头部主播基本掌控了超过80%的流量，而其他绝大多数主播只能去争夺剩下的20%。虽然说头部主播能够为产品背书，但其也会对厂家征收更高佣金、要求更低价格，实际上商家并没有获利太多。
“这个行业目前看似门槛低，但能赚钱的参与者只有1%，99%都是不赚钱甚至赔钱。”创客街科技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直播行业天使投资人莫嵘说，目前的行业赢家主要是主流直播平台、带货能力强的直播团队、特殊的大流量网红以及部分产品性价比高的商户。莫嵘认为，随着直播带货火热发展，其对实体商业也可能带来冲击，在这方面还需要做一些前瞻性的谋划。
主播们也对行业问题感受很深。“目前直播带货门槛还是太低，个人和商家想要进入直播带货圈非常容易。”任豪认为，当前直播平台对产品质量普遍缺乏明确的准入门槛和规范标准，“三无”产品和小作坊产品趁机进入，导致行业乱象不断。
规范发展空间广阔
VR直播卖房、“脱口秀+直播+情景剧”、直播综艺……记者调查发现，当前在直播带货领域，内容和形式的创新越来越丰富。“毫无疑问，直播带货前途光明。这是一个很好的商业模式，甚至可以与20年前电商时代发展前期比拟。而且目前行业已从鱼龙混杂阶段逐步趋向规范，尤其是平台管理，一天比一天规范。”莫嵘认为，在行业成长中要对参与者多一些包容，让市场机制起到应有作用。
目前，多地也在加速布局直播产业。比如，四川出台全国首个省级直播行业发展计划，计划在2022年实现直播带货销售额100亿元；安徽发布《关于促进线上经济发展的意见》，提出大力发展直播带货，鼓励开展社交电商、社群电商等智能营销新业态。
“当前多地在积极推动电商直播，但是否适合还有待进一步观察，每个地区、每个行业，还得因地制宜。”武汉迅视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创始人阿杜认为，商家也需要保持冷静，根据自身需要策划直播，不能为了一点销量就自乱阵脚打价格战，这将扰乱整个行业的生态环境。
“直播带货的发展方向应该坚持以价值观引导为主，在网络直播良莠不齐的现状下，坚守底线，打击恶性竞争，传导正确的竞争意识。”汤继强建议，应加强直播带货各主体的责任感，严格审核准入机制，监管交易合法性，严审线上商家资质，督促主播和直播平台在带货过程中诚信规范经营。
值得注意的是，在规范行业发展方面，已有相关机构在行动。近日，中国广告协会发布《网络直播营销行为规范》，这是国内首个关于网络直播营销的专门规范，对电商直播的健康发展无疑具有指导意义。
不断涌现的行业新动向也令人们对其充满信心。于海宁说，目前直播带货正走向精细化，通过释放明星效应、内容制作、营造参与感、优化直播场景等方式不断升级，更多触达用户非计划性购物需求。下一阶段的直播电商，将会给消费者带来兼容娱乐社交的更优购物体验。
多位业内人士认为，直播带货即将进入更具吸引力的下半场。“随着越来越多商家进入，直播平台策略、主播套路、MCN玩法都被熟悉了解，商家将开始掌握主动权，在直播领域唱主角。”阿杜说，VR等新技术的应用也将带来“云逛街”等新的直播形式，进一步把消费者的双腿双手解放出来，引领新购物潮流。
在张淋琳看来，把知识和交易有效结合，精准面向客户传递专业信息应该是直播带货的一个重要方向。拼低价、泛流量的带货模式不可持续，更多的是一锤子买卖，有专业内容支撑才能走得长远。
“未来将有更多有实力的参与者进入行业，尤其是大品牌生产商，因此竞争肯定会更激烈。同时，直播团队的重要性也会越发凸显，单打独斗的机会越来越小，具备综合实力的团队才有机会。”莫嵘说。
对于团队作战这一点，任豪也很赞同，即使很多商家也开始加入直播，但并不是所有工厂都具有直播能力。专业直播团队更懂市场、懂消费者、懂营销，知道如何拉近产品与消费者的距离，未来还有更大想象空间。
盘和林认为，目前的电商直播带货依然停留在最终产品的销售上，未来这个产业链环节可以逐步上移，进入中间产品领域，帮助企业进行原材料采购和中间产品销售，建成一个中间产品交易平台，这样有助于“润滑”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传动，降低交易成本，带动产业链整体发展，提升产业链整体生产效率。链接: https://t.cn/A6yOTlc7
前不久，“口红一哥”李佳琦再次登上网络热搜，只不过这次不是因为网络直播销售业绩，而是作为特殊人才落户上海。如今，热闹非凡的直播产业，吸引了大众、明星乃至各领域精英争相涌入，直播带货这趟“快车”已经对市场和经济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在直播带货多彩炫目的“滤镜”背后，资本如何开展商业运作？直播间里又有什么操作“门道”？带着读者对这个行业的好奇和疑问，记者近期展开了调查采访。
多数主播挣不到钱
于海宁，播音主持专业科班出身、研究生学历，担任过电视台主持人，形象、口才、综合能力都很不错。可即便如此，直播带货3个多月来，她还是真切体验到了新主播的“痛苦”。
“直播行业的头部效应很强，一些厂家就算亏本也要挤到知名主播的直播间，新主播想获得人气和流量非常难。”于海宁告诉记者，她的“宁后Carmen”淘宝直播间现有3600多个粉丝。跟她一同签约机构的15个主播，现在只剩下三四个了。做直播能不能成功，三五个月就能见分晓，人员更新节奏非常快。
于海宁所说的机构是指MCN(多频道网络产品形态)机构，一种把专业内容和生产联合起来，利用资本支持，保障内容持续输出，从而实现稳定变现的商业模式。“现在直播平台上，大多数带货主播更愿意签约MCN机构。”于海宁说。
据她介绍，主播与机构佣金基本是对半分成，机构主要负责对接供应链、提供线下场地、为主播配备助理和运营，提供的是资金、人员和行业资源。主播会参与选品，在直播中讲解并及时互动，把控节奏，主要投入的是时间、经验及综合能力。
“一个人根本玩不转，必须依靠团队。”于海宁感叹，直播带货涉及商家、机构、平台、主播等多方主体，包括前期的选品、直播环境搭建、流程脚本设计、主播讲品互动、流量运营、售后服务等，整个产业链比较长、环节多，哪一环掉链子都会影响结果。
以拍摄搞笑短视频为业的河南小伙任豪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了团队的重要性。去年，他说动5个好友成立6人直播小团队，分别负责剪辑、拍摄、营销、直播等工作，在抖音开设“吃货姐妹”账号，做起了直播带货。“主要带货零食和水果，商家都以河南本地为主。账号流量不算大，很少有企业主动找上门，大多还得靠我们自己主动寻找商家。”任豪说，一年过去了，如今账号已拥有近25万粉丝，前不久带货一款蛋黄酥，一场直播就卖出8000多单。
谈到主播收入，任豪告诉记者，直播看上去热闹，但实际收入并没有外界传说的那么高。他算了一笔账，一场直播佣金一般为销售额的20%至30%，其中，直播平台要扣除6%左右服务费，电商平台再扣除10%左右，最后主播拿到手中的钱可能不到10%。“真正赚钱的主播并不多，大部分主播还处于不赚不赔甚至是赔钱状态。”任豪说。
相比之下，一些有流量基础的博主直播带货就容易多了。“一级公共营养师、美容师、健康管理师、陕西省养生协会副会长、知名健康养生博主”——这是拥有420多万粉丝的张淋琳在新浪微博上的认证头衔。她告诉记者，2016年，她在映客直播时，1个小时结束后，6部手机都被好友“加爆”了。由于她直播的健康养生信息深受观众喜爱，因此粉丝忠诚度很高。
“我带货的产品有的是厂家主动推介给我的，有的是我主动找厂家联系的。不论哪种方式，我都会以专业态度筛选。价格虽然不会比其他渠道便宜，但我会给客户提供售前及售后的专业辅导，用专业知识和服务为产品增值。”张淋琳说，这种精准、专业化的带货模式让她从来不怕“掉粉”，一场直播下来实现10万元以上成交额很简单，平均每人消费可达600元到800元。
西南财经大学教授、西财智库首席研究员汤继强认为，客观而言，直播带货行业符合现代商业发展规律，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为客户提供良好体验，最大化实现商品价值。直播带货不仅可以刺激内需，同时作为一种销售渠道，可以让客户成为粉丝，保障产销链条，易实现长期复购。
系列问题浮出水面
“等了一个月都没发货，实在等不及了，咨询店家，才发现店铺已经关闭，客服也消失了……”一位网友在网络上这样吐糟自己的直播购物经历。6月29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6·18”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显示，监测期内共收集有关直播带货类吐槽信息112384条。“槽点”包括部分主播特别是“明星主播”在直播带货过程中涉嫌存在夸大宣传产品功效或使用极限词，产品货不对板，平台主播向网民兜售“三无”产品、假冒伪劣商品，直播粉丝数据、销售量数据造假等违规问题。
“电商直播改变了传统消费者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让‘人’找‘货’变成了‘货’找‘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认为，在市场上存在大量同质化产品的情况下，直播可以帮助消费者筛选，更快捷地匹配供需关系，有助于拉动消费。但与此同时，监管滞后、行业门槛低带来的产品质量差、售后服务跟不上、乱收费等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
深耕电商领域多年的奥利给传媒MCN创始人张浩也认同这一观点，“目前很多厂家绕过经销商等传统中间渠道自己开播卖货，他们有很强的议价权，推出大量‘9.9元包邮’‘6.9元包邮’的低价产品，可质量却无法保障，导致一些消费者购买低价劣质商品后无法退货退款，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行业健康发展”。
除此之外，张浩介绍，“坑位费+佣金”是目前众多带货主播采用的收费模式，其中坑位费一般在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企业交了坑位费才能获得被带货的资格，但大部分主播无法保证销售额，导致很多企业交了坑位费但销售情况不佳。不难想象，企业坑位费成本最终还是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长此以往，不仅不利于整个行业发展，还会产生更多低质低价产品。
在由平台、MCN、商家和主播组成的直播带货生态链上，马太效应正逐步显现。盘和林表示，如今一些头部主播基本掌控了超过80%的流量，而其他绝大多数主播只能去争夺剩下的20%。虽然说头部主播能够为产品背书，但其也会对厂家征收更高佣金、要求更低价格，实际上商家并没有获利太多。
“这个行业目前看似门槛低，但能赚钱的参与者只有1%，99%都是不赚钱甚至赔钱。”创客街科技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直播行业天使投资人莫嵘说，目前的行业赢家主要是主流直播平台、带货能力强的直播团队、特殊的大流量网红以及部分产品性价比高的商户。莫嵘认为，随着直播带货火热发展，其对实体商业也可能带来冲击，在这方面还需要做一些前瞻性的谋划。
主播们也对行业问题感受很深。“目前直播带货门槛还是太低，个人和商家想要进入直播带货圈非常容易。”任豪认为，当前直播平台对产品质量普遍缺乏明确的准入门槛和规范标准，“三无”产品和小作坊产品趁机进入，导致行业乱象不断。
规范发展空间广阔
VR直播卖房、“脱口秀+直播+情景剧”、直播综艺……记者调查发现，当前在直播带货领域，内容和形式的创新越来越丰富。“毫无疑问，直播带货前途光明。这是一个很好的商业模式，甚至可以与20年前电商时代发展前期比拟。而且目前行业已从鱼龙混杂阶段逐步趋向规范，尤其是平台管理，一天比一天规范。”莫嵘认为，在行业成长中要对参与者多一些包容，让市场机制起到应有作用。
目前，多地也在加速布局直播产业。比如，四川出台全国首个省级直播行业发展计划，计划在2022年实现直播带货销售额100亿元；安徽发布《关于促进线上经济发展的意见》，提出大力发展直播带货，鼓励开展社交电商、社群电商等智能营销新业态。
“当前多地在积极推动电商直播，但是否适合还有待进一步观察，每个地区、每个行业，还得因地制宜。”武汉迅视达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创始人阿杜认为，商家也需要保持冷静，根据自身需要策划直播，不能为了一点销量就自乱阵脚打价格战，这将扰乱整个行业的生态环境。
“直播带货的发展方向应该坚持以价值观引导为主，在网络直播良莠不齐的现状下，坚守底线，打击恶性竞争，传导正确的竞争意识。”汤继强建议，应加强直播带货各主体的责任感，严格审核准入机制，监管交易合法性，严审线上商家资质，督促主播和直播平台在带货过程中诚信规范经营。
值得注意的是，在规范行业发展方面，已有相关机构在行动。近日，中国广告协会发布《网络直播营销行为规范》，这是国内首个关于网络直播营销的专门规范，对电商直播的健康发展无疑具有指导意义。
不断涌现的行业新动向也令人们对其充满信心。于海宁说，目前直播带货正走向精细化，通过释放明星效应、内容制作、营造参与感、优化直播场景等方式不断升级，更多触达用户非计划性购物需求。下一阶段的直播电商，将会给消费者带来兼容娱乐社交的更优购物体验。
多位业内人士认为，直播带货即将进入更具吸引力的下半场。“随着越来越多商家进入，直播平台策略、主播套路、MCN玩法都被熟悉了解，商家将开始掌握主动权，在直播领域唱主角。”阿杜说，VR等新技术的应用也将带来“云逛街”等新的直播形式，进一步把消费者的双腿双手解放出来，引领新购物潮流。
在张淋琳看来，把知识和交易有效结合，精准面向客户传递专业信息应该是直播带货的一个重要方向。拼低价、泛流量的带货模式不可持续，更多的是一锤子买卖，有专业内容支撑才能走得长远。
“未来将有更多有实力的参与者进入行业，尤其是大品牌生产商，因此竞争肯定会更激烈。同时，直播团队的重要性也会越发凸显，单打独斗的机会越来越小，具备综合实力的团队才有机会。”莫嵘说。
对于团队作战这一点，任豪也很赞同，即使很多商家也开始加入直播，但并不是所有工厂都具有直播能力。专业直播团队更懂市场、懂消费者、懂营销，知道如何拉近产品与消费者的距离，未来还有更大想象空间。
盘和林认为，目前的电商直播带货依然停留在最终产品的销售上，未来这个产业链环节可以逐步上移，进入中间产品领域，帮助企业进行原材料采购和中间产品销售，建成一个中间产品交易平台，这样有助于“润滑”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传动，降低交易成本，带动产业链整体发展，提升产业链整体生产效率。链接: https://t.cn/A6yOTlc7
【10年破冰之旅，静安老房加装电梯工作收获五个“全市第一”】#关注静安#
这些年，我们在期盼中努力、在努力中奔跑
96岁朱忠南住在彭浦镇远龙公寓的4楼，已经有7，8年没下过楼了，直到去年居住的老公房成功安装电梯。时隔数年，这位乘坐新电梯、重新“落地”的“悬空老人”，不停得打量着熟悉又陌生的老邻居们和小区环境，激动之情溢于言表。“我儿子也70多岁了，前几年我手摔骨折了，都是找人用担架抬下楼了。现在，儿子或者保姆经常用轮椅车推着我，乘着电梯到楼下晒太阳，好多年没看到过我的楼下邻居，都跑来和我打招呼，我真的很高兴。”
饱受爬楼之苦的老人，在老龄化程度严重的静安，朱阿婆并不是个案，给老房安装电梯，更是成为了许多老年人共同的梦想。这10年来，静安因地制宜不断创新，加装电梯工作取得了五个“全市第一”，即：全市第一台政策出台后加装的电梯；全市第一个加装电梯全覆盖的小区；全市第一个成规模批量化推进加梯工作；全市第一个纳入政府实事项目；全市第一个创新提速审批模式。而这些“全市第一”的背后，是静安区委区政府回应悬空老人“幸福落地”的期盼，是保证辖区老人生活品质所做的努力，更是“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生动实践。
老房加装电梯，静安第一个“吃螃蟹”
7月14日上午，《老房装电梯 品质好“升”活》大型媒体行动的第一站，在静安区临汾路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剧场举行。首站选择静安，不无道理——全市第一台政策出台后成功加装的电梯，在静安；居民自发筹款为老公房加装电梯模式的探索，也起步于静安。当天，静安区委书记、区长于勇，上海广播电视台台长宋炯明、静安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姜鸣、市房管局副局长冷玉英；市民政局传媒中心主任曹奕等出席活动。
于勇讲话中指出，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是近年来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民生问题。2012年，上海首个加装电梯的成功案例诞生在静安区延安西路150弄华怡园小区一号楼，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和示范效应；2018年，灵石路1177弄远龙公寓五幢多层住宅全部成功加装上电梯，成为上海首个一次性改造为全电梯房的小区。从2019年开始，静安区进一步将“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纳入区政府实事项目，以每年开工50台的速度有序推进，越来越多的居民受到实惠，尤其是临汾路街道，以组织力工程为引领，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批量加装“临汾模式”，在帮助更多居民圆”电梯梦”的同时，也为全区乃至全市贡献了电梯加装的典型。
于勇表示，下一步，静安将积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以共建为动力，以共治为方式，以共享为目的，着力建设人人向往的美好城区，努力使广大静安人民的生活更有品质、更有尊严、更加幸福。
宋炯明在活动中阐述了此次活动的意义，并表示首站选择在静安，也是因为静安的加装电梯工作有一系列可推广可复制的好经验、好做法。“我在当记者、做新闻生涯当中，一直看着上海的老房加装电梯这项工作，从一开始的艰难到当中的进步，再到后来又碰到一些波折，然后又通过各方努力加速推进，所以我个人对这个事情充满了感情……”宋炯明希望，通过此次活动为契机，社会各界、政府各相关部门和媒体共同携手，让上海的人民、上海的老人们能够享受到更加美好的品质生活。
从一台数年到一年数十台的“加速度”
当天，来自延安西路150弄1号楼的电梯加装“功臣”陆纯和远龙公寓的小区电梯联建小组组员姚爱珠，作为上海市老房加电梯流程慢慢走向成熟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也来到了活动现场。
记者了解到，2014年，延安西路150弄1号楼电梯正式投入运营，这是《本市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的指导意见》出台后全市加装成功的第一台电梯。陆纯在现场回忆时，也十分感慨：“从2002开始，我便受业主委托，向区人大提出建议，为这幢楼房加装电梯。当时操作难度较大，搁置了10年……此后，2012年该小区被列入‘多层住宅加装助老电梯’试点项目，才开始走上了正轨。” 陆纯表示，就算是从立项开始计算时间，到最后电梯正式投入使用，也整整耗费了2年的时间，在这两年里，图章敲了数十个，报批材料垒起来更是高达10厘米，各种艰辛曲折不言而喻。
对此，远龙公寓的姚爱珠也深有体会。2017年，彭浦镇远龙公寓启动全小区加装电梯，作为小区创新成立的“加装电梯联建小组”核心成员，72岁的姚爱珠与组员们一起承担着居民工作、投票公示、加梯企业筛选、建设监管、运营维护等各项事务，最终历时两年，在2019年完成了整小区5台电梯的加装，成为全市第一个加装电梯全覆盖小区。
踏出第一步总是困难的，但是先行者们的探索让后来者知道了在实施过程中如何考虑得更周全——2018年，成为了静安老房装电梯的“提速”之年。这一年，临汾路街道通过“123工作法”，成立加梯工作室，对小区内符合条件的35个楼组予以整体同步“量产”推进加梯工作，成为了全市第一个成规模批量化推进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的小区。
临汾路街道社区自治办公室主任陈黛静在现场介绍，通过123工作法——组建一个电梯临时党支部、成立加装电梯工作室和社区法治中心两个支撑机构、推动三项惠民举措调动群众积极性的方式，目前，批量安装在临汾逐渐成为常态，从当初的4年1台，到如今的1年多49台，平均每月新增2.4台。全街道17个无电梯居民区中，有16个实现了零的突破，其中2个小区加装量超过10台，还有1个小区正在做整小区征询。
加法减法一起做，“电梯梦”未来可期
从最初一台电梯，自立项到竣工长达几年，到如今推进批量化加装……静安区的电梯加装工作，在十年间，坚持政府服务“做加法”、审批流程“做减法”，不断创新、克服困难、努力推进。
2019年，静安区将“年内完成50台电梯开工建设”定为本年度区政府实事项目，这也让静安成为上海市第一个将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工作列入政府实事工程的区。与此同时，为了加快推进加装电梯工作，完成这份事关最大民生的"军令状"，静安区试点创新提速审批模式，在简化审批程序、筹措资金等方面进行创新，将原先串联审批模式调整为“并联咨询+一口受理”静安模式。如各项目在申请立项前，各相关部门提前介入，对各审批事项进行咨询服务，咨询通过后，组织居民表决，表决通过后报“一口受理”服务窗口进行审批。此举可将审批时间大大减少，即将原文件规定的53个理论工作日降至37个工作日。截至目前，静安累计完工启用电梯为52台，正在施工62台。历年来受惠居民共3187户。
“目前，我们已经和各街镇在开展加梯前期可行性评估，希望形成全区的加梯一张图。这张图可以反映静安区可以加装、有条件加装、无条件加装等信息，方便居民“按图索骥”，各方“挂图作战”。”区房管局副局长姜鹤在介绍静安区加装电梯未来规划时表示，在此基础上，静安也将全力推进成规模加梯，加强和优化政府服务，健全由区领导牵头，部门、街镇参加的区级工作平台，完成加梯智能导引系统，推进加梯一件事和一网通办。“我们的工作目标是能加、愿加、尽加、快加，希望静安的加梯工作不仅仅加电梯，还是加品质，加温度，更是加静安市民们的美好生活。”
这些年，我们在期盼中努力、在努力中奔跑
96岁朱忠南住在彭浦镇远龙公寓的4楼，已经有7，8年没下过楼了，直到去年居住的老公房成功安装电梯。时隔数年，这位乘坐新电梯、重新“落地”的“悬空老人”，不停得打量着熟悉又陌生的老邻居们和小区环境，激动之情溢于言表。“我儿子也70多岁了，前几年我手摔骨折了，都是找人用担架抬下楼了。现在，儿子或者保姆经常用轮椅车推着我，乘着电梯到楼下晒太阳，好多年没看到过我的楼下邻居，都跑来和我打招呼，我真的很高兴。”
饱受爬楼之苦的老人，在老龄化程度严重的静安，朱阿婆并不是个案，给老房安装电梯，更是成为了许多老年人共同的梦想。这10年来，静安因地制宜不断创新，加装电梯工作取得了五个“全市第一”，即：全市第一台政策出台后加装的电梯；全市第一个加装电梯全覆盖的小区；全市第一个成规模批量化推进加梯工作；全市第一个纳入政府实事项目；全市第一个创新提速审批模式。而这些“全市第一”的背后，是静安区委区政府回应悬空老人“幸福落地”的期盼，是保证辖区老人生活品质所做的努力，更是“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生动实践。
老房加装电梯，静安第一个“吃螃蟹”
7月14日上午，《老房装电梯 品质好“升”活》大型媒体行动的第一站，在静安区临汾路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剧场举行。首站选择静安，不无道理——全市第一台政策出台后成功加装的电梯，在静安；居民自发筹款为老公房加装电梯模式的探索，也起步于静安。当天，静安区委书记、区长于勇，上海广播电视台台长宋炯明、静安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姜鸣、市房管局副局长冷玉英；市民政局传媒中心主任曹奕等出席活动。
于勇讲话中指出，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是近年来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民生问题。2012年，上海首个加装电梯的成功案例诞生在静安区延安西路150弄华怡园小区一号楼，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和示范效应；2018年，灵石路1177弄远龙公寓五幢多层住宅全部成功加装上电梯，成为上海首个一次性改造为全电梯房的小区。从2019年开始，静安区进一步将“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纳入区政府实事项目，以每年开工50台的速度有序推进，越来越多的居民受到实惠，尤其是临汾路街道，以组织力工程为引领，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批量加装“临汾模式”，在帮助更多居民圆”电梯梦”的同时，也为全区乃至全市贡献了电梯加装的典型。
于勇表示，下一步，静安将积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以共建为动力，以共治为方式，以共享为目的，着力建设人人向往的美好城区，努力使广大静安人民的生活更有品质、更有尊严、更加幸福。
宋炯明在活动中阐述了此次活动的意义，并表示首站选择在静安，也是因为静安的加装电梯工作有一系列可推广可复制的好经验、好做法。“我在当记者、做新闻生涯当中，一直看着上海的老房加装电梯这项工作，从一开始的艰难到当中的进步，再到后来又碰到一些波折，然后又通过各方努力加速推进，所以我个人对这个事情充满了感情……”宋炯明希望，通过此次活动为契机，社会各界、政府各相关部门和媒体共同携手，让上海的人民、上海的老人们能够享受到更加美好的品质生活。
从一台数年到一年数十台的“加速度”
当天，来自延安西路150弄1号楼的电梯加装“功臣”陆纯和远龙公寓的小区电梯联建小组组员姚爱珠，作为上海市老房加电梯流程慢慢走向成熟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也来到了活动现场。
记者了解到，2014年，延安西路150弄1号楼电梯正式投入运营，这是《本市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的指导意见》出台后全市加装成功的第一台电梯。陆纯在现场回忆时，也十分感慨：“从2002开始，我便受业主委托，向区人大提出建议，为这幢楼房加装电梯。当时操作难度较大，搁置了10年……此后，2012年该小区被列入‘多层住宅加装助老电梯’试点项目，才开始走上了正轨。” 陆纯表示，就算是从立项开始计算时间，到最后电梯正式投入使用，也整整耗费了2年的时间，在这两年里，图章敲了数十个，报批材料垒起来更是高达10厘米，各种艰辛曲折不言而喻。
对此，远龙公寓的姚爱珠也深有体会。2017年，彭浦镇远龙公寓启动全小区加装电梯，作为小区创新成立的“加装电梯联建小组”核心成员，72岁的姚爱珠与组员们一起承担着居民工作、投票公示、加梯企业筛选、建设监管、运营维护等各项事务，最终历时两年，在2019年完成了整小区5台电梯的加装，成为全市第一个加装电梯全覆盖小区。
踏出第一步总是困难的，但是先行者们的探索让后来者知道了在实施过程中如何考虑得更周全——2018年，成为了静安老房装电梯的“提速”之年。这一年，临汾路街道通过“123工作法”，成立加梯工作室，对小区内符合条件的35个楼组予以整体同步“量产”推进加梯工作，成为了全市第一个成规模批量化推进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的小区。
临汾路街道社区自治办公室主任陈黛静在现场介绍，通过123工作法——组建一个电梯临时党支部、成立加装电梯工作室和社区法治中心两个支撑机构、推动三项惠民举措调动群众积极性的方式，目前，批量安装在临汾逐渐成为常态，从当初的4年1台，到如今的1年多49台，平均每月新增2.4台。全街道17个无电梯居民区中，有16个实现了零的突破，其中2个小区加装量超过10台，还有1个小区正在做整小区征询。
加法减法一起做，“电梯梦”未来可期
从最初一台电梯，自立项到竣工长达几年，到如今推进批量化加装……静安区的电梯加装工作，在十年间，坚持政府服务“做加法”、审批流程“做减法”，不断创新、克服困难、努力推进。
2019年，静安区将“年内完成50台电梯开工建设”定为本年度区政府实事项目，这也让静安成为上海市第一个将既有多层住宅增设电梯工作列入政府实事工程的区。与此同时，为了加快推进加装电梯工作，完成这份事关最大民生的"军令状"，静安区试点创新提速审批模式，在简化审批程序、筹措资金等方面进行创新，将原先串联审批模式调整为“并联咨询+一口受理”静安模式。如各项目在申请立项前，各相关部门提前介入，对各审批事项进行咨询服务，咨询通过后，组织居民表决，表决通过后报“一口受理”服务窗口进行审批。此举可将审批时间大大减少，即将原文件规定的53个理论工作日降至37个工作日。截至目前，静安累计完工启用电梯为52台，正在施工62台。历年来受惠居民共3187户。
“目前，我们已经和各街镇在开展加梯前期可行性评估，希望形成全区的加梯一张图。这张图可以反映静安区可以加装、有条件加装、无条件加装等信息，方便居民“按图索骥”，各方“挂图作战”。”区房管局副局长姜鹤在介绍静安区加装电梯未来规划时表示，在此基础上，静安也将全力推进成规模加梯，加强和优化政府服务，健全由区领导牵头，部门、街镇参加的区级工作平台，完成加梯智能导引系统，推进加梯一件事和一网通办。“我们的工作目标是能加、愿加、尽加、快加，希望静安的加梯工作不仅仅加电梯，还是加品质，加温度，更是加静安市民们的美好生活。”
#我顾问# 发现配偶出轨，可以找私家侦探调查吗？
婚姻家事咨询中，笔者常常会遇到配偶出轨的相关问题，很多人会问：妻子出轨，我通过朋友拍摄的他们亲密照片和视频，能不能用来证明对方出轨？丈夫出轨，我可不可以找私家侦探调查他，追踪他的行动轨迹？诸如此类的问题十分多，每个家庭遇到的情况各不相同，当然，应对的措施也不相同。有些人会找私家侦探调查配偶的出轨情况，那么，如果真的找私家侦探调查，法官会面临着在公序良俗、隐私权以及婚姻法规定的过错方需要承担精神损害赔偿种种问题中挣扎，十分尴尬，最后出一份判决也是经过深思熟虑。那么，当遇到配偶出轨，我们能不能找私家侦探调查？我们又该如何正确收集证据？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个私家侦探收集证据的案例：
近日，某人民法院以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被告人李某有期徒刑一年，没收非法所得20余万元，并处罚金1万元。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8月，王某因发现其丈夫出轨而想要离婚，但是考虑到争取孩子抚养权、财产等方面的原因，希望可以搜集到其丈夫出轨的证据。后王某通过朋友推荐找到一家“靠谱”的本地私家侦探所，并通过微信与对方取得联系，希望侦探社能帮其查找丈夫的开房记录。
2014年圣诞节前，在谈好5000元的价格之后，王某通过支付宝转账将钱转入对方银行账户，并将其丈夫的身份证号发给了侦探社工作人员。三四天之后，工作人员先是通过微信将丈夫的户籍、车辆照片发给了王某，随后又将多张开房记录照片传了过来。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为非法牟利从事“私家侦探”业务，先后接受多人委托，调查他人婚外情、个人行踪等，采取安装定位器、派人跟踪等手段，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100余条，非法获利共计人民币20余万元，其行为构成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故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上述判决，笔者认为法院的判决合情合理，法官尊重人权、尊重隐私权，严惩了所谓的私家侦探，虽未明确如何收集婚外情证据，但是却明确了哪些非法收集证据的方式不可取。
01
首先，通过上述案例，我想应该大家大概都明白了私家侦探的定位，私家侦探目前在我国的存在是有一些尴尬的，他们这一行业并没有得到正式认可或者说没有一个十分规范的环境。有一些私家侦探公司是打着调查咨询的名号，但是却毫无法律意识，毫无底线地探取公民个人信息。所以，有时候私家侦探的存在与我国法律中明确规定保护公民的隐私权相互冲突。
有些法律意识淡薄的私家侦探接受雇主雇佣后，会采取化装、窃听、偷拍、跟踪、GPS定位等非光明正大的方式进行情况调查与证据收集，这是对人们隐私权的无限侵犯，私家侦探的手段是非常多的，人们想要躲避追踪几乎是不可能，如果认可了私家侦探的行为或者认可其取证方式，那么保护隐私就成为了一种口号。
笔者认为，雇佣私家侦探进行无限度的取证方式是不宜提倡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理应得到尊重。出轨是过错，但是并不意味着要丧失隐私权。而且，私家侦探无底线地搜集他人的活动轨迹、私密照片等，也构成了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02
其次，关于私家侦探采集到的证据，在法庭上能否被认可。笔者认为，关键还在于私家侦探收集信息的过程是否超出合理限度、是否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是否对社会公众利益、他人利益造成了侵害。
具体来说，如果配偶出轨，我们身边的朋友无意撞见两人亲密逛街、牵手等，或者是在朋友圈，配偶有发布双方亲密的照片、聊天记录等，这些证据通过在公共场合，走正常的途径也可以拍摄获取，从私家侦探手里获取的这些合理限度内的证据，可以合理使用，而且也可以认可其证明力。而像开房记录、在车上安装GPS等这些，这类属于刑侦手段，私家侦探是不能采用这些手段来收集证据的，这已经超出了合理的限度，也属于超出了合理限度获取的侵害他人的利益的证据，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私家侦探用这些非法的方式获取的证据，其证明力，一般是不予认可的。
03
最后，虽然说私家侦探通过一些非法途径，获取到的一些证据可以直接证明案件事实，也可以让当事人省心省力。但是当事人也要考虑收集证据采用方式的合理限度，毫无底线获取的证据，在法庭上能发挥多少的作用，会不会带来牢狱之灾，这些我们都不能确定，如果将自己置于这样的风险中，不是太不值得了吗？
按照最朴素的价值观以及从情感的角度出发，我想公众都不能接受这样的收集证据的方式，毕竟每个人都不想自己的隐私受到侵犯，如果在一个相对密闭的空间我们都不能够完全放松，还要担心自己被偷拍，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如何放心生活呢？配偶出轨固然不是一件好事，笔者也能理解当事人的悲痛心情。但是，越是遇到这类问题，越是不要失去理智，以免造成对家庭更大的伤害。出轨是婚姻中的过错之一，对出轨方，法律上有明确规定需要少分或者不分财产，这是对出轨方的惩罚。出轨的情况，可以通过其他合理合法的方式收集，所以千万不要采取最极端的找私家侦探收集的方式来收集证据。
很多人在遇到感情问题时，会乱了方寸，担心不能很好的解决或者担心收集证据十分困难。笔者完全能理解当事人的心情，感情中出现裂痕，如果可以挽回，我想大多数人会选择挽回的方式。如果不能挽回，要收集配偶相关的信息、证据等，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咨询法律顾问，法律顾问作为第三方，是可以很好的分析婚姻中存在的问题，了解清楚情况之后，再明确一下收集证据的合理方式，去合理合法收集证据，这样对保障权益是有利无害的。
作者：周艳
指导：我顾问
婚姻家事咨询中，笔者常常会遇到配偶出轨的相关问题，很多人会问：妻子出轨，我通过朋友拍摄的他们亲密照片和视频，能不能用来证明对方出轨？丈夫出轨，我可不可以找私家侦探调查他，追踪他的行动轨迹？诸如此类的问题十分多，每个家庭遇到的情况各不相同，当然，应对的措施也不相同。有些人会找私家侦探调查配偶的出轨情况，那么，如果真的找私家侦探调查，法官会面临着在公序良俗、隐私权以及婚姻法规定的过错方需要承担精神损害赔偿种种问题中挣扎，十分尴尬，最后出一份判决也是经过深思熟虑。那么，当遇到配偶出轨，我们能不能找私家侦探调查？我们又该如何正确收集证据？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个私家侦探收集证据的案例：
近日，某人民法院以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被告人李某有期徒刑一年，没收非法所得20余万元，并处罚金1万元。法院审理查明，2014年8月，王某因发现其丈夫出轨而想要离婚，但是考虑到争取孩子抚养权、财产等方面的原因，希望可以搜集到其丈夫出轨的证据。后王某通过朋友推荐找到一家“靠谱”的本地私家侦探所，并通过微信与对方取得联系，希望侦探社能帮其查找丈夫的开房记录。
2014年圣诞节前，在谈好5000元的价格之后，王某通过支付宝转账将钱转入对方银行账户，并将其丈夫的身份证号发给了侦探社工作人员。三四天之后，工作人员先是通过微信将丈夫的户籍、车辆照片发给了王某，随后又将多张开房记录照片传了过来。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为非法牟利从事“私家侦探”业务，先后接受多人委托，调查他人婚外情、个人行踪等，采取安装定位器、派人跟踪等手段，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100余条，非法获利共计人民币20余万元，其行为构成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故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上述判决，笔者认为法院的判决合情合理，法官尊重人权、尊重隐私权，严惩了所谓的私家侦探，虽未明确如何收集婚外情证据，但是却明确了哪些非法收集证据的方式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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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通过上述案例，我想应该大家大概都明白了私家侦探的定位，私家侦探目前在我国的存在是有一些尴尬的，他们这一行业并没有得到正式认可或者说没有一个十分规范的环境。有一些私家侦探公司是打着调查咨询的名号，但是却毫无法律意识，毫无底线地探取公民个人信息。所以，有时候私家侦探的存在与我国法律中明确规定保护公民的隐私权相互冲突。
有些法律意识淡薄的私家侦探接受雇主雇佣后，会采取化装、窃听、偷拍、跟踪、GPS定位等非光明正大的方式进行情况调查与证据收集，这是对人们隐私权的无限侵犯，私家侦探的手段是非常多的，人们想要躲避追踪几乎是不可能，如果认可了私家侦探的行为或者认可其取证方式，那么保护隐私就成为了一种口号。
笔者认为，雇佣私家侦探进行无限度的取证方式是不宜提倡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理应得到尊重。出轨是过错，但是并不意味着要丧失隐私权。而且，私家侦探无底线地搜集他人的活动轨迹、私密照片等，也构成了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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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关于私家侦探采集到的证据，在法庭上能否被认可。笔者认为，关键还在于私家侦探收集信息的过程是否超出合理限度、是否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是否对社会公众利益、他人利益造成了侵害。
具体来说，如果配偶出轨，我们身边的朋友无意撞见两人亲密逛街、牵手等，或者是在朋友圈，配偶有发布双方亲密的照片、聊天记录等，这些证据通过在公共场合，走正常的途径也可以拍摄获取，从私家侦探手里获取的这些合理限度内的证据，可以合理使用，而且也可以认可其证明力。而像开房记录、在车上安装GPS等这些，这类属于刑侦手段，私家侦探是不能采用这些手段来收集证据的，这已经超出了合理的限度，也属于超出了合理限度获取的侵害他人的利益的证据，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私家侦探用这些非法的方式获取的证据，其证明力，一般是不予认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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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虽然说私家侦探通过一些非法途径，获取到的一些证据可以直接证明案件事实，也可以让当事人省心省力。但是当事人也要考虑收集证据采用方式的合理限度，毫无底线获取的证据，在法庭上能发挥多少的作用，会不会带来牢狱之灾，这些我们都不能确定，如果将自己置于这样的风险中，不是太不值得了吗？
按照最朴素的价值观以及从情感的角度出发，我想公众都不能接受这样的收集证据的方式，毕竟每个人都不想自己的隐私受到侵犯，如果在一个相对密闭的空间我们都不能够完全放松，还要担心自己被偷拍，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如何放心生活呢？配偶出轨固然不是一件好事，笔者也能理解当事人的悲痛心情。但是，越是遇到这类问题，越是不要失去理智，以免造成对家庭更大的伤害。出轨是婚姻中的过错之一，对出轨方，法律上有明确规定需要少分或者不分财产，这是对出轨方的惩罚。出轨的情况，可以通过其他合理合法的方式收集，所以千万不要采取最极端的找私家侦探收集的方式来收集证据。
很多人在遇到感情问题时，会乱了方寸，担心不能很好的解决或者担心收集证据十分困难。笔者完全能理解当事人的心情，感情中出现裂痕，如果可以挽回，我想大多数人会选择挽回的方式。如果不能挽回，要收集配偶相关的信息、证据等，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咨询法律顾问，法律顾问作为第三方，是可以很好的分析婚姻中存在的问题，了解清楚情况之后，再明确一下收集证据的合理方式，去合理合法收集证据，这样对保障权益是有利无害的。
作者：周艳
指导：我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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