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至今，经济地理学本质上是在讨论人地关系。
“人”有两个层面：一个是宏观层面，人与人组成的最大的Community就是整个人类社会，这是一种结构主义的认识。这个宏观层面上有很多社会理论贯穿多个学科：比如全球化、国际劳动力分工、全球价值链、全球城市等等，这些理论都偏社会学。另一个层面是最微观层面，人是一种微观的有差异的行为主体，这是一种后结构主义的认识。人与人、人与企业、人与政府之间形成的密集的互动的微观网络，比如Actor network，就构成了本地化的社会经济的基础（Amin与Thrift的新马歇尔节点理论）。这种对“人”的定位，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个体对社会发展和地理塑造的重要作用，这些理论偏人类学。

“地” 包含两个概念： 一个是空间（space），一个是地点（place）。

所谓空间，我们既要认识空间的自然属性，也要考察空间的社会属性，地理学中的空间结构是拓扑空间、梯度空间、相互缠绕和流动的空间；不仅是由点和线（轴）组成的可用单一地图描绘的网格化空间，还是一种不可视的关系空间。它除了考虑自然环境、地貌、区位还要考虑政治进程、意识形态、文化等。对空间的理解要求我们从地理的视角抽象人类发展的普适性规律。比如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卡斯特的流空间理论、哈维的空间修复理论。这些都是结构主义的视角。

当代全球国家或者区域的发展越来越突出了某些城市的“个性”。比如为什么在互联网和数字时代，在信息外溢极大化的时代，有些城市可以成为金融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创意文化中心，而其他城市却不行。这就是“地点”的概念。强调地点的同时，我们就要突出空间的异质性问题，强调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差异。 这种认识是后结构主义的，它把制度和文化因素作为核心和基本的要素来理解特定的空间集聚的形成和复制。它同时认识到“历史”的重要性，经济地理被认为是内在的演化、路径依赖和适应性。比如Storper的区域世界理论；John Agnew的巨型区域（城市群）理论。

当代的经济地理，人与地之间不是谁决定谁的问题，谁附属于谁的关系。当代经济地理最大的进步在于纠正了区位论和新马克思主义对人地关系的狭隘理解。这两个流派把人抽象为资本主义运行的空间（区位伦强调的是自然空间，新马强调的是社会空间）中的一个零部件，把人物化，认为空间决定人，人附属于空间。

当代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对空间和地点的改造能力越来越强；而空间和地点的某些核心特征又在继续塑造人类社会的面貌和人的活动，“人与地之间”是相辅相成的。这是一种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融合，也是一种更加“地理”的认识世界的方法。从此，经济地理学的理论不再是“模型”，而是实证研究中抽象出来的“一个解释的过程”（Ron Mar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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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九卷本《中国近代经济地理》，填补近代经济地理学的重大学术成果。该书从全国角度论述近代经济地理格局的演变进程，包括理论、方法、资料的说明。以江浙沪、华中、西南、华南、闽台、华北与蒙古高原、西北、东北九个地域为划分，论述中国近代经济地理变迁的原因、历史过程与结果。https://t.cn/RNpe13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