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涨8倍！这种动物被争相抢购 老板：现在躺着赚（上）
文章来源: 每日经济新闻 于 2022-06-11 20:37:27 - 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本人立场！
(被阅读 38847 次)A- A A+
深山老林里的猴子突然火了。
养殖场里的猴子也没想到，自己有一天除了被送进实验室，还能成为资本市场热议的话题。猴场老板也没想到，沉寂了十几年的行业，一夜之间火了起来，“每天记者的电话都能接到好几个”。
实验猴蹿红，与其水涨船高的身价有关。根据一份浙商证券(10.710,0.28,2.68%)研究所的研报，2017年时，食蟹猴的价格还维持在1.38万元/只左右。
而眼下，一只实验猴的价格可以达到15万，而且“一天一个价”。养殖场也成了CRO企业众星捧月般的存在。药明康德(102.830,0.21,0.20%)（SH603259，股价102.83元，市值3039.67亿元）、昭衍新药(120.000,2.21,1.88%)（SH603127，股价120元，市值457.97亿元）、康龙化成(130.310,-2.53,-1.90%)（SZ300759，股价130.31元，市值1034.72亿元）先后下场抢猴，收购金额动辄以亿计。更有CRO企业内部人士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依然满足不了自身的需求，未来还需要从市场再采购”。
猴价涨得热闹，但养殖场老板只能赚看得到的钱，CRO企业也只能收购看得见的猴。目前，国内有实验猴生产许可证的养殖场只有57家，“这里面只有一半的猴可以供给市场，起码一半猴子已经被CRO企业包圆了”。
猴场老板“让我欢喜让我忧”：
现在躺着赚钱，但没办法扩大规模
上世纪80年代末，“有一群猴子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病毒疑似可以通过空气在猴子间传播。陆军研究所和疾控中心接管了猴舍。处理猴子尸体过程中，有一个饲养员在猴舍外呕吐，把一旁的科学家吓坏了”。《血疫》一书中，埃博拉病毒此刻正在华盛顿近郊的一个实验猴舍中蔓延。
在发现埃博拉病毒及与病毒搏斗的过程中，猴子，既让人胆战心惊又不可缺失。
胆战心惊是因为病毒最开始在实验猴身上出现，继而出现暴发式的感染和死亡；不可缺失则是因在认识病毒、研制药物的过程中，猴子又是挡在人类身前的一道防火线。
在新药诞生的漫长历程中，猴子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养殖场里的猴子因此成了令CRO、药企和疫苗研发企业争相抢夺的宝贝。
一位猴场老板在电话中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十年前，国内的实验用猴无人问津，基本都用于出口。在他口中，长达数年在养猴方面的投资，如今终于到了兑现的时候。
猴子为什么火了？背后，
国内新药研发起势、大分子生物药研究暴发及新冠肺炎疫情都起了助推之力。
一位新药企业创始人6月10日通过微信对记者表示，由于大分子生物药和疫苗针对的靶点在物种间的保守度比较低，啮齿类动物的试验结果与人体匹配度较差，
与人类基因同源度最高的非人灵长类动物成为临床前试验的首选。
再加上近年来新药审批规则的科学化和严格化，用跟人类基因更接近的实验猴获得数据，更容易得到监管机构的认同。
肿瘤、自身免疫性疾病、代谢性疾病药物均属于大分子药物之列，大分子药物研发成为新药的主流研究方向。而据测算，约有70%至80%的生物药会用到实验猴做临床前试验。毒理实验需要约40只猴子，如果还要做药物代谢试验，还需要20只左右。所以，
正常一款新药临床前研究需要用到至少60只实验猴。
再看我国的新药数据，2021年，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的《2021年度药品审评报告》，年内我国IND（临床研究申请）获批新药品种数量为831个，排除部分进口药物和临床前研究没有属地要求，
有数据指出，去年国内的实验猴消耗数量在2.8万只左右。
而据中国实验灵长类养殖开发协会相关负责人在几个月前的公开表述，2013年前后，国内实验猴的使用量还只有七八千只。
需求被点燃后，猴子的生育能力却跟不上了。
“现在的行情的确让我们躺着赚了，这也没办法”。前文中的猴场老板认为，但想要扩产赶上这波风口是不现实的，就算是有钱有实力的猴场老板也办不到。
首先，
母猴繁育后代有严格的周期限制，
理想状态下，4~15岁是母猴的生育年龄，每年繁殖1到2次，多数为单胎，而幼体需要培育到2岁后才能出栏，且随着年龄增大，母猴的繁育能力也会下降。
这位猴场老板说，“由于行业前几年的引种数量有限，现在可以繁育的母猴基本都是我们通过留种自繁的，老龄化比较严重了，行业整体出栏率不到50%。现在又无法从国外进行引种，所以扩产这件事情急不来、也办不到”。
行业数据也足以说明国内猴场的供应力在“往下走”。
根据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非人灵长类研究平台主任孙强向媒体提供的数据，2020年实验食蟹猴总存栏数约18万只，其中繁殖母猴69304只。繁殖母猴中8岁以上为39386只，占比达56.8%。其中又有三家企业8岁以上繁殖母猴数据为零。如果去除这三家的数据干扰，8岁以上繁殖母猴的占比是61.7%。
另一方面
，国内猴场数量有限，存在一定门槛。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实验动物许可证查询管理系统看到，在全国范围内，显示生产类有效、适用范围为猴的许可证只有57张，其中广西、广东、云南及四川等地分布较多。
而上述猴场老板表示，实际上能供应实验用猴的养殖场远远不到57家，“很多已经被大型CRO包圆了，实际上不面对市场”。为了保证老客户的需求，他已经拒绝了很多“狮子大开口”的客户，“很多CRO一找过来就说要定几年的猴子，我还是坚持每年签，先保证老客户”。
抢猴大战一触即发：
如果多一张“猴票”，新药订单会不会跟我走？
猴价飞涨，业内人戏言，实验猴变成了“窜天猴”。今年1月，中国政府采购网发布了一则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实验用食蟹猴采购项目公开招标公告。公告显示，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对30只实验用食蟹猴的预算金额为366万元。最终，昆明亚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30只食蟹猴成功中标，货物单价为12.2万元/只。而根据一份浙商证券研究所的研报，2017年时，食蟹猴的价格还维持在1.38万元/只左右。近5年，食蟹猴的价格涨了约八倍。近两年，食蟹猴的价格更是火速蹿升，从2020年9月的4.2万元/只涨到了超10万元/只。前述猴场人士透露，现在的实际市场价格比12万元（一只）又上涨了不少，平均已经涨到超15万元一只。机敏的CRO企业，已经率先打响了抢猴大战。“抢猴就是抢客户订单”，这已成为行业内的共识。药明康德是速度最快的一家。2019年11月，药明康德子公司以8.04亿元的价格，收购苏州康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包括其下属的全资控股子公司广东春盛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和广州春盛生物研究有限公司。据国金证券(8.850,0.34,4.00%)2020年1月发布的研报，广东春盛食蟹猴饲养规模达2万余头。预计本次收购完成后，药明康德将成为国内食蟹猴饲养规模最大的企业之一。
康龙化成和昭衍新药紧追其后。去年，康龙化成先后以1.1亿元和2.06亿元的价格获得肇庆创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50.01%控股权和中科灵瑞（湛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康瑞泰（湛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实验动物供应得到有效保障，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NHP（非人灵长类动物）存栏数近1万只。
今年4月29日，昭衍新药公告称分别以约8.30亿元和9.75亿元收购云南英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广西玮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公司年报还显示，昭衍新药已在广西梧州开工建设大动物繁殖基地，并完成检疫场建设，拟建超1.5万只大动物的饲养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以上收购均为溢价收购。其中，昭衍新药收购英茂生物时对存货和生物性资产评估增值6.70亿元。对此，公司解释称主要系近几年医药研发机构创新药物研发投入不断增大，实验模型（食蟹猴及猕猴）的需求量大幅增加，市场供给不足，致使市场价格大幅上涨。虽然是溢价收购，但上述企业还是赚了。截至2021年末，药明康德的生产性生物资产，即为产出实验用食蟹猴及猕猴的繁衍用食蟹猴及猕猴余额为7.34亿元，比上年增加3.15亿元，其中公允价值变动3.73亿元。
康龙化成生产性生物资产主要包括食蟹猴及猕猴，2021年初金额为0元，年末金额为1.43亿元，其中公允价值变动1309.45万元。
昭衍新药年报则显示，2021年初公司持有的生产性生物资产中，“猴”余额约1942.11万元，年末时增至7410.16万元，其中公允价值变动3552.14万元。
动作慢的就面临被动亏钱的事实。
美迪西(274.040,-2.85,-1.03%)（SH688202，股价274.04元，市值238.19亿元）就因猴价“掣肘”。
在今年3月份的投资者关系会上，谈及实验动物价格上涨的影响，美迪西表示会“加强与原材料供应商之间的合作，以获取稳定的供应来源”，“在项目报价时会参考市场情况对报价进行合理调整”，但并未提及布局实验动物领域的计划。
记者注意到，美迪西2021年临床前研究直接材料成本1.56亿元，同比增加113.16%，实验用猴的价格及数量持续上涨是主要原因之一；今年一季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5097.31万元，同比下降328.82%，主要原因之一也是支付的实验动物款大幅增加。
对于CRO企业而言，拥有灵长类动物模型资源和技术将赢得上游话语权、市场主动权。
如文中的养殖场老板所言，“现在50%的猴源都被头部的CRO企业包场了，养猴再也不是私人小养殖场的游戏了”。
与其说猴子扼住了CRO企业的咽喉，不如说有弹药的CRO企业包圆了实验猴的子孙后代。
实际上，国内的实验猴数量并非严重不足，造成“猴荒”的主要原因仍是供需错配。
文章来源: 每日经济新闻 于 2022-06-11 20:37:27 - 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本人立场！
(被阅读 38847 次)A- A A+
深山老林里的猴子突然火了。
养殖场里的猴子也没想到，自己有一天除了被送进实验室，还能成为资本市场热议的话题。猴场老板也没想到，沉寂了十几年的行业，一夜之间火了起来，“每天记者的电话都能接到好几个”。
实验猴蹿红，与其水涨船高的身价有关。根据一份浙商证券(10.710,0.28,2.68%)研究所的研报，2017年时，食蟹猴的价格还维持在1.38万元/只左右。
而眼下，一只实验猴的价格可以达到15万，而且“一天一个价”。养殖场也成了CRO企业众星捧月般的存在。药明康德(102.830,0.21,0.20%)（SH603259，股价102.83元，市值3039.67亿元）、昭衍新药(120.000,2.21,1.88%)（SH603127，股价120元，市值457.97亿元）、康龙化成(130.310,-2.53,-1.90%)（SZ300759，股价130.31元，市值1034.72亿元）先后下场抢猴，收购金额动辄以亿计。更有CRO企业内部人士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依然满足不了自身的需求，未来还需要从市场再采购”。
猴价涨得热闹，但养殖场老板只能赚看得到的钱，CRO企业也只能收购看得见的猴。目前，国内有实验猴生产许可证的养殖场只有57家，“这里面只有一半的猴可以供给市场，起码一半猴子已经被CRO企业包圆了”。
猴场老板“让我欢喜让我忧”：
现在躺着赚钱，但没办法扩大规模
上世纪80年代末，“有一群猴子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病毒疑似可以通过空气在猴子间传播。陆军研究所和疾控中心接管了猴舍。处理猴子尸体过程中，有一个饲养员在猴舍外呕吐，把一旁的科学家吓坏了”。《血疫》一书中，埃博拉病毒此刻正在华盛顿近郊的一个实验猴舍中蔓延。
在发现埃博拉病毒及与病毒搏斗的过程中，猴子，既让人胆战心惊又不可缺失。
胆战心惊是因为病毒最开始在实验猴身上出现，继而出现暴发式的感染和死亡；不可缺失则是因在认识病毒、研制药物的过程中，猴子又是挡在人类身前的一道防火线。
在新药诞生的漫长历程中，猴子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养殖场里的猴子因此成了令CRO、药企和疫苗研发企业争相抢夺的宝贝。
一位猴场老板在电话中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十年前，国内的实验用猴无人问津，基本都用于出口。在他口中，长达数年在养猴方面的投资，如今终于到了兑现的时候。
猴子为什么火了？背后，
国内新药研发起势、大分子生物药研究暴发及新冠肺炎疫情都起了助推之力。
一位新药企业创始人6月10日通过微信对记者表示，由于大分子生物药和疫苗针对的靶点在物种间的保守度比较低，啮齿类动物的试验结果与人体匹配度较差，
与人类基因同源度最高的非人灵长类动物成为临床前试验的首选。
再加上近年来新药审批规则的科学化和严格化，用跟人类基因更接近的实验猴获得数据，更容易得到监管机构的认同。
肿瘤、自身免疫性疾病、代谢性疾病药物均属于大分子药物之列，大分子药物研发成为新药的主流研究方向。而据测算，约有70%至80%的生物药会用到实验猴做临床前试验。毒理实验需要约40只猴子，如果还要做药物代谢试验，还需要20只左右。所以，
正常一款新药临床前研究需要用到至少60只实验猴。
再看我国的新药数据，2021年，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的《2021年度药品审评报告》，年内我国IND（临床研究申请）获批新药品种数量为831个，排除部分进口药物和临床前研究没有属地要求，
有数据指出，去年国内的实验猴消耗数量在2.8万只左右。
而据中国实验灵长类养殖开发协会相关负责人在几个月前的公开表述，2013年前后，国内实验猴的使用量还只有七八千只。
需求被点燃后，猴子的生育能力却跟不上了。
“现在的行情的确让我们躺着赚了，这也没办法”。前文中的猴场老板认为，但想要扩产赶上这波风口是不现实的，就算是有钱有实力的猴场老板也办不到。
首先，
母猴繁育后代有严格的周期限制，
理想状态下，4~15岁是母猴的生育年龄，每年繁殖1到2次，多数为单胎，而幼体需要培育到2岁后才能出栏，且随着年龄增大，母猴的繁育能力也会下降。
这位猴场老板说，“由于行业前几年的引种数量有限，现在可以繁育的母猴基本都是我们通过留种自繁的，老龄化比较严重了，行业整体出栏率不到50%。现在又无法从国外进行引种，所以扩产这件事情急不来、也办不到”。
行业数据也足以说明国内猴场的供应力在“往下走”。
根据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非人灵长类研究平台主任孙强向媒体提供的数据，2020年实验食蟹猴总存栏数约18万只，其中繁殖母猴69304只。繁殖母猴中8岁以上为39386只，占比达56.8%。其中又有三家企业8岁以上繁殖母猴数据为零。如果去除这三家的数据干扰，8岁以上繁殖母猴的占比是61.7%。
另一方面
，国内猴场数量有限，存在一定门槛。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实验动物许可证查询管理系统看到，在全国范围内，显示生产类有效、适用范围为猴的许可证只有57张，其中广西、广东、云南及四川等地分布较多。
而上述猴场老板表示，实际上能供应实验用猴的养殖场远远不到57家，“很多已经被大型CRO包圆了，实际上不面对市场”。为了保证老客户的需求，他已经拒绝了很多“狮子大开口”的客户，“很多CRO一找过来就说要定几年的猴子，我还是坚持每年签，先保证老客户”。
抢猴大战一触即发：
如果多一张“猴票”，新药订单会不会跟我走？
猴价飞涨，业内人戏言，实验猴变成了“窜天猴”。今年1月，中国政府采购网发布了一则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实验用食蟹猴采购项目公开招标公告。公告显示，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对30只实验用食蟹猴的预算金额为366万元。最终，昆明亚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30只食蟹猴成功中标，货物单价为12.2万元/只。而根据一份浙商证券研究所的研报，2017年时，食蟹猴的价格还维持在1.38万元/只左右。近5年，食蟹猴的价格涨了约八倍。近两年，食蟹猴的价格更是火速蹿升，从2020年9月的4.2万元/只涨到了超10万元/只。前述猴场人士透露，现在的实际市场价格比12万元（一只）又上涨了不少，平均已经涨到超15万元一只。机敏的CRO企业，已经率先打响了抢猴大战。“抢猴就是抢客户订单”，这已成为行业内的共识。药明康德是速度最快的一家。2019年11月，药明康德子公司以8.04亿元的价格，收购苏州康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包括其下属的全资控股子公司广东春盛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和广州春盛生物研究有限公司。据国金证券(8.850,0.34,4.00%)2020年1月发布的研报，广东春盛食蟹猴饲养规模达2万余头。预计本次收购完成后，药明康德将成为国内食蟹猴饲养规模最大的企业之一。
康龙化成和昭衍新药紧追其后。去年，康龙化成先后以1.1亿元和2.06亿元的价格获得肇庆创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50.01%控股权和中科灵瑞（湛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康瑞泰（湛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100%股权，实验动物供应得到有效保障，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NHP（非人灵长类动物）存栏数近1万只。
今年4月29日，昭衍新药公告称分别以约8.30亿元和9.75亿元收购云南英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广西玮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公司年报还显示，昭衍新药已在广西梧州开工建设大动物繁殖基地，并完成检疫场建设，拟建超1.5万只大动物的饲养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以上收购均为溢价收购。其中，昭衍新药收购英茂生物时对存货和生物性资产评估增值6.70亿元。对此，公司解释称主要系近几年医药研发机构创新药物研发投入不断增大，实验模型（食蟹猴及猕猴）的需求量大幅增加，市场供给不足，致使市场价格大幅上涨。虽然是溢价收购，但上述企业还是赚了。截至2021年末，药明康德的生产性生物资产，即为产出实验用食蟹猴及猕猴的繁衍用食蟹猴及猕猴余额为7.34亿元，比上年增加3.15亿元，其中公允价值变动3.73亿元。
康龙化成生产性生物资产主要包括食蟹猴及猕猴，2021年初金额为0元，年末金额为1.43亿元，其中公允价值变动1309.45万元。
昭衍新药年报则显示，2021年初公司持有的生产性生物资产中，“猴”余额约1942.11万元，年末时增至7410.16万元，其中公允价值变动3552.14万元。
动作慢的就面临被动亏钱的事实。
美迪西(274.040,-2.85,-1.03%)（SH688202，股价274.04元，市值238.19亿元）就因猴价“掣肘”。
在今年3月份的投资者关系会上，谈及实验动物价格上涨的影响，美迪西表示会“加强与原材料供应商之间的合作，以获取稳定的供应来源”，“在项目报价时会参考市场情况对报价进行合理调整”，但并未提及布局实验动物领域的计划。
记者注意到，美迪西2021年临床前研究直接材料成本1.56亿元，同比增加113.16%，实验用猴的价格及数量持续上涨是主要原因之一；今年一季度，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5097.31万元，同比下降328.82%，主要原因之一也是支付的实验动物款大幅增加。
对于CRO企业而言，拥有灵长类动物模型资源和技术将赢得上游话语权、市场主动权。
如文中的养殖场老板所言，“现在50%的猴源都被头部的CRO企业包场了，养猴再也不是私人小养殖场的游戏了”。
与其说猴子扼住了CRO企业的咽喉，不如说有弹药的CRO企业包圆了实验猴的子孙后代。
实际上，国内的实验猴数量并非严重不足，造成“猴荒”的主要原因仍是供需错配。
《不动产，能否成为贪污罪的犯罪对象》
不动产可以成为贪污罪犯罪对象的法律依据
根据我国《刑法》第382条第1款、第2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对于“公共财物”的具体理解，参照《刑法》第91条第1款、第2款关于公共财产的解释规定，指的是以下四类财物：国有财物、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物、用于扶贫和其他公益事业的社会捐助或者专项基金，以及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或者运输中的私人财物。可见，不动产并未被排除在公共财产或者公共财物之外，公共财物应包括不动产、动产、有价证券等。
不动产成为贪污罪犯罪对象的法理分析
在刑法理论中，动产可以成为贪污罪的对象已成为共识，而对不动产能否成为贪污罪的犯罪对象，理论界却有三种不同的看法：肯定说认为，不动产与动产的客观表现形态虽有不同，但本质上都是财物，其所有权同样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应当把属于公共财物的不动产纳入贪污犯罪对象的范畴。否定说认为，不动产不像动产那样可以移动，可以被行为人所占有支配，其转移必须经过法定的登记手续才能对第三方发生法律效力。因此，不动产无法达到非法占有的目的，不能成为贪污犯罪的对象。犹豫说认为，肯定说与否定说均有一定的道理，故对不动产能否成为贪污罪的犯罪对象不作明确的结论，因为确实有些对不动产的侵权行为似乎可以按照贪污罪处理。在司法实践中应将不动产认定为贪污罪的犯罪对象，其具体理由如下：
1.《刑法》关于贪污罪对象“公共财物”的性质并没有“动产”的限定，这意味着在逻辑上可以将不动产置于贪污罪的对象中去理解；
《刑法》第382条规定的“公共财物”与《刑法》第91条规定的“公共财产”的内涵和外延均未将不动产排除在外。在司法实践中，诈骗罪、侵占罪等的犯罪对象都包括不动产。同样的，贪污罪，究其犯罪行为，除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外，与诈骗犯罪等一般财产犯罪是同样的，而且因为其有着职务便利可以利用，通常情况下其犯罪更容易得逞，因而占有使用“公有房屋”就可以成为贪污罪的犯罪对象。
2.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侵占不动产，存在现实可能性；
利用职务便利非法侵占公有不动产，具有现实可能性，运用刑法对公有不动产进行保护是必要的。不动产也是一种财产，可以是公共财产，或者是共有财产或者其他情况，但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对其进行非法占有，实际上也已经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同时又构成了对财产所有权的侵犯，完全符合贪污罪的构成要件。贪污罪在客观上是利用职务便利、通过“侵吞、窃取、骗取”等非法手段侵占财物的行为，就其中的“窃取”“骗取”行为方式而言，与普通盗窃、普通诈骗中行为人事先并不持有所要秘密窃取或者骗取的财物不同，贪污罪中的行为人实际上一般都因为其职务、职责而对公共财物拥有支配权、调拨权、管理权，如对公有房屋行使实际控制权，行为人完全可以在支配管理的情况下，将不动产的所有权转归己有；就其中的“侵吞”行为方式而言，则和普通侵占、职务侵占一样，行为人始终拥有着主管、管理、经手单位不动产的职权。因此，公有房屋可以成为贪污犯罪的对象，不应以房屋属于不动产为由，而将公有房屋排除在贪污罪的犯罪对象之外。
对不动产“非法占有”的理解
在贪污罪中，非法占有的客观行为是通过犯罪的手段在事实上占有了公共财物；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是永久地剥夺他人的财产，并遵从财物的经济用途加以利用。具体而言，贪污罪中非法占有的成立应具备以下要素：
1.占有的非法性
非法性是指，依不合法手段即犯罪构成客观方面所要求的手段取得财物。
2.占有的事实性
事实性是由占有的一般特性所决定的，刑法上的占有排除观念上的占有，强调对财物的事实支配状态。
3.占有的永久性
占有作为一种对财物的控制状态，以持续稳定地控制财物为特征，在持续性上较接触性的控制或虽持续但仍具有暂时性的持有程度更深。此种持续性以其无时间的限制，可称为永久性。
4.占有的排他性
占有者对财物事实上的支配、管理，就意味着他人不能支配控制财物，也就是排除了公共财物权利人对财物的支配或控制。
非法占有是贪污罪成立的必要条件，较为典型的意见有以下两种：一是，认为只有当不动产所有权转移登记结束之后，才构成贪污既遂；二是，认为实际控制或非法占有了不动产，即可认定为贪污既遂。《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采纳了控制说的观点，明确指出，作为一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财产犯罪，与盗窃、诈骗、抢夺等侵犯财产罪一样，应当以行为人是否实际控制财物作为区分贪污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行为人控制公共财物后，是否将财物据为己有，不影响贪污既遂的认定。《国家出资企业中职务犯罪应用法律的意见》规定，受国有企业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国家出资企业改制过程中故意隐匿公司、企业财产为行为人所实际控制，或者国家出资企业改制已经完成的，以贪污犯罪既遂处理。据此，虽然不动产的移转以登记为其成立要件，未经登记即意味着所有权并未受到侵害，但是刑法的占有不等同于民法上的所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实现并不以得到法律上的确认为充足，是否在法律上取得了对物的所有权，并不能对事实上非法占有某物的认定构成障碍。因此，不动产贪污罪既遂、未遂的判断标准，与盗窃、诈骗、抢夺等财产犯罪一样，应当视行为人是否实际取得财物而定。具体到贪污不动产犯罪，只要现实地占有控制了房屋，或者已经就房屋所有权的取得进行了变更登记，即可认定为贪污罪的既遂，而且，在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之后，即使不动产尚未实现事实上的转移，也不影响贪污罪既遂的成立。
不动产可以成为贪污罪犯罪对象的法律依据
根据我国《刑法》第382条第1款、第2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对于“公共财物”的具体理解，参照《刑法》第91条第1款、第2款关于公共财产的解释规定，指的是以下四类财物：国有财物、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物、用于扶贫和其他公益事业的社会捐助或者专项基金，以及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或者运输中的私人财物。可见，不动产并未被排除在公共财产或者公共财物之外，公共财物应包括不动产、动产、有价证券等。
不动产成为贪污罪犯罪对象的法理分析
在刑法理论中，动产可以成为贪污罪的对象已成为共识，而对不动产能否成为贪污罪的犯罪对象，理论界却有三种不同的看法：肯定说认为，不动产与动产的客观表现形态虽有不同，但本质上都是财物，其所有权同样应受到法律的保护，应当把属于公共财物的不动产纳入贪污犯罪对象的范畴。否定说认为，不动产不像动产那样可以移动，可以被行为人所占有支配，其转移必须经过法定的登记手续才能对第三方发生法律效力。因此，不动产无法达到非法占有的目的，不能成为贪污犯罪的对象。犹豫说认为，肯定说与否定说均有一定的道理，故对不动产能否成为贪污罪的犯罪对象不作明确的结论，因为确实有些对不动产的侵权行为似乎可以按照贪污罪处理。在司法实践中应将不动产认定为贪污罪的犯罪对象，其具体理由如下：
1.《刑法》关于贪污罪对象“公共财物”的性质并没有“动产”的限定，这意味着在逻辑上可以将不动产置于贪污罪的对象中去理解；
《刑法》第382条规定的“公共财物”与《刑法》第91条规定的“公共财产”的内涵和外延均未将不动产排除在外。在司法实践中，诈骗罪、侵占罪等的犯罪对象都包括不动产。同样的，贪污罪，究其犯罪行为，除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外，与诈骗犯罪等一般财产犯罪是同样的，而且因为其有着职务便利可以利用，通常情况下其犯罪更容易得逞，因而占有使用“公有房屋”就可以成为贪污罪的犯罪对象。
2.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侵占不动产，存在现实可能性；
利用职务便利非法侵占公有不动产，具有现实可能性，运用刑法对公有不动产进行保护是必要的。不动产也是一种财产，可以是公共财产，或者是共有财产或者其他情况，但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对其进行非法占有，实际上也已经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同时又构成了对财产所有权的侵犯，完全符合贪污罪的构成要件。贪污罪在客观上是利用职务便利、通过“侵吞、窃取、骗取”等非法手段侵占财物的行为，就其中的“窃取”“骗取”行为方式而言，与普通盗窃、普通诈骗中行为人事先并不持有所要秘密窃取或者骗取的财物不同，贪污罪中的行为人实际上一般都因为其职务、职责而对公共财物拥有支配权、调拨权、管理权，如对公有房屋行使实际控制权，行为人完全可以在支配管理的情况下，将不动产的所有权转归己有；就其中的“侵吞”行为方式而言，则和普通侵占、职务侵占一样，行为人始终拥有着主管、管理、经手单位不动产的职权。因此，公有房屋可以成为贪污犯罪的对象，不应以房屋属于不动产为由，而将公有房屋排除在贪污罪的犯罪对象之外。
对不动产“非法占有”的理解
在贪污罪中，非法占有的客观行为是通过犯罪的手段在事实上占有了公共财物；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是永久地剥夺他人的财产，并遵从财物的经济用途加以利用。具体而言，贪污罪中非法占有的成立应具备以下要素：
1.占有的非法性
非法性是指，依不合法手段即犯罪构成客观方面所要求的手段取得财物。
2.占有的事实性
事实性是由占有的一般特性所决定的，刑法上的占有排除观念上的占有，强调对财物的事实支配状态。
3.占有的永久性
占有作为一种对财物的控制状态，以持续稳定地控制财物为特征，在持续性上较接触性的控制或虽持续但仍具有暂时性的持有程度更深。此种持续性以其无时间的限制，可称为永久性。
4.占有的排他性
占有者对财物事实上的支配、管理，就意味着他人不能支配控制财物，也就是排除了公共财物权利人对财物的支配或控制。
非法占有是贪污罪成立的必要条件，较为典型的意见有以下两种：一是，认为只有当不动产所有权转移登记结束之后，才构成贪污既遂；二是，认为实际控制或非法占有了不动产，即可认定为贪污既遂。《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采纳了控制说的观点，明确指出，作为一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财产犯罪，与盗窃、诈骗、抢夺等侵犯财产罪一样，应当以行为人是否实际控制财物作为区分贪污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行为人控制公共财物后，是否将财物据为己有，不影响贪污既遂的认定。《国家出资企业中职务犯罪应用法律的意见》规定，受国有企业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国家出资企业改制过程中故意隐匿公司、企业财产为行为人所实际控制，或者国家出资企业改制已经完成的，以贪污犯罪既遂处理。据此，虽然不动产的移转以登记为其成立要件，未经登记即意味着所有权并未受到侵害，但是刑法的占有不等同于民法上的所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实现并不以得到法律上的确认为充足，是否在法律上取得了对物的所有权，并不能对事实上非法占有某物的认定构成障碍。因此，不动产贪污罪既遂、未遂的判断标准，与盗窃、诈骗、抢夺等财产犯罪一样，应当视行为人是否实际取得财物而定。具体到贪污不动产犯罪，只要现实地占有控制了房屋，或者已经就房屋所有权的取得进行了变更登记，即可认定为贪污罪的既遂，而且，在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之后，即使不动产尚未实现事实上的转移，也不影响贪污罪既遂的成立。
仅仅“看穿”还不够：能源转型下的通胀风险
2022-02-11
能源转型给中期通胀带来上行风险。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可能需要背离“看穿”政策。
2021年全球经济因能源危机而为之一“震”。随着经济在疫情导致的封锁后重开，原油、天然气、电力价格皆迅速上涨。尽管去年的事件在很多层面上都非比寻常，但能源价格飙升是一个共同现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能源价格的剧烈波动一直是反复导致经济混乱和波动的祸源。
然而，本次冲击的根源可能会更深。虽然在过去，能源价格的回落往往与其激增一样迅速。但这次，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可能意味着，如果我们要满足巴黎气候协定的目标，化石燃料价格现在不仅必须保持高位，甚至还需继续上涨。
更便宜更清洁的能源供给不能立即满足能源需求的迅速上升，这对财政和货币政策制定者们构成各种挑战。政府需要推动能源转型前进，同时对最易受能源匮乏影响的群体给予保护。各国央行则必须评估能源转型是否对其价格稳定构成风险，并评估能源对总体通胀贡献造成的通胀目标偏离是否在可承受的范围内，并且与其价格稳定目标一致。
各国央行需要打破货币政策应看穿能源价格上涨的普遍共识，以确保中期价格稳定。
一、碳价格的快速上涨有助于加速能源转型
世界经济将不得不经历一场意义深远的转型，才能履行巴黎协议，将全球平均气温的上升幅度限制在前工业化时期水平之上1.5 摄氏度以内。
其核心是需要从根本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全球排放量需要在2020年至2030年间每年下降7.6%，才能达到巴黎协定的目标。相比之下，即使在2020年全球经济活动几乎停滞的情况下，温室气体排放量也仅下降了5.8%。
人们普遍认为，要实现这些雄心勃勃的目标就需要为全球碳排放定价，而且需要迅速行动。目前，碳排放定价工具仅覆盖全球排放量的21.5%，且只有4%的排放量定价在40美元(每吨)以上。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大多数气候经济学家认为，碳价格应高于75美元才能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而要在2030年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碳价格的中位数必须达到100美元。
在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TS)中的碳价格最近开始迅速接近上述水平，部分反映了欧盟致力于实现清洁能源转型的预期(图1)。2021年12月初，ETS价格创下历史新高，每吨碳近90欧元，几乎是2021年初的三倍，是几年前的数倍。这种可观的碳价格上涨将有助于加速能源转型。如果持续下去，会强烈抑制对化石燃料能源的新投资。
有两条并行的进展正在加强碳价格上涨的影响。
第一条是欧盟委员会于2021年7月提出的“Fit for 55”一揽子改革计划。该计划包括一项建议，即大幅加强ETS并扩大其影响范围，目前ETS仅涵盖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的40%左右。“Fit for 55”一揽子计划还提议对欧盟能源税收指令进行重新检讨，旨在提高低效和污染性燃料的最低税率，并降低高效和清洁燃料的最低税率。
第二条是金融市场的持续转变。可持续投资将不再仅仅是"值得拥有"的投资方针，而是已成为大多数投资者投资组合中的基本要素。许多机构投资者已开始大幅减少对化石燃料能源生产商的风险敞口，并将资本转向更环保的低碳替代品。
欧洲央行的分析表明，金融市场正日益成为一种矫正工具，市场价格已开始反映投资者对气候相关风险敞口的溢价要求。根据信用评级和市场隐含的违约距离(Distance to Default)来衡量，公司经营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与信用风险衡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平均而言，它与影响信用评级的传统决定因素(如杠杆率)相当(图2)。分析还发现，披露排放和减排目标有助于降低信用风险溢价。
由于金融市场是全球性的，这些进展似乎已经开始产生与气候相关的切实影响，即使在美国等尚未制定国内碳价格的国家也是如此。例如，去年美国经济强劲扩张，但是页岩油产量对油价上涨的反应异常缓慢，因为这些投资在中期内可能不再对投资者有利可图，至少不会达到与过去相同的程度，或者回报可能变得更加不稳定(图3)。换句话说，即使没有全球碳价格(这仍然是必不可少的)，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能源转型正在全球范围内加速。
二、绿色转型可能带来长期的能源通胀
虽然化石燃料相对价格的变化是可取的，也是有意为之的，但企业和家庭如果不能用更清洁廉价的能源代替昂贵的碳密集型能源，将会给经济带来压力。
提高碳价格的部分作用在于刺激低碳技术的投资和创新，但这些投资需要时间。目前，可再生能源尚未被证明具有足够的规模来满足快速增长的需求。在欧盟，可再生能源目前仅占能源消耗的20%左右。“Fit for 55”计划在2030年将这一比例提高到40%。
短期内可再生能源产能不足，化石燃料投资低迷，以及碳价格上涨，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可能意味着我们面临一个旷日持久的过渡期，在此期间能源费用将不断上涨。
天然气价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去年的恶劣天气条件限制了可再生能源的生产，随着全球增长加速，导致天然气市场出现严重的供需失衡，将天然气价格推至历史新高(图4)。
能源转型可能会在未来加剧这些失衡。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在亚洲当然也包括欧洲，由于天然气的污染程度只有煤炭的一半，因此被视为向更绿色能源体系转变过程中的权宜之计。在欧盟，天然气价格上涨对批发电价有直接且即时的影响，这与燃气发电厂的短期边际成本有关。去年11月，欧元区的批发电价达到每兆瓦时196欧元，几乎是疫情爆发前两年平均水平的四倍。因此，以消费者物价调和指数(HICP)能源分项衡量的欧元区能源价格通胀在去年11月达到历史新高，电力和天然气合计占总增幅的三分之一以上，也创下历史新高。
反过来，能源一直是欧元区总体消费价格通胀大幅上升背后的主要因素，根据欧盟统计局的初步估计，2021年12月HICP为5.0%，这是自1999年欧元诞生以来的最高水平(图6)。在2021年4月至12月期间，能源对HICP通胀的贡献平均超过50%。
三、政府需要推进能源转型保护易受群体
这些情况给政策制定者(包括政府和央行)带来了重大挑战。在财政方面，许多国家政府通过减税、价格上限或退税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以保护最易受影响的家庭免受天然气、燃料和电价大幅上涨的影响。由于能源支出通常高度缺乏弹性，并且占不太富裕家庭收入的极大份额，因此碳税往往是递减的。到2020年，欧盟已有8%的人口(约3600万人)表示，他们无法保持家中足够的供暖。能源匮乏严重威胁着社会的凝聚力和对气候相关政策的支持。因此，补贴措施十分重要。但这些措施不应打击降低碳排放的动力。如果面对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各国政府背弃其减排承诺，那将是一个重大错误。政府也不应放慢过渡的步伐或推迟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补贴。
欧盟委员会最近的两项建议正推动政策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一个是引入社会气候基金，旨在解决因提议将碳排放交易体系(ETS)的范围扩大到建筑和运输部门而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的社会影响，这两者都会对家庭产生严重影响。另一个是拟议成立欧盟国家联合采购天然气战略储备的系统，这些储备可以在供给短缺的情况下释放。目前，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容量利用率略低于三分之二，比季节性标准低近20%。战略储备将有助于限制天然气价格的波动。
四、能源转型给中期通胀带来上行风险
对各国央行来说，挑战同样深远。
过去，各国央行通常会“看穿”能源冲击，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大多数时候，这种冲击是短暂的，意味着政策反应会放大能源价格上涨对总需求和产出的负面影响，并且鉴于政策传导的长期滞后，在冲击可能已经消退的时候对通胀施加下行压力。因此，暂时的供给侧冲击通常意味着在短期内偏离目标，前提是价格在中期内恢复稳定，通胀预期仍然锚定。
这种思路也影响着我们今天的政策反应。在我们的基线情景中，当前的能源冲击预计将在预测期内逐渐消退。欧元体系工作人员的预测是基于天然气和原油期货价格作出的，这表明今年能源价格应该会大幅下跌，从而显著促进了HICP总体通胀率在中期内的下降。
然而，这些技术假设却被巨大的不确定性所笼罩。过去，期货价格往往明显低估或高估了能源价格通胀。这一次，这种风险可以说更大。要看到这一点，只需看一下预测通胀路径的概况就足够了：在预测期末端，整体通胀率是否下降到2%以下的水平，取决于从期货曲线得出的假设，即在2023年和2024年，能源价格对整体通胀没有贡献。但历史表明，这样的概况是不寻常的。自1999年以来，能源对年度总体通胀的贡献平均为0.3个百分点。欧元体系工作人员进行的敏感性分析表明，油价若保持在2021年11月的水平就足以使2024年的HICP达到2%的目标。
能源转型的规模及其背后的政治决心意味着这些估计可能是保守的。与天然气等"过渡燃料"相关的潜在长期供需失衡，以及碳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并延伸到更多经济部门的事实，意味着能源和电力价格对消费者价格通胀的贡献可能高于而非低于中期的历史常态。
因此，能源转型给我们对中期通胀的基线预测带来了显著的上行风险。在12月的理事会会议上，这些风险是决定在未来几个季度逐步降低资产购买步伐的一个因素。
五、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可能需要背离“看穿”政策
问题是，如果能源通胀被证明比我们目前在基线情景下预期的更持久，那么我们的容忍限度是什么呢?
我认为在两种情况下需要货币政策改变方向。
如果我们发现通胀预期已经有脱锚的迹象，就会触发转向。消费者的价格预期特别容易受到经常购买的商品价格变化的影响。能源，尤其是汽油，是这一篮子商品的一部分。在过去的一年里，消费者对未来12个月的价格预期急剧上升
20世纪70年代的经验有力地证明，当能源价格上涨引发有害的价格-工资螺旋式上升时，允许通胀预期偏离目标会使通胀率回到目标水平的成本大大增加，无论是在产出损失还是失业率上升方面。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迹象表明会出现更广泛的第二轮效应。工资增长和工会的诉求仍然相对温和。
但在大量过剩储蓄和长期供给中断的环境中，能源转型可能导致通胀在更长时间内保持高位，从而可能增加通胀预期不稳定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需要立刻应对而不是“看穿”通胀上行，以保持中期价格稳定。
货币政策需要调整的第二种情况是，能源冲击的性质发生变化。
十多年前，Lutz Kilian的开创性论文提出，并非所有的油价冲击都是一样的。它们对经济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冲击的潜在根源。例如，由于总需求增加导致的油价上涨与实体经济活动的增加有关，这要求货币政策给出与供给中断导致的油价上涨截然不同的反应。
碳税可能具有原油负面供给冲击的部分特征。更高的能源价格会给经济活动造成压力，并因此在中期对通胀造成下行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应该“看穿”通胀暂时偏离目标的情况。
但是碳税又在两个根本方面与原油负面供给冲击不同。
第一，我们通过大规模公共和私人投资进行经济转型，以及随后采用更高效、更环保的技术，预计将促进(而不是拖累)经济增长，从而支持工资和总需求。
第二，对于像欧元区这样的能源进口经济体来说，标准的石油供给冲击是一种负面的贸易条件冲击(terms-of-trade shocks)，会提高通胀并将财富转移到国外。但是，碳税归根结底是一种国内征税，它将财政资源从私人部门转移到公共部门。例如，在欧盟，预计未来几年ETS收入将大幅增加。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数据，欧洲央行计算表明，ETS收入将从2019年的140亿欧元增至2026-30年间每年高达860亿欧元
拟议中的碳边界调整税将对选定的进口产品征收碳税，还有提高化石燃料的最低税率，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税收举措，将进一步提高税收收入。基于西班牙的例子，欧元体系经济学家们表明，政府如何处理这些收入将塑造经济对能源转型的反应。例如，许多政府目前实施的向家庭的一次性转移支付和电费补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对消费和GDP的短期负面影响。
又或者，如果该收入被用来削减其他扭曲性税收，如社保缴款，从而降低劳动力雇佣成本中税收楔子(Labour tax wedge)，碳税实际上可能会促进经济活动，即使在短期内也是如此。由于在更环保的行业中可能会出现新的经济活动，因此一部分的GDP增长将是永久性的，可能会在短期和中期抬高通胀。
这些发现并不只是假设。一系列新出现的实证证据表明，碳税对GDP增长和就业并没有强烈的负面影响，反而有适度的正面影响。
因此，如果未来能源价格的走势在中期内推动整体通胀超过我们的目标，且增长和需求前景与坚实的潜在价格压力保持一致，货币政策就需要采取行动维护价格稳定。
2022-02-11
能源转型给中期通胀带来上行风险。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可能需要背离“看穿”政策。
2021年全球经济因能源危机而为之一“震”。随着经济在疫情导致的封锁后重开，原油、天然气、电力价格皆迅速上涨。尽管去年的事件在很多层面上都非比寻常，但能源价格飙升是一个共同现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能源价格的剧烈波动一直是反复导致经济混乱和波动的祸源。
然而，本次冲击的根源可能会更深。虽然在过去，能源价格的回落往往与其激增一样迅速。但这次，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可能意味着，如果我们要满足巴黎气候协定的目标，化石燃料价格现在不仅必须保持高位，甚至还需继续上涨。
更便宜更清洁的能源供给不能立即满足能源需求的迅速上升，这对财政和货币政策制定者们构成各种挑战。政府需要推动能源转型前进，同时对最易受能源匮乏影响的群体给予保护。各国央行则必须评估能源转型是否对其价格稳定构成风险，并评估能源对总体通胀贡献造成的通胀目标偏离是否在可承受的范围内，并且与其价格稳定目标一致。
各国央行需要打破货币政策应看穿能源价格上涨的普遍共识，以确保中期价格稳定。
一、碳价格的快速上涨有助于加速能源转型
世界经济将不得不经历一场意义深远的转型，才能履行巴黎协议，将全球平均气温的上升幅度限制在前工业化时期水平之上1.5 摄氏度以内。
其核心是需要从根本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全球排放量需要在2020年至2030年间每年下降7.6%，才能达到巴黎协定的目标。相比之下，即使在2020年全球经济活动几乎停滞的情况下，温室气体排放量也仅下降了5.8%。
人们普遍认为，要实现这些雄心勃勃的目标就需要为全球碳排放定价，而且需要迅速行动。目前，碳排放定价工具仅覆盖全球排放量的21.5%，且只有4%的排放量定价在40美元(每吨)以上。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大多数气候经济学家认为，碳价格应高于75美元才能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而要在2030年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碳价格的中位数必须达到100美元。
在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TS)中的碳价格最近开始迅速接近上述水平，部分反映了欧盟致力于实现清洁能源转型的预期(图1)。2021年12月初，ETS价格创下历史新高，每吨碳近90欧元，几乎是2021年初的三倍，是几年前的数倍。这种可观的碳价格上涨将有助于加速能源转型。如果持续下去，会强烈抑制对化石燃料能源的新投资。
有两条并行的进展正在加强碳价格上涨的影响。
第一条是欧盟委员会于2021年7月提出的“Fit for 55”一揽子改革计划。该计划包括一项建议，即大幅加强ETS并扩大其影响范围，目前ETS仅涵盖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的40%左右。“Fit for 55”一揽子计划还提议对欧盟能源税收指令进行重新检讨，旨在提高低效和污染性燃料的最低税率，并降低高效和清洁燃料的最低税率。
第二条是金融市场的持续转变。可持续投资将不再仅仅是"值得拥有"的投资方针，而是已成为大多数投资者投资组合中的基本要素。许多机构投资者已开始大幅减少对化石燃料能源生产商的风险敞口，并将资本转向更环保的低碳替代品。
欧洲央行的分析表明，金融市场正日益成为一种矫正工具，市场价格已开始反映投资者对气候相关风险敞口的溢价要求。根据信用评级和市场隐含的违约距离(Distance to Default)来衡量，公司经营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与信用风险衡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平均而言，它与影响信用评级的传统决定因素(如杠杆率)相当(图2)。分析还发现，披露排放和减排目标有助于降低信用风险溢价。
由于金融市场是全球性的，这些进展似乎已经开始产生与气候相关的切实影响，即使在美国等尚未制定国内碳价格的国家也是如此。例如，去年美国经济强劲扩张，但是页岩油产量对油价上涨的反应异常缓慢，因为这些投资在中期内可能不再对投资者有利可图，至少不会达到与过去相同的程度，或者回报可能变得更加不稳定(图3)。换句话说，即使没有全球碳价格(这仍然是必不可少的)，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能源转型正在全球范围内加速。
二、绿色转型可能带来长期的能源通胀
虽然化石燃料相对价格的变化是可取的，也是有意为之的，但企业和家庭如果不能用更清洁廉价的能源代替昂贵的碳密集型能源，将会给经济带来压力。
提高碳价格的部分作用在于刺激低碳技术的投资和创新，但这些投资需要时间。目前，可再生能源尚未被证明具有足够的规模来满足快速增长的需求。在欧盟，可再生能源目前仅占能源消耗的20%左右。“Fit for 55”计划在2030年将这一比例提高到40%。
短期内可再生能源产能不足，化石燃料投资低迷，以及碳价格上涨，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可能意味着我们面临一个旷日持久的过渡期，在此期间能源费用将不断上涨。
天然气价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去年的恶劣天气条件限制了可再生能源的生产，随着全球增长加速，导致天然气市场出现严重的供需失衡，将天然气价格推至历史新高(图4)。
能源转型可能会在未来加剧这些失衡。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在亚洲当然也包括欧洲，由于天然气的污染程度只有煤炭的一半，因此被视为向更绿色能源体系转变过程中的权宜之计。在欧盟，天然气价格上涨对批发电价有直接且即时的影响，这与燃气发电厂的短期边际成本有关。去年11月，欧元区的批发电价达到每兆瓦时196欧元，几乎是疫情爆发前两年平均水平的四倍。因此，以消费者物价调和指数(HICP)能源分项衡量的欧元区能源价格通胀在去年11月达到历史新高，电力和天然气合计占总增幅的三分之一以上，也创下历史新高。
反过来，能源一直是欧元区总体消费价格通胀大幅上升背后的主要因素，根据欧盟统计局的初步估计，2021年12月HICP为5.0%，这是自1999年欧元诞生以来的最高水平(图6)。在2021年4月至12月期间，能源对HICP通胀的贡献平均超过50%。
三、政府需要推进能源转型保护易受群体
这些情况给政策制定者(包括政府和央行)带来了重大挑战。在财政方面，许多国家政府通过减税、价格上限或退税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以保护最易受影响的家庭免受天然气、燃料和电价大幅上涨的影响。由于能源支出通常高度缺乏弹性，并且占不太富裕家庭收入的极大份额，因此碳税往往是递减的。到2020年，欧盟已有8%的人口(约3600万人)表示，他们无法保持家中足够的供暖。能源匮乏严重威胁着社会的凝聚力和对气候相关政策的支持。因此，补贴措施十分重要。但这些措施不应打击降低碳排放的动力。如果面对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各国政府背弃其减排承诺，那将是一个重大错误。政府也不应放慢过渡的步伐或推迟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补贴。
欧盟委员会最近的两项建议正推动政策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一个是引入社会气候基金，旨在解决因提议将碳排放交易体系(ETS)的范围扩大到建筑和运输部门而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的社会影响，这两者都会对家庭产生严重影响。另一个是拟议成立欧盟国家联合采购天然气战略储备的系统，这些储备可以在供给短缺的情况下释放。目前，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容量利用率略低于三分之二，比季节性标准低近20%。战略储备将有助于限制天然气价格的波动。
四、能源转型给中期通胀带来上行风险
对各国央行来说，挑战同样深远。
过去，各国央行通常会“看穿”能源冲击，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大多数时候，这种冲击是短暂的，意味着政策反应会放大能源价格上涨对总需求和产出的负面影响，并且鉴于政策传导的长期滞后，在冲击可能已经消退的时候对通胀施加下行压力。因此，暂时的供给侧冲击通常意味着在短期内偏离目标，前提是价格在中期内恢复稳定，通胀预期仍然锚定。
这种思路也影响着我们今天的政策反应。在我们的基线情景中，当前的能源冲击预计将在预测期内逐渐消退。欧元体系工作人员的预测是基于天然气和原油期货价格作出的，这表明今年能源价格应该会大幅下跌，从而显著促进了HICP总体通胀率在中期内的下降。
然而，这些技术假设却被巨大的不确定性所笼罩。过去，期货价格往往明显低估或高估了能源价格通胀。这一次，这种风险可以说更大。要看到这一点，只需看一下预测通胀路径的概况就足够了：在预测期末端，整体通胀率是否下降到2%以下的水平，取决于从期货曲线得出的假设，即在2023年和2024年，能源价格对整体通胀没有贡献。但历史表明，这样的概况是不寻常的。自1999年以来，能源对年度总体通胀的贡献平均为0.3个百分点。欧元体系工作人员进行的敏感性分析表明，油价若保持在2021年11月的水平就足以使2024年的HICP达到2%的目标。
能源转型的规模及其背后的政治决心意味着这些估计可能是保守的。与天然气等"过渡燃料"相关的潜在长期供需失衡，以及碳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并延伸到更多经济部门的事实，意味着能源和电力价格对消费者价格通胀的贡献可能高于而非低于中期的历史常态。
因此，能源转型给我们对中期通胀的基线预测带来了显著的上行风险。在12月的理事会会议上，这些风险是决定在未来几个季度逐步降低资产购买步伐的一个因素。
五、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可能需要背离“看穿”政策
问题是，如果能源通胀被证明比我们目前在基线情景下预期的更持久，那么我们的容忍限度是什么呢?
我认为在两种情况下需要货币政策改变方向。
如果我们发现通胀预期已经有脱锚的迹象，就会触发转向。消费者的价格预期特别容易受到经常购买的商品价格变化的影响。能源，尤其是汽油，是这一篮子商品的一部分。在过去的一年里，消费者对未来12个月的价格预期急剧上升
20世纪70年代的经验有力地证明，当能源价格上涨引发有害的价格-工资螺旋式上升时，允许通胀预期偏离目标会使通胀率回到目标水平的成本大大增加，无论是在产出损失还是失业率上升方面。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迹象表明会出现更广泛的第二轮效应。工资增长和工会的诉求仍然相对温和。
但在大量过剩储蓄和长期供给中断的环境中，能源转型可能导致通胀在更长时间内保持高位，从而可能增加通胀预期不稳定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需要立刻应对而不是“看穿”通胀上行，以保持中期价格稳定。
货币政策需要调整的第二种情况是，能源冲击的性质发生变化。
十多年前，Lutz Kilian的开创性论文提出，并非所有的油价冲击都是一样的。它们对经济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冲击的潜在根源。例如，由于总需求增加导致的油价上涨与实体经济活动的增加有关，这要求货币政策给出与供给中断导致的油价上涨截然不同的反应。
碳税可能具有原油负面供给冲击的部分特征。更高的能源价格会给经济活动造成压力，并因此在中期对通胀造成下行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应该“看穿”通胀暂时偏离目标的情况。
但是碳税又在两个根本方面与原油负面供给冲击不同。
第一，我们通过大规模公共和私人投资进行经济转型，以及随后采用更高效、更环保的技术，预计将促进(而不是拖累)经济增长，从而支持工资和总需求。
第二，对于像欧元区这样的能源进口经济体来说，标准的石油供给冲击是一种负面的贸易条件冲击(terms-of-trade shocks)，会提高通胀并将财富转移到国外。但是，碳税归根结底是一种国内征税，它将财政资源从私人部门转移到公共部门。例如，在欧盟，预计未来几年ETS收入将大幅增加。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数据，欧洲央行计算表明，ETS收入将从2019年的140亿欧元增至2026-30年间每年高达860亿欧元
拟议中的碳边界调整税将对选定的进口产品征收碳税，还有提高化石燃料的最低税率，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税收举措，将进一步提高税收收入。基于西班牙的例子，欧元体系经济学家们表明，政府如何处理这些收入将塑造经济对能源转型的反应。例如，许多政府目前实施的向家庭的一次性转移支付和电费补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对消费和GDP的短期负面影响。
又或者，如果该收入被用来削减其他扭曲性税收，如社保缴款，从而降低劳动力雇佣成本中税收楔子(Labour tax wedge)，碳税实际上可能会促进经济活动，即使在短期内也是如此。由于在更环保的行业中可能会出现新的经济活动，因此一部分的GDP增长将是永久性的，可能会在短期和中期抬高通胀。
这些发现并不只是假设。一系列新出现的实证证据表明，碳税对GDP增长和就业并没有强烈的负面影响，反而有适度的正面影响。
因此，如果未来能源价格的走势在中期内推动整体通胀超过我们的目标，且增长和需求前景与坚实的潜在价格压力保持一致，货币政策就需要采取行动维护价格稳定。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