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终止已发生的家暴#【奖励女性写作的“斯特拉奖”，给了探讨澳大利亚家暴问题的书】4月14日，记者杰西·希尔（Jess Hill）凭借《瞧你逼我做了什么：权力、控制和家庭虐待》（See What You Made Me Do：Power, Control and Domestic Abuse）获得今年的斯特拉奖（Stella Prize），奖金为5万澳元。
这本书是希尔对澳大利亚家庭虐待问题为期4年的调查结果，她讲述遭受家暴的妇女与儿童的幸存者故事，探讨了家庭暴力的规模、危害、原因和解决办法。
斯特拉奖斯得名于澳大利亚传奇女作家斯特拉·玛丽亚·萨拉·迈尔斯·弗兰克林（Stella Maria Sarah Miles Franklin）。该奖项希望抵制澳大利亚文学奖中对女性的偏见，所以专门奖励女作家。今年是第八届，《瞧你逼我做了什么》是第一本获此殊荣的新闻类作品。
因受新冠疫情影响，今年的颁奖典礼在网上举行。澳大利亚前总理朱莉娅·吉拉德（Julia Gillard）是嘉宾之一，她说：“解决文学界的性别偏见问题至关重要。如果妇女的声音过多地被排除在我们的故事讲述之外，那么我们就无法编织出更具包容性和更丰富的共同文化。”
评委会主席Louise Swinn称，希尔的书有着惊人的力量，仔细破除了我们对家庭虐待问题所有相关的懒惰和陈旧谎言。这本书不仅吸引了人们对这场危机的关注，还为改革提供了解决方案。统计数字令人震惊，希尔的非凡行动号召不可忽视。
“我写这本书是因为需要写这本书。在澳大利亚的第一个庇护所运营以来的四十年里，没有人写过一本书揭露这个国家私下和公开的家庭虐待现象。这一点必须得到纠正。"希尔在获奖感言中说。
据《悉尼先驱晨报》，新冠疫情的流行改变了希尔的计划，变成在互联网上和亲朋好友聚会庆祝。同时，她关心现在澳大利亚的脆弱状况会如何影响那些易受伤害的妇女。根据联合国上周发布的新冠疫情对妇女影响的政策简报，这次疫情会加重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希尔觉得，尽管经济情况不一定是家庭暴力的原因，但它可能增加家暴发生的可能性。因此，政府新的工资补贴计划可能帮助减少家庭暴力。
事实上，流行病影响了希尔的收入状况，减少了许多工作机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她也将家暴问题和新冠疫情联系在一起。
希尔觉得，现在我们需要“更有创意”地让妇女与服务机构联系，比如在法国，妇女在药店使用一个暗语，就能引发家暴服务机构的回应。“在全球危机中，离开受虐待的关系可能看起来格外令人生畏。但是，妇女需要知道庇护所开放而且安全，这一点非常重要”，她对《卫报》说。
而且，“这不是一项仅仅通过政客自己就能解决的问题，它需要合作和社区介入。如果我们什么也不做，我们会出现社会崩溃，这正如应对目前新冠的论点一样。但是，我们的社会已经存在家庭暴力带来的崩溃。这就像一个看不见的点，从这个点上回荡着破坏，而我们不明白它到底会回荡到什么程度。”希尔对美国广播公司（ABC）说。
在《瞧你逼我做了什么》中，希尔称，在人口近2500万的澳大利亚，每周至少有一名女性遭亲密伴侣谋杀。她估计，大约每两分钟就有一起家庭暴力事件报案。
“家庭暴力也涉及刑事犯罪行为，但糟糕的是这些事情不会写在案情记录上。受害者最可怕的经历可能永远不会被警方记录，或者让法官理解全貌”，她在书中写道，“命令妻子怎么打扮、如何打扫房间、准许她买哪些杂货、让她感觉一无是处或产生愧疚感，这些确实不是‘犯罪行为’。不过，这却是家暴谋杀案的‘危险信号’。当犯罪发生之时，一切都为时已晚”。
相比之前的研究和报道，希尔注意到了家庭暴力中的儿童幸存者，“儿童幸存者知道所有藏身处，也知道争吵尖叫声开始时该如何让自己消失。当妈妈哭泣的时候，他们抱着妈妈，然后帮忙清洗血迹”。
澳大利亚圣母大学研究媒体的副教授Camilla Nelson在非盈利媒体《对话》（The Conversation）的一篇书评中称，希尔叙述和采访儿童幸存者的故事构成了这本书最令人不寒而栗的部分。
这一群体长期处于忽视状态，几乎没有可靠资料显示有多少儿童受到家庭暴力影响。据澳洲犯罪学研究所经常被引用的小型样本调查估计，比例大约为23％，而希尔引用的其他研究大多认为数字还要更高。在关于家庭暴力的新闻报道中也很少会出现儿童，因为记者担心采访儿童会对其造成二次伤害。希尔称，在澳洲的家事法庭等司法机构上，儿童的声音并不会以任何方式直接传达。
所以，最后的结果变成，孩子的定位往往沦为家长的附属品、财产或延伸物。
记者柴静曾在《看见》中说：“家庭是最小的社会单元，门吱呀一声关上后，在这里人们如何相待，多少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基本面目。全世界都存在难以根除的家庭暴力，没有任何婚姻制度可以承诺给人幸福，但应该有制度使人可以避免极端的不幸。”
中国自然也不例外。据中国妇联2004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中国2.7亿个家庭中大约有30%存在家庭暴力，有16%的女性承认遭受过配偶的暴力。但是在现实中，很少人会采取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即使报案，据《人民日报》（海外版），目前中国基层法院对因家庭暴力构不成伤害罪的自诉案件，最后80%都以调解和撤诉处理。
关于施暴者，媒体人梁文道在音频节目《八分》推荐的《有一种伤害，以爱为名》（Why Does He Do That?）做过分析。作者兰迪·班克罗夫特是研究家庭暴力的专家，经手案例超过二千件。
在班克罗夫特看来，施暴者内心有一套权力意识，扭曲了对“爱”的看法。这种人爱的往往是自己想象中的理想状态。当他发现对方不符合理想时，就会出现极端情绪表现，让对方觉得是自己做得不够好，进而心理操控。并且，这些人会默认男女之间存在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施暴男性会认为女性有责任和义务满足自己的各种需要，而且得首先照顾他的需要。
“很不幸的是，这种扭曲其实一度是我们社会默许的正常状态，那就是‘父权社会’。家暴这么普遍的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我们整个社会结构，以及支撑着社会结构，又在社会结构中被不断培育滋养的这套‘父权’意识。”梁文道说。
这套结构性反思固然深刻，但在希尔那里，家暴犯罪者之所以更常攻击女性，是因为他们内心有种“耻辱感”，这种耻辱感与传统定义的男子气概相违背，而后者告诉他们有权掌控一切，媒体将这种心态称为“有害的男子气概”（toxic masculinity）。我们以为可以借由体制完全根除这种心态，彷彿透过提升公民意识的运动就能解决。但她觉得，虽然公民意识运动具有正面作用，但继续指责父权制度并不足够。
她说，公众与媒体舆论的问题在于：犯罪者的模样始终“扑朔迷离”。在媒体报道中，犯罪者的行为在语言和象征方面并不重要，暴力经常被视为纯粹“离奇、无法解释或出乎意料”的行为，而这些模糊不清的词汇反倒掩盖了残酷的现实。
有时，受害者（多数为女性）的生活、希望与梦想更加受到注意，许多人最爱提出的问题是“她们干嘛不离开就好？”，却很少去质疑或严肃看待犯罪者的行为。
希尔认为，社会必须改变对家庭暴力的误解，严肃看待犯罪者的行为，而不是让一味指责受害者的公开言论蔓延。“如果我们能做到这点，我们就能阻止犯罪者──不是在未来几十年，而是现在。”
所以，她觉得我们现在不该去质问“幸存者为何不离开？”或发起另一场可能在20年后才产生影响力的公民运动，而该在司法程序方面注入更多资金，并将焦点摆在犯罪者身上，让他们承担应负的罪责。
Camilla Nelson介绍称，希尔以北卡罗来纳州高点市（High Point）的干预政策为例，该政策成功地将高点市的家庭谋杀率降低了一半。此前，这座城市的家庭暴力谋杀率是全美平均的两倍之多。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州伯克市的“为正义再投资”专案，也让家庭暴力相关的暴力事件减少了39％。希尔呼吁，司法与执法单位应该把家暴犯罪者视为打击犯罪的重点，而不只是一个“行动口号”。
在接受《卫报》的采访中，她希望《瞧你逼我做了什么》的获奖能够吸引更多读者，从而有利于家暴问题的解决。
“如果有更多人能够理解这些，我们将拥有一个运转更好的社会。对我来说，现在的状况不好，几百万人正在经受家庭虐待，却不被澳大利亚其他地区所理解。遭受家暴的数字惊人，我想把这些告诉每个精神科医生、每个警察、每个心理学家、每个法官。”
这本书是希尔对澳大利亚家庭虐待问题为期4年的调查结果，她讲述遭受家暴的妇女与儿童的幸存者故事，探讨了家庭暴力的规模、危害、原因和解决办法。
斯特拉奖斯得名于澳大利亚传奇女作家斯特拉·玛丽亚·萨拉·迈尔斯·弗兰克林（Stella Maria Sarah Miles Franklin）。该奖项希望抵制澳大利亚文学奖中对女性的偏见，所以专门奖励女作家。今年是第八届，《瞧你逼我做了什么》是第一本获此殊荣的新闻类作品。
因受新冠疫情影响，今年的颁奖典礼在网上举行。澳大利亚前总理朱莉娅·吉拉德（Julia Gillard）是嘉宾之一，她说：“解决文学界的性别偏见问题至关重要。如果妇女的声音过多地被排除在我们的故事讲述之外，那么我们就无法编织出更具包容性和更丰富的共同文化。”
评委会主席Louise Swinn称，希尔的书有着惊人的力量，仔细破除了我们对家庭虐待问题所有相关的懒惰和陈旧谎言。这本书不仅吸引了人们对这场危机的关注，还为改革提供了解决方案。统计数字令人震惊，希尔的非凡行动号召不可忽视。
“我写这本书是因为需要写这本书。在澳大利亚的第一个庇护所运营以来的四十年里，没有人写过一本书揭露这个国家私下和公开的家庭虐待现象。这一点必须得到纠正。"希尔在获奖感言中说。
据《悉尼先驱晨报》，新冠疫情的流行改变了希尔的计划，变成在互联网上和亲朋好友聚会庆祝。同时，她关心现在澳大利亚的脆弱状况会如何影响那些易受伤害的妇女。根据联合国上周发布的新冠疫情对妇女影响的政策简报，这次疫情会加重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希尔觉得，尽管经济情况不一定是家庭暴力的原因，但它可能增加家暴发生的可能性。因此，政府新的工资补贴计划可能帮助减少家庭暴力。
事实上，流行病影响了希尔的收入状况，减少了许多工作机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她也将家暴问题和新冠疫情联系在一起。
希尔觉得，现在我们需要“更有创意”地让妇女与服务机构联系，比如在法国，妇女在药店使用一个暗语，就能引发家暴服务机构的回应。“在全球危机中，离开受虐待的关系可能看起来格外令人生畏。但是，妇女需要知道庇护所开放而且安全，这一点非常重要”，她对《卫报》说。
而且，“这不是一项仅仅通过政客自己就能解决的问题，它需要合作和社区介入。如果我们什么也不做，我们会出现社会崩溃，这正如应对目前新冠的论点一样。但是，我们的社会已经存在家庭暴力带来的崩溃。这就像一个看不见的点，从这个点上回荡着破坏，而我们不明白它到底会回荡到什么程度。”希尔对美国广播公司（ABC）说。
在《瞧你逼我做了什么》中，希尔称，在人口近2500万的澳大利亚，每周至少有一名女性遭亲密伴侣谋杀。她估计，大约每两分钟就有一起家庭暴力事件报案。
“家庭暴力也涉及刑事犯罪行为，但糟糕的是这些事情不会写在案情记录上。受害者最可怕的经历可能永远不会被警方记录，或者让法官理解全貌”，她在书中写道，“命令妻子怎么打扮、如何打扫房间、准许她买哪些杂货、让她感觉一无是处或产生愧疚感，这些确实不是‘犯罪行为’。不过，这却是家暴谋杀案的‘危险信号’。当犯罪发生之时，一切都为时已晚”。
相比之前的研究和报道，希尔注意到了家庭暴力中的儿童幸存者，“儿童幸存者知道所有藏身处，也知道争吵尖叫声开始时该如何让自己消失。当妈妈哭泣的时候，他们抱着妈妈，然后帮忙清洗血迹”。
澳大利亚圣母大学研究媒体的副教授Camilla Nelson在非盈利媒体《对话》（The Conversation）的一篇书评中称，希尔叙述和采访儿童幸存者的故事构成了这本书最令人不寒而栗的部分。
这一群体长期处于忽视状态，几乎没有可靠资料显示有多少儿童受到家庭暴力影响。据澳洲犯罪学研究所经常被引用的小型样本调查估计，比例大约为23％，而希尔引用的其他研究大多认为数字还要更高。在关于家庭暴力的新闻报道中也很少会出现儿童，因为记者担心采访儿童会对其造成二次伤害。希尔称，在澳洲的家事法庭等司法机构上，儿童的声音并不会以任何方式直接传达。
所以，最后的结果变成，孩子的定位往往沦为家长的附属品、财产或延伸物。
记者柴静曾在《看见》中说：“家庭是最小的社会单元，门吱呀一声关上后，在这里人们如何相待，多少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基本面目。全世界都存在难以根除的家庭暴力，没有任何婚姻制度可以承诺给人幸福，但应该有制度使人可以避免极端的不幸。”
中国自然也不例外。据中国妇联2004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中国2.7亿个家庭中大约有30%存在家庭暴力，有16%的女性承认遭受过配偶的暴力。但是在现实中，很少人会采取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即使报案，据《人民日报》（海外版），目前中国基层法院对因家庭暴力构不成伤害罪的自诉案件，最后80%都以调解和撤诉处理。
关于施暴者，媒体人梁文道在音频节目《八分》推荐的《有一种伤害，以爱为名》（Why Does He Do That?）做过分析。作者兰迪·班克罗夫特是研究家庭暴力的专家，经手案例超过二千件。
在班克罗夫特看来，施暴者内心有一套权力意识，扭曲了对“爱”的看法。这种人爱的往往是自己想象中的理想状态。当他发现对方不符合理想时，就会出现极端情绪表现，让对方觉得是自己做得不够好，进而心理操控。并且，这些人会默认男女之间存在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施暴男性会认为女性有责任和义务满足自己的各种需要，而且得首先照顾他的需要。
“很不幸的是，这种扭曲其实一度是我们社会默许的正常状态，那就是‘父权社会’。家暴这么普遍的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我们整个社会结构，以及支撑着社会结构，又在社会结构中被不断培育滋养的这套‘父权’意识。”梁文道说。
这套结构性反思固然深刻，但在希尔那里，家暴犯罪者之所以更常攻击女性，是因为他们内心有种“耻辱感”，这种耻辱感与传统定义的男子气概相违背，而后者告诉他们有权掌控一切，媒体将这种心态称为“有害的男子气概”（toxic masculinity）。我们以为可以借由体制完全根除这种心态，彷彿透过提升公民意识的运动就能解决。但她觉得，虽然公民意识运动具有正面作用，但继续指责父权制度并不足够。
她说，公众与媒体舆论的问题在于：犯罪者的模样始终“扑朔迷离”。在媒体报道中，犯罪者的行为在语言和象征方面并不重要，暴力经常被视为纯粹“离奇、无法解释或出乎意料”的行为，而这些模糊不清的词汇反倒掩盖了残酷的现实。
有时，受害者（多数为女性）的生活、希望与梦想更加受到注意，许多人最爱提出的问题是“她们干嘛不离开就好？”，却很少去质疑或严肃看待犯罪者的行为。
希尔认为，社会必须改变对家庭暴力的误解，严肃看待犯罪者的行为，而不是让一味指责受害者的公开言论蔓延。“如果我们能做到这点，我们就能阻止犯罪者──不是在未来几十年，而是现在。”
所以，她觉得我们现在不该去质问“幸存者为何不离开？”或发起另一场可能在20年后才产生影响力的公民运动，而该在司法程序方面注入更多资金，并将焦点摆在犯罪者身上，让他们承担应负的罪责。
Camilla Nelson介绍称，希尔以北卡罗来纳州高点市（High Point）的干预政策为例，该政策成功地将高点市的家庭谋杀率降低了一半。此前，这座城市的家庭暴力谋杀率是全美平均的两倍之多。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州伯克市的“为正义再投资”专案，也让家庭暴力相关的暴力事件减少了39％。希尔呼吁，司法与执法单位应该把家暴犯罪者视为打击犯罪的重点，而不只是一个“行动口号”。
在接受《卫报》的采访中，她希望《瞧你逼我做了什么》的获奖能够吸引更多读者，从而有利于家暴问题的解决。
“如果有更多人能够理解这些，我们将拥有一个运转更好的社会。对我来说，现在的状况不好，几百万人正在经受家庭虐待，却不被澳大利亚其他地区所理解。遭受家暴的数字惊人，我想把这些告诉每个精神科医生、每个警察、每个心理学家、每个法官。”
颜色是什么？
在物理学中，颜色这个参数是不需要的，取而代之的是光的波长。
我们看到的不同颜色对应的是不同波长的光。我们能够感受到的光（波长约380纳米至760纳米），被称为可见光，小于和大于这个范围的光是不可见光。
所以，颜色其实就是通过我们的器官——眼、脑所产生的对光的视觉感受。是我们的眼和大脑对自然界存在的不同波长的光进行加工后反映出来的一种感受。
不同波长的光才是自然界客观存在的东西，而颜色是“观测”后的产物。
当然，因为“存在”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哲学词汇，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自然界本来是不存在颜色的，出现了眼睛后，才出现了颜色，从这个角度来说，颜色对人类来说无疑是存在的，只是这种存在不是物理上的那种存在。
（1）我们怎么看到颜色眼睛之所以可以看到东西，就是因为眼睛里有两类细胞，一类叫做视杆细胞，它能够分辨出有没有光，视杆细胞越多，夜视能力越强。
还有一类叫视锥细胞，它能够分辨出颜色的不同，分辨的过程是：当敏感的颜色（指波长）照射到它的时候，它传递给神经的电信号电压就特别强；当不敏感的颜色照射时，传出去的电压就变得非常弱。
视杆细胞负责识别有没有光，视锥细胞负责识别是什么颜色的光。
所有哺乳类动物，只有灵长类有三类视锥细胞，而其他哺乳类动物都只有两种视锥细胞。
人的三种视锥细胞分别在光的波长在560nm、530nm、420nm，这三种视锥细胞感应到这3种波长的光时，输出的电信号电压最强。对应的颜色分别是黄色、绿色、蓝色
三种视锥细胞的光谱响应曲线非灵长类的哺乳类动物只有黄色和蓝色两种，没有绿色视锥细胞。所以在我们人类看来，它们都是红绿色盲。
爬行动物、鱼类、两栖类、鸟类，这些动物大部分有4种视锥细胞。它们能看到比我们丰富地多的颜色，世界在它们眼里更加地鲜艳。
为什么最高级的哺乳动物视锥细胞反而少呢？
（2）进化？还是演化？这里就是一个关于进化的误区。其实生物并不是在进化，而是在演化。自然界的演化并不一定是向结构越来越复杂，功能越来越强大的方向进展的，而是往越来越适合环境的方向发展的。
哺乳类动物在地球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都只能算是弱势群体，在各种大型动物的夹缝中生存，所以它们大部分是夜里出来觅食的。对于夜行动物来说，夜间的感光能力比分辨颜色的能力要重要地多了，所以视杆细胞相比视锥细胞对生存更有优势。
在进化过程中，视杆细胞取代了两种视锥细胞，这就导致哺乳类动物只剩下了两种视锥细胞。
直到6500万年前，恐龙灭绝了，哺乳类动物的生存空间一下子扩大了，它们逐渐能够在白天活动了。但是为什么它们的视锥细胞还是一直维持在两种？这是因为环境和物种竞争没有造成足够的压力，换一句话说，能够分辨更多的颜色对物种的生存没有优势，所以大部分哺乳动物还是只有黄色和蓝色两种视锥细胞。
只有灵长类在演化过程中进化出了对绿色敏感的视锥细胞。这是因为在丛林生活中，能够分辨出绿色这个技能非常重要，因为它能帮助我们的祖先更轻松地找到成熟的彩色果实，在一次偶然的突变后，这个性状就保留了下来。
（3）红绿色盲人类中的红绿色盲者就是因为感应绿色的视锥细胞数量太少了，所以绿色对于他们来说可以看做是不存在的，人类中的红绿色盲比例大概是6%，但其实这些人才是继承了我们哺乳类祖先传统基因的后代。
当今的几乎所有哺乳类动物其实都是由2亿多年前的夜行性哺乳类动物演化而来的，它们都是红绿色盲。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老虎披着黄黑条纹，却可以在绿色丛林中捕食。因为绿色在别的哺乳动物眼中也是黄色的。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正常人类眼中的老虎和普通哺乳动物眼中老虎的区别。
（4）四色视觉除了哺乳动物，别的很多动物都有4种视锥细胞，比如鸟类，它们有能感应黄、青、蓝、紫4种颜色的视锥细胞，而且这个紫色是在可见光的范围外的，也就是说，鸟类可以看到紫外线，所以它们眼中的世界和人类眼中是有很大不同的。但其实在人类中也有拥有4种视锥细胞的人。
最出名的是一位叫Concetta Antico 的印象派女画家。她比正常人多出一种能感应波长在橙色附近光的视锥细胞。
如果我们用老虎那个例子来类比的话，普通人眼中都是一样的橙色，可能在她眼中是完全不同的，而且那应该是一种我们所有人都没有见过的“橙”色。
目前发现的所有四色视觉的人都是女性，据估算，这类人在女性中的占比达到2%。这个比例并不低，那为什么很少有人宣称自己能看到不同颜色呢？这是因为那些真正的四色视觉者可能压根就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特异功能”。
我们在生活中能看到的绝大多数有颜色的东西都是为三色视觉者定制的，换句话说，我们的世界就是为三色视觉者建造的。
在这个世界中，缺少感应绿色视锥细胞的红绿色盲会碰到各种问题，所以很容易辨认出来。
而四色视觉者在平时生活中没有能够用到这项技能的地方，所以她们的潜能才没有被激活。
如果我们三色视觉者生活在四色视觉者建造的世界中，可能也会像红绿色盲一样出现各种困难吧。
而Cocetta Antico 之所以意识到自己的独特之处，是因为她是一位画家，平时经常和颜色打交道。四色视觉画家和普通画家在颜色的使用上也有不同，我们可以通过下面这张画，欣赏一下这位四色视觉者是怎么搭配颜色的。
（5）复杂的视觉机制除了视锥细胞会影响颜色，其实视杆细胞也会影响颜色。我们来看一张照片，这条白金蓝黑裙子曾经在互联网上引发了热议。
有人说这件连衣裙是白金相间的颜色，也有人说这件连衣裙是蓝黑相间的颜色，而且双方都是信誓旦旦，一口咬定自己看到的颜色就是对的。另外，也有人中午看的时候是白金相间，傍晚看则变成了蓝黑相间。
这是怎么回事？其实我们的视觉系统是非常复杂的，当我们看到一个物体时，大脑会根据外界的光源自动矫正色差。
一般来说，中午的太阳光是偏蓝色的，视杆细胞更加活跃，在这种情况下，眼睛对蓝色不敏感，所以看到的裙子是白金相间的，傍晚的时候，太阳光是偏红色的，视锥细胞较为活跃，眼睛对蓝色敏感，所以看到的裙子是蓝黑相间的。
我们的大脑喜欢偷懒，所以它进化出了一种机制，当视杆细胞活跃的时候，即使是傍晚，大脑也会认为外界的光源是偏蓝色的，反之亦然。
所以，如果你看到的是白金相间的裙子，说明你视杆细胞较为活跃，如果是蓝黑相间的裙子，则是视锥细胞较为活跃。
这个例子能够最直观的说明，颜色只是一种感官。
最后，在了解了我们如何看见颜色，以及视觉细胞的进化过程后，再回到最初的问题，颜色存在吗？作为一个常用的日常概念，它当然是存在的，它甚至是我们艺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们应该知道，在物理世界中它是不存在的，颜色只是我们看到的、属于我们的，世界的样子。
在物理学中，颜色这个参数是不需要的，取而代之的是光的波长。
我们看到的不同颜色对应的是不同波长的光。我们能够感受到的光（波长约380纳米至760纳米），被称为可见光，小于和大于这个范围的光是不可见光。
所以，颜色其实就是通过我们的器官——眼、脑所产生的对光的视觉感受。是我们的眼和大脑对自然界存在的不同波长的光进行加工后反映出来的一种感受。
不同波长的光才是自然界客观存在的东西，而颜色是“观测”后的产物。
当然，因为“存在”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哲学词汇，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自然界本来是不存在颜色的，出现了眼睛后，才出现了颜色，从这个角度来说，颜色对人类来说无疑是存在的，只是这种存在不是物理上的那种存在。
（1）我们怎么看到颜色眼睛之所以可以看到东西，就是因为眼睛里有两类细胞，一类叫做视杆细胞，它能够分辨出有没有光，视杆细胞越多，夜视能力越强。
还有一类叫视锥细胞，它能够分辨出颜色的不同，分辨的过程是：当敏感的颜色（指波长）照射到它的时候，它传递给神经的电信号电压就特别强；当不敏感的颜色照射时，传出去的电压就变得非常弱。
视杆细胞负责识别有没有光，视锥细胞负责识别是什么颜色的光。
所有哺乳类动物，只有灵长类有三类视锥细胞，而其他哺乳类动物都只有两种视锥细胞。
人的三种视锥细胞分别在光的波长在560nm、530nm、420nm，这三种视锥细胞感应到这3种波长的光时，输出的电信号电压最强。对应的颜色分别是黄色、绿色、蓝色
三种视锥细胞的光谱响应曲线非灵长类的哺乳类动物只有黄色和蓝色两种，没有绿色视锥细胞。所以在我们人类看来，它们都是红绿色盲。
爬行动物、鱼类、两栖类、鸟类，这些动物大部分有4种视锥细胞。它们能看到比我们丰富地多的颜色，世界在它们眼里更加地鲜艳。
为什么最高级的哺乳动物视锥细胞反而少呢？
（2）进化？还是演化？这里就是一个关于进化的误区。其实生物并不是在进化，而是在演化。自然界的演化并不一定是向结构越来越复杂，功能越来越强大的方向进展的，而是往越来越适合环境的方向发展的。
哺乳类动物在地球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都只能算是弱势群体，在各种大型动物的夹缝中生存，所以它们大部分是夜里出来觅食的。对于夜行动物来说，夜间的感光能力比分辨颜色的能力要重要地多了，所以视杆细胞相比视锥细胞对生存更有优势。
在进化过程中，视杆细胞取代了两种视锥细胞，这就导致哺乳类动物只剩下了两种视锥细胞。
直到6500万年前，恐龙灭绝了，哺乳类动物的生存空间一下子扩大了，它们逐渐能够在白天活动了。但是为什么它们的视锥细胞还是一直维持在两种？这是因为环境和物种竞争没有造成足够的压力，换一句话说，能够分辨更多的颜色对物种的生存没有优势，所以大部分哺乳动物还是只有黄色和蓝色两种视锥细胞。
只有灵长类在演化过程中进化出了对绿色敏感的视锥细胞。这是因为在丛林生活中，能够分辨出绿色这个技能非常重要，因为它能帮助我们的祖先更轻松地找到成熟的彩色果实，在一次偶然的突变后，这个性状就保留了下来。
（3）红绿色盲人类中的红绿色盲者就是因为感应绿色的视锥细胞数量太少了，所以绿色对于他们来说可以看做是不存在的，人类中的红绿色盲比例大概是6%，但其实这些人才是继承了我们哺乳类祖先传统基因的后代。
当今的几乎所有哺乳类动物其实都是由2亿多年前的夜行性哺乳类动物演化而来的，它们都是红绿色盲。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老虎披着黄黑条纹，却可以在绿色丛林中捕食。因为绿色在别的哺乳动物眼中也是黄色的。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正常人类眼中的老虎和普通哺乳动物眼中老虎的区别。
（4）四色视觉除了哺乳动物，别的很多动物都有4种视锥细胞，比如鸟类，它们有能感应黄、青、蓝、紫4种颜色的视锥细胞，而且这个紫色是在可见光的范围外的，也就是说，鸟类可以看到紫外线，所以它们眼中的世界和人类眼中是有很大不同的。但其实在人类中也有拥有4种视锥细胞的人。
最出名的是一位叫Concetta Antico 的印象派女画家。她比正常人多出一种能感应波长在橙色附近光的视锥细胞。
如果我们用老虎那个例子来类比的话，普通人眼中都是一样的橙色，可能在她眼中是完全不同的，而且那应该是一种我们所有人都没有见过的“橙”色。
目前发现的所有四色视觉的人都是女性，据估算，这类人在女性中的占比达到2%。这个比例并不低，那为什么很少有人宣称自己能看到不同颜色呢？这是因为那些真正的四色视觉者可能压根就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特异功能”。
我们在生活中能看到的绝大多数有颜色的东西都是为三色视觉者定制的，换句话说，我们的世界就是为三色视觉者建造的。
在这个世界中，缺少感应绿色视锥细胞的红绿色盲会碰到各种问题，所以很容易辨认出来。
而四色视觉者在平时生活中没有能够用到这项技能的地方，所以她们的潜能才没有被激活。
如果我们三色视觉者生活在四色视觉者建造的世界中，可能也会像红绿色盲一样出现各种困难吧。
而Cocetta Antico 之所以意识到自己的独特之处，是因为她是一位画家，平时经常和颜色打交道。四色视觉画家和普通画家在颜色的使用上也有不同，我们可以通过下面这张画，欣赏一下这位四色视觉者是怎么搭配颜色的。
（5）复杂的视觉机制除了视锥细胞会影响颜色，其实视杆细胞也会影响颜色。我们来看一张照片，这条白金蓝黑裙子曾经在互联网上引发了热议。
有人说这件连衣裙是白金相间的颜色，也有人说这件连衣裙是蓝黑相间的颜色，而且双方都是信誓旦旦，一口咬定自己看到的颜色就是对的。另外，也有人中午看的时候是白金相间，傍晚看则变成了蓝黑相间。
这是怎么回事？其实我们的视觉系统是非常复杂的，当我们看到一个物体时，大脑会根据外界的光源自动矫正色差。
一般来说，中午的太阳光是偏蓝色的，视杆细胞更加活跃，在这种情况下，眼睛对蓝色不敏感，所以看到的裙子是白金相间的，傍晚的时候，太阳光是偏红色的，视锥细胞较为活跃，眼睛对蓝色敏感，所以看到的裙子是蓝黑相间的。
我们的大脑喜欢偷懒，所以它进化出了一种机制，当视杆细胞活跃的时候，即使是傍晚，大脑也会认为外界的光源是偏蓝色的，反之亦然。
所以，如果你看到的是白金相间的裙子，说明你视杆细胞较为活跃，如果是蓝黑相间的裙子，则是视锥细胞较为活跃。
这个例子能够最直观的说明，颜色只是一种感官。
最后，在了解了我们如何看见颜色，以及视觉细胞的进化过程后，再回到最初的问题，颜色存在吗？作为一个常用的日常概念，它当然是存在的，它甚至是我们艺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们应该知道，在物理世界中它是不存在的，颜色只是我们看到的、属于我们的，世界的样子。
【史上最全经济学知识汇总！】
①149个宏观经济学重要名词解释
②165个微观经济学名词解释汇总
③179个股票名词解释大全
④168个政治经济学名词解释大全
⑤管理学10大经典定理
⑥30个当下流行的金融词汇
⑦互联网常见34个术语解释
⑧如何简单快速地看懂上市公司年报
⑨99个经济学名词解释大全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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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49个宏观经济学重要名词解释
②165个微观经济学名词解释汇总
③179个股票名词解释大全
④168个政治经济学名词解释大全
⑤管理学10大经典定理
⑥30个当下流行的金融词汇
⑦互联网常见34个术语解释
⑧如何简单快速地看懂上市公司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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